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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訊》
- 因絕望而鋌而走險的西藏人
- 中共繼續扼殺藏文生存空間
- 加緊移民區控製，都蘭十三人被捕
- 西藏又有3名政治犯去世
- 藏人反抗不斷又有15人被捕
- 格德寺院自辦藏醫門診
- 西藏議會召開第十二屆八次會議
- 西藏發現新的金礦
- 嘉益彭措判刑6年保外就醫
- 美國一議員到達蘭薩拉訪問
- 為100名西藏僧尼免費治療
- 令人窒息的社會
- 中共增派軍隊進駐三大寺
- 裡塘發生爆炸事件
- 能否出家維系“愛國愛教〞測試
- 禁止招收學生
- 紀念西藏民主日
- “愛國主義教育〞下的噶丹寺
- 達然薩拉召開“心理與科學〞研討會
- 藏人內部沖突，中共推波助瀾
- 中共官方庇護的妓女
- 為“影響〞剝奪貧窮藏人的權利
- 流亡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
- 西藏現行政策違反中國憲法
- 中共對西藏問題陰謀政策
- 中國人論西藏----人民的福祉高於一切 --薛偉
- 為藏人不懂藏語擔憂--德榮•澤仁頓珠
因絕望而鋌而走險的西藏人
———一名藏人在布達拉宮前撕毀中國國旗並欲引爆炸彈
本報綜合報道﹕從8月18日開始為期十天的所謂“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在暗探遍布，戒備森嚴中正在拉薩進行之際，一些西藏人仍然不理會中國當局再三的嚴厲警告，奮不顧身的展開了一系列的反抗運動，據了解，在運動會期間，至少有三名藏人——其中兩名僧人由於公開地進行抗爭而被中共逮捕。
8月20日的早晨11時左右，運動會在布達拉宮廣場上安排的一場民族歌舞表演會，當演出正在進行時，一名十五歲左右的僧人出來高喊“西藏獨立〞，在四周警戒的中國軍警立刻撲過來圍毆後押走。據了解，這位僧人法名叫丹增旺德，是拉薩附近堆隆德慶縣達扎寺的寺僧。
8月25日，運動會的一個項目正在拉薩一公園進行之時，一位僧人突然站起來喊“西藏獨立！〞，立即被警察圍上後被捕帶走，目前尚未確定這個僧人的身份和下落等具體情況。
8月26日，根據“運動會〞的議程，這一天的安排是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民族貿易展覽會，但由於從早晨開始即不斷降下大雨而使貿易展覽會未能舉行，大約上午11點40分左右時，一名40歲左右、披著雨衣的男性走出一輛公車，走到布達拉宮廣場中央，動手降下中國國旗並將其撕毀，然後將綁在身上的在鐵罐中裝滿炸藥的自製炸彈點燃後，繼續準備升起西藏國旗，這時為避雨而擅離崗位的中國軍警已經沖上來將其壓倒，由於當時的傾盆大雨將炸藥和導火索浸濕，使炸彈未能起爆，當中國軍警在雨中圍毆這個藏人時，他仍不斷高呼“達賴喇嘛萬歲〞“自由西藏萬歲〞等口號。據說這個人是拉薩市的居民。
中共繼續扼殺藏文生存空間
據一位來自西藏的教師指出；以前青海海西州民族師範學校設有藏、蒙、中三種課程，在校藏蒙學生大多數來自天峻、都蘭、烏蘭、格爾木等地的農牧民子女，他們畢業後 90％回到鄉以下的基層學校擔任啟蒙老師，進行基礎教育。
從98年開始，中共停止為該校西藏學生分配工作，並說藏文無使用價值而取消該校西藏學生的招生名額，該名額被用來開設中文電腦等課程。目前海西州西藏學生唯一的升學機會是每年從青海司法學校分配的兩個名額，因此，許多學生初中畢業後，因得不到升學的機會而回鄉務農。
另據97年西藏出版的《現在 論西藏社會》中指出﹕目前西藏社會由於使用藏語文的空間日益縮小，因此西藏各學校中的藏文地位日益下降乃至沒有地位，如西藏嘉絨（現劃並四川之阿霸州所屬的馬爾康、黑水、大小金川等地方）雖有許多小學，但沒有一個以藏文授課的，對農村藏人掃盲時也使用中文。正如史達林所說；“一個民族能否在歷史上長期生存下去，主要看這個民族對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利用。反之，如果想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消滅它的語言文字〞。目前在西藏實行的正是消滅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
中共加緊移民區控製，都蘭已有十三人被捕
近期自西藏安多天峻地區流亡印度的藏人旦正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今年6月開始，中共在都蘭地區采取嚴厲控製措施，武警部隊由原來的300人增加到600多人。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十三名藏人被捕，其中多數是商人，此外還嚴禁當地人與國外旅游者或外人接觸，並開始把非本地人趕出都蘭。
西藏又有3名政治犯去世
本報綜合報道﹕今年以來，西藏至少已經有3名政治犯由於中國軍警的嚴刑拷打而去世。據不完全統計，從1987年9月到今年1月為止，至少有32名西藏政治犯死在中國軍警的嚴刑拷打下。
今年被拷打折磨致死的是甘丹寺僧阿旺金巴（見本刊第22期的有關報道）和距拉薩以北 25公裡處的薩迦派寺院那林芝寺僧列謝措朗和諾布。
勒夏措蘭木因不願參加年初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而被捕後，在古查監獄拘留幾天後獲釋，不久（ 4月 12日）去世。
諾布於今年年初圓寂，從95年2月25日到96年2月在古查監獄服刑期間，中共軍警一直不顧他的身體狀況而殘酷毆打，致使腰部嚴重受傷而致殘。
1995年中共在那林芝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從該寺逮捕了34名僧人，另有64名僧人被趕出寺院。其中諾布的老師索南頓珠為一名由於佩戴西藏國旗圖案而被捕的僧侶送被褥時被捕，被判處12年徒刑。和諾布一起被捕的34名僧人中，目前至少有8人仍關在監獄中。
西藏人反抗不斷又有15人被捕
6月16日，中共安全部門以“進行政治活動〞為由逮捕了哲蚌寺僧江白仁增、江白吾色和另外一個僧人。江白仁增今年34歲，堆龍德慶縣東噶鎮二村人，他被捕後遭到殘酷毒打，目前關押在古查監獄，生命垂危。
8月30日的晚上，中共軍警又逮捕了拉薩市城關區的一位西藏工人，據信是由於政治原因，目前下落不明。
7月30日，劃並四川的西藏康區甘孜寺僧人由於在寺院圍牆上張貼有關西藏自由的標語，中共軍警至少已逮捕了十一名寺僧。
格德寺院自辦藏醫門診
位於達然薩拉的格德寺藏醫門診部於8月27日正式開業。該寺開辦藏醫診所的初衷是該寺二百多僧人大多是最近自西藏流亡印度的，因氣候和心理原因疾病較多，為方便他們和附近藏人 就診以及為培養更多的藏醫醫務人員等。
西藏議會召開第十二屆八次會議
西藏第十二屆議會第八次會議於9月21至30日在達然薩拉召開，達賴喇嘛致函議會就第十三屆議會的選舉問題指出﹕“我一直致力於使藏人實現真正有效且合格的政治民主化…從十一屆議會開始增加議員數目，製定流亡藏人章程等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但至今仍未能形成由多黨製議會掌控政府以及執政與反對黨相互製衡的局面，根據當前的處境，在近期內實現的希望仍渺小。以目前的選舉製度，要充分表現民意和使民間有學識能力的杰出人士脫穎而出仍然困難。雖有一些以個人立場參選的，但因流亡藏人大面積分散居住，相互交流困難，使人民被一些投機者欺騙的現象難於避免，因此許多關注西藏民主進程的人士對目前的選舉製度表示不滿，許多團體和組織也珍重地提了出來，西藏政府的鞏固和能否有效的行使職權維系於能否選出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為人民服務的代表，因此，如何使候選人的產生更能符合民意、合理現實是我們現在就要慎重考慮的問題。達賴喇嘛的致函在議會引起熱烈的討論。
