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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通 訊》

《 西 藏 通 訊》

總 第 22期 （ 1999、 7• 8）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就“六四〞十周年的公開信
  在天安門事件十周年之際，我送上對中國兄弟姐妹的熱情問候。發生在1989年6月的事件，不僅是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我為那些為支持自由和民主向強權政治挑戰的青年人而感動。
  尊敬公民基本的權利，是一個國家自己的利益所在。公民的福祉也就是國家的福祉。不幸的是，為了向中國領導層表達民眾的呼聲以引起注意，很多人失去了無辜的生命。
  十年過去了，在這期間，中國國內的民主和自由運動正在蓬勃發展。我為西藏而奮斗50年的經驗表明，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當民眾對此事業失去興趣的時候，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應該堅持下去，絕不放棄。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天能夠實現的，它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作為一個西藏人，我感到通過天安門事件使中國人更好地了解了西藏的遭遇，使他們第一次認識到我們西藏人提出的一些自治條件不僅僅是在做宣傳。我也深深地被來自中國的要求領導層關注西藏問題的呼聲所鼓舞。解決西藏問題不僅僅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
  在天安門事件十周年之際，我希望中國的兄弟姐妹為他們的事業而繼續努力奮斗。順致我的祝福

達賴喇嘛
1999年 5月 1日

美《世代》評亞洲最具影響力人物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時代》雜誌亞洲版選出本世紀二十名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人物，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印度聖雄甘地、中國國父孫中山等榜上有名。在這二十人中，中國和印度各有三人上榜，日本則有六人。

三•一十示威者被判刑
    《西藏時報》7月31然報道，據本報可靠消息來源證實﹕今年年初，中共當局先后在拉薩色拉寺由於政治原因而逮捕了四名僧人。同時，中國政府宣布對今年3月10日在拉薩大昭寺廣場前高呼西藏獨立而被捕之僧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今年3月10日,拉薩大昭寺廣場兩名僧人呼喊西藏獨立的口號被捕（見本報前期有關報道），據了解，這兩名被捕的僧人一個叫彭措列蒙，另一名叫囊卓。其中彭措列蒙俗名才旦諾布，今年十七歲，是堆龍德欽人。南卓俗名索南曲扎，今年25歲，澎波林周縣龍雪人。最近，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布判處彭措列蒙有期徒刑三年，南卓有期徒刑四年。其中彭措列蒙未滿十八周歲，判決書卻寫成十八周歲。目前兩人在拉薩扎什監獄中服刑。
   今年1月18日，居住在色拉寺的中共工作組和一些軍警聯合以政治原因逮捕了僧人索南。接著於2月11日逮捕了僧人拉巴，23日和24日又分別逮捕了寺僧巴桑和諾布。他們的被捕都被解釋為進行了非法的政治活動。

不屈的靈魂不滅的希望
   目前，西藏知識分子和年輕一代的民族意識日益強烈，對維護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努力更加自覺，對西藏流亡政府也抱有較高的期待；民族自豪感更是不分學者文盲，在社會各階層極為普遍。
   26歲的格桑扎西是西藏安多人，去年4月從印度返回西藏途中，在樟木口岸被中共當局逮捕並在日喀則的尼日監獄關押了一個多月。在關押期間，中共安全部們要逐一審問從印度返回西藏而被捕的藏人，除了了解被捕者在印度的活動情況而外，主要是詳細詢問流亡藏人社區和流亡政府各個部門的情況。
   格桑扎西獲釋後前往拉薩，在藏學研究中心、西藏大學等處住了6個多月，在此期間他廣泛接觸了一些著名的西藏學者和知識界人士，發現這些學者和知識分子極為關心西藏民族的未來和西藏文明的存亡問題，對中共宣揚的所謂民族平等嗤之以鼻，對中共分化、同化並最終消滅西藏民族的狼子野心有較清晰的認識，他們普遍認為流亡國外的藏人都是政治流亡者，在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下，通過這四十年來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西藏政治史上譜寫了足以傲人的篇章。
  同時他們也對聽說流亡藏人中許多人將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看的比西藏問題更重要等現象表示憂慮，認為在西藏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這一現象是西藏民族的悲哀。
    在安多地區，格桑扎西有意識地接觸了西藏各階層的人士，並到各雜誌社、機關等與編輯、記者和干部等談論有關西藏問題時，他發現由於這些地區緊靠中國，殖民現象嚴重，因此更注重於保存和發揚西藏文明，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爭取保存和發展西藏文明的有利環境，如在學校極力爭取教授藏語文的權力、在電視台要求設立藏語節目以及延長藏語節目播放時間，通過合法和非法的途徑出版藏文報刊等等。
    他們表示；在政治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成為一個很大規模的政治實體，通過流亡政府的領導，相信西藏民族總有一天會在政治上獲得自由，因此我們這邊要加緊努力地保存和發揚西藏的傳統文化，使西藏民族持續維持頑強的生命力。
    格桑扎西表示﹕現在西藏的知識分子普遍地關心流亡藏人的活動和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反應，他們主要通過台灣的新聞雜誌、美國之音、倫敦BBC華語台、西藏流亡政府的各個報刊等了解外界情況，知道中國民運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一些接觸情況，相互之間也經常秘密交換看法和信息，並以保護和發揚西藏的傳統文化來維護西藏民族的尊嚴，同時，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一字不識的文盲，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西藏高校設“民族團結〞課
    6月18日，一位流亡印度原青海師大學生指出﹕中國當局在“青海師大〞和“青海教育學院〞等各高等院校開設了一門主要針對藏人學生的“民族團結教育〞課程，藏人學生每周必須至少要上一節課，否則被威脅將從學校除名。課程內容主要是讓學生寫反對達賴喇嘛的文章以及讓學生換上藏裝後進行反達賴喇嘛、反分裂的演講，並通過攝影、錄像後作為宣傳品。
    1996年，來自海東東郭的學生才讓措被班裡選為優秀學生時，她的一位漢族老師侮辱她說；“草原上的一頭牲口來到城市後還能接受馬列主義教育哩？〞當時才讓措什麼都沒說悄悄離開了教室，第二天人們發現她已經在學校灶房門口自盡。據了解，青海師大於1947年成立，1982年以前主要招收漢族學生，1982年開始召收其他民族學生，現有不少西藏學生，全部課程都用中文授講。1998年3月，青海師大與青海教育學院合並。

“國母杯〞第九屆足球賽
   6月1日，幾千名僧俗民眾聚集在下達然薩拉的西藏學校操場，在嘹亮的西藏國歌聲中，觀看“國母杯〞第九屆足球賽的開幕儀式。“國母杯〞足球賽是為了紀念達賴喇嘛的母親而設立的，至今已經舉辦了九屆。參加這次比賽的有來自印度、尼泊爾等國藏人定居點的二十九個球隊。

西藏青年會代表訪問台灣
   應台灣佛教青年會的邀請，西藏青年會副會長噶瑪益西和副秘書長白瑪倫珠於六月二十四日前往台灣訪問，這是西藏青年會根據代表大會有關與台灣佛教青年會、民主進步黨等青年組織建立聯系的決議而采取的行動，也是西藏青年會第一次組團到台灣訪問。
    在訪問期間，西藏青年會代表拜會了台灣行政院長，並先後與來自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十五個國家的佛教青年會代表150余人會晤，廣泛交換了意見。次日，他們分別參加了國際佛教青年會第34次會議和就“佛教青年組織與社會間的聯系〞的研討會議。會上，西藏青年會代表向與會者報告了西藏的人權狀況以及中共在西藏肆意踐踏和侵犯藏人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並呼吁大會為使十一世班禪旦增根登盡快釋放而發揮作用。
  28日，西藏青年會代表在與民進黨主席會晤時，就雙方加強合作，爭取西藏與台灣的獨立等問題進行了磋商。
  在幾天的活動中，他們還廣泛介紹了西藏青年會的立場，呼吁台灣人民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維護信教自由，關閉所謂的蒙藏委員會。
    此次西藏青年會赴台，除了與台灣的一些組織取得聯系並交換各自的立場而外，還就未來的一些合作項目達成共識。

西藏問題要列為一個重要議程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消息﹕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舉中參加的議員之一，美國共和黨領導蓋日博亞先生提出，美國政府的政策中要把西藏問題列為一個重要的議程。
    在美國波士頓市哈佛大學舉行的天安門事件十周年紀念會上，蓋日博亞先生接受美國之音的采訪時說；“這是中國政府奪取民眾自由的一個範例，同樣它給鄰國造成威脅，我希望美國政府在跟中國政府接觸時，要把西藏問題作為比商貿事項更重要的問題列入議程。為盡快解決西藏問題，我們在首都華盛頓工作的同仁要一起努力，把西藏問題列入一個重要的位置〞。

歐洲議會代表到達然薩拉訪問
    為了了解西藏的現狀，歐洲議會代表團一行六人於六月二十七日抵達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然薩拉進行訪問，次日，他們參加了一個西藏傳統的為世界和平祈禱祭祀的活動，接著與60多位西藏前政治犯一起探討有關西藏政治犯的現狀和所遭受的非人虐待以及西藏政治犯被迫流亡印度的原因和逃亡途中的艱辛，與會者還向他們介紹了目前中共監獄狀況和其他有關問題。西藏流亡政府內閣在設宴招待時，向歐洲議會代表就歐洲議會長久以來對西藏人民和西藏問題的關注與支持表示贊賞和感謝。
   議會代表則表示歐洲議會將繼續關注和支持西藏問題，並就歐洲聯盟援助西藏的經濟建設等方面徵詢西藏流亡政府的意見；他們還就歐洲議會代表訪問西藏以後，在西藏的藏人因此遭受中共鎮壓的消息，向西藏流亡政府徵求歐洲議會是否應該繼續向西藏派遣代表團，以及派遣代表團對西藏的利害關系等，對此，西藏政府表示﹕從長遠的角度而言，繼續派遣代表團調查西藏的真實狀況對西藏人權的改善和西藏問題的解決是非常有益的。
    代表團在訪問期間，參觀了西藏議會和羅布林卡文學院、新難民接待站、西藏兒童村等流亡社區為促進民主和保存、發展西藏文明而設立的機構學校等。並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議會議長桑東仁波切且進行了會晤。

都蘭藏人寫信抗議殖民
   本報消息﹕西藏安多青海都蘭地區的藏人通過‵美國之音’得知世界銀行貸款支持中國向他們的家鄉移民的消息後，紛表不滿。本報了解到其中有兩封通過各種途徑送到國外的信件，信中除了要求居住國外的同胞，設法製止大量漢人遷移西藏的情況而外，還向世界銀行表示抗議，他們說這是一項可怕的計劃，計劃的實施將會把當地藏蒙人民推向絕路，我們沒有生存的土地，只有死路一條。
  另一封信說﹕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事，是中國當局處心積慮要消滅西藏民族而實施的一種政策，假如世界銀行支持這項計劃的話，無異是將都蘭地區的西藏民族判處死刑。

