西藏之頁 - 《西藏通訊》

《西藏通訊》
( 總第51期、2004 年9-12月號)

達賴喇嘛特使第三次訪問中國
藏人呼吁釋放丹增德勒仁波且
達賴喇嘛答《時代》記者問
西藏女作家贊美達賴喇嘛遭迫害
西藏紀錄片再獲加拿大最佳電影獎
聯合國人權小組西藏之行受阻
三名西藏婦女在印度爆炸事件中遇難
亞太地區西藏聲援組織會議
西藏的秘密（唯色）
各國議會代表團等訪問流亡社會
向西藏懺悔（余傑）
第四十一任薩迦法王蒞台弘法
達賴喇嘛訪問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
西藏問題是漢民族的心結（廖天琪）
西藏人民議會十三屆第八次會議召開
美國會聽證會指藏人繼續遭受中共酷刑
西藏文化節
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王力雄）
第四屆 " 族群青年演習營"
達賴喇嘛外訪錄
安多地區發現大量西藏古墓
宇宙責任基金會與「佛教與科學研討會」
公安槍殺寺院堪布
康區三藏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
二藏人因高呼藏獨口號被捕
三藏人抗議破壞環境被逮捕
達次仁波切榮獲終生成就獎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達瓦才仁）
西藏的生態難民
外國記者看西藏發展
西藏文化巨星的殞落
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政府
美國之音記者眼中的西藏
簡訊：

達賴喇嘛特使第三次訪問中國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于 9 月 12 日開始恢復接觸以來的第三次訪中。
   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發表的聲明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特使嘉日洛智堅參和格桑堅參以及助理普瓊次仁、達布索南諾布四人組成的代表團 9 月 12 日將前往中國訪問』。聲明指出：特使團再次能夠前往，達賴喇嘛深感高興，他希望能夠取得進一步的進展，並為解決西藏問題導致實質性談判。希望這次代表團的訪問有助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
  對於達賴喇嘛特使的訪華，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出：國務院高興地獲悉，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Lodi Gyari) 先生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已到達北京，與中國政府舉行會談。這是2002 年9 月以來達賴喇嘛特使第三次訪問中國。第二次訪問是在2003 年6-7 月間進行的。總統和國務卿繼續與中國領導人就同達賴喇嘛或其代表舉行實質性對話以解決雙方由來已久的分歧的必要性舉行討論。本屆政府將以極大的興趣注視此次訪問，並期待在會談結束時了解更多的情況。我們希望，此行將推動雙方的實質性對話。
  歐盟在專門發表的聲明中對特使第三次訪中表示歡迎，並指出『歐盟一直期待著第三次訪問並希望其推動北京和達賴喇嘛代表之間舉行具體、直接的對話，引導出一個和平、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歐盟對這次的訪問極為關注。』
  另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在西藏流亡政府歷時十天的一次議會會議上，流亡政府一個由四十六人組成的議會9 月9 號投票表決，繼續支持流亡政府的中國政策，即堅持所謂的『中間道路』，加強同中國的關系，並繼續在國際上呼吁有關西藏問題的解決。此次西藏議會中有不到一半的代表試圖要求通過一項決議，重新審議西藏流亡政府的現行中國政策，但是決議沒有獲得多數通過而宣告流產。
  代表團返回印度後，于 10 月 13 日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會議室召開了記者會，特使嘉日洛智堅參表示他們此次訪問了廣東、湖北和西藏康區甘孜地區，并會晤了中國統戰部部長劉延東、朱維群和中國民族委員會的有關負責人。
  特使洛地嘉日在發表聲明的記者會上表示，雙方進行了坦率、但是融洽的會談。洛地嘉日說：『北京方面坦誠地對我們表述了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會談就象治療傷口，如果不把傷口裡的濃擠出來，就不利於傷口的愈合，因此，會談中我方也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洛地嘉日說，他認為這次和北京的會談是真正開誠布公的一次，也是討論問題最詳細的一次。雖然這次會談在真正意義上還不是談判，但對將來繼續深入討論解決西藏問題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意義。
  西藏流亡政府的聲明說，顯然，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政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有深刻分歧，有些是根本的分歧。聲明說，雙方都認識到有必要進行更具體的討論，以縮小這種分歧。洛地嘉日說，解決西藏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不能急於求成，需要時間和耐心。速戰速決地了斷分歧對西藏來說不一定是好事，解決問題要穩步前進。
  10 月21 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向澳大利亞政府談到了有關達賴喇嘛特使不久前對中國的訪問。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說，沈國放說，達賴喇嘛特使的訪問不但有用而且很受益。

藏人呼吁釋放丹增德勒仁波且
  12 月2 日，是丹增德勒兩年緩刑期的結束日。在此之前，由西藏青年會、西藏婦女會、西藏民主黨、西藏九 ‧ 十三等組織在世界各地發起了絕食、燭光遊行等一系列營救丹增德勒仁波且的活動。
  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的營救活動也廣泛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11 月 19 日，歐盟議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共取消對西藏宗教領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對他進行公正的判決。並要求在關押期間不得實施暴虐。同時呼吁中國政府、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人民法院對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進行公正的審判。最後還呼吁中共釋放更多的西藏政治犯。
  據美國之音12 月2 日報導： 2002 年，中國四川成都發生爆炸事件，因此，有兩名藏人被判處死刑，丹增德勒是其中之一。由於國際間對審判不公出現抗議，他的死刑被暫緩兩年執行。這個星期四，兩年的期限已經到了。被判死刑的兩名藏人都否認捲入了那場炸彈襲擊，但是其中的洛桑頓珠已經於2003 年被處死。美國和國際人權組織對丹增德勒一案表示了關注，認為對他的審判和量刑都沒有透明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最近和中國官員會晤的時候提出了丹增德勒的問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星期四指出：『我希望中國政府像過去對有些死刑案重新考慮一樣，對這個死刑的決定也重新考慮。』
  加拿大外長佩蒂格魯星期三說，他的政府和其他國家一道正在對中國施壓，要求免除丹增德勒的死刑。他說：『我們已經向中國提出改變這一死刑的決定。』佩蒂格魯表示，已經在北京和渥太華幾個不同場合中提起這個案例。
  在倫敦中國駐英使館外面，抗議人士周四在樹上挂起了標語，抗議中國對丹增德勒的判決。晚上又有大約100 人舉行了兩個小時的燭光紀念會，每個人都舉著牌子，上面寫著『釋放丹增德勒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的議員和三名印度議員在新德里步行前往中國大使館，準備遞交一份文件，尋求釋放藏人喇嘛丹增德勒。他們的行動受到了警察的阻攔。
  在美國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負責人布窮次仁表示，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審判顯然不符合司法程式，因? 對他的審判都是秘密進行的。他說：『我們沒法得到任何獨立的消息來源來證實中國政府作了些什麼。我們認為審判是不公平的，沒有按照應有的程式調查審判。』
  據【美聯社】報道說，聯合國專家表示，有大量可信的報道都表示，在審判丹增德勒的過程中存在著一連串違反人權的現像，包括違反公開審判的權利，拒絕這名藏人喇嘛選擇自己的律師，禁止他在法庭上觀察就他的犯罪指控提出的證據。報道說，在審判之前他也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一位女發言人說，令美國依然感到關切的問題之一包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從未按照中國自身的法律規定對這個案件進行審核。一些美國外交官，包括國務卿鮑威爾最近跟中國官員會晤的時候提出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問題。
  在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前， 10 月9 至10 日，保加利亞西藏人社區和『西藏之友』組織搭起一頂藏式帳篷進行抗議，參議員裴瑞格蘭德 (Pierre Galand) 等幾百名西藏支持者參加了這次的活動。

達賴喇嘛答《時代》記者問
  當50 年代中國入侵西藏之時，發誓要給這個與世隔絕的封建王國帶來現代化。當實際上帶來的是強壓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專製統治，使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逼迫流亡。69 歲的達賴喇嘛在印度麥克洛德甘基的住處接受了《時代》雜誌艾萊克斯派裡采訪。
問：西藏的狀況如何？
答：盡管經濟上有了一些進步和發展，對我們的文化遺傳、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態系統遭受的威脅非常嚴重。鄉村的教育和醫療設施非常、非常的可憐。
問：有什麼理由感到樂觀嗎？
答：不是外來的力量改變了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共產主義和專製政權，而是自己的人民。這些是正面的發展。中國（仍然）實施的是同樣的製度，但是在變化中。信息、宗教以及出版方面的自由度比以往高得多。從這一點看，對於改善西藏的狀況充滿了希望。如今，數量相當多的（中國）人對保護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越來越關注。
問：您與北京之間的關系如何？
答：三年前我們與北京之間重建聯系並有了直接的接觸。我們目前還不企求取得什麼重大的突破，因為西藏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加之中國政府疑心過重並且非常謹慎，所以需要時間。總的來說，面對面的會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問：您不尋求西藏獨立，為此受到了不少批評。
答：有些西藏人說我出賣了他們爭取獨立的正當權利。但我的策略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西藏還落後。她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但我們缺乏技術或技能（開發它們）。這樣如果我們留在中國，我們應該會得到更多的利益，假如中國能尊重我們的文化和環保價值並且讓我們享有一定的自由。
問：有些人說中國在等待您圓寂。
答：那裡有兩中觀點：是的，有些人說，一當達賴喇嘛去世了，整個西藏問題會消失的。另外的觀點認為，西藏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會變得更加嚴重，因無人將引導和統率藏人，西藏問題會變得更棘手。哪一種觀點是正確的？我不知道。這有等到我去世後（大笑），那時事實就會回答。
問：一旦您不在，海外西藏人的凝聚力還會有嗎？
答：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任何一個個人的去世無疑是損失。但是，西藏問題是一個民族的前途問題，只要這個民族存在，問題就會存在。
問：您之後，達賴喇嘛的地位將會有什麼變化？
答：達賴喇嘛轉世製度是否要繼續存在，決定權就在於廣大西藏人民之手。如果他們覺得沒有必要，那它就不會再有。但是，如果我今天去世，他們將想有另外一個達賴喇嘛。中國政府會接受這個嗎？中國政府可能會任命另外一個達賴喇嘛，就象他們對待班禪喇嘛一事。到時候，會有兩個達賴喇嘛。一個是西藏人民心中的達賴喇嘛，而另一個則是當局任命的達賴喇嘛。
問：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施加壓力，中國會取勝嗎？
答：不管怎麼說，中國已經成了雙贏手。它已經控製了西藏。但是，什麼是你所指的贏和輸？這是複雜的。我們不是在建議分離，而是西藏在中國的框架之內變得更富強。
問：流亡使您個人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答：當然，我失去了自己的國家，我成為一名沒有國家的人已有45 年多。不過我想我得到了非常好的機會學習新的東西，其中包括其它的文化傳統。
問：您對將來的看法是什麼？
答：如果你只看西藏目前的狀況，會感到沒有希望。但是從大處著眼而看，充滿希望。用一句話說--- 還不錯。
-----（國際聲援西藏中心譯）

