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頁 - 《西藏通訊》

《西藏通訊》
( 總第42 期、2002 年11-- 12月號)

全球抗議中共迫害藏人領袖
達賴喇嘛答記者問
達賴釋放善意中共正面回應
又一西藏政治犯在獄中去世
活佛爆炸案
西藏青年會成員抗議中印邊境談判
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審理建議書
『成都爆炸案』與『國會縱火案』
中國政府迴避媒體對藏人死刑案的採訪
王力雄評論：甘孜當局與阿安紮西的糾葛
達賴喇嘛訪印南及藏人獲獎
茉莉專論
丹增德勒仁波且小傳
胡錦濤的西藏情結
中國人權要求公開審判
首席部長桑東仁波且接受記者採訪
桑東仁波且指並不是最後通牒
達賴喇嘛訪蒙以及與日本內閣副大臣會晤
薩迦法王前往匈牙利弘法
王力雄解答聽眾熱線電話評論
西藏學生抗議印度博覽會中國代表
歐洲議會就西藏問題舉行會議
中共官員稱十一世班禪很健康
中共又逮捕五名藏人
民運人士警告西藏流亡政府勿上北京當
『正義之光』獎授給印度人民
印度塝哲普成立藏印聯絡分會
世界上最高的佛塔在印度建成
流亡藏人慶祝國際人權日
《甘孜報》批判丹增德勒仁波且的文章
西藏流亡政府駐外辦事處人事變動

全球抗議中共迫害藏人領袖
  12 月2 日，甘孜州中級人民法院以爆炸罪、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藏人洛桑登珠死刑，判處丹增德勒仁波且死刑，緩期2 年執行。
  對於丹增德勒仁波且的判決，由於疑雲重重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人們發現，根據中共媒體的介紹『今年4 月3 日中午12 時許，成都天府廣場東南側發生一起爆炸案，致多人受傷，現場散落有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傳單。』
  但是，根據2002 年04 月04 日人民網- 江南時報的報導：『綜合新華社、人民網消息：昨天中午12 時許，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發生一起爆炸案，造成至少三名過路市民被炸傷，犯罪嫌疑人事發不久即被警方抓獲。 … … 經警方清理搜索，在現場發現了爆炸物殘渣、電池、報紙、遺留衣服等。』
  遍查當時的所有新聞，其中都沒有提到『現場散落有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傳單』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情況，實在耐人尋味。
  還有，中共一直放風暗示在成都被捕的洛桑登珠交代丹增德勒仁波且指使他進行爆炸，人們開始還信以為真，但據審判時被當局叫去旁聽的澤瑞．迪迪和澤瑞．勒盎在電話中向仁波且的眾弟子們介紹說，洛桑登珠在法庭上使用中藏兩種語言明確地否認了他參加過政治活動，也否認搞爆炸，表示從來沒有交代過受丹增德勒指使等內容。而丹增德勒仁波且也在法庭上譴責審判不公且完全是一片謊言，並從座位上站起來高呼達賴喇嘛萬歲得口號等情節。
  此外，國際媒體和人權組織在採訪有關的審判細節時，中共當局一直都是三緘其口或者是牛頭不對馬嘴，破綻百出。由於類似的種種疑點，加上中共一直拒絕向外界提供任何相關的證據，因此，對丹增德勒仁波且的判決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人們更加懷疑中共對丹僧德勒仁波且的判決完全是由於政治原因的栽贓陷害，是中國政府清除西藏地方領袖的一種政治迫害行為。
  首先是中國作家王力雄第一個向世人介紹了案件的情況，並上書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公正的判決，並引起了中文世界的紛紛響應（見本期的其他內容）。接著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和團體紛紛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公正的審判。
  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6 號發表聲明，敦促國際社會對此予以干預，拯救兩名西藏人的生命，保證他們能受到公正的審判。聲明表示，中國當局使用未經證實的指控來打壓為西藏宗教、文化和社會服務的人士。
  12 月7 日，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近千名僧俗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游行，抗議中共對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桑東珠的不公正判決。
  2002 年12 月11 日，在紐約的西藏流亡人士組織[ 美國西藏委員會] 呼吁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阻止中國處決兩名藏族政治犯。他們在一份聲明中說，藏族人洛桑頓珠以及另一名藏族人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分別被判處死刑和死緩，罪名是在成都製造爆炸案。但是，當地公安機關並沒有公布任何證據。因此，審判是不公正的。聲明說，他們二人被判刑是由於他們二人持有的政治立場。
  當天，[ 美國西藏委員會] 和[ 自由西藏學生] 組織就此在紐約舉行了示威抗議活動。
  此外，在英國、比利時、瑞士、德國、法國等歐盟各國和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都有人權團體要求各自的政府通過各種途徑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涉，以及前往中國使館門前進行示威抗議的活動，特別是歐洲議會的一些議員不僅向歐洲執行委員會就西藏人丹增德勒仁波且等被判處死刑採取了何種對應等問題提出嚴厲質詢，而且有望通過有關的決議。國際大赦組織也敦促中國政府公正對待西藏政治犯。

達賴喇嘛：尋求西藏自治非與中國分裂 -------------聯合報歐洲特派員陳玉慧／慕尼黑專訪
  記者問： 以前我在印北多次訪問您時，您都表示不放棄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看法，現在，回去的腳步近了？
  達賴喇嘛答： 這麼說仍嫌過早。在我們與中國官員建立互信的對話管道後，接下來要看對話的意義。我個人回不回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六百萬名藏人福祉。我認為，中國政府也希望西藏和平及穩定，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統一；所以我們也應該說清楚，只有提供西藏自治，上述統一才有可能，西藏也因此會繁榮。長期而言，藏教文化才不會絕滅。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尋求自治的可能，一條新路，然後我才可能回去。
  前幾天，我要從印北出發到歐洲時，在達蘭莎拉遇見一位教育程度很高的女藏胞，出乎我意料，她竟勸我不該回去。這是一個理性的問題。我當然時時刻刻都想回家鄉，那裏有宮殿有中國食物（笑），民生條件可能比印度山上好得多，但如果你沒有自由，沒有改善情況的可能，那麼回去比不回去更糟。所以，回去是時間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也像我們一樣展示誠意，我會說，儘可能釋放政治犯，而不是一、兩個人。那就更好了。
  但現在的對話剛開始，我認為維持和談氣氛是必要的。今年到二 ○ ○ 三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屆時可能會有結果。我全心希望有好結果。
  問：在維持和談氣氛的前提下，您很可能在這一年中，不會再去台灣訪問？
  答：謝謝你的建議（註：記者只是提問，並未建議）。我去過台灣兩次，對台灣印象很好，本來西藏流亡政府與台北協商過，我每年有一次到台灣固定的訪問，但由於目前我們正處於與中國對話的時機，因此前往台灣有所不便；原本計畫明年成行，但現在只能暫緩。其實我到台灣訪問一直只具宗教性質，可惜中國方面並不這麼認為。
   問：但是您在台灣有廣大的信徒，您若不去，可以想像信眾的失望？
   答：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官員非常敏感。目前成行的確有困難。
  問：您去年身體不適，大病一場，現在健康情況如何？
  答：非常好。去年元月我患嚴重腸疾，在印度醫院治療時，醫生告訴我可能有生命危險。
  問：但您現在看上去容光煥發。
   答：我很幸運地逃過此次病厄，但身體狀況並未完全恢復，也得多加注意才行。
   問：您曾告訴過我，您非常喜歡「閉關」，現在還經常閉關嗎？
   答：經常，我一有時間便做。自從去年生病以來，我取消了很多訪問，包括歐洲等地的巡迴訪問，所以相對地，閉關時間增多了。
信任民選總理未來可能不會有轉世達賴
  問：但閉關後，是否有更多的工作在等著您？
   答：不，從去年起，西藏流亡政府有了民選總理山東仁波切，所以在政治事務方面，我已逐漸轉交給他，現在多半由他負責。他當然也常來詢問我的意見，我也樂意把經驗和意見告訴他。我想，這是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一大步。我完全信任這位民選總理，在政治方面我宣布退隱，但這並不表示我沒有興趣或不必負責，這只是我支持民主化的一個決定。
  問：此舉是否表示，未來十五世達賴喇嘛也不再接手政治？
  答：有關未來十五世達賴喇嘛的轉承是另一個問題。就我這一任而言，西藏流亡政府已步上政治化，也就是說，達賴喇嘛不再涉入政治事務，而純粹擔任宗教領袖，西藏政治由民選的政府組織接手。這是件嚴肅的大事，不能等閒視之。另外，有關十五世達賴喇嘛的傳承問題相當棘手，不過依據上述發展，未來我們很可能不再需要轉世的達賴喇嘛來接管西藏事務。或者根本就不會再有轉世的達賴喇嘛。
  問：兩年多前由西藏出走到印北的噶瑪巴呢？你們是否常見面？
   答：是常見面。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習，有時出外訪問，也開始主持宗教祭典。
   問：您剛才提到，您已逐漸把政治事務交給民選總理，可否告知您目前的工作要務？
  答：佛教信仰的要旨便是身心靈合一，也只有如此，人類的生活才可能幸福，當我去年躺在醫院病床上時，我能做的便是祈禱，為自己、更為人世間的生靈，那便是我的工作。
  我經常在印度旅行，看到許多物質生活很貧乏、甚至身體更為不適的人群，他們卻遠比我在歐美看到的富有朋友活得更開心，這種生活態度使我感動，也讓我更希望能將佛教精神傳達給更多人；不一定是指信仰，很可能是提醒人類去發展不同相面的人生，發揮同理及同情心，建設個人心靈，關心其他地域福址，所有的生物都是共同體，都應該學習傾聽和交談。
  只有如此，才能共同尋找和平之道，任何人或任何國家都不該採取激進或武力方式，幫助別人便是幫助自己。我並不是中國人所說的「活佛」，我只是一個宗師（GURU ），我很願意在有生之年對更多人做出好的影響，對宗教做出貢獻。
中國已經是強國做好準備坐下來對談
  問：您的工作可說便是和平使者。您是如何對中共政府發揮同理及同情心？
  答：我認為這世界上沒有不能解決的紛爭，有關西藏問題，我們要談的是正當性問題。每個人面對問題時習慣躲藏，如此反而更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已經是強國，必定會更強大，也因此不需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我們已做好準備，會坐下來與中國官員對談。我覺得，中國也在改變；過去幾年，中國官員一如過往對我施加人身攻擊，並沒有和談的意願，但最近情況有所改變，我們已有接觸。今年九月，我們派出一個正式代表團，我們的成員有機會與中國官員展開建設且開放的對話，我們希望這個對話的管道在雙方互信下建立起來，也只有透過對話，雙方才可能化解誤會和懷疑。
雙方直接溝通氣氛良好中共官員態度已有改變
   問：但外界對九月對話所知不多？可否告知會談內容？答：為了要建立互信管道，首先便是要布置可以對話的氣氛，也因此我不便在會談前後對媒體說話，重要的是由代表團人員和中國官員直接溝通。
   問：會談成果如何？
  答：我並不在場，我的印象是憑代表成員的描述，印象非常好，中國官員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過去，中國官員總是從上而下，像老師教訓學生的態度，所以以前我常說中國朋友只有一隻嘴巴，沒有耳朵（笑），現在卻不同了，中國官員至少試著傾聽我們的聲音。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這個接觸很重要，未來一旦對話管道建立，便可以更進一步坐下來溝通。那次會談後，我也對遠在國外的藏胞發出通告，希望他們在江澤民訪美那段時間不要發動示威抗議，當然我們不可能限制藏胞的個人自由，但是我們這麼做，也展現了誠意。總之，我們今天有機會與中國官員接觸對談，應該是世界各國政府過去對我們的支持，使得西藏問題不被忽視，如美國、如歐盟政府過去也力勸中國政府與我們對話。
   問：您對中共十六大後的布局有何看法？
  答：基本的政策一時仍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我認為中國未來有可能會往一個較為講究民主、人權、自由的社會發展。

