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頁 - 《西藏通訊》

《西藏通訊》
( 總第44 期、2003 年3-- 4月號)

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召開第五次會議
達賴喇嘛希望再派特使前往北京
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卓抵達美國
西藏問題癥結之一
在台藏人舉行儀式紀念三 ‧ 一十
確保一個自由的西藏
日本國會議員邀請達賴喇嘛訪日
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掛牌運作
安多迭部發生森林火災
為西藏民族獻祭的象徵
美國國務院指中國踐踏宗教自由
西藏的語言文字正在日漸式微
野獸男孩熱唱西藏自由
政治犯增加中共治藏新變數
18 名藏人在尼泊爾逮捕面臨遣返的危險
『西藏愛國會』與『政治周』
末法時代------- 藏傳佛教的功能及其被破壞

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召開第五次會議
審議各項議案六十五項
  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第五次會議于3 月 18 日開始到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方的達蘭薩拉議會大樓召開。會議由議長白瑪均乃主持。會議審議了西藏流亡政府2002 年至 2003 年財政審計報告、西藏流亡政府2003 年至 2004 年財政預算報告、議會預測小組的報告、議會第四次會議小組對政府在過去六個月的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報告、西藏政府各部門2001 年至2002 年的年終工作總結報告、調查小組的報告、西藏政府的工作報告、特別調查小組的五份報告以及六份法律文件等總計六十五份報告和議案，并就政府工作向政府部長提出質詢，并通過了九個政府議案和四個議會議員提出的個人議案，通過了西曆2003 年至2004 年的財政預算。
政府所屬企業私有化進展順利
  根據西藏政府向議會提出的報告：政府于2001 年9 月24 日向十三屆議會第二次會議提出將所有政府直接經營的企業實施私有化的方案并獲得議會的支持後，西藏政府財政部于2001 年11 月和次年5 月召集各企業的負責人，詳細介紹了新一屆西藏政府的施政立場并就私有化方案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隨後由西藏議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組織財政部工作人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就私有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對應措施等進行了訓練，隨後專設小組負責私有化的工作，小組首先制定了私有化的操作程序和章程等相關文件並獲得政府的批准。
  根據這些章程，政府將設法使直接經營的企業轉讓給流亡藏人而不至被外人所接受，并優先考慮企業種的藏人雇員。對於停止經營的企業雇員和不願意在新雇主企業工作的雇員，將安排他們到政府所屬的各部門工作，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新的工作則給予優厚的補償後予遣散。
  據統計，由西藏流亡政府直接經營的有29 家企業，另有12 處非商業性的房地產，到2003 年2 月為止，有19 家企業實現私有化或被關閉，占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售出了兩處房地產。
  被私有化的企業不僅絕大部分為流亡藏人所擁有，而且有五家企業直接轉讓給了企業內的藏人雇員。
  根據介紹，在上述十九個企業中，有十三家轉讓到私人手中，六家企業則因無利可圖而直接關閉，這些被轉讓出售的企業共得款九千餘萬（93040987.33 ）盧比。在流亡政府的各企業中有雇員399 人，其中上述已經實現私有化的企業中有雇員154 人，其中除17 人轉調政府其他部門而外，為其他工作人員付出了近二百六十萬盧比的遣散費用。
  根據介紹，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直接掌握的資產包括信託管理、流亡藏人的稅收以及其他經濟來源，這次的企業私營化之收入將全部轉入政府所屬的信託基金。在過去一年的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由於政府關閉了一些長年虧損的企業，因而避免了許多的經濟損失，僅僅是由於不必再繼續填補虧損僅此一項就減少損失一千一百四十萬盧比。
開源節流成效顯著
  西藏政府為了加強西藏流亡政府財政的自生能力，採取了許多措施以開源節流，據介紹，由於注重征稅工作，2002 年流亡藏人的稅收較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五。在節流方面，為了嚴格控制非必要的開支和浪費，政府設立了專門小組，並根據小組的評估向各部門轉發了實施綱要，其中對銀行利息的使用、平時的應酬招待費用和規格、辦公用品的購買、電信費用和汽車的使用等方面做出了統一的規定，取消了以往在招待外賓期間可以提供酒類消費等規定，禁止公款轉用、借用以及用公款捐款，出差時必須利用政府所屬的辦事處、旅店等資源以及其他的節約措施，取得較好的成績，如汽車的使用和費用過去沒有統一的規定和措施，從2002 年4 月1 日開始，政府各部門所有的汽車維修和使用等由噶廈秘書處專設小組統一負責，結果使汽車維修和開支只有四十八萬一千餘盧比，較上年開支節約了五十七萬九千餘盧比。
  再如預算內開支的使用，由於政府嚴格的控制，較往年減少開支七百餘萬盧比。同時，往年西藏財政部和各單位有大筆在策資金被個人或團體所借用或提前預支，為了防治以後繼續出現這類問題，政府制定了有十八條內容的財務制度，詳細規定了主管與會計的職責和處罰措施，並于2002 年8 月12 日頒發給所有有關部門，并採取一系列措施追回欠款等。
流亡藏人納稅情況和改進措施
  1972 年，一批愛國者自發組織了西藏自由正義運動，當年7 月30 日他們在達然薩拉召開籌備會議時通過了所有流亡藏人向流亡政府納稅的決議，由此流亡藏人開始向流亡政府納稅，從而表明了由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唯一代表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同時也是西藏流亡政府開始擺脫完全依賴外援的窘境而開始走向自立的道路。根據《流亡藏人憲章》第十三條第四款的規定，納稅不僅是流亡藏人的權利，而且也是一種公民義務。
  據了解，從開始納稅到2002 年3 月為止，流亡藏人納稅金額總計超過二億五千六百萬盧比，其中最後五年有大幅度的上升。以下為這五年的納稅情況簡表（萬/ 盧比）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印度
1150
1099
1380
1585
2284

不丹
9.2
9.5
9.8
9.3
10.4

尼泊爾
267.5
278.9
327.6
439.4
169.2
美洲
667.1
745.1
1120
1129
1296

歐洲
383.2
363.9
325.4
410.6
549.9

其他
27.1
41
79
124.5
41.5

  由上表可以看出，到2002 年初，西藏政府的稅收入較1997 年增加了73.75 ﹪，其中印度和美國增加了100 ﹪。
  西藏政府的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地增加中，在開始納稅的1971 年，當年政府財政支出為538424 盧比，人民的納稅收入為68518，占總支出的12.73 ﹪。到2001 年，稅收入為46028424 盧比，當年財政支出為104980739 盧比，人民的納稅收入占總支出的43.84 ﹪。
  過去三十一年間，人民的納稅收入平均占財政支出的30.27 ﹪。
  究竟有多少藏人履行了納稅的義務？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對流亡藏人並沒有進行過精確的人口統計，尤其是對納稅人口沒有相應的資料，因此，政府在向議會提交的報告中根據財政部的一些數據，認為在印度境內的流亡藏人大約有十一萬人左右，其中六歲以下的兒童以百分之二十計，納稅人口應該在九萬六千人左右，根據2001 年納稅的情況，實際納稅的人口有81748 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左右。除了印度，在其他國家，根據西藏流亡政府計劃委員會1998 年提供的藏人人口數，以每年百分之二的人口增長率估算，在尼泊爾，應納稅的流亡藏人估計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其中納稅的有14743 人，占納稅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在不丹境內有七個藏人定居點，應納稅人口約在兩千人左右，而實際納稅的有1473 人，在加拿大和美國，應納稅的藏人人口約為4800 人左右，而實際納稅的只有2975 人，只占應納稅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加拿大估計應納稅藏人人口為1500 人，但實際納稅的只有297 人，在瑞士，應納稅藏人人口約為1630 人，實際納稅的有1492 人，其他八個國家估算應納稅人口約有2000 人以上，但實際納稅的只有413 人。
  據本報記者了解，在一些國家藏人納稅率低（如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該國的機構少，藏人散佈各地，納稅必須要個人前往政府機構或代行收稅業務的團體所在地，而且并沒有專人負責或督促，因而降低了納稅者的納稅意識和積極性。
  為了有效完成稅收工作，西藏政府向議會提出了一系列改進計劃，改進計劃包括：改造以往的納稅手冊，使其具有流亡藏人身分證明的功能，並為每一個流亡藏人在電腦中編定程序號碼，簡化納稅手續，追繳以往沒有繳納的稅款，規定對未履行納稅義務之流亡藏人的處罰措施，更改以往從六歲開始納稅為十五歲以後納稅，取消老年人的部分稅項以及提高稅額或調整納稅比例等等，然而由於議會對這些改進計劃持異議態度，因此要留待今年九月份召開的議會中再次做出討論和決定。
需要加強地方議會的職能
  西藏政府在向議會提交的過去六個月的工作報告中首先介紹了政府對議會通過的有關決議之執行情況，有關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方面，政府在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新老政府交替的逐漸完成，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所秉持的政策將會日趨明朗，在此特殊的時刻，繼續營造和談的良好氣氛，防止出現影響和談進程的意外行為是至關重要的。有關中藏和談的所有工作由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直接負責，因此西藏政府要求各方面積極配合。
  此外，報告還表明西藏政府秉持和平非暴力的政策，因此對恐怖主義和美國的反空戰爭都不予贊同的立場，指出西藏政府為彌息戰爭而三月11 日開始舉行特別法會，祈禱世界的和平。
  對於中國政府發布的《西藏環境白皮書》，報告表示已準備了相關材料，準備在2003 年4 月25 日、也就是十一世班禪喇嘛之生日那天予發布。
  此外，報告還談到為了使政府的所有改革措施不僅僅停留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達然薩拉範圍，而是在基層定居點確實得到貫徹，鑒於在達然薩拉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對地方的管理具體管理，因此，報告認為加強地方議會的職權和管理能力，尤其是加強對地方行政事務的財政預算之審議、決策監督等是極為重要的。
注重對定居點的建設
  西藏政府在給議會的報告中指出：流亡中的西藏人所肩負的使命主要有兩點，一是為西藏的自由而鬥爭，第二點是在流亡期間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宗教以及作為民族身分標誌的語言文字。
  如果說對於第一項使命，由於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和力量對比以及環境等各種非人力所能改變的因素而難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那麼，流亡藏人肩負的第二項使命則完全取決於流亡藏人自身的努力，為了創造延續和繼承傳統文化的環境，防止流亡藏人消失在印度人口的汪洋大海中，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南亞各國建立了藏人定居點，並為後代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但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一代卻不怎麼願意繼續上一代人的農業定居生活，因而使做為流亡社會載體的定居點面臨危機，為此，西藏政府將會注重對定居點的建設，包括利用現代科技提高農牧業和手工業等的生產層次，引種各種經濟作物，提倡豢養本地畜種，加強合作機制，恢復農村經濟活力，尤其是為貧弱的底層人民提供福利保障等，從而保證定居據點的生產能夠自給自足。同時鞏固原有的各種政治、宗教和團體組織，鼓勵各組織積極參與和推行各種社會活動和組織生產機能的培訓等。設法將散居的藏人集中起來，為他們提供必須的協助和基礎教育。
  此外，報告認為目前的所謂貧困階層，從物質角度而言都是相對的，因此，未來流亡社會的貧困與否不注重以社會生產量為標準來檢驗物質是否貧乏，而是以個人或家庭能否在社會上具有實現自己意願之能力作為標準，因為，目前的流亡社會中五分之一以上都生活在印度的偏遠地方，除了農業生產很難有其他的經濟活動或就業機會，雖然定居點的發展有目共睹，但這種發展是脆弱的，而且不管是從經濟規模、人力資源和生產資源的佔有等方面都決定了只要外界出現一些不穩定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貧困的邊緣狀態。因此發展人們對社會適應和實現自己意願之能力，在非暴力、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發展經濟等，西藏噶廈政府認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達賴喇嘛希望再派特使前往北京
  達賴喇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希望中藏間的接觸能夠繼續進行，並希望未來幾個月再次派出特使前往北京。另外，對於美聯社日前曾報道說，達賴喇嘛表示他的特使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將再次訪問北京。對此，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主任布瓊次仁解釋說，美聯社的這一報道並不準確，達賴喇嘛隻是說，希望特使能在今後一、兩個月之內訪問北京。至於雙方目前接觸的情況，布瓊次仁表示不便透露。.

