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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訊 》
- 達賴喇嘛“六四〞十一周年聲明
- 由於供奉達賴喇嘛照一僧人死亡 25人被捕
- 三千藏人抗議拘押高僧﹕中共暴力鎮壓並處重刑
- 西藏政治犯談扎什監獄屠殺事件真相
- 噶瑪巴談其決定流亡的過程
- 阿嘉仁波齊的證詞
- 為了不讓西藏死掉﹕第三屆支持西藏組織國際大會小記（茉莉）
- 讓僧人接受現代科學知識
-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第三次代表大會
- 西藏代表出席台灣總統就職典禮
- 呂秀蓮會見慶賀團
- 再看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否認中共靈童的僧人遭被捕或趕出寺院
- 拉薩孩子入學難
- 中共間諜殺人滅口
- 西藏安多掘出1800年前吐蕃古墓
- 紀念達賴喇嘛抵達達蘭薩拉40周年
- 西藏婦女報告
- 六名西藏人在藏尼邊界被抓
- 在達然薩拉的西藏博物館
- 簡訊
達賴喇嘛“六四〞十一周年聲明
當各人權團體和個人，以及為在中國實現基本的自由與人權而堅持不懈地進行努力的中國人民，當他們為十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舉行抗議活動的學生遭到政府暴力鎮壓而舉行紀念活動之時，我對他們的努力表示支持，對當時失去生命者表示衷心的懷念和敬意。
我始終堅信﹕當中國擴大和加強與國際間的經貿合作的同時，其政治製度也必將根據中國人民的意願和經濟的發展而向寬容、透明的方向發展。
我寄言中國的兄弟姐妹們﹕永不放棄你們的希望與信心。
作為我個人，不僅沒有進行與中國分裂的活動，相反地正在為使西藏民族之不共特性能夠在寬容、妥協的中國這一框架中得到共存和發展而作出努力。我認為這是符合 1989年 6月 4日獻身的那些英勇的學生們之理想的。
二零零零年六月四日
由於供奉達賴喇嘛照一僧人死亡25人被捕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 2000年 6月 12日消息﹕據本中心工作人員采訪近期抵達印度的僧侶時得知﹕ 2000年 5月 1日，中共昌都地區宗教事務部門的大約 30名工作人員來到昌都亭都寺，在此期間造成寺院管家扎西熱旦的突然死亡和中共公安人員將 25名西藏人逮捕的事情。
據了解，這些中國工作人員到寺院後發現寺院供有達賴喇嘛的照片後，立即勒令將照片取下來，中共的命令遭到寺僧的拒絕，他們表示將會繼續供奉達賴喇嘛的照片，因此工作組召來公安，強製取下照片。並以張貼西藏獨立標語的嫌疑逮捕了五名僧人。為了恐嚇附近的群眾，逮捕了 20名西藏人，使當地處於緊張狀態。
隨後，中國工作人員和公安開始對每一個僧人進行審查，公安強迫寺院管家扎西熱旦交代是誰在大經堂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另外大經堂的三樓有一間專門為達賴喇嘛準備的寢室，寢室鑰匙在管家手中，因此，公安和部分中國干部帶著管家前往經堂三樓的寢室搜查，沒過多久，扎西熱旦突然從三樓掉下來，當集中在樓下的僧人想去急救時，扎西熱旦已經氣絕身亡。
5月 3日，公安人員召集眾僧人，宣稱扎西熱旦是從三樓跳樓自殺的，中國公安沒有動他一根指頭，隨後恐嚇說﹕如果以後誰還說扎西熱旦是被政府工作人員殺害的，就抓誰進監獄等。
管家扎西熱旦去世後的第二天（ 2000年 5月 2日）晚上，亭都寺內貼滿了西藏獨立的標語和傳單，經堂的牆上也有用墨汁寫著大大的“西藏是獨立的國家〞等字。隨後，佐貢縣公安局和地方派出所聯合進行調查，先後有五名僧人被捕後拘押於佐貢縣監獄，這五名被捕僧人是嘉央扎西（ 28歲）、丹巴（ 25歲）、慈成緊巴（ 29歲）、才仁曲丹（ 22歲）、益希尼瑪（ 25歲）。
扎西熱丹去世後，當地寺僧和百姓議論紛紛，一致認為是公安人員把他推下樓害死的。特別是寺院附近的群眾要求公安派出所對扎西熱丹的死做出說明並表示不滿後，中國政府從縣城派來大量的軍警對亭都鄉範圍進行嚴密控製，為了恐嚇附近的人民，中共軍警於 5月 3日逮捕了二十名寺院附近的西藏人，這些人目前關押在佐貢縣監獄中。
三千藏人抗議拘押高僧 中共暴力鎮壓並處重刑
【據西藏人權民主促進中心於 2000年 6月 6日發布的消息】據本中心可靠消息來源證實﹕並入中國四川的西藏康區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屬甘孜縣法院於 2000年 2月對五名藏人各判處五年徒刑，近期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56次會議結束後，上述被判刑的藏人在沒有其他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加刑至十年左右。
1999年 10月 24日，中國政府以秘密和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接觸為罪名逮捕了甘孜寺（有些稱是大金寺）格西索南朋措和他的助手索南秋佩和阿嘉才仁，三人被捕後的第六天（ 10月 31日）三千余名群眾和平集會示威，要求中國當局釋放被捕的六人，中國政府出動軍警，以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八十多名參加抗議示威的藏人被逮捕。對格西索南朋措和索南秋佩、阿嘉才仁仍然在沒有說明任何指控的情況下繼續拘押。
由於參見抗議示威而被捕的藏人中，據目前所知有熱果的曲麥才仁（ 46歲）、熱果的白瑪措（ 55歲）、薩德的降索（ 38歲）、西才的其麥堅參（ 33歲）、卡崗的索南益希（ 32歲）、果絡的阿奈喀勒（ 35歲）和他的一個女性朋友、布希倉•旺德（ 43歲）和他的一位兄弟等九人於 2000年 2月被所謂的甘孜縣人民法院各判處五年徒刑，並押到各村進行游街示眾，期間中國軍警還至少對其中的兩個人嚴重實施暴力毆打。
今年四月日內瓦人權會議結束以後，上述這些人的刑期突然改變，從原來的五年徒刑改判為十年徒刑。不久前得到的消息稱，他們已經從甘孜縣監獄轉移，至於被帶到什麼地方目前尚不清楚。
另據消息，在甘孜地區， 1999年陸續發生一系列抗議事件，僅僅在甘孜寺，中國政府於 1999年 6月和九月以在寺院內張貼西藏獨立標語，懸掛西藏獨立國旗為由，逮捕了寺僧勒珠（ 24歲）和扎西尼瑪（ 27歲）。截止接到消息時，上述兩人尚拘押在甘孜縣監獄中。