達賴釋放善意中共正面回應
--------歐洲特派員陳玉慧【側記】
  達賴喇嘛看起來氣色不錯，儘管寒流已入侵歐陸，他足踏塑膠拖鞋走在五星旅館的地毯上，談起政治，話說得比過去少，且態度比過去輕鬆，他現在只專心於宗教事務，「西藏流亡政府已推出民選總理，政治就交給他處理。」
  但他也強調，「這並不表示我對西藏事務不關心或不願負責。」民選總理山東仁波切都會來徵詢他的意見。所謂的西藏事務，重點是與中國的關係。談起此事，達賴喇嘛的笑容比過去要少，但他的信心卻比過去增強，「我們從中國政府得到極正面的訊息，」為了促進今年九月對話的繼續，極力配合「中」方，尋求良好有利談話的條件。
  他過去便說過多次，但中共官員不相信，現在他仍然強調，「我尋求的不是西藏獨立，而是真正的自治」。他說的「真正自治」，其實與中共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沒有太大差別。
  自從去年六十七歲的達賴重病一場後，中共政府內有人擔心一旦達賴過世，西藏境內藏獨暴動勢力也許會擴大，加上達賴已釋放一些善意，中共官員比較願坐下來溝通。
  這也是繼九 ○ 年初雙方對話完全中斷後，第一次出現和談的可能。至於和談進度將如何，「有可能數月，也可能長達數年。」達賴喇嘛樂觀地分析，且他估計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中國局勢可能會更開放。
  西藏流亡政府雖然對胡錦濤很陌生，但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山東仁波切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便表示，「現在預估中共新政府人事布局對西藏政策是否將改弦易轍恐嫌太早」。
  胡錦濤一九八九年在西藏實施了一連串的鎮壓和宣布西藏戒嚴，有人認為那不是他的決定，他只是貫徹中央政策；也有人認為，胡比江澤民更年輕，且更開明，中國可能會逐步開放及民主化，對解決西藏問題更有信心。
  遠在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的西藏流亡政府籌碼不多，除了達賴喇嘛多年來在國際間的奔走遊說。達賴的策略看似沒有進展，但多年後逐漸發酵，在兩千年那年，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便從中國捎來訊息，要與中共談判，首先要務是暫停在國際間對中國政府的不當批評，再者是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省。達賴開始做了一些讓步。
  沒錯，達賴喇嘛改變了，他決定隱身政治權之後；儘管他本人已成為西藏問題的代名詞，在國際間已塑造了影響力。此舉可能有助於與中國的和談氣氛，也可以說是更為務實。至於台灣，他短期內肯定不會再來了。
----- 引自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辦事處中文网站

又一西藏政治犯在獄中去世
  【綜合報導】西藏政治犯洛桑達杰第二次被中共判刑後在西寧某勞改磚瓦廠服刑期間于11 月19 日去世，洛桑達杰的親屬前去監獄領取遺體時，當局對他的突然死亡未作出任何的解釋。
  洛桑達杰1966 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果洛瑪沁縣曲瓦村， 22 歲開始入寺學習佛法。二零零壹年初為探母回西藏時被捕並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1987 年開始在拉薩的和平示威運動雖然遭到中共的鎮壓，1989 年中共甚至在拉薩進行軍事管制，但這些信息卻鼓舞了遠在果洛的拉嘉寺僧，從1992 年以來拉嘉寺多次發生散發傳單的事件，由許多藏人被捕，（見《西藏通訊》總第五期的相關報導）而洛桑達杰就是首先在拉嘉寺開展類似活動的僧侶之一，1992 年他和其他三位僧人一起書寫和木刻有關西藏獨立等為內容的四萬份傳單標語和一些西藏國旗圖案，于1992 年 11 月 15 日是該寺大喇嘛香薩仁波切舉行坐床典禮之時人員集中的機會將標語張貼在公路、商店、寺院轉經路等處，並在寺院大經堂頂上懸掛了兩面西藏國旗，十天後，中共警方破案並將洛桑達杰逮捕，其他成員則及時逃脫了中共的追捕。1994 年果洛中級人民法院以鼓吹分裂國家罪判處洛桑達杰兩年半徒刑。
   1995 年5 月25 日獲釋後，當局不許他返回寺院，但他一直與寺院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同年八月，給洛桑達杰和同伴洛桑巴丹、益西堅參獲西藏青年會頒發的『愛國英雄獎』。
  期間，由於西藏境內已經沒有正規的宗教學院，歷史上西藏格魯派僧人必須到三大寺進修的傳統由於中共以限制寺院之間的串聯為理由遭到禁止，因此，為了讓年僅17 歲的香薩仁波切能夠真正學到必要的佛學知識，洛桑達杰于1996 年4 月2 日夜晚領著香薩仁波切離開了家鄉，到達印度後如願以償地前往位於印度南部的色拉寺學習佛學，二零零二年初，洛桑達杰為了看望母親而又返回家鄉，在回家的途中被中共安全部門逮捕，隨後轉交果洛安全部門，隨後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目前還不知道中共對他提出什麼樣的指控以致于竟然被判處如此重的徒刑。

活佛爆炸案

王力雄
  一位深受當地百姓愛戴的活佛製造了七起恐怖主義爆炸案，這是今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方破獲的一件大案。
  活佛的俗名叫阿昂扎西，法名是丹增德勒，名號為阿登彭措。因為他的活佛身份是於八十年代流亡印度時被認證，中國當局對此不承認，所以官方口徑只稱其為阿昂扎西。目前雖然法院尚未進行正式宣判，但甘孜州已經開展了『揭批阿昂扎西』的運動。
  事件起由據說是這樣：今年4 月3 日成都天府廣場發生爆炸，作案者是阿昂扎西的一個遠親，曾經幫阿昂扎西做過活，被捕後供認其行為是受阿昂扎西指使。4 月7 日警方逮捕阿昂扎西，經過審訊，阿昂扎西認罪，同時供認近兩年發生在甘孜州的另外六起未破爆炸案也是由他指使。至此地方當局通告上下，案件似乎已經可以了結。但是當地不少百姓認為，這只是地方政府的一面之詞。
  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昂扎西其人，並且耳聞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帶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農村牧場講經傳法，從事眾多慈善事業，創辦孤兒學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橋，保護生態，教育百姓戒煙酒禁賭博不殺生。不少戒掉惡習重獲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視為再生父母。我曾去過他的住處，對他的生活清貧印象深刻。當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養』，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聽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連我在心理上都難相信，更不要說敬仰他的信眾。
   此前阿昂扎西和當地政府、警方有過多次矛盾糾葛，曾經兩次出走，都是藏身百姓中間。當地群眾搞過數萬人的簽名和按指印請願，並派代表到北京告狀，要求保證阿昂扎西安全。地方當局因此一直對阿昂扎西不好下手，直到這次有了爆炸案的罪名，才終於得以放手對他進行處置。
  當地很多人懷疑，這是不是一起栽贓陷害的冤案？一方面可以搞倒阿昂扎西，一方面使警方多年無法告破的案子一起了結，可謂一箭雙雕。至於說阿昂扎西已經認罪，凡對專製體製稍有了解的人都可想而知，通過摧殘人的肉體和精神，搞出個認罪口供實在算不上難事。中共歷史上製造過難以勝數的冤案，如何讓人相信不會重演？
  當然，我個人並不確認此案一定就是冤案。我雖見過阿昂扎西，畢竟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然而我堅定地認為，阿昂扎西的案件不應該黑箱操作，必須公諸於眾，要給阿昂扎西在世人面前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和權利，並且允許人們對案情表示懷疑，進行追問和調查，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誰要是幫助阿昂扎西說話，就當作同案犯處理！』-- 這是我聽到雅江一個鄉長稟承上級口徑對群眾發出的威脅。如果是這樣，即使阿昂扎西真的有罪，也會有千萬當地群眾永遠不會相信，並會將此案件流傳成漢政府壓迫藏人的又一個歷史故事。
-----------於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

西藏青年會成員抗議中印邊境談判
  中印雙方于 11 月23 日舉行有關所謂印中邊境的談判----- 即在中國侵占西藏之前，西藏政府和英印政府就西藏與印度邊界的劃定，中國侵占西藏後以西藏不是主權國家，無權簽訂邊界協定為由拒絕承認，但印度政府堅持邊界是合法的, 並拒絕對此進行談判，這次的所謂談判據報導主要是雙方交換地圖。
  在印中舉行談判的當天，西藏青年會德里分會組織在德里各大學的西藏學生到中國大使館前舉行示威活動，他們認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所謂的中印邊界，現在所謂的中印邊界是五十年代中國侵占西藏後的產物，雙方因第一次接觸' 而發生過戰爭，因此中國政府無權決定西藏與印度的邊界。抗議過程中，印度警察逮捕了 18 名西藏學生。但是，當晚即獲得釋放。

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
— — 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于2002 年12 月2 日以 “ 制造系列爆炸、煽動分裂國家 ” 之罪判決甘孜州雅江縣農民洛讓鄧珠死刑，判處雅江縣崇新寺僧人阿安扎西死刑，緩期2 年執行。
  阿安扎西（亦為阿昂扎西）八十年代在印度被認証為阿登彭措活佛的轉世，法名為丹增德勒，在康區南部的藏族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也是海外藏人十分關注的人士。目前，當地群眾和海外各界對案件的判決提出的疑問有：
  一是爆炸恐怖活動与佛教的不殺生原則和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路線相悖，不應該是熱心公益、善名遠播的一位藏傳佛教活佛所為﹔
  二是阿安扎西被捕前与當地政府、警方有過數次矛盾糾葛，兩次出走，導致當地群眾上萬人聯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狀﹔
  三是在法院審理之前，甘孜州已經幵展 “ 揭批阿安扎西為首的犯罪團伙 ” 運動，有先定罪后審判之嫌﹔ 四是如果說阿安扎西是首犯，洛讓鄧珠受其指使，對洛讓鄧珠的量刑更重不合法理。
  我們認為，產生猜疑的根由主要是審判過程的不透明，人們無法聽到當事人為自己所做的辯護，也無法對案情進行追問和獨立調查。這种黑箱運作是我國司法獲得社會公信的主要障礙。針對這個具体案件，除了需要保証司法公正、維護憲法、履行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以外，還涉及到在我國特殊敏感的民族問題和已成為國際關注焦點的西藏問題。如果一個受到當地藏族百姓廣泛愛戴的僧侶被不透明的審判判刑，即使他真地有罪，也會被說成是漢政府對藏民族的迫害，埋下未來導致民族沖突的隱患，成為國際指責的把柄，也為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達賴喇嘛的對話增添干扰。
   2002 年8 月10 日《甘孜報》頭版頭條刊登文章 “ 州委辦公室幹部職工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醜惡行徑 ”，充分證明對阿昂扎西是先定罪後審判。（王力雄提供）
  尤其是，此案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質，人命關天，一旦洛讓鄧珠被執行死刑，就無法再使其复活。同時，所有那些未得到澄清的猜疑也會隨死人不能說話而變成永遠的猜疑，給漢藏關系中加上一筆無法償付的新債。
  因此，保証上訴審理過程的透明、公正是至關重要的 ─ ─ 是消除各方對此案的猜疑，避免此案傷及漢藏民族關系的最后一個机會。為此我們建議，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上訴審理的過程中，除了嚴格遵循法律，充分保証法律被審判者的權利以外，還應該針對此案的特殊情況，采取以下三點措施：
  1、由我們作為獨立民間人士，為阿安扎西和洛讓鄧珠二人聘請四川省以外的獨立律師為二人進行辯護﹔
  2、允許國內外媒体充分采訪案件的上訴審理過程，以及參与審理的有關部門和人員﹔
  3、邀請海外藏人的代表現場觀察上訴審理的整個過程。
  我們認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阿安扎西和洛讓鄧珠犯罪的确鑿証据，甘孜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的确公平無誤，在上訴審理過程中采納我們所建議的措施，對國家、對漢藏民族、對我國司法系統的信譽都是衹有百利而無一害，其他方面也將因此對案件的最終判決口服心服。
   此致
                                 敬禮！
  王力雄（作家），王吉陸（大學生），王怡（大學教師），馬容（佛教居士），冉云飛（土家族、編輯），劉義（畫家），劉蘇里（企業家），劉曉波（學者），師濤（記者），朱建剛（學者），余杰（作家），張衛民（學者），張祖樺（學者），李蘊（電視編導），季丹（獨立電影人），林泉（醫生），林猛（大學教師），羅藝（職員、探險運動者），姚國華（教師），趙誠（學者），徐曉（編輯），浦志強（律師），蕭瀚（律師），廖亦武（作家）

