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藏 通 訊》
總 第 二 十五 期 ( 2000、 1• 2)
達賴喇嘛在西藏民族起義四十一周年 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的西藏自由起義至今已有四十一周年了,在此之際,我向境內外的西藏人民和世界上我們的支持者與朋友們表示衷心的問候!
我們已踏入了二十一世紀。但回顧過去的二十世紀,雖然外在的物質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解決地區與人類彼此間的矛盾時,由於不是通過對話、而是以暴力手段尋求解決,因而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和生存環境的嚴重破壞。可以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與紛爭的世紀。我們從中所得到的最珍貴的經驗教訓就是暴力手段並不能持久地解決問題的,和平與接觸是爭取彼此間產生良好認知的唯一出路。我們一定要努力使新的世紀成為一個對話與和平共處的世紀。令人遺憾的是,北京當局由於缺乏合理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意願和勇氣,因而對和談缺乏誠意並越發強橫。
今天在此舉行紀念活動之時,我們的自由斗爭仍處於爭持當中,而西藏人民不懈的信心以及國際社會日益熱烈的支持增添了我們的信心。
我們從流亡開始就對未來抱著良好的期望,同時也作出了最壞的打算和準備。長期以來,我們努力尋求與中國政府通過和談達到和解;並積極促使藏人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外華人兄弟姐妹進行接觸,以達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同情;同時我們不斷地通過顯彰西藏自由斗爭的實質、保護西藏傳統的宗教與文化、宣揚和平非暴力思想、加強民主製、與國際間支持我們事業者加強聯系等,努力使西藏流亡社會的基礎更加穩固。
非常遺憾的是,近幾年來,西藏的人權狀況已處於非常嚴峻的狀態,旨在破壞西藏傳統宗教和文化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嚴厲打擊活動仍在日甚一日地開展中,在某些方面發生了類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恐嚇、強製和恐懼的現象,僅1999年一年,就有六名西藏政治犯因在獄中遭受非人道暴虐而喪生;另有1432名僧尼由於拒絕發表批評我本人的言論或從事西藏自由活動而被趕出寺院。據我們所知或根據現有資料,目前西藏仍有 615名政治犯,從 1996年開始已經有 11409名僧尼被趕出寺院或宗教中心。
十世班禪喇嘛根據中共剛入侵西藏時的親身經歷,於六十年代初寫出著名的《七萬言書》,對照現在,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暴行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發生大的改變。
現今,令人憂慮的是,年幼的十一世班禪又形同囚禁地成為世界上年齡最小的政治犯。而更令人焦慮的是,開放西藏經濟和推動市場經濟,使大量的中國人正在不斷流入西藏,其中對包括妓院、賭場、酒吧、舞廳的普及等,當局都一直給予無形的鼓勵。這一切不僅侵蝕危害了西藏優良的傳統、民族特性和良好的品行,而且促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少數民族方面較暴力更具威脅。
類似惡劣的局面不僅無助於減輕西藏人民的苦難,而且對中國的穩定和統一也沒有好處。如果真正注重於穩定與統一,則應努力使西藏人民心悅誠服,而不是強加自己的觀念。如果想要避免分裂,統治者就應保證執行使各民族平等、公正的政策,謊言與陰謀只能得逞於一時,強權也只能控製人的行動;要想真正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滿意,則必須真正了解人民的願望和狀態,並表現出公正、相互尊重的胸襟。
中國政府將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視為西藏從中國分離的根源,並因而推行新的高壓路線和加緊移民以消滅民族特質和文化精華。中國的新政策已非常明顯的表明了其消滅西藏特殊的宗教與文化的企圖。
西藏人民的反抗運動和追求自由的斗爭,是基於其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古老文明以及民族特質等,西藏問題並不象北京當局解釋的那樣簡單,它是一個深刻而又重大的問題。
歷史就是歷史,對過去的事情誰也無法改變,各取所需而無視其他是徒勞的,對此,讓中立、公正的歷史學家和法律專家去研究並作出評判是最為明智的,歷史問題不應該由現實政治所左右,我更注重的是未來。
中國政府由於不能正確認識、理解或尊重西藏的文化、歷史和民族特質,因此其製定的西藏政策每次都是走入歧途。
在中國統治下,西藏已經是個不可理喻的社會,統治機器的高壓和暴力使人民無法抗拒恐懼而被迫以說謊自保,地方官員則根據北京或在西藏之上司的意願曲意奉迎,也因此,針對西藏的政策都是不符合現實的。它不僅表現為短視,而且也是一切危害的根源,這些政策的基礎是心胸狹窄、民族和文化優越感膨脹,政治上缺乏自信等,去年的塔爾寺堪布阿佳仁波齊和近期噶瑪巴的出逃就是最好的說明。
借口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而肆無忌憚地推行鎮壓以避免國際社會指責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人民最終必將為摧毀西藏豐富燦爛的古老文化而感到悔恨。我相信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不僅可以利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而且也將有助於豐富中國的精神財富。
一些中國官員期望西藏問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這是極為拙劣的,是重複以往的錯誤思維方式,1949年、50年、59年,沒有一個中國官員認為到了二十一世紀西藏問題還會繼續存在。目前,我們這一代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已經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人了。時間雖然在流逝,但西藏自由斗爭的情勢卻日益高漲,這表明西藏問題並不僅僅是某個人或單個民族的利益,也因此,新的一代人必將繼續珍惜和努力爭取西藏自由的斗爭,不管怎樣,終究有一天中國當局必將要正視和接受這一事實。
我追求的是西藏民族能夠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不是走向獨立,但中國政府不僅不信任,而且還公開指責我在說謊,我是否在說謊,他們可以到流亡社會來進行調查了解。
對西藏問題,基於尋求在和談、互願的基礎上解決的途徑,我考慮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實行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對中藏雙方都有好處,它不僅使被中國政府視為至關重要的穩定和統一得到保持,而且也使西藏民族享有保護和宏揚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環境保護的基本權利。
由於中國政府對此沒有任何積極的回應,我們被迫轉向國際社會尋求同情與支持。雖然中國政府暫時對此表示不滿,但為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由國際社會明確地表現出關注和支持的態度還是非常重要的。顯然,由於國際社會的支持和策略沒能發揮作用,北京當局因此拒絕改變現有的西藏政策。
我仍然繼續秉持中藏和談的原則,我相信,如果我們通過和談,努力公正地認識西藏的真實狀況,則我們一定可以找到有益的解決問題的途徑。
借此機會,我向支持西藏問題的政府、議會代表和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越來越多的中國兄弟姐妹在了解西藏問題的真相後開始同情和支持我們,這是極為重要的,也使我們對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更加增添信心。
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我們的支持者正在舉行各種紀念儀式,對此我表示衷心的問候和感謝。特別是對四十年來給予我們無與倫比的支持與關注的印度政府和人民,我代表西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
向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獻身的英雄們致敬!祈禱西藏人民的苦難早日結束!