1999年 8月，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舉行少數民族運動會時，在甘孜地區也舉行了賽馬會。賽馬會開幕式上升中共國旗時要求所有觀眾起立，當時在場的十三名大金寺僧人拒絕起立，並在大會正式開始時離開了會場，引起中國當局的不滿，因此，當各村鎮和寺院出現大量要求西藏獨立的傳單標語時，中國軍警在沒有任何證據和法律文件的情況下闖進寺院進行搜查，當時一位僧人勇敢的站出來說那些都是他干的，跟寺院沒有關系。這位被捕的僧人目前仍在關押中。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認為﹕中國政府以暴力對待進行和平示威的西藏人，而且隨意毆打和非法拘押藏人，指控非法的罪名，繼續踐踏西藏人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在康區甘孜逮捕西藏人不僅沒有任何法律文件，隨心所欲，而且在提不出任何具體指控的情況下仍長期拘押這些藏人。這次對甘孜的九名西藏人非正常地隨意增加刑期，表明對西藏人言論自由的踐踏和高壓控製已較以往嚴厲。中國政府雖然改變了一些罪名，但在西藏的司法狀況沒有任何的改善。國際法禁止一罪兩罰，中國政府對九名西藏人無理加刑是違反國際法的。
另據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去年被抓的索南澎措目前仍拘押在達澤多（康定）的監獄中，而他的兩個助手索南秋佩和阿嘉才仁現已獲釋。
西藏政治犯談扎什監獄屠殺事件真相
在聯合國人權會議有關如何防止針對婦女的迫害之會議上，與會者強烈譴責了中國政府壓製西藏婦女的自由權利，特別是 1998年 5月初在扎什監獄血腥鎮壓西藏愛國囚徒展開的非暴力抗議活動，造成包括五名尼姑在內的十多名藏人身亡。
但是中國代表卻在會議上散發文件，矢口否認曾經在扎什監獄發生過屠殺抗議藏人囚徒的事情，宣稱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自監獄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犯人抗議的情況等。然而在隨後召開的防止暴力虐待的會議上，當與會者再次提出上述指責時，已經無法否認的中國代表只好承認發生過抗議等行為，但同時又宣稱 5月初在扎什監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期間，在升國旗時，一些犯罪分子明目張膽地高喊分離主義口號，甚至圍攻監獄管理人員等等。在抵賴不成時，又試圖把事件的責任推卸到愛國囚徒身上。就此，不久前剛獲釋，目前流亡國外的前西藏政治犯、 98年扎什監獄愛國運動的直接參預者與見證者尼姑秋央更桑和羅桑秋增、秋央堅參、巴桑拉毛向記者介紹了當時的事件經過和真相，現將她們介紹的真相摘譯如下﹕
5月 1日是國際勞動節， 5月 4日是中國的青年節。 5月 1日雖然是法定節日，但刑事犯和五中隊政治犯和三中隊的新政治犯被集中到體育場參加中國國旗升旗儀式，參加儀式的除了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勞改管理局的頭領和扎什監獄的獄卒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那天還特別有部分新聞記者參加。當揍國歌升國旗儀式舉行到一半時，一位在中共監獄裡承受十三年徒刑的刑事犯噶瑪達瓦和他的一個伙伴突然高喊“西藏是獨立國家！不許在我們西藏的領土上升中國紅旗！達賴喇嘛萬歲！〞等口號，同時將一些寫著“西藏是獨立的國家〞等內容的傳單向空中拋撒，並試圖降下中國國旗。其他犯人這時也齊聲發出支持他倆的喊聲，中國軍警當即反應過來，立即撲上來圍著噶瑪達瓦用槍托亂打，其他軍警則毆打其余犯人，並逐次把他們驅回監牢或關進小號。從而壓製了藏人的愛國運動。
事情傳遍監獄後，那天未被帶到大會的三中隊和五中隊的老政治犯們為了表達對中共的抗議和對藏人反抗活動同心協力而決定展開絕世活動，絕世活動進行了六天，結果有一人吐血失去智覺的情況下，監獄當局使盡各種伎倆最後才使藏人停止絕食。
五月四日，全體刑事犯和三分隊及五分隊的新政治犯又被押出，是兩個軍警架著一個犯人，連打帶拖地趕到體育場，試圖再次迫使他們唱中國國歌，升中國國旗，但是犯人們毫不畏懼地進行反抗，以不怕犧牲的英勇愛國精神高唱西藏國歌，齊聲高呼“西藏獨立萬歲！達賴喇嘛萬歲！你們沒有在我們西藏的國土上升中國國旗的權利！等口號，當即遭到中國軍警的鎮壓，不久乘車趕來的中國軍警直接向人群中開槍，並用各種凶器殘酷毆打和平抗議的藏人，整個體育場鮮血淋淋，頓時變成了閻羅王的屠宰場，在場的犯人全部被擊傷，這時在三分隊和五分隊監牢中的老政治犯們也在監獄裡高喊口號，並在從門口和窗口大叫“殺人了〞，對遇難同胞表現了支持和同情。
總之，在前後兩次的暴虐與屠殺中，先後有出生在澎波樂雪的噶登寺僧阿旺旦瓊，出生那曲的康瑪寺僧羅桑瓊培、出生澎波樂雪的甘旦寺僧克珠、出生澎波覺布的奪底寺尼姑羅桑旺姆、出生澎波林周縣的澎波夏本巴尼姑次成桑莫，出生聶木柏鄉的聶木吉瓦寺尼姑扎西拉姆和尼姑耿卓雲丹、聶木朱瓦佛塔的尼姑珠久琶姆等人為了西藏的獨立事業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這種犧牲精神都將銘刻在我們的心中。
除了上述失去生命者，歐旺桑熱等六位愛國囚徒在中共的暴虐毒打下導致半身不遂，終身殘廢，尼姑歐旺桑忠等十一人被加刑四至五年，更多的犯人則被關進方形小牢房裡，承受了為期三至六個月的折磨。幾乎所有參與喊叫的犯人都遭到殘酷的毒打，有些人被打的小便失禁，親身嘗受了半死不活的滋味。
同時那些為國殉難之英雄們的親屬也受到牽連，甚至因此被關進監獄。中國政府還強迫殉難者的家屬們，承認他們的親人是因為沒能接受教育而自殺身亡。為了掩蓋罪行，中國政府強迫殉難者家屬簽名接受中國當局的解釋。為了毀滅罪證，中國當局拒絕將殉難者的遺體交還給家屬，對前來領遺體的家屬，殘暴無恥的中國當局從每人手中索取 1000元人民幣，然後僅僅讓他們瞻仰一下遺體面容，隨後即將尸體火化，他們顯然期望把遺體燒得乾乾淨淨，並以此來毀滅證據。
從那以後，中國當局加緊對囚徒的迫害，伙食和衣物等都比以前減少了許多，在政治犯中到處安置配合當局以求圖利的耳目犯人，加重每天的勞動量，延長勞動時間等等，試圖以此把犯人們折磨成為“聽話〞的人，但在獄中的愛國藏人拒絕屈服，他們依然在不屈不撓地進行著斗爭。
最後她們表示﹕西藏境內以政治犯為代表的西藏人民一如既往地在各條戰線上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進行著艱苦的努力，同時，日感不安的中國政府黔驢技窮地日益暴露出其猙獰的面目，在這樣的情況下，西藏人日益處在無法度日的狀況下，因此，我們一定要以比以往更加團結的力量，為盡快實現我們共同的願望而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竭盡全力，為使西藏人民盡快得到政教自由而努力。這就是我們的心願。
噶瑪巴談其決定流亡的過程
五月四日，法國一位信徒（後來據說是記者）拜見噶瑪巴，並與噶瑪巴進行交談時，噶瑪巴談及他如何決定流亡印度的過程。噶瑪巴表示﹕中國和西藏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中共政府是一個壓迫西藏的政權，西藏處於鄰國的暴力壓迫下。