『成都爆炸案』與『國會縱火案』

陳奎德
  1933 年1 月30 日德國納粹黨黨魁希特勒就任總理。不到一個月後，2 月27 日，德國國會大廈燃起熊熊大火，希特勒望著烈燄，興奮大喊" 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希特勒以這一恐怖事件為由，逼迫德國總統興登堡授予自己以獨裁的全權。該事件導致第三帝國公民的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被掃盪以盡，導致政府大肆逮捕反對黨派及人士。
  納粹黨指控荷蘭左翼分子馬爾納斯．馮．德．盧貝縱火焚燒國會，但是一些現場目擊者卻冒著風險指出部分納粹分子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希特勒被授予獨裁權力之後，他的重大行動再也不需要國會議員的投票批準了。過去因為納粹黨徒在國會裡並非多數，所以希特勒的執政常常受到限制和掣肘。此後，希特勒獨裁大權在握，瘋狂的沖鋒隊代替了特殊警察的職權，大肆搜捕反對派，封閉不聽話的報刊雜志。而廣播電台也迅速變成納粹宣傳部長戈倍爾的喉舌了。
  對德國人而言，1933 年2 月27 日那冒著濃濃黑煙和沖天火柱的國會象征著德國民主的火葬場，幾乎所有德國公民的個人自由都在那場大火中被焚燒殆盡了。
  將近七十年過去了。前不久，在亞洲的中國，在四川成都天府廣場東南側，發生了一起爆炸案，使多人受傷。之後，一個廣受愛戴的藏傳佛教活佛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於2002 年12 月2 日以" 制造系列爆炸、煽動分裂國家" 之罪判處死緩。消息傳來，全球震動。
  阿安紮西（亦為阿昂紮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印度被認証為阿登彭措活佛的轉世，法名為丹增德勒。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前，阿安紮西與當地政府、警方曾經有過數次糾葛，並導致他兩次出走，引起當地群眾上萬人聯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狀。而在法院審理之前，甘孜州當局就迫不及待地開展了" 揭批阿安紮西為首的犯罪團伙" 運動，這是明顯的無視中國政府已經承諾的" 無罪推定" 司法原則。在康區南部的藏人中，阿安紮西活佛的德行和善舉受到普遍推崇，而爆炸恐怖活動與佛教的不殺生原則和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路線是完全不相容的。再說法院判定阿安紮西是首犯，洛讓鄧珠受其指使，但" 協從犯" 洛讓鄧珠的量刑居然比" 首犯" 更重。特別要緊的關鍵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是秘密審判，這一黑箱操作加上前述種種脈絡所呈現的因果鏈條，使人不得不懷疑這一秘密審判的公正性。
  有鑒於上述原因，長期身體力行致力於漢藏兩族和睦相處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聯合一批中國的獨立知識人提出了關於阿安紮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建議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上訴審理的過程中，採取以下三點措施：
  1、由這批知識者作為獨立民間人士，為阿安紮西和洛讓鄧珠二人聘請四川省以外的獨立律師為二人進行辯護；
  2、允許國內外媒體充分採訪案件的上訴審理過程，以及參與審理的有關部門和人員；
  3、邀請海外藏人的代表現場觀察上訴審理的整個過程。
  該建議的核心訴求是審判的公開、透明、公平，落實控辯雙方的基本權利。在我看來，這一要求是無懈可擊的，筆者對之持無保留支持的態度。
  筆者並無意斷言此案就是當年德國的" 國會縱火案"。由於並未經過符合文明世界公認的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審理，由於基本的情況都仍在黑幕之中，事實上目前任何斷言都是輕率的。
  該建議隻是希望此案獲得公正的司法對待。倘若當局一意孤行，毫無道理地拒絕王力雄先生等的建議，拒絕給予二位被告以公開公平的司法審判，仍然把此案關進" 黑箱" 運作。那麼，北京將永遠無法洗清前述合情合理的懷疑，從而就是無聲地証實了國內外的普遍猜測，承認了自己是理虧的，是沒有証據的。這樣做，事實上就是關上了化解猜疑之門，實際上也可能是關上了正在恢復中的北京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對話之門。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新" 國會縱火案" 的名聲恐怕就將如影隨形永遠如夢魘一樣與北京政權糾纏在一起了。
  中南海如果要想真正堵國內外的悠悠之口，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王力雄等的建議：公開公正審理。而倘能面對陽光，面對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檢驗。無論審判結果如何，都對國內外輿論有了一個交待，正如王力雄等先生所指出的，各方都將" 口服心服"。如此，改弦易張，拋棄黑箱，則司法獨立在中國也就將以此為起點，邁出其歷史性的第一步。
  人死不能復活。草菅人命，將導致死無對証。如此，民間猜測必將永遠凝結在歷史上，而漢藏和睦的希望也將成為此案的殉葬品。
  最後，筆者認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第三帝國，司法也不完全是婢女。當年柏林縱火案被逮捕的人士中，最著名者是國際左翼領袖季米特洛夫。被捕後在長達三個月的審判中，他慷慨陳詞，揭露了當局自制恐怖事件並嫁禍於反對派的陰謀，在公開審理下，他贏得了官司，獲得了司法勝利。試想，在希特勒的德國尚且能公開依法審判，而且居然讓被當局嚴重指控的嫌犯獲得清白。而一些中國知識者因成都爆炸案而聯想到的1898 年左拉聲援的法國軍官德雷福斯，也於次年被宣告無罪。對照中國此案，人們有理由希望，中國當局不會比希特勒更害怕公開透明的審判，不會比納粹政府更無視被告的權利，不會比第三帝國更野蠻。倘能如此，則阿安紮西、洛讓鄧珠幸甚，中國司法幸甚，漢藏關系幸甚，中國幸甚。

中國政府迴避媒體對藏人死刑案的採訪
  據美國之音記者黎堡報道：丹增德勒被判處死刑後，美國之音也打電話到甘孜州中級法院了解情況，接電話的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在記者的追問下才說，她剛才問過書記，書記要她『暫時回避，不回答這個問題。』記者問到『上訴法庭是否會很快受理』、『被告是否有律師』等問題，這位法院工作人員均以『不知道』和『上級要我們回避』等說法拒絕回答。
  美國之音記者接著給這家法院的另一個辦公室打電話，聽起來接電話的人是一個主管。
  黎堡：請問您貴姓，哪一個部門的？
  對方：你說吧，你說了之後，我看能不能答復你。
  黎堡：好。上個禮拜一，你們法院對洛讓鄧珠，還有阿昂紮西判處死刑，其中一人死緩。
  對方：對。
  黎堡：我想了解一下法院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是不是認為這次審判比較公正。另外，是有關上訴的問題。按照中國的法律，是不是十天內可以上訴，那麼十天也快到了，已經九天了。您能就這兩個問題回答一下好嗎？
  對方：我們首先是按照法律來審理的，這個肯定的。第二，至於第二個問題，我想我們這邊有這邊的規定。我想，可能省法院將對外做宣傳，做一個最後的証實。好吧？
  黎堡：在程序方面，你剛才說是合法的。
  對方：一切按照法律程序，是合法的。
  黎堡：那麼，當時，星期一開庭的時候有些什麼人在場呢？
  對方：這個問題我們暫時要回避了。
  黎堡：暫時回避。當時的開庭是不是屬於公開的審判的。按照一般中國的法律，這樣的開庭是不是可以給人看的，可以給人聽的呢？是不可以給人聽的嗎？
  對方：這個問題我要暫時回避。
  黎堡：那麼，上訴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對方：上訴，本人肯定有上訴的機會。他自己也提出來了。他要自己請律師，這是沒得含糊的。
  黎堡：律師是他自己請，對嗎？
  對方：他自己請，這是他自己的權利。當時，徵求意見，因為不是我們具體承辦，是省高院直接來了。省高院去徵求意見的時候，他跟他們具體協商，最後結果，省高院沒有給我們答復，所以我不好跟你答復這事。
  黎堡：請問你是法院什麼職位的官員？
  對方：對不起，我暫時回避。
  黎堡：您連姓名也不可以說，對嗎？對方：嗯，不說，不說。黎堡：好，非常感謝您的時間，謝謝您。

王力雄評論：甘孜當局與阿安紮西的糾葛
  從2000 年到2002 年連續三年，我每年都要到雅江縣 ─ ─ 也就是這次被判死刑的兩位藏人所在的縣。我對其中的阿安紮西尤其關注，2001 年還親自去拜訪過他。
  我對阿安紮西的興趣，主要是由於他在當地百姓中的崇高威望、以及當地政府對他進行打壓排斥這種反差所引起的。1997 年7 月，甘孜州宗教管理部門專門下發一個文件，列舉阿安紮西的問題：
  一、未經當局批準，擅自興修寺廟；
  二、私自指認活佛；
  三、幹涉其他寺廟的事務。
文件宣布對他進行的 “ 處理 ” 是：
   一、否定其活佛稱號，不許他再以活佛身份活動；
  二、免除他的雅江縣政協委員之職；
  三、禁止他到別的寺廟參與活動；
  四、不許他再興修擴建寺廟；
  五、廢除他指認的活佛。然而，當局這種直接針對宗教事務的幹涉得不到當地百姓認可，信教群眾仍然視阿安紮西為活佛。這對當地權力部門無疑構成一種挑戰，導致對阿安紮西進一步施加壓力。
  1998 年初，當地發現了要求西藏獨立的傳單，權力機關把懷疑矛頭指向阿安紮西，開始審查他身邊僧人。阿安紮西感覺受到威脅，於是採取了出走躲藏的方式。當地百姓上萬人為此聯名按手印上書給政府，為阿安紮西進行擔保。我目睹的其中一個村的上書是這樣寫的：
  “ 我們村在這幾年突然變了，沒有過去那樣到食店吃飯時，不但不交錢，而且還要把別人的碗打碎，有時還要打人；有的人喝酒、抽煙，整天打打鬧鬧，整得大家都日子不好過；有的人愛打架等等。喇嘛來了之後，這些現象已減少了很多。這些大的改變是誰給我們的，不是哪個人的威力，而是我村來了一位大好人，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活佛，他給我們，還給我們村的各位人民都帶來了好處。他從不說哪個民族的好壞，我們從沒有聽到過，看到過。總而言之他講經的目的是：
  1、教育我們做好事，不要做壞事。
  2、教育我們尊老愛幼。
  3、一貫教育我們不要犯黨的政策。我們認為這種的好喇嘛很少，最終，他是一個好喇嘛，我們可以保証。請求上級有關部門給我們的好喇嘛，給一個好的結論。 ”
  面對這種聚合在一起的群眾呼聲，當局擔心引發事端，不得不答應百姓請求，許諾不對阿安紮西進行 “ 處理 ”。當阿安紮西重返寺院時，數萬百姓自發夾道迎接和叩拜，哭成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像有人認為的那樣 ─ ─ 當局這一次沒有搞倒阿安紮西，埋下了以後對其打壓不斷升級的禍根.
  2000 年，甘孜州國家安全局傳訊阿安紮西，事先準備好一份材料，列舉了阿安紮西的四項罪名，一是說他煽動百姓阻擋林業局砍樹；二是說他私自辦孤兒學校；三是說他在雅江縣城建了經堂；四是說他提議把一個地處偏僻的鄉合並到另一個交通便利的鄉，是宗教對政治的幹預。國安局讓他承認材料上的指控，並要他簽字按手印，否則便不放他回去。僵持了一天，最後阿安紮西不得不簽字。他親口告訴我，當時一共讓他在那份材料上按了三十多個手印。
  幾天後甘孜州國安局又一次傳喚他，並勒令不得讓其他人知道。阿安紮西的寺廟裡曾有一個年輕僧人就是這樣被叫到國安局後遭到拘押的。阿安紮西擔心國安局既然有了他簽字的罪行材料，這次去就會正式逮捕他，於是決定再次出走躲藏。當地老百姓又一次動員起來，聯名為他請願。國安局指控阿安紮西的罪狀，在百姓眼裡都是他的功德。這次請願比上次聲勢更大，有4 萬多人參加，並且更有組織性，由各村村長和支書組成的代表團，帶著幾萬藏族百姓的聯名信分頭去省城和北京上訪告狀，要求自上而下保証阿安紮西的安全。事情搞到這種地步，甘孜州國安局不好再採取進一步行動。於是阿安紮西在躲藏五個月後重新露面。這回當局各個機構都沒有再找他，阿安紮西在雅江縣城住下，希望把自己放在當局眼皮底下能使當局感到放心。似乎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我就是那段時間去雅江縣城他的住處拜訪他的。拜訪過程中他對我講得最多的是他辦的學校，當時已經被政府接管，走向敗落，大多數學生被遣散。他當年為學校籌集的幾萬斤糧食也不知去向。
  對他和權力機關之間的矛盾，他總是表示中央是好的，不好的是下面。按照他的說法，中央是太陽，省裡是月亮，到了州裡剩星星，縣裡就什麼也沒有了。如果真是這樣，他兩次出走並且引起百姓大規模請願，讓州、縣當局丟盡了臉面，他們難道能善罷甘休嗎？我是帶著這種懷疑離開他的。
  今年四月，聽到阿安紮西被捕的消息，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不是甘孜州當局和國安系統的出手反擊？如果是的話，這回可謂打得 “ 穩準狠 ”，打到了要害，再不是以前那些宗教、辦學方面的問題，而是爆炸，是在9/11 後全球反恐大勢下的恐怖活動！
  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我今年秋天又一次去雅江。這次再沒有老百姓敢為阿安紮西請願了，甚至沒人敢打聽他的情況。有人警告我，如果在外面問阿安紮西的情況，不久就會有警方找上門。當時阿安紮西雖然還沒有經過法庭審判，但是甘孜州已經開展了 “ 揭批阿安紮西 ” 的運動（可見法庭後來的審判早被設定了結果）。一位忠於阿安紮西的共產黨村支書聽說爆炸共造成財產損失一百多萬元，天真地以為隻要湊夠相應錢數交給政府，活佛就可以沒事了，於是在百姓中號召捐款。為此他得到的是開除黨籍，並且被關進了監獄。
  阿安紮西是出家人，父母已逝，沒有妻子兒女等親屬，這種情況下，除了律師，其他人都無資格去詢問情況和為他奔走，然而沒有親屬委托，別人又無法為他聘請律師（當地也沒有律師敢為他辯護），因此阿安紮西目前的情況就如陷進黑洞，什麼信息也傳不出來。外面隻能聽到當局的一面之詞：阿安紮西已經供認不諱 ─ ─ 他就是洛讓鄧珠從事爆炸的幕後指揮。
  不過當地人對此有一個邏輯簡樸的質疑，如果阿安紮西是洛讓鄧珠的指使者，從洛讓鄧珠在成都被抓到阿安紮西被抓，中間有三四天的時間，為什麼他不試圖逃跑呢？以往兩次情況都不如這次嚴重，他都要出走躲藏，以他擁有的群眾基礎，本是可以像魚藏海裡一樣難被找尋的呀。他既然沒有出走的企圖，隻能說明他和爆炸案根本無關！
  還有一種質疑是，以阿安紮西的智慧，何以想不到他和權力機構有那麼深的過節，肯定是被置於嚴密監控之下的。他要是被當局抓到把柄，無疑將被置於死地，他何以要頂風而上，去指使那種毫無意義並且違背他的宗教不殺生和非暴力原則的爆炸案呢？
  一個喇嘛斬釘截鐵地對我說： “ 就是現在立刻把我拉去槍斃，我也不相信他會參與爆炸那種事！ ”