達賴喇嘛
2000、 3、 10
中庸之道是捷徑 無理取鬧無意義
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必須解決藏中間存在的政治問題,我們相信這個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但前提是彼此能否把把握現在與未來看得高於過去並向前邁出第一步。為此,達賴喇嘛於一九八七年前後在美國和法國提出五項和平建議和斯特拉斯堡建議,提出經過雙方和談,使西藏在享有名副其實之完全自治的前提下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之內。從而保證中國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權益,這對藏中兩方都有實質性的積極意義,在世界範圍內獲得高度評價,這一切中共當局當然不會不知道。
但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方面沒有為此展開具實質意義的談判而提供任何積極條件,而且否定了談判原則,因此,藏中和談一直無法邁出第一步的責任在於中共一方是至為明顯的,對此,讓國際社會、特別是讓中國人民知道這一切是極為重要的。
1999年10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法國接受記者采訪時發表所謂“闡述我國之立場〞之七條內容的講話中,針對西藏問題時他說;“我國政府對達賴的政策是始終如一的,是明確的,那就是達賴必須真正放棄西藏獨立,停止一切分裂活動,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礎上,中央政府可以與達賴就其個人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中國政府和達賴間的談判純屬中國內政〞。
我們提醒江澤民先生,達賴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從根本意義上講就是放棄獨立,其後達賴喇嘛在講話中一再聲明他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名副其實的自治,特別是在1999年的三•一十紀念日發表講話時達賴喇嘛再次指出“我對西藏問題通過和談尋求解決的立場始終沒有變,也不是要爭取獨立,我只是希望藏中和談早日實現,希望西藏民族在享有真正自治的基礎上,可以發展自己的宗教、文化、語言和社會經濟等。我相信〞中庸之道“有助於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穩定與統一,也可以使西藏民族獲得在和平、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的環境中享受人生的機會。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公正地解決西藏問題,我願意利用西藏人民的信任和托付,呼吁西藏與中國不分離〞。達賴喇嘛的這些講話並不是非正式場合的信口開河,而是面向世界的公開聲明。在如此的明確情況下,江澤民先生依然宣稱達賴喇嘛必須放棄西藏獨立等顯然有失理智思維,也是在有意識地為藏中和談設製障礙。
要使西藏不從中國分裂,則不僅必須面對西藏問題並設法解決之,而且還要創造可以使藏中和睦相處的基本條件。然而把與六百萬西藏人民的甘苦利益息息相關的西藏問題歪曲成為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問題,這實際上是在不折不扣地製造藏中之間的分裂,其責任當然也在中國一方。
1987年12月,西藏政府給中共的回複中非常明確地談到﹕“達賴喇嘛一直強調他只不過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西藏問題是針對西藏人民的,而且也要由西藏人民作出決定。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西藏人民的長遠和眼前利益,因此對西藏人民的訴求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和感觸。至於有關達賴喇嘛個人的權益問題,我們以往從未談過,今後也不必考慮〞。
目前,達賴喇嘛除了無法返回自己的家鄉而外,他依然是西藏人民銘心刻骨地尊崇的領袖,而且達賴喇嘛的事業和名譽已經傳遍世界五大洲,即使強盛富裕傲視全球如美國或歐洲各國的首腦也對達賴喇嘛敬禮有加,千百萬忠實的信徒廣布世界各地,成為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和平領袖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前往世界各地都會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隆重歡迎,所經之處都是在人們的歡呼聲中順大道,走大門,從來沒有為避開抗議的人民而串小巷,走後門等事情的發生。達賴喇嘛已經擁有了如此令無數傲慢世俗官員所求之不得的地位與榮譽,實在沒有必要為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勞神費思。
在真正實施民主的國家,各種觀點和意識形態共存,人民也可以公開發表各自的意願和觀點,這是不同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自由民主製,因此在西藏流亡社會有一些組織和個人堅持追求西藏獨立的立場,而且也展開一些活動,這是自由民主之社會製度所必然具有的特性,是無法阻止的。但他們也和一般的西藏人民一樣,尊崇和敬仰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而不是背叛反對,例如,不久前宣布就西藏的前途問題進行全民投票,結果西藏內外的大部分人民提出不必進行全民公決,有關西藏前途問題,委托達賴喇嘛審時度勢,全權作出決定,據此,西藏議會也通過了類似的決議。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有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並展開和談,則達賴喇嘛可以據此說服那些堅持獨立要求的組織或個人;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拖延和談,可以預測只會是適得其反,使獨立意識更加普及,獨立運動更加獲得人們的認同。
江澤民還稱﹕四十年來,在一些外國勢力的支持下,達賴喇嘛頑固地堅持分裂中國的立場,在國際上到處散布〞西藏獨立“的言論,妄圖在西藏地方恢複原來的黑暗政治製度,為此,達賴集團還在西藏製造了大量的騷亂和恐怖活動,破壞祖國統一和西藏地方的穩定與發展。看一個人不僅要聽他說什麼,而且還要看他干什麼〞。
將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抗爭一律解釋為分裂中國的強權邏輯,和借口以往的社會製度而試圖阻撓未來的發展方向等只能是黔驢技窮的表現。
