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頁 - 《西藏通訊》

《西藏通訊》
( 總第37 期、2002 年1-- 2 月號)
中國在西藏實施最黑暗的殖民統治
達賴喇嘛 3‧10四十三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達賴喇嘛健在是西藏穩定保障
藏人參加南亞繪畫藝術討論會
美國務院2001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西藏青年懸吊抗議朱鎔基
在大興藏學的背後
西藏人權組織發布 2001 年的西藏人權報告
恰扎仁寶切獲釋
美議員提案促承認西藏流亡政府
達賴喇嘛因身體不適法會宣佈延至年底
兩名西藏前西藏政治犯去世
西藏學者阿旺曲培獲釋
每年有 12 萬中國人在西藏采砂金
中共堅持移民西藏東部地區
一名西藏僧人被虐打致死

中國在西藏實施最黑暗的殖民統治
  《中國在西藏實施最黑暗的殖民統治》是對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01 年11 月8 日發行的《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做出的回應，是在深入研究中共在西藏不斷加緊實施殖民主義政策後並做出的揭露。
  中共侵占西藏以來，上述政策一直是我們藏人必須要面對的最嚴峻的現實。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但由於他們頑強地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和民族特性，因此西藏民族和文化不僅未被毀滅，反而超越國界走向世界。由於軍事鎮壓和政治高壓政策未能使西藏民族屈服，因此中國政府開始在西藏加緊推展其殖民主義政策。
  這本小冊子主要說明西藏的自由獨立地位、西藏以往的真實情況、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人地區的現狀、為什麼中國政府不得不發展西藏的經濟、西藏的文化、教育和衛生狀況以及西藏的人權橫遭踐踏、西藏的語言文字被矮化貶低的真實現狀。
  小冊子還警示中國政府，如繼續就西藏的未來拒絕同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進行和談並頑固堅持目前的錯誤政策，則未來很可能對雙方都不利。中國政府不順應藏人意願，反而試圖通過加緊鎮壓的恐怖政策解決不穩定的現狀，這無異于抱薪救火。
   因此，達賴喇嘛基于藏人意願和中國國防安全及雙方利益而前後提出的合理建議中國政府應予回應。達賴喇嘛並不追求西藏獨立，他追求的是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政府，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選擇。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有益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所有人民，因此達賴喇嘛樂意協助中國政府恢復中國應有之偉大聲譽的努力，並希望雙方能從良性的角度去考量問題。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 洛桑丹增（兼安全部和外交與新聞部部長）2001 年12 月10 日
所謂黃種人的責任
  宣揚殖民主義為白種人或黃種人之責任的書籍充斥圖書館，舊殖民主義者倚仗堅船利炮，高喊著發展其他國家文明的口號改變世界，他們的足跡所到之處，侵占他國領土，為掠奪當地的自然資源而開始修建公路、鐵路和學校等，其結果就是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文化遭受毀滅、人民飽受瘧疾危害以及國家分裂等困難和衝突。最後，殖民者把這些惡果留給殖民地以後就離開了。西方殖民主義是從十五世紀尋找前往美洲和亞洲的海路為開端，四百餘年來一直是歐洲海上強國在世界各地侵占每一片發現的土地，從而使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變成殖民地。在這漫長的時期內，殖民者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並運往歐洲後，代替這一切的是在當地留下了大量殖民者解釋其所以這樣做的書籍。在殖民主義國家當中，中國是最新的一個殖民主義國家，他們高喊著解放的口號侵占西藏，宣稱要將西藏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天堂，但回顧過去的五十年，所謂的解放變成了強權與鎮壓，所謂社會主義的天堂已經被中國殖民者丟進歷史的垃圾箱而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殖民統治。
  雖然五十年來侵占西藏並使其成為中國殖民地的性質一直沒有改變，但他們侵占西藏的理由卻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不管國際社會是否相信，將西藏建設成現代化就是其中的一個。而在「解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這些美妙口號下隱藏著的卻是最黑暗的事實。對目前中國政府所謂現代化的解釋，《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一書的作者Josegh Conrad 指出：「如果探究帝國主義的實質，從中看不到任何好的東西」。所謂現代化的解釋，實質上是為了掩蓋由於中國東南部自然資源貧乏而計劃掠奪西藏自然資源的惡毒計劃。
   西方國家也試圖利用所謂學者的解釋將通過殖民主義掠奪其他國家的自然資源合理化，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作為最後一個殖民主義國家，象老牌殖民者長期利用學者解釋將掠奪其他國家資源合理化一樣，現在中國政府也可以從中隨意挑揀許多現成的道理。中國為了將對西藏實施徹底的殖民主義政策和掠奪西藏的自然資源合理化，出版了大量的書籍文件，其中最新推出的就是今年十一月八日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白皮書一如往常地對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殘暴統治進行美化，其中不僅閉口不談由於中國侵占西藏而造成一百二十萬西藏人喪生，甚至連文化大革命等這段歷史也被閹割。為了將殖民主義合理化，白皮書所表達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政府正在對西藏進行現代化建設，以及這對西藏人民帶來很大的利益等。為了說明這一點而羅列了許多的數據，根據過去的紀錄，對這些數據的準確性表示懷疑是合理的，對此後面將會談到。在此需要弄明白的是現代化究竟指的是什麼，是指西化？或者是指根據中國政府的意願將西藏中國化？白皮書並沒有指出他所說的現代化究竟所指為何，其是，現代化的真正涵義應該是通過人民是否具有實現社會共同願望的民主與自由來衡量。根據這個標準則中共在西藏的行為不能稱之為現代化建設，於此相反，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目前仍然處于已經被世界拋棄而過時的專制統治下。
   於此同時我門西藏流亡社會卻是一個活躍的、具有完整民主體系和權利的統一體，不久前，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西藏流亡社會在邁向現代化方面遙遙領先于中國政府，就象台灣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直選李登輝總統而改變中國四千年歷史時，中國政府表達忿怒一樣，對西藏的民主進程中國政府也以出版白皮書表達了不滿。
  由於在西藏和中國的人民因對照西藏流亡社會和台灣的民主發展和中國的沉悶不變而產生疑問，由於流亡西藏的民主發展鼓舞了西藏人民為西藏美好未來而奮鬥的決心，因此中國政府以白皮書作為回應，那是由於陌生的民主訪客駕臨門口而感到驚慌時的一種反撲。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基礎建設，其目的是為了給掠奪西藏的自然資源，而白皮書將這此稱之為現代化建設。西藏人在這種建設中稍帶獲得些許利益是另外一個問題，而大量具有技術、經驗和中國政府撐腰的中國人湧入西藏的行為嚴重損害了西藏人民獲取應得的利益。研究中國的專家Gerald Segal 在其所著的《國際外交》一書中指出：『以民族為基礎，雖然西藏、新疆、蒙古以及其他許多邊疆地區具有獨立的權利，但在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他們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少于其他中國人』1。
  總而言之，以往中國領導人對西藏的認識是基于政治和國防的角度，而目前在此基礎上，還將西藏視為中國東南部經濟發達地區的能源來源地和解決中國北部缺水問題的最佳選擇地，這一切正在給西藏帶來極大的不利後果，隨著世界屋脊西藏的所謂現代化建設的深入，大量的中國技術人員湧入西藏，西藏人由於缺乏競爭力，因此正在從各個領域被排斥到社會邊緣。西藏人從失去國家開始，再以發展經濟為藉口讓大量中國人的湧入使他們失去了賴于謀生糊口的工作。中國政府的新觀點就是將已成為中國殖民地的邊疆地區中資源豐富地區作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這種政策不僅對少數民族而言是令人焦慮的，而且這種競相瘋狂地掠奪不可再生之自然資源的行為也應引起世人的關注和焦慮。
中國西部大開發背後的戰略
  從發達的中國沿海地區到宣稱西部開發，其實質不過是為了滿足中國發展的能源需求而將其解釋為在西藏推行現代化。對於經濟發展政策由東轉向西雖然有各種解釋，但其中從未提及西藏在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後西藏人民將會從中獲的什麼樣的利益，其實這一切的目的或實質卻是為了中國本土的發展而從邊疆的殖民地掠奪更多的資源、將大量中國人遷徙到西藏，從而穩固北京政府的統治，在進行前所未有的經濟建設的同時防止出現混亂與不穩等。
  七十年代末停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了激烈而無休止的權力紛爭，中國俱權威的新領導人鄧小平改變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開始推行前所未有的新經濟政策，因此，多年來被禁錮在社會主義狹小天地里的人民開始在一定範圍內漸獲經商和掙錢的機會，十餘年內，中國的經濟得到了令人驚奇的發展，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和歷史學者甚至稱中國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全世界最多的人民帶來利益。但這不是沒有問題，這些所謂的利益大約侷限於中國南方的沿海地區，在中國內地和蒙古、西藏等地卻依然處于和毛澤東時代相差無幾的貧困狀態，十餘年來，中國領導人由於無視南方的發展與西部的貧窮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因此造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無數傾慕南方發展富裕的中國內地農民開始大量流向中國南方的沿海城市，據Gerald 先生指出：這一經濟現代化的革命，促使農村一億三千萬人口遷移到城市和城鎮中，兩億人則時刻準備遷離農村，從而出現了政治經濟也隨之發生變化的新跡象，革命的火焰將會燃遍中國大地。2 如此大量人口的遷移，除了造成社會形勢嚴峻，還有三個重大問題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注意：
（一）：為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源源不斷地獲得廉價的能源或自然資源。
（二）：由於大量人口湧入沿海地區，嚴重損害了當地的基礎條件和自然資源。
（三）：如果不讓仍然處于貧窮狀態的西部和東南沿海地區一樣公平地分享全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則很有可能導致分裂。
  北京的領導人為了緩解上述問題，提出了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企圖象發展東南部的經濟一樣發展西部，並將人口遷移的壓力轉向西部，同時西部的發展必將能夠更好地為東南沿海地區源源不斷地提供所需要的石油、天然氣和其它能源。而且西部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如果得到發展，不僅有益于維護北京政府對這些地區統治的穩定，而且還能吸引更多沒有工作的中國人前往定居，從而通過改變人口比例和人口壓力將邊疆地區穩固地置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轄範圍內。
   王小青和比南平專著《中國的貧窮人口》之英譯本前言中指出﹕ 『1949 年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其統治邊疆地區的政治策略仍如帝王時代所屬藩國要向皇帝奉獻貢品一樣，中共統治下的邊疆地區也要將本地的生產所得以及自然資源等上交給中國政府』。他們還指出﹕ 『不僅中國東部和西部的居民是完全不同的民族，而且，西部地區 72% 的人口更是不同于漢民族的其他民族地區，這些地區的民族、文化、社會、經濟等與現今中國內地表現極為不同的特征』。3
  該書還指出中共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之西部、中部和沿海地區之間貧富差距極為懸殊。而且由於西部少數民族的民族問題敏感，政治影響極大。因此中國政府將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視為與中國統一和社會穩定有著很大關係的問題。然而在現實中可以肯定地說僅僅改變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的落後狀態，並不能解決民族主義的影響和社會穩定的問題。
  他還指出﹕ 『深入研究存在的問題，雖然不必定要將發展落後地區的經濟做為基本政策，但要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則對落後貧窮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進行研究，遷移默化的戰略和理論創新是極為關鍵的』。
  中國政府在十幾年後才認識到該書的研究結果，開始制定西部大開發的策略。倫敦西藏信息中心出版的《西部大開發》之報告指出：『1999 年 6 月 17 日，中國主席江澤民在西安發表有關西部大開發的講話中表示﹕ 規劃以西藏（自治區）、東突耳其（新疆）、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陝西、貴州、重慶等省市自治區為主，佔全國總面積的 56%、綜人口之 23% 』。中國政府對西部大開發的成果雖無明確統計，但據《中國日報》2000 年 9 月 18 日的報道，江澤民表示西部大開發計劃的實施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統一，而且還強調對共產黨能否繼續掌握政權有著特別的關係。由此可見中國當局對這一計劃的政治考量和目的。
  中國快速實施的西部開發深受外部政治的影響，北約依靠武力解決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從而揭開政治鬥爭的新篇章，這對中國領導人造成很大的震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人員胡安鋼指出﹕ 『目前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可能和沒有分裂時的南斯拉夫之狀況相同或懸殊更大。因此，防止發生類似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是極為重要的問題』。一位在海外的中國經濟學家指出﹕ 『中國統治者在以經濟行為謀取政治利益，目前在中國統治下的西部地區人民仍處于貧窮狀態，尤其是西藏、新疆等貧窮地區不僅經濟困難，而且還涉及民族問題等敏感而深刻的影像社會穩定的因素。因此，統治者對于這些地區可能出現混亂、尤其是有可能變成類似南斯拉夫的危險感到極為恐懼，因此為西部大開發播下了種子』。 4
  不管中國政府怎樣稱呼西部大開發，這一運動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將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強加給西部少數民族，從而鞏固殖民統治。通過在當地建立公路、鐵路和航路，從而加強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經濟剝削，把資源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的沿海城市以及將更多的中國人移民到這些地區。
   定居拉薩的一藏人指出﹕ 『西部大開發的目的是為了向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地區遷移更多的中國人，挖掘和掠奪更多的自然資源，更加有效地鎮壓當地人民對中國統治的反抗。中國政府雖然歪曲說這些計劃將會給少數民族創造寶貴的機會，但在實際上，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一個極為嚴峻而黑暗的時期已經開始了』。 5