西藏女作家作品贊美達賴喇嘛受嚴重迫害
  中國人權2004 年10 月27 日報道：西藏女作家唯色的作品贊美達賴喇嘛，導致她失業丟房不準出國流落北京。
  中國人權收到國內知情人士報告，西藏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因宗教和思想而遭受嚴重迫害。由於中國統戰部和中國出版總署認定，唯色的作品中有贊美達賴喇嘛的政治錯誤，因而她目前丟失了工作也沒有了收入。唯色所在單位西藏文聯沒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她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全部社會保障，並且不批準她辦理出國護照的申請。唯色為了逃避每日騷擾式的檢討『錯誤』、抨擊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政治壓力，只得離開西藏拉薩而流落北京，住在友人家中生活境遇相當艱困。
  唯色被中國官方認定有『政治錯誤』的書，是名為《西藏筆記》的一本有關西藏歷史、人物和現實生活的散文集。此書在2003 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並再版。但中共中央統戰部卻發現《西藏筆記》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有關部門隨即對該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該書，隨後通過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此書。
  在中國官方發行的《圖書出版通訊》總第22 期上，刊登了由中共宣傳部、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召開的會議內容，其中記錄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石峰對《西藏筆記》所謂錯誤的指責是：『存在贊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葛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丹增和他的兒子》等，前者描寫著名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喇嘛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作者對達賴喇嘛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觀念；後者則流露出對當年平叛斗爭有某種誤解。』
  《西藏筆記》給出版社和作者都帶來了災難。知情人士告訴中國人權，花城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和該書責任編輯被責令檢討，據說有關人員共交了六次書面檢討才『過關』。唯色的主管單位西藏文聯，成立了對她進行『思想教育』的專門小組，責令唯色進行檢討。中共有關當局還每天派各種角色的人，輪番找唯色和她的家屬談話，還指派她去青藏鐵路工地寫歌頌文章，『立功贖罪』，逼她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宗教。
  唯色不願作出違心檢討, 也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她不堪每日的思想『洗腦』壓力，只得選擇躲到北京友人家中，行前在她寫給西藏文聯黨組的信中說：『對《西藏筆記》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對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看法。要我 ' 過關'，則是要我承認信仰佛教是錯誤，承認我以自己眼光觀察西藏現實不應該，必須在未來的寫作中放棄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描述必須遵照官方口徑，等等。對此我只能表示，這個 ' 關' 我過不了，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這種 ' 過關' 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
  唯色是中國少有的用漢語寫作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在1966 年出生，生活在四川省的藏族居住區。唯色1988 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系，曾經做過《甘孜州報》的記者。從1990 年開始，唯色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唯色撰寫的《西藏筆記》被查封前，她被領導派往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期刊主編高級研討班的學習，並被西藏文聯確定結業後擔任《西藏文學》的副主編。就在唯色北京學習之中，《西藏筆記》事件發生，唯色被立即召回西藏拉薩，西藏文聯開始了對她的批判和迫使認錯等『洗腦』。唯色已經發表的作品還有《西藏在上》、《絛紅色的地圖》等。
   唯色是一個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也是一個西藏文化的熱誠保護者，她曾經發起一些簽名活動，以保護西藏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的尊嚴。中國著名游泳家張健，一向以徵服人類未曾橫渡的江河湖海而成為媒體焦點。張健曾經橫渡中國青海省的青海湖，而青海湖是藏人心目中的聖湖，徵服性的橫渡對藏人而言是對神山聖湖的褻瀆。在張健籌備徵服另一個藏人聖湖納木措湖時，唯色起草了一封呼吁張健放棄橫渡納木措湖的簽名書，藏人的漢語網站『藏人文化網』同時發表了給有關部門的公開信，終於促使張健取消了橫渡納木措湖的計劃。長期生活在漢人居住區的藏族著名歌手韓紅，原來也計劃了『空降布達拉宮』的演唱會，由於唯色起草的簽名信指出了同樣褻瀆藏人文化的問題，韓紅放棄了這次已經籌辦的演唱會。由於同樣的文化理由，唯色一向反對修建通往拉薩的青藏鐵路，堅決拒絕指派她寫歌頌青藏鐵路文章的任務。
  中國人權對唯色的處境極為擔心，譴責中國政府對唯色堅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而采取的打壓做法，嚴正要求中國政府放棄對唯色的懲罰措施。中國有關當局對藏族作家唯色的迫害，不僅是對國際人權憲章的公然違背，是對中國憲法有關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保護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踐踏，也是對西藏文化侵略性的破壞行為。中國人權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藏人的文化願望。藏漢關系總是一個處理不好的中國政治問題，其中中國政府對藏人文化缺乏理解和尊重，無疑是一個常常引發不滿和沖突的重要因素。

西藏紀錄片再獲加拿大最佳電影獎
  10 月8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辦的國際電影節上，由加拿大制片人圖瑞塢斯特和拉特維培先生利用八年時間製作的西藏紀錄片《我們保留了什麼》和另外一部影片再度榮獲加拿大最佳電影獎。
  電影節上共放映了三百八十部影片，觀眾達十五萬人。這部獲獎的影片是由加拿大兩位制片人利用八年時間偽裝成旅客前往西藏進行采訪，並冒險通過手提電腦把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音像和講話帶到西藏，在西藏和藏人進行接觸時，藏人企盼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感人情節之真實紀錄。
  這部紀錄片的製作人表示：這一紀錄片不僅反映藏人和西藏文化，而且反映了我們人類還剩下什麼的問題。他還指出如果讓西藏在軍事鎮壓下滅亡，我們將來怎麼向下一代解釋。在領獎時他向人們呼吁爭取和關注西藏從中共的統治下解脫出來。另外，今年九月 17 日至 24 日在加拿大舉辦的大西洋電影節上這部影片榮獲大西洋電影節最佳唱片電影獎和觀眾喜愛的影片獎。據瞭解這部影片計劃將在好萊塢電影節展出。

聯合國人權小組西藏之行受阻
  據BBC 十月四日報道，由於中國方面拒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一個工作小組訪問西藏扎什監獄關押的幾名異見人士，工作小組被迫提前結束了行程。扎什監獄是聯合國任意拘禁問題工作小組此次行程最重要的一站。
   七年前，這個工作小組在訪問扎什監獄時一名拘禁者高喊支持達賴喇嘛的口號。聯合國任意拘禁問題工作小組說，這名高呼口號者後來遭到看守的毒打，並且延長了刑期。一些人權組織估計，德拉扎什共關押了600 名普通犯人和60 名政治犯。

三名西藏婦女在印度爆炸事件中遇難
  印度那加蘭邦的商業城市迪馬布爾10 月2 日發生的兩起恐怖爆炸襲擊造成近20 人死亡，其中有3 名是流亡的西藏婦女。據報道，10 月2 日早晨，兩枚炸彈分別在迪馬布爾火車站站台和一個商業中心發生爆炸，在商業中心的爆炸中有3 名西藏婦女遇難，她們是次仁卓嘎、普布參曲和娜潔，爆炸還造成其他14 名西藏人受傷，許多流亡藏人經營的商店被炸毀。至今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這一事件負責。

亞太地區西藏聲援組織會議
  《自由西藏》11 月 22 日報道，亞太地區西藏聲援組織第一次會議本月初在澳大利亞悉尼圓滿閉幕。參加展開會議的由日本、新西蘭、香港、澳大利亞、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西藏聲援組織代表。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辦事處、西藏流亡政府日本辦事處、西藏流亡政府澳大利亞辦事處代表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亞太地區西藏聲援組織會議上各代表就未來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開展聲援西藏運動、宣稱西藏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亞太聲援西藏組織會議上各組織一直通過開展各種運動敦促中共北京政府無條件和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會談。而且，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向個聲援組織所在國政府和議會呼吁，為釋放西藏宗教領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向中共政府施壓等。

西藏的秘密
-- 獻給獄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
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

唯色
1、
細細想一想，他們與我有何關係？
班旦加措(1)，整整被關押了三十三年；
阿旺桑珍(2)，從十二歲開始坐牢；
還有剛剛釋放的平措尼珍(3)；還有仍舊囚禁在某個監獄的洛桑丹增(4)。
我並不認得，真的，我連他們的照片也未見過。

只在網上看到一個老喇嘛的跟前，
手銬，腳鐐和匕首，幾種性能不同的電棒。
他那凹陷的臉，溝壑似的皺紋，
卻還依稀可見年輕時的俊朗。
再美也不屬於世俗，因為自幼出家，
外表的美需要向佛陀的精神轉化。

十月的北京郊外，秋風蕭瑟如換了人間。
我讀著在拉薩下載的傳記，
看見雪域的眾生被外來的鐵蹄踩成齏粉。
班旦加措在低語：『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中國人在我的國家裏所設的監獄中度過。』(5)
但還有一種聲音，從中可以『辨認出寬恕的話語』(6)。

戴面具的魔鬼不定期地原形畢露，
連古老的神祗也敵它不過，
反倒是一個個肉體凡胎憑添許多勇氣。
誰若把深夜裏的祈求變成陽光下的呼喊，
誰若把高牆下的呻吟變成傳向四方的歌聲，
那就逮捕! 加刑! 無期徒刑! 死緩! 槍斃!

我素來噤聲，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來就在解放軍的號聲中成長，
適合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紅旗下的蛋，卻突然被擊破。
人到中年，遲來的憤怒幾欲沖出喉嚨。
紛飛的淚水只為比我年輕卻蒙難的同胞難以止住。

2、
但我認識兩個正在獄中的重犯，
都是活佛，都是東部的康巴人。
晉美丹增(7)，阿安紮西(8)；或者邦日，丹增德勒；
這分別是他們的俗名和法名。
就像某個遺忘的密碼得以啟動，
並不遙遠的記憶推開在刻意回避時關緊的大門。

是的。最早在拉薩的郵局。他請求我寫一封電報。
他笑吟吟地說：『我不知道中國人的字怎麼寫。』
他應該是我眾多朋友中的第一個活佛，
一次藏曆新年，我們走進帕廓街的一家照相館，
在花裏胡哨的佈景前親切地合影。
我還把他帶到朱哲琴的MTV(9) 中，表演優美的手印。

一個戴眼鏡的衛藏女子成為他的伴侶。
他倆辦了一所孤兒院，五十個孩子都是流落街頭的小乞丐。
我也認領了一個，但有限的憐憫很快因突發的意外而中止。
他倆為何被捕，我一無所知，據說與某個早晨，
在布達拉宮廣場升起的雪山獅子旗有關。
但我得承認，我並不想瞭解太多，也從未有過探監的念頭。

是的。幾年前的雅礱江邊，他凝望著在洪水中翻滾的蘋果：
『看，報應來了。』他的痛楚讓慕名而來的我不知所措。
他當然著名。在這個紛紛變節和沈默的年代，
走遍鄉村傳揚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評時弊的他，
是那麼多農民、牧人和他撫養的孤兒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員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為快。

一次次精心設計的圈套，終於在『911 』之後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義殺一儆百。
據說私藏炸藥和淫穢錄影的他，策劃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記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難過地說：
『我的媽媽病死了，我要為她閉關，修法一年。』
一個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會與殺生奪命的爆炸案有牽連？

3、
我還認識一位元喇嘛，他教給我皈依和觀想的經文。
但那天在色拉寺，他的學生對我哭訴，
正在修法的他，突然被警車帶往有名的古紮看守所，
理由是他涉嫌這個或者那個企圖顛覆政權的案件。
我和幾個僧人趕去看望，路上塵土滾滾，不像今天鋪上了柏油。
酷日下，見到的只是持槍的士兵冷若冰霜的臉。

如同突然被抓，他又被突然釋放，結論是證據不足。
在劫後餘生的感慨中，他送給我一串奇異的念珠，
是用牢裏的饅頭、窗外開得黃燦燦的鮮花和親人送來的白糖捏成的。
每一顆都有密密的指紋；每一顆都彷佛留著體溫，
誦念的佛經，九十多個屈辱中的日子。
一百零八顆念珠啊，堅實得像一粒粒頑強的石頭。

我還見過一個阿尼，她的年紀才是我的一半。
當她沿著帕廓，邊走邊喊，那藏人皆知的口號，
就被沖上來的便衣蒙住嘴巴的夏天，
我正為二十八歲的生日挑選美麗的衣裳。
而我十四歲時，一心想在來年考入成都的高中。
我寫的作文，有一篇獻給正跟越南人打仗的解放軍。