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卓抵達美國
  經西藏流亡政府、西藏議會以及位於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組織和個人的多年努力，為西藏民族的自由和尊嚴而身陷囹圄長達十一年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旺桑卓于三月二十八日乘飛機抵達美國。

西藏最年輕的女政治犯
  【自由亞洲電台2003 年4 月2 日報道】藏歷七月初一至初五，是一年一度的西藏雪頓節，是西藏人向喇嘛奉獻酸奶的日子，同時因為一連五天都有西藏戲劇表演，亦被稱為藏戲節。但是，在1990 年8 月18 日這一天的雪頓節同往年有一些不一樣。
  阿旺桑卓回憶說：那天西藏的雪頓節規模很大，許多人到拉薩西郊的羅布爾卡去舉行慶祝活動，唱戲、看戲的人都不少。當時，我們十二個尼姑在戲棚邊上，大叫『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很快就來了很多公安將我們抓走了。
  阿旺桑卓出生於1978 年2 月3 日，到了1990 年8 月的時候只是 12 歲，但是西藏人計算歲數的習慣要算大一歲，所以按照他們的計法，她在13 歲第一次被捕。當時由於她年級比較小，所以根本沒有經過審判，當局將她拘留了將近一年才通知說，她因犯了『反革命宣傳罪』而判刑一年。
  阿旺桑卓是1994 年以來，西藏年齡最小的女政治犯，阿旺桑卓說，她從小就聽大人說中共怎麼入侵西藏、又怎樣鎮壓藏人，但是她當時根本沒有怎麼留意，直到後來父母送了她入拉薩北郊的噶日廟做尼姑，她目睹了一幕改變她一生的場面。阿旺桑卓告訴我們：那是1989 年的一個晚上，我住在廟宇的最前面，可以看見前面的一些路。當時我看見一些工作組、公安人員照著手電筒上樓。因為廟裡面都是些尼姑，所以看見這種情況都很害怕，大家都在看。看的時候，那些工作組的以為我們要反抗，所以就開槍了。一開槍，我們就更害怕了，於是大家都跑到大堂集中，那時我特別小，聽見開槍特別害怕。
  因為這次事件，十幾歲的阿旺桑卓堅定了她追求自由西藏的政治理念。
  阿旺桑卓第一次坐牢，坐了將近一年之後出來，發現自己的父親、叔叔以及哥哥全都在這一年之中被投進監獄。從遠方趕回來跟女兒相聚的媽媽，在聽到丈夫兒子坐牢的消息之後的第二天就已經講不了話，第三天就去世了，剩下阿旺桑卓跟姐姐相依為命。
  1992 年6 月，阿旺桑卓跟其它尼姑一起，再次走上拉薩街頭示威，然後又再次被捕。這一次，歲的阿旺桑卓被法院正式審判，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三年，但是一坐就坐了十一年的牢。
  阿旺桑卓說：我一共被加了三次刑，第一次是在93 年，我們在監獄裡面唱歌，錄音之後送出國，專門作了一個，影響特別大，所以被加了6 年。9 年又因為喊政治口號被加刑8 年。到了98 年五一勞動節升國旗的時候，我們再喊口號，結果又加了6 年。將所有的數字加起來，阿旺桑卓的刑期一共有21 年，直至2013 年，年輕的阿旺桑卓已經坐了十多年的牢，對自己的過去，阿旺桑卓就只是很簡單地回答說：我不後悔，她說：我們這個民族很能吃苦，這是我們樂觀的原因。
  在這次節目中，我們為聽眾播出了阿旺桑卓在93 年跟其它另外13 名尼姑用了一部偷運進監獄的錄音機所錄製的歌，雖然這首歌錄音的質量很差，但我們仍然能夠提出歌詞的大意：
   芬芳的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枯萎了，西藏的雪山在太陽的高溫下燒焦了，但是永恆希望之石保護我們這群誓死追求獨立的青年。

訴說獄中的經歷
&nbps;【自由亞洲電台4 月2 日記者申華的報道】去年十月份在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訪問美國之前，阿旺桑卓提前九年從監獄中假釋出來，但一直處於警方的監視之下，直到上個星期。阿旺桑卓 3 月31 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獨家采訪時說到她來美國的經過：『他們把我從西藏帶到中國成都，然後星期三晚上又到了北京。星期五晚上他們把我送到機場。事先並沒有通知我要去什麼地方。飛機起飛之前才告訴我他們要送我去美國。』 13 歲對許多少女來講，正是無憂無慮如花的年紀。但是阿旺桑卓卻不得不面對監獄裡的殘酷：我們這些尼姑在房子外面站成一隊，然後一個個被拉進房間裡挨打。我在外面聽到尼姑發出叫喊聲。當輪到我的時候，看到桌子上擺著鋼管、水管之類的刑具。然後他們什麼也不問，上來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頓。他們用玻璃瓶子打我的背，用鋼管子打我的頭，打得我都站不住，流了很多血。
  阿旺桑卓說，這還不算是最嚴重的。她記得有一次監獄方面還叫來軍隊開了槍：『五月一號舉行升旗儀式時，監獄方面選了一些犯人參加升旗儀式。舉行儀式時，兩個年輕的藏族刑事犯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同時還散發傳單。其他一些犯人也跟著喊口號。當時我們這些沒有被選上參加儀式的犯人就扒在窗口看。後來大量的軍人來到監獄，拿著電棍、皮帶亂打犯人，甚至還開了槍。我們看到很多人倒在地上喊叫，有的人在喊打死我們的人了！』
  即使在獄中，阿旺桑卓也沒有放棄她的追求。她曾和其他一些獄中的尼姑一起偷偷錄製了一盤她們演唱爭取西藏獨立歌曲的磁帶。這盤磁帶後來被設法帶到了海外。阿旺桑卓說，獄方發現她們偷錄爭取西藏獨立的歌曲後，看守們狠狠地用皮帶打了她們一頓。她自己也因這次行動而被延長了六年刑期。
  小小年紀的她，不能和家人一起享受天倫之樂，而要在監獄裡遭受虐待，還要和大人一樣每天干重活。她有沒有後悔過？阿旺桑卓說：我不後悔。我從小就聽長輩們說共產黨不好。自從進了監獄後，我親身經歷了監獄看守對我們這些人殘酷到極點的折磨，激起我們的憤恨。
  再談到家人時，阿旺桑卓介紹說：『我第一次從監獄獲釋出來，母親見到我很高興，但是她15 天之後就去世了。原因是我母親本來就有心髒病。我們沒有告訴她當時我父親已被公安抓走了。不久公安又來抓我姐姐。在門外我們求公安不要把父親被抓的事情告訴母親。公安當時一口答應，但是見到我母親後，他們卻把我父親被抓的事情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當時就暈過去了，不能說話，不久就去世了。』
  阿旺桑卓小小年紀就被判長期徒刑的事情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駐中國大使雷德經常向中國政府提到阿旺桑卓的案子。美國主管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拉納在三月分訪問北京時也提到她的案子。在美國副總統切尼即將訪華之前，阿旺桑卓最終獲準前往美國治病。她說，在臨上飛機之前，中國公安要她保證到美國後不說反對中國的話，不做反對中國的事。她說她認為向記者講述她在獄中的遭遇並不是反華行為。

致西藏同胞及西藏的朋友
  阿旺桑卓抵達美國後，發布公開信，對西藏政府和同胞以及西藏的朋友們給予的愛和支持表示感謝。
  她還表示：『我得化一定的時間來適應自由自在的人生，原因是我從小就處在一個專製的社會裡，並且在監獄裡度過了11 年多完全失去自由的歲月。國際社會對我的關注真使我激動萬分。我決不認為自己是個不同尋常的人，我所做的是任何一個吃糌粑的西藏人，當自己民族的尊嚴和生存權遭到剝奪時該做的事。說實話，沒有一個西藏人能忍受誣蔑我們敬愛的領袖達賴喇嘛，或剝奪我們的基本人權。但是，在西藏所實施的政治高壓政策不允許西藏人民表達他們的心聲。』
  她說：『我的最迫切的願望是盡快能得到見尊敬的達賴喇嘛的機會，知尊敬的達賴喇嘛貴體健康而感到非常高興。』
  公開信指出：『當我自己在享受自由之時，不由自主地對包括難友朋措尼珍在內的正在中共監獄裡遭受萬般折磨的眾多西藏政治犯的處境很關注。目前我正在編集有關西藏政治犯的狀況的信息，為了他們能得以釋放和享受自由，我願盡自己的一切力量。我呼吁國際社會幫助他們得到自由。』
   最後，阿旺桑卓說：『我祈禱尊敬的達賴喇嘛為解決西藏問題所作的努力能盡快得到實現。我願服從尊敬的達賴喇嘛的一切教導，這樣自己可以為實現西藏問題得到公正的解決而貢獻力量。在西藏境內的西藏人民正急切地等待著他們所敬仰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返回雪域，並使他們從困難中得到拯救。』

西藏問題癥結之一

吳弘達
  自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消滅了西藏的政府和軍隊，進而迫使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了。
  成千上萬的藏民飄泊世界各地。但是，他們沒有氣餒，沒有被消滅，他們不可能被消滅。這個被漢族人看來『野蠻、愚昧、骯髒、迷信』的民族，被共產黨稱作為需要『解放』的民族，今天屹立在世界眾多的民族之林中。
  流亡的藏民在世界各地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受到的尊敬及歡迎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多。他們保持著自己的尊嚴、宗教、文化、服飾、生活習慣以及自己的政府。他們的年青一代中許多人獲得很高學位，成為知名的學者。他們失去了土地，獲得了天空。
  最近，北京又一次同西藏代表團開始接觸及談判。不論是出於什麼樣的政治原因或政治考慮，也不論談判會有什麼結果，至少表明一點：流亡五十年的西藏人民及其政府是北京政府不可輕視的一個政治實體。西藏流亡政府沒有軍隊，沒有經濟實力，甚至沒有國際間的外交認同。眾所周知，共產黨的政治考量從來是基於力量對比及實際利益的。事實證明，雖然公義及真理常常被利益及邪惡淹沒，但它永遠是最強大的。
  北京政府執行了幾十年的西藏政策所倚靠的眾多因素中有二點最為關鍵：第一，大多數的漢人岐視藏族人，認為藏人需要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幫助及開化；第二，大多數漢人認為西藏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大多數漢族人認同北京的政策。
  是不是漢民族文化優於藏民族文化；是不是藏民族有許多不良生活方式；是不是西藏改教合一的社會體製不合理；是不是西藏的宗教阻礙了經濟及文化的發展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可以研究及討論的。但首先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誰可以有權利去評斷這些問題的是非並以武力為後盾，強迫執行這些改變。一個民族如果不尊重另一個民族有自決自治的權利，那麼這個民族本身一定也不配有自決自治的權利。今天的漢民族就是這種狀況。如果漢民族在追求民主、自由、繁榮的過程中也尊重別的民族有這種權利，那麼壓在漢民族身上的共產黨專製政權也應該從藏民族身上移開。藏民族有權利尋求自己的政治前途、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及文化生活。
  如果大多數的漢人說：我們應該尊重藏人，給藏人選擇的自由。我相信北京政府目前的西藏政策就很難繼續下去。當大多數漢人說出這樣的聲音時，漢民族自身的素質將會有巨大的改變。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裔加拿大人幾十年來一直尋求魁北克的獨立。魁北克在歷史上曾是法國殖民地，從來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魁北克的獨立運動始終不斷，但並未被加拿大冠以『分裂祖國』、『出賣祖國利益』的帽子，而加以鎮壓。
  世界大勢正在劇變。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甚至民族主義在一個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以及尊重人權和人道的歷史潮流中顯得蒼白無力，遲早會成為歷史的垃圾。
---- 原載《觀察》

在台藏人舉行儀式紀念三 ‧ 一十
  藏曆新年，在台藏人以祈禱法會形式追悼日前在西藏境內遭槍決之洛桑頓珠，同時為被囚的二 ○ 八名西藏政治犯祈禱，希望他們能夠早日獲得自由。
  這場祈禱法會是由「在台西藏人福利協會」主辦，該協會指責中國在侵占西藏的五十年間造成一百二十多萬藏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幾千座寺廟被摧毀，而且仍在推行毀滅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政策。