  奧地利買邦（MELBOURNE ）大學亞洲語言和社會系研究員、西藏經濟問題專家格貝熱拉扎夫（Gabriel Laffite ）先生在《經濟殖民主義》一文中指出﹕ 『中國所以推行西部大開發，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尤其是東南部經濟的高速發展更加大了東西部之間的貧富懸殊，並造成經濟落後地區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起中國政府的不安而制度了上述西部大開發計劃。西部大開發的資金來源是外國的投資和中國政府新的五年計劃中的撥款，中國政府在努力把西藏納入全球統一的經濟體系中，開始引進外國投資、現代機械和股份制市場經濟以及開發鐵路、水利、煤氣等自然資源，新建電廠等。』他還說『中國政府將這規模宏大、投資巨大而又極具長遠戰略野心的計劃稱之為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西部大開發。西藏人對于西藏可能在幾年內被納入大中國統一的政經體系之中而極為不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所謂的西部大開發其實是現代殖民主義者的險惡陰謀。
舊西藏與流亡社會中的民主
  中共為了對其侵佔西藏以及在西藏推行殘暴政策的行為做出合理化解釋，經常性地努力想把舊西藏描繪成極端黑暗的社會，他們把對西藏的侵佔解釋成為將西藏人民從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制和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
  西藏的社會和當時絕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是一個需要發展的落後社會，但是將西藏社會解釋成為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制是錯誤的，在中共侵佔西藏以前，西藏在社會平等等方面的權利比亞洲大部分國家更大。對此，英國侵佔印度期間駐西藏的代表、以及印度獨立後的首任駐西藏代表黎吉生先生前後在西藏住了九年，他在其所著的書中指出﹕ 『共產黨的作者也承認1949 年前的西藏之貧富差距懸殊並不大』6。
  同樣，國際法學專家委員會的報告中也指出﹕ 『在中國侵佔西藏之前西藏沒有人權的說法不僅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歪曲，而且是對西藏人真實生活狀況的強詞奪理。』 7
  西藏社會經濟均衡的狀況以及可以改變階級地位等堪與當時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相媲美。所謂中共侵佔西藏前西藏是神權統治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西藏的社會制度是政教結合，即以佛教之慈悲、非暴力、利益一切、平等的理念為基礎的政治制度。政府基于這種制度不僅對子民予慈悲管理，而且尊崇和相信六道輪回中一切眾生都同樣具有成佛的基礎。
   西藏的政教領袖是達賴喇嘛，西藏有關尋訪和認定歷代達賴喇嘛轉世人制度本身就已表明從根本上排除了血統世襲的制度。在歷代達賴喇嘛中有許多是出生在尋常百姓和農民以及邊遠地區的家庭中。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政府是由同等數量的僧俗官員所組成，其中俗人公務員的資格絕大部分被一些世襲家庭把持，但其職務是不能世襲的，而僧官的來源是包括任何階層的，事實上，大部分的僧官都來自于普通的家庭。
   西藏各寺院的制度中，對僧俗初期的地位並沒有任何的限制，可以根據各自的學業狀況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入寺求學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沒有人會阻礙，在寺院中掌握最高權力者絕大部分都來自于寺院所屬的一般百姓家庭，其中有許多來自康和安多等邊遠邊疆地區，他們只要努力學習，就可以平等地擁有擔任寺院最高掌權者的機會。因此西藏有句家喻戶曉的諺語是這麼說的 " 只要男兒有本事，嘎登法座（宗喀巴法座，是格魯派中地位最高的學位）無常主 "。
  在中國政府的宣傳文件中被稱為農奴的農民之權利在法律上獲得承認，而且有明文規定，如果他們的利益遭侵犯，他們可以向法院提出告訴，他們不僅可以控告他們的雇主，而且，如果對判決不服還可以向上一級提出上訴。
  目前流亡在印度的拉珠曲仲在西藏獨立時期屬于一個貧窮的人家，她在自傳中寫道﹕ 『在舊西藏，我的家是中共所謂的農奴家庭，我們一家六口人，有一棟由院子環繞的二層樓的房子，樓下用來圈牲畜，我們家有四頭牛，二十七只羊，兩匹毛驢以及四克半的土地（一克相當于一畝多一點）我們家沒有任何缺衣少吃的困難。同時，我們那里也沒有一個乞丐』。 8
   在西藏歷史上，不僅法律明文禁止莊園主欺壓和虐待人民，而且，這也不符合西藏的道德習俗，從公園七世紀法王松贊幹布開始，西藏的執政者都依據佛教的「十善法」制度法律，這種法律的精神是國家的執政者們要把自己視為人民的父母，慈悲善待和愛護人民。
  這些在松贊干布時制定的 " 十善法 " 和 " 十六人法 "、十四世紀中的帕莫竹巴的「十三法」以及十七世紀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對上述法律重新審核後頒布的法律中都有明確的表現。古時的法律中雖然有挖眼、砍手斷腳的刑罰，但那僅僅適用于罪大惡極，屢教不改的罪犯。對罪犯用鞭子抽打是一般的刑罰，到十九世紀雖然還存在砍手斷腳的刑罰，但現實中使用這類刑罰的極為罕見。西藏法律嚴格限制死刑，而且只有拉薩中央最高行政長官才有做出砍手斷腳判決的權力。 1898 年發布的法律文件中規定，除了叛國者和賣國者而外，對其它任何罪犯都不使用上述刑罰。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發布的敕書中，規定各縣和莊園的官員如欺壓百姓，百姓有權直接向達賴喇嘛提出告訟。
  西藏的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國家將部分土地撥給寺院做為基金，或將部分土地賜給官員家庭為薪俸。另外，也將土地賜給都政教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對這些土地，國家根據面積征收賦稅。除了在西藏政府當差效勞的官員，其家庭擁有土地也要根據面積大小向政府交納和支付賦稅差役。
   各寺院在繼承保護和宏揚佛法的同時，還要擔負起高等學府培養人才，傳播西藏文明的責任，負責傳授以佛教哲學為主的修辭、語法、邏輯、工學和醫學、歷算等。由於之前西藏沒有現代教學制度，因此各寺院學習的除了佛學知識，還理所當然地成為學習和傳播所有西藏文明的重要基地，為了給僧人們提供必要的學習環境和順緣，寺院需要很大的開支，政府提供的田產是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此外還有政府或個人提供的宗教基金之利息以及人民的供養等收入來源。在僧人數量增加而收支難于平衡時，寺院方面也會以經商等方式增加收入。
  一般而言，許多土地直接掌握在政府下屬的農民手中，他們要直接向政府交納賦稅和支付差役，交納的賦稅進入國庫，並做各寺院的宗教開支、地方建設和軍費以及沒有莊園之政府官員的工資等。而支付的差役是為外出公干的政府官提供乘騎和馱畜。農民在繳納規定的差役後其所佔有的土地可以成為固定的世代相傳的祖產，他們可以將土地出租。總之，農民根據擁有的土地數量繳納和支付的稅役是輕微的，對此現在的農民應該有最深的體會。如果農民拒絕交稅或支應差役，則國家可以收回土地，否則，土地歸農民所有。納稅支差是使用土地的代價。而不是平常的地租或房租。
  有少數衛藏地區的農民租種土地，地主一般是私人或寺院，地租以交納糧食或者是提供人力種地或進行其它的力役代替，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些成為莊園的主管或管家，因此，他們被中共稱為領主代理人。那些種租土地的人具有種地或經商或從事其它行業以及宗教活動的權利，地主不能隨意驅逐租地的農民，他們中有一些人很富裕，十三世達賴喇嘛時發布的敕令，禁止政府公務員因公出差時在沿途無償征調乘騎馱畜，並規定以後需要征調乘騎馱畜時必須根據地方物價付費。
  在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更是發布敕令，指出如無政府出員的公文不得征調乘騎和馱畜，而且支付的費用要根據物價進行調整等。9
  曾經在西藏生活過多年的外藉人士斯文和胡日加森、哈日哈薩等指出，在他們的印象中，一般西藏百姓的狀況优于其它許多亞洲國家的百姓。
  在中共侵佔西藏之前，西藏從未聽說過餓死人的現象，雖然也會收成不好的時候，但農民可以輕易從政府、寺院或個人莊園以及富裕農民處得到借貸。
   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即對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西藏政府制度準備進行改革而創立了社會改革機構，但由於中共當局懷疑達賴喇嘛的改革阻礙他們要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使達賴喇嘛的意願無法實現。
  1959 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即開始在繼續噶登頗章政權之法統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引進民主制度，首先是創立了西藏人民議會制度，新成立的西藏人民議會于1963 年頒布了《未來西藏憲法草案》，其中指出：「為了國家的最大利益，經全國代表大會三分之二通過，在與最高法院商議的同時，可以由執政委員會接受達賴喇嘛的職權」。但這一條當時由於人民的強烈反對而只好暫時作罷。
  1990 年，對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數量與職權做出修改，議員人數由原來的12 人增加到46 人，政府噶倫也從原來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改為由西藏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同時，如果人民對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不滿，可以向法院提出告訴，並為此成立了最高法院。
  此後，經達賴喇嘛向議會提議，又將流亡政府最高行政官首席部長的產生從原來由議會選舉產生改為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2001 年當選的西藏政府首席部長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由流亡藏人選舉產生的。
  1992 年2 月，達賴喇嘛公佈了《未來西藏政治指導與憲法要旨》，其中不僅明確指出『未來我不會接受西藏政府的任何職責和根據傳統具有的政治職務』，而且還指出未來的西藏政府應該是一個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
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並未實行自治
  白皮書宣稱1959 年的民主改革是『實施人民民主政治』和「西藏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等，這些都不是事實。所謂的西藏自治區顧名思義應該具有「自治」的權利，實際上西藏人遑論治理西藏的權利，甚至連平靜地表達自己意願的言論自由之權利也被剝奪，任何大小事務都要由中共地方黨組織做出決定，對他們的決定，西藏人只有隨聲附和的權利。中共黨員佔據了政府所有的重要職位，其中除了極少數中共信任的藏人而外，絕大部分藏人官員沒有實權。
  白皮書稱1961 年給予西藏人民民主選舉的權利，真是貽笑大方，那些不過是一些滑稽的表演，西藏人不過是奉命將票投給已經中共審查選擇和指定的人選而已，不管藏人是否投票，對中共已經確定的人選不會產生絲毫的變化。
   在西藏自治區黨委，藏人並不能握有實權，在西藏權力最大的是自治區黨委書記，從1959 年開始，擔任黨委書記的先後是張國華、曾雍雅、榮任、陰法唐、伍精華、胡錦濤、陳奎元、郭金龍等，其中沒有一個是藏人。陳奎元離職時，黨委第一副書記是藏人熱地，但他並沒有被扶正，繼任的黨委書記是在副書記中排名第二的中國人郭金龍。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西藏，民族歧視是非常嚴重的。另一方面，政府的各個部門中，表面上給予藏人的職務很高，但真正掌握實權的其實是他們「下屬」的由中國人擔任的第二號人物，藏人的職務不過是一種擺設。不僅如此，從一段時期以來，中共開始從中國本土向西藏派出大量的中國籍官員，中國政府在竭力使這些人成為未來在西藏工作中可以信任的骨幹。西藏總面積和人口的一半以上被分割劃入其他省分，由於他們並不擁有持續和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權利，因此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事實上的少數民族。
經濟發展狀況
   中國白皮書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藏和全國一樣掀起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浪潮』，這是白皮書中唯一客觀的描述，1980 年，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來到西藏自治區，他對當時西藏極端惡劣的現狀感到極為震驚，因而指出要將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儘快恢復到1959 年前的水平，其後，西藏出現了持續時間雖然不長但卻較為輕鬆的時期，期間減少了在西藏的中國工作人員數量，在基層各機關增加了藏人幹部的比例，使他們曾經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決定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這一段時期可以說是與中共平時叫嚷的「解放」最接近的一段時間，然而遺憾的是，這個時期不到十年就結束了，北京政府又恢復了其平時信奉和推行的暴力鎮壓和強權政策。
   1984 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議上，決定由中國政府和九省區援建西藏四十二項工程，但如果仔細研究這次項目，就可以發現這些項目對於佔藏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農牧民之生活水平的提高沒有任何益處，令人奇怪的是在這些項目中不僅有幾項在西藏建立大型的賓館，而且還包括在北京建立新潮的賓館。由此不難看出，這些所謂的建設不是為了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為了鞏固中國官員繼續留在西藏的意願，以及通過發展中國移民主要居住的城市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品質。因此，所謂的建設項目其實是為了給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城市中的中國工作人員提供一個舒適的生活條件而制定是至為明顯的，因此，西藏自治區政府是從北京獲得金錢來進行建設的。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些所謂的建設也是為了解決從中國移民西藏各城市的中國工作人員、軍隊以及其他中國人的困難或為了討好他們。
   所謂的六十二項建設項目中絕大部分都是針對城市基礎建設的，其中十七項是針對能源的，佔所有建設資金中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那些發電廠不給附近的鄉村百姓提供家庭用電，而是直接把電送到拉薩、日喀則、林芝、昌都、那曲等大城市和山南的諾布薩格鐵礦等。
   2001 年6 月，中國政府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議，會議宣佈將在西藏進行117 項建設，在西部大開發中也有有關西藏的項目，即修建從安多格爾木到拉薩的鐵路。中國政府稱這是他們對西藏人民渴望的現代化所奉獻的最好的禮物，但江澤民訪問美國時卻坦白地指出，由於修建西藏的鐵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因此即使沒有經濟利益，不管投資多麼巨大，我們都要進行建設。
   在白皮書中稱：『据統計， 1994 年至 2000 年，西藏全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3倍，年均增長12 ．4 ％，改變了長期低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的狀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牧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62‧ 9 ％和93 ．6％；貧困人口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48 万人減少到7 万多人。』
   上述表明發展的數據是根據地區和縣級主管的報告得出的，中國的這些基層官員為了討好上司或彰顯自己的政績而施展各種手法在統計數字上弄虛做假、以及平時對中國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如何推諉和虛報成績等也都是眾所週知的。