他還表示﹕中共一直對我說好聽的話，但我覺得他們是想等待利用我的機會，如果我留在西藏，他們的目的就實現了，他們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我對抗神聖的達賴喇嘛和爭取西藏自由的斗爭。他還表示他注意到西藏藏人沒有言論自由，以及對僧尼的區別對待和對寺院的破壞等。他否認逃亡印度是對中國的敵視行為，而是為了遵循達賴喇嘛的教誨和尋求人類自由與和平。
五月七日，他在同樣接受法國一位（後來據說是記者）以信徒身份前來拜見時談到﹕達賴喇嘛是超越教派的西藏各教派之共同的領袖，我作出流亡的決定，是在中國政府要求我在集會中譴責達賴喇嘛之時，就決定流亡國外。
《西藏事務報》 4月 19日報導﹕在噶瑪巴逃亡印度之前，格魯派塔爾寺主持阿嘉活佛也於 1998年底流亡美國， 2000年 3月 16日，阿嘉仁波齊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的國際宗教自由協會組織的有關中國宗教自由研討會發表了長篇講話，以下是講話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樂意根據你們的要求談中國內部的信仰自由問題，這也是我離開西藏以來第一次談有關西藏的問題。
我叫阿嘉洛桑旦增久麥嘉措，我不僅是安多塔爾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國政協委員、青海省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協會主席、中國青年協會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協會主席等。我出生在一個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認定為安多塔爾寺第二十世堪布的轉世，接著就帶到寺院開始為成為西藏佛教領袖而接受教育，但在我八歲時，惡運開始降臨。
1949年，中國政府宣稱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開始所謂解放西藏的運動。從此到1958年為止還算和平，但從1958年民主改革以來形勢就發生了變化，所有的寺院都被關閉，寺院的有形物體全部遭到劫掠或破壞，高級喇嘛和官員被逮捕關押；強製僧人結婚和參加勞動；對百姓進行殘酷的軍事鎮壓，塔爾寺所在的所謂青海省的無數無辜農牧民和婦幼被集體屠殺；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槍桿子的威逼下被迫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家鄉，被趕到幾百公裡外荒蕪人煙的地區，因此餓死了很多人。由於中國政府的行為而直接造成千萬名西藏人喪生，其中包括我的父親和其他家中親人。次年所謂的和平解放推行到西藏中央，結果迫使我們偉大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爾寺所有僧人開大會，在大會上中共工作人員和解放軍用槍和繩子恐嚇僧人，吆喝著恐嚇所聚集的人民，並當場有五百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經師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們的房子被改為一號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應該屬於西藏的佛教徒，但全部被中共沒收了。我也被趕出寺院的僧舍，當時我只有八歲，就開始了“自食其力〞。幸運的是我們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為弟子。由於我是這個寺院最年輕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為最年輕的改造對象。我被強製送到當地的中國人學校，原來神聖的僧服這時也變成違背戒律的服裝，僧服被剪裁後成為縫製學校製服的布料。由於突然以殘暴的手段趕出寺院，使我驚恐萬分。
在為期幾年的恐怖鎮壓期間，僅僅安多的青海省據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被摧毀，到處都是饑餓、災荒和死亡。六十年代初期有幾年鎮壓的殘酷稍微減弱，我也被允許繼續研習佛學。到1966年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和西藏全面推行，對西藏的文化也進行了最徹底的摧毀，所剩不多的寺院這時也幾乎全部遭到摧毀，經典被焚燒，佛像被摧毀，僧人則被強製還俗結婚，使他們違背出家的誓言和律儀。那時我十四歲，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三十歲為止，我被強製在塔爾寺附近條件極差的農村進行勞動，讓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願意干的事情，說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幸好從八十年代開始形勢得到改善，雖然在實質上並沒有絲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對西藏人民的殘酷迫害已有所減弱，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來第一次允許訪問西藏，班禪仁波齊和很多西藏犯人獲得釋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許重新開放，重新允許部分僧人研習佛學，我們塔爾寺的恢複也得到了當局一定數量的撥款。
我們國內外的西藏人民雖然期望照這個方向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雖然中國政府繼續對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習進行控製或操縱是極為明顯的，但對上述的變化我還是感恩的。
近幾年，中國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區所實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產生我們的國家是否又要面臨“文化大革命〞的恐懼，如從 1998年開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們的寺院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這個運動包括那些進駐我們寺院的中國工作人員，他們強迫僧人們學習政治，比這個更加嚴重的是強製僧人們指責達賴喇嘛，甚至讓我擔任攻擊達賴喇嘛的領導，使我極為為難，因為根據佛教教義，攻擊宗教領袖是莫大的罪過，如果勉強遵行中共的指示或政策，則我不可能成為我們寺院中的眾僧之公正領導，如果為了保護寺院而對中共的命令言聽計從，則又違背了建寺原則和信仰。