達賴喇嘛訪印南及藏人獲獎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 11 月 25 日抵達位於印度南方卡納塔卡邦比拉庫佩西藏難民定居點的色拉寺，受到當地僧俗群眾的熱烈歡迎。
  11 月 25 日下午印度卡納塔卡邦總督前往色拉寺晉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並進行了有關問題的討論。卡納塔卡邦總表示，達賴喇嘛永遠是我邦之貴賓。並肯定和贊揚了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對佛教所作的貢獻。達賴喇嘛表示，我和我的人民非常感謝印度人民和政府對流亡藏人四十多年的援助。特別感謝卡納塔卡邦提供流亡藏人在印度最大的定居點。此外，卡納塔卡邦于11 月 1 日舉行建邦紀念大會，在這次紀念會上組織者為九名有突出貢獻者頒了獎。獲獎者當中包括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旦增協熱，他獲得了「社會服務」獎。
  評獎委員會認定西藏僧人旦增協熱曾擔任色拉學校教師、校長、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等二十年間在教學方法上努力倡導古今結合，在管理上進行改革和完善，最後使該校成為印度政府認可的世俗中學。並給六百名學生進行免費教育。
  旦增協熱曾1961 年出生在印度南方比拉庫白西藏流亡社區，畢業于印度瓦拉納西大學。

茉莉專論

離奇的阿安扎西案件
  自從收到王力雄的一封信，我和我的那些漢藏兩族的朋友，便一齊面對著一個離奇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 “ 反革命爆炸案”。
  我本人在中國經歷過反革命案從審訊到判決的全過程，而後，也經常觀察了解同命運的反革命案件，以及各種類型的刑事案件。可以說，進修過中瑞兩國法律的我，不完全是一個無知的法盲。
  但是，在阿安扎西判取死刑一案面前，我發現自己那些狹隘的知識經驗全都不管用了。也許對於西藏少數民族的 “ 反革命分子”，中共當局采取的是與其特殊 “ 優惠政策” 一致的特殊司法手段，不但外國人、流亡藏人對此感到無法理喻，就是我這個很能理解漢族政權的本族同胞，也為此墮入的極大的困惑之中。

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荒誕故事
  阿昂扎西是在今年四月被秘密逮捕的。在中國，秘密逮捕不算稀奇，不少漢族異議人士也會突然失蹤。但一些漢族人士失蹤過一段時間之後，大都會被當局宣布正式逮捕什麼的。畢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一旦進入審判程序，當局通常會允許漢族被告聘請律師，只不過對律師有諸多限製。比如我本人當年聘請的律師，就被司法當局嚴格要求﹕ 必須是共產黨員，必須經過司法局批準，還命令律師不得為我這個 “ 反革命” 做無罪辨。雖然我們家付費請這樣的律師有點虧，但我好歹還有律師幫忙，在法庭上給執意自己做無罪辨的我，敲邊鼓提供一些有利於我的事實。
  但我這個漢人當年獲得 “ 黨派律師” 的待遇，卻不是 “ 繁榮幸福的新西藏” 裡的異族 “ 反革命分子” 可以享受的。前幾天，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的記者采訪了阿安扎西的親屬，問及阿安扎西是否獲得律師幫助。親屬說，盡管他們一再要求給被告配個律師，但辦案法院不予理睬，並嚴正警告親屬﹕ “ 阿安扎西等人是反革命, 反革命沒有權利要求配給律師。” 而後記者又采訪了四川甘孜州司法局的趙局長，問及阿安扎西等人是否聘有律師, 並要求采訪律師，那位趙局長支吾其詞，沒有答複。其他海外新聞媒體和國際人權組織，也都試圖向中國有關法院和機構了解情況，得到的回答大都是 “ 不知道” 和 “ 上級要我們回避”。
  這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荒誕故事。曾經預言極權主義的卡夫卡，在他描寫的審判場景裡，立法者、法官和劊子手是同一個人，沒有律師，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所有的法律操作全都來自同一只手。
  但卡夫卡的描寫遠不如中共治下的紅色西藏荒誕。中共當局這只全能的手，一邊在司法上操縱黑箱作業，一邊無視國際公認的 “ 無罪推定” 原則，在當地發動規模很大的 “ 揭批阿安扎西犯罪集團” 的政治運動。 “ 把阿安扎西批倒批臭” 之聲在媒體上一片喧嘩，當地藏民卻被警告﹕ “ 誰要是幫助阿昂扎西說話，就當做同案犯處理！” 在審判時高喊 “ 無罪”、 “ 達賴喇嘛萬歲” 的阿安扎西，被用布頭堵住嘴。正如王力雄在《甘孜當局與藏族高僧阿安扎西的糾葛》一文分析其緣故﹕ 在藏區享有崇高威望的活佛早已不為當局所容，這次以 “ 爆炸” 治罪， “ 打得可謂穩準狠”。

從政治案件胡扯到藏族宗教沖突
  我在中國監獄服刑時，經常聽到慣於欺騙的犯人改變自己的案情版本。但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堂堂司法機關也像那些刁鑽無恥的犯人，翻雲覆雨玩兒戲，見機改變自己對 “ 案犯” 阿安扎西罪名的指控。
  在法庭審判前四個月，四川甘孜州黨政機關報《甘孜報》，就以頭版頭條報道 “ 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丑惡行徑”。其中談到﹕ “ 要把揭批矛頭直指達賴集團”， “ 把握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 這說明，阿安扎西的罪名是政治性的。雖然對被告如何 “ 製造了7 起恐怖爆炸活動” 語焉不詳，缺乏證據，但當局的口徑是﹕ 其爆炸案也是 “ 反革命爆炸案”。
  然而，當境外人權組織和媒體紛紛質疑，指責此案是一起栽贓陷害的政治冤案，批評中國政府不公布證據搞黑箱操作之時，當局的答複卻來了一個叫人驚奇的大轉變。他們不再強調此案的政治性質，而故意說阿安扎西爆炸案與被炸者信仰 “ 雄登” 有關。前面提到的司法局趙局長，就對記者有此驚人一說。
  要解釋藏傳佛教格魯派中有關供奉 “ 雄登” 的爭執，需要一本專著才能解釋清楚。這裡我只能簡單地交代一下﹕ 藏人一般認為，雄登是一個世俗的護法神，他懷有怨毒，不大公正，但卻是生利迅速的財神，因此被一些西藏人供奉。達賴喇嘛本人也曾五十年代拉薩危機之時，開始供奉這位護法神，後來他逐漸發現供奉雄登等於引火燒身，害大於利。為了護持藏傳佛教的純潔無污，達賴喇嘛於七十年代末開始，呼吁信徒禁止供奉雄登。此後，雄登派信徒和達賴喇嘛的信徒產生爭執。一九九七年初，雄登派信徒在達蘭薩拉製造了一起血案，筆者曾在《開放》98 年3 月號做過報道。前不久，雄登派在印度對達賴喇嘛公開發出死亡威脅。
  藏人內部的宗教派別沖突令人痛心。但中共當局借機插手，拉攏雄登派對付達賴喇嘛，已經是證據確鑿的事實。尤其是這次阿安扎西案件，在大半年的審判和宣傳中，當局沒有半個字提到阿安扎西的 “ 罪狀” 和他反雄登的宗教信仰有關，卻突然在前幾天告訴記者﹕ “ 由於阿安扎西對信仰雄登的人極其不滿，於是唆使他人搞了好幾起爆炸。”
  這下就更奇妙了。即使在達賴喇嘛信徒佔優勢的印度，那些要報複雄登派血仇的藏人尚且被達賴喇嘛阻止，阿安扎西－－－一個被達賴喇嘛親自指認、在藏民中深受愛戴的仁慈活佛，怎麼可能在雄登派與當局合作的四川當地搞暴力？何況，當局公布的爆炸地點（成都天府廣場、州委大門、交警隊大門、康定橋上）和受傷對象，都不像是針對藏族雄登派的。
  如果此案真的是藏人自相殘殺，中共當局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大肆宣傳，揭露 “ 達賴之流的丑惡行徑” 呢？而且，按照這種說法，這個案子應該定性為 “ 刑事案件” 而不是 “ 反革命案件” 才對。此外，王力雄為此案在藏區奔走了那麼久，為什麼當地沒有人給他透出一點 “ 宗教派別自相殘殺” 的信息呢？
  看來這裡面的隱情就越來越大了。根據我和漢藏朋友們的分析，當局（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員）在故意把這個案子往雄登問題上上引，以轉移矛盾和製造矛盾。

上訴變化有了一線生機
  就在筆者寫作此文時，有關阿安扎西的案件出現了一絲亮光。原來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采訪四川甘孜州司法局趙局長, 得到的回答是﹕ “ 到現在為止, 被告沒有提出上訴。” 當時我們很焦急，以為阿安扎西等二人不相信上訴有用，只求速死。阿安扎西的兄弟也被軟禁，不準外出。沒有律師，其他人無權幫他們上訴。昨天（12 月12 日）法新社報道，二人已提出上訴。真是謝天謝地！估計是由於國際社會過問，輿論壓力大，更高一級的當局插手，改變了做法，給 “ 案犯” 上訴的機會了。
  此案的複雜和離奇，我這篇小文只能粗淺地寫出一二。對於阿安扎西案件，筆者感觸最深的是﹕ 民間的人道干預是有用的。由於王力雄以一介漢人身份帶頭揭露真相，由於國內外知識分子和人權人士紛紛聲援，這就有可能促使中共當局公開、公正審判此案。我們漢人救援阿安扎西的努力，令一些西藏朋友非常感動。要促使漢藏兩個民族真正和解，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值得做的事情還很多。