確保一個自由的西藏

在布魯塞爾『三 ‧ 一十』紀念會上的講話 茉莉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與西藏人民一起，表達我們共同的心情。
  我們紀念這個日子，那是四十四年前，中國進軍拉薩，在殺戮了數萬藏人之後，佔領了曾經是自主的西藏。
  我和與我同時代的許多漢人一樣，曾經以為中國當時真正地『解放』了西藏。我們真誠地相信，中國政府幫助了西藏人從北京領導人所說的『農奴製度』下獲得自由。但是，當我們有機會接觸到關於西藏真相的獨立信息，我們再也無法相信政府灌輸的那些有關西藏的宣傳。今天，在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狀況方面，中國政府繼續在誤導世界，甚至在誤導它本國的公民。
  今天，西藏人民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樣信仰自己的宗教，敬仰達賴喇嘛。盡管中國政府強迫僧俗民眾效忠於中國官方和共產黨製度，西藏人並沒有如中國政府所宣稱的那樣被『解放』，因為西藏人民並沒有任何主動要求『解放』的願望。相反，今天仍然有數百佛教僧侶和尼姑，僅僅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而被關押在中國監獄。最近，洛讓鄧珠（一個西藏農民）和忠於達賴喇嘛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位深受歡迎的佛教領袖）這兩個案例表明，中國政府繼續在剝奪藏人的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
  當我聽說這兩個人因涉嫌在中國西部的一系列爆炸案而被捕，並且被判處死刑時，我感到非常震驚。盡管國際社會極為關注，洛讓鄧珠仍然被處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仍然身系囹圄。中國並沒有出示任何證據，表明這兩個人犯了爆炸罪，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洛讓鄧珠的審判是公正的審判。我的國家竟然指控非暴力的西藏人民參與恐怖活動，這使我感到非常憤怒。這一案件表明，今天的中國在反恐怖的借口之下，肆意壓製西藏人。而中國政府殺害洛讓鄧珠、逮捕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真正原因，僅僅是因為這兩個藏人行使其基本權利，繼續敬仰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而已。
  中國政府長期敵視達賴喇嘛，把他視為對中國統一的威脅。但是，達賴喇嘛並不要求西藏獨立。十五年來，他一直提議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我認為，去年中國政府邀請達賴喇嘛的代表訪問中國和西藏之舉，是值得贊賞的。現在，胡錦濤已被指定為中國新領導人，他的新政府正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機遇。他們所處的地位，使他們能夠重新評價中國對西藏的政策。他們必須與西藏流亡政府展開正式對話，以和平解決兩個民族之間長期存在的紛爭。
  我深知，解決中國問題絕非易事，它要求中國的新一屆領導具有很大的勇氣。一個長久的解決方案，將不僅有益於西藏人民，而且有益於中國和世界和平。
  作為一個民主的實體，歐盟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保障這一沖突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二 ○ ○ 一年，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歷史性演說中，他要求歐盟為西藏作更多的事情。我敦促在座的諸位，與我一道吁請歐盟製訂一項有關西藏的前瞻的政策，去請求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歐盟必須盡其所能，以確保一個自由的西藏！
二 00 三年三月十日

日本國會議員邀請達賴喇嘛訪日
  日本國會西藏聲援組織負責人 Makino Saeishu 先生于3 月 14 日在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會晤時邀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今年 11 月訪問日本。達賴喇嘛接受了邀請。

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掛牌運作
  (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台北縣三十一日電) 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今天在台北縣新店市掛牌運作，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及民主進步黨秘書長張俊雄都強調，基金會的成立有助於提升台藏雙方的實質關係，希望彼此的文化、經貿、教育等交流密切。基金會董事長戴勝通並表示，台藏基金會將成為與達賴喇嘛的對口單位。
  台灣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戴勝通出任基金會的董事長，他說，政府單位蒙藏委員會與西藏互動有若干缺失，諸如互信、觀光、教育、人權和人道保障問題，希望有待台藏交流基金會加位於印度北部達蘭沙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加強互動。
  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才嘉(TSEGYAM) 出席揭牌儀式時表示，達賴喇嘛從一九九七年之後兩次來台，象徵西藏流亡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友好關係。透過達賴喇嘛兩次在台灣的現身說法，國人對西藏有更全面性的瞭解。
  才嘉強調，台藏基金會邀請達賴喇嘛第三度訪台的訊息，已經傳達給達蘭沙拉，不過，全球邀請達賴喇嘛訪問的大學、中心、基金會相當多，目前，達賴喇嘛還沒有訪問台灣的規劃。不過，基金會的成立，「象徵世界屋脊與福爾摩沙的關係更突破」。
  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以「兩個政府之間的對口單位」看待台藏基金會與達賴喇嘛基金會，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則說，台藏基金會是「提升兩國實質關係的印記」。基金會先針對文化與醫療等發展業務，希望成為與達賴喇嘛的一個對口單位。
  基金會副董事長蕭美琴、考試院長姚嘉文、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副秘書長吳釗燮、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副秘書長李應元等人都參加揭牌儀式，高僧梭帕格西等人也為基金會開光祈福。戴勝通表示，基金會未來將充分結合民間與政府的力量，不論是引介西藏宗教文化，與西藏流亡政府的交往，對藏人醫療、農技、教育、職訓各方面的協助，及對在台藏人的服務，都抱持「互信、合作、成長」的信念，為台藏交流建立通暢的網路與高效率的平台，甚至結合全世界支持民主、人權和弱勢族群的力量，為西藏人民與台灣人民，謀求和平繁榮的未來。陳水扁總統今年一月在基金會成立發表談話時強調，台灣與蒙古和西藏關係能夠改善和提升的關鍵，就是不再把蒙古共和國人民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視作大陸人士，許多問題就迎刃而解。

安多迭部發生森林火災
  本報綜合報道：4 月15 日西藏安多迭部（現甘肅甘南州迭部）達拉林發生森林大火，火災的第一著火點在當局設立的護林點附近，當地的樹木主要是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油松和雲杉。
  據新華網的介紹，安多迭部達拉林位於迭部縣達拉鄉境內，林地面積4.46 萬公頃，森林覆蓋率49.3%，有麋鹿、羚牛、梅花鹿、藍馬雞等多種野生動物。
  據了解，到 18 日凌晨降下的一場雨水才使山上的明火被澆滅，據新華社記者4 月17 日報導，雨前林區火勢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大火仍在繼續蔓延。
  當地藏人阿久對新華社記者說：熊熊大火和滾滾濃煙包圍了整個村莊，40 戶人家不得已只好先將家產和貴重物品轉移到安全地帶，人員暫時撤離之後，他和幾個牧民到山上去找牛群，結果在一個山溝裏，看見10 多頭牛變成了奔跑『火球』，掙扎了不久就栽倒在地。等火過後，他們趕往現場，許多牛已被燒死，一些出生不久的小牛犢被燒成了灰。他家40 多頭牛，僅找到了8 頭被燒焦了毛的『光背牛』。
  據新華社的報導：截至4 月16 日晚9 時許，在大火中失蹤燒死的大小牲畜已達1148 頭，燒燬牧場房屋2 處13 間。經初步測定，這場森林大火過火面積為 3500 多公頃。
  火災原因尚未確定。當局目前僅僅是懷疑高壓線掉在地上短路引起了大火。

為西藏民族獻祭的象徵
－－－阿安扎西冤案的嚴重後果

茉莉
  不顧國際人權組織、西藏流亡政府、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海內外漢藏民間人士強烈呼吁公開、公正的審判，中共四川司法當局悍然執行一系列黑箱作業，在其二審判決中維持洛讓鄧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緩的原判。宣判後，不等國際社會反應過來，洛讓鄧珠就被迅速處死。
  這一殺人滅口的做法令人震驚。我們這些一直追蹤、關注此案的漢人，再次認識了這個政權凶狠的大漢族主義本質：他們口裡喊著尊重少數民族權利，實際上，卻在處心積慮地用共產黨『三個代表』的偽教義，去取代高原傳承了千年的藏族宗教文化。一旦他們達不到同化西藏人的目的，其手中的國家機器便露出猙獰可怕的面孔。
  這一嚴酷的鎮壓在西藏人那裡，引起了憤怒、悲哀和絕望等激烈反應。一位流亡西藏朋友含淚寫道：『除非我們西藏民族男盡女絕了，否則一定會討個說法。』正如一直為阿安扎西奔走求助的王力雄所預料的：『－－－千萬當地群眾永遠不會相信，並會將此案件流傳成漢政府壓迫藏人的又一個歷史故事。』

活佛獄中秘密錄音表白無辜
  不知經過多少令人難以想象的艱險，五十二歲的活佛於今年一月十八日在四川康定監獄秘密錄製的一個錄音帶，被西藏人輾轉送到海外。在錄音中，阿安扎西用藏語表白他的無辜。中文翻譯大意如下：
  『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完全是無辜的。我一直勸人民要有善心，要關心他人。大家都知道我的所作所為。我是被冤枉的，我相信，我的冤枉是會被證實的。我身為西藏人，一直獻身於藏人的福祉，有人不高興，所以從去年開始就誣陷我。關於撒發傳單、秘密安放炸彈，我不僅沒有做，而且心裡從來連想都沒有想過。』
   阿安扎西的自述，與王力雄在四川藏區調查到的情況完全一致。熱愛西藏的王力雄曾多次旅行到甘孜州，耳聞目睹阿安扎西在當地廣行慈善事業、深受藏民敬愛的情況。他因此和廣大藏民一樣，無法相信宣傳不殺生、非暴力原則的活佛，會是多起爆炸案的指使者。
  這位後來法名叫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佛，在他七歲時就入了康巴名剎--- 理塘寺受戒出家為僧。五十年代末，他親眼目睹了宏偉的理塘寺被人民解放軍的飛機炸成一片廢墟。八十年代初，這個當年的小喇嘛尋求十世班禪喇嘛的幫助，帶頭重建了理塘寺。1982 年，阿安扎西流亡印度，在達蘭薩拉從達賴喇嘛座前受近圓戒。在印度南方哲邦寺修行了5 年之後，阿安扎西返回西藏。
  在這次爆炸案審判之後，我和王力雄收到多封來自阿安扎西的學生和親屬的信件，其中有Phuntsok 等在印度的藏族喇嘛，代表阿安扎西的數千名弟子和追隨者，寫信給我說：『我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仁波切絕對和爆炸案沒有關系。如果法院查明仁波切真的有罪，我們和他的追隨者將毫不猶豫地和他一起到中國監獄去坐牢。』

周永康是四川迫害藏人的黑手
  毫無疑問，從法律角度看，這次對阿安扎西的判刑，是褻瀆司法公正的一個典型案例。四川當局在此案中使用了種種惡劣手法，如強行中途改換律師，對外宣布虛假案情，威脅和控製當事人親屬等。此案毫無程序公正可言的事實，證明了當局用心的險惡。
  一位最近逃亡出來的藏人告訴我們：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現公安部長周永康，是製造這個案件的幕後黑手。根據這位藏人提供的線索，筆者對周永康做了一番了解。這位出身於石油系統的江澤民老鄉，在他出任四川省委書記的三年任期內，不僅殘酷迫害法輪功，而且不遺余力地鎮壓西藏人。2001 年，四川省色達五明佛學院被政府派來的漢族民工強行搗毀，幾千名藏族和漢族僧尼流離失所。
  根據中共黨報的報道，周永康在四川『治藏』，曾七次去康巴高原『考察』。他指示黨員干部加緊在藏區『反分裂』，『矛頭要直指達賴集團』，還以一個共產黨人不信神的無知和無畏，反對西藏人按照他們自己的心願給寺廟捐獻。因此，頑強維護本民族宗教文化、造福一方的阿安扎西活佛，就成了周永康在藏區推行江記理論『三個代表』的最大障礙，不除之不能解他們的心頭之恨。
  有人問：為何對阿安扎西這樣一個著名的活佛，當局不用對付一般異議人士所使用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而使用『爆炸罪』這樣嚴重的刑事罪名？我的西藏朋友認為，由於『反恐怖』是世界的當務之急，而成都爆炸案的嫌疑人洛桑頓珠正好是藏人（此人至死都拒絕認罪），這個藏人又恰好與阿安扎西熟悉，因此，將爆炸案牽連到阿安扎西身上，對早就想尋找機會下手的當局來說，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以爆炸罪名誣陷西藏人入罪，阿安扎西並不是周永康第一個犧牲品。早在1999 年周永康上任後不久，便在甘孜以『爆炸罪』的罪名逮捕大金寺格西索南彭措。這位格西和阿安扎西一樣，也是在藏區民間很有影響的人物，他被逮捕時，當地有三千余名群眾沖擊鄉政府和派出所。
  其實格西索南彭措真正觸怒當局的地方是：他私自在拉薩買了護照，前往印度拜見達賴喇嘛，返回四川後，他未經過政府批準跨地區舉行宗教法會，並在舉行法會時高舉達賴喇嘛的照片，為達賴喇嘛念頌長壽經。由於毫無半點爆炸案證據，甘孜州中級法院只好給這位格西另找罪名－－－以『煽動分裂國家罪』的罪名判處他五年徒刑。