我想在這裡指出中國有關宗教自由政策中極為重要的有關問題，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有自由選擇宗教的權利，在中國憲法（法律）的其它條款中，對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都有規定，但沒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條款。由於沒有法律，政策製定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獨裁，當宗教自由遭到踐踏時沒有任何向上訴訟的途徑。就仿佛狐狸守衛雞窩，政策的製定者僅僅不過是為了表示一下他們維護宗教自由而已。雖然有時候允許進行一些宗教活動，但又有些時候卻不允許進行這些宗教活動，甚至可以成為可以由法律製裁的行為。這種不穩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根據憲法精神，盡快製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就我個人而言，從1989年班禪喇嘛圓寂和尋訪靈童開始就趨於緊張，由於班禪喇嘛是西藏除達賴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尋訪他的轉世靈童，期望班禪轉世也和前世班禪喇嘛一樣，可以維護我們的宗教遺產，並對中國政府直言不諱地反應情況。本人也是中國
政府組織的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的成員，歷史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相互確認靈童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傳統，前世班禪的經師嘉雅仁波切表示願意協助尋訪靈童的同時，要求有關尋訪靈童事宜，尋訪小組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與達賴喇嘛進行商榷。中國政府宣稱同意他的要求並正式成立了靈童尋訪小組，但幾年過去了，當局並沒有采取任何的行動，尋訪小組並不是一個宗教小組，而是一個政治小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根據中國政府的安排進行。
嘉亞任波切去世後，扎西倫布寺的恰扎堪布被任命為靈童尋訪小組的領導。1995年，靈童尋訪小組的成員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當局讓尋訪小組的成員討論恰扎仁波齊背叛祖國，將班禪靈童尋訪情況通報達賴喇嘛的罪名進行討論，雖然我們非常清楚尋訪事宜向達賴喇嘛通報一事是經過中國政府同意的，但我們還是被迫譴責恰扎仁波切，並表示支持當局逮捕恰扎仁波齊。除此之外，還命令我們譴責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轉世，並另立一位新的靈童等，由此我無法再保持沉默，因此當場對此表示反對，並發布了要求釋放恰扎熱仁波切，承認達賴喇嘛確認的轉世靈童的呼吁聲明，當局因此對我進行威脅，並警告我要效忠於中國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我所在的寺院。
此後，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尋訪小組成員接到前往拉薩，參加由中國當局決定的金瓶掣簽活動的命令。我由於對在中國政府的監督促使下產生靈童的儀式沒有信心，因此我不想到拉薩去，因為參加儀式的所有人都知道中國高層早已經確定堅參羅布為班禪靈童，當時我雖然因病在醫院，但還是被強製出院並在我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帶到拉薩，隨後，我要求退出尋訪小組，也不被批準。
如果我繼續留在西藏，在強權下，我必須的指責和攻擊達賴喇嘛和我的宗教。而為中國當局效勞，則是在為一個違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願的政府效力；而我作為塔爾寺的堪布，中國當局必定會強迫我協助他們，從而使西藏人民承認他們確定的班禪，上述行為由於完全違背我最深層之信仰，因此，在這緊要關頭，我意識到只能離開自己的國家，最後，我決定遵循我的經師的教誨———他曾教導我在五十歲時要放棄政治活動，一心修習佛法。而實現這一教誨的唯一途徑就是擺脫一直陷於中國統治下的人生之途而流亡國外。
總而言之，我小時候經師和眾僧友被捕，我們的寺院被關閉，我開始了孤獨的生活。青年時代，被強迫勞動而未能實踐僧人的生活；成人後，由於能力和運氣，在中國政府中得到一些官職，從此開始完全在強製暴力下從事或發表與自己的觀點信仰嚴重沖突的工作或言論。有一段時期，我那樣做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和為人民服務而已。但是，人民在實質上並沒有實踐宗教信仰和繼承傳統的自由，他們遭受著迫害和痛苦。由於這些原因，我無法繼續留在西藏而只好逃出來。
眾所周知的，最近西藏所發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三月二日的報道僅僅是一個證明，我重視在美國發表言論後可能產生的效果，但是在我的國家內的僧侶和朋友們並沒有象美國這樣的權利和自由。
我希望中國政府給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願能夠就達賴喇嘛為中藏人民雙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國度，以及為我國的宗教自由而盡微薄之力。
今天的作證演講是我離開西藏以來的第一次聲明。我所以接受這次的邀請，是因為目前已到了講出自己的真實的人生，以及開始住在美國而盡己所能地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的人民效勞的時候。
最後，謝謝大家！！
那裡正是柏林牆倒塌的地方。 5月 12日，在昔日東德的國會大廈裡，代表我們「漢藏協會」組織發言的廖天琪女士，以她優雅的風度、標準的英語，向來自全球 52個國家的三百多位支持西藏組織代表宣稱﹕我們要向藏族朋友伸出友誼之手，要「打破漢藏兩族之間的柏林牆」。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由海外中國人和西藏流亡藏人聯合組成的組織，參加「支持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向世界表達我們對西藏人權狀況的關注和支持達賴喇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堅定態度。