當年為了說明解放的理由,指責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可是看看國民黨統治下的現今的台灣,從社會民主、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等都遠遠優於社會主義中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同樣,解放以來,從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以及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運動,僅僅三年時間,就造成三千萬人餓死的驚人之事,總不能把這些也說成是幸福生活吧!再說西藏地區,即使目前,高壓與暴虐年甚一年,西藏人民不但喪失了自由、平等、人權和信仰自由等基本權利,甚至連繼承和運用西藏文化、語言、風俗等的權利也被剝奪,在如此惡劣的狀況下,西藏人民和平抗議不僅符合當今世界趨勢和標準,而且也是他們合法合理、不可剝奪的權利,怎麼能說成是恐怖主義活動呢?至於所謂高壓統治下弱小的西藏民族在威脅侵佔西藏之強大中國的論調不說也罷,正可謂是言者不羞,聽者羞。
從江澤民先生的講話方式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出,江澤民並沒有通過雙方和談從內部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和魄力。雖然達賴喇嘛一再強調追求的不是西藏獨立,而是名副其實的自治,但江澤民仍頑固地宣稱達賴喇嘛必須放棄獨立,顯然是欺騙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的所謂欺上瞞下的非君子行為。
那麼,江澤民的真正立場又是什麼呢?在中國政府1998年10月的一份名為“有關西藏問題之立場〞的秘密文件中有一段江澤民先生的指示,江澤民在其中談到;“有關西藏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和達賴喇嘛進行談判,這關系到西藏主權的問題,根本沒有討論的余地。如果達賴返回中國將會影響我們的穩定,對西藏也無法實施統治。達賴喇嘛現年事已高,至多二十年後就不會有達賴喇嘛,到那時西藏問題就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再也不會有人找麻煩,因此,任何時候我們都要以巧妙的手段阻止達賴喇嘛回國〞。起初我們對這個講話還持懷疑態度,但從江先生目前的言談舉止分析,可以確定這個講話並不是無中生有。
江澤民口口聲聲說藏中和談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實際上他扮演的卻是關閉談判大門、言行不一之共產黨專製獨裁者的角色,這一點正在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達賴喇嘛提出的互利中庸之道是明確而又光明正大的,它不僅可以解決西藏問題,使中藏和睦共處,而且符合中藏雙方人民眼前和長遠的利益,因此,互利基礎上的中庸之道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選擇,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正義立場。
我們堅信通過努力,熱愛和平之人民的願望最終一定會實現。
注﹕ 全文摘譯自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知識》雜誌1999年12月號社論。
流亡者被捕
綜合近期抵達達然薩拉之部分流亡藏人的報告﹕1999年9月9日,被懷疑是企圖前往印度的大約四十余名藏人在崗底斯雪山附近一個叫卡著達青的地方被中共邊防軍警包圍後逮捕。
據當地人介紹說那些被捕者都被押到拉薩,其中有些人至今仍關押在扎什監獄。一個叫旺扎的芒康人被指控為這些企圖逃亡國外的藏人帶路而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十七世噶瑪巴流亡印度
綜合報導﹕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西藏佛教噶瑪噶舉派(俗稱白教)教主十七世噶瑪巴已經逃抵印度達然薩拉,並已經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進行了會晤。
十七世噶瑪巴吾金成列多杰於 1985年出生在康區拉多。父親叫噶瑪頓珠,母親叫羅嘎。1992年由達賴喇嘛確認為十六世噶瑪巴的轉世靈童。隨後,中國政府也宣布承認吾金成列多杰為十七世噶瑪巴。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部長扎西旺堆在記者會上介紹說﹕十七世噶瑪巴和24歲的保膘以及四個助理是3月5日早晨10點30分抵達達然薩拉的。扎西旺堆強調說,西藏政府是在噶瑪巴抵達達然薩拉並與西藏政府聯系後才得知此事的。西藏政府對噶瑪巴克服艱難順利抵達達然薩拉表示歡迎。
1月28日,噶瑪巴及噶瑪噶瑪派各大喇嘛拜見達賴喇嘛後,根據達賴喇嘛的旨意,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長扎西旺堆主持下,噶舉派各大活佛集聚羅布林卡就噶瑪巴如何象前輩噶瑪巴那樣宏揚佛法,與國外各寺院和佛教中心聯系以及如何使噶瑪巴成為未來各教派之領袖等方面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討論。期間,大家一致推舉第九世禪古仁波齊繼任十七世噶瑪巴的經師。其後,根據噶瑪巴的請求,禪古仁波齊也同意擔任噶瑪巴經師。
事後,中國新華社稱噶瑪巴出逃不是為了反對中共和中國領導人,他前往印度也僅僅是為了取帽子和法器等,對此,扎西旺堆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為了不丟面子不得不這麼說。就象 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後,他們也稱是被綁架的。扎西旺堆同時指出,噶瑪巴親口向他否認所謂流亡印度僅僅是為了取帽子等的說法。
對噶瑪巴突然逃亡印度,印度政府至今除了表明已經知道噶瑪巴抵達印度而外,沒有對噶瑪巴未來的出路作出任何的說明和決定。對此,西藏宗教與文化部長解釋說;至今為止,噶瑪巴在印度達然薩拉是作為西藏政府的貴賓而居。他還說有關噶瑪巴逃亡的原因及未來計劃等目前尚不清楚。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積極向印度政府施加壓力,阻止印度政府向噶瑪巴提供政治庇護,對此,扎西旺堆表示,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不會屈服於威脅恐嚇,但他否認噶瑪巴已經向印度政府提出政治庇護的申請。
據英格蘭西藏研究所2000年1月12日發布的消息﹕1月1日,中共發覺噶瑪巴出走後,立即加強了楚布寺通往邊界之各個路口的戒嚴監控,同時,當局還從堆龍堆欽縣派來大批武裝軍警和工作人員進駐楚布寺,宣布禁止僧人自由出入,並對僧人逐個進行審查,特別是一些噶瑪巴的親信遭到了嚴審,據了解已經有兩個僧人被捕。
另據消息,噶瑪巴的父母也遭到中共的軟禁,並已經從拉薩押往昌都某地。