世界銀行資助中國殖民西藏
   本報綜合報道﹕由世界銀行給中國政府貸款 170萬美元計劃進行的所謂中國西部扶貧計劃中，涉及到將伍萬八千余漢、回居民移居西藏安多的都蘭地區的問題。
    都蘭縣屬於西藏安多的柴達木盆地附近，在青海湖以西地區，歷史上即為西藏民族世居地區，幾年前中國考古人員在那一帶發掘出上千座西藏吐蕃時期的墳墓，十三世紀以後，當地有少數蒙古人移入，1642年西藏嘎登頗章政權建立之時，幫助五世達賴喇嘛創建嘎登頗章政權的固實汗所部在成為嘎登頗章政權的臣民後被安置在西藏各地，其中一部分就在青海湖以西定居至今，幾百年來，由於共同的信仰和生活習俗，蒙藏兩個民族和睦相處。
   1949年中共侵佔該地以前，當地居民完全由以藏人為主的藏蒙兩族組成，國民黨雖曾計劃移民囤墾並設立機構，終未能實施。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幾千名哈薩克人流落到海西地區，八十年代已全部返回新疆。
   中共入侵後，在青海湖以西地區成立海西蒙藏族自治州，由於在柴達木盆地發現豐富的石油等礦藏，中共先後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無數的工廠和三個完全由移民組成的城市，目前，根據中共的統計，該州三個縣有三十一萬余人口，其中原汪什代海十八部落和溝裡、日安等部落的後裔藏人只有三萬余人，當地原有的蒙古八旗後裔大約兩萬余人。
   由於該地藏人和蒙古人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少數民族，因此，這次的移民計劃無疑是雪上加霜，將更進一步強化中國移民和中國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強勢現狀，使當地的西藏文化和西藏民族的生存環境更趨惡化，同時本來就極為脆弱的生態環境將會遭到更加徹底的破壞，因此這一移民計劃在西藏國內外引起強烈的不滿，國際環保和人權組織以及支持西藏團體、國際知名人士等也紛紛強烈抨擊世界銀行助紂為虐的行為。
   6月20日美國議會的60名議員致函世界銀行，要求退遲這一計劃；6月18日世界銀行的24個人員中有11人寫信給世界銀行，建議推遲這一計劃；同一天，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青年會、西藏婦女大會，西藏全國民主會，藏印友好會等單位的人員召開座談會，與會者認為中國政府借口扶貧，計劃將大量中國人遷移到西藏，不僅使西藏境內的藏人變成少數民族，而且威脅到西藏的環保和民族文化的延續發展，其後果將是藏人的文化、風俗習慣和毀滅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同時大量移民將使藏人的失業率增多，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問題；因此各組織致函世界銀行，就此貸款項目明顯危害西藏民族與文化的生存的行為提出抗議，抗議書有 11000人簽名後直接寄到了世界銀行。
   由於各方面的反對，世界銀行就此方案的投票表決延遲到6月24日進行。6月24日，由世界銀行的24個投資組建國家在投票時，雖然美國和德國等投了反對票，法國、澳大利亞等棄權，但其他成員仍投了贊成票。中國政府雖然贏得了貸款權，但由於支持西藏問題的團體及人權組織和環保組織等的嚴厲批評，世界銀行表示暫時凍結計劃中的移民項目，就這些移民是否對當地的西藏文化及環境造成影響以及這種遷移是否與世界銀行的目標相一致等問題專門建立了一個調查組到實地考察，在做出全面調查後再做出決定。
   對世界銀行贊助中國殖民政策問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圖丹桑培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前後兩次對世界銀行的24個領導成員寫信反對這一計劃。對世界銀行幫助貧困地區的漢人，我們沒有任何意見，但是，在西藏民族處於最危機時刻，貸款支持大量漢人移到西藏，對西藏民族的生存和民族文化的保存與發展以及保護環境等方面是非常不利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世界銀行不顧西藏的現狀而通過這個計劃，對此西藏流亡政府甚感遺憾，並將繼續反對這一計劃的實行。
   由於世界銀行和中共在這一問題上立場接近，因此，雖然世界銀行表示對移民問題要在進行調查後才做出決定，但為了真正的公正客觀，一些學者仍自發以旅游的方式前往這些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其中來自澳洲的學者拉菲特和來自美國的學者梅斯頓在青海調查期間被中共逮捕，其中美國學者梅斯頓據說由於試圖跳樓逃跑而跌成重傷。

中共在西藏加緊鎮壓活動
   據法新社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星期四在地處青藏高原的四川省阿霸縣境內，舉行了大規模的空降演習。中國官方新華社引述中國軍方發言人的話說，這次演習表明，解放軍空降部隊具有在複雜地理條件下執行空降任務的能力。為了改善部隊的作戰能力，演習使用了新的器材和技術，其中包括情報收集器材以及機動滑翔機等。四川的阿霸地區是藏族人居住地。
   法新社注意到，這次演習是在西藏自治區準備所謂「民主改革」40周年的時候舉行的。報道說，北京當局一直在緊張地關注著西藏地區的局勢。
    在另一方面，香港《南華早報》報道﹕西藏拉薩公安機關在一項通知中，命令所有的居民在六月二十四號以前，交出所有的槍支，匕首，以及爆炸物，其中包括獵槍，手槍，各種自製槍械等火器。逾期不交者將會被判三至七年的監禁。
   法新社在轉發這則消息的時候指出，中國有關當局的這些動向和措施，明顯是在防範可能的暴力活動。因為不久就是中國的國慶節。八月份拉薩還將舉行第六屆少數民族體育運動會，以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為此，「南華早報」說，中國政府投資兩千二百萬元人民幣在拉薩修建體育設施。與此同時，拉薩機場等地也加強了安全保衛工作，增派了武裝人員。
    另據本報記者通過最近來自拉薩的藏人了解到﹕在拉薩，特別是在八廓街，除了荷槍實彈的巡邏軍警，中共當局安置了大量所謂的保安和由軍警化裝的便衣。這些所謂的保安都是從社會上收羅的以流氓為主的無業流浪者，他們穿各式便服（沒有製服）沿八廓街布防，每隔五、六米就有一個，一般容易辨認，因為一直無所事事待在一個位置，離開時有人替換。除了外國人，在藏人面前，這些所謂的保安並不刻意偽裝身份，在街上流動的人，如果有三、四個以上的人員聚在一起說話，他們馬上就過來阻止。
   這些所謂的保安，平時的工資並不高，但若在反分裂中立功，如抓獲游行或散發傳單、貼寫標語的藏人，則會給予重獎。而由軍警偽裝的便衣，則沒有固定的位置，四處流動，不易發覺，出事時才會一擁而上 。

苛捐雜稅使藏人透不過氣來
   據《西藏時報》報道﹕目前中國政府對西藏農牧民徵收的各類稅費等，多數是1990年以來通過立法或行政手段實施的，之前經十世班禪努力而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減免的部分徵稅項目也正在恢複。
   一位來自西藏安多青海湖南岸（海南州）的人說﹕現在西藏農區一年徵收十多種稅，每畝地每年除了要給當局按最低價“出售〞100斤糧食並上交 60斤的糧食稅外還要繳納20.00元的所謂水費。此外，每個人每年要交8.00元的人頭稅，10.00元的生火稅，每頭豬交10.00元，每只羊8.00元，每只山羊5.00元，每匹馬10.00元，一頭牛8.00元，騾子5.00元，如果到山上去撿柴還要罰款少者100.00元多者上千元，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非經常性的攤派。
   另據一位西藏日喀則的人提供消息﹕衛藏牧區每年徵收的稅類達十三種，一家牧民每年必須屠宰20％的牛羊，對這些屠宰的牛羊還要交屠宰稅，每頭牛的牛絨稅為1.50元，山羊絨稅為5.00元，羊毛稅為0.70元，每只羊皮稅為7﹕00元，山羊皮稅為5.00元，牛皮稅為35.00元，另外收食肉稅，一只羊為20.00元，一頭牛90.0元，每家牧戶在一斤酥油上納稅0.90元，還要上交土地稅一畝地25.00元，牲畜的吃草還要上交17.50元的稅，飲水稅每只羊0.30元，一頭牛1.50元。

我們都信奉他
   《紐約時報》報道﹕四川省藏人居住區的一家地毯商店裡，牆上懸掛著達賴喇嘛和達賴喇嘛確認之十一世班禪的像。該地區的僧俗民眾都信奉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商店、家裡、各寺院全部掛有他的像，沒見一個掛有假班禪的像。地毯商店的57歲的女主人指著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靈童的像說；“我們都信奉他，誰都不願意聽中國政府的話〞。

西藏歌舞團赴歐洲演出
  今年4月1日，西藏流亡政府歌舞團的18名成員對歐洲演出，他們利用一個月二十多天的時間，對荷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四國舉行 55次演出，對 50000多人介紹了西藏獨特的文化、宗教，並在每次演出前用半小時時間介紹西藏的歷史與現狀。

“世界西藏日〞議案引起中共不滿
    最近，以美國眾議院議員杰森等部分議員準備就提議規定每年的7月10日為“世界西藏日〞的議案在美國眾議院做出解釋之時，聞風而動的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和譴責，並警告說這項決議會給美中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七月八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宣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權力干涉西藏的事務，美國議會一些人準備提出所謂的“世界西藏日〞，對此，中國政府不僅堅決反對，而且要求美國政府反對並製止這類危害中美關系的行為。雖然介紹議案的日程因此而推遲，但從今年的 7月 10日起，“世界西藏日〞活動已經開始。人們預計議案將會上交到參議院。
  有關決議的說明指出﹕西藏是一個具有1500多年歷史的獨立國家，這個國家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宗教、語言。但從1949年開始中國軍隊入侵以及到1959年完全佔領西藏。說明還談到1960年國際公約協會對西藏現狀的報告以及1998年美國外交部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踐踏西藏人權等內容。
  說明最後指出﹕我們把美國獨立日過後的第六天和藏人歡慶達賴喇嘛誕辰日以後的7月10日定為“世界西藏日〞，是為尊重藏人的自由和權利；同樣我們遵奉“世界西藏日〞，也是促使中國政府盡快與達賴喇嘛接觸，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表現。

紀念“四水六嶺〞成立四十一周年
   由“四水六嶺〞總部安排，6月16日，達然薩拉僧俗千余人在拉嘉日廣場集會，紀念四水六嶺護教誌願軍成立四十一周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內閣部長到場並發表了講話。一些西藏議會的議員和政府部門的官員以及一千余名群眾參加了集會。
  四水六嶺護教支援軍是1958年6月16日由西藏康區的安珠貢保扎西在西藏山南竹古塘創立的一支反抗中共入侵的武裝部隊，四水六嶺護教誌援軍在其後的一年多時間內，多次與中共入侵軍隊交戰，給予敵軍沉重打擊，其成員最多時發展到兩萬余人。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四水六嶺護教誌願軍也隨後整軍撤入印度。

台灣規定佛誕日為法定節日
   綜合消息﹕在台灣百萬佛教徒的要求下，台灣政府正式把佛祖的誕辰日規定為法定節日。
   提出這一議案的是國民黨議員詹石海（音），議會中有206名議會代表支持這一提案。詹石海表示﹕“佛祖的誕辰日是世界佛教徒的一個重要節日，佛教是亞洲的一個宗教之一〞。
    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斯裡蘭卡、台灣、緬甸、日本、朝鮮、巴基斯坦等國，每年都要舉辦一系列活動來紀念這個神聖的節日。已經回歸的香港和即將回歸的澳門已將佛誕日定為節日。

藏人政治犯被選為蘇格蘭國際作家協會會員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消息﹕西藏政治犯阿旺吾色被蘇格蘭國際作家協會選為特殊會員，決定給他頒發會員證，並在世界各地展開爭取阿旺吾色早日獲釋的活動。
    蘇格蘭國際作家協會是一個自由團體，會員遍布世界各地，協會宗旨是保護和自由發展世界各國的文學與文化知識。該團體解釋說為阿旺吾色的早日獲釋而努力，是為了讓他在獲釋後可以繼續從事政治或其他創作以及可以自由地在寺院裡學習。
    阿旺吾色是西藏哲蚌寺僧人，現年30歲，從小在哲蚌寺學經，1987年9月27日，由於在西藏首都拉薩和21位僧人一起舉行和平游行被中共當局關押了4個月。1988-1989年，他和其他人一起成立西藏獨立組織，並散布西藏獨立傳單及聯合國人權宣言等印刷書籍。1989年4月16日逮捕，判處 17年有期徒刑，削奪政治權利 5年，現在拉薩北部的扎益監獄服刑。