   朱鎔基也承認中國政府公佈的經濟增長率並不準確，他指出那些經濟增長率是官員們為了自身利益而不顧現實地隨意填上去的。中共稱西藏的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12.4%，這樣高的增長率究竟是怎樣實現的呢？白皮書稱服務行業百分之五十的年增長率帶動了總的增長率的提高，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中國經濟專家《Poverty of Plenfy》的作者王小強和白南風（均為音譯）由於獲悉並披露中國地方官員在上交的報告中假造數字的事實而帶來許多的不便和困難，據他們調查，通過北京政府和各省市對西藏的支援和經濟上的輸血，西藏的經濟得于生存下去，由於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支持，使西藏各城市進行大範圍的基礎建設。但是如果問西藏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真的帶來了什麼利益，則除了對城市中的中國工作人員和遷移到西藏的中國移民而外，對當地的西藏農牧民並沒有任何的好處。為了每年的總增長率，在歷次的西藏工作會議上，從開始提出43 項工程，到62 項工程，今年增加到了117 項。西藏的地方工作人員也為了爭取北京和各省的更多援助而以社會穩定為藉口索取金錢援助。
   人們可能會對北京政府給予西藏大量的援助感到奇怪，但是中國政府根據他們的憲法第九條之規定，宣稱西藏所有的森林、藥材的其他動植物、礦產等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均為國家所有並大規模開採西藏的自然資源，如僅僅將中國政府從1959 年以來在西藏砍伐森林的所得利潤加起來，也將會超過中國政府支援西藏數額的數倍。
   白皮書中稱：九十年代西藏貧窮人口為四十萬，目前減少到只有七萬人。中國政府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佔西藏自治區四分之一的人口擺脫貧窮的呢？世界銀行的調查回答了這個問題，按照國際承認的標準，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一美元或年收入低于365 美元的即為貧困人口，但中國政府的計算方式卻無視這一點，而是以1990 年的不變價格為基礎，以人均年收入500 元人民幣以下的才計算在貧窮人口中，這在目前相當于625 元人民幣或76 塊美元。10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消滅貧窮人口的過程中並不採用中國的這種手段，1999 年在西藏自治區只有五個貧困縣，這與中國本土相比較被認為是最低的，但是中國政府佈置的減少貧困工作領導小組卻承認在其他各縣有比上述五個貧困縣更多的貧窮人口，至所以會這樣，表明缺乏貧窮人口的調查和有效地消除貧窮的措施以及根據政治需要對工作進行干涉等。
   北京政府雖然經常宣稱解放了西藏，但西藏至今仍處于經濟不發達的落後狀態，根據聯合國建設與發展項目中有關人能資源開發（Humen Development Index ）報告11，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西藏地區人能資源開發以及綜合教育、收入和衛生狀況而言，西藏是中國各省中發展程度最低的。西藏如果和獨立國家相比較，與發展水平最低的孟加拉國、海地處于同等水平。
   在中國白皮書中稱目前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有401 座發電廠，發電總量達356MW，年發電量為661 萬KWH，但是在1990 年，王和白兩人稱有831 座發電廠，據此則為何減少到目前的430 座呢？其實是由於許多的發電廠不過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強制無償征用人民勞作而建立的，普遍屬于粗製濫造，質量低劣，因此不得不關門大吉。例如，1993 年，安多恰不恰縣的一個水庫崩潰而造成1257 人死亡------ 和中國政府平時經常做的那樣，當時中國政府也宣稱只造成三百人的死亡------ 尤其是在水庫未潰決之前，當地藏人已經向中國當局報告說水庫有崩潰的危險，但被漠視而造成上述的嚴重傷亡。
   德國一個在西藏的衛藏地區援建小型水電廠的組織在其報告中指出，西藏農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沒有使用電，同樣，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僅僅衛藏地區就有十二萬七千戶藏人家庭至今未能使用電。12
   那麼這401 座發電廠究竟有何用處？使用這些電力的是在西藏的中國政府各部門、工礦企業以及有著大量中國移民的西藏城市等，住在水利、太陽能、地熱資源最豐富地區的絕大部分西藏人卻至今未能使用電。在白皮書中中國政府宣稱已經建立起公路網，將西藏和中國聯在一起以及將修建從安多的格爾木到拉薩的鐵路13，中國確實修建了幾千公里長的公路和鐵路，以便將西藏與中國連接起來，但如果中國真的有意將西藏建設成現代化，從西藏南部人口稠密區到印度港口城市加爾各答只有六百餘里，為何不對此實施開放？
文化教育
   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文化教育政策，是逐步在藏人中傳播熱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被稱為祖國。1994 年在拉薩召開的西藏自治區教育會議上，區黨委書記陳奎元指出：『衡量我們的教育是否有成效，不是看頒發了多少畢業證，根本而言，是要看畢業的學生是反對達賴集團呢？還是向著達賴集團；是忠誠于偉大的祖國和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呢，還是對此離心離德；這是我們評判教育工作成績或是否出現錯誤的一個明確而重要的衡量標準』14
   上述政策嚴重損害了西藏人能資源的開發，中國領導人雖然宣稱在幾十年里為提高人民的知識水平而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但事實是他們從來不把開發人能資源作為教育的重點。
   西藏獨立時期有六千余座寺院，這些寺院都是西藏的重要教育基地，此外還有不少政府和個人經營的學校，中國政府不僅將學習傳統文化的場所視為傳播迷信或壓迫農奴伎倆的場所而予譴責，而且全部被關閉。代之於政府強制人民出資建立的所謂民辦學校。對這種學校，政府不負擔一分錢。
   如果用全世界通用的標準去評判這些學校，則絕大部分的這類學校實在不能稱之為學校。但是這些學校的存在有助於中國政府的對外宣傳，三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在對西藏的學校狀況進行研究後指出：『在西藏自治區範圍內，有五十八所中學，其中真正具備中學條件的只有十三所。
   在2450 所小學中，公辦學校只有451 所，其餘兩千餘所學校是由民間出資的所謂民辦學校，這些學校缺乏良好設施，不具備辦學條件，學生水平很低或沒有，因此不可能進行所謂的科技教育。如果看看目前百分之九十的農牧民連小學程度都沒有，談論高中或大學的文化水平就仿佛對一個飢餓的人說你應該吃美味佳餚一樣，學齡兒童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上小學，其中只有10.6% 的孩子可以從中學畢業，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學齡兒童連小學教育都得不到，在整個西藏自治區有各種級別的教師九千餘人，距離實際需要實在是太少了，而且其中百分之五十的教師不具備當教師的知識水平，要使民族平等，就要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就要改變現行的政策』。15
   八十年代實施的寬鬆政策，使教育制度開始向西藏人民所需求的方向發展，但遺憾的是，基於中國整體經濟戰略問題而減少了對文化教育的支出，因此過去十年中有六十三所學校被關閉，適齡兒童入學率降到只有43%。16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被宣佈為經濟特區，從而設有不少專門的教育經費，1996 年北京政府制定了讓西藏自治區的所有適齡兒童都得到教育機會的政策，但是為了教育而撥出的專款大部分北挪用到有大量中國籍學生的公立學校中，完全由藏人學生組成的鄉村學校繼續遭到漠視。
   對此西藏自治區教育小組的副主任瓊增（音譯）指出：『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民間出資建立的學校多，低班級的多，停學輟學率高，小學畢業生極少。比如西藏自治區所屬2800 餘所小學中，1787 所學校、或者說74.5% 的學校都是條件差、教師水平低的民辦學校，目前由政府撥款的小學有五百所，其中半數以上的學校由於教師或其他條件限制而無法教一年級以上的班級，能夠教六年級的小學只有一百所，這些學校絕大部分位於比縣級還高的城鎮和城市中，在農牧業縣這類學校只能見到極少數。在西藏自治區有897 個城鎮，其中條件具備的合格小學平均每縣不到一所，因此適齡兒童入學率只有60.4%，這在全國是最低的』。17
   對西藏的移民和移民子弟的教育需求嚴重影響西藏的教育工作，尤其是中學和高等院校的授課語言是中文而不是藏文。
   整個西藏的教育狀況只要看看西藏自治區文化最發達地區之一的康區昌都之文化教育狀況即可見一斑，西藏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項小林（音譯）和西藏自治區教育記者張靜（音譯）于1993 年7 月18 日在昌都的中文報紙上發表的《昌都教育狀況備忘錄》一文中對此做了詳細的介紹，其中指出：『昌都地區共有學齡兒童十一萬餘人，其中約佔63.64% 的七萬餘名學齡兒童連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都沒有而淪為文盲』他們還指出：『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已經高達78.8%...... 雖然整個西藏自治區的入學率被認為達到了60.4%，但在昌都地區入學率只有34%。』
   根據兩位記者的調查結果，明顯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之準確性是讓人懷疑的，被中國政府稱為西藏自治區最發達的昌都之入學率如果只有34% 的話，則西藏自治區的平均入學率真的能夠達到60.4% 嗎？同樣，西藏自治區和康、安多之藏人的教育狀況雖然比中國各省中最差的貴州還要差一大截，但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這個事實。18
   根據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在西藏自治區，大學畢業生佔人口的0.29%，高中生佔1.23%，初中畢業生佔2.27%，小學畢業生也只佔18.52%。而在中國，大學畢業生佔總人口的1.42%，高中生佔8.04%，初中畢業生佔23.34%，小學畢業生佔37.06%。在上述人口統計資料中，可就業人口62.84% 是文盲或半文盲，婦女可就業人口中84.76% 是文盲或半文盲。在西藏自治區各企業中，百分之八十的職工是文盲或半文盲。19
   九十年代後期，西藏自治區的高中學生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被送到中國本土去學習，僅在北京就有一千餘名藏人學生，其中760 名是初中學生，其餘二百餘名是高中學生，20 這些學生要在中國學習七年，期間只有一次可以回西藏探親，把這些聰穎的西藏孩子送到中國去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遠離西藏的母文化環境，並把他們培養成中國統治西藏的工具。藏人普遍認為中共的政策是為了削弱和矮化西藏民族的特性和文化、傳統而進行排斥，十世班禪喇嘛曾指出「將西藏兒童送到中國去學習，使他們與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距離越來越遠」。同樣，西藏自治區的一位藏人官員亦指出：「將藏人高中生送到中國去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把下一代藏人孩子變成漢人」。21
   1990 年有13000 名西藏孩童被送到中國26 個省份的一百多所學校中，在那些絕大多數不過是中國最普通的學校中設立了西藏班，在十八所學校中設有西藏孩子的初中和高中班。北京、成都和天津等城市各有一所西藏學校，其中包括初中和高中，初中畢業的學生中75% 將被送到專業學校。22
   上述將學生送到中國本土的政策，使西藏自治區的大部分教育經費都使用到中國的各個學校中，從而使西藏農牧區的基礎學校普遍缺乏充足的經費，1984--1991 年間，西藏自治區為送到中國的學生支付了五千三百萬人民幣，231994 年西藏自治區決定為送到中國的學生每人每年支付1050 元人民幣。24
   在西藏，對於代表西藏民族特性的語言文字在短期內面臨滅頂之災的危險，以十世班禪喇嘛為首的許多西藏領袖和學者感到焦慮不安，他們不顧個人安危，不斷揭露其中的事實真相，1988 年，班禪喇嘛在中國藏學中心的第一次工作會議上指出：『一千三百余年使用藏文過的好好的地區 , 在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僅僅二十年 , 藏文竟然完全沒有了。』『到 1959 年為止，不管是錯誤也好，落後也好，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是一個使用藏語文生活在世界高原上的民族。我們的藏語不管完整或不完整 , 或是宗教的文字也好，其他如科技也好、工業也好、醫療、天文歷算、詩學、哲學等等，除了以藏語記載而外，並沒有其他的文字。』『 “ 中國藏學 ” 剛成立時，我在民族宮曾談到：藏學需要一個基礎，什麼才是藏學的基礎呢？藏學的基礎就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對這兩項，以往我們除了蔑視，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對藏語、藏文，通過你們這些研究西藏學的人的研究和宏揚等，我始終是關心和支持的。藏語在西藏或藏族地區的生死存亡，你們 “ 高標準 ” 地編著藏文 ( 大的 ) 書籍我表示感激，雖非黨之初衷，對藏族的藏文，是要其真正有效使用、延續還是要將其毀滅，我心中是有看法的』。25 被中國政府稱為國寶的西藏著名學者東嘎洛桑成列于1992 年指出：「雖然藏文應該在政府各部門、會議、官方文件和來往信件中使用，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做，平時使用的都是中文，在這種情況下，西藏人民完全喪失了未來與前途」。他還說：「我們未來的希望和文化特性以及延續和恢復祖祖輩輩沿習相傳的良好傳統，最根本的基礎就是西藏的語言和文字，如果熟悉本民族語言文化的知識份子變的越來越少乃至於完全沒有，西藏民族就有可能消失于漢民族之中，這是一個極為嚴峻的現實問題」。
   藏人研究學者得榮 ‧ 澤仁頓珠指出：「1987 年我對甘孜州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6044 人藏族幹部中進行調查後發現，懂藏文的只有991 人，佔所調查藏族幹部總數的16﹒4 ％；對康定中學一個班中的25 名藏族學生抽樣調查表明，能用藏語對話的只有5 人，佔20 ％，在生活方面能用藏語對話的有4 人，佔16 ％，只是聽得懂，但只會講一般生活用語的9 人，佔36 ％，只聽得懂一般生活用語，但不會說的7 人，佔28 ％。照此下去，藏民族的語言文字有可能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失傳。這對于曾經有過獨立國家歷史和具有全民族通用語言文字的藏民族，自然認為是本民族的一大恥辱和悲劇。假如漢民族聚居區出現類似情況，同樣認為是漢民族的恥辱和悲劇，將會引起大多數漢民族的不滿。在我們藏區出現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中國政府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想加緊了將西藏民族同化為漢人的步伐；二是在社會上有頑固堅持藏文無用論的觀點；三是由於藏人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卑鄙感不敢理直氣壯地保護和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衛生狀況
   從1959 年到1979 年，中共在西藏推行的「破四舊」等政治活動中，西藏醫學遭到幾近毀滅性的打擊，所有西藏醫學中心全部遭到關閉而銷聲匿跡，終生學醫或行醫的西藏醫生被迫停止自己的工作，代替他們的是經過六至十二個月基本醫學知識培訓的所謂「赤腳醫生」，這些赤腳醫生絕大部分都是15--18 歲的年輕人，此前他們中有很多甚至沒有接受過最基本的教育。26
   在此期間曾前往西藏旅遊的外國人指出，西藏的惡性腫瘤和痢疾類疾病患者比以往增加了許多，271979 年，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稍有放鬆後，西藏各城市的衛生狀況也開始稍有改善，但與中國本土的衛生狀況相比較則相差甚遠，28 從流亡社會返回西藏並于1979 年到1981 年為止在青海西寧的少數民族學校中讀書的達瓦才仁指出：「在西寧的學生和工人通過各自的系統可以獲得免費醫療，但一般人民患病時必須自己承擔醫療費用，而且除非患有急病，否則病人常遭漠視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療」。291987 年，英國一名女性義務工作人員在拉薩的西藏大學待了一年，她指出：「拉薩市的醫療狀況極差，因此中國籍的病人不願在拉薩就醫而喜歡到中國去就醫」。她還陳述本身患病到醫院治療時的經驗指出：『我到醫院就診並住院三天，期間看不到護士，由於醫生少而病人多，因此病人必須早起或拖到很晚地排隊等候就診，給我診斷的醫生在診斷期間不停地抽煙，我在尿壺中小便時沒有遮蔽，其他病人也一樣，因此，小便時不僅病人和護理可以看到，甚至可以從窗口看到路上的行人，醫院提供的食物和水不堪食用，我是依靠親朋好友送來的食物和食糖度日』。30
   結核病在流行極廣，國際結核病防治協會1988 年上半年發行的期刊中指出西藏和新疆是結核病高發區，在西藏自治區，結核病的傳播率（Prevelance pate ）是1.26%，傳染率是0.316%，而中國全國結核病的傳播率是0.72%，傳染率是0.10%，比西藏少兩倍。31