七年後，被逐出寺院的她替一位好心的商人打工。
她個子矮小，強烈的陽光下戴一頂難看的毛線帽。
『換一頂布帽子吧。』我打算送給她。
但她不肯。『我頭疼，帶毛線帽要好受得多。』
『為什麼？』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的頭在監獄裏被他們打壞了。』

至於點頭之交的洛丹，有著令人羡慕的職業和前途，
卻在一次通宵狂飲之後，獨自搭車去了甘丹寺。
據說他在山頂拋灑『隆達』時，喊了幾聲那致命的口號，
駐守在寺院中的警察立即將他抓獲。
党的書記批示『酒後吐真言』，
一年後，拉薩街頭又多了一個被關過的無業遊民。
4、
寫到這，我不願把這首詩變成控訴，
但被囚禁的人，為什麼，穿袈裟的比不穿袈裟的更多？
這顯然有悖常識，誰不知道暴力與非暴力的界線？
果然是羅剎女的骨肉，寧肯把苦難交給自己的喇嘛和阿尼。
讓他們挨打，將牢底坐穿，甚至赴死。
擔當吧，喇嘛和阿尼，請你們為我們擔當！

無從知道，那難捱的分分秒秒，那難忍的日日夜夜，
怎樣地折磨著一個人的肉體和精神？
說到肉體，我不禁暗自發抖，
我最怕的就是痛，一個耳光都會把我打垮。
羞愧中，我替他們數著彷佛沒有盡頭的刑期。
西藏的良心啊，不止一顆，在現實中的地獄持久地跳動。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甜茶館，無關痛癢的小道消息滿座飛；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茶園，快樂的退休幹部把麻將打到天黑；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小酒館，腆著肚皮的公務員每晚喝得大醉；
唉，讓我們快樂地消極下去吧，總比當一名『昂覺』要好得多。
所謂『昂覺』，就是『耳朵』，就是那些看不見的告密者。
多麼形象的外號！多麼幽默的拉薩人！

背叛與出賣，在窺探和竊竊私語中悄悄地進行。
幹得越多，越能夠得到豐厚的賞賜，足以變成一個大人物。
一次走在街上，奇怪地，我一下子緊緊蒙住自己的耳朵，
擔心它稍有疏忽，就落入別人的掌心；
擔心它也變成『昂覺』，伸向各個角落，越來越尖，
就像童話中那個小孩的鼻子，一說謊就變長。

究竟有多少可疑的『耳朵』就在身邊？
又有多少不是『耳朵』的『耳朵』卻被錯怪？
如此奇異的人間景象，比糖衣和炮彈更容易摧毀一切。
想到這些，我憂傷地、不情願地發現：
還有一個西藏，就藏在我們生活的西藏的另一面，
這讓我再也不能寫下一首抒情的詩！

5、
但我依然緘默，這是我早已習慣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憑什麼呢？有誰說得清楚？
其實人人都這樣，我理解。
有人說：『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10)
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就像提起過去和今天，他突然的啜泣令我驚駭。
絳紅色的袈裟蒙住他的臉，我卻忍不住大笑，
為的是掩飾猛然被揪疼的心。
周圍的人們向我投來責備的眼光，
只有從袈裟中抬頭的他，當我們雙目交織，
微微的顫慄，讓彼此覺察到恐懼的份量。

一個新華社的記者，一個藏北牧人的後代，
在中秋之夜噴著滿口的酒氣，用黨的喉舌呵斥我：
『你以為你是誰？你以為你的揭露就會改變這一切嗎？
你知不知道我們才在改變一切？你搗什麼亂？』
我的確犯規了嗎？我想反駁，卻從他的嘴臉看出走狗的凶相。
而更多的人，更為嚴重的搗亂，是不是足以被清除出局？

我彷佛聽見她們用誦經的嗓子輕柔地唱道：
『芬芳的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枯萎了；
西藏的雪山，在太陽的高溫下燒焦了；
但是永恒希望之石，保護我們這群誓死追求獨立的青年。』(11)
不，不，我並不是非要將政治的陰影帶進詩中，
我僅僅在想，那囚牢裏，才十多歲的阿尼? 何不畏懼？

那? 書寫吧，只是? 了牢記，這可憐巴巴的道德優越感，
我當然不配，只能轉化為一個人偶爾流露的隱私。
遠離家鄉，身陷永遠陌生的外族人當中，
懷著輕微的尷尬，安全地、低聲地說：
細細想來，他們與我怎會沒有關係？！
而我只能用這首詩，表達我微薄的敬意，疏遠的關懷。

2004-10-21 初稿 2004-11-10 修改
注釋：
（1）班旦加措：西藏的一位普通僧人。1959 年3 月在拉薩抗暴事件發生之後，28 歲的他因拒絕出賣上師被捕入獄，隨後不斷加刑，受盡煎熬，直至1992 年他已60 歲時才被釋放。之後他偷渡印度，在達賴喇嘛居住的達蘭薩拉，向世人講述了記載他苦難一生的傳記《雪山下的火焰》。
（2）阿旺桑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90 年因參加拉薩街頭的抗議遊行，年僅12 歲的她被捕入獄，成? 西藏年齡最小的女政治犯，9 個月後才獲釋。又因參加1992 年的示威遊行再次被捕，坐牢長達11 年。在獄中，她和另外13 名尼姑把獄中生活編成歌曲，用偷運進來的答錄機錄下後再偷送出去，在社會上引起極大震動，她們被稱? 『劄西歌尼』（唱歌的阿尼）。2003 年在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下，身體狀況極差的她提前10 年獲釋。
（3）平措尼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89 年，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9 年徒刑。1993 年，因和囚禁在查奇監獄（即西藏第一監獄）的其他13 名尼姑一起錄製向往自由和歌頌達賴喇嘛的歌曲而被加刑8 年。2004 年2 月24 日，在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下，身體狀況極差的她提前13 個月獲釋。她也是最後一個獲釋的『劄西歌尼』。
（4）洛桑丹增：拉薩人，生於1966 年，被捕之前是西藏大學藏文系二年級學生。1989 年3 月5 日在所謂的『拉薩騷亂』中，他被指控謀殺了一位中國武警，儘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跟這宗案件有關聯，但他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國際社會的抗議下，改判無期，後又改判18 年。從2004 年起，他還將服刑10 年，目前被關押在林芝地區波密縣監獄。這是一所專門關押重大政治犯的監獄，有25 人，一人已瘋，洛桑丹增本人因遭毒打，心臟和腎臟都嚴重受損，直不起腰來，雙目出現陣發性失明，頭部經常劇烈疼痛。很多人都擔心，按照他的身體狀況，他恐怕很難捱到2014 年。
（5）摘自電子版《雪山下的火焰》（第十一章在廢墟中），班旦加措口述，夏加次仁記錄，廖天琪譯成漢語。
（6）摘自米沃什（波蘭）的詩《吹彈集》，杜國清（臺灣）譯。
（7）晉美丹增：西藏康區以北的一位活佛，法名邦日。大概在1997 年，他和妻子尼瑪曲珍在拉薩開設了一所名為『嘉措兒童之家』的孤兒院，收留了50 名在街上當乞丐的孤兒。1999 年，他倆被指控從事間諜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而遭逮捕，並被分別判處15 年和10 年徒刑。孤兒院也被迫關閉，相當一部分孩子由於無家可歸而重新流落街頭。
（8）阿安紮西：西藏康區以南的一位活佛，法名丹增德勒，雅江和理塘一帶的康巴百姓習慣稱他『大喇嘛』。他深入農村牧場講經傳法，從事許多慈善事業，創辦孤兒學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橋，保護生態，教育百姓戒煙酒禁賭博不殺生，是一位深受當地百姓愛戴的活佛。但2002 年12 月，他被當局以『煽動分裂國家』和『製造系列爆炸』的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而這一黑箱操作的大案存有很多疑點。兩年來，國際社會、流亡藏人社區和中國內地的一些知識份子強烈呼籲，要求中國政府遵守法律，重新公開審理此案，卻至今不被理睬。此案同時牽連當地許多藏人，其中一位名叫洛讓鄧珠的藏人已被槍決，還有達提等藏人被判刑入獄。
（9） 1996 年，因歌曲《阿姐鼓》成名的歌手朱哲琴，到拉薩拍攝歌曲《央金瑪》的MTV，其中有幾個鏡頭是一個僧人的手印，那僧人就是邦日仁波切。
（10） 2002 年6 月11 日的『德國之聲』報道：『瑞士新蘇黎世報對西藏做了詳細報道。 … … 第一篇文章顯然是以西藏實地採訪? 基礎，先報道了在西藏街頭的景象以及藏人的自我意識，然後，文章退一步寫道：' 但是，當我們試圖接近藏人時，這些自豪的山民就變成了膽小怕事的策略家。人們不禁懷疑，他們是否在否定自己。 … … 許多人都害怕，一旦提起自己的民族，會帶來麻煩。 … … 西藏到處飄揚的是中國國旗，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
（11） 1993 年，在拉薩著名的查奇監獄，阿旺桑珍、平措尼珍和12 名尼姑用她們不屈服的歌聲，向世人揭露了黑暗和殘暴的真相，表達了深藏在藏人心中的期望。這是其中的一首歌，後來曾在國外電臺中向聽眾播放過。

各國議會代表團等訪問流亡社會
  印度國會聲援西藏組織代表團于 9 月 13 日抵達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代表團除了參觀訪問流亡社會的各機構和設施，還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以及西藏第十三屆人民議會的全體議員、噶瑪巴等舉行了會晤。
  據瞭解，印度國會西藏聲援組織自成立起曾多次呼吁印度政府支持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並在去年 4 月 24 日促使印度國會通過了敦促藏中對話、繼續援助流亡藏人等七項決議案。此外還有呼吁印度政府官員接觸中國官員時討論西藏問題、呼吁中國政府釋放西藏政治犯等方面的四項決議案。
  在記者會上，印度國會聲援西藏組織代表團發言人說：我們已正式發出邀請，邀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向印度國會議員發表演講。他還表示，在印度國會有一百五十多名議員關注和支持西藏問題。
   在印度國會代表團抵達達然薩拉的次日，意大利國會聲援西藏組織代表團也應西藏人民議會邀請抵達達蘭薩拉，開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代表團在訪問期間拜會了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議會的有關領導人，並參觀訪問了流亡社會的學校和各機構設施。
  10 月10 日，挪威議會西藏聲援組織代表團抵達達蘭薩拉訪問。據西藏流亡政府有關部門透露，挪威議會代表團在為期一週的訪問中，拜見了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西藏人民議會議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和西藏非政府組織代表。
   另外，10 月 20 日，美國國務院負責人口、難民和移民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阿蘇爾 ‧ 戴威 (Arthur E. Dawey) 訪問了尼泊爾的西藏難民接待中心。他這次訪問西藏難民接待中心是為了提高保護和援助在泥泊爾旅居或過境的西藏難民的工作，他表示美國政府將會繼續通過聯合國難民委員會援助西藏難民社區。