五大洲民間代表的誓言
幾年前，一個中國人訪問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時，達賴喇嘛對他說﹕「我給您講一個寓言。佛祖釋迦牟尼誕生後，有一個婆羅門會看相，他看出釋迦牟尼未來會成為拯救人類的導師，但他自己卻哭了，他說﹕佛祖會完成他的偉大事業，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那麼您看，西藏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在未來民主中國出現時候之前一刻，西藏卻死掉了？」
為了不讓西藏就這樣在強行漢化中死掉，為了給他的那些殷殷盼望的子民一線希望之光，年事已高的達賴喇嘛不顧疲勞游說各國。剛在柏林大會上和他握過手，回到瑞典又接受他對「中國兄弟姐妹們」的合十祝福，我在心裡為老人這樣辛苦奔波而難過。
各國政府頂著中共的抗議歡迎他的到來，堅韌不拔的他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他不追求獨立而是尋求真正自治的理念，一再表示希望和中國政府友好接觸。
然而那個傲慢冷酷的中國政府根本不認為有理睬的必要，他們在等待這樣一位仁慈老人的死亡。這樣，西藏問題對於他們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新一代西藏人因此懷疑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他們認為羊和狼在一起一定是被吃掉的命運，因此主張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拯救西藏。
這即是我們參加的「第三屆支持西藏組織國際大會」召開的背景。
來自五大洲的幾百個民間支持西藏組織代表，在經過幾天的熱烈討論後，一致做出決議，表示極力支持達賴喇嘛的和平建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地和達賴喇嘛對話。鑒於中國政府的這種長期拖延和拒斥的態度，大會代表也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因此集體表示贊同一個歐洲議會議員的提案，其大意如下﹕
「如果在未來的三年內，不能促成與中國政府的談判，有關西藏真正自治的呼吁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那麼大會代表將采取積極行動，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它的獨立地位。」
為西藏動了真感情的各國民間代表，誓言采取各種方式去推動西藏問題的解決，如回去游說自己的政府、盡早促使下一屆聯合國人權會議提出譴責中國的提案、組織各種游行示威活動、……。所有的這一切，大家全都是在盡心盡力地義務奉獻。因為在他們心裡，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對喜馬拉雅那片高原雪域和那裡的人民，他們有著強烈的同情和愛。
愛國者是關心他民族尊嚴的人
作為中國人，我們能為此做些什麼呢？作為漢藏協會成員參加這次會議，我個人的心情複雜難言。在歐洲介入國際人權活動多年，我深知各國民間人權人士為西藏爭取自由的無私和真誠，也知道西藏問題如果不這樣國際化，如果沒有這麼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那個有著古老絢麗文明的民族，也許就會在漢化洪流中被淹沒，消失於無形。
然而，我也深知，缺乏自省精神的中國同胞，只知聲討昔日欺負中國的殖民者、侵略者，卻很難設身處地為被本民族欺負了的他民族著想。西藏問題的國際化，本來是流亡藏人走投無路求告各國的不得已之舉，卻被霸道的大漢族主義者「妖魔化」，被視為西方陣營遏製中國的「反華」行為。
懷著對一個弱小民族被欺負的愧疚，懷著西藏文明將會在漢化中消失的憂慮，那個達賴喇嘛與之談起佛祖寓言的中國人薛偉，後來與著名的西藏支持者曹長青等人一道發起成立了「美國漢藏協會」。我們歐洲的幾位同仁﹕仲維光、還學文、廖天琪與筆者本人，也發起成立了「歐洲漢藏協會」。我們的宗旨很明確，即﹕「在人權和自由原則下促進漢族和藏族之間的了解，希望能達到互相之間的寬容和互敬。」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促進海內外學生、學者和華僑，超越過去在中國接受的片面宣傳，重新認識和理解西藏問題，並為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盡一份力。
用我個人的話來解釋漢藏協會的宗旨即是﹕不涉統獨，只問人權，進行溝通和交流。毫無疑問，我們的這些比較理性中庸的主張，在某些狹隘自私的「愛國者」那裡仍然是「漢奸」行徑，而在激烈主張西藏獨立的人們那裡，我們又未必很受歡迎。但不管面對怎樣的褒貶，我們堅信﹕愛國者是關心他民族尊嚴的人，為此，我們甘做一座通向漢藏友好共存的橋。
微弱的希望仍然是希望
《天葬》的作者王力雄曾經斷言西藏問題的「無解」。面對一個連本民族人權都肆意踐踏的專製政權，我們確實不敢存有太大的指望。但是，為了歷史不像東帝汶和車臣那樣血流成河地重演，理想主義者們的任務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沒有希望的地方創造希望。即使一個及其微弱的希望仍然是希望。
在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時刻，由於寬容、民主和人權這些理念精神的傳播，由於人民之間逐步增加的了解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加上國際社會持久不懈地人道干預，西藏的未來也許不會如預料的那麼悲觀。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少有人相信柏林牆會有被坼毀的一天。這次和各國支持西藏組織的代表齊聚柏林，我們相信中藏之間的柏林牆也終將被打破。
偶然讀到我的這篇小文的讀者，如果你也同情他人，如果你也贊同我們的理念，請表示你的看法。為了不讓西藏死掉，讓我們在最能被人聽到的地方，發出被官方長期蒙蔽與扼製的聲音，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影響現實的進程。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2000年 5月柏林歸來
讓僧人接受現代科學知識