   1993 年到1996 年間，一個叫「西藏兒童營養和綜合衛生項目」的組織對西藏的衛生、尤其是兒童的衛生狀況進行調查後的結果表明，在西藏普遍存在因營養不良而致病或身體狀況極差，在被調查的兒童中，52% 的兒童發育狀況較實際年齡差，40% 的兒童缺乏吸收蛋白，62% 的兒童由於缺乏維生素而產生骨質病等。32
   西藏真實的衛生狀況雖然從上述來自國際社會的報告中得到明確的說明，但中國政府官方的宣傳中一直宣稱西藏的衛生狀況獲得很大的發展，中國領導人稱1998 年西藏自治區有1300 所醫院和6700 個床位，33 並宣稱在西藏的所有行政地區都有醫院和醫藥中心，34 實際上，除了有大量中國人居住的城市才有醫療衛生條件而外，在只有藏人居住的鄉村並不存在醫療衛生條件，因此農牧民患病時常常需要騎馬或乘其它馱畜奔走整天甚至幾天的路程才能將病人送到縣政府所在地或其他城市中接受治療。在各城市如需要在官方經營的醫院住院治療，首先必須要預付500--3000 元人民幣，這對於人均年收入只有1258 元人民幣或151.56 美元的一般居民而言是一個龐大的數字。35 由於西藏的衛生狀況極差，因此藏人死亡率高于中國，據世界銀行1984 年的報告以及聯合國建設項目1991 年的報告，1981 年西藏自治區死亡率約為7.48%o，安多地區為9.92%o。同樣的基數，中國人的死亡率大約只有6.6%。
   西藏兒童的死亡率也極高，達到百分之十五，而中國的兒童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四點三。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字，西藏自治區每千人中患有結核病的達一百二十點三，安多為六百四十七，1995 年西藏地區平均壽命和教育程度都是中國政府統治地區中最低的，人均壽命指數為0.58，受教育指數為0.32，而中國的壽命指數和受教育指數分別為0,73 和0.68。
人權狀況
   1959 年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其後有幾萬名西藏人也隨同流亡國外，於此同時中國政府在西藏以極端殘暴的手段鎮壓藏人等都成為當時各種媒體的重大新聞。由於中共侵占西藏，殘暴對待西藏人民，踐踏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聯合國分別于1959 年、1961 年、1965 年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民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指出西藏人民擁有自決的權利。聯合國1961 年的決議中在談到西藏內部的狀況時指出：『中國政府必須尊重西藏人民原本享有的人權和基本的自由』。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雖然宣稱西藏的人權狀況有進步，但1991 年聯合國保護少數民族權益和禁止民族歧視小組通過決議，對西藏的狀況、對西藏人民基本的權利與自由繼續遭到踐踏、對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以及民族特性面臨滅絕等表示擔憂。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由於對西藏的巨大破壞和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國際法學專家協會于1959 年提出的『西藏與法律』報告以及1960 年由國際法學專家小組所屬法律研究組出版的《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不僅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國政府在西藏推行滅絕西藏宗教團體和佛教追隨者、處死宗教領袖從而迫使信徒放棄宗教信仰等計劃。而且還將大量新一代西藏人強行遷到根本不可能聽到或接觸到宗教的地區，其行為是為了在西藏消滅宗教信仰，消滅實踐宗教的社會群體。中國政府在西藏不僅毀滅宗教，而且也不允許任何實踐佛教個體的存在。
為生存而求索
   西藏並非如中國白皮書介紹的那樣。西藏包括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三個範圍內的六百萬人民，面積約為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中國所謂的西藏僅包括西藏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強以及西藏總面積的一半左右（包括全部衛藏和部分康區的地域），被稱為西藏自治區，大部分多麥『安多』和部分多朵（康）之地區合併成立所謂的青海省，其他康和安多地區被並入中國的甘肅、雲南和四川等省份。
   1949 年中國侵入西藏之前，西藏從法理和事實上都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一個獨立國家的軍事入侵完全違背了國際法，而且中國軍隊目前仍繼續非法侵占西藏的行為嚴重違背和踐踏了國際法和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做的不是出版白皮書歪曲事實，而是撤除在西藏的殖民基地。
   所謂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議制定的錯誤政策，導致了一段時期以來中國政府加緊對西藏人民的鎮壓。除了在北京的幾個頑固領導人而外，全世界都認識到目前中國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政策不僅是短視的，而且會造成長遠的損害。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應用所謂的藏學家戈爾斯坦的觀點以證明西藏的所謂農奴制，而就是這個中共推崇的戈爾斯坦在1998 年1-2 月份的《外交》刊物中在談到中國政府對西藏推行的強硬政策時指出：『中國學者和持開明意見者對目前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政策能否實現政府期待之長期穩定的目標持很大的疑問，因為目前的這個政策不僅加強了所有藏人、尤其是年輕藏人的怨恨和在政治上無望的情緒，而且，如果西藏繼續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則藏人的意願將永遠無法實現的思想意識會被更加強化』36。
   戈爾斯坦所談的問題之核心是：對西藏政策的這一改變，不可能使藏人長期忍受無事，愛國思想、怨恨、絕望等三種思想意識的會合將會產生前所未有的力量，而在內外西藏人中有許多希望展開武裝鬥爭37，戈爾斯坦的觀點和中國國內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黃禍》與《天葬》的作者王力雄在《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一文中指出：『對中國來講西藏問題比新疆問題更嚴重，原因就在這里。西藏問題所具備的因素 — — 歷史上主權歸屬的不確定，國際化程度，西方社會的支援，成熟的流亡政府，為全體藏人共同膜拜並有全球號召力的領袖』。他還指出：『從中國的久遠利益著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這種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這一世達賴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種失策，而是應該抓緊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世並且健康的時機，對西藏問題著手解決，盡早爭取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果。時間的拖延不僅對達賴不利，對中國也一樣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達賴僅當作解決西藏問題的障礙，他更是一把使西藏問題徹底解決的鑰匙。當然，搞不好，這把可以打開大門的鑰匙，也一樣可以鎖住大門』。38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
西藏自由抗暴四十三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今天是西藏自由抗暴四十三週年紀念日，我認為現實或未來比過去更重要。自去年發生九．一一事件以來，全世界對恐怖主義分子製造的暴力傷害行為感到焦慮，許多國家的政府在緊急聯合以對付危機方面達成共識並確定了許多的措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仍然沒有提出任何從長遠的角度、俱全局性地解決問題之根源的方法或途徑。我認為消除恐怖主義根源的深刻而具長遠意義之最佳途徑是通過非暴力以及彼此以和談解決問題，同時國際社會對一切致力于捨棄暴力和轉向和平的活動擔負起責任，給予有效的、強有力的支持。否則一方面指責由於憤怒和絕望而採取極端暴力的行為，另一方面卻對保持克制和堅持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抱著輕蔑的態度，這是極端錯誤的。
   我們必須從過去吸取教訓，回顧二十世紀，人類所經歷的巨大劫難，其根源都是由于人類盛行通過暴力解決彼此糾紛和矛盾的惡習，因此我們要努力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和談的世紀，通過和談解決彼此間的問題。
   人類社會當然會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和不同的利益，而現實又是我們只能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相互依存，因而當個人、社會、國家之間出現觀點或利益衝突時，最好的方法是團結以及運用人類的智慧通過和談尋求解決，要深入研究、建立和宏揚通過非暴力解決問題的習慣，而且為此而支出的費用應不少于軍事開支。
   再說與目前政治情勢有關的西藏之嚴峻形勢，在過去的一年中，由於中國政府繼續在西藏嚴重踐踏以宗教信仰自由為主的基本人權，冒著生命危險逃出西藏的藏人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夏天，在西藏東部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幾千名藏人和華人僧尼被趕出寺院，從中不僅可以了解在西藏的鎮壓範圍和慘烈已到何種程度，同時也表明在西藏的藏人已喪失維護和宏揚表現本民族特性之宗教和文化之權利的現狀。
   在西藏發生的踐踏人權之行為中，有許多是由於相互敵視和缺乏信任以及不了解西藏宗教與文化之真實情況而造成。我經常強調，做為中國領導人，深刻了解和尊重以藏傳佛教為基礎之西藏文化和社會文明是極為重要的，對鄧小平所謂的實事求是我是完全贊同的，西藏人民必須承認和記住中國統治下西藏所獲得的進步和發展，同樣中國領導人也要了解和承認過去五十餘年對西藏帶來的巨大苦難和破壞，對此班禪喇嘛于1989 年1 月24 日在日喀則一次會議上發表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明確地做出總結說，中國政府在統治西藏期間，西藏人民遭受的損害大于所得到的利益。
   西藏的佛教文化教導我們藏人要舍棄怨恨，要以慈悲、容忍與尊重的心理對待一切眾生。由於這種思想確實可以使人類在每天的生活中獲益，因此我們希望保護這種文化。然而遺憾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習慣等正面臨滅絕的危險。在西藏，中國政府規劃的大部分建設項目，其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中國人遷移到西藏，從而以人口因素迫使藏人無法動彈，並讓西藏人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中國文化和社會當中。這點從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雖然對中國人民共和國範圍內的其他地區做了很大的改革，但對西藏的政策卻繼續由極左份子把持和主導中可見一斑。中國做為一個具燦爛文明的強國，這樣的政策不僅是極不相宜的，而且也背離了二十一世紀人類思想的發展潮流。
   當今時代的發展方向是寬容、自由、民主與尊重人權，不管中國的幅員如何遼闊，國家如何強大，做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遲早都要順應國際社會發展的潮流。正如中國目前正在發生的變化，未來的變化只會越來越快。我做為一個佛教比丘僧，極為關心和期望約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之變化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如果出現不穩定或騷亂，不僅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處于血腥恐怖之中，而且也將會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我做為人類的一份子，一直感念著「如果華人兄弟姊妹們能夠享有自由、民主、和平與富裕的生活那該多麼美好」的強烈期望。
   未來中國的變化，能否給西藏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是否成為大家所信任和創造利益、推動和平以及能夠領導國際社會的國家。這主要視中國是通過領土、人口、軍隊以及經濟力量去追求大國的地位呢，還是通過人類之普遍價值觀和行為贏得一個偉大而光榮之國家的地位。有關中國如何做出選擇和決定，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具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堅持認為一定要使中國成為世界民主國家的成員，而不應該對中國採取遏止和孤立的政策。遏止和孤立政策不僅不符合道德，而且從政治情勢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認為國家社會應承擔起責任，基于道義與中國進行接觸。我真誠期望中國領導人以勇氣、智慧和遠見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如果西藏問題通過和談獲得圓滿解決，不僅使中國在新時代獲得發展的良好環境，而且也有益于改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同時在台灣人民中也會產生正面的積極影響，有益于中印兩國在信任和坦誠的基礎上改善關係。變化的時代也是充滿機遇的年代，我堅信中藏和談的時機一定會來臨----- 因為不管是中國和西藏都沒有其他的選擇。目前西藏的現狀即不能克服西藏人民的困難，也無助于中國的統一和穩定，或遲或早，中國領導人都必須要面對現實。我在任何時候會將秉持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只要中國方面對此做出善意的反應，則我已經任命的和談代表可以在任何時候或任何地方隨時與中國領導人進行和談。
   對西藏問題，我的立場的極為明確的，如我多次強調的那樣，我並不尋求西藏獨立，我追求的是名副其實的自治，即為了西藏人民自身的提高，需要保護其特殊宗教、文化、語言文字以及生活習慣等，為此，西藏人民必須擁有自治的權利，擁有可以自由地建設和發展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機會和權利。
   在流亡社會，我們繼續致力于使民主制向更高水平的發展。去年三月，我向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們強調未來的內閣首席部長應該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去年八月，桑東仁波且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得票當選而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個由流亡藏人直選產生的首席部長，使在流亡中成長和不斷發展的民主制邁出了一大步。我希望未來的西藏也能夠產生一個經過人民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
   藉此機會，我們對所有繼續支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爭取自由的個人和政府工作人員、議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表示由衷的感謝。令人鼓舞的是，目前在各初級或高等院校以及宗教、藝術、商業等社會團體和廣大民眾當中了解西藏問題以及同情我們事業者越來越多。同時我們與華人佛教徒以及在國外或台灣的廣大華人之間產生了親密的聯繫，同情和支持我們事業的華人兄弟越來越多，這特別令我們感到鼓舞和振奮。我藉此機會向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做出重大犧牲的中國兄弟姊妹表示由衷的讚賞和祝福。此外，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給西藏人民提供了巨大善緣和支持，對此，我代表西藏人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國際社會，支持西藏問題的正在日益增多，這即表現了人類與生俱有的對處于苦難中的人民予悲憐和同情的特性，同時也表明了人類社會普遍熱愛真理和正義之事業的事實。我希望各國政府和議會以及朋友們，對我們爭取自由的鬥爭繼續給予更加廣泛深入的支持和幫助。
   最後，我要向為了西藏的自由而獻出生命的英雄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並祈禱我們的人民能早日擺脫苦難。