藏中談判的“新〞說法
   香港《民報》6月24日報道﹕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塔爾辛向記者表示﹕如果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和分裂活動，可以派一個副總理職位的官員與達賴喇嘛個人和他的親屬代表進行談判，地點可以在中國或香港，也可以在達賴喇嘛所指的任何一個駐外大使館，如果達賴喇嘛回國，可以住在西藏，來去自由。但是，絕對不會和西藏流亡政府談判。

計劃生育在安多
    據最近流亡印度的一名婦女提供消息﹕從今年年處中國政府對拉卜楞桑曲縣（夏河縣）的牧區進行大規模的計劃生育運動，該地區的女孩子年滿 15歲即一律強行放環（避孕環）或做絕育手術。
   以前允許一家牧民可以生三個孩子，今年開始減到兩個孩子，而且隔三年生一個孩子，否則，罰款 300元，生了兩個孩子後，必須做絕育手術，爾後給您發絕育手術證明，否則又要罰 500元。如果一對夫妻沒有領取結婚證而生孩子則要罰 1200元。如是未婚生子，不僅不給母女辦理戶口注冊，而且也不給議價購糧證。
   在中共的強勢壓力下，有些婦女只好在巡回醫療隊進駐時逃亡外地。有些逃亡的婦女被當地政府發現後，抓回來強行送醫院做結扎。去年桑曲縣塘那村一名婦女被強行拉到醫院作完手術後沒有進行任何治療就送回家，如此不僅使許多婦女病魔纏身，而且造成人員死亡，去年桑科村的一名婦女因手術事故而死亡，事後其家人四處告狀，最後醫院以賠償五萬元了事。
    1998年安多天峻縣的一個人口不到兩千人的鄉，據說是未能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給該鄉重罰了19萬元，鄉政府將此罰款轉嫁給當地藏人，使許多牧民傾家蕩產，生活更加艱苦。
    該縣的另一個鄉，當局每年從縣裡派醫療人員前來執行絕育工作，美其名曰﹕巡回醫療。這些毫無醫德的醫務人員在無任何醫療設備和醫療條件的空房裡，將兩張桌子並在一起作為手術台進行絕育手術，就連最起碼的麻醉劑量器也沒有，對麻醉藥劑量憑估計注射，裡面正在進行手術，而外面窗口卻有許多人圍觀。有一名婦女在這樣的環境下被迫做了絕育手術，不想第二年卻又懷孕，而且莫名其妙地患上足腳致殘的疾病，即使如此，當局不僅不關注她的生命危機和追究醫療人員的責任，反而以超生為由罰款1200元。

彭措尼珍榮獲爭取自由民主獎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消息﹕在西藏扎益監獄正在服17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彭措尼珍，榮獲由在美國的中國〞六四〞紀念組織和中國和平會頒發的爭取自由與民主獎。頒獎儀式在紀念〞六四“十周念的集會上舉行，中國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王丹以及國際西藏聲援組織負責人普窮次仁等出席了頒獎典禮。西藏政府駐美辦事處代表阿旺培杰代彭措尼珍領獎，這次共有八個人被授予自由民主獎。
  彭措尼珍原是拉薩乃瓊山尼姑庵的尼姑。現年29歲，澎波林周人，她是由於和其它六名尼姑一起於1989年10月24日前往拉薩舉行示威游行而被捕，隨後被判刑9年。在服刑期間，她又由於和其他13名政治犯一起在監獄中頌唱和錄製內容有關西藏自由、獨立的歌曲而於1993年5月被加刑8年。1995年她曾榮獲日內瓦人權獎。

假班禪返回西藏
    雖然多年來中國政府所立的假班禪堅參諾布一直住在中國，但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放棄讓藏人接受這個由無神論者選定的所謂轉世。
    在過去的幾年內，反對和指責達賴喇嘛以及承認中共所立的假班禪，否認達賴喇嘛確認的十一世班禪一直是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另外中國政府曾設法讓一些地區邀請假班禪，一些喇嘛雖然被迫答應，但由於僧俗的強烈反對而停止。雖然這一切的努力幾乎注定要失敗，但沒有信仰的中共當局仍然無視宗教信仰的力量，於六月份安排了假班禪的第一次西藏之行，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假班禪一行 17日經拉薩到達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顯然中共對這次的假班禪回西藏沒有抱很大的期望，除了中共官方威逼利誘動員一些人去獻哈達拍錄像以及在媒體做一些純宣傳而外，當地藏人對此毫無熱情。許多近期逃亡印度的藏人有許多甚至不知道假班禪曾經回來到過西藏。
    由達賴喇嘛確認的十一世班禪旦增根登自1995年被中國政府秘密關押後一直不知去向，起初中國政府否認綁架十一世班禪，後來在四年前中國外長卻聲明班禪旦增根登及父母受中共“保護〞，安然無恙，但一直拒絕透露他們在什麼地方。

她們沒有失去信心
    據6月12日來自拉薩堆龍德慶縣雪山尼姑庵的尼姑彭措央金提供消息﹕去年十月份，中國政府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將堆龍德慶拉郭尼姑庵關閉，其中的 80多名尼姑由於拒絕表態支持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拒絕譴責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而被趕出寺院。
    目前，這些由於政治原因而失去宗教修持機會的尼姑大多數流落街頭，在拉薩經營旅館、飯館或在大招寺周圍清掃垃圾以及到別人家喂豬、回家務農務牧等，雖然生活艱難，但她們拒絕還俗，仍然利用空余時間進行宗教活動，她們相信寺院總有一天會得到恢複，她們也總有一天可以返回寺院。中國政府的迫害並未能使她們改變對達賴喇嘛的崇敬和對西藏民族未來的信心。

三名保護野生動物者
    據《西藏時報》報道﹕安多馬爾康地區的中國人經常三五成群到阿壩牧區非法獵殺大量的鹿、岩羊、羚羊、狐狸等珍貴動物。
    1998年11月，該地區的五名牧民在阻止一群中國守獵者獵殺動物時發生沖突、雙方互相開槍射擊，結果造成一名中國人死亡和一名藏人受傷。雖然藏人的行為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但當地的中共當局卻下令逮捕31歲的根宮、25歲的喜波和22歲的嘉措，三人得知消息後只好出逃，至今不知去向。

我們連一個學校都沒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來自西藏康區的朝聖者指出﹕康區德格縣的牧區至今為止仍無一所學校，該地區的青少年大多數是文盲。在德格縣城雖有幾所學校，但都是供漢族和干部子女上學，而且主要使用中文教學，即使如此，牧民子女上此校的機會微乎其微。
    歷史上，該地區的孩子一般被送到寺院去接受教育，雖然中國政府對這種接受教育的方法多有指責。但現在，十八歲以下即不許進寺院，地方又沒有學校，孩子們只好白白虛度歲月。最近，在當地人民的要求下，佐欽寺的僧人有時到牧區去給青少年傳授一些藏文基礎知識，這是當地孩子唯一的接受教育的機會。

八廓街現狀
    從去年8月份開始，西藏首都拉薩八廓街居委會就統一街道攤點櫃台而召開會議，指出要改善櫃台，不許加入新櫃台，櫃台的大小要統一等。當時群眾提出意見，要求把櫃台做大一點。
    1998年8月12日，一部分攤主到八廓街居委會去反映情況時，八廓街居委會的旺堆多杰出來說；“有什麼話，請進去說〞，那些前來情願的商人聽說要到房內去，頓時散去了，只有二十六人隨同居委會主任進入居委會房間內，結果，他們一句話也未說全，那個旺堆多杰就開始罵他們是利用時機，進行挑撥離間的分裂主義者，隨後宣布每人罰款100元。
    櫃台統一製作後，原有的舊櫃台和遮陽傘等全被沒收。為了統一櫃台而籌集的資金40萬元，實際只用了7萬多元，其它都已進入有關人員的腰包。因櫃台太小，人民表示不滿時，他們還“教育〞擺攤人員不要被分裂主義所欺騙和利用，要以前幾天為這些事而有26人被罰款的事作為教訓等等。並告訴擺攤者不能用自製的遮陽傘，還有“三•一十〞“九•二七〞“三•五〞等節日或敏感日期必須要擺攤，否則沒收營業執照及攤地。而負責監督這些的是以每月三百元收羅的閒散無業人員和流氓所組成的“保安〞。

簡訊
    最近在安多同仁隆務寺院內，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名命100號的警察部隊，其任務是監視寺院的一切活動，旁晚七時開始如果誰需要到寺院去，首先必須跟警察聯系，否則將會被逮捕，警察恐嚇說嚴重犯規的要判刑一年以上。
    七月，十余名中共官員進駐林周縣貢薩寺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因該寺僧人拒絕發表譴責達賴喇嘛的言論，中共工作隊已經宣布關閉這座寺院。目前，該寺 20余名僧人已經全部被趕出寺院。
   在慶祝《印度報》創刊17周年的慶典會上，達然薩拉的安全部們和諾布林卡西藏文學院分別被授於保護環境獎和保護西藏文化獎印度喜瑪邦議會的會長，交通部長及西藏方面的有關人員等百余人出席了慶典。
    ＊6月12日，米拉日巴基金會，在東京、芝加哥等四個城市組織舉辦音樂會，表達西藏民族追求自由獨立的願望。這天達然薩拉也進行了示威游行。
    ＊6月26日是國際支持受難人的日子。為了支持和同情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們，尢其是在中國政府鎮壓下受難的西藏愛國英雄兒女們，西藏“九　十•三〞協會組織幾千名僧俗在達然薩拉舉行燭光游行。
  《西藏三區報》報道﹕今年7月6日居住章木口岸的西藏商人撒糌粑等儀式慶祝達賴喇嘛的六十四歲誕辰日，當地的中國警察利用二十多天的時間深入調查此事，但目前為止未發現商人被逮捕的情況發生。

西藏政治犯索南旺德去世
   據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消息﹕西藏政治犯索南旺德於1988年3月5日參加了在拉薩的抗議示威活動，隨後為逃避中共的大逮捕而逃亡國外途中，不幸在邊界被捕，隨後他和其他五名藏人一同被控殺害武警而分別處刑，其中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在此期間遭到中共軍警以各種刑具肆無忌憚的殘酷折磨，由於一直不肯屈服，致使毒打一直沒有停止，最後終至下半身完全癱瘓而失去知覺，由此才於 1993年被保外就醫，幾年來一直未見好轉，於今年三月去世，終年44歲。