西藏人從此與中共更為離心離德
  一次又一次地無情鎮壓那些勇敢捍衛本民族文化的西藏人，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漢族政權也許能在短期內迫使藏人噤聲，但由此造成的後果，卻是使西藏人與中共政權更加離心離德。最近，流亡社區的《西藏時報》發表社論說：『中國統治下的西藏絕對沒有出路。』盡管達賴喇嘛仍然尋求與中國政府談判，但一般藏人卻認為，和中共這樣的政權合作前景非常渺茫。
  對阿安扎西等西藏喇嘛的迫害，在流亡的西藏民族主義者看來，表明中共蓄意消滅西藏民族精英，存心滅絕西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他們誓言絕不屈服。在西藏境內，雖然中共的物質援助，可以暫時減弱藏族人的宗教意識，但絕不能取代佛教在他們靈魂裡根深蒂固的地位。有信仰的人不怕死，如果中共當局不肯終止對他們的迫害，西藏人民將不會漠然以對。
  歷史原本是從無數事件中，選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組成。中共當局迫害西藏人的案例數以千百計，但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阿安扎西已經成為藏人口耳流傳的為民族獻祭的英雄，在藏族民間被神聖化。他的命運，是西藏人民和漢族統治者之間的一個難以解開的心結。
---------( 本文原載《開放》雜誌)

美國國務院指中國踐踏宗教自由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三月五日指出嚴重踐踏宗教自由、需要『特別關注』的六個國家。這6 個國家是中國、緬甸、伊朗、伊拉克、北韓和蘇丹。這份名單同鮑威爾去年列出的國家一模一樣。鮑威爾在書面聲明中說，這些國家的宗教自由狀況沒有顯著的改善。
  根據1998 年國會通過的『國際宗教自由法』的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要提交有關世界不同國家宗教自由狀況的報告。雖然這個名單上的國家已經面臨人權或其他方面的不同懲罰，但是如果一些國家被認定宗教自由記錄很差，就可能遭到美國的進一步製裁。
  一個根據1998 年的法律建立的宗教自由獨立顧問委員會去年10 月批評了國務院，說國務院沒有對中國和蘇丹壓製宗教自由的狀況采取嚴厲行動。
  另據BBC 中文网 3 月 19 日消息：在布魯塞爾開會的歐洲聯盟諸國外交部長們再次對中國的人權紀錄表示了關注。外交部長們在一份聲明中強調對西藏和新疆地區的文化和宗教自由的關注。

西藏的語言文字正在日漸式微
  （美國之音江河4 月15 日報道）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旅游業的日益擴大以及現代文化對傳統生活方式和習俗的影響，傳統的西藏文化，尤其是藏語，受到了一定的沖擊。那麼，中國政府的有關政策對藏人的社會、文化和經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住在中國的藏人如果不懂漢語能否在就業中具有競爭力呢？西藏人的雙語時代是否已經來臨了呢？

藏語在西藏面臨威脅
  雖然中國官方聲稱藏語的歷史有1，300 年，但是據一些歷史學家考證，西藏人從公元7 世紀起就開始使用書面文字了，而口傳藏語產生的時間比這更加久遠。據估計，全世界目前大約有500 萬人在使用藏語，除了西藏自治區的居民外，一些生活在青海、甘肅、四川以及印度次大陸的居民也使用藏語。西藏社會科學院一位語言學家曾經說過，雖然藏語是世界上保護的最完好的語言之一，但是它也面臨著全球化的威脅。巴黎第八大學語言學副教授圖納德爾則認為，藏語在西藏面臨嚴重的威脅，它正在逐漸消失。他說，中國政府對此也很清楚。圖納德爾說：『中國政府知道這種局面。2002 年5 月，中國政府通過一項有關藏語的新法規，目的是為了保護藏語。這是第一種保護少數民族語言的法規。雖然這是令人鼓舞的措施，但是，這也反映出藏語確實受到嚴重的威脅。』

藏語逐漸失傳原因
  西藏自治區人大去年通過的這項法規規定，居住在西藏的漢人需要學習藏語。新法規稱，藏語和漢語一樣，必須受到相同樣的重視，擁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巴黎第八大學的圖納德爾副教授認為，造成藏語逐漸失傳的原因主要有三條，其中兩條都是非語言因素。他說第一條原因是政治上的。例如，藏人不能在開會時說藏語。盡管從理論上講他們可以說藏語，但如果他們真的在會上說藏語，就會感受到很大壓力，因此他們只好說漢語。第二條原因是教育方面。這是因為中學教育都是使用漢語。雖然也有用藏語編的數理化教材，但它們實際上沒有使用。

西藏文化語言問題
  事實上，目前大陸的許多藏人都是既懂藏語也會漢語。可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西藏與佛教研究副教授杰爾馬諾認為，藏人這種具有使用兩種語言的能力對他們在就業以及其他問題上並沒有幫助。杰爾馬諾說：『即使中國本身的研究也一致顯示出，經過藏語培訓的藏人在藏語考試中比他們經過漢語訓練後在漢語考試中的成績要好得多。因此，這種掌握雙語的特點總是使藏人在教育和就業競爭中處於劣勢。』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成員、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羅桑熱杰最近走訪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縣，結果她發現了許多自相矛盾的事物。一方面，她看到當地許多新建的房屋都是傳統的藏族建築物，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大多數街道、商店、旅館和飯館的牌子都是用中文寫的，很少有藏語的。另一個自相矛盾的方面是，縣長和其他官員都是穿的藏族傳統服裝，但他們在會上卻都是用漢語發言。
   羅桑熱杰說：『因此，這些矛盾在於，盡管人們清楚地意識到西藏文化和語言的重要性。但是，也有許多很重要的方面沒有被人們意識到。所以，只是在課程中加上藏語或者僅僅提倡雙語教育是不夠的。顯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複雜的解決。』

需要資源和支持
  羅桑熱杰最後表示，藏人目前處於一個關鍵時刻。無論是在西藏還是在散居外國的藏人中，藏人都從未面對過這樣一個充滿迅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的時代。她說，現在要依靠這一代藏人和關心西藏的人為進行積極和有成果的改革奠定基礎。羅桑熱杰說，藏人需要接受教育。但是，為了滿足這一需要，藏人需要資源和支持。

野獸男孩熱唱西藏自由

「西藏自由音樂會」移師台灣舉行
  【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辦事處中文网綜合報道】由美國知名嘻哈三人演唱團「野獸男孩」發起的「西藏自由音樂會」，二十日將移師台灣舉行，主辦的TRA 音樂等單位今天下午將召開記者會，立委蕭美琴、歌手陳昇、許哲毓、閃靈樂團都出席。
   「西藏自由音樂會」由野獸男孩（Beastie Boys ）成員所籌劃，一九九六年第一次在舊金山舉辦，當時吸引十萬名觀眾參加。
  之後，這個音樂會曾在紐約、華盛頓等地舉辦，不少樂壇知名歌手、藝人都參加，像U2、Radiohead、R ‧E ‧M、布萊德比特等都曾共襄盛舉，瑪丹娜還獻出一首名曲收錄在西藏自由音樂會出版的紀念合輯中。
   「西藏自由音樂會」在搖滾運動史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野獸男孩」由三個五年級生所組成，早在 80 年代他們就玩起了嘻哈音樂，是許多嘻哈團體心目中的「導師」，更被權威的 NME 音樂周報評為是「音樂上的畢卡索」。
  「野獸男孩」不是耍嘴皮唱饒舌而已，他們三個都是達賴喇嘛的信徒，是虔誠的藏傳佛教徒，早在 1994 年就成立基金會，抗議中國入侵西藏，1996 年起更在舊金山、華盛頓、紐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東京等多個國際城市舉行「西藏自由音樂會」。
  今年這場活動移師台灣、東京兩地同步舉辦，台灣演出陣容包括當年的發起人野獸男孩，以及香港嘻哈大師「LMF 」、陳昇與新寶康樂隊、搖滾新秀「Tizzy Bac 」等，而旅美西藏音樂人阿旺客曲「Nawang Khechog 」也將受邀來台參加盛會。在台舉辦的「西藏自由音樂會」由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全國搖滾聯盟、以及密勒日巴基金會共同舉辦。
  下午主辦單位在音樂會舉辦的現場 ─ 松山菸廠舉行了記者會宣傳，除了參與演出的陳昇、Tizzy Bac 樂團的許哲毓、閃靈將出席參加外，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也是現任立委蕭美琴也到場致詞。

歌唱西藏的自由
  【中國時報記者黃秀慧／台北報導】4 月20 日晚間台北夜空很音樂，也很政治，因為由嘻哈教主團「野獸男孩」領軍的「西藏自由音樂會」，在台北松山菸廠熱鬧開唱，包括台灣新生力組合Tizzy Bac、主流樂界代表陳昇，以及來自香港的「大懶堂」和曾獲葛萊美獎提名的西藏樂手Nawang Khechog，都集聚一起用音樂來表達支持西藏自由。
  昨晚這場露天嘻哈派對可以說是愈夜愈HIGH，不久前才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開唱的「大懶堂」，面對戶外場地，身手完全施展，粗口連篇的熱力讓台下歌迷的情緒完全沸騰，而立委羅文嘉、蕭美琴也在演出中場，以中英文雙聲帶，帶動台下歌迷大喊「Free Tibet 」的口號，等到「野獸男孩」上場，台下歌迷全都瘋狂，開唱才15 分鐘，推擠情況就十分嚴重，「野獸男孩」只好暫停演出，大開場燈，然後要求場中歌迷往後退兩步之後，才恢復演出。
  由於演出藝人來頭不小，不少港台藝人全都成了台下一起搖滾的樂迷，根據主辦單位TRA 表示，包括大支、楊乃文、豬頭皮、路嘉怡、「麻吉」，以及「閃靈」、「董事長」、「小刀」、「壁虎大樂隊」等人都擠在搖滾區看表演，而吳彥祖和Maggie Q 不但相偕出現，中場時甚至還跑到後台和「大懶堂」團員聊天，不過最讓樂迷振奮的是，主辦單位聽說超級大團「林普巴茲提特」的經紀人和主唱佛瑞德達斯特，因為上星期在日本挑選吉他手，所以也抽空飛來共襄盛舉，佛瑞德達斯特在昨晚七點多才抵達中正機場，完全是衝著「野獸男孩」的面子而來。
  在國際頗富盛名的「西藏自由音樂會」，自 1996 年在美國舊金山開唱以來，是第一次在距離中國最近的台灣開唱，衝著這層特殊的意義，昨晚這場音樂會吸引逾5000 多名歌迷到場加入搖擺行列。

政治犯增加中共治藏新變數 林照真
  政治犯一向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嚴厲撻伐，也是中共入藏後，最受國際詬病的一點。然而，中共始終認定西藏並無政治犯，並認為這類犯罪者其實都是一定範圍下的刑事犯，從事的更是反革命之暴動等刑事犯罪。而對關心西藏人權者而言，西藏境內許多為中共宣稱的暴動其實都是和平的思想犯，卻在缺乏證據情況下遭不當審判與拘禁。
  去年，中共以各種名義釋放了六名西藏政治犯，其中包括被關押最久的老政治犯久美桑波；另外不斷受到國際人權團體聲援的西藏音樂家阿旺群培也獲得釋放，而長時間遭囚之女喇嘛阿旺桑卓也在去年獲釋。
  然而，受達賴認證為班禪十世轉世靈童的根敦卻吉尼瑪卻仍然不落不明，現年十二歲的根敦卻吉尼瑪因此被人權團體列為「最年輕的政治犯」，為他所舉辦的遊行與祈禱會至今從未中斷。
  「政治犯」標記台灣黑暗政治的一頁，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威權體制下各式政治迫害，政治犯的存在，令不斷製造經濟奇蹟的台灣仍被評比為人權落後國家，也讓執政者的政治正當性遭受質疑。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台灣政治犯終成歷史名辭。
  而已成為世界市場與工廠的中國大陸，目前處在經濟飛騰年代，其傲人的經濟成就有如台灣當年的榮耀，不料北京政權竟也複製當年台灣的政治錯誤，其治理西藏的正當性自然受到抨擊。
  尤其，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平非暴力」理念的倡導下，暴力行為一直受到佛教不殺生等教義的壓制，但西藏政治犯人數的頻頻增加，卻加深了西藏議題升高的變數。
  如今，西藏已具人權指標之意涵，中共為了改變國際視聽，已在西藏投下大量援藏經費，卻因為政治犯的存在，而無法獲得藏人的信服。在丹增德樂事件發生後，中共或許應該計算一下，行走在野蠻與文明間，何者付出的代價較大？