此外，由於內閣宗教部長辭職，這次的議會還補選了一位內閣成員，參加投票的有38名議員，共有西藏青年會會長、婦女會會長、四位現任西藏政府部門秘書長和議員等九名候選人，其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丹巴才仁先生以22票的最高票當選。新當選的內閣部長丹巴才仁先生1950年出生在西藏江孜縣，1959年通過不丹流亡印度，1960年開始先後在麥索日學校、噶倫堡洪司學校以及瑪德拉斯大學讀書，1973年畢業後擔任青年會麥索爾支部秘書長，1974年7月進入西藏流亡政府新聞部任一般干部，1981年擔任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任秘書長助理，1985年調入內政部，1987年任內政部駐柏洛代表，1991年10月任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至今。
西藏發現新的金礦
據北京新華社9月13日報道，武警色鈉總隊第三所一直在西藏勘探，最近在西藏北部那曲的兩個地方發現了新的金礦，這兩個礦區的黃金產量，按市場價格計算超出三億人民幣。
嘉益彭措判刑6年保外就醫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9月3日消息﹕西藏安多仁蒙（現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屬）嘉益村的藏人教師嘉益•彭措於1998年8月被中共青海省安全部門被捕後一直下落不明。近據可靠消息來源證實﹕嘉益•彭措已於今年7月被所謂海南州人民法院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5年。由於嘉益•彭措在此期間遭受中共安全部門非人道的殘酷折磨而體弱纏病，因此判刑不久中共不得不讓他保外就醫。
嘉益•彭措於1931年出身在西藏安多的一個牧民家庭，從小就進入德查寺修習佛教與西藏文化。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後，他曾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被迫進行“勞動改造〞。
1980年為了保存和弘揚西藏民族傳統的文化和讓家鄉的孩子們接受現代教育，他通過聯合國有關組織的捐助在家鄉建立了一所希望學校，學校開設藏、英、中三種文字的課程，目前該校有七個教師和150余名在校學生。
1992年3月嘉益•彭措曾到印度朝聖。6月返回家鄉後他就成了縣公安人員的監視對象。一直到1998年8月終於被秘密逮捕，當時，青海省的安全人員在他家中進行搜查時，發現他藏有達賴喇嘛的語錄等書籍，當天他就被一輛汽車送進在西寧的某監獄中進行秘密審訊。他的親人焦急萬分地向安全部們詢問他的情況時，安全人員竟否認他被捕關在監獄。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在獲悉他被捕的消息後，立即向聯合國人權調查小組報告並呼吁采取相關措施，同時召開記者招待會。
根據最近來自西藏的可靠消息，嘉益•彭措在秘密拘押期間，由於獄中沒有被褥，在加上不斷輪番受到審訊甚至連續八個審問晝夜而一直不讓他坐下來，因而體內的血液循環受阻而使其雙腿腫脹不能走路，加上嚴刑拷打使其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加上中共當局拒絕為其進行任何的治療，繼續輪番進行審訊，因此，當中共所謂的青海省海南州中級人民法院對已過69歲的嘉益•彭措於1999年7月以“破壞國家安全罪〞判處6年有期徒刑後，鑒於他年邁體弱，加上倍受摧殘而不得不允許其保外就醫。目前在海南州國家安全科的監視下，他住在恰不恰鎮人民醫院進行治療，活動範圍只限於西寧、恰不恰、嘉益村而不能到其它地方。
美國一議員到達蘭薩拉訪問
9月1日，美國議員瑪特•薩蒙（MATT SALMON)前來達蘭薩拉訪問，他先後參觀了西藏政府、西藏議會以及西藏文化中心、西藏兒童村等各個學校和文化中心等；9月2日，他還以特別嘉賓的身份參加了西藏實行民主 39周年的紀念集會，並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主要官員進行了會晤。
美國議員瑪特•薩蒙先生在前來達然薩拉之前曾親自前往西藏參觀調查，在了解西藏的情況以後這次又專程前來達蘭薩拉了解流亡藏人的情況。
9月2日，他在與達賴喇嘛的會晤結束後召開記者招待會，在記者會上他指出﹕“達賴喇嘛是主張放棄對西藏獨立的追求，而尋求在西藏實行真正的高度自治或象香港一樣以“一國兩製〞的模式解決西藏問題。今年11月我準備再次前往北京，屆時我將會向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轉達達賴喇嘛的意思，並呼吁北京政府為解決西藏問題而早日與達賴喇嘛舉行和平談判〞。他認為現在中國政府的兩大願望是參加世界貿易經濟組織和解決台灣問題。中國能否參加世貿組織取決於美國施加壓力的程度；如能解決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也就能獲得解決了，他說，我們會呼吁將中藏問題列入議程。
為100名西藏僧尼免費治療
8月27日，據西藏西醫院秘書長達瓦彭吉介紹﹕距達蘭薩拉170多公裡的孜蘭達市貝斯（Beas）醫院，宣布為100名西藏僧尼提供免費醫療。
從今年9月5日開始，這個醫院將建成亞洲最大的眼科基地。貝斯醫院是一個無派別宗教組織創立的。這個團體的宗旨是通過醫療等方式為社會服務，醫院還為周圍25公裡以內的患者提供免費醫療。
美國李察•基爾基金會的計劃項目之一就是為流亡藏人僧尼提供醫療幫助，因此美國好萊塢著名影星李察•基爾先生與該會聯系後，由西藏西醫醫院負責人和該醫院達成上述協定。
西藏西醫院表示，他們將介紹重病患者和經濟困難的僧尼病人前往該醫院接受治療。
令人窒息的社會
流亡印度的西藏安多道幃人丹真貢保說﹕“我們家鄉從1997年開始連續幾年旱災，加上沉重的苛捐雜稅，目前該村的80％戶家庭已處於極為窘迫的狀態，許多家庭不得不流浪異鄉討生活，在過去的兩年裡，道幃村 40多戶人家中已有 12戶人家漫無目標地外出流浪〞。
丹真貢保悲觀地說﹕“除了貧窮，疾病也對他們纏著不放，在循化縣人民醫院，經濟條件和種族成為醫生接受和治療時認真與否的重要指標，由於藏人普遍貧窮，一旦得病只有便感到走投無路，以我自己來說今年21歲，因父母離異我從小和父親、小弟一起生活。我13歲時，父親得重病在“人民醫院〞住了一年，前後化了兩萬元人民幣，但最後還是因為再也沒有錢繼續治療而去逝。過了四年，小弟又得了肺炎，又得送到“人民醫院〞，那時我們兄弟倆只有200元，100元作住院押金，100元用於其它費用，不過幾天錢全部用光了。沒有錢醫院是不管病情嚴重與否都要趕出來的，不過幾天，小弟因肺炎而死了。從此，這個世界上我就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
他最後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不受歧視，得到平等的權利，這樣我的父親和弟弟就不會死掉。他說，我現在一直感到是中國政府對藏人的區別對待害死了我的父親和弟弟的。
中共增派軍隊進駐三大寺
8月19日，拉薩正在進行“少數民族全運會〞，當晚，拉薩色拉寺大經堂前豎起了一面西藏國旗，並張貼著大量有關西藏自由的標語，中共常住色拉寺的工作隊和軍警極為緊張，雖然進行調查卻無任何線索。為防萬一，中共加派武警部隊增援駐扎在色拉寺內的“工作隊〞，並加強了警戒。同時，也向哲蚌寺和噶丹寺增派了兵力。
裡塘發生爆炸事件
據《西藏時報》9月10日報道﹕今年7月26日，康區裡塘縣城發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傷。目前還不知道爆炸是誰造成以及其動機，但當地百姓卻普遍認為這是由於中共嚴厲壓製西藏佛教而引起的不滿行為。
能否出家為僧要靠“愛國愛教〞測試