向西藏懺悔
讀《雪山下的火焰一個西藏良心犯的證言》

余傑
  被中共監禁30 多年的班旦加措，逃出地獄後寫的新書，揭露了中共? 摧毀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時也表現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風貌。讀了他的書，感到作? 一個漢人對藏人的深深歉疚和懺悔。
血淚交織的苦難歷程
  對於普通的漢族人來說，西藏只是一個遙遠的『香格里拉』，是一處充滿刺激和挑戰的旅遊勝地。幾千年積澱的『大一統』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不斷強化的宣傳和教育，『西藏從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觀念成為一種不能討論的『元命題』。
  一般的漢族人沒有意識、也幾乎沒有渠道去瞭解發生在西藏的真相，他們認為西藏只有詩情畫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讀到系獄30 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書時，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這既是一本個人的曲折的自傳，也是西藏半個多世紀命運的縮影。1959 年，中共軍隊對西藏動武，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侶被捕入獄。班旦日加措雖然沒有參與抗暴運動，卻因拒絕出賣師長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7 年。在獄中，他又因無法忍受饑餓企圖逃走被加刑8 年。15 年刑期坐滿，班旦被『留場就業』10 年。1983 年，在剛剛獲得自由3 個月之後，又因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大字報而再度被判刑8 年。1992 年，班旦終於逃離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眾講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講述中共政權在西藏從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的罪行。這本自傳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淚交織的『苦難的歷程』
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傳統
  作為亞洲大陸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數幹年來西藏一直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中國歷代王朝與西藏之間有過徵戰的慘劇，也有過和諧相處的蜜月。總體而言，漢文化與藏文化在長期的相處中，既有交流與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大多數時候，漢民族與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敵與冤家。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一直持續到1949 年中共建政。
  一元化的共產主義立且識形態，崇尚暴力和鬥爭的哲學，其思維模式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歸一』的傲慢不謀而合。於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濃烈的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在君臨天下之後，既然胸懷『將紅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繼續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從一開始的懷柔政策到最後的圖窮匕見，西藏毫無還手之力，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中共致力於摧毀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信仰，將階級鬥爭的觀念強加給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萬萬受難的無辜藏人之一，他寫到了這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名中國軍官把僧侶們的衣物堆在庭院裏，一邊是富裕僧侶的衣物，一邊是貧寒僧侶的衣物。這個中國軍官從富裕僧侶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厲聲追問道：『這是從哪里來的？』僧侶們回答道：『羊毛。』簡單的答覆把對方愣住了，他以為翻譯漏譯了什麼，就盯著他看。翻譯重覆了問話：『這是從哪里來的？』僧侶回答說：『綿羊。』然後他哭了起來。中國軍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學會階級鬥爭的思維，能夠作出『這是富人剝削窮人得來的』這樣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種單純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意把別人當作敵人，他們的回答自然難以讓中國軍官如願以償。
不可徵服的藏人精神世界
  要一個民族低頭，首先得讓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權不僅逐步實現了對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還將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統治者將信仰也當作犯罪，在西藏的紮奇監獄裏關有30 名女政治犯，其中27 名是尼姑。班旦觀察到，在被審訊的時候，很多尼姑被迫脫光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警衛們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手上拿著電棍做出各種下流和挑釁的動作。這一惡劣的做法，不僅無法剝奪被害人的尊嚴，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惡，班旦寫道：『想到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嚇和殘酷的毆打，對於她們的堅定勇敢，我特別感到尊敬。』如果說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主要是肉體的消滅，那麼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則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殘方面。他們以物質利益來誘惑藏人辱污達賴喇嘛，卻成效甚微。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這些沒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傢夥，是不會對『天上的生活原則』產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這本回憶錄與其他漢族作者寫的勞改文學相比，明顯感受到藏人的監獄比漢人的監獄擁有更多的友誼和溫情。在獄中，班旦寧願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不願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學習、鬥爭會和批判會。他發現了中共『統一思想』的秘密：『對共產黨人而言，肉體的懲罰是要達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會他們都要講一段關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們學習用真心誠意來讚美共產黨。』人世間最邪惡的思想，便是那種企圖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經歷了饑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梁毒打、電棒捅進嘴裏，最痛苦的經驗是『出賣和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綱上線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大部分漢族人一生都過著根本沒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難以理解藏族人寬廣、堅韌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藏族人為信仰獻身的激情。
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是一貫的
  班旦的苦難橫亙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包括胡趙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直到90 年代初逃離西藏才得以結束。獄卒用電棒塞進他的嘴巴、將他的牙齒全部打掉的暴行，就發生在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時代。80 年代中共當局對西藏幾次殘酷的鎮壓活動，可以說開了『6.4 』鎮壓的先聲。如果中國的普通民? 早點瞭解在西藏發生的事情，他們就不至於對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認? 中共根本不會對手無寸鐵的民? 開槍。這個教訓是沈痛的。班旦的經歷證實了：在80 年代初，雖然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當局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並沒有明顯的收斂。胡耀邦個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質疑他能夠從中共『善敗惡勝』的人才篩選機制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但是，胡耀邦一個人無法改變中共整個體制的暴虐、瘋狂和蠻橫的本性。我們不能因? 胡耀邦良好的個人品質就作出對80 年代過於美化的描述。80 年代，班旦在第2 次被捕之後所受到一系列兇殘的虐待表明：一個善良的領袖之於龐大的、按照慣性運作的極權主義體制，基本上是無能? 力的。
仁愛寬恕的藏文化
  尤其讓我驚歎的是，在班旦的回憶中，他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態，他的講述充滿了平靜與寬容。即便談到那些曾經用酷刑對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憐憫，因?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班旦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他驕傲地宣稱：『手銬腳鐐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 翔。』我還特別注意到，達賴喇嘛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他33 年的牢獄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難耐的饑餓和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終拒絕向壓迫者屈服。他之所以有勇氣這樣做，甚至能寬恕他的加害者，這不僅僅是西藏人天性達觀的賜予，我想這跟佛教教導人們應當具有愛心、仁慈、寬恕，以及天下萬物皆相親相屬有關，它是我們內心平和充滿希望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浸透了仁慈、寬恕和愛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權謀和血腥的漢文化不知道要『先進』和『崇高』多少倍。我們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嘲笑藏人的『落後』與『野蠻』呢？真正『落後』與『野蠻』的是我們自己，只是沒有多少漢族人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罷了。
愧對西藏人民
  本書的中文譯者廖天琪在『譯後記』中寫道：『譯完班旦喇嘛的傳記之後，只有一個想法：象德國總理勃蘭特 70 年代在華沙猶太人墓前下跪一樣，有一天，中國的元首也應當將達賴喇嘛請回布達拉宮，並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請求原諒。』其實，我也是懷著深深的懺悔之心閱讀這本書的。雖然我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對類似於班旦這樣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 一個漢民族的知識份子，我卻對自己同胞的惡行長期保持無知和沈默，這本身就是一種可恥的態度。我必須分擔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須向西藏懺悔不是出於勇氣，乃是出於責任。
-------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

第四十一任薩迦法王蒞台弘法
  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辦事處网站消息，西藏佛教四大教派之薩迦派法王 ‧ 持欽貢瑪仁波切於九月二十七日開始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弘法活動。
  薩迦法王被認為是文殊師利菩薩的真實化身，其所學所修及功德證量無不圓滿；他統攝薩迦、哦巴、茶巴三支派，為名符其實薩迦總持法脈的持有者，是薩迦法教中十方共主。此次蒞臨台灣，除講經之外，還傳授了許多薩迦派所特有或諸教派共有的教法。

達賴喇嘛訪問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
   美國之音白樺莫斯科 11 月 29 日報導，雖然遭到了來自中國方面的激烈批評，但是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仍然在星期一抵達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共和國進行訪問。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星期一乘專機抵達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共和國首府埃裡斯塔，開始對當地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在機場迎接達賴喇嘛的是俄羅斯三個信奉佛教的共和國的宗教領袖。迎接場面非常感人。卡爾梅克的佛教領袖對於達賴喇嘛最後終於能夠成功來訪感動得留下了熱淚。
  卡爾梅克共和國位於黑海的東北角，居民大多是17 世紀蒙古移民的後代。目前在該地區的30 萬居民中，有一半都是佛教徒。俄國目前有一百萬佛教徒。
  自由亞洲電台 11 月 29 日俄羅斯伊利斯塔消息，據法新社報道，卡爾梅克一名有影響力的活佛要求當地居民在達賴喇嘛到訪期間戒煙，戒酒並關閉所有賭場。當地政府也加強了保安，警察帶著警犬看守達賴喇嘛下榻的地點。達賴喇嘛曾於1992 年訪問過該地區。
  自由亞洲電台 11 月 30 日伊利斯塔消息：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數千名虔誠的佛教徒星期二冒著大雪和嚴寒前往伊利斯塔附近的一處寺廟，聆聽達賴喇嘛的講道。達賴喇嘛用藏語表示，他很高興再次來到卡爾梅克。卡爾梅克是信奉藏傳佛教的共和國，卡爾梅克人民與西藏有許多代的淵源。
  卡爾梅克的佛教領袖和佛教徒表示，達賴喇嘛的來訪雖然短暫，但是對當地佛教的發展十分重要，他們祈禱達賴喇嘛能夠成行，現在終於期望成真。
  中國政府反對達賴喇嘛訪問俄羅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表示，中國反對達賴喇嘛以任何名義和形式訪問與中國有外交關系的國家，中國不理解俄羅斯為什麼發給達賴喇嘛簽證。俄羅斯媒體評論說，中國一方面自己同達賴喇嘛進行接觸，但另一方面卻不願意看到達賴喇嘛訪俄。由於多次將達賴喇嘛拒之門外，這使俄羅斯三個信奉佛教的共和國同莫斯科中央政府的關系變得緊張。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不久前訪華時曾經向中國方面提出，達賴喇嘛可以經常定期地來俄羅斯進行宗教性訪問。