18 名藏人在尼泊爾逮捕目前面臨遣返的危險
  據達然薩拉出版的藏文旬報《西藏時報》4 月 20 日報道，尼泊爾政府以非法入境之名逮捕了 18 名流亡藏人，並進行了判決。
  4 月 15 日 21 名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印度的藏人遭尼泊爾警方逮捕，並對他們進行了判決。其中有兩名六歲和一名九歲的兒童。這些流亡藏人是經尼泊爾囊巴拉邊境抵達尼泊爾的， 4 月 15 日他們乘車前往西藏流亡政府駐尼泊爾難民接待站途中遭尼泊爾警方逮捕。
  尼泊爾警方逮捕的 21 名流亡藏人中，據稱六歲的丹增卓噶（女）和洛桑達瓦（男）、九歲的巴桑（女）被轉交到聯合國難民署駐尼泊爾辦事處。但是，對其他 18 名流亡藏人尼泊爾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罰款了 37 ‧50 美元。尼泊爾法院罰款 5000 尼泊爾盧比。并警告說，如果按時不交罰款者將關押 7 至 10 個月。被懲罰的 18 名流亡藏人中有 8 名十七以下的兒童。被判決的 18 名藏人現已關押在尼泊爾德利沖熱內布監獄中，在這所監獄中另外還有 8 名以同樣的罪名關押的流亡藏人。在這所監獄中現關押著 28 名流亡藏人。
  尼泊爾內政委員會秘書 TIKA D ‧NIRAULA 發表有關 4 月 16 日逮捕的 18 名藏人事件時表示，這些藏人交了罰款金或無支付能力而服完刑期後可能將轉交給藏尼邊境的中共邊防軍。他還說：尼泊爾政府打算將遣返經尼泊爾流亡印度的藏人。
  駐尼泊爾的聯合國難民署及時設法營救遭逮捕的這些藏人，但是，沒有取得任何效果。聯合國難民署和尼泊爾間對有關藏人經尼泊爾流亡印度有一非書面成文的協議，但是，現在的尼泊爾執政者以不成文為由拒絕遵守這一協議。
  由於西藏與印度邊界有中印雙方的大軍對峙駐紮，所以大部分流亡藏人都是通過尼泊爾前往印度，過去，不斷有流亡藏人在尼泊爾遭到警方搶劫、強姦或遣送流亡藏人回西藏的事情發生，聯合國難民署是協助西藏流亡政府援救這些難民的最主要的組織。

『西藏愛國會』與『政治周』
  『西藏愛國會』是一些西藏青年自發形成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其宗旨是提高流亡藏人的政治意識和愛國意識，三月二十三日，『西藏愛國會』組織『政治周』活動，邀請持各種不同政見的流亡藏人領袖就西藏的當前或未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接受聽眾的詢問。據該組織成員的介紹，他們舉行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給予政府及各非政府組織和異議人士向人民群眾介紹其觀點、立場的舞台，以此來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意識和對西藏問題的關注等。

非暴力與中間道路
  會議的第一天『西藏愛國會』邀請的演講者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動仁波且，他的演講主題是「以非暴力的中間道路爭取西藏自由」。桑東仁波且在演講中介紹了和平非暴力和中間道路的涵義，他認為和平非暴力是佛教的精髓和核心，他指出，西藏佛教所倡導的非暴力更注重的是動念而不是行為本身，他舉例說，因自身喜好而勸朋吸煙喝酒，看似友好，實有害身體，所以是『暴力』的。而一個醫生為病人進行截肢手術，其行為看似暴力血腥，而其動念卻是為了救人，因而是非暴力的。故此在大乘佛教中以利益心而傷害生命的現象并不認為是暴力行為。
  桑東仁波且還解釋說，中間道路并不是那種商人討價還價後的折衷，從宗教的角度而言中間道路指的是排斥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之間的途徑。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定中國政府在西藏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使其處于極權統治之下，此為一極，另一極是西藏完全脫離中國並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間道路就是在排除上數兩極的情況下實現西藏的高度自主自治，具體地講，就是所有西藏地區的統一以及在讓這個包括所有西藏地區的土地具有民主主義為原則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如香港和澳門推行的『一國兩制』那樣，以民主為基礎，根據中國憲法中的民主條款制定地方基本法。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表明西藏屬于中國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可以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外交方面除了中國中央政府統一派駐各國的代表機構而外，西藏將沒有資格派出自己的代表機構。西藏的國防到一定時期為止完全由中國政府負責，因為達賴喇嘛在五點和平計畫中提出了西藏要成為永久的和平基地，到那時候西藏不需要國防，在此之前，西藏國防要由中國政府負責。其他如西藏的教育、文化發展、傳統、宗教和部分經濟等則由自治政府主導，所以說部分經濟，主要是指西藏境內的經濟活動要由自治政府負責。對這樣的自主自治，中國方面有些人指稱是變相獨立，但從目前的香港模式來看，指稱西藏的自治方式為變相獨立是沒有根據的。
  桑東仁波且的發言吸引了一千餘名聽眾。

不獨立，西藏就沒有希望
  『西藏愛國會』還邀請了堅定支持西藏獨立的代表人物拉桑才仁，拉桑才仁在 3 月 24 日的演講中指出：西藏應選擇追求獨立，否則沒有希望。他認為西藏的情勢日益惡化且沒有看到任何好轉的希望。他認為中國政府是絕對不可信任的，西藏人民應該吸取過去不斷受騙上當的經驗教訓，放棄任何的幻想，踏實地推行恢復西藏獨立的事業，確定只有自己的奮鬥才能為西藏帶來真正的獨立與自由。
  對去年九月達賴喇嘛特使前往北京問題他認為：『這只是中國尋找取消歐盟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之陰謀詭計。』他說：『中國要的是西藏這個國家或土地而不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西藏人。中方已拒絕和達賴喇嘛談判，我們還有必要對此抱幻想嗎？』。
  當有人問西藏獨立和西藏高度自治兩個方案中那條比較容易實現時，他說：『藏中和談必須要有藏中雙方共同有這個意願時才能進行，否則你的意願等于零，問題是中國為什麼要和我們進行談判？沒有中國方面的和談意願我們是沒有任何辦法的。但是，爭取獨立的運動則百分之百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拉桑次仁還說：『獨立運動的前提是：一、目標堅固。二、要有信心。三、努力奮斗』。

末法時代 — —藏傳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毀壞

王力雄

一、西藏宗教的現狀
１、從 “ 活佛爆炸案” 說起
   表面看，藏區現在到處是寺廟，香火旺盛，僧侶眾多，人們自由地拜佛轉經。在藏區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後得到藏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是不少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共同經歷。中國政府已經看到這一點，因此變過去的封閉防守為主動進攻，開放西藏門戶，邀請更多的外國記者和政客去西藏參觀，並且開始取得成效。
   而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縣的藏人洛讓鄧珠被執行死刑；藏人僧侶阿安扎西被判緩期兩年死刑。阿安扎西是一位廣受當地信教百姓擁戴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當局指控他策劃並且指使洛讓鄧珠實施了一系列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因此判刑。
   ２００１年１月，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多河中橋半夜發生爆炸，無人受傷，但震驚整個康定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夜裡，也是在康定，中共甘孜州黨委的大門遭爆炸，值班室內兩名武警受傷；同一年１０月２日，康定城內州交通警察大隊大門又發生一起夜半爆炸，守門老漢被炸死。
  現在，這幾起爆炸案都歸於阿安扎西和洛讓鄧珠。對這次審判的疑點，我已經寫了其他文章進行質疑，不在這裡重複。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如果西藏宗教真如中國政府所說的那樣自由，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爆炸案呢？我雖不相信是阿安扎西指使了爆炸，但爆炸的確可能是藏人所為，而且和宗教問題有關。甘孜州當地與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康定發生爆炸之後，當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阿安扎西，而是離阿安扎西居住地幾百公裡之外的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

２、驅趕喇榮尼姑
   距離色達縣城二十多公裡的喇榮山谷，有一座藏傳佛教寧瑪派高僧晉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學院。１９８０年創辦時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裡學習的僧眾已近上萬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還有上千名漢人信徒，從各地前去學習的僧眾不斷增加。
   中國當局對任何不被其完全控製的組織都懷有猜疑和畏懼。１９９９年８月我在康區旅行時原打算去色達，當時就聽到當局要對五明佛學院進行整肅，傳說警方已對那裡進行控製。因為我剛從新疆出獄，同行者擔心再惹麻煩，遂決定不去。當局整肅五明佛學院的主要目標，是減少那裡的人數，使之不能擁有太大影響。按照當局的規定﹕ 佛學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眾只允許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眾只允許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來學佛的漢人則必須全部離開。
   當局原指望主持佛學院的晉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夠協助完成驅趕僧眾的任務，但遭到他們的一致拒絕，因為對出家人來說，勸他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行為。於是當局使用強硬手段，由工作組指揮雇來的漢族民工摧毀僧眾的房屋，讓僧眾無處存身，逼迫他們離開。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拆房達到高峰，一天之內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聽在場的人描述當時場面，一邊是摧毀房屋的聲音此起彼伏，塵煙四起，一邊是上千尼姑抱頭痛哭，震天動地。那一段五明佛學院周圍山上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流浪女尼，風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達拆房高峰的二十天後 — — 請注意一下這個時間 — — 甘孜州中共黨委大門被炸。而康定城裡發生的三起爆炸都是在對色達五明佛學院整肅最烈的２００１年內發生。
   我當然不是說色達五明佛學院的高僧們參與或指使了爆炸，但是那場強行驅逐波及了來自各地的幾千人，被趕走的人不再受佛學院管束，而其中不少人並沒有修行到佛教的不嗔與忍辱境界。想到上千對社會毫無傷害的女人僅因為有信仰就被拆毀住房，逼她們淒惶逃奔，連我這樣的無關者都會感到憤怒，何況那些被驅趕的人？以爆炸進行抗議不是沒有可能。
３、藏區有無宗教自由？
   宗教有不同的層面，有的顯露在外，如寺廟建築、僧侶念經和信眾燒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學、傳承、組織、教育等。後者是宗教的實質，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實質的載體，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沒有實質，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藏區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確有了相當自由，走馬觀花的旅游者幾乎不會看到限製，但是稍微深入一點，就會知道限製不僅存在，而且無孔不入。關於這方面的情況，２０００年我在西藏自治區做過如下調查﹕
  “ … … 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寺廟，僧侶被要求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眾多當局不信任的僧侶被趕出寺廟，遣送回鄉，還有一些關進監獄；留下的僧侶則必須公開表態反對達賴；製定了限製寺廟活動的規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廟，限定寺廟僧人 ‘ 編製’，禁止寺廟之間串聯，在寺廟以外不許宣傳宗教等，甚至活佛轉世都要在 ‘ 黨的領導下’ 進行；寺廟自主名存實亡，政府官員被安插進寺廟管理機構，任何決定都得通過他們。”
   “ … … 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員、干部和國家職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許信仰宗教，還要把達賴當作敵人，每人家裡除了嚴禁掛達賴像，還不允許設經堂佛龕，不許請僧侶念經，不許做佛事，不許掛宗教性標誌，不許讓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辦的學校上學，違反者要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退休者扣發退休金，學生則不予升學。西藏自治區目前有６萬多干部，９萬多黨員，１５萬職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們的家屬，總的算起來，受這些規定影響的藏人超過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單位經常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闖進職工家檢查。今年（２０００年）的薩噶達瓦節（藏人最重要的宗教節日），當局甚至要求各單位專門派人到宗教活動場所 “ 蹲點”，監視有無本單位人員出現。還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規定不許電視台出現經幡畫面，結果西藏的電視記者和其他省赴藏記者一起采訪時，外省記者專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經幡顯示西藏特色，西藏記者卻要到處找拍不到經幡的角度。”
   “ … … 除了前面講的 ‘ 整頓寺廟’，西藏宗教界最擔憂的是當局對講經弘法的封殺。宗教失去哲學思想的傳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與迷信層面，無法了解宗教真諦，由此必將造成宗教衰微，還有奢靡之風的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敗壞。同時，宗教界內部的理論研習與傳承也無法正常進行，宗教儀軌或被取消或被限製規模，宗教學位的考試也已十幾年不批準舉行，目前西藏境內的僧人在宗教造詣上遠遠落後於國外。不滿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覽館，而只讓老百姓點燈磕頭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於欺騙外國訪問者，還不如沒有。” （王力雄，《與達賴喇嘛對話》，人間出版，２００２年，頁１０９～１１０）
   在西藏自治區以外，藏人最多的地區就是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主的康巴地區。康區兩位最受信眾擁戴的活佛 — — 康北的晉美彭措和康南的阿安扎西，一位門下幾千弟子被驅逐，一位本人被判死緩入獄。追溯政權對他們這樣做的原因，焦點就在宗教是否自由。他們要宗教自由，而政權不給他們這種自由。
４、宗教自由的以身試法
   以阿安扎西為例，他落得這樣的結果，與他和當地政府多年的矛盾有關。甘孜州當局一直把他視為異端。１９９７年７月，甘孜州宗教局稟承甘孜州黨委的意誌，下發了一個專門針對阿安扎西的文件，其中指責他的內容有﹕ （１）把一個帳篷寺廟改建為土木結構的固定寺廟；（２）擴建了寺廟；（３）修建了一處 “ 念經活動點”；（４）指認了兩名活佛的轉世靈童；（５）插手干預另一個寺廟的搬遷。
   一目了然，以上對阿安扎西的指責，每一條都屬於宗教事務。如果真有宗教自由，政府就不需要對其中任何一點進行指責。然而政府不但這樣做了，還由此對阿安扎西進行了以下幾項處置﹕ （１）取消他的活佛身份，責令其只許做一個普通僧人；（２）否定他指認的轉世靈童；（３）規定他不得去其他寺廟參與活動；（４）罷免其雅江縣政協委員。（因為在中國有太多 “ 竊密”、 “ 泄密” 的罪名，所以我在這裡不能透露文件內容的來源。）
   這幾項處置，除了罷免政協委員可以由當政者決定，其他幾項無疑都是對宗教事務的干涉。除此還有一個問題是當局的干涉能否生效。按照阿安扎西本人說法，他的活佛身份是他在印度時由達賴喇嘛認定的。那是宗教內部的傳承，只能遵循宗教內部的規則。一個信奉無神論的政黨地方分支機構，何以能夠決定誰可以是活佛誰不可以是呢？對這樣的決定，阿安扎西不會接受，當地的宗教信徒也不會接受。那是宗教原則，不是有權力就可以改變的。事實也是這樣，老百姓仍然把阿安扎西當作活佛，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越來越高。幾萬當地百姓聯名為阿安扎西進行擔保。這把政府放到了一個尷尬地位，它以頒發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對阿安扎西的處置，卻又不能得到兌現，於是政府遭到蔑視和挑戰，相關官員也遭到羞辱。雖然這應該說是政府方面自取的，但政府卻會把賬記在阿安扎西頭上。
   在認為權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會，當權者不會因為人民不接受就善罷甘休。他們必然要不斷升級，一個回合沒勝就來第二回合，直到最終證明權力取得勝利。