據8月21日至達蘭薩拉的一位藏人指出﹕98年10月，西藏果洛（現劃入青海省）的四十多名官員來到拉加寺進行為期近兩個月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他們將拉加寺列為青海省內受“達賴集團〞影響最深的一個地區。在此期間，他們主要宣傳“法律知識問答一百題〞，並強製該地區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人都必須人人購買這本書，每本書的定價是人民幣9元。同時宣布拉加寺原有的500名僧人中只能允許留下160名，至於這160名允許留下的僧人要通過“愛國愛教〞的測驗成績來決定。
然而拉加寺的僧人並沒有屈服，他們不僅不予理睬中共的恐嚇誘惑，而且還在中共果洛州黨委書記的座車上貼上了有關西藏獨立的標語。工作隊離開寺院時，指責寺院的有關人員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使這次的“教育〞沒能取得好成績。
今年6月25日，由果洛州公安系統組成的工作隊再次來到拉加寺，準備進一步“深入開展教育〞。
禁止招收學生
據一位來自康區裡塘、近期抵達達然薩拉的藏人提供的消息﹕康區雅江縣宏倫地方有600多牧戶，他們的孩子因無學習機會，沒有幾個識字的人，為此，康區那嶺扎大乘寺院的旦增格勒喇嘛從1995年開始多次向中共申請辦學，1997年在寺院附近投資新建了一所小學。小學建成後，在沒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中共當局竟然禁止該校招收學生，致使到目前為止，雖然孩子們盼望上學，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學到知識，師資等條件一應俱全，卻眼看著 學校的教室空空蕩蕩而無可奈何。
另據《西藏時報》9月20日報道﹕據一位來自山南的教師介紹，在山南吉德秀，一所有三百余藏人孩童的學校，開設有藏文、中文、數學等課程，一直正常開課，但從1998年開始，中國當局削減學生人數，並讓男生織地毯，女生織毛衣。
一般認為，中共在西藏辦學，並不是基於開智利民、提高人口素質等原因，其動機更多的是出於將學校變成同化藏人、培養代言人的場所。因此，藏人自己開辦學校，不僅達不到上述目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才會有中共不許招生，以及近幾年大量關閉藏文學校等怪事的發生。
紀念西藏民主日
1999年9月2日，西藏流亡社會迎來了第39個民主節，自從39年前達賴喇嘛領導西藏人民開創西藏歷史上第一個民主製度以來，9月 2日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法定的民主節。
紀念儀式在達然薩拉大乘法苑舉行，西藏內閣首席部長索南多杰在致詞中指出﹕“縱觀世界各國民主發展史，各國的民主製都是無數先驅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艱苦奮斗和流血犧牲換來的，我們西藏人民卻不需要經歷艱苦奮斗，不僅民主製完全是由我們的領袖達賴喇嘛提出並實施，而且為了真正實現民主和民主製在人民中的普及而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也是舉世公認的。今天，我們在特別感念達賴喇嘛之恩惠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和改善民主製以及為將來在西藏推行民主製做好準備是至關重要的。〞他強調，目前在西藏的同胞別說享受民主權利，甚至連中共自己法律中規定的權利都不能享受。因此，處於民主進程中流亡藏人一定要珍惜這一權利，並謹慎地選出即將通過選舉產生的第十三屆議會。
美議員瑪察•薩門在發言中指出，他相信民主製必將在西藏和中國實現，他還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支持藏人追求信仰自由和維護人權的斗爭。
在紀念儀式中，西藏流亡政府衛生部還向在衛生行業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醫務工作人員頒獎了勛章；在達然薩拉的各藏人團體並在儀式上表演了西藏傳統文藝節目。
“愛國主義教育〞下的噶丹寺
噶丹寺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創建的寺院，是格魯派赤巴（總法台）的駐錫寺。
1996年5月6日，中共“工作隊〞第一次到噶丹寺進行嚴打活動，從那一天開始一直到目前為止，噶丹寺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中國工作隊進駐寺院後立即召集僧眾開會，首先宣布禁止懸掛、供奉達賴喇嘛的相片，僧侶們試圖以中共標榜的信仰自由為根據拒絕工作隊的指令，工作隊索性強製執行，由此與寺僧發生沖突，工作隊立即召來大量的軍警向拒絕聽從的僧人隨意開槍，造成兩名僧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其中一人重傷的嚴重流血事件，隨後中共軍警從噶丹寺幾百名寺僧中逮捕了63人。
西藏民主與人權促進中心證實獲釋不久於1999年5月20日去世的阿旺金巴也是當時被捕的。
1997年1月，中國政府對被捕的63人中的23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其中判處十五年徒刑的有﹕巴卓、波路、強巴丹君。被判處十二年徒刑的有巴桑才杰、雲丹嘉波、克珠、邊巴、貢覺倫珠。被判處十年徒刑的有阿澤、扎桑、洛桑旺秀、才仁巴卓。被判處五年徒刑的有金巴達杰、索南才仁。被判處三年徒刑的有慈成尖參、邊巴、拉桑尖參。被判處兩年徒刑的有扎曲、嘉措仁青、普布才仁、丹增益西、桑杰、索南丹巴。
另有益西多杰，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達然薩拉召開“心理與科學〞研討會
由“國際心理研究會〞主持的“心理與科學〞研討會於9月12日至16日在達蘭薩拉的羅布林卡文學院召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的高級官員應邀出席了開幕式。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哲學家、宗教學家、環保學者以及相關團體代表等。羅布林卡文學院負責人格桑益西先生在致詞中指出﹕二十一世紀物質文明將進一步得到發展的同時，研究和探討人類心靈平和發展的途徑也是極為重要的。
達賴喇嘛在致詞中表示﹕“目前在許多地方有許多人談論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有些人問我新世紀將會是什麼樣的？我告訴他們，其實新世紀並沒有什麼奇特，不過是又一個新的白晝和夜晚，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有所期待或希望非同一般的話，作為眾生的我們就應做充分的準備——為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和平、幸福而又團結的世紀而進行充分的準備〞。達賴喇嘛還指出﹕“在二十世紀，人類的許多困難隨著科技的進步而得到解決，但與此同時也增生了許多新的難題，為了在新的世紀不再發生這類難題而進行思索和探討是極為必要的。〞
在為期五天的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就如何適度改造世界以及科學與心靈之結合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並決定為了繼續召開類似的研討會而由羅布林卡文學院負責在新德裡機場附近設立分院，為此與會者初步預算該項目的投資約需要 75萬美元，與會者將共同負責籌集資金，與會的一位美國商人當場表示他們生產的西藏銅製手鐲工藝之全部收入將捐獻給這項事業。