西藏問題是漢民族的心結

廖天琪
   達賴喇嘛的特使嘉日 ‧ 洛珠堅贊(Lodi Gyari)、格桑堅贊三訪北京，令外界產生不少樂觀的推測。華盛頓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主任馬爾凱女士認為中方似乎有跡象會改變對藏政策的強硬態度。美國國務院表示高興，希望雙方能化解分歧，進入實質性談話。最近三年，每年一度，達賴喇嘛的特使都要訪問中國。如果2002 年9 月和2003 年5、6 月的那兩次算是解凍破冰之旅，打破了中藏之間凍結了十年的不接觸僵局，那麼這次9 月間特使洛珠堅贊的北京行能更上層樓地推動什麼呢？
  作無謂猜測沒有太大意義，但是北京對西藏問題表示了有商量余地的態度是確定的。這種轉變並非什麼『新政』的功勞，而是當政者『識時務』的表現。『時務』，也就是國際大環境，它是對藏人有利的。首先，近二十年來『西藏問題國際化』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中國不能再以『不要干涉我國內政』的托詞來處理西藏問題了。世界上受壓迫和欺凌，甚至面臨種族絕滅命運的小國家和民族並不少，但是沒有任何其他民族像西藏那樣在全球五大洲擁有數量眾多的真誠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從美加、歐洲、亞非拉到紐澳，五十多個國家中有三百多個援藏國際組織，其會員加起來超過十萬人。全世界稍為大點兒的國際城市幾乎都有一個當地的援助西藏協會，這些組織都是民間自發的友好親善團體。他們的目標從保護西藏兒童、婦女到促進西藏文化、宗教、教育的發展和保護生態，不一而足。這些經常舉辦聲援活動，懸掛西藏國旗的熱心人士中，很少人真的去過西藏，他們對這雪域異國的同情不是出於對政治的興趣，完全是發自內心的人道性關懷。人們似乎潛意識地希望在這個只講求實際利益和實權角力的世界上，保有個人內心一片小小的良知，現在他們把這種純摯的情感全都傾注在西藏的香格裡拉內了。
  西藏人的神明達賴喇嘛身上凝聚了道德、智慧、和幽默所糅合而成的精神感召力，它吸引了各個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從電影明星、政治家、哲學家、普通民眾和中國的民運分子都被他『感化』了。他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人人拜倒在他的袈裟之下。其實達賴喇嘛不僅是個宗教和哲學的智者，也是一位高明的政治思想家，他以柔克剛、轉敗為勝。他所提出的『中間道路』(Middle Way of Approach) 是一種極為成熟而睿智的策略，只要求高度自治，不要求獨立。這種合理又謙卑的提法出台之後，國際上沒有一個自由國家的政治家不站在西藏這一邊，都紛紛要求北京跟流亡政府談判，中國政府遭到空前的國際政治壓力。
  『壯志饑餐胡虜肉』式的大漢沙文主義和大一統思想長期潛伏在中國人的腦細胞裡，統治者手中又緊緊握著民族主義這張可以轉移人民注意力的王牌，大量的移民政策已經證明了北京當權者毫無誠意真正讓西藏高度自治。非但如此，他們最怕的是萬一讓達賴喇嘛回到故土，西藏人民將會沸騰，漢人在青藏高原上刻意營造的『物質文明』將毀於一旦。
  『中間道路』的另一個作用是避免藏人做無謂的犧牲，半世紀以來，西藏人的家園被佔領，他們心目中的神祗 - - 達賴喇嘛被迫流亡異域，藏族人固有的宗教、文化、語言和傳統生活方式在自己的故土上被邊緣化，大量涌進的漢族人使藏人成了二等公民。如果不是西藏民族生性淳厚和佛教文化的智慧燻染，今天車臣地區的恐怖主義狂飆也可能席卷這塊高原山國，製造更加慘烈的死亡和犧牲。隔鄰的新疆和西藏就是一個對比。雖然伊斯蘭文化在中共的長期打壓之下，已經萎縮，失去了原本凌厲的陽剛暴氣，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篤信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佛教陶冶的藏民族在氣質和行為方式上的巨大差別。中共雖然欺軟怕硬，將呼喊西藏獨立、和平爭抗的藏民和僧侶投入監獄，但是還不敢對這些進行政治訴求的藏民大開殺戒。對於爭取新疆東突獨立的維吾爾人，中共就不手軟了。新疆是中國唯一還將政治犯直接處死的地區。近年來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猖獗，北京更加警覺，干脆順水推舟，將爭取民族自決和獨立的維吾爾族人打上恐怖主義分子的標簽，將他們跟艾爾蓋達基地組織混為一談，嚴加打擊。
  西藏問題是檢視漢民族深層病態意識的最好坐標。晚清以降，中國受到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有誌之士憤而起之，前僕後繼，救亡圖存，他們被殺頭、下獄，國人都尊之為英雄烈士。經歷過主權被侵犯、國土被佔領的痛苦和恥辱的中國人如今調換了角色，從受害人變成了加害人，對周圍那些家園故土被漢人所佔領，在中共高壓統治手段下失去信仰自由、基本人權的少數民族不但不能給予同情和理解，反而認定自己成為中共統治者的幫凶角色，這是漢文化缺乏包容性的表現。更揭示了傳統儒家所弘揚的所謂大同世界的思想深具虛偽性和欺騙性。漢民族的狹隘、自私和利己主義在專製體製的主導下，被『愛國主義』誤導，就變得更加原形畢露、丑陋不堪了。
  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跟一切受中共的專製強權統治下的受害者站在同一邊，只要質樸善良的藏族人民一天不能得到民族自決的權利，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的宗教情感，不能懸掛他們所愛戴的達賴喇嘛的肖像，漢民族就必須背負良心的十字架一天。他們的苦難是我們的恥辱，他們的悲哀，是我們心靈的囚牢。

西藏人民議會十三屆第八次會議召開
  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第八次會議從 9 月 8 日在達蘭薩拉的西藏議會大樓召開， 9 日上午達賴喇嘛前來與會並發表了演講。達賴喇嘛在演講中肯定了流亡社會四十多年來在民主制度的推廣上所取得的成就，並強調為西藏自由事業奮斗必須要有一個符合世界潮流的組織。在過去的四十年里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文化的繼承、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完善和改進這一組織是非常重要。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相關法規，并否決了一些議員提出的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否適宜問題應重新進行討論的議案。

美國會聽證會指藏人繼續遭受中共酷刑
  九月底，美國國會人權問題核心小組就世界各地人們遭受酷刑的狀況舉行了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作證的專家們對國會人權問題核心小組說，中國當局實行酷刑的狀況仍然在西藏地區以及在中國的監獄和拘留所裡大量發生。紐約大學酷刑幸存者服務部主任艾倫 ‧ 克勒醫生在作證時說：『昨天晚上，我照顧了一位來自西藏的男子。他是西藏一位有名的藝術家，能畫很好看的佛像，也能寫批評中國政府的詩詞，結果當局把他的雙手塞進爐子裡，燒毀了他的皮膚和雙手。他被扔進黑暗的監牢，後來逃到印度。』
  克勒醫生介紹說，這名西藏藝術家後來得到紐約大學酷刑幸存者服務部在醫療和心靈上的照顧，現在他正在慢慢恢複自己的繪畫能力。克勒對記者說，自從1995 年成立以來，酷刑幸存者服務部已經向來自世界各地一千五百名酷刑受害者提供了幫助，其中來自西藏的受害者人數最多。
  克勒說：『西藏的確是那些可怕的事情繼續大量發生的地區之一。人們因為宗教信仰、因為對當局壓迫自由的行為敢於發言而遭受酷刑和迫害。』
  『國際酷刑受害者治療理事會』的索倫森醫生說，這個組織一方面對中國近些年來取得了進展感到驚喜，另一方面對中國平民、尤其是大量西藏人繼續遭受酷刑而感到憂慮。

西藏文化節
  10 月18 日至24 日，由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和美國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的皇後區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聯合舉辦了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節，文化界內容包括圖片展覽、書籍展覽、製作『沙畫』壇城、放映紀錄片《流亡中的慈悲》（Compassion in Exile ）紀錄片『雪山獅子之淚』（Crying of the Snow Lion ）以及『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以及西藏與中國的未來』和『流亡中的西藏文化』為主題的兩場研討會，此外還有西藏醫學介紹、藏語讀寫介紹以及西藏奶油花製作等表演。由紐約藏人青少年表演的『來自世界屋脊的舞蹈』更是全場爆滿，在一陣陣掌聲中圓滿結束。

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

王力雄
政治帝國主義的文化壓製
  由於帝國主義的壞名聲和文明社會對其的否定，簡單的領土擴張和財富掠奪已非當今帝國主義的主要形態，即使仍然保持著佔領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於當地民族的外衣，包括進行經濟援助，以文明上的優越姿態和物質上的恩賜者自居。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更多地體現於文化方面。
  目前關於西藏問題的爭論，文化是一個焦點。針對外界批評，中國政府列舉諸多實例說明其對西藏文化的保護-- 維修寺廟、保護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規定使用雙語、挽救失傳藝術等。而國際社會與西藏流亡者在這些方面指責中國，同樣可以舉出很多實例。雙方的結論卻截然相反。
  在我看來，從這個角度爭論文化是一種偏離。因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別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這種表述並非只是複述歷史和表演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本民族現實處境的感受、思考和訴求。既便是對歷史與傳統的表述，也只有發自民族本體，並與民族現實意識結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則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斷了與現實的聯系，文化就成為空殼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舉例說，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許用民族文字訴說民族的真實感受，只能複述帝國統治者的聲音，那種文字還有多少真實的文化意義？因此判斷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護，主要的衡量不是對傳統的保留，更不是投資數量的多少。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當局對西藏文化的破壞和壓製就變得清晰-- 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許藏民族進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製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懲罰。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就是一個例證。
  唯色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 年生於拉薩，在四川藏區長大，1988 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當過甘孜州報記者，1990 年調拉薩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個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絳紅色的地圖》、《西藏筆記》等。給唯色惹來麻煩的是《西藏筆記》一書。
  《西藏筆記》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 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讀者歡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當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統戰部認為該書有 “ 嚴重的政治錯誤”。西藏的意識形態負責人隨即要求就《西藏筆記》一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西藏筆記》一書，隨後又要求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筆記》。唯色所在單位西藏文聯對《西藏筆記》做了這樣的結論﹕ “ 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內容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言論；有的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沉湎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石峰繼而在出版工作會議上對《西藏筆記》進行了重點指責，稱該書 “ 存在贊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丹增和他的兒子》等篇什，前者描寫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後者則流露出對當年平叛斗爭有某種誤解” （2004 年2 月23 日，見中國發行英才網《圖書出版通訊》總第22 期）。
   上述對《西藏筆記》一書的指責，全盤是用帝國意識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識。把 “ 崇信和宣揚宗教” 定性為 “ 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這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思議的。唯色本人是一個藏傳佛教信徒，贊美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與噶瑪巴本是天經地義，只有殖民者才會因為民族壓迫的需要將其列為罪狀；而因為沒有歌頌 “ 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沉緬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就是 “ 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作家的 “ 社會責任” 和 “ 政治責任”，則充滿了帝國主義的霸道與強詞奪理。
  《西藏筆記》在中國的審查製度下得以出版某種程度上可算奇跡。也許因為廣東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商業化環境，成為相對寬松自由之地，才使《西藏筆記》能夠面世。其中被新聞出版總署點名的《尼瑪次仁》一文，深刻地表達出了被壓迫民族的壓抑和無奈。從一位維吾爾族讀者用不準確的漢語寫給唯色的電子郵件中，可以看出所引起的共鳴﹕
  我正在看您的書，尼瑪次仁在挪威的時候小姑娘跟他說完話以後我很難受，難以控製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複念了幾回。誰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問哪一段的時候我無法控製自己大聲的哭開了，我一個人哭了很長時間。好象有個東西很很的擠我的心，我這個微弱心髒難以承受。我很想大聲的喊 … … 可惜我沒有哪個勇氣，我比尼瑪次仁可憐的多。
   《西藏筆記》被封殺時，唯色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期刊主編高級研討班，西藏文聯此前考慮讓她擔任《西藏文學》副主編。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馬上中止她的學習，將她召回拉薩，成立專門的 “ 幫教小組” 對她進行 “ 思想教育”，要求她 “ 檢討” 和 “ 過關”。
  上面引號中的詞是中共的專用辭匯。那是一整套精神控製的方法和手段，被形象地稱作 “ 整人”。其核心在於迫使人在強權面前屈膝，放棄獨立與尊嚴，經過不斷反複和記錄在案的自我否定，在充分滿足中共的要求後，再被批準 “ 重新做人”，從此不敢越軌，還要感恩戴德。這套手法中共用了幾十年，已經化作其各級組織的本能，一有需要就會自動啟動。
   多數人遇到這種情況都會屈服，以求過關，這在中國已是多年通行的方式，人們也久已習慣了這種政治文化，並不為恥。唯色如果這樣做，固然不可能再提升主編，還可能下放農村改造思想，但至少可以保住每月工資。這在體製外空間相當狹窄的西藏是非常被人看重的。用藏族語言形容，有工資就像家養了奶牛，每天都有奶喝。
  但唯色不能那樣 “ 過關”，因為她首先過不了自己的信仰關。既然她被指責 “ 贊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就只有反過來抨擊十四世達賴喇嘛才可能 “ 過關”，至少也得重複當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所說-- “ 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可唯色怎麼能夠對自己的宗教領袖說出這種話呢？說達賴喇嘛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難道不是顛倒黑白？她不能這樣說，無論是出於宗教還是良心。在佛教中，攻擊上師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誰趕走了達賴，屠殺了幾十萬藏人，毀滅了西藏所有寺廟呢？他們才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禍首呀。
  西藏前中共書記陳奎元 “ 整頓寺廟” 的時候，曾要求每一個西藏僧侶都得親筆寫下李瑞環對達賴的定性，誰不寫就會被驅離寺廟。不過藏文中的 “ 是” 和 “ 不是” 只差一個點，一些僧人用難以察覺的筆觸在那四個 “ 是” 上加一點，以求既能過關，又不攻擊上師。然而唯色是無法這樣做的，她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作家，漢語中的 “ 不是” 並非多一個點，而是多一個字，沒有蒙混過關的可能。
  面對當局每天的車輪戰-- 各種角色輪流找她和她的家人 “ 做思想工作” （實質是一種對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毀），極大的精神壓力和整日騷擾使她不堪重負，這時又指派她去青藏鐵路工地 “ 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對修建青藏鐵路持反對態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個體系對抗與周旋下去的力量，於是選擇了出走，離開西藏。
   走前她給西藏文聯最高決策核心-- 中共黨組留下一封信，題為《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全文如下﹕