二、宗教對西藏的社會功能
５、被擊斃的盜賊
   我在阿安扎西入獄之前就開始對他關注，曾計劃把他作為研究對象。我對他的興趣，最初起於如何維系藏區社會治安的思考。
   康區 — — 特別是甘孜州 — — 是個治安案件多發地區。我自己有親身感受。一次我開車到甘孜縣城時太陽未落，住下有點早，趕到下個縣城則要走一半夜路。我早聽過在康區不敢開夜車，但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我決定繼續走。結果黃昏剛近就不見任何車輛，夜色降臨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踫到一棵巨大原木橫擋在公路中間，那是強盜慣用的攔路手法，只要車一停，藏在黑暗中的強盜就會出來搶劫。幸虧木頭和路邊排水溝之間還有個空檔，讓我的車能從那沖過去，才幸運地免遭搶劫。
   我在雅江縣還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離縣城幾公裡的一個路邊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時，旅店的藏族老板指著窗外讓我看。不遠處的路邊上，一塊編織布遮蓋著一個形體，一看就是一個人。藏族老板說，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強盜。強盜是兩個藏人，搶了一輛成都貨車。司機到雅江縣城報了警，帶著警察沿路回來找。兩個強盜剛好走到這裡。警察逮捕他們時，因為他們有拔刀動作而開槍，當場打死一個，另一個跑上了山。藏族老板懺悔說，兩個強盜先是想住他的旅店，因為沒有身份證沒讓他們住，出門就遇到了警察；如果當時讓他們住下，可能就不會死了。不過他隨後又說，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個，結果太平了一陣。最近搶劫案又多起來了，再打死一個又會有一段太平。
   不久縣裡來了幾輛警車勘查現場，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說現在的案件越來越多。１０年前他剛進縣公安局時，全局只有３０多人，現在已經７０多人，案子還是破不過來。最大的問題是藏區地廣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裡發生案子，報案須騎馬翻山，有時得走幾天，警察去現場也得騎馬，又得耗去幾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連綿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去找。他說治理藏區的社會治安，只有毛大爺（他對毛澤東的稱呼）的方法最好，那時候靠的是群眾專政，全民皆兵，人人都提高警惕，有違法犯罪的現象大家一塊起來管，基層組織也發揮作用，即使沒警察，也沒有人敢輕舉妄動，或者即使發生什麼罪案，案犯也跑不了。現在呢，基層組織失去作用，出了什麼事情，大家全當沒看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維持社會的治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手伸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膽大妄為。
   不過，毛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靠階級斗爭來上緊社會發條只能維系一時，不可能長遠。當毛的一套已經不能再指望，藏區的社會治安應該靠什麼維持，擴展地講，就是西藏社會應該怎麼治理，靠什麼保證秩序和長治久安的問題。這不僅是現在和毛時代需要面對的問題，歷史上也一樣需要解決，那麼在以往的千年時間中，西藏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６、活佛如何成為社區領袖
   雅江縣是藏區與漢地最接近的縣之一，處在與各種現代化因素、商品經濟、市場意識、流動人口等頻繁接觸的前沿。但是在雅江西部的鄉村和牧區，與康區的惡劣的社會治安狀況相比，卻是另外一種景象。
   我在一位名叫嘎瑪的康巴人家裡住過（為了防止給當事人造成麻煩，這裡用的是化名。下面他的兩個朋友的名字也是化名）。嘎瑪有兩個幾乎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一個叫勒布，一個叫曲扎，他們三個都是典型的康巴漢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樣。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全都不喝酒，不抽煙。面對我的驚訝（康巴男人中嗜酒者頗多），嘎瑪解釋說，原來他們都是很能喝酒的，抽煙、賭錢、打架、打獵、偷東西 … … 所有的壞習慣都有。周圍的藏人幾乎都是如此。嘎瑪的額頭上現在還有一道刀疤，他也砍過別人的頭（我想象得出嘎瑪打架時的勇猛）。那時他光是輸在賭博上的錢就有十三四萬元。家裡的生活過得一塌糊涂，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耍瘋，要麼打架，要麼掏出錢包來隨便送人，或者兩個喝酒伙伴互相送對方回家，來來回回走上好多趟，回到家裡還要打老婆。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有幾年時間滴酒不沾，不抽煙，不賭博，不偷不搶不打架不殺生。不僅他們幾個是這樣，周圍幾個鄉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他們一樣戒掉了惡習。
   是什麼使他們發生這種變化的呢？就是阿安扎西。阿安扎西七歲出家，年已三十才在印度被認定為活佛。１９８７年他返回康區，在甘孜州雅江縣和理塘縣交界一帶主持宗教活動。嘎瑪告訴我，以前雖然也有活佛來，但那些活佛對老百姓的狀況並不關心，拿到老百姓的供養就走人。阿安扎西卻不一樣。他不把老百姓給的錢放進自己腰包，而是用來做善事。他養了六七十個孤寡老人，沒人養的他都養。他給不能通車的村子出錢修路，他還自己親自參加修路。他辦的學校有一百三十多個學生，都是孤兒、殘疾兒童或貧困家庭的兒童，每月的花費要一萬三千多元，都得靠阿安扎西來解決。
   阿安扎西得到百姓信任，他對百姓也就有了影響力。他提出禁止喝酒賭博等惡習，人們就接受了。戒除惡習的人一多，成了風氣，也就帶動了更多的人。每年他都要下鄉給百姓講經傳法，每個鄉講半個月。講法時他挨個點名，每個人他都認得，並且知道鄉村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誰打架了，或是誰偷了東西，他都了解。他會叫那些做過壞事的人站到人群中間，在眾人面前譴責他們。喇嘛帶領大家一塊念經的時候不允許他們參加。這對藏人來講是非常大的恥辱，而且有佛教中那種業和因果的威懾，對他們心理的觸動會非常大。最後做過壞事的人要當眾認錯，表示改正。這樣的人一般都會痛改前非。
   我問嘎瑪，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生活的樂趣是什麼？嘎瑪說樂趣多得很，耍壩子、跳弦子、吃好的、吹吹牛都是快活事。抽煙喝酒打牌沒有什麼真的樂趣，或者是當時樂一下，事後後悔。我相信他是真心這樣說。雖然他的體魄看上去力能拔山，可是他的眼睛單純得就像孩子。我先去睡覺時，嘎瑪、勒布和曲扎余興未盡，在外屋的火塘邊又接著 “ 吹牛”。我半睡半醒地聽著他們在外面不停大笑，真是發自心底的笑，那樣地開懷、透徹、給人感染。我實在想不出，他們天天在一起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完，還可以那樣一起笑？他們一小時發出的笑要超過我一年的笑。他們的確很快活，而那快活和物質財富、感官享受是沒有關系的。
７、幸福來自哪裡
   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最高當權者 — —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曾有十年時間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他在西藏發表過這樣的言論﹕ “ 在任何歷史時期，任何國家裡，宗教都不能帶給人民實際的自由和幸福。” （陳奎元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只要懂得一點常識，就會知道這是不正確的。不過可想而知陳奎元先生會這樣爭辯 — — 那些以為自己在宗教中獲得了幸福的人，不過是精神鴉片的迷幻作用。陳先生所說的幸福有 “ 實際” 二字作為定語。那麼需要問，什麼是 “ 實際” 的幸福呢？幸福是 “ 實際” 的嗎？這世上有沒有一種有形的東西叫幸福，可以放在盤子裡，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呢？沒錯，物質方面的滿足的確可以帶來一定幸福，但那只是在一定的階段。有研究者認為﹕ “ 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點，都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收入帶動幸福的效應開始呈遞減態勢。收入水平越高，這種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 （王紹光，《市場、民主與幸福》，《天涯》雜誌。）
   人與其他物種的不同之處，在於人有精神世界。宗教的核心就在於解答生命的意義，宗教自身同時亦是結構完整的價值體系。所謂幸福，其實就是意義與價值不斷實現的過程。因此在人類滿足溫飽之後，宗教是給人類以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千百年來西藏人的生存之道和幸福之道，也是主要立足於宗教。
８、 “ 康巴雄鷹” 遭殃
   鄧小平的 “ 發展才是硬道理” 現在成為全中國的座右銘。即使在藏區草原，也到處矗立這樣的語錄牌。中共對西藏乃至整個中國民族地區保持穩定的冀望，都寄托在 “ 發展” 二字上。他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就會安居樂業，民族矛盾也會越來越少。
   真是這樣嗎？是否發展就會穩定、富裕就會穩定？我們再來看嘎瑪的故事。近些年，康區每年都要舉行 “ 文化搭台，經濟唱戲” 的活動，其中一個重要節目就是評選 “ 康巴之鷹” — — 有點類似內地的選美，不過選的是外形彪悍、豐采過人、服飾華麗的康巴男人。嘎瑪先天條件好，身材魁偉，做派粗獷，一頭漫卷的長發特別有英雄氣質，每年都要被雅江縣作為代表送到州裡參加 “ 康巴之鷹” 的競選，而且多次成功地當選為 “ 康巴之鷹”。這對嘎瑪本人當然也是一個榮譽，因此每次參加選拔前他都要認真地準備 “ 行頭”，如虎皮或豹皮縫製的彩緞藏裝、貴重而繁多的配飾、瓖金嵌銀的腰刀，當然還少不了一條好槍。要顯示康巴男人的氣概，最重要的莫過於有支槍了。然而，嘎瑪去年參加完 “ 康巴之鷹” 評選活動後回家不久，便被抓進了公安局。
   得話分兩頭。從幾年前開始，當局下令收繳民間槍支，原因當然是為了 “ 穩定”。藏人愛槍，多年來藏人有槍一直是被允許的，尤其在牧區，為了防範襲擊羊群的野獸，槍幾乎是必需品。因此收上來的都是些破舊槍支，好槍沒有人交。而嘎瑪去參加 “ 康巴之鷹” 的競爭，當然不能背一支破槍，他從朋友那裡借了一支好槍。
   無論是嘎瑪還是借槍的朋友，都沒有想到這事會惹著公安局。因為評選 “ 康巴之鷹” 的活動由政府組織，嘎瑪是雅江縣選派的代表，在這種活動上背一支槍，就跟演戲的道具一樣，沒有什麼不對。即使是公安局的人看到，也會認為是政府同意的，不會追查。除非是有人專門舉報，說那槍是違法的，也在收繳的範圍。嘎瑪正是遭到了這樣的舉報。
   是誰舉報了嘎瑪？這就要把故事轉到另一條線上。當前中國舉國開發旅游，藏區也不例外。嘎瑪所住的村莊就是雅江縣規劃中的一個旅游點，被定為 “ 藏家接待”，即把旅游團安排到當地百姓家吃住，游客直接付錢給接待人家。目前項目剛開始，為數不多的旅游團都是縣旅游局直接安排，當務之急是要給游客留下好印象，傳出去一個好名聲，才能把景點推出去。因此要求接待的家庭房子夠大，衛生好，會做飯，主人善於與客人打交道。嘎瑪家這幾方面的條件在村裡都是首屈一指，於是旅游局安排到他家的旅游團最多，嘎瑪當然也掙到了一些錢。照理說，旅游辦好了，村裡家家經濟上都會受益。人們生活已經比從前富裕了很多。當年不那麼富的時候，人與人的關系都不錯。尤其是阿安扎西在的那些年，大家一心向善，很少發生爭執。即使發生一些矛盾，也有他們稱之為 “ 大喇嘛” 的阿安扎西來斷決，馬上就能擺平。現在不同了，嘎瑪家接待的旅游團多，別人心裡就不平衡了。縣旅游局長去村裡視察時，村裡一群人去質問，為什麼不把旅游團平均地分到各家？旅游局長讓他們 “ 回家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樣”。有人氣不過 — — 怎麼讓你嘎瑪把好處都得了，又出 “ 康巴之鷹” 的風頭，又掙旅游的錢 — — 於是使出了舉報一招。
   嘎瑪被抓進公安局，不但槍要沒收，罰款，拘留，最讓他羞辱的，是把他的一頭長發剃了個精光。他一輩子都留長發，已經成為他與生俱來的一個部分，剃掉他的頭發，對他就如同割掉鼻子差不多。他哀求警察，表示寧可交一萬元給公安局，也要留下頭發。但是警察不聽那一套，硬是把他剃成了光頭。等嘎瑪從拘留所裡出來，他在人們眼裡成了被拔光羽毛的鷹，再也神氣不起來。人們都把他當笑話講。我去年到雅江，也去了嘎瑪家，但是他不在，聽說他悶在家裡很長時間，然後出了遠門。我沒有看到他的模樣，也無法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但我猜得出來，舉報者此刻一定感到恐懼，當初想報複嘎瑪也可能僅僅是讓他丟一條槍、罰點款，並沒有想讓他遭到如此羞辱。拔光羽毛的 “ 康巴之鷹” 會做出什麼反應呢？康巴人可是有血性的啊。阿安扎西已經被關進了監獄，誰還能管得住嘎瑪，約束他不要返回到原來那種用刀說話的狀態呢？眼下嘎瑪似乎沒有什麼表示，可越是這樣，越會讓舉報者害怕。康巴人報仇可不在乎時間，甚至可以世世代代地打下去。舉報者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刀磨快，時刻帶在身上。