西藏人權狀況依然如故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於2000年1月3日發行的《1999年西藏人權報告》指出﹕中共在1999年更進一步加緊了對西藏的嚴密控製和迫害。
報告稱;1999年至少有130名西藏人由於行使言論自由權而被捕;另有六名西藏政治犯在監獄中因酷刑而致死。據人權報告統計,到1999年2月為止,中共在西藏監獄中仍關押著615名西藏政治犯,其中有162人是女性政治犯。在這些政治犯中,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達62人之多。
1999年至少有1432名僧尼因為沒有按照中共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的指導行事而被趕出寺院。從1994年實行“嚴打〞運動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至少11409名僧尼趕出了寺院。
從中共在聯合國“禁止使用酷刑〞法案上簽字以來,至少有69名西藏人死於中共軍警的酷刑下。
由於中國政府在西藏采取非人道的高壓和區別對待政策,1999年已有2474西藏人流亡印度。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主管洛桑寧扎介紹說;西藏政治犯的人數在過去三年雖有所下降,但並不表明西藏的人權狀況有任何改善的趨勢。特別是1999年敏感紀念日較多,因此,中共除了加強戒備,甚至不許西藏各城市和寺院有兩人以上的聚會。
洛桑寧扎還譴責國際上的一些發達國家,由於“謎戀〞中國的龐大市場而放棄在國際事務中保護人權等方面所負有的人道責任和義務。
剝奪西藏政治犯的生存空間
綜合報導﹕最近一些西藏前政治犯前後流亡印度達然薩拉。他們大都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在拉薩或西藏其他地區為西藏獨立而舉行示威游行時被中共逮捕判刑、遭受酷刑和非人道待遇後近幾年陸續刑滿釋放的。他們回到社會後,由於繼續遭到中共軍警的騷擾、監控,使得他們無法享有正常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空間,許多人最後只好流亡印度。
12月27日抵達達然薩拉的前政治犯普布多杰介紹說﹕1992年12月19日,他和朋友達哇在拉薩八廓街示威大約五分鐘後被中國軍警逮捕,後被判刑兩年。
1994年12月19日他們獲釋後,幾乎尋找任何工作都會遭到中共當局的阻撓和干涉,即使最基本的如租房子等,公安人員也會跑來找房主威脅說﹕他是政治犯,不能讓他住在這裡。由於無休止的恐嚇和剝奪一切生存的空間、機會,因此也只好踏上流亡之途。
另據最近逃亡印度的尼姑阿旺旺姆介紹﹕最近獲釋的倫珠宗尼姑南珠東桑回家後即受到鄉政府的嚴密監控,即使得病去醫院治療也必須的請假。中共鄉黨委特別仇視和懷疑出獄的藏人,不僅禁止她去別的寺院參加佛事活動,而且還限製她和村民的接觸,更不允許她向別人提及政治話題或她在監獄的經歷。她雖名曰出獄,實則不僅其言行受到嚴格控製,而且還因累及家人而倍感痛苦。
西藏政治犯因遭到中國當局的忌恨和打壓所遇到的困難是難於言表的,他們不僅沒有絲毫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而且也沒有回原單位或寺院、學校繼續工作或學習的機會。平時鄉政府或派出所還要強迫前政治犯定期上交所謂的思想匯報,其任何的言行都必須要由父母或兄弟姐妹出面擔保。
中共擔心政治犯繼續傳播西藏自由思想,將監獄中的種種罪惡告知於世,以及成為年輕人敬仰崇拜的對象而通過封殺他們的生存空間、刻意打壓貶低來消除前政治犯在人民中可能形成的道德感召力。
其實,出獄的政治犯大多由於在關押期間遭到中共的酷刑和其他非人道折磨而健康狀況極差,必須要接受治病,根據家庭經濟狀況,很多政治犯甚至得不到應有的養療,除了身體狀況較好的勉強維持個人生活而外,有許多還要依賴家人的照料,中國政府明知這些,還要雪上加霜,除了仇視,一般還認為是為了打擊藏人的反抗精神,特別是讓青年人看到政治犯獲釋後的淒涼下場,從而動搖和恐嚇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藏人青年。
索縣駐軍與藏人沖突不斷
由西藏康區流亡印度,12月12日抵達達然薩拉的藏人多杰指出﹕近幾年在西藏,藏漢間的敵視情緒日趨加深,中共駐扎在那曲索縣的軍隊在過去幾年內頻頻與當地藏人發生肢體沖突。
去年八月一日,當地駐軍在索縣丁賽舉行“八一〞建軍節慶祝活動,期間由於中共軍人調戲侮辱當地藏族婦女,得知消息的一百余名藏人與中共軍隊間發生沖突,沖突造成三名中共軍人重傷。
去年9月5日晚,藏人和中共軍隊在卡拉OK裡再次發生沖突……。面對這一系列的沖突,中共當局卻片面地認定藏人有政治動機而一直處於疑懼戒備當中。雙方由於沒有溝通,相互敵視而令人擔憂。
九十年代,索縣亞拉鄉和永納鄉曾發生當地藏人抗議大量中國人前來移民定居的事件。當時藏人組建秘密組織,破壞中國移民開設的商店, 1995年甚至發生索縣政府附近的國營大商店被炸藥毀壞的事件,當時在那曲其它地區也多次發生散發號召西藏獨立的傳單,中共當局雖然進行了鎮壓,並先入為主地指責出現分裂主義以及破壞民族團結行為的根源是寺院,並加緊對噶丹達杰嶺寺僧的嚴密控製,1996年春甚至以散布達賴喇嘛言論為借口逮捕了寺僧洛珠,但由於一直沒有查出發起反抗運動的組織或人員,所以,中國政府對那曲索縣的藏人一直是敵視戒備的。
另據消息,為了防止被認為是西藏民族主義根源的藏語文在索縣也遭到敵視性的禁止,從1986年起,索縣中學一直用藏文講授物理、數學和歷史等課程,但從1996年起,除了每周單獨設有幾節藏語文課程外,其它課程全部改用中文授課。此後,27歲的強巴宗珠老師和學生們多次向縣教育局要求改用藏語授課,但縣教育局始終沒有同意。最後,強巴宗珠老師根據學生和學生家長的要求,想在課余時間用藏語授課亦遭到干涉而未能如願。
目前強巴宗珠老師因不滿而已離校。
中共開發西部 藏人擔憂移民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中國南方和東方沿海地區的經濟建設,要把這些地區建成中國的經濟特區。
如今中國政府計劃在未來的十年裡將西部列為主要開發區,目前所謂中國西部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中國南方和東方相比相差甚遠,但由於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中國政府為求進一步的發展而需要盡快開發那些礦產,因此,中共計劃將這些地區建設成為中國主要的能源基地和工業原材料基地。
所謂的中國西部地區指的是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等地,其中包括西藏安多的大部分地區和康區的部分地區。
對於中共的所謂西部開發,許多藏人擔心這是進一步向西藏移民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擔心這所謂的開發是中國當局巧立名目,剝奪他們生存空間的把戲,因為以往中國在西藏地區的所謂開發,都是伴隨著大規模的移民和對當地生存資源的掠奪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例如,柴達木盆地的開發,藏人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土地被搶佔,所有的工作機會幾乎完全被移民佔據,所有的利益完全由中國中央獲得,對地方財政和百姓就業等方面幾乎沒有帶來任何的好處,其他類似森林砍伐企業也有十幾萬就業機會,當地藏人除了獲得森林看護員等而外,其他的就業機會也完全被中國移民所佔據。