第十九個勝生之水馬年一月二十七日
西元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

達賴喇嘛健在是西藏穩定保障 才嘉
  十月二十四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並促使中共政府與他會談。他也提到過去數十年來為解決西藏問題所作的努力，儘管他倡導「中庸之道」僅追求西藏完全自治。可惜中共當局對他的苦心孤詣，無動於衷，於是他不得不求助國際社會的關心。
   四十多年來，「西藏問題」之所以沒有演變成暴力或恐怖事件，其關鍵就在於達賴喇嘛的健在。達賴喇嘛爭取西藏自由的精神是以佛法的「利他」與「棄暴」的哲學思想為基礎，他相信只要有耐心，正義和真理終究戰勝邪惡與謬誤。所以他提出了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西藏自由的立場，也呼籲所有西藏人遵循非暴力的原則。他甚至放出重話：如果有朝一日西藏人民改變非暴力的方式而選擇暴力的時候，他將放棄領導西藏的職責。
  然而，中共當局抱著「以拖待變」的心態，想以時間淡化「西藏問題」。中共認為達賴喇嘛的健在反而是西藏問題的焦點，一旦他去世，西藏問題就會銷聲匿跡。這其實是一種無知與錯誤的評估，因為西藏問題不是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而是六百萬西藏人生死存亡的問題。一旦達賴喇嘛圓寂對西藏當然會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然而西藏民族追求自由的願望不會因此而停頓。
  相反的，如果在西藏問題還沒有得到圓滿解決之前，達賴喇嘛一旦去世，西藏人會開始檢討達賴喇嘛時代爭取自由的成敗原委，西藏政府及人民不得不調整鬥爭方式。
  到那時，在西藏境外，中生代的西藏人幾乎所剩無幾，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生代西藏人對宗教意識逐漸淡薄，使他們無法信賴非暴力的「崇高」與「偉大」。以色列的復國、巴勒斯坦的重建、東帝汶的獨立 … … 這一系列的事實會啟發他們，認為民族和國家的復興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在西藏境內，共產黨培養的新一代西藏人成為社會的主流，他們在大漢人族群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狹縫中生存空間極度狹小，尊嚴與憤怒所導致的情緒化隨之高漲。換言之，這些接受與崇拜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學說的西藏人，對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油然而生，將使得他們選擇暴力與抗爭的道路。
  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凝聚力，也是六百萬西藏人的精神導師。他的健在可以使絕大多數西藏人無條件地服從非暴力的鬥爭原則。
  有鑑於此，達賴喇嘛的健在是西藏局勢穩定的保障；也是透過和談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契機。所以解決西藏問題的「時間」，應為達賴喇嘛有生之年為最好時機。

藏人參加南亞繪畫藝術討論會
  為期三天的南亞繪畫藝術討論會 10 月 16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南亞各國和中國、泰國、西藏等國的代表。
  代表西藏參加會議的是流亡藏人索南東珠，他是流亡藏人中的一位著名的現代畫畫家。在這次討論上西藏畫家索南東珠將他的部分作品和其他西藏畫家的作品進行了展覽。
  這次討論會的主要目的是將來各位畫家相互進行交流和吸收各國及地區的繪畫藝術。