   不光我想這個問題，當地人也在困惑，房子越蓋越大，有了汽車摩托車，可是彼此之間為什麼反倒變得惡毒，未來又會怎樣冤冤相報下去？從這個角度看，發展並非 “ 硬道理”。即使僅僅從維持統治穩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僅靠經濟發展也是不夠的。舊的矛盾的確會消除一些，新的矛盾又繼續產生，而且可能更複雜，更難解決。前面講過那個被警察擊斃的盜賊，還有被警察剃頭羞辱的嘎瑪，當然還包括被當局關進監獄的阿安扎西、遭到槍斃的洛讓鄧珠，以及幾千名被強行驅趕的色達五明佛學院弟子，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以及連帶的方方面面，最終產生出來的是什麼？難道都能靠經濟發展解決嗎？
９、靠什麼保護藏區生態
   康區之所以成為藏區相對富裕的地區，和一種名為松茸的菌類有很大關系。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松茸只是百姓自家吃，一個人上山半天可以采到一背簍，市場上只賣兩角錢一斤。現在松茸出口到日本，價格扶搖直上，高等級的松茸達到千元一斤。康區幾乎是全民性地采摘或倒賣松茸。在松茸主產區，僅松茸一項就能給當地人均年收入增加千元，佔到百姓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據說有的藏民拜佛時已經添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內容，希望日本人身體健康，能把松茸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難事，問題會出在康區自身。一個縣干部告訴我，他們縣的松茸年產量九十年代後期是千噸左右，２０００年是七百噸，２００１年是四百噸。如此銳減的原因主要在於不適當的采摘。松茸要在孢子成熟後才能再生，但孢子成熟後的松茸賣不出價，因此人們都搶在松茸孢子成熟前采摘，松茸產量必然逐年減少。還有，隨著松茸價格提高和采摘者增加，沒長出地面的小松茸也要采，導致覆蓋松茸菌床的植被掀開，菌床暴露，以後就難以再生長新的松茸。如此采下去勢必沒有明天，人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仍然繼續這樣采。
   康區的人采松茸，西藏、青海的藏區就挖蟲草。蟲草是一種冬季前後侵入蛾幼蟲體內的真菌，夏季時從死蟲頭頂長出，據說有大補效果，主要是內地有錢人吃。價格也是扶搖直上，過去十多元一斤，現在幾千元一斤。挖蟲草的方法是連著草皮深挖２０厘米，才能完整地取出蟲草。西藏山地的植被厚度一般也就是２０厘米，需要千年甚至萬年時間才能形成。有時一挖一片。放眼望去，挖過蟲草的地方到處都是裸露的泥土，造成植被破壞，在雨季形成滑坡，連帶大面積的植被剝離山體，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
   蟲草產量也同樣大幅度地下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一個成年人一個月可采２～３斤蟲草，現在則采不到半斤。類似的情況還有其他天然野生藥材。藏區的藏藥企業三年時間增加了兩倍（１９９９年藏藥企業有３４家，到２００２年已經達到近百家 — — 見中國中藥材ＧＡＰ網），掠奪性的收購和開采已經造成大量高原藥材品種面臨絕種。資源的日趨匱乏導致越挖越少，越少越貴，越貴越挖的惡性循環。
   比起其他地方，西藏的生態平衡要脆弱得多。我們知道生物多樣化是生態平衡的重要保障，嚴酷的自然條件使得能在藏區生存的物種相對較少，生物多樣化程度遠不如低地。高原的生物鏈有點像那種一環套一環的單鏈條，斷掉很少環節就可打破整個生態平衡。不像熱帶雨林那種每環同時對接多環的複雜網鏈，斷掉幾環只相當網上破個洞，不會破壞整個網的平衡。位於中國頭頂的青藏高原是中國幾大江河發源地，那裡的生態失衡會在向下傳遞的過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藏區生態被破壞不僅是藏區自身的災難，也一定會波及到中國的漢地。
   應該說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１９９８年長江大水後，專家們多年談論的江河上游生態與下游關系的意見終於被政府采納，下令禁止江河上游 — — 幾乎都集中在藏區 — — 砍伐森林，並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護區。然而生態不是靠命令就得到保護的，一方面，在藏區那種天高地遠之處，警察連罪犯都難以抓捕，怎又奈何得了違反生態保護命令者？從另一方面說，青藏高原的生物鏈脆弱，個別環節遭破壞就可能導致系統失衡，那麼政府能否對生物鏈的所有環節都發布命令，並且派人晝夜看管呢？
   在這方面，沒有什麼能比宗教做得更好。宗教的意義與價值體系不僅能夠調節人類內心世界的平衡，還能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衡 — — 這是宗教一個非常重要的 “ 實際” 功能。在一個地區產生和普及的宗教，往往可以對當地人與其生活環境之間起到最佳調節功能，形成生態、人類和信仰之間的最佳關系。雖然宗教徒不會這樣看待宗教，但是從社會學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這樣認為﹕ 正是人類與環境取得最佳關系的需要，構成了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區產生普及的條件之一，反過來又服務於那個地區的人和生態。
   保護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態，藏傳佛教那種對自然的謙卑和對所有生命的慈悲為懷顯然十分有利。在藏傳佛教的觀念中，萬物眾生平等，人無特權，不能為滿足人追逐財富的欲望而隨便犧牲別的物種。與基督教不同，佛教沒有人是萬物靈長、萬物皆是上帝給人所用、人類可以徵服自然的視角。佛教尊重和保持世界原本的平衡，追求眾生的和諧狀態。傳統藏人不會輕易殺死一個螞蟻，因為按照其宗教的轉世觀念，那螞蟻上一世可能就是其父母。藏人也不會為滿足此生的欲望掠奪性地毀壞草場，因為他未來轉世後，無論轉世為人還是牛馬，還要靠那草場繼續生存。
   中國當局推行的無神論則不會這樣思維。無神論只需要追求現世幸福，滿足只能活一次的肉體所產生的欲望。既然人死一切皆無，死後洪水滔天跟自己又有何干？從理性角度，無神論者有時也會表示為了子孫後代如何如何，然而那畢竟是一種自我犧牲，是不牢靠的。事實也往往如此，嘴上掛著環保的人遇到具體問題就服從自利的欲望。而在藏傳佛教的來世觀念中，保護生態不是給子孫做的，恰恰是為自己所做。這一世看不到的代價，下一世還是由自己來付。
  在藏區可以看到，寺廟周圍往往有最好的生態。你會驚訝僧侶們用傳統方式體現著現代的環保精神。僧侶和寺廟在青藏高原無處不在，擁有對百姓的至高權威，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他們本可以成為非常有效的力量，幫助社會和政府承擔起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遺憾的是中國當局沒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其視野只涉及到自己的權力會不會遭到分割與觸犯的問題。甘孜州當局對阿安扎西第二次整肅，其中一個罪名是指控他鼓動當地群眾製止林業局砍樹。對此罪名即使真像當局描述那樣，阿安扎西所做也和國家要求的沒有什麼不同。之所以會被當作罪名，原因只在於阿安扎西是一個僧侶，通過民間力量進行生態保護，因此觸犯了政府的權威和權力。
１０、宗教與直升飛機
   一位藏區公安局長設想，解決藏區治安難題最有效的辦法，是給警方配備直升飛機。他的理由是，藏區每個州的面積都有十多萬平方公裡，只有直升飛機能夠不受交通限製地迅速抵達案發現場。這當然是一種 “ 唯武器論”，不過也是從實踐中換來的真知。問題是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普通直升飛機性能不夠，必須是適用於高原的專用直升飛機。中國目前不能生產高原直升飛機，在青藏高原使用的大都是美國進口的 “ 黑鷹” 直升機。一架 “ 黑鷹” 直升機價格超過一千萬美元，接近一億元人民幣，是藏區一個州本地年財政收入的幾倍到幾十倍，這還不包括昂貴的運行費用和維護費用。
   多年來中國當局批評宗教無用、僧侶是寄生蟲，正是忽略了這方面的計算。如果宗教能夠讓人不犯罪，一個社會可以少付出多少成本，這是可以換算出金錢數額的。即使不考慮宗教給人的幸福、愛心及內心世界的平衡，僅從這個角度，也不能把宗教視為無用。
   無獨有偶，因為藏羚羊問題而受到世界矚目的可可西裡自然保護區也提出過同樣想法﹕ 需要配備直升飛機打擊盜獵者。在中國，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資金建設自然保護區，但是收效甚微。是否應該研究一下，為何藏區歷史上沒有政府建立自然保護區，生態卻保護得很好？顯然，宗教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包括一些迷信，如把蟲草視為神山的腸子，不可挖采，還有對獵人的歧視，都有保護生物的效果。阿安扎西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他不是歧視獵人，而是花錢買來牛羊送給獵人，讓獵人改行放牧，不再靠狩獵為生。如果整個藏區的僧侶都能像阿安扎西這樣做，不僅教育百姓不殺野生動物，還組織群眾自發地保護森林，政府可以因此省下多少投資，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語。
   記得在馬爾康旅行時，路上一個畫面給了我極深印象。那是路邊山坡上一座藏家房屋，整個一面山牆上頂天立地用白灰寫了一個巨大漢字 — — “ 富”，遠遠看去，房屋主人，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心態撲面而來。可是以往藏家房屋的那個位置都是用來畫宗教符號或圖形的。藏族本是個按照快樂原則生活的民族，快樂原則比利害原則更接近生活本質，但是必須有道德原則的製約，否則容易墮落。宗教就是藏族的道德原則體系，若是缺少了宗教無所不在的製約，藏民族的前途令人擔憂。
   藏人一旦從宗教的境界墮入對世俗之利的追求，一心致富，能靠什麼滿足呢？為了得到更多的錢滿足更多欲望，人們只有不停地增加牛羊數量，消耗草場，結果導致草場退化，變成沙漠，減少流入中國江河的水，給內地帶去鋪天遮日的沙塵。為了解決水資源的問題，沙塵的問題，政府每年的投資又得付出多少？
   而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資，也不需要政府組織，只要政府不去壓製，給宗教以真正的自由，宗教就會自動去做上述工作。從投資的角度，簡直是無本萬利。而今日中國當局卻采取相反做法，一方面動用大量資源壓製和瓦解藏區本土宗教，一方面以 “ 援藏” 方式從內地調動大量資源去滿足藏人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這將形成一個循環，宗教越淡化，人的物欲越強，胃口隨之增大，北京對藏區持續近半個世紀的財政供養已成為習慣狀態，不要說不再供養，供養少了都會立刻難保穩定。而這樣供養下去，哪裡才是頭，又如何能創造出一個真正穩定的基礎呢？
１１、心中的警察
   無論對生態平衡，還是社會穩定，起到最大破壞作用的都是人心之內的貪欲。個人一旦貪婪就會墮落，人類一旦貪婪，自然和社會就會走向毀滅。無論是偷盜、搶劫、捕獵、毀壞自然，哪一個不是出於人的內心之貪？而恰恰對這個內心之貪，再嚴密的法律，再強大的警察，再昂貴的直升飛機也是看不住的。對人的內心，唯一能起作用的是 “ 心中警察” — — 道德。而宗教是道德的主要來源。
   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以利潤為最高目標的社會。 “ 資本來到世界，每個毛孔都流淌著鮮血” — — 馬克思這話說得沒錯。每個社會的原始資本主義都是貪婪且無惡不作的怪胎。當年歐美社會，幸虧有受著國家尊崇和保護的宗教力量，才能從怪胎狀態過渡到規範的資本主義社會。今天的中國也進入了丑陋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然而中國的國家機器不但在努力調動和縱容全社會的貪婪，而且還使用國家力量不遺余力地摧毀唯一能防止社會徹底墮落的宗教。
   一個社會的警察沒有了，可以在很短時間重新建立，一個人的 “ 心中警察” 沒有了，重新建立的時間要長得多，而一個民族喪失了 “ 心中警察” — — 即宗教和道德的體系，則是沒有幾代人的時間不可能重建。在宗教盛行的西藏傳統社會，除了拉薩幾乎沒有警察的概念。為什麼犯罪的情況卻很少，就是因為藏人被 “ 心中警察” 所管束。而且，外在的法律和警察更無法與宗教相比，法和警察只是防止、懲治惡，卻不會產生、促進善。
   中國現在有數百萬警察，各地還有數不清的聯防、保安、民兵等作為輔助力量，然而犯罪仍在不斷增長，每年仍要把大量財富投入與犯罪進行的斗爭。如果人們只是因為對外在警察和法律的懼怕才不敢犯罪，那麼只要在法律看不見的地方，不就可以為所欲為嗎？警察再多，又怎麼看得住比他們多千百倍的百姓，以及如何顧及得到像藏區那樣廣闊的地域呢？
   比較內外兩種警察，如果只有外在的警察，沒有 “ 心中警察”，犯罪是不可能被消滅的。而若人人都有 “ 心中警察”，外在的警察就成了多余的，不再需要。當然，完全依靠 “ 心中警察” 的理想狀況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二者結合 — — 國家為社會運用外在的警察，宗教給人們建立 “ 心中警察”，二者互相補充，才能讓社會處於最好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來說，國家如果把宗教視為敵人，就是犯下了大錯。今天的中國，國家就正在犯這種錯誤。