中共又認了一個轉世靈童
據西藏安全部研究中心提供的消息﹕2000年元旦日,中國政府在拉薩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認定一位孩童為熱振六世,據稱﹕由拉薩市熱振轉世尋訪領導小組、(由活佛高僧組成的)顧問小組以及熱振寺民主管理委員會所組成的熱振轉世尋訪小組,根據北京和自治區製定的有關章程,從來自8個縣、31個村的740名兒童中選出了上述的所謂轉世靈童。據本報記者采訪近期逃抵達然薩拉藏人得知,一般西藏人對此漠不關心,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他們表示對中共任命喇嘛已經習以為常了,反正那不是我們的喇嘛,與我們沒有什麼關系。
美西藏特別專員訪達然薩拉
美助理國務卿兼美國政府西藏特別專員塔夫特女士一行於一月十日抵達然薩拉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西藏政府駐華盛頓特別代表加日•羅智堅參專程陪同。
在這次訪問期間,塔夫特女士參觀訪問了西藏政府各部門、各學校、西藏文獻圖書館等文化中心,在訪問西藏難民接待中心和索噶成人學校時,特別就有關問題做了詳細了解。
12日塔夫特女士發表聲明指出;我是美國政府西藏問題特別專員。我們做了每年援助西藏難民二百萬美元的計劃。所以我和工作人員一起來跟計劃實施負責人會面。並對他們的計劃進行調查,同時還要了解難民們對援助方面是否有新的要求。
當記者問道對十七世噶瑪巴有什麼看法時,她說這對我來說是特別驚奇和幸運的。但是我的此行計劃是幾個月前就已經做好了的,我以前總是做訪問達然薩拉的計劃,我是作為國務卿助理來訪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哲同才仁確杰發表聲明稱﹕塔夫特女士本來計劃於去年10月訪問達然薩拉,但因其他原因而延至今日。她這次來訪的目的是代表美國政府對援助西藏的項目進行調查。
私立孤兒院被查封
1999年8月底,位於西藏首都拉薩城嘉措堆的一所叫嘉措家庭學校的私立孤兒院突然遭到中共當局的封查,孤兒院長夫婦和三名工作人員被捕。
據了解,這所1996年5月開設的孤兒院有40多名大多來自西藏邊遠地區的孤兒。孤兒院院長是幫日確智仁波切,他的妻子尼瑪曲珍則協助他。
據說中共安全部們從確智仁波切住處搜出一些與政治有關的東西。目前確智仁波切因遭酷刑而身受重創,妻子和其他三人亦仍在關押中。
嘉措家校除了每天的早晚祈禱,課程包括漢語、藏語、英語和數學等。孤兒們的日常開支由確智仁波切負責籌措,加上一些藏人們援助,有時也有部分來自西方社會的資助。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確智仁波切被捕和孤兒院被查封三個月後的去年十一月,西藏電視台還在宣稱嘉措孤兒院為孤兒教育等,甚至聲稱只有在中共領導下才能有這樣的孤兒院。
西藏政府設選舉章程修改小組
藏流亡政府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南杰多杰1月6日透露﹕根據議會決議,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2月20日組織了由八人組成的選舉章程修改(起草)小組,並著手工作。
小組組長為西藏議會副議長圖旦龍仁,成員包括議員洛桑念珠、西藏政府副秘書長以上的公務員洛桑克珠、降邊確桑、達布•索南諾布、洛桑次成、扎西嘉措、多杰次仁等人組成。
對這次選舉章程修改(起草)的立場,南杰多杰介紹說﹕選舉委員會希望通過修改或重新起草使過去有關選舉的章程更加明晰化,規範化。小組的修改或重新起草結合以往的經驗,主要遵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有關講話指示以及西藏議會為此專門分組討論的有關記錄,還有我們一年多來的有關計劃等。
由於涉及未來的議會道路和有關章程,事關重大,西藏議會必須要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必須要名副其實地能夠代表人民,因此,其選舉程序和章程等就一定要慎而又慎,周密而詳細,需要總結過去四十年來累積的經驗教訓,加上我們的社會民主政治意識和文化程度、人口素質等都有長足進步,我們也收集了許多中肯的建議和意見,有各方面的內容,還有憲法的有關條款和長遠的角度等都要考慮,涉及面廣,影響深遠,但我們還是有信心能夠圓滿達成願望。
去年九月召開的第十二屆議會第八次會議上,達賴喇嘛發表講話,要求在選舉新一屆(十三屆)議會時,要總結經驗,盡可能完善選舉製度,使選舉結果最大可能地代表人民的意願和利益。為此西藏議會通過了修改選舉章程的決議。
安樂央的獄中詩集出版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贊助下,表現西藏前政治犯拉德•安樂央先生在中共獄中五年生涯的詩集《城》於1999年12月2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舉行首發儀式。
詩集《城》收錄了126首作品,其中100多首作品是安樂央先生在監獄關押期間寫的,由於政治犯不許帶筆和紙張,因此這些詩大都是寫在香煙紙上並托付一些中國籍犯人保存而保存下來的。
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
據最近到達然薩拉的流亡者透露;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正式實施對康區甘孜色達地區(現劃並四川)拉絨五明佛學院的僧尼人數限製。
據了解,佛學院位於色達草原,雖然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環境艱苦,但由於色達堪布金美朋措佛學知識淵博,專心修行,因此吸引了無數信徒千裡迢迢前來投師學經修行,其中包括大量中國大陸和港台信徒,目前在五明佛學院學經修行的有四千余名僧人和三千余名尼姑,總數超過七千余人。
面對如此多信徒的集中,雖然地處極為偏僻,但中國政府仍感到不安,目前中國政府強製要求五明佛學院的學僧人數不得超過一千名,尼姑人數不得超過四百名。
在此之前,中共當局雖然多次宣稱寺僧人數不得超過規定的名額,但由於五明佛學院地處極為偏僻,交通不便而並沒有采取實際的行動,但這次,中共當局威脅說如果三年內不能設法使五千余名超額僧尼自動離開佛學院,則中共四川省政府將命令地方有關單位采取強製措施,將多余的僧尼趕出寺院。
在傳達命令時,當局還教訓說一生沉溺於頌讀經書是沒有任何利益的。
一些西藏政治犯被加刑
1998年,拉薩扎益監獄發生政治犯抗議事件後(見本報總第19期的有關報道),除已報道的幾名政治犯死亡,九八年九月政治犯拉桑、羅布彭措、巴桑旺堆、米瑪、格桑彭措等六人被宣布加刑三至四年。另據消息,由於1998年扎益監獄的抗議事件,墨竹貢嘎人噶丹寺僧洛桑旺堆(27歲)和同鄉僧人克珠在獄中因酷刑而喪生,另有一位那曲康瑪寺的22歲僧人被逼自殺。