美國務院2001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西藏部份）
(2000 年7 月1 日至2001 年6 月30 日)
   ( 本報告有關中國的這一部份依據公法103-236 中第536(b) 條款起草。美國承認西藏自治區 ─ 下文中簡稱西藏 ─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對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傳統的保護和發展以及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的保護繼續令人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政府仍嚴格控制西藏的宗教活動和禱告場所。盡管有關當局允許某些傳統宗教活動和公開表達信仰，但他們對被認為是以表達不同政見為目的的活動給予立即、嚴厲的鎮壓，如被認為是主張西藏獨立或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 中國政府稱其為" 分裂主義") 的活動。
   政府嚴格控制進入西藏和關於西藏的信息，因此難以準確判斷侵犯宗教自由的程度。但是，對西藏宗教自由的壓制在2000 年夏天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即使普通宗教活動也遭到嚴格限制。不過，到2000 年年底對這些限制的實施顯然不再那樣嚴格。然而，在整體上，對西藏宗教自由的壓制仍然很嚴重，在本報告涵蓋期內，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方面的表現仍然很差。
  在90 年代中期開始" 愛國教育" 運動之後，愛國教育活動仍在進行，但力度降低，因為政府宣布" 成功地" 加強了對西藏佛教機構的控制。但包括僧尼在內的很多人因試圖以和平方式抗議或拒絕遵守政府部門強加於佛教寺院的規定而被逮捕。這些規定包括斷絕同達賴喇嘛的關系和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其他很多僧尼仍被拘留，有些人因類似的罪名而服長期徒刑。有關於宗教囚徒死亡的報告，也有被控為政治活動分子的僧尼遭到關押、侮辱或折磨的報告。
   盡管西藏的基督教人口為數極少，但皈依者受到來自社會的壓力，據報告，有些人被其家庭斷絕關系。
  美國政府繼續協同努力以鼓勵西藏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其方式有敦促中央和地方政府尊重宗教自由，根據關於宗教迫害或歧視的可靠報告提出抗議，同有關當局討論案例和要求了解關於具體事件的情況。

第一節：宗教人口概況
  西藏總面積為120 多萬平方公裡，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西藏人口約為2 62 萬。大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信奉藏傳佛教。很多藏族政府官員和一些藏族共產黨黨員私下信奉佛教。盡管官方人士聲明西藏自治區沒有法輪功活動，但有報告顯示在該地區的漢族人口中有少數法輪功成員。還有少數西藏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也生活在這個地區。
  中國官員稱西藏有4 萬6 千3 百多名佛教僧尼和大約1,787 個寺院、廟宇和宗教場所。官方人士幾年來一直在使用同樣的數字，但僧尼的人數在很多寺院都有所減少，特別是自90 年代中期開始" 愛國教育" 運動以來，很多拒絕斷絕同達賴喇嘛的關系或被認為達不到做僧尼的" 政治標準" 的僧尼被開除出寺院或尼姑庵。這些數字僅包括西藏自治區，另外還有10 萬多名僧尼生活在中國其它的藏族區域，包括四川、雲南、甘肅和青海省的部份地區。

第二節：宗教自由狀況
◆ 法律及政策框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政府力圖把宗教活動限制在政府批準的組織和注冊登記的禱告場所中，並控制宗教團體活動的發展和范圍。政府一直嚴格控制西藏的宗教活動和禱告場所。盡管有關當局允許某些傳統宗教活動和公開表達信仰，但他們對被認為是以表達不同政見為目的的活動給予立即、嚴厲的鎮壓，如被認為是主張西藏獨立或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 中國政府稱其為" 分裂主義") 的活動。有關當局還經常要求僧尼公開表示支持政府或黨關於宗教和歷史的政策，保証支持得到官方批準的宗教領袖和轉世靈童，並斷絕同達賴喇嘛的關系。
  中國政府繼續嚴厲譴責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 流亡政府"。官方媒體繼續猛烈抨擊" 達賴集團"，並在試圖破壞達賴喇嘛的宗教權威聲望時，多次把他說成是一個決心分裂中國的" 罪人"。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經常堅決表示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是根本不可能的，並稱他的所作所為與他多次公開保証不主張西藏獨立不符。盡管如此，政府聲稱對話之門是敞開的，條件是達賴喇嘛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1998 年以來，政府還要求達賴喇嘛公開聲明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
  中國政府稱，自1976 年以來它已經為修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的成千上萬個佛教場所提供了總額超過4,000 萬美元( 約為3 億到4 億元人民幣) 的資金。政府資助修復工作名義上是支持宗教信仰，但部份原因也是為促進發展西藏的旅遊業。最近的修復工作大多是靠私人資金，盡管在本報告所涵蓋的這一時期的後期，有幾個大型宗教場所也得到了政府為修復項目提供的支持。
◆ 對宗教自由的限制
  在西藏，佛教寺院和倡導獨立的活動密切相關，政府採取行動限制藏傳佛教寺院的增加，聲稱寺院給地方資源造成壓力，並成為西藏流亡人士政治滲透的渠道。政府說，對大寺院的僧侶人數不加限制，每個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員會自行決定本寺院可容納多少僧侶。但是，民主管理委員會受政府控制，實際上，當局對大寺院的僧侶人數嚴加限制。政府還有權否決任何個人擔任神職的申請，盡管這些限制並非一貫得到實施。
  寺院繼續容納並訓練年輕喇嘛。雖然按規定僧侶在年滿18 歲以前不能入住寺院，但事實上很多男孩承襲了未滿18 歲即開始過寺院生活的傳統。但是，近年來，在一些大寺院裡，一些按習慣做法一邊接受基本寺院教育和等候受教禮一邊任年長喇嘛侍從的年輕信徒因不到規定年齡而被逐出寺院。由於這些新信徒不屬於寺院正規成員，因而使當局得以否認那些大寺院的喇嘛人數大幅度減少。
  政府繼續監督主要寺院的日常活動。政府並不為寺院的活動提供經費，卻通過民主管理委員會和地方宗教事務局掌控寺院的管理工作。在很多地區，根據有關規定，民主管理委員會的領導權必須由" 愛國、虔誠" 的喇嘛和尼姑掌控，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在某些大寺院，政府官員還擔任委員會的成員。盡管政府做出種種努力來控制佛教教職人員和寺院，反政府的情緒仍然非常強烈。
   近年來，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開始收取所有入門券所得以及朝佛敬香者的所有捐獻。這些所得以前都是分配給為獲取高級宗教學位而進行全日制宗教學習的喇嘛。這些" 僧人學者" 現在必須至少用一半時間從事謀生。一些專家擔心，這將使將來能擔任合格導師的喇嘛人數減少。
  自政府於90 年代中期開展" 愛國教育" 運動以來，愛國教育活動仍在繼續進行，隻是隨著政府宣稱" 成功" 加強了對藏傳佛教寺院的控制，愛國教育活動不像過去那樣猛烈。政府通過強制執行政府條例，威脅或排除拒絕接受共產黨路線並仍然同情達賴喇嘛的僧尼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在本報告涵蓋期內，政府繼續向宗教場所派遣工作組對僧尼進行強制性的教育。這些工作組要求僧侶" 愛國"，為了表示" 愛國"，他們必須在一項宣言上簽字，表示同意擯棄西藏獨立；不接受被達賴喇嘛認可的男童根敦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拒絕並譴責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不收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但他們在改變藏人的態度方面基本上無所成就。有一些報告說，拒絕在宣言上簽字的僧侶被逐出寺院，並且不準回家工作。
  有些僧侶因未能通過愛國教育運動的政治考試而被迫離開寺院，還有一些僧侶因不願譴責達賴喇嘛而" 自動" 離開寺院。僧侶、尼姑和普通佛教徒對政府的這些做法十分憎惡。雖然西藏地區的愛國教育活動已有所收斂，但是很多寺院和尼姑庵的宗教活動遭到嚴重破壞，有些僧侶和尼姑為躲避愛國教育運動而逃往印度。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資料，每年約有3 千名藏人為逃避西藏的狀況而進入尼泊爾，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難民表示是因" 愛國教育" 運動而逃離西藏。
  2001 年6 月，當局命令數千名僧尼離開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喇榮噶爾佛法修習營( 也稱色達佛學院)。在居住在色達的7 千多名僧侶和尼姑中，隻有1 千4 百人能在2001 年10 月後留在那裡( 有關此事件的詳情，請參閱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國部份第二節)。
  在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領袖、藏傳佛教中最有影響的宗教人物之一噶瑪巴於1999 年12 月逃往印度以後，當局加強了對尋訪和教育轉世喇嘛過程的控制。政府於2000 年1 月16 日批準選擇兩歲的索朗平措為第七世熱振活佛。但是，像熱振活佛這樣的重要宗教人物的選擇通常必須獲得達賴喇嘛的批準，而達賴喇嘛並不承認這一選擇。據報告，熱振寺的很多僧人不接受這名兒童為熱振活佛，現在這名兒童及其家人在嚴密的守衛下居住在熱振寺附近的住所；當局嚴密控制這個地區人員的進出。另一名轉世喇嘛帕沃活佛也在內朗寺遭軟禁；現年大約7 歲的帕沃活佛被噶瑪巴認定為噶瑪噶舉派一個重要活佛的第十八世化身。他被剝奪了會見自己導師的權利，有報告說，當局要求他到一所普通的中國學校上學。外國人，包括外國官員，提出的參觀他的寺院的請求一再被當局拒絕。
   政府堅持認定1995 年選擇的男童堅讚諾布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當局嚴密控制他生活的所有方面，他隻偶而在北京和西藏公開露面。他在公開露面時都有大量安全人員在場。在任何其它時間，當局都嚴格限制人們接近這名男童。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中僅次於達賴喇嘛的第二重要人物。
  不許擁有或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照片的禁令繼續存在，除了通過非法途徑以外，人們無法隨時得到達賴喇嘛的照片。2000 年春，拉薩地區的居民委員會開始派小組到普通百姓家沒收有關達賴喇嘛的書籍和他的畫像。
  到2000 年底，這類搜查不再是經常性的，達賴喇嘛的畫像又出現在公共場所。達賴喇嘛的畫像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人地區也遭查禁，然而到2001 年春，達賴喇嘛的畫像又重新出現在幾個地區的商店和宗教活動場所。但是，政府仍然禁止被達賴喇嘛認定為班禪喇嘛的男童根敦確吉尼瑪的畫像。
  有大約1 千名宗教人士擔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但是政府繼續要求共產黨員和高級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堅持黨的無神論。1999 年1 月宣布的、最初以政府工作人員為對象的提倡無神論和科學的三年運動在繼續進行，並且擴大到更多的政府機構和學校。發動這場運動是為促進經濟進步，加強反分離主義鬥爭，根除" 達賴反動集團的滲透"。政府官員証實，宗教事務局的所有官員都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員都必須是無神論者。然而，宗教事務局地方基層官員並非都是無神論者。
   2000 年春夏期間，當局在拉薩等地區加強了對宗教活動的限制，禁止共產黨官員和政府機關職工( 包括教師和醫務工作人員等) 進入寺廟，到大昭寺朝拜，在自己家裡設佛堂，參加藏族新年的各種宗教活動，如從屋頂上懸掛新的經幡、燒香和在藏傳佛教最重要的宗教節日期間進行傳統的" 林廓"，即到拉薩各聖點環拜。在有些地區，很多普通公民也受到壓力要求服從這些限制性規定。有些政府工作人員被禁止向拉薩的僧尼捐獻。拉薩某些地區的當局還到私宅搜查宗教物品或達賴喇嘛的畫像。
   2001 年2 月，獨立的新聞和研究機構西藏信息網(TIN) 報告說，國家職工、幹部和學生被告知隻能在家過西藏新年，而不準參加寺廟內的祈禱，也不準給寺廟捐錢。但是，很多朝聖者和其他藏人不顧種種嚴格限制照舊前去拉薩各主要寺廟捐款供奉。2001 年6 月西藏信息網還報告說，拉薩當局發布公告嚴加禁止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近年來，藏人在拉薩任何地方都不準舉行傳統的燒香儀式，有些祈禱場所在那一天被關閉。盡管如此，很多個人和政府官員再度參加了在六個月前遭到禁止的宗教活動，如朝拜寺廟，巡回朝拜拉薩各聖地，在藏歷新年期間更換屋頂上的經幡。
  在本報告涵蓋期內，也有關於旅行限制的報導。政府嚴格控制外國官員前往宗教場所，外國官方代表團很少有機會不事先經地方當局批準而會見僧侶和尼姑。
◆ 對宗教自由的踐踏
  政府嚴格控制進入西藏和關於西藏的信息，因此難以準確判斷侵犯宗教自由的程度。但是，對西藏宗教自由的壓制在2000 年夏天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即使普通宗教活動也遭到嚴格限制。不過，到2000 年年底對這些限制的實施顯然不再那樣嚴格。然而，在整體上，對西藏宗教自由的壓制仍然很嚴重，在本報告涵蓋期內，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方面的表現仍然很差。
  據西藏信息網報告，1989 年以來，至少有26 名僧尼在被拘留期間死亡，其中至少有17 名僧尼曾被拘留在拉薩的紮布奇監獄。在本報告涵蓋期內，還有更多關於囚犯死亡的報導 ─ 或死於獄中，或獲釋不久死?`。據未經証實的報導，色拉寺喇嘛洛桑西熱在2000 年秋從拉薩四處拘留所獲釋後不久死去。報導說，他在押期間遭受酷刑，1996 年到1998 年他在赤桑教養所被監禁期間也受到虐待。
   據報導，因被定反革命宣傳和煽動罪而服10 年徒刑的桑珠菩薩寺尼姑阿旺洛曲( 又名：頓珠卓瑪)2 月份在服刑的第9 年去世。
   2001 年2 月，西藏信息網公布了一份全面的研究報告，共列出在中國被拘禁的197 名藏傳佛教僧尼，其中大部份人被監禁在西藏自治區。2000 年4 月，西藏自治區監獄管理局局長對一個到訪的外國代表團說，在西藏自治區三個監獄裡關押著100 多名僧尼，其中90% 因" 危害國家安全" 而被監禁。有報告說，一些僧尼因被控從事激進的政治活動而被監禁，受虐待或受酷刑。
   抵制監獄管理當局的政治再教育的囚犯，特別是抵制譴責達賴喇嘛和接受被政府承認的堅讚諾布為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囚犯，遭到毆打。西藏信息網報告說，幾名在監獄服長期徒刑的尼姑遭到毒打，其中包括因唱傾向獨立的歌曲而於1989 年遭到監禁的阿旺群宗和平措尼珠。政府官員說，因平措尼珠有悔改表現而將其減刑一年。她將於2005 年出獄。尼姑阿旺桑珠也曾多次遭到毒打，並受到長時間單獨監禁。由於她參加抗議中共的運動，她的刑期在1998 年被第三次延長，總計長達21 年。阿旺桑珠的健康狀況繼續令人擔憂，盡管政府官員說她身體良好。
   政府繼續控制被達賴喇嘛認定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根敦確吉尼瑪及其家人的行動。根敦確吉尼瑪第一次失蹤是在1995 年，當時他六歲時。政府官員聲稱政府為了保護他而對他施行監管，並稱他住在西藏，同" 普通的學童" 一樣在學校念書。根敦確吉尼瑪及其家人至今下落不明，國際社會要求見到根敦確吉尼瑪以証實他的下落和他安然無恙，但是這些要求一概遭到拒絕。1999 年11 月，政府對關於根敦確吉尼瑪已經死亡並被秘密火化的新聞報導予以否認；然而，政府繼續拒絕國際觀察人士見到這名男童。2000 年10 月，政府官員向一個外國代表團成員出示兩張據稱是這名男童的照片。雖然絕大多數藏傳佛教徒承認的是被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喇嘛轉世靈童，但是西藏僧侶說他們被迫簽署聲明，保証忠於政府挑選的男童。共產黨還要求黨員支持" 官方的" 班禪喇嘛。
  據可信的報告，被政府指控在幫助達賴喇嘛挑選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時泄露國家機密的恰紮活佛於1995 年被秘密關押在四川省一座監獄。2000 年，政府對一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說，他" 體質良好"。恰紮活佛最初被判的刑期到2001 年5 月滿期，但是，在本報告涵蓋期結束時，他仍然在押。
  噶瑪巴伍金赤列多吉於1999 年12 月逃亡印度後，當局限制人們前往噶瑪巴的楚布寺，據報導，當局還在那裡加強了" 愛國主義教育"。噶瑪巴在幾次公開聲明中說，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的行動受到控制，既不允許他去印度受訓於他的佛師，又不允許他的佛師到他身邊。在噶瑪巴逃亡後，西藏信息網報導說，至少有兩名楚布寺的僧侶被逮捕，噶瑪巴的父母也受到監督。政府官員否認逮捕過任何人，也否認噶瑪巴的父母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
  然而，西藏信息網2001 年1 月報導說，楚布寺的環境仍然緊張，警察永久性地駐守在那裡，並加強對寺內僧侶的限制，顯然是為了阻止他們追隨導師流亡國外。西藏信息網還報告說，楚布寺不允許接受新僧侶。2000 年12 月，外國官員獲準參觀楚布寺，那裡據說住有325 名僧人。當時幾乎沒有其他參觀者，但是有宗教活動。
   有報導說，自法輪功於1999 年7 月被取締以來，一些法輪功修練者在西藏被拘押。官方新聞報導說，在駐西藏自治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中採取了制止練習中功的措施。
◆ 強迫改變宗教信仰
  沒有關於強迫改變宗教信仰的報告，被綁架或被非法帶離美國的未成年美國公民也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同時也沒有關於政府拒不允許這些美國公民返回美國的報告。