王力雄與阿安扎西案件
  一個達賴喇嘛親自認證、在家鄉深受藏人愛戴的活佛丹增德勒（俗名阿安扎西），於2002 年12 月2 日被中共當局以" 製造七起恐怖主義爆炸案" 的罪名，一審判取死刑。這一由四川甘孜州司法機關黑箱操作的案件，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訴訟法》，如秘密拘捕、不允許被告聘請辯護律師、單憑口供定案、禁止被告自我辯護等等。
  當地藏民都認定這是一起栽贓陷害的冤案，但長期嫉恨阿安扎西崇高威望的地方官員，一心把阿安扎西往死裡整，他們以政治干涉司法，在甘孜州藏區開展了氣勢洶洶的" 揭批阿安扎西" 政治運動，並威脅廣大藏民：" 誰要是幫助阿安扎西說話，就當作同案犯處理！" 盡管阿安扎西和其同案的洛讓鄧珠的親屬，都一再要求給二人聘請律師，但甘孜州司法機關拒絕親屬的請求，說：" 他們是反革命，反革命沒有權利要求配給律師。"
  就在這位藏族活佛無助地面臨極刑、只求一死之時，一位漢族作家不顧自己的安危，對此案進行調查研究，在海內外發動了一場廣泛的輿論干預活動，要求中國政府遵守司法程序，給西藏活佛一個公開、公正的判決。
  目前，這一令人懷疑的死刑案已被提交給四川高級法院複審，王力雄和支持他的一百四十九位漢藏人士，國際人權組織和西藏流亡政府，正在為刀口救人做最大的努力。

作家的身影始終傲立於權勢對面
  王力雄是中文讀者熟悉的作家，也是一位和西藏有獨特緣分和感情的漢人。多年來，他深入藏區采訪，撰寫了深受讀者歡迎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他不斷發表對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的看法，努力擺脫" 大漢族本位主義"，從尊重少數民族的角度看問題。
  去年6 月，王力雄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首屆" 寫作自由獎"，在答謝辭中，他說：" 我深知本人並無值得一提的文學成績走上這獎台，讓我來此只是為了昭示一個原則－－－作家的身影要始終傲立於權勢對面，而非在幫忙和幫閒的隊列裡游走。""
  我認為在今日中國，面對真實、堅持正義、揭露邪惡以及反抗強權，應該是寫作自由的第一要義。" 王力雄不是在說漂亮話，他一直在實踐自己對於寫作自由的承諾。
  關於藏族高僧阿安扎西的事跡，王力雄是從連續三年在雅江縣尋訪的過程中了解到的。他說：" 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昂扎西其人，並且耳聞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帶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農村牧場講經傳法，從事眾多慈善事業，創辦孤兒學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橋，保護生態，教育百姓戒煙酒禁賭博不殺生。不少戒掉惡習重獲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視為再生父母。我曾去過他的住處，對他的生活清貧印象深刻。當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 供養"，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聽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連我在心理上都難相信，更不要說敬仰他的信眾。"
  對於阿昂扎西和當地政府、警方的多次矛盾糾葛，王力雄了解到：1997 年7 月，甘孜州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門指控阿安扎西，說他未經當局批準，擅自興修寺廟，私自指認活佛，並對他做出處分。1998 年初，當局發現了要求" 西藏獨立" 的傳單，就把懷疑的矛頭指向阿安扎西，並且開始審查他身邊的僧人。阿安扎西感受到威脅，於是出走躲藏。隨後當地百姓數萬人聯名按手印上書給政府，為阿安扎西請願擔保，並推選出代表到北京告狀，要求保證阿昂扎西安全。
  因此，王力雄認為，當局想懲治阿安扎西一直不好下手，直到這次有了" 爆炸案" 的罪名，才終於得以放手對他進行處置。在全球反恐形勢下收拾阿安扎西，可謂" 打得穩準狠"。
  由於不準被告請律師，不準媒體自由采訪，活佛阿安扎西目前的情況就如陷進黑洞。堅定地站在權勢者的對立面，為無助的、受欺凌的人聲張正義，王力雄竭盡一己之力，給這個黑洞打開一線亮光。

漢藏和平共處的一個裡程碑
  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當局製造了迫害猶太人的" 德雷福斯冤案"，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連續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和《我控訴》，無情揭露出事實真相，激烈抨擊軍方乃至整個司法製度的不公正。當左拉因此受到陸軍當局和民族主義分子、排猶分子的迫害之時，法國有一批作家和藝術家站出來聲援左拉，同他一起為反對國家犯罪、為恢複法國的良知而斗爭。
  今天，當漢人王力雄為西藏人阿安扎西的公正審判抗爭時，他也不是孤獨的。149 位漢族、藏族人士，簽名支持王力雄等人提出的《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 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建議書認為：" 鑒於此案公正性受到當地群眾廣泛質疑，涉及到漢藏民族關系和國際矚目的西藏問題，為了防止其成為未來導致民族沖突的隱患，給國際社會的指責增加把柄，和給正在恢複中的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對話增添干擾，特提出：一、由建議人為阿安扎西和洛讓鄧珠二人聘請四川省以外的獨立律師進行二審辯護；二、允許國內外媒體采訪案件的上訴審理過程及有關部門和人員；三、邀請海外藏人代表現場觀察上訴審理過程。"
  此外，還有87 位朋友給王力雄寫下" 一句話"，表示自己的支持與建議。一位漢族作家說：發出聲援阿安扎西的這種聲音，是我們生活唯一幸存的安慰，也為中國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還有朋友對王力雄說：" 我們為有你這樣一個不屈不撓為中國社會說真話的人感到欣慰，也許在一個謊言代替真實的年代，站在你身後的人並不多，但是歷史是你後面的長城。"
  一些西藏朋友也寫下自己的感慨。他們中的一位說：" 我從小就是聽著官方稱我們為' 同胞' 的喧鬧中長大的，當時，聽到漢人稱我們' 同胞' 就有一種反感，一種被戲弄的感覺。可是，今天，有一個漢人真的像對待自己的同胞一樣，為兩個西藏人的命運而不惜冒險犯難，讓我們在外面的西藏人都感到慚愧 …。" 還有西藏朋友說：" 能不能救出兩位西藏人，我們不敢抱大的希望，但是，王先生和與他共同簽署建議書的中國人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中國人和中共政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整體。"
   正如洪哲勝先生所指出的：" 假如有一天藏人會心甘情願地和漢人同屬一個國家，那一定是因為中國有不少王力雄這樣的人！" 王力雄和他的支持者們所做的一切，不僅是在以人道和法製精神，敦促中共當局依法辦事，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同時，他們的努力也將成為漢藏兩族和平共處的一個裡程碑。

中國將要感謝王力雄
  當西藏活佛阿安扎西那令人懷疑的 “ 罪案” 發生後，王力雄再一次表現了他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色﹕ 拒絕沉默，拒絕冷漠無為，而是從人道、良知和法律原則出發，以一個正直公民監督權力的責任感，以他對西藏人民的深厚情義，竭盡全力揭露真相，暴露中共當局的違法行為。最近，他在海內外發動了一場廣泛的輿論干預活動，要求中國政府遵守法律，給西藏人一個開放、公正的判決。
  西藏理塘仁波切丹增德勒（俗名叫阿安扎西）－－－一位深受藏人愛戴的活佛，被中共當局以 “ 煽動分裂國家” 和 “ 製造系列爆炸” 的罪名，判處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無論從國際法律和中國法律的角度看，這一案子存在著很大的疑點，中共司法當局的作為有許多明顯的違法之處。
  一，阿安扎西被秘密逮捕後，被禁止與外界接觸，這種黑箱作業的方式，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有關囚犯有權在監管人員的控製下與外界接觸的有關公約。
  二，嚴重違反國際公認的 “ 無罪推定” 原則，當局早在法院做出審判之前，就給阿安扎西定了罪，四川省甘孜的官方媒體在幾個月前的頭版新聞中，就把阿安扎西稱為 “ 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從事暴力恐怖事件的犯罪團伙的頭目”。
  三，司法機關完全缺乏獨立性，在調查案件的同時，四川甘孜當局就廣泛開展揭批阿安扎西的政治運動，令人懷疑這個案子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根據當局的說法，阿安扎西在審訊中已經認罪，但藏族群眾全都不肯相信。果然，昨天（12 月6 日）公開宣判時，阿安扎西不但否認所有指控，而且高呼 “ 達賴喇嘛萬歲”，當即被警察用布捂住嘴。
  阿安扎西是出家人，父母已逝，沒有妻子兒女。由於沒有親屬為他聘請律師，由於中共氣勢洶洶的 “ 揭批阿安扎西運動”，當地沒有律師敢為他出面辯護，藏族人民（包括我認識的海外藏人）普遍感到悲憤而無力。在一個權力可以踐踏法律、強奸事實的地方，在一個能夠讓處女承認自己是妓女的國家，所謂的 “ 法製”，經常成為愚弄人民、甚至是欺壓人民的工具。
  面對黑幕重重的死刑判決，面對阿安扎西無助無援的處境，一個漢族作家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王力雄以他多年深入西藏地區訪問的經驗，以他對阿安扎西個人聲譽的了解，對這一案件進行細致的調查研究，提出他精闢的分析與有力的質疑。在黑暗腐敗的中國，由於找不到可以依賴的的援手者，王力雄便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向海外媒體通報內幕消息，並向國際人權機構請求幫助。
  在這個人心麻木冷漠的時代，對於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習慣於裝聾作啞，充當看客，王力雄卻以他的赤子之心，為他民族的弱者尋求正義，挑戰製造黑幕的龐然大物。他所擁有的武器，僅僅是一支筆，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
  我在收到王力雄求助的來信後，久久抑製不住心靈的感動。不管阿安扎西的案情結局如何，我為中國擁有王力雄這樣致力於民族和解、高尚正直的知識分子而驕傲。
  當年，法國作家左拉干預迫害猶太人的德萊福斯案件時，曾經預言﹕ “ 法國將因為我拯救了她的名譽而感謝我。” 一百多年過去了，不僅是法國，不僅是歐洲，而是整個世界，都向左拉抗爭的道義精神，致以深沉的感激之情。
  我相信，將來感謝王力雄的，不僅是西藏人，而將是我們整個中國。