對於1998年5月1日發生在西藏扎什監獄中的反抗事件和中共對此的血腥鎮壓以及造成至少六名以上政治犯喪生的事件,中國政府一直是諱莫如深。
簡訊
據國際西藏獨立運動發布的消息﹕2000年,世上最年幼的政治犯十一世班禪丹增格登將滿十一周歲,在班禪生日當天,國際西藏獨立運動將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三藩市等城市組織由東突厥斯坦人、蒙古人和中國人所組成的長途和平游行。
西藏流亡學校的發展情況
阿雜然•桑杰丹達
從西藏獨立時期至1959年間,在為期九年的時期內,西藏政府雖然竭力設法與中國政府合作,但終因難於忍受中共的作為而被迫流亡印度, 1959年,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大約八萬五千名藏人抵達印度,從此,流亡途中的藏人源源不斷,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為了西藏民族的生存和未來而高瞻遠矚,其中將培養下一代人的教育事業極為重視,對此奮斗經過,不揣冒昧,簡介如下﹕
1960年3月2日,達賴喇嘛首先在流亡社會創辦了麥索日西藏學校,其後成立西藏教育部,又創辦了大吉嶺西藏學校和西姆拉西藏學校。由於西藏兒童不斷增多,1961年5月新建達然薩拉西藏兒童村,由達賴喇嘛的姐姐才仁卓瑪管理(1964年達賴喇嘛的姐姐去世,由達賴喇嘛的妹妹吉宗卓瑪接管至今)。
1961年5月,達賴喇嘛與印度第一總理尼赫魯進行會面,討論有關西藏流亡社區的情況,其中特別就西藏兒童的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談討。總理稱﹕即使在每一所印度學校安置一名西藏的孩童,西藏兒童沒有印度學校多,這樣做雖然沒有什麼困難,但按照達賴喇嘛的期望,如果不另外設立西藏學校的話,西藏的宗教、文化將無法傳承和發展。因此答應了另設西藏學校的要求。此後,西藏流亡社會在建立學校方面一直得到印度政府的幫助,首先是在德裡成立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管理麥索日、西姆拉、大吉嶺等西藏學校。
由於學生的增多,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於1964年5月又創辦了達拉賀色西藏學校,1964年11月創辦了麻登達、噶倫堡、班迦瑪日西藏學校。
上述這些學校是西藏流亡社區設立最早的學校。其中除了班迦日和麻登達學校後來關閉而外,其他學校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和西藏政府教育部的共同管理下一直在正常運轉。
印度南部的西藏社區建立後,為方便那裡的學生,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和文化部以及一些國外援助機構的關懷下,先後在每個社區建立學校。
1960年創辦的達然薩拉兒童村如今發展到近一萬名學生,分別在十五所下屬學校中學習。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管理的三十多所學校裡有一萬三千多名學生。另有西藏教育部單設的十六所學校和其他部門設立的學校中就讀學生達五千余人,麥索日西藏兒童村所屬兩所學校有五千余名學生,加上一些流亡藏人的私立學校的在校生八百余人,在上述八十余所學校中就讀的在校西藏兒童總數近三萬人。其中有40所小學,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進入印度高等學府畢業後,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門或在教師、醫生、會計、政務、法律研究等各行業為社會服務。
另外,西藏教育部至今已經安排一千多人去國外高校學習。為了確實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西藏傳統文化,學生們根據自己的誌願可以進入印度各高等院校和西藏瓦日納斯綜合學院,也有一些為了學習宗教知識而前往各宗教學校中心接受學習者。
上述學校中有的是達賴喇嘛所創建,有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創辦,有的是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創辦,有的是民間創辦後移交給西藏政府教育部和西藏教育管理委員會管理。
現有創辦桑布扎學校管理協會,我們對它抱著更高的期望,希望為未來的西藏做出偉大的貢獻。
西藏與中國之間的高速公路
《自由西藏周報》根據網絡消息報道﹕中國政府計劃修建從西藏安多通往中國的高速公路,這條計劃從西寧至甘肅蘭州市之間的高速公路預計長達271公裡,平均海拔為兩千米,計劃投資四十五億人民幣,完工後從西寧到蘭州的車程將從原來的四個小時縮短為兩個小時。目前,據說西寧至平安段已經開始前期工程。
另據中共西藏電台報道﹕中國政府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將投資100億人民幣以改善或發展所謂西藏自治區的交通狀況,從而推進西部開發與交通發展的步伐。
西藏是條件最差和發展最慢的地區
西藏是條件最差和發展最慢的地區《西藏時報》報導﹕近期召開的全自治區經濟協商工作會議結束時,自治區書記陳奎元講話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階段政策目標已實現。現在要向第三階段的政策目標前進。他承認西藏是條件最差,發展最慢的地區。
橫遭掠奪的西藏牧民
據美國之音一月初報道﹕西藏西部阿裡的牧民目前面臨三大困難,即牧業發展受限製,牧民溫飽得不到解決以及青少年缺乏受教育的機會等。據一些到印度朝聖的阿裡藏人介紹,目前牧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四十年前,以前富裕牧民家中擁有四、五百頭牛或兩、三千只羊,一般牧民家也會有四、五十頭牛或二、三百只羊,當時沒有聽說過草原養不活牲畜的說法,牧民生活遇到困難更是極為罕見。但是近十余年裡,中共以草原超載為由,只許牧民每人擁有五十頭牲畜,因而無法滿足牧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除了擁有的牛羊按頭數每年徵稅,牧民日常的畜產品如奶酪、羊毛、牛羊皮、絨和牛尾等,中共也要每一樣都徵稅,每年規定繳售的畜產品完全是以繳售為名的掠奪,當局給多少就算多少,不允許拿到市場上按市場價出售。其他超出中共允許擁有之數的牛羊在屠宰或出售時,也要按頭數徵收好幾種名目的稅費,從1996年年底到1998年初開始,中共所謂的土地使用稅改為按擁有牲畜頭數計算,一只羊按五角人民幣的稅率徵稅,一頭牛按六只羊計,一匹馬計十八只羊計算。僅此改變就使牧民負擔增加許多。
另據報道,牧民的孩子很難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在阿裡地區仲巴縣的牧區至今沒有一所正規的學校。目前僅有的那些所謂的學校,不僅沒有值得一提的教學設備,學生沒有課本、本子也是家常便飯,即使這樣,前來上學的學生每人每年還必須要給學校交兩只羊作為學費,這兩只羊還要由學生自己飼養。由於學校沒有任何的醫療設備,學生的身體狀況極差。
冬季嚴打