文聯黨組﹕
  對《西藏筆記》的指責，主要集中於對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看法。要我 “ 過關”，則是要我承認信仰佛教是錯誤，承認我以自己眼光觀察西藏現實不應該，必須在未來的寫作中放棄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描述必須遵照官方口徑，等等。對此我只能表示，這個 “ 關” 我過不了，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這種 “ 過關” 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薩接受我不會接受的 “ 教育”，既不會有結果，也給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煩，文聯亦難以交差，因此我認為最好的選擇是我暫時離開拉薩，在外地等候有關部門的最後處理。我願意為我所做的選擇承擔一切後果。
唯色
2003-9-14
  到目前為止，唯色已經得到了如下懲罰﹕1、以 “ 自動離職” 的名義剝奪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2、沒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親家棲身；3、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4、不批準她辦理出國護照。可以說，除了關進監獄，能被剝奪的都剝奪了。在自由社會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國內地生活的人都不會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懲罰對西藏人意味什麼。中國內地社會目前已分化出多種成分，在官方體製外拓展出相當空間，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賴體製生存和發展。西藏社會卻因為現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財政供養，無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侶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幾乎全被網羅在體製內。或者說，只有置身體製內才可能成為文化人，否則連生存都沒有保證。
  我曾經感到不解，過去的蘇聯、東歐及今天的中國大陸都存在異議公共知識份子，以藏民族所經受的苦難，在國際上所受的支援和擁有的精神領袖，卻除了民間底層和僧侶界一些默默無聞的反抗，始終未出現本地的異議公共知識份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識份子沒有離開體製而能生存的空間，體製因此具有生殺予奪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養起來的體製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來的體製。不敢脫離體製也就不能反抗體製。目前對西藏的文化壓製主要是通過體製控製來實行的。當局對唯色的懲罰就是一種殺一儆百。
文化帝國主義的惟我獨尊
  當代的帝國主義不再僅僅是軍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國當權者的行為，必然同時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國民眾共同參與，從政治帝國主義擴大到文化帝國主義。如果說政治的帝國有一天可能分崩離析，或者被製度變革結束，文化帝國主義卻不會有這樣的 “ 劇變”，因為文化帝國主義存在於每個統治民族成員的內心，已經化為集體潛意識，注定難以改變。
  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首先是一種惟我獨尊的傲慢。那種傲慢以群體和個體、自覺與不自覺的方式滲透在方方面面。從貢嘎機場去拉薩所經過的曲水縣城，有一個具有典型文化帝國主義特色的 “ 援藏項目”-- “ 泰州廣場”。廣場佔地極其巨大，吞噬無數良田，除了財大氣粗的炫耀，很難解釋必要性在哪裡；整個廣場完全是漢地風格，布置著亭閣、石橋、流水，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廣場中央一組金屬架構頂著一個碩大的不鋼球，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科學與進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噴涂著中共領袖的畫像和中共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標語口號；廣場耗資必然十分可觀，卻跟當地人沒有關系，甚至根本不是為人所建。我在那廣場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磚反射的陽光刺人眼痛，腳下如同一個烤鍋。草坪被鐵欄圍住，寫著禁止入內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立陡深陷的水泥槽中，隔絕了人和水的接觸。偌大廣場只有兩條石凳，遙遙對稱，只是一種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無遮無攔地暴露在大太陽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理休的人該最多，廣場上卻不見人的蹤影，周邊寬闊的大街也如鬼街一樣空空蕩蕩。這樣的廣場體現著帝國的居高臨下、文化傲慢和財富炫耀，當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發生聯系，也不值得考慮和顧忌。或者僅僅是為了引起當地的慕和自慚形穢，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的楷模與方向標。它所象徵的是一種赤裸裸的文化暴力與佔領。
  在統治西藏的中國官員中，文化上的傲慢處處體現。最常聽到他們指責當地人懶惰、保守、沒文化、素質低、不懂科學，缺乏商品意識和市場頭腦等，夸耀的則是自己如何迫使當地人改變觀念，整頓作風，獎勤罰懶等。一位在西藏自治區政府主管農業的 “ 援藏” 干部曾以他拍的照片向我證實西藏農民之 “ 懶惰”。農田有很多巴掌大的石塊，就是不撿出去，不是懶是什麼？其實夏季西藏農區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沖跑，平時陽光又格外強烈，田水分蒸發過快。把石塊留在田，下雨可壓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時石塊下又可保存水分，因此是西藏一種傳統的保 □ 方法。然而漢人官員的頭腦，從來不存在藏人可能比自己更聰明的意識。
   現任西藏自治區中共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楊松曾這樣聲稱﹕ “ 達賴幾十年沒見過西藏什麼樣，有什麼資格談西藏？我跑遍了西藏每一個縣，我比他更有發言權。” 先不說這種話良心如何，因為達賴喇嘛幾十年不能見西藏正是帝國主義的結果。這種說法首先是缺乏常識。跑遍西藏所掌握的只是資訊，資訊不等於就是 “ 了解”。真正的了解是出於文化，而帝國官員恰恰對當地民族的文化相隔鴻溝，充滿偏見。楊松的言論突出地表現了他對文化的視而不見，這種淺陋甚至解答不了最簡單的現象﹕ 許多殖民者終老在殖民地也不了解殖民地人民，而曼德拉在監獄閉塞了27 年，難道就沒有資格領導南非？
   這種傲慢不僅存在於官員，西藏的各種漢人都會認為自己高當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輪車夫、水果小販或包工隊的力工，說起藏民都口氣輕蔑，把他們視為愚昧落後。一位在西藏旅行考察的女作家對我說，她幾乎放棄了正業，精力都用於指導各地的經濟發展。她苦口婆心給當地官員上課，告訴他們如何發展市場經濟，為他們設想應該搞的項目，細致到如何推動的細節。她氣憤當地官員的冷漠，歸結為他們的保守和懶惰。而在我來看，一個寫詩歌散文的文人到了西藏就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這種不自量力除了出於帝國主義式的文化優越感和惟我獨尊，還能有什麼解釋？我相信她是出於善意，但這種善意足以讓我感到羞愧。
  1980 年代自願進藏的大學畢業生中有我不少朋友，他們不同於以前把 “ 一生交給黨安排” 的進藏者，也不同於後來追逐功利的進藏者。作為空前絕後的一代，他們在現代西藏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然而從文化帝國主義角度分析，他們同樣也是帝國的成員和文化入侵的合謀者。雖然他們不再是政權機器的螺絲釘，而是個人主義者，但他們把自己視為充當星期五之主宰和啟蒙者的魯濱遜，西藏只是證實他們文化優越的道具和布景。他們身在西藏卻始終與藏人隔絕，牢守著同類漢人的小圈子。他們不少人跑遍西藏的農村牧場和神山聖湖，卻仍然只是外來的獵奇者或以膠卷文字進行佔有的掘寶人。一幅名叫《乾杯，西藏》的油畫，用23 個人物表現了這個小圈子。其中除了三個不會藏語、用漢語寫作的漢藏混血作家，其余都是內地進藏者。那幅畫以一種殉難式的宗教畫風格自我渲染了他們 “ 進藏” 的崇高與犧牲。然而不妨從畫作者於小冬的一個例子來看他們如何對待當地的宗教與文化-- “ 於小冬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房子非常高大，用巨幅的經幡做了幾個不同功能的隔斷 … … 小冬說那種黑白相間的巨幅經幡只有在有神性的河邊或者山頂才被藏民們樹立。他費了好大的功夫和心思，在藏歷年藏民們插新經幡的時候 ‘ 順’ 來了這些經幡。” （張子陽，《西藏人文地理》創刊號，86 頁）過年時分掛到神山聖水祈求保佑的經幡帶著藏人莫大的虔誠和期許，竟被偷來裝飾和分隔自己的房間，這中間難道有任何文化上的理解與尊重嗎？只有在完全不相通和無尊重的心態下才可能做出這種事。那不是於小東一個人的行為，而是那個小圈子集體的日常習慣。如果有機會看那些人的西藏收藏，幾乎每人都有成堆的盜竊品。
   我不想把自己排除在文化帝國主義的影響之外，有時這並不取決於個人願望。居住英國的藏族學者次仁夏加在批評我的文章時有這樣一段話﹕ “ 要讓中國的知識份子客觀地、通情達理地考慮西藏問題，無異於要讓螞蟻舉起一頭大象，那不是他們的能力和視野所能及的-- 無論這些人是中共官員、信奉自由主義的民運分子或者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情況都一樣。他們的觀念不能不受製於他們的民族偏見，他們的想像也無法擺脫所有殖民者都會自以為是的那些東西的束縛。” （《血染的雪域-- 對王力雄的回應》，林猛譯）
   我能理解這種看似激憤過度的話。即使在中國最重視民族問題的民主派人士中，也一樣存在文化帝國主義的意識。其典型便是大一統的思維。即使在推行民主理念時，他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采取惟我獨尊、居高臨下的姿態，自認可以對少數民族的訴求進行裁決，劃定只許追求民主、不許追求獨立的底線，而不願意在受壓迫民族的立場上進行思考與理解。
  漢人民主派一般都不承認中國存在民族壓迫，而是歸結為專製壓迫，並以漢族人民受同樣壓迫為理由，要求少數民族與漢族一道為中國民主化奮斗，而不該單獨追求本民族目標。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方面專製壓迫對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區別，如漢族學者寫出《討伐中宣部》的檄文，漢族記者發表訓斥團中央書記的公開信，都未波及其在體製內的地位，唯色僅僅在書中說了一句對達賴喇嘛的崇敬，描述了一下尼瑪次仁的困惑，就被剝奪掉一切，怎麼能說是受同樣壓迫？到過漢地的少數民族人士有共同感慨，漢人敢於發表的言論如果出自少數民族，早就會關進監獄。另一方面即使在漢族民主人士心，也存在一個不說出口的共識-- 未來的民主中國將不惜對堅持獨立的少數民族發動戰爭，也要保持國家統一。這就不是專製政權對各民族的共同壓迫，而成了漢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處於專製壓迫下的漢族普通百姓也往往在民族問題上自覺追隨帝國，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區的漢族百姓-- 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內地招來的民工-- 不僅在帝國指揮下參加對當地民族的鎮壓，不少人還表現得十分踴躍。
   一種貌似公允的觀點是﹕ 應該強調共同的人性，不要強調不同的民族性，按客觀標準、法律和民主程序平等對待一切，不能因為民族不同而區別對待，以免人為地激發民族沖突。但是任何標準、法律和程式都不是純粹客觀的，都與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帝國主義既然不會隨政治民主化同時消失，還會在主體民族的多數成員意識中長期存在下去，那種情況下的不分民族，結果就只能是被主體民族主導，成為對弱小民族的實際不公。尤其是在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人口相差巨大的情況下，代議製民主更可能忽略少數民族的權利。那時沒有民族主義的堅守，少數民族的文化就會被多數民族的文化窒息，同時又在民主旗幟和現代化話語面前失去反抗權利。
  如薩伊德的精闢分析，當前世界的民主社會依然存在廣泛的文化帝國主義現象，那種帝國主義不需要政治壓製和暴力手段，只靠以自由民主方式形成的 “ 主流”，就足以把異己文化擠壓在邊緣，使其枯萎直至消亡。很多人反對全球化其實就是反對這樣一種 “ 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弱勢民族的文化抗爭需要民族主義的支援。民族主義在文化抗爭的意義上是積極的，只要不轉變為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尤其不能成為訴諸暴力和沖突的民族主義。一個公允的社會應該給這種文化上的民族主義留出合理位置。
消解文化帝國主義取決民族表述
  對民族文化最好的保護當然是建立獨立民族國家。但是獨立難度和代價過高，尤其是民族實力相差懸殊時甚至沒有可能。不過若把獨立看作保護民族文化的手段，只要能達到保護民族文化的目的，是否獨立並不重要。而在同一國家內實現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除了需要政治製度提供相應機製，還取決主體民族的帝國主義心態消解，因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機製只有在主體民族的支持下才是真正可行的。
   不能單純指望主體民族自我覺悟消解文化帝國主義，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長過程。少數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誌表達和耐心說服去主動消解主體民族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就對少數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提出較高要求。
   表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我想著重強調的方面是掌握主體民族的語言。對此肯定會有質疑﹕ 為什麼要藏人學漢人的語言，而漢人不學藏人的語言？這的確不公平。主體民族出於文化傲慢和必要性較弱，往往不學少數民族語言。但少數民族如果為了追求平等而拒絕掌握主體民族語言，也就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為在帝國體系中，表述空間和載體都被主體民族語言佔據。要求主體民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並且主動了解和理解少數民族，固然是有尊嚴的要求，可能性卻不大。堅持這種要求的結果是少數民族吃虧。而如果換一種思維，把掌握對方語言當作一種主動進攻，就像學習和使用對方發明的飛機軍艦一樣，就不會過分纏繞於尊嚴問題。
   因為表述不是自己思考，而是說給外人聽。沈默地自我堅守本民族文化只是一種被動抵抗，最終阻擋不住強勢文化擴張，避免不了被吞噬的命運；暴力對文化帝國主義也沒作用，即便像滿洲人那樣徵服了中國，照樣會被中華文化帝國滅種滅族。反對文化帝國主義只能用文化本身，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的展示，感染和吸引對方，才能促使對方放棄帝國主義心態，產生尊重和回歸平等。這種主動進攻是對本民族文化最好的保護，同時也能促使本民族文化發展。從這個角度，民族的表述更為重要，要求的表述能力也更高。而這種表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在美學層次使用對方的語言。
   歷史因素的組合恰好為藏族造就了眾多這種人才，其中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和詩人就達數百之多-- 被稱為藏族的 “ 漢語作家群”。其中的佼佼者如唯色、梅卓、色波、阿來、扎西達娃等，對漢語的掌握超過很多漢族作家。藏族內部對這種現象評價不同。一些人認為是殖民主義的結果。的確，分析這些作家的情況，殖民主義色彩相當鮮明。首先 “ 漢語作家群” 的多數人都是在 “ 四省藏區” 長大。四省藏區是中國有意對西藏進行分治的結果，把西藏毗鄰中國的區域劃入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四省藏區漢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上述幾位作家都不會藏文，有的甚至不會講藏話。除梅卓之外，其他幾位都不是純粹藏族-- 唯色和色波各有四分之一漢族血統，扎西達娃是二分之一漢族，阿來是半回半藏。他們都有漢族名字並長期使用，配偶也都是漢人（包括梅卓）。還有一個特點是，除了阿來出身普通農民，其他幾位的父母都是中共干部，其中唯色、色波、扎西達娃的父（母）親是共產黨最初進軍西藏時從康巴藏區招納的先頭部隊成員。
   問題是簡單地把這些作家當作恥辱，還是把他們當作民族的財富與武器？如果承認民族表述對反抗和消解文化帝國主義的作用，這個問題就不難回答。事實上，藏民族擁有的表述能力已經得到相當成果，尤其和維吾爾族對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僅僅二三十年前，漢人對藏族文化的了解還是剝人皮、挖人眼，是 “ 最黑暗、最野蠻” 的社會。而現在，千千萬萬漢人把西藏當作聖地心向往之，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傾倒。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動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國際上幾十年不斷努力的結果，再通過西方橋梁進入開放後的中國；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漢語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沒。而這兩方面的表述維吾爾族都沒有。其實維族在日常生活中對漢語需要更多，因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語言。現實中也的確能見到不少漢語不錯的維吾爾人，但是我卻從未見過用漢語寫作的維吾爾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漢語傳教的維吾爾宗教人士。這和藏族相比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解釋這種現象，可能與維吾爾族在文化上的堅守有關。維吾爾知識份子有一種集體的不約而同，在媒體和公共場合排除漢語。六、七十年代改革的新維語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廢棄，口語中吸收的大量漢語辭匯也逐步被英語辭匯替代。這種替代過程不是串聯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義的社會氛圍自發推動。即使是在監獄，維吾爾犯人誰使用漢語辭匯都會受其他犯人嘲笑。我的一位維族朋友從小在北京長大，當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學會維語。但因為他的維語不好，被其他維族人認為喪失了民族性，不但沒人幫助他學維語，反而處處對他蔑視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沒有學會維語。可以想像在那種社會氛圍中，當然不會有人願意成為用漢語寫作的作家。
   雖然新疆比西藏漢人多得多，從保持民族語言、避免語言同化的角度維族卻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內聚性也更高。但是從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卻又是在藏族一邊。維吾爾人一是不屑於向漢人進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擔心政治迫害的國外社會，流亡維族人也拒絕與漢人對話，不參加與漢人有關的活動；二是缺乏能夠提升到美學層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漢語表述大都是政治訴求和口號，對漢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說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觸。
   一個典型現象是，中國內地的高檔書店跟藏族有關的書堆滿書架，長期熱銷，而跟維族有關的書卻寥寥無幾，無人問津。維吾爾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樣有悠久燦爛的文化，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差？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漢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新疆民族和伊斯蘭文化的興趣，但因為幾本漢人寫的書存在讓穆斯林不滿的內容，導致了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穆斯林激烈抗議和街頭示威，甚至出現模仿霍梅尼對拉什迪發出的追殺令，威脅作者和編輯的生命，從此導致內地作者和媒體盡量遠離跟穆斯林有關的內容。而維族又沒有自己的漢語作家。由此形成一種回圈，越缺乏有關維族的漢文出版物，漢族對維族了解越少，越不容易形成興趣和市場，漢文媒體也就越缺乏關注維族的動力。目前局面正是這樣-- 漢人對維族完全陌生，對維族歷史和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對新疆問題的認識也局限於當局宣傳。大多數漢人對維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只有害怕和敵對。而這種局面對維族自身其實最為不利。
   藏族卻因為宗教的包容性（也因為與漢族宗教相通），達賴喇嘛積極與漢人和解的路線，加上擁有眾多用漢語寫作的藏人文化人，與漢族之間文化交流密切，不斷把西藏文化介紹給漢人，使其成為文化熱點，甚至成為時尚象徵，產生眾多 “ 西藏發燒友”。美學層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問題帶入漢人視野，使漢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場。這種以柔克剛的力量可以給其他少數民族一些啟發。當年成吉思汗的大軍世界無敵，西藏不但沒亡，反而蒙古族從此歸依藏傳佛教，不靠別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
彌補民族語言的缺失
  藏族的漢語知識份子有一個普遍問題-- 本民族語言掌握得不好。他們中間的多數不能讀寫藏文，有的甚至藏話都說不流利。這一方面是殖民主義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國 “ 文化大革命” 期間接受的教育，那時四省藏區很多學校幾乎完全不教藏語。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導致他們漢語好到能成為作家的程度-- 漢語已經是他們的母語。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種足以成為作家的語言。但是當西藏作家協會的主席扎西達娃在國外和流亡藏人見面，雙方只能用對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義象徵的漢語進行交流時，足以讓海外藏人提出這種質疑﹕ 既然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不掌握本民族語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進行表述呢？
   的確，民族不是種族，其更重要的內涵是文化而非血緣。如果不能和本民族文化溝通，漢語能力再好也和本民族無關，只相當於給漢族增加了皈依者，成為文化上的漢人。藏語不好確實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歷史產物，責任不在他們本人。我之所以認為藏語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擔對藏民族意誌的表述，是因為有兩個因素-- 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 可以作為缺失民族語言的彌補，使他們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聯系，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誌。
  民族主義是當今最主要的民族意識表述，那種表述不需要建立於文化傳承的基礎，只需要對自己的民族具有認同，也不一定非用本民族語言，反而用漢語表達本民族訴求，更容易被中國當局和漢人社會聽到。藏族的 “ 漢語作家群” 中普遍存在民族主義意識，雖然一般不敢在政治層面公開表達，但在他們各種以文化面目出現的作品中卻是處處都可感受。
   在美學領域用文化形式表現民族主義可能是出於不得已，但是效果可能比純粹政治面目的民族主義要好。因為政治的民族主義雖然可以表達訴求和抗爭，但其主要內容只能是爭取權利，往往具有清算、對抗和排外的性質，缺乏寬容、妥協與和平，因此往往不利於民族之間的關系，還可能加強敵對與沖突。而文化上的民族主義卻主要體現為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繼承和堅守，不需要與其他民族對抗，因此可以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從這個角度說，藏族的 “ 漢語作家群” 目前以文化形式表達民族主義，綜合效果可能更好。
   不過既然文化是歷史積累的，很大程度依靠語言傳承，不掌握本民族語言的藏族作家惟一能讓自己和民族文化聯系在一起的就是民族宗教信仰。藏民族文化大部分都匯集於宗教，民族意識也主要是圍繞宗教形成。宗教在現實存在和發展，不像風俗傳統正在過去，變成形式，因此只要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使不直接通過語言也能和民族意識相連，以及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層。在這層意義上，藏族的漢語知識份子信仰藏傳佛教就特別重要。這不是從宗教本身說的重要，而是因為沒有宗教信仰，他們就會失去與民族文化之間的惟一紐帶。唯色能夠成為藏民族意識的表述者和民族文化的捍衛者，關鍵就在於她是一個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討論只針對特定人群，他們以漢語為母語，能夠成功地為藏民族進行表述，因此以失掉本民族語言為代價換得的漢語能力可以被視為一種能變成好事的壞事。然而這種邏輯對民族的普通民眾是不成立的。普通民眾不擔負表述任務，失掉本民族語言對他們只能是壞事。作為民族群體，這方面應該向維吾爾人學習，通過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枝末節，時刻捍衛和傳承包括語言在內的本民族文化。
超越 “ 民族內部的私語”
  有人會說即使藏族沒有漢語知識份子，民族意識的表述也從來都有。哪怕在鎮壓最烈之時，藏人也沒有停止過在私下場合以抱怨、調侃、傳播 “ 小道消息” 等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然而那類表述多為親朋好友之間的悄悄話，或者頂多是在藏人場合中 “ 民族內部的私語”。漢人是無從聽到的，甚至當局也可以從表面的無聲以為 “ 前所未有的穩定”。那類表述的作用相當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內部私語，而是要有面對漢人民眾、中國當局和國際社會的公共化表述。否則漢人民眾對西藏的了解就只有當局的宣傳，當局也只能透過情治系統和 “ 政策研究” 的有色眼鏡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為沒有聲音而被忽視。
   舉一個例子，著名的漢人游泳家張健曾經橫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聖湖，徵服性的橫渡對藏人而言是一種褻瀆。類似的褻瀆神山聖湖的行為過去多有發生，藏族雖有廣泛不滿，但多數只是內部抱怨。張健橫渡青海湖時完全沒有藏人聖湖的概念，隨後又宣布要橫渡另一個藏人聖湖納木措。這時藏人的漢語網站 “ 藏人文化網” 發表了一封給有關部門的公開信；唯色同時起草了一封簽名書，呼吁張健放棄橫渡納木措。公開信和簽名書立刻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開來，被廣大中國線民所知。在唯色簽名書上簽名的數百人中漢族佔了近一半。國外中文媒體對此也進行報導，成了一個矚目事件。面對輿論的譴責，張健取消了橫渡納木措的計畫，唯色簽名書中提到的歌手韓紅也放棄了 “ 空降布達拉宮” 的演唱會。這個例子顯示出，公開化的表述和民族內部的私語，效果完全不同。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為藏民族進行公開化的表述。西藏問題被國際矚目和他們的表述分不開。但是對中國的漢人而言，一是因為新聞封鎖，二是因為語言不通，影響很有限。況且漢人往往認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內藏人，其表述是宣傳而非真實，因此針對漢人，需要西藏境內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漢語進行表述。
  唯色的遭遇無疑說明西藏境內的表述可能付出的代價。但是沒有代價就奇怪了。這是必須面對的犧牲，是與帝國主義抗爭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識的表述在目前中國只能是一種異議。世界有過很多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異議運動。雖然在西藏形成那種異議運動還很遙遠，但至少不能一直沈默，而需要發出公開與可持續的民族聲音。
  “ 公開” 和 “ 可持續” 是兩個重要原則。 “ 公開” 除了指場合，還需要使用漢語。前幾年在拉薩舉行的全國民族運動會上，一個藏人混入開幕式舞蹈表演的佇列，在場內持續喊西藏獨立的口號，但因為沒有擴音設備，多數人不知道他在干什麼。即使聽到，各地來賓也因為不懂藏語，只當作是節目的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夠英勇，卻幾乎沒產生任何影響。他的結局和下落從此杳無音訊，人間蒸發，只有藏人口頭相傳。另一事件是在烏魯木齊舉行的新年晚會上，一個維吾爾人在演出中間徑直走上舞台，用維吾爾語朗誦一首政治性詩歌。他也利用了公開場合，但結果和上述藏人一樣，多數在場的人聽不懂維吾爾語，不知道怎麼回事。這種事即使最終輾轉傳到海外，因為不再是 “ 新聞”，媒體也不再有談論的興趣。
   類似的抗議行為一直有發生，但都不可持續，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當事者隨後就會窒息於鐵牢，再也發不出聲音。而且那種表達頂多是幾句口號，可以表達勇氣，卻不能產生說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動，可以作為事件給人留下印象，卻不能當作道理進入人的思想。最可能擔負公開和可持續的民族意識表述的，應該就是掌握漢語的民族公共知識份子。這一是因為他們的表達可以直接面對漢人民眾和中國當局；二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利用媒體，即使在被封殺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中文互聯網傳播聲音；三是因為他們能夠融入中國社會主流，從而進入關注中國的國際社會視野。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牽製可以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護，他們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觸踫專製底線。
  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就在於其所作所為能被公眾看到，因此他們對底線的觸踫可以給民眾增加勇氣。雖然民眾的勇氣只能一點一滴地增加，但時間積累的結果滴水穿石，會使社會發生很大變化。相比二十年前，今天中國人的恐懼程度減輕了很多，並不是因為當局鎮壓的能力減弱和專製性質改變，而是專製的最大難題在 “ 法不治眾”。只要眾人保持在一條平齊線上，暴政往往就無可奈何。由具有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識份子漸進地踫觸專製底線，成為能夠提升大眾勇氣的榜樣，而大眾保持平齊-- 只要不超越集體的平齊線就有安全-- 跟進，這是在專製製度中拓展自由空間、克服民族失語和啟動異議運動的一條有效途徑。
  西藏以往沒有產生這種公共知識份子，是因為知識份子都被囊括在體製之內，而異議和體製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間幾乎全被體製把持，並且西藏沒有形成文化市場-- 這能看出西藏漢語知識份子另一重意義﹕ 公共知識份子必須能靠市場謀生，才可以擺脫體製控製，獲得表達異議的自由。藏語知識份子的空間只能局限於缺乏文化市場的藏區，離開體製就不能養家活口，而中國內地已經形成廣大的文化市場，藏族漢語知識份子可以利用漢語空間解決生存，從而也就可以得到擺脫體製的能力。
  唯色事件不應該作為一個單純的人權案例看待，那只是在眾多案例中增加一例。這一事件可以同時啟發很多思考-- 西藏如何與兩種帝國主義抗爭？如何產生表述民族意誌的公共知識份子？藏族漢語知識份子的作用是什麼？作為帝國政策的組成部分，中國長期通過漢化教育培養帝國在藏族內部的同盟者，雖有成功之處，但也產生出不少和唯色相似的人物。他們的民族意識沒有因為漢化教育減弱，反而更為強烈，同時他們又掌握了用漢語表述民族意識的能力。這一代人目前逐步成為西藏社會中堅，未來可能成為藏族各方面的領導者和領頭人。西藏會不會出現一個具有理性精神又通曉漢語的異議知識份子集團，乃至出現藏族的薩哈羅夫或哈威爾？漢族人士則應該思考這種前景對西藏和對中國，對解決西藏問題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應該如何迎接和回應這樣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文化帝國主義。
2004 年8 月－10 月於拉薩、
北京----原載《議報》第172 期