中國的《律師法》不容如此踐踏
  前不久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以反革命爆炸案罪名判取死刑的活佛阿安扎西，曾有一個很天真的觀點，他認為中共中央是好的，不好的是下面。按照他的說法﹕ “ 中央是太陽，省裡是月亮，到了州裡剩星星，縣裡就什麼也沒有了。”
  如今這位不諳世事的出家人，其案件已經從甘孜州報到了四川省高級法院二審，但省裡的 “ 月亮” 只是閃了幾十個小時就沒入一片黑暗之中。12 月28 日，王力雄發布了張思之大律師為阿安扎西做上訴辯護的消息，32 小時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四川省高院拒絕親叔叔仁魯魯從北京聘來的張思之，改由他們強行指派當地律師，借口說是失去自由的阿安扎西自己指定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派警察把親屬仁魯魯斥責威嚇了一番。
  這個突然變故對辛苦奔波、籌款營救的王力雄和他的朋友，以及所有關注阿安扎西案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我們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段，在法律毫無尊嚴、政治審判盛行的國家，其實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當年筆者在六四後以 “ 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受審，自家花錢去請律師，卻被邵陽市司法局強行指定律師人選﹕ 律師必須是中共黨員，律師不能為我這樣的 “ 反革命分子” 做無罪辨。
  為什麼四川司法當局如此害怕張思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的﹕ “ 律師是有可能打開中國司法黑箱的唯一渠道。然而律師發揮這個功能需要具備一個前提－－－ — 即律師必須是站在被告立場上，而不是僅僅充當偽裝法治的擺設。” 聲名卓著的張思之、李會更兩位律師，他們過去的辦案歷史，證明他們是不願意充當法治擺設的。
  由於沒有獨立律師和獨立媒體能到四川查閱法院案卷，我們目前尚不能證實，中共當局在阿安扎西案件的黑箱有多大，即他們在實體上怎樣栽贓誣陷。僅僅從法律程序來看，四川當局的確是肆無忌憚地踐踏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他們違法的事實歷歷可數﹕
  一，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的有關規定，在公訴案件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就有權獲得律師幫助。律師在接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後，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等幫助。在起訴階段，必須有律師為被告做如下工作﹕ （一）查閱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二）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三）調查；（四）提出辯護意見；（五）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訴。
  而阿安扎西等人不僅在偵查階段被秘密拘捕坐黑牢，就是在甘孜州起訴階段、一審判決階段，也一直沒有獲得律師幫助。阿安扎西的弟弟說，盡管他們一再要求給被告配個律師，但辦案法院不予理睬，並嚴正警告親屬﹕ “ 阿安扎西等人是反革命, 反革命沒有權利要求配給律師。” 而後，就連這位弟弟也被當局監視起來。
  二，上述中國法律還規定﹕ “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其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辯護人辯護。”
  根據這一條，即使四川當局給阿安扎西本人確實接受了當局認可的律師，他仍然有權更換律師，有權選擇更好的律師。但問題在於，由於四川當局拒絕親屬會見阿安扎西的要求，阿安扎西根本不知道他的親屬給他從北京聘請了好律師。記得筆者當年法庭一審後，馬上就獲得了會見親屬的權利，但阿安扎西被剝奪了這種權利，我們因此有三，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律師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律師依法進行辯護，不受公訴人的意誌約束，也不受審判人員的意誌約束。
  但四川的政法委書記召集公檢法，公然宣揚 “ 統一意見，聯席辦案”，並在辦案的同時開展轟轟烈烈的 “ 揭批阿安扎西的運動”。在這種政治高壓的氣氛下，四川甘孜州本地的律師，誰能獨立進行辯護？誰能不受公訴人和審判人員的意誌約束？
  綜上所述，四川當局在律師問題上的做法，違反了本國的好幾個法律。不僅如此，由於中國簽署加入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他們同時違反了《公民權利公約》第14 條第三項規定﹕ 受刑事指控的人， “ 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並與自行擇定的律師聯絡” （乙目）； “ 出席受審並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應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 （丁目）
  如果此案發生在筆者所在的瑞典，司法當局在執法中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當事人或者人權組織完全有能力把司法機關告到國際法庭上去，一定會讓辦案人員受到法律追究。但在一個法律行同廢紙的國家，我們只能在此嚴正警告四川司法當局﹕
  盡管國際正義力量暫時無法起訴你們的違法行徑，但現在不能不等於永遠不能，總有一天，今天參與黑幕操作、踐踏法律、剝奪阿安扎西基本人權的四川官員，會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丹增德勒仁波且小傳
  丹增德勒圖登曲吉尼瑪，1950 年藏歷九月出生于西藏康區理塘縣城，父名才巴多杰，母親叫卓瑪曲藏，七歲時入理塘寺，從夏巴堪蘇仁波且座前受戒出家為僧，1958 年由於寺院被摧毀而返回家中。
&bnsp; 七十年代末流亡政府的參觀團到達理塘時，丹增德勒不顧中共當局的高壓政策和警告，向代表團成員羅桑桑丹指出中共在西藏的破壞和鎮壓的事實。
&bnsp; 十世班禪喇嘛獲得自由後第一次到安多拉布愣時，丹增德勒從理塘秘密潛赴拉布愣，向班禪喇嘛報告理塘的苦況並要求恢復寺院以及平反冤假錯案。
&bnsp; 1980 年，丹增德勒組織邀請剩餘的僧人向青年人傳教授戒，並公開在理塘寺的廢墟上舉行宗教儀式，宣佈理塘寺的重建工作正式開始。
&bnsp; 1982 年流亡印度，在達然薩拉從達賴喇嘛座前受近圓戒，然後前往位於印度南方的哲邦寺學習佛法，1983 年底被達賴喇嘛認定為格西阿當彭措之轉世，賜法名為丹增德勒。
&bnsp; 1987 年應家鄉人民的再三要求返回西藏，並在人民集會中公開表明對達賴喇嘛的愛戴和信仰，同時指責一些寺院懼于壓力連達賴喇嘛的名字都不敢講，從而對自己的信仰都不敢維護。並再三說明如果真正按照達賴喇嘛的意志行事，不僅會使國家統一穩定，民族團結，而且也可以利益世界和平。他還不斷指出一些喇嘛和幹部不講因果，將人民供獻的財物和集體財產不用在寺院建設和幫助貧窮人民的身上，而是先讓自己富裕起來，這不僅違背佛法精神，而且也是違背國家法律的。他還指責地方幹部僅僅滿足於自己的私利和按時領取工資而不關心人民生活和地方發展，要為藏人的缺乏知識，生活艱苦，政治覺悟低，不懂國家法律以及仍處於落後狀態等行為負責。
&bnsp; 在中共召集的會議上，丹增德勒多次要求中國政府真正幫助西藏發展教育和實現現代化，對計劃生育政策也提出異議，認為不能在地廣人稀的西藏也採取一刀切的政策（丹增德勒後來第二次避難回來後談到他曾反對在西藏民族中實行計畫生育，結果政府讓我不要說這些，我以後也就沒有說過）。
&bnsp; 期間，丹增德勒到沃圖堂噶瑪，在當地新建寺院和禁止信徒供奉雄天，當地政府官員禁止丹增德勒修建寺院，丹增德勒專程到北京從十世班禪喇嘛座前獲得允許修建寺院的文件，並為寺院賜名『康區納藍陀大乘法苑』，在丹增德勒的法名上加賜「圖登曲吉尼瑪」，從此仁波且的法名就叫『丹增德勒圖登曲吉尼瑪』，從而使寺院的修建順利完成。
&bnsp; 1990 年，開始在一個叫堂噶瑪的牧區修建學校和養老院，遭到中共縣政府的禁止。1991--1995 年在雅江縣境內修建文殊發輪寺、德欽曲林尼姑寺、果洛大乘解脫院等七座寺院和一座養老院，另外還在他的寢室中以「和平養育院」的名義收留了百餘名少年出家人，這些都是一些居家甚遠或孤兒以及家境貧寒的孩子. 當時的一個春天，中共地方當局開始推行一項砍伐屬于集體所有之森林的計劃，丹增德勒先後向縣和州上反映不能這樣做的道理，結果遭到否決，最後告到省上才告贏。
&bnsp; 1997 年，所謂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專門召開會議，推出一個所謂的『阿旺扎西違法行為之決定』的文件散發到甘孜州所屬的十八個縣，指控仁波且違背國家法律、打著喇嘛和宗教的旗幟無視和踐踏黨的政策和國家憲法、未經批准便私自修建寺院等共六項罪名，準備逮捕丹增德勒，迫使仁波且逃到山上待了五個多月. 當時有三萬多名群眾簽字擔保丹增德勒無罪，要求不要逮捕，要求到省上後，省上表示以後只要不進行政治活動，可以不予逮捕。
&bnsp; 在達賴喇嘛障年，人民根據仁波且的要求停止屠宰和食用素食等，中共雅江縣政府指責丹增德勒危害人民的生活。
&bnsp; 1998 年，康雅江地區發生草山糾紛，人民邀請丹增德勒前往調解，通過將說佛法平息了草山糾紛引起的衝突，在每次的法會上，丹增德勒都宣講人民要團結互助，聽從達賴喇嘛的教誨拋棄所有的惡習，要繼承和宏揚傳統文化，西藏籍的幹部不應該僅僅為了工資而應付差使，而是盡職盡責地為把雪域西藏建設成為進步、現代化的家園而作出努力。
&bnsp; 當年，在雅江河畔購買土地修建了一所孤兒院，其中收留了三百餘名孤兒和貧寒家庭的孩子，其所有的支出--- 包括老師的工資和學生以及學校的所有日常開支都全部由丹增德勒獨立負擔，但後來中國政府宣佈不准私人建立學校，並強制將學校收歸政府所有，由於中國政府除了反達賴喇嘛而外並不真正盡力經營學校，因此到2000 年學校便宣佈關門，學校附設的養老院也同時被關閉，使孤兒和老人頓失依靠。
&bnsp; 2000 年，理塘縣底擦和莫拉之間發生嚴重的草山糾紛，械鬥導致多人傷亡，中國政府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能阻止，這是丹增德勒前去不僅說服雙方停止械鬥，而且圓滿解決了糾紛，中國政府卻說丹增德勒未經政府批准便私自前往調節糾紛以及私自建立寺院為罪名準備逮捕丹增德勒，丹增德勒第二次被迫逃離，在山上躲避了七個多月，這時又有兩萬多名西藏人簽名擔保丹增德勒無罪並逐級上訪到中央，最後中國政府表示丹增德勒可以返回寺院，但不得進行任何的宗教活動，不得外出，只能作為一個普通的僧侶等。
&bnsp; 由於丹增德勒的支持使幾百名弟子可以在各大寺院安心學習宗教理論，同時由於丹增德勒經常通過佛法禁止人們搶劫偷盜或無辜獵殺動物，教導不要抽煙喝酒等，從而使地方一片祥和。
&bnsp; 當中國政府在各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當局問丹增德勒對班禪喇嘛的轉世問題怎麼看，丹增德勒回答說：『我個人只信仰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而且據我了解絕大部分西藏人也是這種想法』。
&bnsp; 又有一次，中共縣政府叫丹增德勒到縣委，丹增德勒遵命前往時，中國政府命令丹增德勒要向所有的寺院宣佈禁止懸掛和供奉達賴喇嘛的照片，丹增德勒馬上回答說：『對我而言，對達賴喇嘛的信仰不會因為允許供奉照片而增長，也不會因為不讓供奉照片而損減，達賴喇嘛對我而言同于生命，而且，我認為禁止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只會損害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由百害而無一利』，中共當局表現極為不滿。
&bnsp; 2002 年4 月7 日夜，中共安全部門以不久前發生在成都的爆炸案為丹增德勒所為為理由，逮捕了丹增德勒和他的學生慈成達杰、丹正才仁、阿希達杰以及俗人敦珠。12 月2 日被甘孜州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2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bnsp; （本文由本報編輯部根據丹增德勒丹增德勒在印度之學生們編寫的《悲哀的呼喚》翻譯整理。）

胡錦濤的西藏情結 才嘉

調遣西藏接替彝族書記伍精華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主張對學生民主運動採取溫和措施，而被鄧小平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同時，中共開始檢討胡耀邦的路線及思想，並大幅度調整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薩，發生自「文革」結束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反抗中共專制的抗議運動。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區黨委，採取果斷、強硬措施防患於未然。然而，當時的「駐藏大臣」伍精華，卻遲遲無法撫平藏人抗爭的激情。
  北京認為這位被胡耀邦欽定，被西藏人稱之為「喇嘛書記」的伍精華，的確軟弱無能，無法強制實施中央的政策，太過偏向地方民族主義一邊。因此開始醞釀更換事宜。
  恰好一九八八年六月間，伍精華在西藏自治區的一個會議中，突發心臟病送醫住院，之後又轉往北京治療。此間，北京高層已決定免去伍精華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職務。　
  在當年的北戴河會議中，中共高層醞釀接替伍精華的「駐藏大臣」人選。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決定：由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轉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此一決定得到了中共高層各派大老的贊同與大力支持。　
  伍精華調離西藏的消息發佈之後，很多西藏人相當惋惜這位「喇嘛書記」的離開。伍不僅是班禪喇嘛向中央爭取、胡耀邦特別欽定的人選，他也是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歷任黨委書記中唯一不是漢人的書記。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正式宣佈，由胡錦濤接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之前，他已跟隨中央赴藏考察團到西藏進行二十多天的「適應」考察。　
  中共決定調胡錦濤去治理西藏，顯然是想藉重他在貴州務實的經驗，在改革西藏經濟的同時，以溫和、謹慎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另一方面，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錦濤在貴州的政績，同時也希望他再到最艱難的地方磨練，以便為將來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做準備。　
  而胡錦濤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訪問時也強調：西藏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變動是正常的人事變動，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會因此而改變。他還強調，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西藏有關方面將下定決心儘快解決落實政策方面遺留的問題。他表示會落實宗教、民族、統戰政策。