2000年 2 月 15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文獻圖書館的安排下，為印度南方各大寺院選送的 46名僧侶傳授現代科學原理。
在為期三個星期的培訓階段，三個禮拜的時間內，專門聘請的兩位美國科學家，系統地向他們講授了現代物理學和機械學方面的原理，參加學習的學僧都表示收益非淺。
據文獻圖書館館長阿卻仁波切解釋﹕這次的學習是根據他剛剛上任時達賴喇嘛“把現代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翻成藏文以及給寺院裡的僧尼傳授現代科學知識是你們圖書館的職責〞的指示精神組織的。
他解釋說，這次的學習經費曾經向聯合國有關組織申請貸款，但由於世界銀行支持中國在西藏安多都蘭地區移民伍萬中國人的計劃引起藏人和部分支持西藏組織的抗議，世界銀行中的中共代表對此表示不滿，因此借款一事遇到困難。之後，世界銀行雖答應借款，但又必須要領取印度政府的許可文件，而印度政府正面臨著總統選舉日，因此， 1999年沒能拿到許可文件。
最後根據達賴喇嘛的 2000年這個項目必須開始，而且項目經費由他本人支出的指示，我們正式推行了這一計劃，原計劃首先收 100名學僧，但聘請的兩位老師認為人數太多，因此不到此數。學僧來源是向南方各大寺院和各教派分配名額，由他們選送。他還表示﹕第一次參加學習的學員雖然數量不多，但他們都要求文獻圖書館或有關部門每年都組織這樣的學習項目，然而要組織這樣一次活動，經費預計要一百萬盧比，因此雖然有困難，但我們還是會盡力設法解決。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第三次代表大會
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組織的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第三次大會於 5月 11至 14日在德國首府柏林召開。參加本大會的有 52個國家的聲援西藏組織的 282位代表。他們代表分布世界各地的三百七十多個支持西藏的民間組織，另外，這次會議還有漢藏協會成員和民運組織成員參加，他們代表了中國人當中希求合理解決西藏問題，促進藏漢和諧的民運組織和個人。前聯合國難民總署主管和歐盟議會議員、奧地利議會議員等許多人士出席會議並發表了講話。
15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出席了閉幕儀式，並發表了講話。
會議通過了柏林宣言，其中談到，有 52個國家的支持西藏組織之代表出席的第三次大會，決心為恢複西藏人民的合法權益以及為了支持他們的正義斗爭而展開更加強而有效的活動。宣言指出﹕我們支持西藏人民為維護基本人權和自決的權利而進行的正義斗爭，認為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唯一合法的代表，我們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嚴重無視和踐踏西藏人民的政治、宗教、文化、社會經濟權利的行為，對達賴喇嘛領導下，西藏人民堅持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自由的行為表示贊賞。中國政府方面對於達賴喇嘛為了合理解決西藏問題而表裡一致地進行的努力，沒有給予任何積極的回應，並不斷提出前提條件，表明中國政府方面並沒有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和勇氣；因此，會議堅決支持歐洲代表有關如果在三年內中國政府方面仍沒有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進行具實質意義的會談，則應該檢討西藏政府現行的中國政策，並為西藏的獨立而展開活動的提案。並為西藏的獨立或自決而推展具成效的行動。
在有關具體實施方面，會議通過了各國支持西藏的組織協調一致，爭取在聯合國第 57次人權大會上通過對中國的譴責案，以及加強在南美洲和非洲的支持西藏的組織，爭取在南美洲建立區域性的支持西藏組織和設立西藏政府辦事機構。爭取在更多的國家通過美國、歐盟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議會已經通過的承認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唯一合法的代表和政府的決議。加強亞洲、中東、和獨聯體各國支持西藏組織。為了統一協調全球的支持西藏組織，成立一個協調委員會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在談到這次的大會時指出﹕西藏問題能否持續在國際上得到討論和關注，與支持西藏組織的活動有著特別重要的聯系，他並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世界銀行貸款向西藏安多都蘭地區移民的事來說明其重要性。據了解，世界銀行貸款給中國政府資助其移民西藏安多的計劃目前尚未或通過。
西藏代表出席台灣總統就職典禮
台灣與西藏的關系從台灣總統李登輝總統主政以來，特別是從一九九七年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訪問台灣以來一直處於不斷改善和發展之中，西藏佛教在台灣卻贏得千萬人的信仰，雙方開始走出以往由於所謂蒙藏委員會在西藏流亡社會製造分裂和破壞活動所造成的陰影，以務實的態度正視雙方的利益，校政不必要的政策偏離，效果顯著，這次的台灣新總統陳水扁在就職典禮應邀參加的貴賓有五百余人，在來賓中包括台灣有外交關系或特殊關系的 29個國家的代表參加。西藏流亡政府也第一次派出了以內閣首席部長和議會議長等組成的代表團，以平等、正式的身份參加了台灣的政府典禮，本報特摘錄了兩篇有關的報道。
首席噶倫談台灣之行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在接受西藏政府所屬周報《自由西藏》記者采訪時談到這次的台灣之行，他表示﹕這次的台灣新總統就職典禮，原來邀請的是達賴喇嘛，對方也表示，如因故達賴喇嘛不能前來，則請派遣一個代表團，由於達賴喇嘛的行程已經確定，難於改變，因此由首席噶倫他和議會議長以及內閣辦公室政治秘書長丹巴桑喀三人組團前往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典禮，在台期間，分別與總統、副總統、前總統、民進黨主席、國民黨秘書長、行政院長、議會議長等進行了會晤。他表示這次前往台灣，是作為獨立國家的代表出席總統就職典禮。