第三節：社會態度
   大多數西藏人信奉藏傳佛教。雖然西藏的基督教徒人口極少，但是對皈依者的社會壓力很大，據報導其中有些人被家庭斷絕關系。

第四節：美國政府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和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為促進西藏的宗教自由協同努力。美國外交人員在與中國政府，包括其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的例行交往中，始終敦促中央和地方當局尊重西藏的宗教自由。每當出現有關宗教迫害或歧視的可信報告，大使館官員都提出抗議並力求獲得有關案情的進一步信息。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員還經常申請前往西藏，以便觀察那裡的情況 ─ 包括宗教自由狀況，然而，在本報告涵蓋期間，中國當局越來越不願給予這種旅行許可。美國官員廣泛與各種宗教界人士保持接觸，美國國務院與非政府方面進行的接觸包括西藏宗教問題專家和美國的宗教團體。美國大使館，包括大使以及其他高級官員，就在押宗教人士的案子和有關宗教迫害的報告向中國政府提出問題。
  大使館高級官員經常與中國宗教事務局負責人會晤，並在會晤中提出案例，包括被達賴喇嘛確認為第11 世班禪喇嘛的男孩根敦確吉尼瑪、方丈恰紮活佛、阿旺桑珠和其他西藏僧尼的案子。大使館其他官員在與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共產黨統戰部的官員會晤? 討論具體案子。

西藏青年懸吊抗議朱鎔基
  中共總理朱熔基在印度東部工商大城的孟買歐博羅大旅館演講時，二十七歲的西藏流亡青年丹增宗智在旅館十樓外工程梯上懸吊自己，並掛著「自由西藏」大布條，抗議中共采取侵略政策對付他的家鄉。在朱鎔基訪問期間，全程都是在流亡藏人的抗議中進行的。
  【亞洲自由電台藏語台】1 月 15 日消息﹕ 中共總理朱鎔基1 月 15 日訪問印度重要城市孟買時再次遭到藏人的抗議。在孟買的藏人、藏印友好協會、印度聲援西藏組織等一千多人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絕食抗議。
  另外，在中共總理朱鎔基這次訪問印度德里時遭到藏人的強烈，在這次抗議還活動中印度警方前後共逮捕了近百名藏人。
   英文的「印度人日報」自孟買城報導，在朱鎔基座車到達前，一群西藏示威群眾遭到附近警方驅走，並依照孟買警察法加以拘禁。

在大興藏學的背後
茉莉
   一直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摧殘西藏文化的罪魁禍首 - - 中國政府 - -，現在越來越起勁地扮演起弘揚西藏文化的英雄來了。近年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動作，是中國政府借助13 億人的財力資源，在國際上采取 " 打出去拉進來" 的統戰伎倆，在國內熱鬧非凡地大興藏學。他們的卑劣動機，是借弘揚西藏文化，抵製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影響，從而回避中共統治西藏的合法性問題，掩蓋他們侵犯西藏人權的的實質。
西藏文化突然成了香餑餑
   對於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西藏以宗教為生命的文化，完全是是落後愚昧的把戲。幾十年來，中國官方宣傳的基本口徑是﹕ 西藏文化導致了西藏的貧窮、野蠻、食人肉。從50 年前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漢文明裝在槍膛裡，把毛澤東思想挑在刺刀尖上，向弱小的西藏人傳播 " 福音"，從而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
   在一切都變化了的今天，這種大漢族口徑仍然毫無改變。不久前，加拿大的一位記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陸的火車上，遇到一名年輕的中國女學生。他們聊起西藏問題。加拿大記者及同伴認為江澤民應和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那位漢族女生說﹕ " 西藏人很樂意被我們中國人解放。達賴是奴隸販子。他不敢回來，因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 這位加拿大記者因此驚駭地得出結論﹕ " 原來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騙。"
   那麼，以這樣說謊到底的漢人政府和這樣容易被騙的漢人，突然興起的 " 西藏熱"，所為何來？
   民間的 " 西藏熱" 倒還不難理解。目前，西藏的書籍、音樂、食品正在中國各地廣泛傳播。去西藏旅游已成為當今漢人的新潮。在現代人的一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漢族藝術家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了西藏，塑造了一個有別於官方的文化西藏。這裡也有出口轉內銷的因素。原本以中華文化為驕傲的漢人，突然發現，比漢人更先進的西方人，反而熱愛、迷戀被漢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們，這才回過頭來，重新認識近在毗鄰的西藏文明。
   然而，中共官方掛帥的大興藏學，卻是居心叵測。自從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來，達蘭薩拉和北京的較量無日無之。盡管中國政府運用政治、經濟的力量，控製西藏人的物質世界，然而，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後，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當做頭等大事。作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們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今天，藏傳佛教的信徒遍及五大洲。西藏研究成為西方的顯學。達賴喇嘛成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
   於是，曾經逼走達賴喇嘛、摧毀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開始東施效顰 - - 把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貼上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的標簽，向外兜售。盡管江澤民之類的官員對歐、美人熱衷於 " 喇嘛教" 仍然困惑不解，但他們在牢固控製西藏、竭力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之余，不惜一切地，力圖搶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奮斗的一個著力點 - - 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導權。一個龐大的專製政權和一個弱小的流亡政府較勁，從表面上看起來，能動員巨大社會資源的中國政府節節取勝，因為王牌盡在北京手中。
" 中國西藏代表團" 馬不停蹄
   僅僅是今年4 月至6 月，中國政府就派出多個 " 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國、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羅斯等國。這些代表 " 西藏文化" 的代表團，團長大都是如肖懷遠、李國清之類的漢人，也有在中共政府裡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次仁卓嘎。這些大撒銀子的訪問，毫無例外一律是 " 成功的和必要的"， " 達到了加強交流和促進了解的預期目的。"
   越來越聰明起來的中國政府，在各國全面介紹了西藏50 年的巨大成就時，采取了多種生動活潑的形式﹕ 報告會、圖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們居然動員了西藏那曲孝登寺活佛珠康．土登克珠，現身說法，贊揚中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 " 揭露達賴之流的謊言"。他們的收獲不可謂不大，各東道國人士在親耳聆聽他們介紹西藏的情況後，全都 " 被感染了"，人們開始 " 消除誤解"， " 高度評價50 年來西藏發生的巨大變化"。在出使歐、美和亞洲10 幾個國家的代表團背後，是一支可觀的中國藏學研究隊伍。據統計，目前中國已有各級藏學研究機構50 多個，專業的藏學研究人員達2,000 多人。他們出版了近千種藏文典籍，發表了數千篇藏學論文。藏學專著新書也層出不窮。電視專題和網站也熱熱鬧鬧地參與宣傳。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將會有更多的 " 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 揚帆出徵，去抵消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功。既無錢、也不能進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傳人 - - 達賴喇嘛 - -，除了道義和國際正義人士的支持之外一無所有。看起來，他們絕無力量與來勢洶洶的中國政府競爭。
田野調查 - - 無法抗拒的誘惑
   宣傳的拳頭打出去還不算，真正厲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夠把各國眾多的藏學家請進去，為 " 推動中國藏學研究" 增添光彩。今年7 月，170 多位中、外藏學專家與學者聚集北京，出席 "2001 年北京藏學討論會"。這些藏學專家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荷蘭、瑞士、澳大利亞、尼泊爾、巴基斯坦、日本、韓國、台灣和香港。此次國際性會議規模空前絕後，比過去在北京舉辦的前兩屆藏學研討會參會人數更多，涉及的學科範圍更廣。會後，部份客人被邀請去西藏，遍訪名勝古跡、城市鄉村。他們都留下了 " 深刻難忘的印象"。
   毫不奇怪，從專業需要出發，重視學術田野調查的西方學者，對中國政府以實地考察、免費觀光做誘餌的熱情邀請，幾乎是無法抗拒的。藏學在西方成為顯學，是與西方人探險入藏的600 多年漫長歷史連在一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難以形容的吸引力。
   按照西方人的觀點，不是西方首先發現東方，而是東方首先闖入西方。歐洲人忘不了1241 年聖誕節，剽悍的蒙古騎兵怎樣橫沖直撞地渡過多瑙河。被驚嚇的歐洲人從此不敢放心。他們一定要搞清楚﹕ 把他們嚇壞了的東方騎兵從何而來。於是各國使節、探險家不斷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今日西藏）因此被發現。
   幾百年來，除了1904 年英國軍隊進軍拉薩算是入侵，其他經過千難萬險才能進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 赫定，到西藏做什麼呢？他們大都去追溯河的源頭、探測湖的深淺、采摘花的標本 - - 力圖揭開高原大自然的神秘。
   到了20 世紀後期，西方藏學趨向成熟，卻是與達賴喇嘛的流亡有關。流亡政府帶走了一批珍貴的藏文文獻和檔案（使之免於文革浩劫）。
   不少流亡的藏族學者是滿腹經綸的 " 西藏通"。這些都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加之80 年代起，中共統治下的西藏開始對外開放，國際性的西藏熱和藏學熱由此興起。
   現在，中國政府給迷戀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誘人的機會 - - 前往西藏實地考察。許多社會、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學數據，田野調查是必需的。中國政府待客唯恐不周，那麼，西方藏學家該付出什麼作為報答呢？毫無疑問，他們首先必須開始 " 自律"﹕ 對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沉默，對拉薩監獄裡眾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視而不見，甚至有義務贊揚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來，藏學課題的選擇開始偏頗，學者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角度研究的較多，而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問題。
   當然，也有不怕在北京觸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湯姆．格林費爾德（Tom Grunfeld ）在藏學會議期間發言，重炮攻擊達賴喇嘛和藏獨，批判西方的 " 反華勢力"，一副對中共感恩、邀功唯恐不及的樣子。（筆者行文至此，有朋友傳來這位美國教授的朋友 - - 英國專家Jonathan Mirsky - - 寫的一篇文章。他指控新華社象毒販拼命傳播毒品一樣，故意歪曲湯姆先生的原意。在他們的誹謗官司沒有開打之前，筆者在此仍然采用新華社記者倪四義的報道。）
深層研究將是西藏文化的勝利
   北京專製者喧賓奪主的勝利看起來輝煌，實際上卻是暫時的、表面的、膚淺的。歷史將會顯示，在這場圍繞藏學的較量中，真正的勝利者是西藏文化。筆者之所以敢這樣斷言，首先是因為，藏學作為一門多學科綜合研究體系，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成為某個政權打擊、貶低對手的工具。和所有的科學一樣，藏學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學者們調查、思考、統計、論證，無一不是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懷疑、有辯難、有民主的討論。而深入的真實，肯定是對邪惡與虛偽不利。對真實的全面認知，終將導致人們求善。作為西藏文化的主要內容的藏傳佛教，它所強調的最大的善，就是利樂眾生，就是對人類的愛心和慈悲心。
   同時，藏學研究的深入化、具體化，必將引導世人更清楚地認識、理解西藏，引導年輕一代藏人更加認同自己的民族、回歸自己的文化。這樣看來，中共大興藏學的結果，反倒是幫了弱小無力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斷出現 " 歷史的反諷"。歷史總是出現與當事人的初衷事與願違的轉機。因此，那些悲觀地認為﹕ " 這場無形的戰爭勝負已定"、 " 達賴政府的影響力勢將越來越微弱" 的人，顯然缺乏歷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轉化規律，單純以眼前一時虛幻的勝敗論英雄。
   光是幫助發展經濟、製造表面繁榮，能使西藏人忘記他們民族的歷史屈辱嗎？這裡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認可、精心培養的小活佛噶瑪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質條件不可謂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統戰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響來取代達賴喇嘛，一旦他稍為成熟，深層接觸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選擇的，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達賴喇嘛。在前不久達賴喇嘛登基60 周年慶典上，他把中共指稱為 " 黑方魔力般的勢力"，辜負了中共辛苦培養一場。
   據王力雄先生在西藏的調查，在中共培養下，學歷越高的藏族知識精英，其 " 恩將仇報" 的藏獨意識越強烈。這是因為，知識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獨立人格，決定了他們他們對平等、自由有著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異族的壓迫和歧視，也更不能對專製者 " 妖魔化" 他們的歷史保持長久的沉默（筆者在海外結識的藏族朋友就是這樣一批人）。因此，筆者從我們漢人的自身利益出發，還是請中國政府不要太浪費納稅人的錢，去越俎代庖地大興藏學，還是讓西藏人自己去弘揚自己的文化，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去傳播他們的宗教。這樣，我們漢人才不會再多做花錢買仇恨的傻事。