中共鎮壓西藏胡錦濤扮演殺手
  很多研究分析認為，胡錦濤不僅是鎮壓西藏民族反抗運動的罪魁禍首，他也是第一個支援鎮壓「六四」學運的地方官員，以此判斷他的價值取向與歷史功過。
  胡錦濤接替伍精華的主要目的顯然在於「穩定西藏局勢、制止分裂活動」。作為北京欽定的「駐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穩定與否，在第一線的胡錦濤有著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我們不能僅僅以三月八日《西藏日報》所刊登之胡戴著鋼盔與戒嚴部隊官兵站在拉薩街頭的照片為由，草率地獨斷他是鎮壓「抗暴」事件的主謀。其實，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終保持低調、冷靜的態度，最終成為政府與武警兩邊不討好的人物。　
  反觀當時的情景，當年的抗議事件是從二月七日拉薩大昭寺懸挂西藏國旗開始，到中共對西藏實施戒嚴的三月八日為止。這中間發生了許多「故事」，其中一個就是西藏自治區政府與武警部隊之間的分歧。
   二月七日，當大昭寺出現西藏國旗時，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報告之外，基本上沒有商討出任何應變對策，導致以喬石為首的中央強硬派專派工作小組抵達拉薩，並主導武警部隊擅自闖入神聖的大昭寺，逮捕僧侶、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極大憤慨。　
  從憤怒的僧侶走出大昭寺，與來自各地的西藏信眾集會並走向街頭開始，到二月底，拉薩出現了規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議活動。西藏其他地區如日喀則、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抗議現象。然而西藏自治區政府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除了逮捕關押示威僧尼之外，沒有作出任何良性的處理。　
  因此，三月二日一場更大的抗議行動在首府拉薩揭開序幕，三日、四日示威活動繼續進行。三月三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召開黨政軍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緊張局勢。會議一直開到四日淩晨，但因各方意見不和，沒有商討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供北京參考。胡錦濤只好將事件的發展狀況與結果評估，以及局勢的緊迫性向中央報告，等待中央的指示。四日下午，中央回電要求西藏黨政軍做好「戰鬥」準備，並隨時報告局勢的發展動態。　
  雖然胡錦濤知道中央要採取行動，但在中央的最後的決定未到之前，他還是希望公安武警採取備戰、監視、防止的克制態度。
  武警的蠻橫與民眾的反感，可以說是「拉薩事件」的導火線，而點燃這導火線的始作俑者，則是主管國家安全與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
  喬石曾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到西藏考察，並試圖瞭解從八七年九月底開始發生的抗議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後，喬石提議調整由胡耀邦主導、趙紫陽繼承的對藏綏靖政策，並主張嚴加打擊所謂的「分裂主義」。
  三月五日，西藏武警部隊接到中共武警總部的單方面直接作戰動員令，隨之西藏武警臨時指揮部也迅速發佈了在拉薩進行鎮壓的命令。武警不擇手段的鎮壓，使聖地拉薩頓時變成了血跡斑斑的人間地獄；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現了一九五九年的血腥事件。　
  胡錦濤在無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時，也受到自治區政府、人大、政協等方面對武警強力不滿的壓力。加上自治區公安系統的三千多名警察拒絕與武警合作，導致地方與武警的分歧越加嚴重。胡錦濤無法撫平雙方的情緒與矛盾，只好向中央彙報並請求北京儘快提出應變決策。
  據資料顯示，當時在中共高層同樣出現意見分歧。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等認為，西藏事件發生的主因為嚴重的極左路線所致，於是建議以理性、克制的態度來解決問題；然而以喬石為首的強硬派卻認為，西藏問題的關鍵是宗教界的反共勢力升級，必須採取嚴厲的打擊，否則後果不堪想象。最後，極端派的意見得到了鄧小平、楊尚昆等中共大老的採納。
  三月七日晚間，胡錦濤接到了中央在拉薩實施戒嚴的指示，並向自治區黨政軍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中央還特別肯定並讚揚了武警部隊的英勇精神。
  以胡錦濤小心、穩健的個性，他當然迎合北京的決策。三月八日，代表西藏黨委喉舌的《西藏日報》刊登了胡錦濤戴著鋼盔，與戒嚴部隊官兵站在拉薩街頭的照片，並發表了措詞強烈的評論員文章。

行事穩健缺乏魄力忠於中央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導致中共政治生態發生劇震，中央權力板塊重新組合。使得胡耀邦、趙紫陽的對藏懷柔政策走入歷史。胡錦濤更積極地回應黨中央的政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手抓反分裂鬥爭，穩定局勢；一手抓改革、建設兩件大事」的政策。　
  從「拉薩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看出胡錦濤只是一個忠誠的官宦，如實執行中央「聖旨」而已；他不是沒有自己的主見，而是「不敢」擅自做出未經中央「點頭」的決定。　
  換言之，當西藏出現「動蕩不安」的局面時，制止與平息是自治區第一把手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當時的胡錦濤，並沒有立刻採取「果斷」措施，而是請示、等待中央決策的到來。這反映了他小心謹慎、穩健莊重的行事風格。　
  當然，歷史不可能輕易抹掉胡在鎮壓西藏民族運動過程中的直接責任。對於一個執行、擁護皇帝「聖旨」的殺手，他不僅有責任，而且責任非常重大。歷史不能、也不會忘卻胡在西藏執政中關鍵的這一年。　
  我們遺憾的只是，胡錦濤沒有憑自己的智慧去尋求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請求、等待中央的指示。這也許是他沒有危機處理的經驗，以及沒有足夠的魄力和膽識所致。不管怎樣，他對西藏「堅決、果斷」地執行中央的高壓政策，對西藏人民造成了無窮的傷害，而這也成為他邁向仕途頂峰的條件之一。

對胡錦濤的期許
  胡錦濤將成為未來中國的權力核心。中共最高決策階層 — — 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十六位委員中，胡錦濤是唯一對西藏有切身體會的官員。雖然他在西藏的時間不長，但在他短短的幾年裏經過了西藏人民多次抗暴示威；十世班禪喇嘛突然「猝逝」；西藏實施軍事戒嚴等重大事件。
   所以胡錦濤應當瞭解西藏人民對自由的渴求、對達賴喇嘛的忠誠、對宗教的虔誠、以及對民族尊嚴的認同。他更應該知道，西藏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宗教問題，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　
   有鑒於此，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錦濤在與來訪北京的日本新党廣報委員張海江田會晤時，首度表示中共同意達賴喇嘛回大陸的條件是再度確認「十七條協定」。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條協定」為達賴喇嘛回西藏的條件。不管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個與中共高層不同的新的方案，說明「西藏問題」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西藏問題的存在，不僅對西藏本身是一個創痛，對中國的外交及國際形象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換言之，胡對西藏問題長期拖延的後患應有切身的體會。　　
  雖然他已到北京數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沒有淡化。除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參加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典禮之外；每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他都會參加西藏代表團的座談，以表對西藏的關心。
  西藏問題的解決，當然不能只期待胡錦濤個人對西藏的瞭解或愧疚與否，特別是在中共的決策模式趨向集體領導制，以及江澤民的權威仍然間接影響著「黨中央」的時候，胡不可能一廂情願地改變既定的政策。關鍵在於，中共權力核心有無意識到解決「西藏問題」對中國的穩定與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一點胡錦濤應該是相當明瞭的。　
  總之，西藏問題對胡錦濤是一個契機，如果在他施政期間能夠圓滿解決西藏問題，這不僅可以提高他個人的國際聲望，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形象。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12 月號〉