藏區不穩定的因素及其對策
   
得榮•澤仁登珠

    藏族是我們56個民族中，具有悠久歷史，燦爛文化、豐富遺產、寬闊富饒土地的優秀民族。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政教合一〞農奴製社會跨入社會主義社會，它的每一個成員在政治上、經濟上、科學文化教育上，享受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但在最近幾年中，由於國內外民族分裂勢力的挑撥和國內“左〞的錯誤，以及我們工作和政策上的失誤，藏區出現了不穩定的局勢。如拉薩騷亂，有些地區出現了不穩定的情況。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當代民族問題是整個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問題的組成部分。約佔我國總面積五分之一的藏區，它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領域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無論從歷史上、現在或將來，都有相當重要作用。因此，如何穩定、治理和建設藏區是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定統一和改革開放能否順利進行的重大問題。
   我作為共產黨員、國家干部、藏民族的一員，將藏區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實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為穩定、治理和建設藏區 `提出自己的見解主張，是自己神聖的職責和應盡的義務。下面就藏區不穩定的因素和如何治理建設藏區提幾點粗淺的建議，供大家參考。
    影響藏區穩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極少數分裂分子在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和操縱下，在藏區進行煽動，搞破壞，製造分裂祖國的輿論，破壞藏族地區的穩定；
    二、是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實處是藏區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三、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上的差距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增長提供了條件；
    四、是藏語文得不到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五、是民族意識增強，關切本民族前途命運所表現出來的願望和要求得不到解決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導致藏區不安；
    六、是教育、科技、醫藥衛生處於困境成為藏區潛伏著的不穩定因素；
    七、是官不為民引起離心力的增加；
    八、是民族歧視現象有所抬頭引起民族隔閡。
    上述八個問題目前尚處在萌芽、分散、少量和臨時階段，如不引起重視，盡快解決處理，有向深層、集中、大量、持久方向發展，引起社會動亂的可能。
    這八個問題中，前一個是外因，後七個是內因，只要解決好後七個“內因〞，前一個“外因〞就不起作用了。
    一、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實處是藏區不穩定的主要因素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我們黨和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它賦予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文化更大的自主權。藏區自治政策落不到實處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新舊體製交替中產生的摩擦在藏區產生效應。體製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要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但作為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藏區，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不適應。如本來地方財政長期拮據的藏區，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後，藏區的交通能源、工礦企業、文教衛生、科學技術，社會福利等建設事業發展滯緩或無錢發展；投資信貸體製改革後，在獲取貸款和投資上遇到自有資金不足，影響建設的問題；中央的許多富民政策到了藏區後，受財力、物力、人力所限而得不到兌現，大家只有望政策而興嘆；上級部門所屬企業在向當地繳納稅收、利潤分成、酌留產品原料、招收當地藏族職工、給徵用土地群眾合理補償等方面，存在著上級部門的管理規定與自治法互不配套的矛盾。
    第二、上級國家機關對民族問題認識不夠，不肯對自治地方放權讓利。民族自治地方是一級地方政權。自治地方的自治權的落實關鍵在上級國家機關。目前有的上級機關在製定方針、計劃、措施時，不考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不肯對民族自治地方放權讓利，有些部門和機關甚至還卡、擠民族地方。
    第三、民族自治機關還不善於或不大膽行使自治權力。黨和國家對民族自治機關賦予的與一般地方國家機關所沒有的自治權力，主要是靠本民族的人民去行使，我們過去只強調了“賦予〞，忽視了“行使〞。
    賦予自治機關的權力能否行使，取決於該民族的自治意識和自治水平。藏族區域自治製度是在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政教合一〞農奴社會條件下建立的。由於跨時代的原因，藏民族人民的民主意識、法律法規和製度觀念普遍薄弱。藏族干部〈特別是五六十年代培養的〉由於種種因素他們的文化水平、知識閱歷、管理才能較其他先進民族干部要低一些。因此，自治意識和自治水平也比較差。養成了“照章辦事、因循守舊〞的被動思維方法，具有開創進取、探索創新精神的人還比較少。
    不敢大膽行使和運用民族自治權利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過去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一些敢於如實反映本民族願望和意見的人被打成“地方民族主義〞，蒙受冤屈、遭到不公正的對待，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事，在許多藏族干部頭腦中記憶猶新。有些人消極地接受了教訓。
    當然，自治機關中也還有個別身居要職的干部，只關心自己的名譽地位和個人利益，不關心本民族利益。因此，不善於或不敢大膽運用憲法和自治法賦予自治機關的自治權。加上自治法賦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的某些原則規定，往往被部門行政法規又收了回去，使有些自治權利失去保障。
    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堅持生產力標準，糾正長期支配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中超階段的“左〞的思想。即離開生產力標準，抽象談民族區域自治和忽視民族地區經濟建設、少數民族自身發展與進步、片面追求生產關系領域裡的革命和飛躍。
    第二、加強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配套建設。各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和單項條例製定後，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應盡快製定出實施自治法的具體規定和實施細則，做到民族區域自治法配套。製定實施細則或實施辦法，其核心在於對民族自治地方如何放權讓利上。
    第三、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落實和發展，需要良好、寬松、和諧的環境。概括起來有三個條件﹕一是經濟條件，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二是國家體製條件，即國家政治、經濟體製的民主化；三是法律條件，即利用法製充分保障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行使。
    第四、要重視加強少數民族人民的自治意識和自治水平。我們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是在少數民族經濟文化落後，民主意識相當薄弱的社會條件下建立的。就藏族來講，它是從封建農奴製社會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用法律、法規、製度為主要手段不斷向人民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民主觀念和民主意識，使廣大藏族人民在自治的實踐中不斷提高自治意識和自治水平，是落實自治政策、真正實現民族當家作主的長遠之計。要實現這個“長遠之計〞，首先應從提高整個藏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培養干部和知識分子入手。希望黨和國家繼續重視、關心、幫助、支持這項工作，並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成效。
    第五、自治機關要用好、用活、用夠自治權。黨和國家對民族自治機關賦予與一般地方國家機關所沒有的自治權利。如對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指示、如有不適合當地實際情況的，可以提請該上級機關批準，變通執行或停止執行等特殊權利。自治機關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應該珍惜法律賦予的各種權利，不僅能夠理直氣壯地善於運用，而且用好、用活、用夠各項權利。
    在運用自治權時，一要深刻認識本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狀況；二要積極主動地爭取上級國家機關的關懷和幫助。藏族自治機關要善於運用和大膽行使自治權利，就必須提高廣大藏族群眾的自治意識和自治水平。
    根據目前自治機關干部的現狀，應加強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一要采取各種渠道盡快提高現有干部文化水平、科學知識水平。應該正視和承認我們的干部視野狹窄，知識單一的現實。為了自己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振興，為了社會的發展，人人都應鼓起知難而進、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我們不怕落後，不怕愚昧，不怕無知，只怕不努力，不學習，不上進。
    二是必須了解本民族的社會歷史、宗教文化、自然地理和風俗習慣。一個民族干部不懂或不大了解本民族的歷史淵源、風俗習慣和社會發展情況，就等於不了解自己的家史家情，當然就不容易當好這個家。當今藏族干部中連吐蕃王朝、薩迦王朝、噶廈政權、松贊干布、班智達根呷堅貞等最基本的藏史知識都搞不清楚的人還不少。
    當然這有客觀原因﹕雖然藏族歷史著作很多，但現在大多數藏族干部看不懂藏文；此外，我國中小學校到大學的歷史課本名叫《中國歷史》，但其內容大多是漢民族史，除了戰爭以外沒有其他民族的東西。〈本人正在用漢文著手編寫一本藏族通史，盡快奉獻給大家〉
    三要把各級干部從整天忙於具體事務、會議、公文和解決內耗的百忙中解脫出來，讓他們有一定的時間從事調查研究，了解民情、考慮大事和考察學習。
    四要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樹立當官為民思想。
    二、民族間經濟文化上的差距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增長提供了條件新中國建立後，我們56個民族間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而且還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但是，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壓迫剝削製度造成的後果　原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在經濟、文化上的發達與不發達，先進與落後的差距依然存在。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反映這種歷史遺留的民族間的差距一般統稱“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民族差距和民族間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民族差距是指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客觀的發展水平問題；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是指民族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和在這些方面實際所能享受到的權利大小程度。兩者的聯系是﹕一個民族的發展水平決定它實際上所能享受權利的程度。基礎和文化發展水平相差不大的民族和地區，現已遠遠超過了藏區的水平。
    目前全藏區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吃飯，二牛抬杠、刀耕火種和一把砍刀為主要工具。農牧業往往大災大減產，小災小減產，風調雨順增點產，未擺脫靠天養畜、靠天種地的被動局面。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仍在國民經濟中佔主要地位。全藏區藏民中有20％以上人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有些地區住房、飲水方面還有很大困難。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綜合性定量比較研究顯示﹕我國各省、區、市社會發展水平排序中西藏為倒數第一。勞動對象未能很好利用，是生產力差距的又一表現。資源雖豐富，但由於技術力量、資金、交通、能源以及自然地理條件等方面的製約，尚無能力進行有效開發。
    上層建築領域中舊的意識形態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藏族是從封建農奴製度社會跳躍式地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藏族的經濟是典型的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的目的是直接消費。盡管現在進入社會主義，但原有封建社會形態的生產力沒有發生跨越，商品經濟的觀念在絕大多數藏民中還未樹立起來，因循守舊、怕擔風險和溫飽即安、稍富即是的小生產者的思想支配著生產經營活動。藏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超越發展背離了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客觀規律。
    解放後，整個藏區從封建農奴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直接過渡。簡單地勾畫歷史線條就是﹕1950年到1966年，和平解放藏區，進行社會改革，為變革封建農奴製生產關系打基礎；1966年到1980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1980年以後，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的那一部分。通過廢除封建農奴製生產關系後，藏區的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這說明在藏區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正確的，必要的。藏族人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肯定的。但通過什麼途徑和方式，在什麼時間內走完這一步，怎麼走，我認為要因時因地製宜，一切從實際出發。
    我國藏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原因之一﹕只注意了結論，而忽視了條件。盡管消滅了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製，但由於直接過渡，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都沒有完成真正的過渡或跨越。絕大多數藏民族基本上還是停留在自然經濟水平上。第二、國家經濟建設戰略布局長期傾斜於內地沿海地區，使藏區經濟文化發展速度與內地的差距越來越大。