有百余名影視、電腦網絡等傳媒工作人員在會場進行采訪活動，這也是第一次從達蘭薩拉直接把每天的會議消息通過網絡送往美國和世界各國。
藏人內部沖突，中共推波助瀾
據來自棗格的藏人扎西說；1998年3月，劃並四川的棗格縣河西鄉江察農區藏人和劃並甘肅的祿曲縣桑茶牧區藏人之間由於草原糾紛而令人痛心地引發流血沖突，兩天的沖突造成三十余人傷亡，對此重大的草山糾紛和沖突，中共當局不僅不予阻止，中共祿曲縣委還提供槍支，動員人民，並在“戰場〞的一邊設立戰地醫療隊。最後還是棗格康賽寺院的方丈出面調停了這次的沖突。
中共官方庇護的妓女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發言人9月4日表示﹕“據不完全統計，現在拉薩有1500個妓院，有一萬多妓女，按城市人口比例計算的話，拉薩市現在成了世界上妓女最多的城市，在過去的四、五年中四川省為主的其它地區的妓女，在中共的庇護下來到西藏，有目的地毀滅西藏的佛教、文化、習俗。
為“影響〞剝奪貧窮藏人的權利
今年4、5月間，中共公安人員和武警聯合起來在拉薩藏人居住區進行掃蕩，拉薩巴郭街和布達拉宮轉經道上的藏人乞丐全數被捕，另有一些衣著破爛的來自康區和安多的朝聖者也被一同逮捕。據說他們被送去修路。
所以清理，是因為今年拉薩“慶祝節日〞時有許多外賓前來參觀旅游，如果繼續容忍窮人出現在街上，對中共的影響不好等。
流亡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
1999年8月31至9月4日在泰國曼谷召開的非政府婦女代表研討會上，中國政府派出的十名“非政府代表〞成天輪番圍隨兩名西藏代表，叫嚷“流亡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西藏是中國的〞等，引起與會代表的強烈不滿。
此外西藏婦女會還參加了8月11-15日在泰國召開的亞洲難民婦女會議和在尼泊爾、斯裡蘭卡等召開的婦女大會，介紹西藏婦女的現狀並就保護婦幼權利，尤其是難民婦女所遭受的虐待、孕婦的健康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一名西藏境內的一個知識分子寫的文章
一、宗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 36條不僅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個人都不許強製人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以及禁止信仰宗教；而且在中國本土也得到實施。
1989年2月，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在黨內的一次報告（內部文件）中說，“在西藏社會，宗教與宗教人士的地位過高，我們一定要妥善處理西藏問題，首先要削弱宗教的影響，降低宗教人士的地位。〞從此，西藏的信仰自由權利明目張膽地遭到踐踏。1994年，首先宣布禁止黨員干部不許信仰宗教以及懸掛達賴喇嘛的相片，禁止黨內的信教自由；隨後是禁止一般干部信仰宗教；接著逐漸的開始剝奪一般人民的信仰自由，最後甚至連作為宗教中心的寺院也被禁止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嚴禁懸掛宗教導師達賴喇嘛的照片。從 1995年和 1997年開始在寺院常住“工作隊〞，強力限製僧人進行純淨的宗教活動。由於長期強製宣揚愛國以及反對和譴責達賴喇嘛等，使那些真誠信教的僧人被迫離開寺院返回家中，他們則乘機發放薪水誘迫那些無知的僧人詛罵達賴喇嘛，並從社會上收集一些流浪漢到寺院領薪水冒充僧人駐寺，從而使目前的寺院中經常發生假僧侶和竊賊內外勾結盜竊珍貴文物的現象，一般藏人因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真相，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藏社會對喇嘛僧人的尊敬和信仰。
1997年11月20日，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主持的一個會議上（除了藏族黨員而外，一般的藏族記者全被趕出場外），討論的主要內容是如何消滅西藏的宗教及文化。陳奎元聲稱；“藏傳佛教是分裂主義分子的主要工具，是西藏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要考慮如何更有效地消滅藏傳佛教，現階段消滅宗教的主要途徑有三個﹕一是強製性地消滅佛教。二是大力宣傳馬列主義的觀點，從而使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然而然地消失。三是大力發展經濟和各種文化生活，從而使宗教信仰的思想自然消失。其中第一種曾經在西藏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在吐蕃朗達瑪時期，曾采用過這個辦法，但是如果我們在現階段采用這個措施將會遇到不少困難。第二種方法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在短期內很難實現這個目標，但我們要繼續堅持貫徹這項措施。第三種方式是豐富城鎮文化生活，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努力使人們的思想與宗教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要在城鄉地區加快市場經濟步伐，使民族主義思潮和宗教意識在無形中自然消失。〞
1998年上半年，開始在西藏干部中推行不許在家中擺設佛龕的政策，不分黨員非黨員，凡干部家庭一律不許擺放佛像、佛經以及其他宗教標誌和供品，規定自該通知發出之日，以後若發現誰家還擺設佛像等，將處於罰款、降職，嚴重者開除公職等處罰，並為此專門成立一個“調查小組〞，隨時強製闖入干部住宅進行搜查。
2、3月間，我對拉薩市的五戶人家進行了電話采訪﹕甲戶人家說；現在已經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樣了，有時他們會進來檢查看有沒有設佛龕，他們來時我們就把佛像、佛龕藏起來，他們走之後又重新拿出來供奉。如果家裡沒有佛龕，心裡很不舒服。
乙戶人家說；我們把佛龕的所有聖器和其他東西全部存放到一般百姓朋友家裡，一般普通人家總比干部家庭要稍微安全一些，我們自己看樣子是不敢保存了，如被他們發現是極危險的，現在他們願意什麼時候來檢查就來吧，我們什麼也沒有。
丙戶人家所說的和甲戶人家差不多一樣。丁戶人家則說；現在是不讓你安寧地生活了，處處找岔刁難我們，我在爭取辦理退休手續，離開公職以後應該就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戊戶人家表示；他們還沒有來搜查，我家其實就我一個人，而且經常不在家住，即使來搜我也只有一些佛像而已，讓他們拿去把，信仰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悟，他們沒有辦法拿走我的心中的信仰。〞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19條明確規定，不許強行闖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禁止非法闖入和搜查居民住宅。但是誰也不能阻止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組織的“調查組〞隨時闖入並強行搜查藏人干部住宅的行為。
上述嚴重違反中國憲法有關信教自由規定的行為，在西藏卻是肆無忌憚、明目張膽地進行著。