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李登輝總統是西藏人民的老朋友，他高度評價達賴喇嘛，關心西藏事務，我們希望在他未卸任以前見到他，因此於 5月 18日得於會見，李登輝在會見中表示，未來，如果需要我為西藏人民說話或辦事，西藏辦事處在這裡，可以告訴我，我原意提供幫助，也有這個準備。和新總統見過幾次面，也詳細談了西藏問題。首席部長表示，他和李登輝談了怎樣加強台藏關系，以及雙方的共同利益在那些方面等。在與行政院長和議長等會面時，沒有談許多政治問題，主要是介紹西藏，以及說明有許多藏人非法來到台灣，雖是非法，但既然已經來了，希望台灣政府為他們的留居提供方便等。他也表示台灣議員李先生以前曾來過達然薩拉，這次他在一次招待宴會上，送給西藏政府三百萬台幣的支票。
他還否認與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會面，說雖然這次的委員長是新政府的人，可能不同於以往，他也通過各種途徑想與我們見面，但由於議會決議限製，我們沒有見他。首席噶倫表示，台灣政府和人民對西藏極為友好，媒體對我們也甚為關注，各國代表團也很注意我們。
呂秀蓮會見慶賀團
中央社台北二十三日電﹕ 副總統呂秀蓮今天下午繼續分批接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歷任會長、澳台經貿協會會長及達賴喇嘛代表慶賀團。
她在接見達賴喇嘛代表慶賀團時表示，一九九七年達賴喇嘛訪問台灣，第一次法會在桃園舉行，剛好在她就任縣長的前一天，也是在震駭人心的劉邦友血案發生後不久，而達賴喇嘛的法會，使慈光普照桃園，對桃園人心的安定很有助益。
呂秀蓮指出，自從達賴喇嘛在桃園的法會後，她在三年內歷經三次選舉都當選，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子。不過，隨著每次的當選，都深覺責任加重，至今進入總統府四天，已感受到任重而道遠。
她說，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相當艱辛，但想到西藏朋友至今仍流亡海外，我們的辛苦就不足掛齒，相信新政府及國際友人對西藏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都會給予相當的支持。
呂秀蓮也告訴訪賓，新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徐正光是一位民族學的專家，未來他對西藏問題的看法，不會只是以政府的角度來看，也會以一位民族學者的角度來切入，因此新政府對西藏問題一定會提出更好的政策。
訪賓對新政府西藏問題的政策，也抱著高度的期盼，他們認為，自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在台成立後，雙方的交流有突破性的發展，希望基金會在新政府成立後，能繼續運作順暢，同時也期望新任的徐正光能先深入了解西藏的問題，進而製訂出更符合現況需要的政策。
再看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
否認中共靈童的僧人遭被捕或趕出寺院
綜合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 6 月 2 提供的消息﹕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確認位於林周縣境內的熱振寺熱振活佛之轉世靈童後，中共又任命另一個兒童為熱振轉世，由於熱振寺僧人拒絕承認中共任命的所謂靈童，已有八名僧人被中共當局逮捕。同時，熱振寺受到中共的嚴密控製。受中共嚴密控製的所謂拉薩市靈童尋訪小組根據中共的旨意，宣布 2000 年 1 月 16 日出生的西藏康區嘉黎縣的兒童索南澎措為第六世熱振活佛的轉世靈童。
中共的這種違背宗教慣例，一意孤行地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指定熱振轉世的行為，遭到信教僧俗的不滿，特別是熱振寺僧對此表現了極大的不滿和反對，他們拒絕承認這個所謂的轉世。中共安全部門因此於 2000 年 5 月 17 日逮捕了八名寺僧，目前有關這些人的下落和被捕後的情況等仍無明確的信息。中共新聞媒體和往常一樣對此保持緘默。隨後，中共加強了對熱振寺的控製，禁止僧人集會，大量中共軍警在拉薩通往熱振寺的達孜橋上對行人進行搜查。
熱振活佛是西藏的大活佛之一，熱振五世曾擔任西藏政府攝政，熱振六世旦增久麥於 97 年 12 月 13 日在拉薩圓寂。歷史上熱振寺也是西藏北部的一座大寺， 1997 年，中共軍警和干部組成的工作隊多次到該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鼓動僧人攻擊達賴喇嘛，由於遭到寺僧的抵製，當年有十七名寺僧被趕出寺院。次年（ 98 年）又有三十二名寺僧由於同樣原因被趕出寺院。目前該寺尚余 130 位僧人。
拉薩孩子入學難
據最近抵達印度的拉薩人才仁曲仲指證﹕如今拉薩市的各小學學費猛漲，很多西藏兒童面臨失學。她說一個孩子一年要交一千六百元人民幣，平均每月要交三百元人民幣，加上書本、校服等都要自己購買，如此的支出除了發財的商人或有額外收入的中共官員，對於一般百姓而言，無疑是個難於負擔的數字，因此，已經迫使很多家長由於無力支付這筆龐大的開銷而讓孩子退學，她說，拉薩貧富懸殊的情況從孩子上學情況就可以判斷出來。
據了解，在西藏，有很多父母希望把孩子送到印度去接受教育，因為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學校內，不僅基本實行免費教育，而且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也是西藏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相結合，培養出來的學生即使僅僅中學畢業後，也已擁有相當的英語與藏語基礎，更主要的是由於資訊和信息以及寬松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普遍視野開闊，同時，流亡政府的學校管理嚴格，學生自我生存能力和融入社會的能力都較強，而且不會在學校中學會喝酒、抽煙等不良習慣。
如果把孩子送到中共的學校，不僅學費高昂難於承擔，而且教學內容有大量意識形態和政治課程，除了使孩子遠離宗教而外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其他所學也以文科為主，幾乎沒有任何與就業相對應的專門課程，視野狹小，所學課程大多是非實用的，而且用非母語的中文，不教藏文或僅僅作為副課，其結果往往是藏文中文都不會，無法成為強項，即使中文學的不錯，由於進入中共行政機構幾乎是唯一的出路，就業範圍過於狹小，無法與中國人競爭。
然而，由於中共禁止西藏孩子到國外就讀，有些干部即使把小孩偷送國外，也被強製勒令領回來，否則以開除公職等相威脅，使很多藏人為孩子就學問題憂慮萬分。
中共間諜殺人滅口
殺人滅口