    建國以來，人們總希望通過建設使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差距盡快縮小。但近幾年來民族間經濟文化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國家在規劃和建設中，只強調國家的利益，忽視少數民族和地區利益。
    建國四十年來，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藏區工業、農牧業、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列入國家規劃和重點建設項目的很少。整個藏區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突破和起色，更談不上跨上新的台階。
    中央和省屬企業，只顧發掘和利用藏區的自然自源，不顧當地經濟的協調發展。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自1951年起建立丹巴雲母礦和1958年後先後建7個森林工業企業。雲母礦從1951年建立到1987年，共生產優質工業雲母16000多噸；七個森工企業自1958年到1988年外運木材達1225.41萬立方米。
    由於雲母礦和森工均為中央和省屬管轄企業，在向當地交納稅收、利潤分成、酌留產品原料和招收當地藏族職工等方面，當地政府沒有任何過問權。更談不上帶動甘孜州經濟的問題。後來，這些企業資源枯竭、效益不好，職工老化後，就下放給了自治州。
   我國藏區是不是沒有投資和開發的價值呢？我認為不是。因為藏區約佔我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幅員廣闊。它那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形成了林、牧、能源、礦、土特產，旅游等六大資源優勢。擁有我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須的豐富的地上和地下資源。
    第三、經濟基礎和發展速度的差距。
    整個藏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與發達地區相比，差距就更大了。下面這些數據就證實了這一點﹕1953年到1987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產8.8％、而西藏為5.3％，差3.5個百分點；甘孜州為4.3，差4.5個百分點。1958年至1989年西藏工農業總產值雖增長3.8倍，但198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全國人均為13961元，西藏為6840元，甘孜州為6501元，不及全國的一半。每百元固定資產原產值實現利稅，全國為20.67元，西藏為6.3元；甘孜州為10.5元；1985年全國人均工農業總產值為1164和1710.76元，西藏為445元，甘孜州607元，相差一半以上。
   據1989年統計，西藏（自治區）擁有206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其總產值為3.33億元，相當於浙江省蒼南縣的宜山區，全自治區工農業總產值為9.77億元，區一級財政收入1380萬元，還比不上內地一個縣，沿海發達地區一個鎮。從最近幾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看，國民生產產值， 1985年到1988年，全國增長33.2％，西藏23.5％，差9.7個百分點，甘孜州26.4，差6.8個百分點。工農業總產值1980年至1988年，全國遞增 12％，西藏3.6％。其他藏區也一樣，如擁有15萬平方公裡，18個縣的甘孜州，1988年全州工農業總產值為4.917億元，財政收入為當年歷史最高記錄也才7463萬元。僅相當於內地一個效益較好的鄉鎮企業。
   第四、建設資金和交通運輸的差距。
    資金短缺、交通信息閉塞是藏區與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家對藏區在資金方面給予了很大的援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從百業待興的藏區與目前需要相比，還有不足。
    藏區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點﹕
    首先，從解放到八十年代初長達三十多年中，整個藏區沒有搞多少能帶動本地經濟發展帶有戰略性的大中型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很少，商品經濟不發達，確切地講，商品經濟在局部地區剛剛起步。
    其次，投資和信貸體製改革，藏區獲取貸款和投資上，就遇到自有資金不足、影響建設。加上原來許多優惠政策名存實忘。
    第三，實行財政各級包干製後，本來長期依靠國家補貼維持的地方財政，就顯得窮上加窮。
    第四，從政治經濟上存在著脫離藏區實際的不合理結構。從政治結構上看，由中央到人口不到二萬人的縣，存在著同一模式的“五套班子〞和重疊龐大的行政機構。就連銀行、人行、建行、農行、工商行也是一個不能少，否則就少一筆資金來源。這一套建在貧困土壤上的龐大黨政機構，一方面耗盡了靠國家補貼維持的地方財政，另一方面又大大佔用了最缺乏的各類人才。
    1952年至1984年，西藏自治區行政管理費總支出佔同期全區財政總支出的170％，其中1980年至1984年的五年中，行政管理費總支出超過了中央給西藏財政補貼的增長速度。甘孜州1988年全州財政總支出中用於行政事業費佔總支出的25％，而投向農牧和用於經濟建設的為1410萬元，只佔6.5％。當然這個責任不在自治地方。
    從經濟結構上，從五十年代起，為了加快藏區資源的開發，國家對甘孜、阿壩兩地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這本來是件好事。但由於脫離了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不是立足於如何幫助當地民族發展經濟，而是靠大量的省內外移民建立礦產、森工等企業，資源雖然得到了發展，對國家也作了巨大的貢獻，卻沒有和當地的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交通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藏區95％以上的地區沒有鐵路，全靠公路和牲畜運輸。公路覆蓋面小，路況差、運距長為全國首位。現有公路運輸大都又集中在自治區、地、州和縣所在地。除公路沿線外，絕大多數農村牧區沒有公路，農、牧、林、土特產品出鄉出村極為困難，從客觀上阻隔了藏區與內地以及國外人、財、物、信息進鄉、進村。從而製約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經濟文化的差距。西藏是全國唯一沒有鐵路和還有一個縣未通公路的省區。1988年全區每萬平方公裡擁有公路176.6公裡，佔全國平均每萬平方公裡擁有公路1023公裡17.3％，少82 .7個百分點。而且這些公路和運力又集中於拉薩、格爾木和各行署所在地。甘孜州每萬平方公裡擁有公路也才250公裡。
   藏區由於地廣人稀，加上地質地形因素，發展交通事業難度很大，效益甚低。這裡舉兩條公路可以說明這事﹕從我們甘孜州府至成都有367,公裡，它連通了甘孜、雅安、溫江、成都4個市地州和康定、瀘定、天金、雅安、蘆山、名山、蒲江、，崍、新津、雙流10個縣近200多個鄉、村、鎮。從康定向州內各縣延伸340公裡，剛好通至本州稻城縣只能連通康定、雅江、理塘、稻城4個縣和所屬6個區13個鄉35個村寨。這就說明內地與藏區用數額相同的錢、辦同樣的事，而取得的效益不大一樣。因此，今後國家和上級機關對藏區的建設、投資等方面，將上述特殊性應予考慮，不能一刀切。
    第五、改革開放的差距。
    改革開放是發展經濟最有效的動力，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但藏區的改革開放與內地沿海等其他地區和民族有差距﹕首先民族之間競爭起跑線不同。藏區生產資料公用化是在封建農奴社會的農牧業經濟的基礎上實現的。因此，起點低，基礎薄；第二是國家用財政補貼的辦法從外部注入大量的公有製經濟成份。如國營工廠、商店、農牧業機器以及絕大部分事業性單位和行政管理機構的物質外殼，經濟依附行政；第三是進展慢。整個藏區進行改革的時間都晚；第四是改革困難多。農牧業經濟比重大，基礎水平低，資金短缺，干部職工素質差，新的知識技能吸收慢，管理水平差，生產效率低，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等。
    綜上所述，藏區同全國經濟發展水平有著明顯的差距，且正在越來越大，並有逐步超出合理限度的趨勢。由此而可能引起新的民族矛盾和社會不穩。希望黨和國家對這個問題繼續給予高度重視。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我認為﹕承認差距，適應差距，走國家幫助與啟動本民族內部活力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國家對藏區給予優惠政策、放權讓利和投資傾斜逐步縮小差距。
    〈一〉我們要敢於承認差距的存在，承認差距所帶來的問題的嚴重性。
    〈二〉給予優惠政策和放權讓利是縮短差距的重要途徑。中央和上級國家機關對藏族自治地方履行憲法和民族自治法所規定的職責時，應充分考慮藏區的特殊性，給予優惠政策和放權讓利。如，1、上級部門製定政策要適應藏區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2、對自治地方不宜統得過嚴過死，應尊重自治權利。為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貫徹、落實、完善、發展創造寬松、良好、和諧的外部環境。對自治機關依法製定的適合當地情況的一些方針、計劃、措施、辦法，上級國家機關應給予肯定和支持。3、原材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大低於經過深加工後的製成品。原材料、初級產品調撥給發達地區。實際上經濟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讓利於發達地區。目前還沒有能力這樣做，因此，國家應製定具體政策，讓調入原材料、初級產品地區和部門，對調出地區和單位實行還利，以體現平等互利、公平交易的政策。4、自治地方有能力開發利用的資源，準許其開發利用。合資開發的，也應平等受利。5、上級有關部門今後在藏區開發資源，建廠辦企業，在向當地交納稅利、酌留產品原料、招收當地藏族職工等方面的有關管理條例和規定必須與自治法相配套。對有些企業和部門只顧眼前利益，破壞生態環境，采取掠奪式開發而影響地方經濟發展和當地群眾生活的作法，自治機關有權製止。
    〈三〉國家幫助與啟動本民族內部活力相結合
    在今後較長時期內，即藏區沒有建立起參與競爭的起碼條件之前，希望黨和國家進一步實行“先富幫後富，以富扶窮〞的方針，對商品經濟激烈競爭上，處於不利地位的藏區繼續給予最大限度的幫助和支持。
    作為後進的藏民族，應勇敢地迎接商品經濟激烈競爭這一挑戰，堅持改革開放，打破“大鍋飯〞，克服原始平均主義，克服靠補貼度日的等、靠、要的思想。把國家幫助這一外部條件，轉化為發展進步的內在動力之一。
    我們每一個藏民族成員應該覺醒的一點﹕那就是啟動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發奮進取心。十四年的實踐證明了一個真理﹕國家和漢族老大哥的幫助雖然是十分必要的，十分有效的，但如果不與我們本民族自尊自強和自力更生、奮發努力的精神相結合，其作用是極為有限的。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現象已明擺在我們面前，這就需要我們自覺增強承受能力。藏族知識分子和干部，特別是中高級知識分子和各級領導干部要有勇氣，敢於承認差距的存在，承認差距所帶來的嚴重性。自欺欺人的否認和辯解是徒勞的；驚呼和埋怨也是無用的。真正負責的態度是﹕正視現實，主動去適應差距，大膽參與競爭，運用差距來激發大家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只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有利於民族進步和繁榮，就不怕失敗，不怕吃虧，不怕被剝削，不怕掉官帽。為了開創我們祖先未開創過的事業，失敗是允許的；為了藏區資源得到合理開發，眼前吃點虧是應該的；為了引進技術、人才，讓外來的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的待遇暫高於我們自己是必要的；為了如實反映本民族的願望和要求，敢於慷慨陳詞掉了官帽也是值得的！把不平等這種暫時的“陣痛〞化為動力來發奮努力、齊心協力。只要這樣，才能逐步積蓄起自我發展的能力。啟動本民族內部活力這個長期艱難的重任，是歷史賦予藏族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的義不容辭的職責，應當主動承擔。
    〈四〉藏區要發展，必需依靠國家投資
    西藏近幾年發展較快，這是中央給予優惠政策和巨額投資的結果。沿海各地為什麼發展速度這麼快，除了他們擁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外，更主要是靠國家大量投資和所給予優惠政策。藏區要發展，必需依靠國家的投資。
    如果按現在的經濟發展戰略格局﹕把建設和投資重點放在東部沿海和內地，由東部沿海和內地支援帶動藏區，那藏區同全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現在已形成的藏區給內地和沿海地區提供低價的原材料、初級產品，經他們深加工後以高價工業製成品運回藏區流通的不合理交換還得延續下去，國家幫助藏區也永無止盡。這樣的結果，第一是違背了社會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是以各族共同發展繁榮為基礎的民族平等原則；二是盡管國家給予再大的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利和權力，但長期形成的經濟文化落後現狀得不到解決，沒有物質作保證，實現當家作主的自治權利就落不到實處，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將會顯得更加突出，導致民族隔閡加深，民族矛盾激化。因此，國家對藏區給予政策優惠和投資傾斜是發展經濟文化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措施。
    國家給予藏區的投資應集中使用在教育、交通、能源、農牧區經濟建設上。最近幾年藏區用於建房和購小車上的資金數額不少。多修點象樣的辦公大樓、職工宿舍，購買幾輛小車本來沒有什麼。但藏區的資金一是十分困難，二是來之不易。象我們甘孜州，到了下半年職工發不起工資，差旅費無處報銷的事已成了家常便飯。因此，把有限的錢用在短期內不受益，但對我們的子孫後代卻具有永久效益的事業上，這是我們大家的願望所在。
    〈五〉加快藏區交通運輸建設是發展經濟、縮短差距的先行條件
   交通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是信息傳播的主要工具。要發展經濟，交通是先行條件。因此，我建議﹕
    第一，希望能盡快修通西藏的鐵路。最好能列入“八五〞規劃。在盡可能的條件下，盡量擴大沿線通車地域。修建西藏鐵路，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放在同等地位上。
    第二，加強農村、牧區公路建設，逐步擴大公路覆蓋面。
    第三，搞好現有公路的養護、擴建、改建工程，不斷提高交通管理水平。
    〈六〉開放藏區加快藏區經濟文化建設利多弊少
    封閉和保守必然會造成貧困和落後；開放和創新，將會帶來富裕和進步，這是實踐證明的哲理。我國改革開放後所取得巨大成就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藏區要開放，開放的越快、越大越好。它既符合中央的政策，又符合廣大藏族人民的意願。要想加快藏區經濟文化建設步伐，同樣需要開放。
    開放藏區，就要涉及到擔心國外對敵勢力操縱煽動部分藏民鬧“獨立〞和製造各類事端而更加引起藏區不穩定的問題。我認為﹕藏區不穩定的內因是由於長期形成藏區經濟文化落後同藏族人民對經濟文化需求不斷增長矛盾的激化和我們在工作中忽視了這個地區特殊性，長期搞一刀切所引起的。搞操縱煽動的人恰恰利用了這一點。只要內因一解決，外因不起作用。假如我們對藏區采取封閉辦法來力求達到穩定，這不是長治久安的長遠之計。有可能引起相反的結果。只要我們把影響藏區穩定的內在因素盡快切實地解決了，藏區的經濟文化搞上去了，藏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想搞煽動的人就失去了場所。再說，藏族人民雖不知天上飛鳥的雌雄，卻分得清世間人的好壞。他們不會不知道是誰把藏族人民從貧窮落後的苦海中解救出來的，不會忘記祖國大家庭對他們所帶來的溫暖。況且，藏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保衛自己的疆土、抵抗外來侵略、自己掌握自己民族命運、不屈服任何來自內外政治和武力暴壓的堅強性格。因此，開放不會影響穩定。
    藏區開放後，一、是希望中央給予藏區比國內其他開放城市更優惠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各界人士來藏投資，以彌補國家資金的不足。若政策不優惠，地處高原內陸，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條件差的藏區，不易引來更多投資者。
    二、是希望國家盡快修通西藏鐵路。
    三、是盡快恢複在外藏胞來去自由政策，並鼓勵他們為家鄉建設多做貢獻。