二、文化與風俗習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4條明確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但是在西藏只懂藏語藏文根本不安排工作的，進大學參加考試時，除了藏文之外，數學、歷史、地理、政治等一律用中文答卷。
1999年3月，西藏自治區教育廳的一次會議上曾討論過以後的大學考試藏文只給50分就可以了。不管這個意見以後是否得到執行，它實質上已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如果說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平等，則藏文只允許給50分的想法又如何解釋？在西藏大學三年停止學習藏文。
陳奎元還公開說；“思想反動與否，主要看他是否會藏語言文字。〞“反動〞是個貶義詞，是打擊對象，因此，青少年聽到這句話，自然就沒有學習藏語文的興趣。
1997年7月11日，黨委書記陳奎元在“歌頌香港回歸〞徵文頒獎典禮上的講話刊登在7月17日的《西藏日報》上，陳宣稱﹕“（作品中）大量表現雪山的神奇、康巴漢的蕭灑、排成長龍的朝拜者和磕頭頂禮者以及宗教的神秘或雄偉壯麗等等，甚至民間的歌舞等都難於分辨究竟是社會主義的新西藏呢還是封建奴隸製的舊西藏〞。實際上這些都是當代西藏青年按照自己風俗習慣，心理特徵而創造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曲，與政治沒有任何的聯系。
該報還稱；“五、六十年代有許多傳遍全國各地的西藏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翻身農奴把歌唱》等等，這些都是漢藏兩族共同創造的結晶〞等等，赤裸裸地表明了他們不允許藏人唱屬於西藏自己的歌曲，而只能唱歌頌共產黨的歌曲。事實上上述禁止演唱的那些歌曲都是當代西藏青年知識分子創造的歌曲；而他們允許唱的那些歌曲卻都是五十年代由中國人創造後讓藏人演唱的。
1995年前，西藏電視台製定的台標是一只飾有哈達的犁牛頭，但當局說有民族主義傾向而強行取消，西藏電視台的英語縮寫不許使用TTV，一定要改為XZTV。在這個小小的問題上西藏人都沒有一點點自主的權利，涉及更大問題時西藏人民會有多少權利是可想而知了。這些行為其實都是違反中國憲法的，但在西藏卻變成似乎是合法的事情，從而使藏人毫無自由權利可言，並被強製地、情不由衷地去熱愛贊美中國人，仇視和糟踏自己的民族和傳統文化，這種由中國在西藏實施的比法西斯行徑還要惡劣的政策，是凡熱愛世界和平，維護人類自由權利的人們都必須引起注意的問題。
三、民族平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四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護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保護和促進各民族間的平等、團結、互助。
在胡耀邦時期，曾經執行過這種政策，但由於遭到許多中國人的反對，在胡耀邦的政治地位發生變化和去世以後，所謂民族平等的政策在西藏也就壽終正寢，代之於製定“西藏屬於中國〞“中國是西藏的主人〞的政策，規定縣級以上的黨委書記全部由中國人擔任，實際上是西藏所有要職和第一把手都要有中國人擔任的政策。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中國，任何單位機關中掌握實權的是黨委書記。比如，西藏自治區的主席是列確，但在黨委他是第四位的，第一位是陳奎元，第二位是郭錦榮（音譯），第三位是熱地，第四位才是列確。由此也不難看出西藏籍領導人的真實地位。
當今西藏需要升遷干部時，首先考慮的是中國籍的干部，如果需要升遷西藏籍的干部，首先考慮的是不了解西藏文化以及對西藏民族沒有感情的人；如果有誰表現了熱愛本民族文化或自己的民族感情，則被指責為有民族主義傾向而予壓製打擊。如果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表現出熱愛，都會說這個人愛國愛自己的民族而大加贊譽。三、四十年代，與日本人共事合作而出賣中國利益的中國人被稱之為漢奸，並詛咒唾罵。到了九十年代，如果一個藏人詛咒自己的民族，親近中國人，這個藏人就是“愛國人士〞且贊譽倍至，平時也是升職調級的優先考慮對象。實際上這些人難道和那些漢奸一樣難道不是“藏奸〞嗎？！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對少數民族而言，中國政府是不折不扣的侵略霸權主義者。
目前，中國政府赤裸裸地宣揚對欺壓同胞、諂媚強權的藏人提薪升職。陳奎元在黨外愛國人士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見《西藏日報》1997年 1月12日）時稱﹕“現在換屆時期，不管黨內黨外，年齡限製要按中央文件的規定執行，但是我們絕不把年齡限製作為唯一的條件，我們不會忘記西藏處於關鍵時刻與我們同甘共苦的人，那麼什麼是關鍵時期呢？不必說遠，就近幾年而言，例如在尋訪班禪轉世靈童以及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陰謀時的表現等關鍵時期，在這些重大的關鍵時期，與我們黨站在一起，與西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人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對這些人，我們不會僅僅著眼於年齡限製〞以及“常說的只要做成好事，前程不必擔憂一樣，只要你一心一意去做好事，就不必擔心個人前途問題，這次換屆期間，我們要瞻前顧後，不管黨內外的任何人都要看他的全部歷史、行為，尤其是看每個人的先進與進步〞。從這些講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他究竟想什麼或想說什麼，聽他的話就前程似錦，因為他是統治者，藏人是被統治者，由此也非常明確的表明了中國和西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關系的實質。在現實中也是如此貫徹執行的，例如，西藏大學的黨委書記球配多杰因連續三年停止教授藏文課程的功勞，這次提升為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西藏駐北京辦事處的呢馬才仁由於在刊物《中國西藏》上前後發表反對達賴喇嘛以及說明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前後矛盾的文章之功勞而在這次的換屆中獲得提升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賞賜。諸如此類的許多事情在西藏一直發生著。
嫖娼賣淫不僅違反中國法律，而且在中國本土也經常展開掃黃運動，娼妓賣淫業是執法部門嚴厲打擊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在西藏，賣淫嫖娼卻是完全公開的，這些妓院（即所謂的酒吧、迷你展等）的老板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幕後老板或保護者主要是中國軍警。嫖客主要是西藏自治區高層干部和西藏商人。有時當全國處於掃黃高潮時，西藏也會進行為期幾天的“掃黃〞運動，中國軍警在此之前早已經通知了中國妓女，讓她們有組織的成批乘飛機返回成都，然後，中國軍警逮捕一些從康區和安多前來朝聖的婦女關押幾天，拍成電視做出開展“掃黃〞的樣子，不過一個月時間，那些中國妓女又相繼返回西藏重操舊業。如果沒有妓女，在西藏的中國飯店、酒吧就興隆不起來，因為那些用公款吃喝玩樂的官員是不會進沒有妓女供應的酒吧、飯店。因此，這些中國籍妓女不僅養活自己，也養活了中國酒吧、飯店的老板。絕大部分官員都是以公款嫖娼，穿軍警服者是不用付錢的。