中國人權要求公開審判
  中國人權12 月7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活佛阿昂紮西判處死刑沒有得到公開公正獨立審判，中國人權要求重新公開獨立地審理，給阿昂紮西等人公開辯護的權利和機會。
  中國甘孜法院宣判藏人活佛阿昂紮西、藏人洛讓鄧珠因爆炸罪，分別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和死刑，中國人權對此案十分關切。中國人權的通訊記者採訪了甘孜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甘孜州政法委員會、甘孜州政府宣傳部、四川省委宣傳部。雖然他們大多回避不談，或者相互推諉，但是一些情況仍可以推斷出，阿昂紮西等人沒有得到公開公正的獨立審判，此一案件是政治操作的政治審判。例如中國時間12 月6 日下午二點多，甘孜州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一位不願告訴姓名的女士，在被問及審判時有多少人參加旁聽，兩位被告的律師姓名電話等問題時，回答『審判無人參加，不知律師的姓名』，並隨即中斷了電話。在採訪甘孜州政府宣傳部自稱阿蓮的女士時，她說審判過程及其他情況均不知道，是四川省政法委、省宣傳部、省高級法院來人（主持）。並且說有關此案的情況，由四川省委宣傳部統一對外發表。四川省委宣傳部一位張姓男子對此回答說，此事由省宣傳部新聞處對外負責，然而省宣傳部新聞處卻始終無人接電話。甘孜州政法委一位不願告知姓名的女士，也証實12 月2 日此案審判的前後幾天，四川省委幾個部門都為此案專門來人，並開會確定此一爆炸案由省委宣傳部統一口徑對外發表。』
  中國人權認為『阿昂紮西等人的爆炸一案，摻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幹預，審判完全沒有公開性公正性獨立性可言，阿昂紮西等人沒有得到公開的社會可以監督的辯護權利，因此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黑箱操作的案件。
  判處死刑是一件必須慎重公正依法進行的嚴重事情，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和法院撤銷此一判決，嚴格依照法律和法院獨立公開公正的原則從新審理，阿昂紮西等人必須得到公開辯護的權利和機會。中國人權呼吁國際社會，強烈關注此案，促使中國法院公開公正獨立地審理此案。』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
桑東仁波且接受記者採訪
  【2002 年11 月中，桑東仁波且在英國訪問期間接受了英國BBC 記者李莉的采訪，以下是BBC 的報導】
   李莉問（以下簡稱問）﹕ 你如何評價達賴喇嘛特使此次對中國的訪問，你認為這是一次' 破冰之旅' 嗎？
   桑東仁波切（以下簡稱桑）﹕是的，我認為特使的這次訪問的確是一次破冰之旅。我對他們此行的評價很高。首先，代表團成員的人選完全是西藏流亡政府這邊確定的。東道主沒有對代表團的組成進行任何干預。第二，我們的代表團在中國時見到了那些對未來有關西藏問題的談判真正有發言權，能起作用的領導人。特別是那些中共統戰部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負責官員。特使們同主管西藏事務的官員廣泛交換了意見。格外令人鼓舞的是訪問中雙方交談時的誠摯和友好的氣氛，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我們的代表團80 年代末訪問中國時，中方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強調他們的立場，根本不聽我們在講什麼。而這一次，他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聽我們的意見，我們對西藏問題的立場。所有這些都說明特使的訪問是成功的。
  問﹕ 你認為你們受到了平等的對待，是嗎？
  桑﹕ 大部分情況下，代表團受到的是對等的待遇。在北京他們受到的最高的貴賓的待遇。但是，當他們去到西藏時情況就不太一樣了。他們被當作一般的旅游者。
  問﹕ 能通過這次訪問看出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所軟化嗎？
  桑﹕ 我不能說是立場的軟化。但政府官員的態度確實有很大的變化。用的語言緩和了。
  問﹕ 訪問取得了任何具體的成果嗎？
  桑﹕ 我們特使這次訪問的目的是重建聯系，這點已經成功做到了。除此之外，我無法說有其他具體的結果。這要等到我們下一次代表團的訪問後才能進行評估。
  問﹕ 下一次訪問的日期定下沒有呢？
   桑﹕ 還沒有。但我們很快會商談這個問題。
  問﹕ 特使的這次訪問使雙方重新建立了對話的關系。那麼是誰先邁出了第一步？那一方首先提出了這個建議？
  桑﹕ 應該說是雙方的共同努力。但首先提出來的是我們。在我開始主持達蘭薩拉政府的日常工作以後，第一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複同北京政府的聯系。大約今年一月份時，我們同他們取得了聯系。北京方面的反應是積極的。這便最終導致了早些時候達賴喇嘛特使的訪問。
  問﹕ 達賴喇嘛的哥哥就在特使訪問之前不久去過中國。他是否在雙方恢複聯系上起了穿針引線的關鍵作用呢？
  桑﹕ 並沒有。他以前曾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是唯一一個雙方之間的聯系人。但是他已經從西藏流亡政府退休很長時間了，現在定居在香港。他今年對中國的訪問完全是私人性質的。是在他本人的要求之下。西藏流亡政府同意了他的訪問，但他並不代表達賴喇嘛，也沒有向北京方面轉達任何達賴的信息。這次我們特使的訪問他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問﹕ 您剛才提到，恢複雙方對話是你們先邁出了第一步。這背後的考慮是什麼？
  桑﹕ 因為我們需要對西藏地位的問題開始談判。中國方面也許不著急，因為他們對西藏有完全的控製。而我們感到，如果不盡快對這個問題有個解決方法，西藏的形勢很可能會惡化。我們雖然有耐心，但我們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如果再拖50 年，西藏也許就沒有什麼剩下的了。
  問﹕ 我記得您在達賴喇嘛特使回到達蘭薩拉後曾表示，希望在明年七月前雙方能就西藏地位問題展開對話。而後，您又提出請所有藏人和西藏的朋友至少在明年6 月份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為什麼有這樣的決定？是不是要北京對談判做出回應？這種時間表是如何定下來的？
  桑﹕ 我說要在一定時間內不要對中國當局采取任何有挑戰性的行動。因為對於雙方聯系的恢複，我們也應該做出積極的反應。要給北京方面一定的時間。當然，我們不能無限期的等下去，所以，我提出至少到明年6 月份。到時候，我們也許能看出北京是否真的有誠意。
  問﹕ 如果到時得不到中國當局的回應呢？那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難道意味著藏人的大規模反抗嗎？
  桑﹕ 現在說到時會怎麼樣為時過早。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領導人會不做回應。我衷心希望他們到時會做出回應以便雙方能開始真誠的對話。如果這一回應在合理的時間內得不到，那一切只好重新考慮。
  問﹕ 但這所謂的合理時間是多長？明年7 月份是不是期限？
  桑﹕ 如果你要這樣解釋也可以。
  問﹕ 假使說有關西藏問題的對話或談判真的能舉行，你們會在什麼樣的基礎上談？是會從一些比較小的，具體的問題上入手，比如說先談雙方人員的自由往來問題，以便對話能夠順利進行，還是一開始就要談西藏的真正自治權等根本性的問題？
  桑﹕ 我認為我們必須兩方面的問題都談。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即，我們一開始必須先從小的問題談起，在逐步建立了信心後再談根本性的問題。這並不適合我們。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是同最根本性的問題，即西藏的地位問題相連的。不解決最基本的問題，談其他問題都沒有意義。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會提出大的問題。而與此同時，也可以涉及到人員往來，教育等其他問題。
  問﹕ 在50 年代初，當時的西藏政府和北京曾簽署了一個17 條協議。其中提到給與西藏政治和文化的自主權。維護西藏宗教。如果真的就西藏問題談判的話，你會不會同意以這17 點協議作為談的基礎？
  桑﹕17 點協議是在軍事威脅下簽署的。西藏方面在協議的談判過程中無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願。另外，雖然在協議簽署後，西藏方面真誠的希望能依照這一協議行事，但後來是北京政府本身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了這個協議。最後，在1959 年，達賴喇嘛被迫從西藏出走。我們正式宣布不承認這17 條協議。此外，這一協議只是針對當時的形式。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北京政府和西藏本身的情況都發生了變化。因此，以這17 點協議作為談判的基礎恐怕並不全面。不過，即便是這樣，如果北京政府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談，我們不會拒絕。
  問﹕ 你怎樣看中國的新領導人？胡錦濤曾主管西藏三年。您認為他們上台，北京對西藏政策的改變，對西藏問題展開談判會更有希望嗎？
  桑﹕ 新的中國領導人更加年輕，同西方社會和民主思想有更多接觸。因此，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可能會比較開放，有更大的靈活性。這是我們的希望。我雖然不認識胡錦濤，但觀察家們說他是個很講道理的人，也了解西藏的情況。因此，我們也盼望他對西藏問題有一個更加務實的態度。
【桑東仁波切訪英期間，還接受了《中國時報》記者江靜玲的專訪，以下為桑東仁波切接受訪問提要】   問：關於九月雙邊對談，您可否告訴我們到底是什麼談話內容，令西藏流亡政府顯得如此有信心和樂觀，以致在江澤民訪美期間流亡政府甚至呼籲支持者降低抗議聲浪？未來的協商計劃為何? 有無對話時間表？
  答：我們的確是抱持很高的希望，但我們並沒有信心，這是首先要釐清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看來很樂觀，也很有建樹性。但過去二十三年來的經驗，讓我們在這個階段，並不全然具有信心。我們對未來發展有希望，是因為雙方代表團都表現出十分肯定的態度。至於談判內容，中共方面的政策和內容其實並沒有什麼改變，但中方在語調和用辭上則有很大的改變。其次，我們期望西藏問題可以透過雙方領導階層以對話協商，而非武力解決，我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已逐漸明白這個期望，並願意接受我們的代表團。由於代表團為中國接受，北京方面的想法和態度也有很大改變，而讓我們覺得很有希望。
  至於時間表，政治事務是很難有時間表的。必需要有耐心。不過，許多西藏問題必需儘早解決，否則，事情可能會在我們掌握之外(out of our hand)。目前，我們希望到公元二 ○ ○ 三年六月雙方預定再度展開協商前，我們的支持者可以保持低調，以創造好的對話氣氛。
  問：是什麼事情將在你們掌握外？
   答：任何問題，將其留在不確定中愈久可能變的愈複雜，很多意外情況可能會發生。在西藏，人們變得沒有耐心，尤其是居住在西藏內的年輕人，他們非常愛國主義，對目前的西藏情況並不滿意，因此，我們擔心西藏的領導人或許無法再滿足西藏年輕一代。
  問：九月到現在已兩個月，中國也換了新領導人，胡錦濤曾經是西藏總書記，西藏流亡政府準備如何與他的政府合作？
  答：他掌管西藏事務時，我已在外面，我個人不了解他。不過，胡錦濤曾經是西藏最不受歡迎的人物，因為他以高壓政策統治西藏，一九八七年時更是在他的手下引進西藏戒嚴一年的。如今，許多評論說，他其實是傾向對話的，當初乃是聽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已。無論如何，我相信，由他的經驗中，他應該自內心深處了解，西藏問題是不能以暴力解決的。我們無法全然相信輿論的評論，現在，他成了新領導，數月或數年後，人們會知道他的立場，如今置評尚早。
  問：你們對與胡錦濤合作保有更大的期望嗎？
  答：是的，我個人對與他合作是抱持高度期望和希望的。
  問：您認為隨著新疆獨立採取的激進手段，以及國際恐佈主義昇高，中國政府是否因而更變其優先順序，而對西藏問題更願意放鬆？
  答：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最早，中國說西藏流亡人士是恐佈份子，但這個講法根本無法說服國際社會，現在中國政府已絕口不提西藏為恐佈份子了。但是，北京對西藏的政策並未太多的改變。反而是時間證明，經過數位中國領導人的評估和檢視，西藏問題最終只有透過協商和對話解決。
  問：西藏流亡政府對完全自治和政權轉移有無時間表？
  答：一旦與中國的協商完成，完全自治問題也自然可以施行。那麼，西藏領導人的政權也會立刻轉移，屆時達賴喇嘛將只會是宗教領袖而已。
  問：外傳達賴喇嘛健康情形不佳，得了重病 ?
  答：這是完全不正確的。今年一月，他的確因為胃發炎而在醫院裡住了幾天，但現在已經完全康復。他的健康狀況，以他的年紀而言，好的不得了，我們相信在他有生之年，他會回到西藏的。
  問：那麼，達賴喇嘛明年會如期到台灣訪問嗎？
  答：達賴喇嘛一直是很關切台灣的。但他到台灣訪問的行程到目前為止，尚需端視流亡政府與中國談判的情況而定。如果有必要，可能會延期到台灣訪問，畢竟，建立一個良好的談判氣氛和環境與中國對話，達成協定，對西藏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桑東仁波且指並不是最後通牒
  ( 美國之音王澤報道) 西藏流亡政府高級官員桑東仁波切警告說，中國必須在明年6 月前開始和達賴喇嘛對話，否則局面有可能失控。不過這位相當於流亡政府總理的高僧表示，他並不是預言6 月過後要發生重大事件，流亡政府目前仍對北京能夠表現出善意抱有希望。
  桑東仁波切星期四離開倫敦返回印度達蘭薩拉。他在倫敦對媒體表示，流亡政府希望在明年6 月前能和北京開始談判，否則流亡政府可能難以控制西藏境內外藏族青年激憤的民族情緒。
  桑東仁波切說：『西藏問題需要盡早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控制不住局面。因此我呼吁我們的人民和支持者至少在2003 年6 月以前保持低調和克制。』
  桑東仁波切澄清說：『我的確說了事情會變得難以控制，但是並不是說要發生什麼重大事件。我們的時間越來越少，不能無限期地等下去。因此我設立了明年6 月份這個時間框架。在此之前我們要尋求積極的事態發展，如果沒有積極的發展，我們會重新考慮一切。』
  桑東仁波切拒絕談論西藏流亡政府會考慮什麼新的政策和行動。不過他說，達賴喇嘛不會放棄和平路線，藏人也不會從事暴力運動。
  桑東仁波切表示，在談判時間表的問題上，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並沒有什麼幕後承諾，明年6 月的期限是流亡政府自己制定的，因為他們需要一段觀望時間。他說，6 月份以後，會有一些關於西藏問題的國際會議，支持流亡藏人的西方民間組織也準備舉行一些活動，他希望屆時達蘭薩拉方面能對北京的態度有明確的認識。

達賴喇嘛訪蒙以及與日本內閣副大臣會晤
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共和國
  應蒙古共和國噶丹大乘寺等的邀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於十一月三日離開北印度達蘭薩拉前往蒙古共和國進行為期近一周的訪問。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訪問蒙古共和國期間對幾十萬信徒舉行了講經、灌頂儀式等。蒙古是一個信仰藏傳佛教的國家。當地人民和西藏人一樣將達賴喇嘛奉為至高無上的宗教領袖，據美國之音的報導，達賴喇嘛所到之處都吸引了大量民眾，人們甚至在他踩過的地上求福。不少佛教徒為了看到達賴喇嘛，從幾百公裡的地方來到烏蘭巴托。蒙古知識分子也對達賴喇嘛表示歡迎和欽佩。蒙古FM-107 電視台的主任布楊巴達日赫說：『達賴喇嘛這次的訪問期間，我們看到了蒙古知識分子也很尊重達賴喇嘛在國際舞台上為了和平和宗教之間的和諧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這個越來越機械化的社會裡，他強調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和人道主義，這對人們越來越有吸引力。』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此次對蒙古共和國的訪問是第七次訪問。達賴喇嘛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第一次訪問蒙古弘法，之後曾五度參訪這一歷史上與西藏關係密切的佛教國家。蒙古國自一九九 ○ 年開始進行政治改革，順利通過第一部政黨法，從而改變了蒙古七十多年以來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之前，在實行社會主義的70 年期間，佛教在蒙古被歧視和限制。現在佛教得到廣泛的復興。
  十一月七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烏蘭巴托的國立蒙古大學發表演說中對西藏代表訪問北京一事表示，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我們要觀察這次訪問的實質結果。達賴喇嘛在演說中再次強調，他不尋求獨立，只是尋求自治。他說，西藏的文化遺產，宗教和環境需要得到保護。
  達賴喇嘛說，北京目前的政策有害於安定和團結。達賴喇嘛拒絕就即將產生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發表評論。他說：『我樂觀地感到，世界正在變化，中國是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達賴喇嘛會見日本內閣成員
  11 月 9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從蒙古共和國返回途中在日本停留期間會晤了日本內閣副大臣米田建三和兩名國會議員。米田建三在會晤中批評中國的西藏政策，他表示，西藏目前的情況是，公認的人權保護和自決等理念沒有得到落實，並對此感到憤慨。輿論認為日本高官的這種言論可能會觸怒中國。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米田建三是作為超黨派議員組建的『西藏問題思考

《 西 藏 通 訊》

關 於 阿 安 扎 西、 洛 讓 鄧 珠 死 刑 案 上 訴 審 理 的 建 議 書

茉 莉 專 論

《西藏通訊》

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

茉莉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