    四、藏語文得不到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人類從部落發展到民族，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這就決定了民族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同誌曾精闢地指出“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後是國家消亡，而後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發展進步時期，不是民族消亡時期，但我國在“左〞的思想佔主導時期，推行了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認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不尊重少數民族自由地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嚴重地傷害了少數民族的感情和自尊心，為後來民族矛盾的激化埋下了禍根。
   1958年以後，由於有些人急於求成民族大融合，在許多領域搞了一些民族同化政策。在藏區最使藏民族傷感情的是在語言文字上推行“全盤漢化〞和提出“藏文無用論〞，“唯漢文先進〞的錯誤理論。由此，現藏區出現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現象。〈關於這個問題我於1987年寫了專題報告呈送中央有關部門、四川省委以及有關人士〉1987年我對甘孜州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6044人藏族干部中進行調查後發現，懂藏文的只有991人，佔所調查藏族干部總數的16.4％；對康定中學一個班中的25名藏族學生抽樣調查表明，能用藏語對話的只有5人，佔20％，在生活方面能用藏語對話的有4人，佔16％，只是聽得懂，但只會講一般生活用語的9人，佔36％，只聽得懂一般生活用語，但不會說的7人，佔28％。照此下去，藏民族的語言文字有可能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失傳。這對於曾經有過獨立國家歷史和具有全民族通用語言文字的藏民族，自然認為是本民族的一大恥辱和悲劇。假如漢民族聚居區出現類似情況，同樣認為是漢民族的恥辱和悲劇，將會引起大多數漢民族的不滿。
    出現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說不好藏語的主要原因﹕一是從1958年起“藏文無用，唯漢文先進〞的理論佔主導地位，從小學起全面推行使用漢語教學；二是近三十年來藏區各類學校的藏文課程，藏文專業，藏文刊物幾乎停開停辦或被砍光。藏文教師大批精簡或改行調離。使廣大藏族失去學習藏文的機會。既使想自學，那時一無書、二無人數，也不敢學；三是藏族各級自治機關一切公文統一使用漢文。最後發展到開會、講話、作報告也一律用漢文。現在有些地區學藏語專業的人分到自治機關，如果不改行學漢語就不能“勝任〞工作。不會漢語的農牧民和基層干部到機關辦事，由於語言的障礙而辦不成事的情況常有發生。從一九八零年後，由於落實了黨的民族政策，在藏區實行雙語教育，但由於思想觀念和其他一些原因，有些地區的雙語教育有名無實。
   藏文真的無用嘛？當然不是。藏族的語言文字，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成為全民通用語言文字。藏文自創立自今上千年來形成了完整、獨特的拼音文字，具有系統、全面、豐富、高深的語法理論和科學、完整、準確的表達能力。藏文在世界文字中居於先進文字之列。自創立藏文以來，藏族人民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寫出佛經、韻律、語法、辭書、史地、邏輯、哲學、法律、天文、歷算、醫藥、建築、繪畫、雕塑、冶煉、紡織、小說、詩歌、故事、戲劇、格言、寓言、歌舞等浩如煙洋的各類學科的著述。這就證明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其他邊緣科學都可以用藏文來記載和表達。藏文佛經《甘珠爾》、《丹珠爾》，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史書《青史》、《紅史》、《王臣記》和醫學《四部醫典》、傳記《米拉仁巴》等都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名著。藏族歷史上曾出現個成百上千的大學者。僅在布頓著的《佛教史大寶藏論》中指名道姓地列有93位班智達〈即大博士〉和192名大譯師。從德格印經院所藏各類經版統計，當時人口不到30萬的甘孜州一生著有五部以上著作的就有20多人。從公元七世紀到建國前夕，根據有關數目統計，各類藏文文獻達3萬多種，即有長篇巨著，又有短小篇章，這對於今天的藏族來講，成了昨天的故事。
    關於有人提出藏族使用藏文將會阻礙吸收現代科學文化的問題，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傳遞信息的工具，是繼承傳播和記載、儲存知識的一種手段。藏文是拼音文字，屬世界先進文字之一，藏族使用藏文不會影響應用現代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這正如我們中國使用方塊字不影響吸收應用現代先進科學知識一樣。
    如何提高藏語文的地位作用，在藏區貫徹執行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我建議﹕
    〈一〉認真貫徹憲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的規定。用法律來保障用本民族通用的文字作為自治機關行使職權的主要工具。從政治、法規和思想觀念上徹底肅清藏文無用論的錯誤理論。清除語言文字上的民族歧視現象。
    〈二〉經過長期的實踐證明，各民族只有在自己語言文字的基礎上才能迅速地發展教育、培養人才，才能更快地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我國藏族自治地方，藏族人口佔總人口的75％以上。要想提高絕大多數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就必須也只能按95％以上所能學習易於理解吸收的母語　藏文化來進行科學文化教育普及提高。這不僅符合語言科學教育，而且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三〉藏區各類學校必須把藏語文作為主課。小學、初中全部使用藏語文教學，高中、中專和大專院校的語文課以藏語文為主。使用藏語文教學實行藏語文答卷後，對其他民族的學生給予優惠政策。其中降低升學錄取分數應高於國家給予少數民族考生照顧錄取分數線。
    中小學校的藏文配套教材已編好，現應盡快組織力量編出中專和大學的配套藏文教材，以適應藏區各類學校今後一律使用藏語文教學創造條件。藏族、漢族和其他民族雜居地區，切實加強雙語教學。在北京等地開辦的20所西藏中學，必須把藏語文列入主課。國家教委應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以徹底粉碎少數人煽布的“在內地開辦西藏中學是同化藏族下一代的大步驟〞的謬論。
    〈四〉自治機關中的藏族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學習和使用藏語文。做到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五〉1987年西藏自治區製定的《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不僅詳細具體，而且很切合我國藏區的實際，如果這個規定在各地藏區能夠真正得到貫徹落實，提高藏語文地位作用問題就會很快得到解決。建議中央和國務院、全國人大將此規定批轉給其他藏區認真貫徹實施，並由執法機關監督實施。
    〈六〉提高藏語文地位作用，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工作必須得到自治機關中其他民族干部，特別是漢族干部的理解、重視是十分重要的。有時甚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民族自治機關各級黨、政、企事業單位和部門的主要領導職務雖然大都由本民族干部擔任，但由於各種原因，當家而作不了主的情況是現實存在的。
    〈七〉提倡和鼓勵在藏區工作的其他民族學習藏語文。提倡鼓勵其他民族學習藏語文，我認為是工作、生活和事業需要。黨和國家對五十年代初進藏的漢族同誌是這樣要求的，他們中大多數也是這樣做到了。因此，我黨、我軍在很短世間內與藏族人民溝通了感情，各項工作進展順利，成效很好。對學習藏語文或藏語文學得好的同誌，深受藏族人民歡迎和崇敬是一貫的；對這些同誌給予適當獎勵也是不成問題的。對那些學習了藏語文好象失去本民族尊嚴和在藏區工作生活二三十年，還不會說一句通順的藏語的現象，希望讓它成為歷史。
    上述所提建議，只依靠民族自治地方是無法執行的，只有通過得到中央、國務院的支持、關心和重視，才能取得成效，才能貫徹實施。
    四、民族意識增強，關切本民族前途命運而表現出來的願望和要求得不到解決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導致藏區不安。
    民族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意識。過去大多數藏民的民族意識基本停留在對故鄉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低層次的樸素感情上。隨著改革開放，足際交往頻繁，人們視野的擴大，知道和懂得的東西逐步增多，特別是藏族中、青年知識分子，隨著他們的文化知識的提高和社會見識的增長，民族意識的內容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除上述樸素感情以外，更主要的還表現在對民族的歷史傳統、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等的熱愛和理論上的強調。概括地講，對自己民族的價值存在的反映，要求得到社會和他族的認同，並得到充分發揮和發展的要求日益強烈。
    民族意識的增強，藏區同全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距在進一步拉大，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顯得更明朗，而藏民族渴望盡快縮短差距的迫切要求又一時不易實現，由此而所引起的民族意識的外溢從非正常渠道發泄，造成藏區不安。
   藏民族意識的增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現﹕
    一是隨著改革開放，他們不但了解國內民族的狀況，而且也在探索國際一些主要民族榮辱盛衰的歷程及其成因，力求從中吸取有益的養分，表現出振興自己民族的強烈願望。
    二是表現在關心自己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和發展的責任感，迫切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在國內國際上佔有地位，在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和探索中得到發展和進步。
    三是積極要求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關注本民族干部在國家各級機關中的配備情況視為政治上是否民族平等的一個尺度。特別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其他所屬各部委和科研教育、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工礦企業、文學藝術等要害機關中藏族少或根本沒有的情況極為關切〈《選拔一批少數民族優秀干部到中央機關工作》一建議我於 89年呈報給中央組織部和宋平同誌〉。
    四是要求貫徹落實《憲法》、《自治法》賦予自治機關的各項自治權利，自主地發展本民族、本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並要求在開發利用本地區資源中得公平合理的權益。
    從上述表現看，藏民族關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提出一些合理的願望和要求，屬於正當的民族感情，是一種民族覺醒的進步現象，足以引為自豪。我認為，應該把這種民族覺醒的意識稱為“民族使命感〞。因為它的中心思想是自尊、自強、進取和向上。符合社會主義國家致力於各民族共同發展，走向繁榮昌盛的根本願望。藏民族的上述感情、願望和要求，希望得到黨和國家以及全社會的理解、尊重、重視和解決。
    民族意識是一種社會群體意識，毫不顧忌地承認它具有自私性、保守性、排它性、狹隘性的一面，因此，積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實在重要。
    五、教育、科技、醫療衛生處於困境，成為藏區潛伏著的不穩定因素。
    整個藏區的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普遍落後。據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的44％，比全國平均15％高出29個百分點，西藏有些地區高大70％以上，這是全國省區文盲半文盲最高的。其他藏區也是如此，甘孜州為42％，比全國平均數高出27個百分點。1989年西藏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為55％，甘孜州為52％。現有的區、鄉小學校普遍存在設備差，教師素質低，教學質量差，在校學生鞏固率低，升學率大都在畢業生總數的10％左右。有些鄉還沒有小學，85％以上的村寨沒有學校。縣城以上城市才有中學校，其大體情況也跟區、鄉小學差不了多遠。各類科技技術人才數量少，質量低。1988年西藏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佔在業人員的2.7％，比全國的4.4％亦低1.7個百分點。各類專業技術隊伍中，本民族的不僅數量少且素質差。更使人擔憂的是﹕經過長期努力，花費相當大的力氣培養出來的和內地大專院校分給藏區的中高級科技人員，由於種種原因大都留不住。有些在藏區工作七、八年業務基本熟練後就走了；有些佔用藏區的經費和名額指標出去深造學習，待獲得一定的專業技能和學位職稱後，又要走了。藏區幾乎成了為發達地區培養各類專業人才的基地。許多人提出﹕今後只培養本地人，凡要走的就不要培養。這話說起來簡單，但真正做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了。藏區科技隊伍已出現漢族科技人員不斷流入內地，本地人才又未完全成長起來的斷層現象，這對本來科技落後的藏區導致更加落後。
   科技隊伍情況如此，科研工作就不言而喻了。概括地講﹕一是無人重視過問；二是缺人；三是缺錢；四是缺設備。
    藏族知識分子和有誌之士，他們知道貧窮造成愚昧，愚昧帶來貧窮。唯有教育的發展，經濟的強大，實現現代化，才是提高民族地位的出路。一個專心致誌地從事有利於人類進步的建設，而不是自尋內耗的民族才能有希望擠身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提高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科技水平，唯一的途徑是靠教育。而藏區還在忽視教育，這就不得不使藏族知識分子和有誌之士充滿憂慮而逐步升級到不滿。
    藏區教育和科技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經濟落後，經費師資短缺、自然條件製約，思想認識不足，人才流失大。因此，要搞好教育科技工作，以我之見。
    第一、要樹立“博學才能有力，不學無以自存〞的思想。
    一個民族要想充滿生機活力地創造自己嶄新的歷史，必須重視教育，培養智力發達的人。要搞好藏區教育，就必須改變傳統意識，樹立教育有用的思想迫在眉睫。藏族自古以來就有勤勞勇敢的美德。但這種“勤勞〞如果長期停留在出大力、流大汗的體力勞動上，忽視智力投資，利用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那我們將會被時代拋棄。因此，各級自治機關應進行教育有用，科學有用，把我們固有的勤勞和勇敢引移到科學致富上的再教育。
    第二、開展全民勤儉辦學，把錢用在教育上。
    “地區窮，財政緊，只有先發展經濟才能增加教育投資〞，這話是人們熟悉的命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句話上。認真思考起來，在處理經濟與教育的關系上是否犯了急功近利的“短視癥〞？從現在起，在“無工不活，無農不穩、無商不富〞前必須加上“無教不興〞，並在工作中貫徹始終，才有希望實現民族的騰飛。
    藏區的錢確實不多，辦教育資金不足是長期面臨的困難。要落實“無教不興〞四個字，錢從哪裡來？以我之見﹕一是希望國家增加對藏區教育投資；二是動員全民勤儉節約，把省來的錢用在教育上；三是縮減社會集團購買和會議、接待、公車費用；四是動員企業、個體戶、干部、宗教界、在外藏胞捐款援助辦學。總之，我們寧可房子住得緊一點，衣服穿得樸一點，日常費用儉一點，車子坐得大一點，接待工作儉一點，會議開的少一點，把有限的錢省下來花在智力投資上。
    第三、大力開辦寄宿製學校
    藏區普遍人少地廣、交通不便，學校與學生住家距離遠，且山路不好走的特點。這就從客觀上造成了適齡兒童入學率不高和在校學生不穩以及升學率低的情況。為辦學校增加了難度。目前藏區有些學校開辦了寄宿製班，這些班的學生從成績到升學率都比其他班好。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因此，大辦開辦中小學寄宿製，即適合藏區實際，又有利於擴大適齡兒童入學率，促進基礎教育的好嘗試，應該擴大寄宿製規模。
    第四、希望國家對全藏區小學和初中實行免費教育。