4 月 25 日下午，居住在尼泊爾佛塔附近的藏人嘎瑪與他的妻子白瑪之間發生矛盾。當噶瑪毆打妻子時，其妻便說﹕“你是中共的間諜，我要向西藏流亡政府揭發你的罪行〞，嘎瑪一聽此言，頓生殺人滅口之歹念，他一邊毆打妻子，一邊把煤油潑灑在自己妻子身上並毫無人性地點燃了火，由於妻子的反抗，撕扯中他也引火燒身，更可悲的是當時在他倆身邊的小女兒一邊哭泣，一邊拉著父母乞求他們別這樣，結果女兒也被這個中共特務點起的大火所吞噬，當周圍的鄰居趕來撲滅烈火並把他們三人送到醫院進行搶救時已經為時已晚，白瑪和其女兒由於嚴重燒傷，雖經搶救卻回天無力，不幸相繼去世。
噶瑪的簡歷
噶瑪為何一聽妻子揭出中共特務的真面目就喪心病狂呢？ 1960 年噶爾瑪出生在日喀則昂仁縣，年輕時他學會了開車的技術，後來他就一直在西藏樟木和尼泊爾之間運送貨物或過往藏人，在此期間，他被中國安全部們發展成為走狗，由此他不僅自己擁有了一部車，而且還在尼泊爾大佛塔附近和另一位中共走狗一同聯營餐廳。平時，他把從西藏內逃來的流亡的藏人出賣給尼泊爾警察，反過來又把沒有法律手續而準備潛回西藏的藏人出賣給中共警察，卑鄙地從出賣自己同胞的勾當中謀取骯髒的利益。尤其是他為了執行中國安全部們交給他的秘密任務而兩次專程前往印度。
中共在豢養他時，從購買汽車到經營餐廳慷慨為他支付了很多錢，但當他身份暴露沒有利用價值以後，就在他住院的第二天，他的車被所謂西藏自治區安全廳的人所扣留。
以上事情發生後，他才迅速與尼泊爾警察取得聯系。基於政治原因，尼泊爾媒體將此次事件解釋為房屋起火，但是尼泊爾佛塔附近居住的全部藏人可以為此作證。
反面的啟示
噶瑪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一個西藏人不顧自己民族尚處於生死存亡之關頭，為了滿足個人的一點點私利，竟然不惜認賊作父，為踐踏西藏人權，毀滅西藏佛法，屠殺自己同胞的中共當局效勞，不僅積極為中共安全部們搜集情報，執行任務，甚至不惜出賣自己落難的同胞，其骯髒卑鄙莫此為甚。當罪行被揭穿之時，噶瑪仍然不知悔過求贖，反而睜眼赴地獄，竟然喪心病狂地殺害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作出連禽獸都不會做的事情，其結果又是什麼？賣國求榮從來就不會有好下場，噶瑪就是一個例子，作為一個西藏人，噶瑪不僅要為殺害自己的妻女而懺悔，而且也應該為他不顧民族利益的卑鄙行為而感到慚愧。
摘譯自《自由西藏》， 2000 年 5 月 29 日
西藏安多掘出 1800 年前吐蕃古墓
據中共西藏電視台報道﹕ 5 月 1 日在安多化隆縣，發掘出土泥雕畫、三副完整的鑄模。在 8 種類型的泥雕塑裡現共出土 200 余件。據考古學家研究說﹕泥雕塑以及泥造鑄模一同在地下出土是極為罕見的。
4 月 30 日，當地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這塊墓地，經考古學家研究證明﹕這是用火磚砌起來的一副保存完整的吐蕃陵墓，距今已有 1800 多年的歷史。
紀念達賴喇嘛抵達達蘭薩拉 40 周年
《西藏時報》 5 月 10 日報導﹕上月 30 日有印藏友好協會組織的達賴喇嘛抵達達蘭薩拉 40 周年紀念大會在下達蘭薩拉亞東地方警察廣廠舉行。這一大會成為達蘭薩拉的印度人民歡迎達賴喇嘛的一大盛會。並解釋說也是印度全體人民對西藏獨立斗爭事業的支持。
此次大會邀請有達賴喇嘛、印度中央及地方領導人和西藏流亡政府部長及議會代表。參加紀念大會的印度群眾及藏人三千多人。大會有達賴喇嘛開幕。印度各教派代表為達賴喇嘛長壽及事業圓滿成功而進行祈禱。達賴喇嘛及各代表講了話。
西藏婦女報告
《西藏時報》 2000 年 5 月 31 日報導﹕ 5 月 24 日，西藏婦女會舉行西藏婦女權益情況報告發布儀式。該報告記錄了 1998 年在中國北京舉行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以來，到 2000 年為止有關西藏婦女權益的調查情況，她們希望參加由聯合國組織的 2000 年世界婦女大會，並在會上發布這些記錄報告。
六名西藏人在藏尼邊界被抓
《自由西藏》6月12日引用尼泊爾政府新聞部門發布的消息稱﹕5月30日，尼泊爾邊防軍在藏尼邊界固大山附近抓獲了六名試圖逃往印度的西藏人，在這些被捕的西藏人當中有一名是六歲的兒童。據報道，尼泊爾軍方已經將這六名西藏人轉交給在加德滿都的有關機構。
達然薩拉的西藏博物館
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主持新建的西藏博物館於四月三十日早晨舉行開館儀式，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關人員以及僧俗等千余人參加了開館儀式。
有關人員在介紹建立博物館的宗旨時表示﹕爭取西藏自由的斗爭是正義的，中共政府為了掩蓋侵略西藏的事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西藏和國外進行歪曲宣傳，建立介紹西藏的真相並保存西藏歷史真面目的博物館是極為重要的，通過這個窗口，世人和新一代藏人可以了解到本世紀以來西藏民族所經歷的苦難和他們的追求。
西藏博物館位於達然薩拉大乘法苑轉經道外側，博物館目前展出的主要是部分歷史照片和放映有關西藏的紀錄片，以及雕塑等，部分實物和其他展覽物等目前正在充實之中。
簡訊
3 月 23 日，衛生部及有關人員集會，慶祝衛生部建立 39 周年。集會中，內閣部長為部分在醫療衛生方面作出特殊貢獻的工作人員頒發了獎品及證書，為獲得醫師和歷算學位的人員頒發了證書。
西藏全國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於五月五日在達蘭薩拉召開，與會代表 44 人，代表 14 個社區的黨組織。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並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黨的領導、導機構。
西藏噶廈首席噶倫、議會副議長、西藏青年會負責人等出席了大會開幕式。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消息﹕ 1998 年 1 月 25 日，中國政府在康區昌都東面約十公裡處新建了一所名為“勞動學習園地〞的監獄，監獄包括 30 間牢房，每間牢房可以關押 6 名犯人。有 30 名獄卒進行管理，第一批送到這個監獄的是直耶寺的僧人歐旺桑結、且邁落桑、貢布、扎西尼瑪等六人，目前，判刑三年的昌都八宿縣的松巴南嘉和昌都波達寺的更登尖措等人也關押在此地。許多西藏人認為這所監獄是專門針對西藏政治犯而設立的。
5 月 18 日 ，覺囊派主寺達丹澎措林在印度西姆拉舉行開光典禮。 1996 年達賴喇嘛將一座寺院交給哲布尊活佛，以弘揚覺囊派法。覺囊派是西藏一古老的教派，曾經很興盛，教義中有許多與格魯派（黃教）教義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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