以上的內容是根據一位當事藏族警察告訴我的情節寫的。
據有關部門的不完全統計，1997年在以拉薩城為主的整個西藏自治區有六千余名中國籍妓女，到了1999年上半年，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一萬，其中還不包括來自康區和安多地方的中國籍妓女。
現在中國成都的漢人互相開玩笑說﹕全國支援西藏，西藏支援四川。事實真是這樣，以最低價評估妓女每人每天至少收入一百元，一萬個妓女一天的收入就是一百萬，一年她們從西藏帶出去的就是三億六千五百萬元。因此，只要對中國人有利的，任何違法的事情在西藏照樣可以進行，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1996、97年兩年，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丹增為了發揚西藏優良清淨的社會風氣，多次在會議和新聞媒體指出要趕走妓女，這些講話雖在報紙上多有宣傳但始終無法執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有關人士指出，黨委書記陳奎元認為﹕“漢族妓女來到西藏，是民族團結的象徵〞，為這些妓女也就披上了政治保護衣。
四、環境保護
保護環境是當今世界性關注的一件大事，同樣中國政府也製定了許多有關保護環境方面的條例、章程並在執行當中，例如，不許隨意砍伐樹木，違者罰款三百至五百，情節嚴重的逮捕判刑。在公園折拿一朵小花都要罰款五十元，為防止工廠排放水污染江河而讓各個工廠購買先進清污設備以及對一些造成污染的工廠勒令停業，對隨意破壞植被和胡亂采掘礦藏等破壞環境者給予法律製裁等，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但令人遺憾的是，在西藏自治區執行的卻是與此完全背道而馳的政策。整個西藏，尤其是康區的森林在被當地林業部們大肆采伐後以低價運銷中國，當地群眾卻沒有購銷的權利，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向中國運送木材的車輛平均每天至少有兩千車次，而更多的木材則投入長江中漂運到中國，這些漂運木材大部分都在途中白白浪費。
歷史上，西藏的寺院有許多的“禁山〞，在這些“禁山〞禁止砍伐森林或挖掘植被，不許殺生，因為藏人傳統認為如果不保護這些“禁山〞，就會使土質變劣（即所謂的地氣衰敗），冒犯地方神，於是就會發生旱災、水災、疾病等災害。因此，藏人雖然曾經強烈反對砍伐森林，然而中國當局一昧鎮壓。四十年來西藏人民要求停止砍伐森林的願望到1998年夏天才有點實現，因為在西藏過量采伐的結果，導致長江爆發洪水，使中國本土的許多省份發生大水災。
西藏大部分地區都有許多的金礦，但卻不許當地人自己開采，另一方面，采金的中國人成千上萬地遍布西藏各地。如那曲地區的一位縣長指出﹕粗略統計，在那曲地區采掘金礦的中國人，每年采掘的金礦價值一億五千萬元以上。在康區青海省的曲瑪萊縣為主的結古地區，從1992年到1998年間，有六萬多名中國采金者在四處挖掘。康區劃並四川的木雅然崗、道孚、色達、德格等地，四十年裡一直充斥著來自中國的采金者。這些采金者采掘的金礦淺挖輒止，而且不填回沙坑，過去的草原植被被毀，剩下的只有無數沙坑，這些被破壞的植被有些是永久不能恢複，不僅嚴重的破壞了牧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造成永久性的損失，而且經常造成牲畜和小孩迭入坑中的事情。
五、濫殺野生動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有保護野生動物的規定，而且在中國本土保護野生動物的規定已逐漸成為規範化和連續性的，在西藏，表面上也宣傳要保護野生動物，對濫殺野生動物的要依法嚴懲等等。但在實際上卻恰恰相反，各級地方官員、特別是公安軍警是濫殺野生動物的罪魁禍首。他們不僅自己大量槍殺野生動物，而且將槍械租給人民，讓他們去濫殺野生動物。例如﹕1985年，德格縣武裝部的中國人張部長，以每天20元的租金把槍枝租給群眾去獵殺野生動物。當時更秋書記也以每天 10元的租金把槍枝租給群眾，如果有獵獲物，還要將鹿角、麝香獻給他們。
中共對西藏問題陰謀政策
1998年10月，達賴喇嘛訪問美國以及藏中之間的談判經過等廣為傳播之後，中央統戰部召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學聲稱是西藏問題研究人員者，讓他們編寫反擊達賴喇嘛的文章，那時非常慎重地讓給他們傳閱一份注有“絕密文件XXX〞的有關中央對西藏問題之觀點的文件，其中有一段江澤民的講話，他說；“對西藏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和達賴喇嘛進行談判，這是涉及到西藏主權問題的，絕沒有談判的余地，如果達賴喇嘛回到中國境內，將會對我們的穩定帶來很大的威脅，我們將無法控製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年齡已經比較大了，至少十余年以後達賴喇嘛就會不存在，如此則西藏問題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再不會有人找我們的麻煩，因此，自始至終我們都要巧妙地阻止達賴喇嘛返回。〞親眼看到這份文件的人，父親是漢人，母親是藏人，平時也較同情西藏，他在看見這個文件後思想有所轉變，他很不安地說；“政治這個東西真是虛偽的，對外宣傳時說除了西藏獨立，其他什麼都可以談。我還信以為真，我平時還想如能這樣，這是對中藏雙方都有利的政策，事實原來不是這樣！江澤民親口這麼說，如此言行不一，真是令我震驚。〞
自從進學校以來，我就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我夢想中國有一天能夠成為全球頂尖的強國，帶領著人類邁向世界大同。隨著年齡的增長、歲月的磋砣，特別是在中共勞改營中的歲月，我的大中國迷夢逐漸破滅了。那種歲月線上的掙扎，饑餓、疲勞和無窮的精神折磨，在那個時候我心裡想的是﹕什麼國家、民族對我是毫無意義的，我要生存、要溫飽、要發展、要複仇。那裡有自由，那裡就是我的祖國。
中共統治者總是教育人民為祖國和民族去獻身，要甘當黨的螺絲釘，學習雷鋒毫無保留地犧牲自己。而五十年的事實揭穿了他們鼓吹的神話﹕掌權的、得利的、腐化的、墮落的，都是中共中上層掌權者；他們紙醉金迷，花天酒地，卻要人民默默地為他們作出奉獻。我在極度的憤慨和不平中走向覺醒，離開了這個人吃人的祖國。我接受了西方世界中人們所崇尚的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有了根本的變化。我崇尚的不再是國家的大一統、政府的威權，而只有人民的福祉，認為，這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和判斷任何事業是非的標準。
中國政權最近對台灣當局提出了橫蠻無理的四不應 ，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不應以所謂『社會主義製度』來拒絕統一。這種陳腐的觀點也許對少部分大陸人民還有一點欺騙性，但全世界都看的很清楚，中共主義製度意味著專製和獨裁、貧窮和災難。我們要爭的首先就是社會製度。中共為什麼對香港要保證五十年不變？就是因為香港人民不接受共產主義製度。台灣人民為什麼不願和大陸統一？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不能接受共產主義製度。稍微有一點民主觀念的人，都不希望自由的台灣統一在專製主義的中國大陸之下。台灣當局和中共展開政治談判，開宗明義要談的就是社會製度，中國永遠沒有民主統一的可能。而且，最終中共統治者必將會走上窮途末路﹕不是被迫接受和平演變就是遭遇到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的命運。