《西藏時報》報導﹕12月16日山南地區公安處和乃東縣公安局在山南地區影劇院召開“冬季嚴打公開逮捕〞大會。大會宣布冬季嚴打斗爭要更深入、更有力,要對犯罪分子造成威懾,要為澳門回歸和迎接新世紀到來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大會期間有十一人被捕。
中國當局一直以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為借口,推行政治高壓政策,一般認為,這次的所謂嚴打,也是旨在打擊不斷出現的民族主義活動。
因言賈禍 13名藏人被捕失蹤
兩位最近到達然薩拉的巴塘朋友向我介紹說;巴塘縣的納交西神山是當地較有名氣的神山之一,千百年來當地人一直都虔誠地供奉著它。由於該神山鉛鋅含量高達30-50%以上,85年以來,巴塘縣政府無視當地群眾的風俗習慣和要求,強製進行開采,給當地百姓的生活和環境帶來極大危害。90年後,該礦開采權先後出賣給四川和雲南,現由一家雲南礦產公司開采,礦工全是中國人。
1999年九月份,中咱村村民提出應聘用當地老百姓為礦山工人的要求遭拒絕後,村民禁止礦山運礦車輛從村裡通過,逐與礦山之間發生爭執。
巴塘縣委、政府聞訊後,立即派出包括公安干警在內的七部小車前來調解,在調解過程中,由於一直偏祖礦方,中咱村村民提出“如果我們到漢族地方去,漢族人絕不會讓我們挖他們的神山和礦產,這裡是我們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你們應該回內地去。〞就這麼一句話,巴塘縣委和政府認為有“民族獨立〞趨向,必須消滅於“萌芽狀態〞,立即調來三輛車一百多名武警包圍中咱村,並逮捕了以村長旺堆為主的13名藏人
。 13名藏人押往巴塘縣城後,在關押期間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毒打。最後以“偷礦〞罪名在巴塘縣城游街示眾,游街期間,13名藏人臉色蒼白,五化大綁,繩子由嘴裡套向頸後,兩民武警押一個。房頂上和街兩面都是陰槍實彈的武警情景,相當嚇人。游街示眾後,當地人不清楚幾名藏人押向何方?有人傳六十多歲的旺堆村長被判了無期徒刑,有人又說13名藏人已經關押在新都橋監獄雲雲。
(安全部西藏研究中心 格桑提供)
印度人為西藏獨立舉行長途游行活動
《西藏時報》報導﹕“甘地國際慈愛協會〞創始者馬哈西亞達費和會長阿杰井以及秘書長索格翁達森等人準備在12月10日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十周年和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四十一周年之際,組織為期兩個月的乘車長途游行宣傳活動。游行隊伍將分別從印度最北部的克什米爾和最南端的耕亞果瑪日出發,在為期兩個月的游行當中,將會橫穿印度全國,行程一萬兩千余公裡,最後在新德裡聖雄甘地墓前會合。據游行組織者介紹說,這次的游行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彰顯西藏獨立運動以及印度安全問題和宣揚世界和平等,游行期間,將會散發大量有關西藏歷史資料和西藏獨立的材料。
我們很難將希望寄托於中共
----------《西藏時報》記者訪阿沛•晉美
問﹕您認為現在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朱熔基對西藏問題是怎麼看的?
答﹕目前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熔基和李鵬在沒有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對西藏問題不甚了了,因為以前他們都是在工業或機械領域工作,在他們的人生中基本上沒有與西藏發生過直接的聯系。他們似乎和中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干部一樣,除了完全信服中共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有關西藏的宣傳而外,似乎並沒有根據他們本人的工作經歷、經驗或學識對西藏問題進行研究或積累經驗。他們是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後才不得不面對西藏問題。
目前的江澤民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李鵬原任總理,現任人大委員長;朱熔基現任總理,原為副總理,他們進入高層後已經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都有了全面接觸,所以現在說他們不了解西藏問題是不對的。但是,當他們接觸西藏問題時,中國內部已經不同以往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樣整個世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世界範圍而言是前蘇聯十幾個聯邦的解體、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瓦解,共產主義統治的結束等。這些變化對中共領導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影響。他們從中吸取的教訓是原來唯獨能夠抗衛美國的前蘇聯解體,如今俄羅斯經濟等各方面處於困境中,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還有俄羅斯聯邦中的少數民族要求獨立乃至發生戰爭等這些紛擾等等都對中國領導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在中國內部產生的影響如八十年代西藏發生沖突以及西藏人的民族意識增強、多次發生要求獨立的示威游行等等,使中共認為以前的松放政策結果與他們的願望適得其反,藏人不僅不熱愛中國共產黨,反而使民族主義意識高漲,因而使當局對以往的寬松政策產生懷疑,因而出現了現今對西藏在政治上嚴密監控和鎮壓,同時在經濟方面則稍予放松的趨勢。
這個措施也在中國內部實施而且成效顯著,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六四運動等發生很多事件後。中國政府的國內政策總的趨勢也是對政治方面嚴格控製,對民主運動等毫不猶豫地進行鎮壓,同時在另一方面則宣傳致富,搞活經濟,對外開放以及國際貿易等,使經濟形勢稍趨好轉後,中國國內有關民主運動的聲音就變得衰弱,絕大部分人熱衷於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從而確實使中國國內的自由、民主斗爭和追求人權的力量遭到削弱,很明顯地他們的目的已達到了。因此中共也開始對西藏推行同樣的政策。
問﹕鄧小平於1979年開始提出為了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可以返回西藏以及要為此進行談判等。雖然二十年已經過去了,但是從達賴喇嘛的講話或噶廈的政治新聞材料仍然解釋說,中共領導層中有保守派與開放派,目前是在保守派的主導下不願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談判,在西藏目前的社會狀況下,您覺得這種說法恰當嗎?