三、對藏傳佛教的致命毀壞
１２、佛教為何離不開 “ 高僧大德”
   僧侶在所有宗教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我認為佛教要比其他宗教更依賴於僧侶。基督教、伊斯蘭、猶太教等都有其宗教的唯一經典（聖經、古蘭經等），信仰者可以通過對經典的研讀直接面對其宗教的神與教義。對那些宗教，僧侶有重要作用，但不是離開僧侶就完全無法與其神和教義溝通。例如基督教的聖經，兩千年就那一本，一代一代往下傳，每代基督徒從小讀起，活到老讀到老，加上以故事為載體的寫法，文字相對平易，一輩子讀它，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比較深入的認識，由此實現與上帝或基本教義的直接溝通。
   佛教沒有那種最高的和唯一的經典，而是由眾多經典組成一個龐大的教義體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加上文字難懂，思辨玄奧，充滿了 “ 悟” 或 “ 機鋒” 一類難把握的內容，又分成眾多門派，各有獨自的典籍學說，紛紜龐雜，即便是窮盡畢生，也未必能通徹全貌，普通信眾更是沒有可能憑自己的能力與精力去掌握。因此佛教始終存在著一種奇特的二元狀態 — — 一元是象牙塔中極高理性的哲學（佛法）境界，另一元則是大眾層面的普遍迷信及根植迷信的虔誠，而能夠把這相互分離的二元有機地銜接起來、使其相互溝通並包容在佛教完整體系內的，唯有依賴佛教的僧侶。
   佛教僧侶通過世代傳承的教育體系和畢生研修的自我努力，具有把握佛教哲學一元的能力，同時他們又直接面對信眾的一元。僧侶的工作是既要守護和發展佛法，又要以佛法對大眾進行教化，把佛教的深奧哲學變成大眾的日常行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僧侶是架在佛教二元之間的橋梁。佛法只有通過僧侶才能抵達人世，而信眾只有通過僧侶才能認識佛法。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僧侶，也就等於沒有佛教。佛教所稱的 “ 三寶” — — 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這裡。再好的 “ 佛” 和 “ 法”，沒有能夠將其帶給信眾的僧人，就如同空中樓閣，與人世間無法相關。　
  僅從技術層面可以看到，基督教因為具有唯一經典，信眾可以直接把握，神職人員的話語權就不如佛教僧侶那麼大，也比較容易受到信眾的監督，對他們構成世俗製約。佛教則因為典籍體系龐大艱深，且充滿辯證法和 “ 方便”，信眾難以掌握，解釋權幾乎全被僧侶壟斷，信眾也就無從對僧侶產生製約。尤其是歷史上全民信仰佛教與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缺乏其他精神資源作為對僧侶進行判斷的參照，對僧侶無條件服從的迷信成分就會更多。
   這就對藏傳佛教的僧侶階層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侶階層能夠保持純正和自律，信眾的迷信 — — 即對僧侶的無條件服從就不構成多大問題。 “ 如法” 的僧侶保證佛法與信眾不發生脫節，使佛教體系保持有序與完整，也能讓佛教良好地發揮社會功能。而在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又是僧團領袖。僧團是指以寺廟為單位的僧侶團體，對寺廟和僧團進行管理的活佛、堪布、主持及上師喇嘛等構成僧團領袖。佛教的組織特點是各個寺廟自成一體，由僧團領袖進行領導，因此只要僧團領袖能夠自身如法，同時以佛教戒律對僧團嚴加教育和管束，配之以必要的清理門戶，僧團的如法就可以得到保證。
   這種僧團領袖一般被尊稱為 “ 高僧大德”。他們對佛教的重要性是無以複加的。晉美彭措和阿安扎西都屬於這種高僧大德。晉美彭措所辦的五明佛學院，正是針對佛教的關鍵 — — 培養僧侶階層；阿安扎西雖然沒有晉美彭措那樣的佛學造詣，然而他所履行的是僧團領袖另一種重要功能 — — 直接面對信眾，以巡回每個村莊的方式用佛法具體地指導百姓日常生活。這種工作是佛教僧侶最需要去做的。正是依靠這樣的工作，才能發揮佛教的社會功能。
   怕的就是僧團領袖墮落。僧侶墮落只是個人問題，而且可以清理，僧團領袖墮落則會使整個僧團失去管束，集體敗壞。同時僧團領袖充當著民眾精神導師那樣的重大角色，假如以教謀私，把信仰當作牟利工具，普通信眾是無法做出判斷的，佛法因此則會與信眾絕緣，信眾對僧侶的虔誠迷信也就由此墮落為受人耍弄的愚昧。
   佛教深知這個危險，所以佛教對戒律和傳承極其重視，相當於佛教的生命線。藏傳佛教的傳承被形容為如黃金一樣純潔清淨的鏈條，不能有任何一環受到污染。一位上師給弟子的加持，等於那黃金鏈上的世世代代所有上師的傳承與集合，受傳承者從而可以獲得巨大的加持與成就。假如一個給弟子實施灌頂傳法的活佛或上師違反了戒律，他的弟子就將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傳承，已經沿襲了世代的傳承到他為止而中斷。如此嚴厲的規則之用意在於阻嚇僧侶的破戒和墮落。當僧侶集體墮落之時，將導致佛法傳承整體中斷，也就是佛教中所說的末法時代。由此可以看到，所謂末法時代的根本就是僧侶階層 — — 首先是僧團領袖 — — 整體地墮落。
１３、宗教對僧侶的製約
   沒有製約的權力導致腐敗，這已是基本常識。那麼對藏傳佛教僧團領袖的製約是什麼？首先來自心裡。佛教給世人建立 “ 心中警察”，需要僧侶自身先具有 “ 心中警察”。僧侶必須遵守眾多的清規戒律，實行被常人視為殘酷的禁欲，那不是因為存在現世有形的監督和懲罰，而是因為僧侶對其宗教因果業報的堅信。如果違反戒律，不僅不能修成正果，而且必會遭到報應。
   僧侶在信仰方面的堅定與純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純正的傳承。被概括為 “ 聞、思、修” 的傳承方式是一個複雜體系，但首先要求環境純正，以及傳承鏈條不可中斷。藏傳佛教有很多僧侶從兒童開始出家，為的就是避免塵世欲望在心裡生根；很多寺廟藏在深山之中，盡量封閉，也是要遠離塵世污染和誘惑。克服俗世欲望並不容易，需要艱苦地修行多年。藏傳佛教的噶舉、寧瑪等教派那種三年三個月零三天不出門不見人的 “ 閉關”，被認為是戰勝欲望的一種標誌。能夠經受住那種考驗，即被百姓尊奉為喇嘛。只有消除了塵世欲望的僧侶，才能成為佛法與信眾之間的純正橋梁。而他們在純淨環境修行成熟後，再去面對滾滾紅塵，就可以巋然不動，專心於弘揚佛法和救渡眾生。重要的是這種消除塵世欲望的環境不能中斷，始終保持著由純淨上師培養純淨弟子的環境與教育體系。而只要出現一次整體性斷裂，產生一代被塵世污染的僧侶，傳承就會失去純淨。
   藏傳佛教從１９５９年以後，就發生了這樣一次整體斷裂。當時的中共當局不僅禁止宗教和傳承，而且對活佛和僧侶實施全面改造，有意識地迫使他們背叛宗教戒律，接受世俗生活。（典型例子是１９６４年在拉薩成立的 “ 活佛學習班”，十幾位少年活佛集中勞動和思想改造，有意識地安排他們從事屠宰、打獵等行為，使其中有些活佛染上終生無法戒除的惡習。）１９８０年代宗教得以重新恢複時，宗教傳承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不僅一代僧侶受到塵世污染，失去了佛教正見，且新一代出家人幾乎都在無神論環境長大。這對藏傳佛教無疑構成前所未有的危機，然而危機並沒有到此結束。今天中國當局雖然重新開放宗教，並且標榜宗教自由，但是在宗教傳承方面依然施加種種限製。色達五明佛學院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晉美彭措本是有幸跨越了藏傳佛教斷裂年代的高僧大德，如果給他這樣碩果僅存的僧團領袖以充分自由，本還有可能把斷裂傳承續接起來。不幸的是，當局一 �

《 西 藏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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