在有人類以來成千上萬年以前，地球上也許無所謂統獨之爭。在從今以後的前百年中，世界一定會走向大同。今天的歐洲共同體，不是正在進行著某種演習嗎？我們所爭論的統一和獨立，都只是人類一萬年的歷史長河中一點小小的波浪而已。沒有自古以來就屬於誰的領土，也沒有誰的領土是永遠封凍不可改變的。為了人民的福祉，有的人在爭取獨立；為了人民的福祉，有的人在維護統一，而決定統獨的標準，在於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只有他們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
幾年以前，我應西藏流亡政府之請，訪問了印度達蘭薩拉，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進行了深刻的交談。令我深深感動的是，西藏人民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所付出的悲慘代價。多少藏民甘受骨肉分離的痛苦，爬山越嶺，將他們的幼子送到流亡政府手中接受教育，而自己再重回西藏接受煎熬。不少在歐美接受過教育的年輕藏人，拋棄了西方的物質生活來到達蘭薩拉服務，過著一百美元月薪的日子。偌大的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文明，崇尚忠孝、仁愛、信義、何等的悲哀。
全文摘自《自由時報》（一九九八年九月五日）。
我對我們甘孜藏族自治州過去民族文化水平較高的康定、德格、巴塘、理塘、甘孜、新龍、白玉、石渠、色達九個縣的現有藏族干部6044人中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懂藏文的只有991人，佔九縣藏族干部總數的16．4％。其中康定佔3．1％，巴塘佔5．3％，理塘佔9．9％，甘孜佔21．6％，新龍佔9．5％，德格佔38．7％，白玉佔13．2％，石渠佔30．7％，色達佔15％。對康定一所中學一個班中的25名藏族學生中進行抽樣調查﹕在任何場合均可用藏語對話的只有5人，佔全班藏族學生總數的20％在一般場合下可用藏語對話的4人，佔16％，只是聽得懂，但只會講一般生活用語的9人，佔36％，只聽得懂一般生活用語，但不會說的7人，佔28％。照這樣發展下去，我們民族豐富、優良的語言文字不就要失傳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嗎？這是關系到我們民族的前途命運的大事，不值得我們擔憂嗎？
出現“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有以下三點﹕
一、急於求成“民族大融合〞的錯誤思想引起了這種現象。
人類從部落發展到民族，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這就決定了民族具有很大的穩定性。民族存在不僅同階級、國家相聯系，而且同它自身的經濟、文化、特點及其表現出來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和共同心理素質等相聯系。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只能為各民族的繁榮興旺和將來走向民族大融合創造條件，並不意味著民族的消亡。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同誌曾精闢地指出﹕“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後是國家消亡，而後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時期，不是民族消亡時期。但是我州在對待這個問題上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保護和整理民族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優良的民族文化〞的規定。不“重視民族語言文字在訴訟、教學、翻譯、出版、報刊、廣播和電影等方面的利用。〞不是用法製來保障民族平等權力。不用本民族通用的文字作為自治機關行使職權的主要工具。在語言文字上的自治實際上成了代治。不重視和發展民族語言文字，實際上也是一種民族歧視的表現。
民族地區如果在語言文字上推行“以漢為主〞，甚至“全盤漢化〞的思想觀點來幫助消除民族間在經濟文化上的差別，力求達到“民族平等〞，急於促進“民族大融和〞，不但違背了國家憲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的規定和“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而且不利於祖國的統一，各民族間的團結。采取這種“民族同化〞的政策去幫助藏族發展和繁榮經濟文化，所取得的成效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不是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民族自治區域的甘孜州，藏文學校、藏文專業、藏文課程和書刊統統被砍光；成千上萬的藏文歷史文獻被燒毀；具有高深學識的藏族僧俗學者有些被打成“反動喇嘛〞，“牛鬼蛇神〞，遭到打擊迫害，甚至有些被置於死地；經書被燒毀，神像被砸爛，寺廟被毀掉，強迫群眾不準信教等，到頭來其效果又是如何呢？藏區的經濟文化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沿。倒是摧毀了群眾對政策的信賴，毀掉了黨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形象，降低了我們的干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同程度地加深了藏漢之間的隔閡，給藏區的宗教文化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所以，任何輕視民族工作，缺乏用馬列主義的民族觀去處理民族問題都是十分有害的。凡是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各級領導，請您們時刻記住這個沉痛的教訓。
二、“藏文無用論〞的錯誤論點導致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後果。
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由於黨的民族政策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左〞對路線和大民族主義殘余思想的影響，不尊重各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不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發展，使藏族的文字不僅得不到發展，反而出現“藏文無用論〞的錯誤論點。我州從一九六二年到七八年之間，全州從中小學到其它各類學校的藏文課程和專業以及藏文刊物先後被停辦，後來幾乎被砍光。藏文教師成批精簡或改行調離。推行法律使用漢語文教學製度。藏區藏文教學幾乎被絕跡，使藏族地區的廣大青少年失去了學習藏文的機會。許多人想自學，但那時一無書學、二無人教。由此而導致了今天的這種現象。
藏文果真無用嗎？不！藏族人民經過千年積累下來的文化遺產浩如煙海，舉世矚目。無論從產生年代、數量、內容到價值等方面，在我國僅次於漢族。並且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藏文仍有較高的地位，許多發達的國家裡早有藏文研究機構。