    藏區適齡兒童入學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貧窮。藏區教育長期處於困境的核心仍然是經濟貧窮。
    送子女上學，特別是氣候寒冷的高原，至少讓孩子有衣穿，填飽肚。然而那些在溫飽線上掙扎的農牧民，連每月購買鹽茶、針線的錢都成問題，他們哪有什麼供子女讀書的能力。說句心裡話，誰的父母不想自己的兒女懂文化、懂科學，有出息？誰甘願讓他們成為文盲？這些父母因自己沒有文化所吃的苦和所受的氣還少嗎？不！就是因為窮，實在是沒有辦法呀！但我們總不能讓那些 45％以上的適齡兒童成為文盲。假如我們不采取措施補救，貧困造成愚昧，愚昧帶來貧困這個可怕的惡性循環將會長期在藏區延續下去。現已出現的經濟文化差距必將顯得更加突出。因此，請求黨和國家對全藏區小學和初中實行免費教育，讓那些已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翻身農奴在文化教育上也以得到翻身解放。
    第五、擴大預科教育規模
    藏族高考生每年上錄取分數線的很少。高考統一用漢語文答卷，這對藏族考生由於語言的障礙在知識吸收上增加了巨大的難度。有位中學藏文教師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他班上有10位漢族學生，其他課的成績都好，就是藏文課成績始終趕不上去。老師就找這10位同學談心，問他們是否對學習藏語文不感興趣？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僅有興趣，而且很想把這門課學好，但由於語言的障礙，學起來很費勁。這位老師最後對我說﹕如果高考用藏語文答卷，這10位同學照顧100分也很難上錄取線。這就說明了少數民族考生分數低，不完全在智力和教學質量上，主要問題由於語言的障礙，在知識吸收運用和語言文字的適應上存在著“事倍功半〞的問題。如果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再往下降，這就涉及到考生質量和跟班上課問題，因此，要發展藏區高等教育，擴大預料規模實在必行。
    第六、大力培養中高級人才
    目前國內藏族博士和研究生屈指可數，北大、清華、人大等名牌大學中藏族學生也很少，派往國外留學的更少。其他各類專家、學者、教授、數量也很少。這對於曾經在青藏高原上創造過閃光榮耀文明史的民族來講顯得實在太不相稱。
    藏區現有的中高級人才，有些年歲高，有些業務素質和理論基礎水平低，能夠勝任科研工作，在科研學術上有所建樹的人很少。因此，寄希望於國家盡快製定一個長遠規劃，切實關心、重視和解決藏區長期缺少人才的實際問題。我建議﹕1、培養藏族中高級人才，采取擇優錄取、定向招生，推薦報送三種方式並行的方針。能在較短時間內充實藏區科技人才和高校師資隊伍。2、建議各大專院校盡快創辦藏族科技干部研究生班，為藏區培養中高級“永久牌〞人才。學員由各地區選送具有大專以上文化、40歲以下，有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進取心，並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建樹的在職干部。使這些人通過幾年的深造，必將成為藏區教育、科研工作的骨干。3、我國北大、清華、人大和其他名牌大學，國家在製定招生計劃時，藏族學員要有一定的比例。這樣有利於我國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使民族平等政策在這方面也得到體現。4、藏族出國學習具有悠久歷史，適應性也強。而藏區又特別需要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因此，國家應大力提倡和支持藏族自費留學；每年公費選派出國留學也應適當考慮藏族學生的比例。
    第七、從根本上解決好藏區人才流動問題
    俗話說﹕“人往高處看，水往低處流〞。由於藏區經濟文化落後和其他諸多原因，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外流情況相當突出。特別是文教、衛生系統走得最多。藏區留不住人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一是相當一部分人的後顧之憂一時無法解決。如子女長大後進入高校、出國深造，本人老後的歸宿；二是內地不易接受從藏區離退休回原籍安度晚年的漢族同誌，他們以種種理由不讓從高原回原籍來的同誌入城，既是入了城，在子女的讀書、就業、分房等方面百般刁難，並公開提出要錢要物。因此，在藏區工作的科技人員迫使在年富力強時設法調回城裡，以免減少上述“後顧之憂〞；三是藏區的文化生活、醫藥衛生、公共福利設施等條件不及內地；四是在用人上存在著能人上不去，埋沒浪費人才和能者無人拜師的情況。知識有用科技有用的思想沒有樹立起來。相當一部分能人本想在高原上干一番事業，但看到這種狀況後，乾脆一走了之；五是極少數來高原工作的人其出發點不大純潔。他們到高原工作想要得的官銜、職稱、文憑、級別和親屬就業，深造等東西得到手後就走了。走後，還要把當地的群眾和領導說得一文不值；六是由於高原地理自然因素，有些人身體不適應。
   要解決上述六個問題，一要有資金，有了錢，許多後顧之憂可以就地解決。二要中央出面給內地有些地區做些思想工作，希望他們不要排外〈事實上是排內〉。他們歧視少數民族不在乎，只有內地成千上萬的人來高原就業或找錢，少數民族不可能移民到內地去。從內地到高原工作的都是自己家鄉走出去的人，離退休後回自己家鄉與父老親友一起歡度晚年是人之常情，理應歡迎他們回來。再說內地的各項建設與各少數民族的支援是分不開的。三是提高科技人員的待遇。經濟文化落後地區本應重視知識，重視人才，而現實卻相反，越是經濟落後的地方，人們把注意力死死盯在官位、權勢和金錢上。一個中級科技人員的待遇還不如一個小科長。
    第八、建議建立青藏高原科學院
    解放以後，我國不少科學家對青藏高原進行了長期的多學科考察研究，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但是，由於高原特殊的氣候、環境，使得過去不少研究工作和考察都是季節性的、短期的，致使一些考察研究工作只局限於小的範圍內進行，無論從深度、廣度、宏觀、微觀方面，或是系統性、連續性、長期性、全面性的研究方面，都是很有限的。
    青藏高原由於海拔高、空氣稀薄、透明度大、太陽輻射強，是地球上研究利用太陽能、宇宙空間、天體、高能宇宙射線的理想場所。另外，高原生物、高原各種機械動力和運行性能、物質化合反映與分解過程以及物理學中的許多問題與低海拔地區差異很大。許多低海拔地區的科技成果，不能直接在高原上應用，必須結合高原條件進行試驗研究後，方能推廣應用。
    青藏高原是研究高原科學的理想實驗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海拔高的得天獨厚的優勢研究高原科學實在必行。建立青藏高原科學院，不僅可以大量培養當地的科研工作者，而且集中我國有誌於研究高原科學的專家來高原工作。形成我國高原科學名副其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優勢，還可以吸引世界各國從事高原研究的專家、學者來高原大實驗室合作研究和投資，以形成世界高原科學研究中心。為盡快合理開發青藏高原自然資源，促進藏區經濟發展服務。
    第九、逐步增加醫藥衛生投資，改善醫療衛生條件。
    中央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費醫療，深受藏族歡迎。但就整個藏區來看，醫療衛生條件差，缺醫少藥現象特別突出。許多地區的醫療管理不善，藥品、醫務人員和醫療設備跟不上需求。據1990年人口普查，西藏人口死亡率佔全國之首為9.2％，比全國平均6.28％高出2.9個千分點。
    建議﹕第一通過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逐步增進醫療衛生投資，在較短時期內改善缺醫少藥的狀況；第二大力扶持區、鄉衛生院的建設。讓廣大農牧民能夠就地看病。過去每年村寨和牧區都有保健醫生〈後稱赤腳醫生〉，小傷小病和許多常見病他們都能處理，給農牧民帶來很大方便，深受群眾歡迎，已經垮了的現應恢複起來，原有的應加強培養盡快使用起來；第三大力發掘和發展藏醫藏藥。藏醫具有診斷簡便，就地采藥製藥，醫治效果好，費用低等優點。它是藏族人民經過千年與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結晶。藏醫藏藥有幾千年的歷史，應該發揚光大，推陳出新；第四希望國家對整個藏區的農牧民實行免費或半免費醫療製度，以提高藏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六、官不為民引來離心力的增加
    自治機關中，少數干部腐敗、渙散，部分官員不關心本民族的發展進步，只考慮自己的名譽地位、物質待遇和親屬子女的利益。這些人不敢向上級領導如實反映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有時甚至欺上騙下。廣大群眾對此極為反感。由此，群眾對干部產生了逆反心理。在群眾看來，這些干部已經失去本民族代言人的能力，他們不可能起到黨和國家與少數民族群眾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因此，許多群眾對干部不講真話，不談真情，不暴露真觀點。
    此外，群眾對不稱職的干部提了許多意見，對那些貪污腐化、以權謀私或在經濟上犯有嚴重錯誤的干部也進行了檢舉控告，但上面對這些干部總是姑息遷就，甚至還包庇縱容。以“穩定藏區為大局〞，“愛護少數民族干部〞，“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等理由，對那些不稱職的和沒有資格當領導的人不作嚴肅處理，最多換個單位或換個官名稱。組織上的本意是好的，都是從愛護干部出發的。但我們沒有認識到另一面﹕就是因為這些官不為民，反而害民的極少數人損害了我們民族干部的形象和尊嚴，降低了黨和政府的威信，瓦解了黨和政府同群眾之間的感情，極大地渙散著人心，由此引起離心力的增加，影響著藏區的安定。因此，我建議﹕
    我們應該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只要你是共產黨員，那黨的紀律作為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共同行為規範，必須共同遵守，不得例外。無論你是什麼民族，無論你在內地、邊疆、高原、國外工作、都必須受到黨的統一紀律的約束，不允許有任何特殊黨員，該給什麼處分就給什麼處分。這樣才有利於藏區的安定。
    七、民族歧視現象有所抬頭引起民族隔閡
    新中國建立後，民族歧視現象很快得到消除。最近幾年由於我們在宣傳工作中的片面性和放松了黨的民族、宗教、統戰政策的宣傳，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民族歧視現象有所回升。主要是漢族歧視少數民族，還有居住在內地沿海民族歧視居住在邊疆的民族。
    漢族歧視少數民族的根源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我國自秦漢〈元朝、清朝除外〉到中華民國，漢民族始終居於統治民族。漢族封建統治階級依靠掌握國家政權，佔有生產資料和其他最優越的發展條件，不僅壓迫本民族的勞動人民，而且不斷向外擴張掠奪周圍弱小民族，對他們采取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剝奪了這些弱小民族的全部生機和發展條件，迫使他們淪為經濟文化極不發達的落後民族；而漢族則從而在經濟文化上形成發達或比較發達的先進民族。新中國成立後，開創了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新紀元，各民族間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關系。但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民族歧視思想不可能一日之間一掃而潔。
    〈二〉由於絕大多數漢族同誌沒有到過少數民族地區，不大了解少數民族的情況，一提到少數民族，在部分漢族同誌的腦海中就聯想到野蠻、粗笨、愚昧、落後。幾次遇到有幾個漢族同誌好奇問我早上起來是否洗臉？凡吃肉都是生的？你為什麼會講漢語會寫漢字？男女青年是否隨便一起睡覺之類的話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經濟的發展，邊疆少數民族人員進入內地城鎮從事經商、旅游、參觀、學習等活動的逐漸增多，這本來對增進各民族間的交往、了解、學習與合作，為內地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產品，活躍市場具有重要作用。但內地有些城鎮有不歡迎少數民族人員來內地經商、旅游、參觀、學習的種種跡象。如住宿問題，有些城市規定少數民族旅客集中於某個旅館住宿，其他旅館以謊稱無床位拒絕其住宿。更為甚者，有些地區的公安部門向全市旅店下發“不予接待少數民族旅客〞的口頭規定。如廣州就是個例子。這不僅傷害了各少數民族的人格和感情，而且在整個國內外將已造成很不好的影響。內地漢族同胞來少數民族地區經商、找錢、旅游、參觀、考察的人成千上萬，而且相當一部人在當地安家定居。象這類事已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但從來沒有聽說過上述這類事。
   目前，內地許多單位和部門把各民族間的“互助〞關系認為是單向性的“輸血〞。帶有濃厚的“恩賜〞意思。有些人把對藏區的幫助說成是“輸血〞。這種說法把幫助的相互性質改成單向性，增添恩賜的味道。改變了幫助的性質，這不利於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發展，更主要的是不符合客觀事實。這個問題毛澤東主席已作了準確地概括﹕“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確實是這樣。如，僅我們甘孜州據1958年至1987年統計，全州共向上調國家統配木材1225.41萬立方米，交售黃金…43000多兩，蟲草35萬多噸，麝香23萬多兩，貝母165萬多公斤。此外，還上調國家大批其他大宗中藥材和蓄產品，不存在“輸血〞與“獻血〞問題，當然更談不上“恩賜〞。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用“兩個離不開〞表述是正確的。
    要清除民族歧視，加強民族團結應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要加強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統戰政策的學習。既要克服大漢族主義，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
    二要注意民族宣傳工作中的片面性，即只講漢族幫助少數民族，不講少數民族對漢族的幫助和對國家的貢獻。例如，一提到某個民族地區，就免不了要講國家每年給該地區多少個億的補貼等。相反的，這個地區對國家的貢獻很少提及。這種宣傳的片面性，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在我國民族關系中，只存在漢族幫助少數民族，不存在少數民族對漢族的幫助。只是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不存在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的問題。這種片面性盡管是無意中造成的，但它畢竟不符合客觀事實，不利於民族團結。
    三要加強民族知識的學習。少數民族要學習漢民族知識，漢民族要學習少數民族知識，這樣，增進各民族間的了解使消除民族間的隔閡。
    我國各少數民族大都居住在與鄰國陸海相連的邊境區。正是由於他們長期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日夜保衛著祖國邊疆，才有祖國內地人民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無憂無慮地生活和工作。這個幫助和貢獻無法用多少億來計算。
    最後一個建議﹕要求恢複原西康省建製﹕
    其理由是﹕
    第一、這是以藏族為主體的大多數康區各族人民的願望。
    第二、原西康省曾起到祖國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聯系的紐帶和橋梁作用。它為增進和促進內地與邊疆各族人民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為鞏固祖國的統一立過功。 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徵途徑該地，曾得到西康各族人民的大力幫助；解放後，西康人民支援 18軍進藏立了新功。更為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民族區域自治、民族統戰、宗教政策、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解決民族問題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均為西康取得成功後再向其他民族地區推行的。因此，恢複西康省，對安定和治理整個藏區，加強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均有特殊作用。
   第三、原西康省的甘孜、雅安、西昌兩地區劃入四川以後，由於四川是一個人口佔全國十分之一的大省，漢族人佔絕大多數，省裡製定的許多政策難免出現一刀切。各自治州對省裡的政策也只有照搬照套，加上條塊分割，各業的主管部門又強調各自的一套，這樣直接影響著康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上述建議是我根據多方調查了解和廣泛接觸藏族干部、知識分子、宗教人士、青年學生、農牧民和其他民族的各界人士後所形成的，可以說是他們所反映意見的匯總。希望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
   