第四屆 " 族群青年演習營"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以 " 信息時代的族群關系" 為主題舉辦的第四屆 " 族群青年演習營"，11 月5 日至7 日在康乃迪克州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校園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余位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就 " 信息時代的族群關系" 進行了探討。
  來自大陸的作家張宏杰是個蒙古人，但和他已經喪失蒙古的名字一樣，也不會說蒙古語。但他認為語言文字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和民族存在的基礎，在內蒙的1,700 萬人群中雖然有 200 萬蒙族人，但只有少部份人能夠講蒙語，而且年輕人就更少。他擔心蒙族會面臨滿族一樣的滅族的危險。
  在『信息時代的西藏』專題討論中，不僅有流亡藏人的發言，而且也有來自西藏的西北民族大學教授旺秀才丹，同時來自大陸的著名學者王力雄和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杜智富分別以《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 透視唯色事件》以及《加拿大的聯邦經驗對未來中國的意義》為題作了書面發言。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給『族群青年研習營』的賀信中指出：『研討會的議題具有時代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信息技術和經濟建設方面有了驚人的發展。如果要使其成果對社會具有廣泛的、積極的影響力、並使生活在這一人民共和國中的每一個人從中得益，關鍵是力圖預見發展成果的潛在效應，並建造一個使其興旺發達的環境。』
  達賴喇嘛說：『作為一名藏人，我很清楚信息技術有潛力幫助漢人兄弟姐妹們更好地了解西藏人民和欣賞我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
  達賴喇嘛還指出：『因此，我向中國及其它任何使用中文的地區的信息技術領域中的有關工作人員呼吁，請你們貢獻一些時間和空間，能夠展現西藏今天的實況，了解西藏人民的心願，並對我們的情況有更好的認識。
  在當前的信息時代裡，我們有決心改善和提高族群之間的關系，不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我祝賀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召開這樣一個公眾性的研討會。』
   與會者均認為類似的會議有助于民族和解。