藏族的文字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七世紀藏文已相當發達。藏族人民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寫出了韻律、文字、史地、哲學、邏輯、法律、天文、歷算、醫藥、故事、小說、詩歌、寓言、繪畫、建築、雕塑等系統完整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著書。藏文《甘珠爾》、《丹珠爾》兩大佛學叢書合起來就有三百多帙，四千多部，象這樣的佛學巨著世界各國中是少有的。可以這樣說，藏族的文化是古老的、發達的；藏族的文字是先進的完善的。各門科學中無論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還是其他一些邊緣科學都可以使用藏文或翻譯成藏文，難道說它是無用嗎？
我州自古以來藏文水平較低嗎？不是。我州民族文化結構較差的得榮縣，民改時全縣總人口不到七千，但具有初小以上藏文水平的近七百人左右，獲得西藏三大寺的“格西〞、“堪布〞等學位的就有二十多人。而現在具有藏文大專水平的只有兩個。
強調藏文的有用性、重要性、發達性和先進性絕不意味著排斥外族和外國的文化，請不要誤會。積極吸收外族和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每個人懂得幾種民族的語言文字無疑是進取的表現。是值得提倡、發揚和堅持的，閉關自守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認為﹕學習外族和外國的先進文化，應該在使用，發展本民族文字的基礎上，在繼承、發掘本民族文字的前提下學習吸收其精華部分將變成自身的要素來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質。那種采取“拋棄自己固有的優良文化，全盤外族化〞的辦法來力求達到提高、發展本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自從出現“藏文無用，唯漢文先進〞潮流後，我們甘孜州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初中、高中、中專、大專畢業的近三萬多藏族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也是這批人。因此，“藏文無用論〞的錯誤論點是導致“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根源。
三、藏族自己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釀成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現象。
我們自己釀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們藏族中有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貶低自己，崇洋媚外，以輕謾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文化而自以為是和盲目趕時髦的人不少，包括許多本民族的領導干部在內。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對本民族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豐富的遺產不甚了解，也不願了解。因而對本民族得語言文字感情淡薄，渾渾噩噩地隨“藏文無用論〞之大流。對目前出現“藏者不知藏，知者多無藏〞的現象無動於衷。其次，我們本民族在自治機關重要領導崗位上工作的同誌，對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有些領導同誌至今還沒有認識到我州是“藏族自治州〞，對“藏族自治〞四個字的含義缺乏從本質上加以認識。表現在訂政策、措施、策略、辦事情時，沒有充分考慮到這四個字。使我們費解的是﹕藏族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族自治州為什麼不可以廣泛地使用和推行藏族的語言文字。難道說在藏區無論講話、寫文章、發公布、宣傳、教育等都使用漢語，漢文就算是“民族團結〞。否則就是搞分裂，就是狹隘地方民族主義？我們知道各類科學都可以使用藏文或可以翻譯成藏文，但為什麼只要求藏族學習他族語言文字，而在藏區工作的其他民族為何不可以學習藏族的語言文字。有些人在藏區工作了近三十多年，迄今還不會說一句通順的藏語，不懂一個藏文字母，這又說明了什麼？
更費解的是，有人把“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說成這是藏族新一代的“進步〞、“開化〞、“有知識〞的表現。背棄自己古老、成熟、優良的文化，喪失祖先在長期的生產和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積累、流傳下來的珍貴的文化遺產，難道這是“進步〞、“開化〞的表現？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這樣的“進步〞？難道說我們藏族干部無論講話、寫文章或到農牧區搞調查研究，向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身邊帶過翻譯就是“進步〞？就意味著“有知識〞？直接與群眾對話就是“落後〞，“原始〞？第三、我們藏族領導干部中確有這樣一少部分人，他們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就有優策良計，深謀遠慮，甘願付出一切代價，而對本民族的前途命運和繁榮興旺的問題上則采取漠然視之、無動於衷的態度。我們民族的許多事情就壞在這些少數人手中。所以，目前出現“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是由於我們本民族不重視自己的語言文字所造成。重視藏族語言文字的使用，提高藏語文的地位和作用，這不僅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內容，而且是發展藏族地區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出發點，也是建設具有藏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根本方向。因此，要想把我州建設成團結文明、美麗富饒的藏族自治州，就必須提高藏語文的地位和作用。
一個民族之所以成為民族，就是因為她有獨特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居住地域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質。如果沒有這些特點，那就無所謂民族了。黨和國家也沒有必要製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來解決民族問題了。
我的上述呼吁是認識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地位和肩負的責任，初步懂得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民族的關系，是站在熱愛本民族語言文字的立場上提出來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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