（2001 年8 月於瑞典）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

西藏人權組織發布 2001 年的西藏人權報告
  1 月 7 日，西藏人權組織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的拉巴才仁會議室發布了共有144 頁的《 2001 年西藏人權報告》。《 2001 年西藏人權報告》指2001 年西藏的人權狀況沒有改善，當年仍至少有254 名西藏政治犯被中共關押在監牢中，另外還至少有兩座寺院被關閉，至少有1408 名西藏僧尼遭到驅逐。
   報告指出由於中共加強對西藏邊界和流動藏人的控制，過去一年約有 1745 名藏人流亡印度較去年減少一半，其中包括463 名是僧人、740 名是未滿 18 週歲的兒童和443 名婦女。
   報告還指出西藏民眾繼續因不愿詆毀達賴喇嘛而受到迫害。該份報告表示，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並沒有得到真正改善；在西藏仍然使用漢語教學，邊遠地區儿童得不到适當教育等。

恰扎仁寶切獲釋
   《西藏通訊》記者綜合報道﹕ 據可靠消息，六十二歲的恰珠仁寶切已從川東3 號監獄被釋放。盡管這位原扎什倫布寺院的主持兼尋訪十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委員會的負責人已走出監獄之們，但他仍然被軟禁在日喀則。目前，軟禁恰扎仁寶切的具體地點和他的健康狀況還不清楚。
   恰珠仁寶切是因犯有" 分裂國家" 和" 泄漏國家機密" 罪而判了六年的徒刑。據中共官方的原審判聲明，恰扎仁寶切的服刑期是從1995 年5 月算起。按理說，恰珠仁寶切應該在去年五月要獲得釋放。
   1995 年5 月14 日，達賴喇嘛宣布六歲的更敦卻杰尼瑪為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三天後，恰扎仁寶切失蹤。三個月後，中國外交部的一位發言人說，恰珠仁寶切被拘留，但是患病而住院。1997 年4 月21 日，中國新華社報道﹕ 日喀則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恰珠仁寶切六年徒刑。
   中共關押前，恰扎仁寶切是扎什倫布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委員、兼任" 西藏自治區" 副主席。
   1996 年5 月，恰扎仁寶切的所有官職被取消，因為他" 違背了基本原則和丟失了一個愛國者的政治準則"。恰扎仁寶切起初被監禁在阿壩朝曲( 黑水縣)，後來被轉移到川東3 號監獄。建在四川省境內的川東3 號是中共監禁敏感政治異議人士的監獄。據有關消息，恰扎仁寶切曾被關在稱為 “ 獄中之獄 ” 的絕密囚室裡。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及民主中心也表示，他們收到可靠消息來源，証實恰紮活佛獲釋的消息。該中心發言人丹增確吉說： “ 我們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也不知道他目前詳細的所在地點。我們隻知道他已經被釋放，但還是在家裡受到嚴密監視。 ”
   當時，僅僅由于希望班禪的轉世由達賴喇嘛確認而有幾十名僧俗被捕判刑。

美議員提案促承認西藏流亡政府
  美國之音消息，美國眾議院人權特別工作組的主席、共和黨議員伍爾夫發起，四十二名議員聯名推出一項決議提出，如果北京在三年之內不跟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西藏自治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就應認真考慮承認西藏流亡政府。
給北京政府三年時間
   由伍爾夫發起的第357 號決議提出，如果北京政府在三年內還不能就西藏政治自治問題同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達成協議，決議要求美國政府認真考慮給予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外交承認。
   聯名提出新決議的包括著名民主黨議員、現任民主黨眾議院督導員佩羅西。伍爾夫提出新決議後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采訪。
伍爾夫﹕ 西藏人民希望獨立
   伍爾夫說﹕ “ 幾年前，我訪問了西藏。自那時起，我更不懷疑西藏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而且這個民族對中國沒有任何威脅。我另一個感受是，西藏人民希望獨立，希望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從目前的情況看，除非國際社會開始作些什麼，否則北京當局將在不久的將來消除西藏文化。這就是我們提出新決議的原因。我一直認為，如果西藏獨立，對中國的經濟將是一件正面的發展。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決議有可能使北京重新考慮它的西藏政策。 ” 對新決議持懷疑態度的人說，美國政府不會冒跟北京斷交的危險，承認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伍爾夫的觀點是，即使美國承認達蘭薩拉，也不一定導致北京跟美國斷交。1989 年前，世界上沒有人認為蘇聯會放棄東歐國家，結果在幾年之間，東歐國家紛紛脫離蘇聯的控製。莫斯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應。東歐現在都成了自由國家。

達賴喇嘛因身體不適住院檢查
時輪金剛大法會宣佈延至年底
   綜合報導： 1 月 9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前往印度的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計劃從 1 月 21 日至 29 日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舉行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1 月 14 日達賴喇嘛徒步朝拜菩提迦耶附近的佛教聖地靈鷲山、那爛陀遺址等，由於過渡疲勞當時身體稍有不適。 1 月 15 日在印度比哈爾邦首府由藏、西醫醫生進行了檢查，當時醫生勸達賴喇嘛休養幾天，回到菩提迦耶後，從1 月21 日開始達賴喇嘛休息了三天，期間，時輪金剛灌頂法會的前行經典是由甘丹法台、強孜確杰仁波切、丹瑪洛确仁波切傳授。
   1 月 24 日，達賴喇嘛親自在菩提迦耶向前來參加法會的二十多萬佛教徒說﹕ “ 我的身體有所恢復，但還是有點疲勞的感覺。這樣舉行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比較困難，因為在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中有很多複雜的宗教儀式。所以，我決定將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延遲到今年冬天再舉行。 ”
   隨後巴特納一位主治醫師米斯拉說：「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到達時看來情況很好，甚至說他已經感覺好多了，但我們還是決定把他送到孟買住院。」根據醫生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建議，達賴喇嘛于1 月 27 日離開佛教聖地菩提迦耶前往印度孟買里拉瓦提醫院進行體撿。
   據法新社 1 月 28 日的消息，里拉瓦提醫院的醫生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精神狀況很好，他不久將會出院」。但為了慎重起見，達賴喇嘛在印度孟買前後經過一周的體撿和休息後于2 月 7 日離開孟買，于2 月10 日上午九時左右抵達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
   2 月11 日，達賴喇嘛辦公室發布公告指出：『達賴喇嘛在印度孟買里拉巴德醫院進行了六天的檢查和治療，現已完全康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表示，噶夏、議會、以及達賴喇嘛的專任醫師和西藏人民一致認為，因過於忙碌而病倒的嘛，應該「徹底休達賴喇息三個月」，因此建議他取消三、四月所有預定到歐洲和北美洲的訪問。
   2 月 23 日和27 日，達賴喇嘛停止靜休，分別主持了兩場宗教法事活動。

兩名西藏前西藏政治犯去世
  2002 年2 月2 日下午6 時半，原西藏女政治犯阿乃巴慶在印度的達蘭薩拉去世。
  阿乃巴慶于1933 年出生，為康區貢覺縣林木達部落酋長之女，1959 年，父親去世後她接任酋長職務並率五百多人的抵抗軍與中國軍隊作戰，是一個勇猛善戰的巾幗英雄。1961 年被俘後到1981 年為止被關押了整整二十年。獲釋

《 西 藏 通 訊》

《西藏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