達賴喇嘛外訪錄
  9 月 16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離開達蘭薩拉，開始為期十九天的北美之行。
  這次的北美之行，達賴喇嘛前後訪問了美國邁阿密、波多黎各、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等國家。其中達賴喇嘛于1989 年曾訪問過哥斯達黎加和墨西哥，對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則是首訪。
  在美訪問期間，達賴喇嘛于19 日在佛羅裡達州發表了『從內心和平到世界和平』的演講，達賴喇嘛在兩個小時的演講中說，戰爭已經過時，只有通過內在的平和才能贏得最終的世界和平，達賴喇嘛說，世界和平並不是只有喊喊口號，他認為戰爭是一種有組織，並且是不合時宜的暴力行為，他並且舉伊拉克戰爭為例，表示事前談判相當重要，協商時機永遠不嫌遲。達賴喇嘛的演講吸引了一萬三千多名聽眾，演講後的問答也相當踴躍。
   據美國之音報導：當時，另有一群提倡解放西藏的活動人士也來到佛羅裡達。和達賴喇嘛呼吁給予西藏更多的文化自由不同的是，這些活動人士的活動重點在追求西藏獨立，他們於星期一在佛羅裡達開始為期三天，總長為55 英裡的步行活動，以吸引大眾對他們活動的注意。在哥斯達黎加，達賴喇嘛在首都圣何塞向民眾就修行創造快樂方面發表了演講。還會晤了哥斯達黎加總統阿維爾 ‧ 帕切科以及前總統奧斯卡 ‧ 阿裡亞斯。
  在薩爾多瓦，達賴喇嘛為當地民眾就有關『世界和平』方面發表了演講。
  在危地馬拉，達賴喇嘛10 月2 日與該國女政治家、1992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門楚會晤。 10 月 3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開始對北美洲六國之行的最後一站墨西哥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在墨西哥國會大廳，達賴喇嘛發表了有關「新世紀道德」的演講。
  據自由亞洲電台 10 月 5 日墨西哥城消息：正在墨西哥進行訪問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日前表示，他的代表與北京方面的會談進展緩慢，主要是北京害怕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表示，目前的努力是建立信任，所以在不同領域的詳細討論還沒有開始。達賴喇嘛指出，中國政府官員還充滿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很難進行討論。達賴喇嘛強調，他的代表首先清楚地表明他們不追求西藏獨立，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達賴喇嘛談到，多少年來，他都渴望訪問中國，不僅是作為參觀者，而且是作為朝聖者。達賴喇嘛希望在中國政府認為方便的任何時候成行。達賴喇嘛指出，他年紀逐漸老了，這是事實，但是中國共產黨也老了。任何事情都在變化，中國與30 年前相比，不是有很多變化嗎？
  美聯社報道說，近幾年來，支持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人士指責中國在西藏境內傾倒核廢料，勘探石油，水資源和林業資源，破壞了西藏的環境。對於有消息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地下儲藏核武器，達賴喇嘛對此表示，不了解這類情況。
  另據美國之音報道，達賴喇嘛星期天在墨西哥市對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對於中國可能已經在西藏傾倒核廢料的懷疑是有根據的，八十年代末期，中國宣布封閉部份西藏地區，連游牧民也不能進入，從那時開始當地就有一些畸形的動物出現。
達賴喇嘛訪問南非
  應「非洲傳統文化信托基金會」邀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于11 月 3 日開始南非進行第四次訪問。在為期一周的訪問中，達賴喇嘛會晤了南非部分宗教領袖、學生和政府官員。達賴喇嘛表示，人類心靈上的挫敗常會造成行為的失軌，唯有內心的平靜和慈悲的心腸，才能使家庭、社會乃至全世界寧靜和諧，而他個人的努力便是追求群體和全世界的和諧。
  11 月 6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前往南非著名黑人城鎮索威托維士塔大學發表「文化傳統與藝術在自由發展社會中的角色」專題演講，並與金山大學師生談論青年人在高等教育與文化保存間的角色扮演等議題，並前往南非德班出席一天半的佛學講座。

安多地區發現大量西藏古墓
  據新華网青海頻道 11 月 21 日報道，11 月18 日，中國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安多西寧市山陝台吐蕃墓群中發現的一座吐蕃木槨墓進行發掘，出土了鐵劍、銅壺、銅鏡、陶罐、木馬、漆器、指環等大量文物，為研究吐蕃時期安多地區的社會風俗、生產生

《 西 藏 通 訊》

西 藏 面 對 的 兩 種 帝 國 主 義

《西藏通訊》

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