答﹕對西藏問題,在中共領導層中是出現過持開明態度的人,例如胡耀邦就是,胡耀邦承認以往確實有嚴重的錯誤和過失,後來又強烈建議在政策等各個方面采取寬容的措施。胡耀邦下台後是趙紫陽。趙紫陽時期中共領導中也有思想較開放者如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福等人,他們多多少少都是些能夠對西藏問題進行適當考慮者,這樣的官員是有一些,但是在胡耀邦時期,雖然他個人思想開明,但那時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政權內部,大部分能夠真正貫徹個人思想或觀點者、主要是鄧小平,他們當時對西藏問題並不很開明。因此胡耀邦個人對西藏問題哪怕是在開明也無法在當時的中國推行,特別是當時最後的決定權在鄧小平手中,所以胡耀邦很難實現自己的願望。後來胡耀邦下台時其最大的罪名就是在西藏實行貴族主義政策,沒能采取強硬政策等。
目前的中國領導階層中,也許可能在是否統一或在經濟開放程度等方面有不同的觀點派別,但對西藏問題似乎並沒有明顯的所謂保守派與開放派之爭。目前的中共官員似乎大多數傾向於強硬路線。
問﹕如此則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仍堅持以中庸之道尋求解決西藏問題,而中共並沒有類似的誠意,如此是否意味著我們的政治路線並不適當?
答﹕目前達賴喇嘛對於解決西藏問題是基於藏中雙方理性考慮,並在互利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對此我並沒有看出有什麼不適當,西藏問題是極為緊張、複雜的,要妥善解決,最終必須要通過與中國政府對話來解決,其他都是非常困難的。經過談判,在雙方互利、互讓基礎上尋求解決,這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但是如果我們把希望寄托在現今的中國政府身上,我認為是很困難的。回顧近十年中國國內形勢,一個新情況就是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盛行。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西藏問題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的可能性並不大。
問﹕今年中國總理朱熔基訪美,從他離開中國開始,凡涉及科索沃問題的言論以及在加拿大回答記者提問時,都強調西藏問題不同於科索沃問題,如此凡涉及科索沃的言論都不得不提及西藏問題,這表明什麼?
答﹕這很明顯,他不得不如此表態,當西藏問題處於緊張狀態之時,他們當然無法視而不見或置之不理,他們非常明確地知道這一點。特別是前蘇聯因民族獨立運動而解體等,他們從中吸取了很多的教訓。他們意識到中國內部如西藏的獨立運動等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如果坐視問題越來越嚴重,則最後可能會在中國國內蔓延而造成很大的問題,因此,他們很清楚不能輕視西藏問題。
問﹕如上所述,中國國內在經濟上寬松開放,政治民主運動則在近幾年遭到削弱。那麼在西藏,以經濟方面中共以農村市場經濟為名,在農村也開始發展煤氣灶、電話、電視等設施,似乎是在期望通過改善和發展農村從而防止農村的分裂活動蔓延。文化大革命等20年對西藏雖然是純粹進行破壞的時期,但以後卻聽說有所謂奮斗二十年的成果毀於一日的說法。以現狀分析,您認為西藏人民的傳統習俗或民族思維意識等諸方面是否有削弱消失的可能?
答﹕目前中共雖然在西藏推行這種政策,但這個政策能否推行到底還很難說。一般而言,西藏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擁有自己獨特歷史、語言、文化的古老民族,不是一個由於個別人的富裕而就會削弱消亡的民族,如你所說,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等遭受過空前的浩劫,但現在不是又開始重新站立起來嗎?再看世界上的許多民族,如前蘇聯統治下的一些民族幾近銷聲匿跡達七十多年,最後這些民族不是又起來爭取獨立嗎!因此,西藏民族也不是輕易就可以被消滅的。也因此,中共推行的這些政策要想取得預期結果也是很困難的。
我有一點感到不解的是,這些政策無疑將會對西藏帶來很大危害,特別是年輕人只想發財享樂,對自己的民族權利、民族意識和感情、民族文化等可能會漸漸的不太關注,這種危險確實存在。但有時中共也打一些錯誤算盤,如中共宣稱的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發展民族教育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實施的,如此,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如真的得到發展,則隨之將會提高這個民族的素質,如果象以前那樣什麼都不懂地處於愚昧狀態,則不會有太大的希望。如果事實上民族文化素質和教育得到發展,雖然民族傳統等方面會遭到一些削弱,但其民族意識將必定會得到加強,我想未來這對中國將會是很大的麻煩。一方面由於面臨棘手問題而不能不發展經濟,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則又會存在或出現許多的問題,因此,他們很難輕易解決這個問題。
問﹕最近傳聞胡錦濤將是江澤民的接班人,你認為中國各民族和西藏民族對這個江澤民未來的接班人能寄予什麼期望嗎?
答﹕很難說,胡錦濤曾經有幾年擔任過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多少了解一些西藏的情況,但他真正的想法或觀點我們還是不甚清楚。從胡錦濤個人方面而言,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他在什麼事情上表現了果敢與魄力,特別是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並沒有發現出任何由他自己決斷的事,之所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並不是由於他解決了什麼複雜的問題或取得突出的成績,而是由於他善於奉承,對上級說好話,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和路線,能服從組織,在黨內出現矛盾時能夠采取非常穩健的立場,除此而外,眼下還看不出他具有那種可以在緊急、複雜的情況下推展強有力政策的果敢與魄力。
如果中國領導階層讓胡錦濤接任江澤民的職務,這些目前已多少掌握了高層權利資源的人,大都在40至60歲左右,是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的五、六十年代從高等學校畢業的一代人,目前已經爬上高位的這一代人除了緊跟黨中央而外,基本缺乏在複雜的局面中闖出新路,改變大局的大智大勇。因此,在他們領導下,我認為西藏問題很難有什麼大的突破。由此看來,我認為由他們領導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可能性很小,但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當社會內部發生變化時,由於人民和社會的推動,由他們領導而發生變化也不是不可能。
注﹕ 全文譯自《西藏時報》 1999年 12月 31日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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