澤仁鄧珠    
一九九一年六月

中國人論西藏

戰爭與和平﹕民族問題的兩重性

------趙南

   當曾經威脅世界安全的冷戰消失後，仍然徘徊於世界的則是由民族問題引起的糾紛和戰爭。
    在歐洲，曠日持久的南斯拉夫內戰剛剛停息，又有人說米洛舍維奇在選擇下一個攻擊目標，這場持續了八年的內戰是否真的停息了，目前做出結論似乎還有些早。
    已經停戰的國家，例如俄國與車臣的關系仍然潛藏著許多危機，不知什麼時候，誰扔上一個火柴就可能又引爆出什麼。剛剛結束的北愛爾蘭和平會議又再度擱淺，這個困擾了英國幾十年的問題看起來雖然面臨結束，但實際上什麼時候完結現在還是未知數。
    在非洲，贊比亞的內戰正在進行中，而前兩年讓聯合國感到頭痛的索馬裡的情況也並未完全好轉。
    在亞洲，印尼雖然理論上承認了東帝汶的自決權，但親印尼的民兵組織進行的謀殺、襲擊使得和平不可能真正到來。在克什米爾地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歷史沖突新近又再一次爆發。
    在中國，除了大陸和台灣之間隨時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外，民族問題，這一始終使中國感到困擾的問題並沒有隨著經濟的進展而得到解決。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幾乎都相信，當某種高壓緩解或真空出現時，這個問題將不可避免的爆發。
    大多數國家民族問題的形成及歷史淵源都和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關連；當然也和地緣政治、各種經濟、政治的利益糾纏在一起。解決起來則顯得困難和複雜。
    盡管如此，這是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民族問題上是選擇對話、和解，還是暴力、壓迫，這是關系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當俄國和主張自治的車臣在激戰的時候，捷克和斯洛伐克卻經過協商，平靜的分手了，沒有人為此而哀號。當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主張獨立時，加拿大人盡管反對獨立，但並沒有采取行政的，或暴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是通過熱情的呼吁，通過說服使得魁北克人繼續留在加拿大。最後當加拿大人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時，多數魁北克人願意留在加拿大，使獨立成為泡影。事實證明，民族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依靠對話，由對話達成的和解會帶來長久的安寧與和平，反之暴力方式只會帶來暴力。
   在中國的政治中，民族問題是敏感問題之一。雖然在目前的高壓政治中，它處於被抑製的狀態，但是任何環境的變化都會導致問題的爆發，就象暗中躍動的火山，沒有人能預測它究竟什麼時候會破土而出，人們也許還記得維蘇威火山的爆發曾使一個文明完全毀滅。
    中國自秦統一後，與少數民族的戰爭一直連綿不斷。至今被視為人類工程史上的奇跡，並被列為世界遺產的萬裡長城，實際上是為了抵御外族入侵而建造的。在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中，漢族王權大多數時候都處於一種防御的態勢。盡管如此，漢民族至少經歷了兩次被少數民族徹底徵服的命運。
    至今談起往事時，國人聊以自慰的是漢文化的“博大精深〞，無論什麼外來民族，一入中原就被同化了。這倒也許有點道理，比如統治中國三百年的滿民族，如果不越過山海關，今天說不定會成為一個國家了。蒙古若不是共產黨（蘇聯和中國）強行分裂出去，今天世界上不會再有曾經徵服過歐洲的蒙古共和國存在。
    在中國的歷史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史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有時也成了國勢盛衰的標誌，例如漢朝和匈奴的關系，國勢強盛時就發動徵服匈奴的戰爭，稍衰就采用安撫的政策（和親）。徵服戰爭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掠奪，而是為了防衛，以保持邊境的安寧。因此漢政權與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大多數時間只是維持著宗主國的關系，並沒有實行實際的統治。
    今天受世人矚目的中國和西藏之間的關系，歷史上也是這種宗主國的關系（地位和朝鮮、越南相似）。西藏問題之所以國際化，和中國對西藏的政策與做法是分不開的。
    西藏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充分自治的社會，有著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中國對西藏比較直接的干預是在清初派兵擊退了廓爾喀人的侵略後，才派出了駐藏大臣，但這種形式形同虛設，駐藏大臣不過是個徒有其名的代表，絲毫不能影響西藏宗教政權的統治能力。國民黨執政時期，也只是維持了和清朝同樣的形式，並沒有干預過西藏的自治。
    真正使西藏發生徹底變化的是共產黨政權，共產黨結束了西藏的自治狀態；將歷史上中國對西藏的間接統治變為直接統治。
    如果共產黨能嚴守1951年與西藏政府簽訂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的話，也不會出現後來的諸多問題。《協議》規定﹕“中國當局將不改變西藏現行的政治製度，也不改變達賴喇嘛已有的地位、職能和權力，各級官員原封不動〞“中央當局不強製在西藏推行各種形式的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改革，當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他們應當通過與西藏領導人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這些看起來和平的條款如果有誠意的認真遵守，是不會發生後來中國與西藏間的戰爭及由此引起的藏民大逃亡。
    達賴喇嘛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藏族領袖，他之所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的。除了和平與非暴力的主張外，他也是個非常智慧的政治領袖，雖然他主張﹕“西藏的前途--西藏人民本身應該是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權威。〞（1988年發表的有關西藏和平的五點建議），但是近年他始終主張西藏追求的是充分自治而不是獨立，他要求在西藏實行“一國兩製〞。他是一個顧忌現實的政治家。
    目前執政的共產黨不僅應該總結和反省執政五十年來對中國國民犯下的各種錯誤（有的是罪行），也應該認真總結在民族問題上犯下的錯誤。用和平代替暴力，用對話代替對抗，實現民族和解，使中國各民族在二十一世紀，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能共同生存、和睦相處。這恐怕是使民族問題得到“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全文摘自日本出版的《二十一世紀新聞》旬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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