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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訊》
- 柯江記者會與達賴喇嘛推遲訪台
- 請幫助促使中共放出我媽媽
- 不斷抗爭中的西藏
- 三藏人揭露真相遭加刑
- 扎什監獄擴建及其簡況
- 中藏學者論西藏
- 保存達賴喇嘛自傳被處刑七年
- 第八次國際藏學研討會
- 最後的奉獻
- 藏人歡慶達賴喇嘛生日
- 西藏又發生爆炸事件
- 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柯江記者會與達賴喇嘛推遲訪台
柯江北京記者招待會
6月27日中午，在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江澤民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上江澤民主動提到西藏問題。
江澤民說﹕“很抱謙，還要耽誤你們幾分鐘，我想講講關於達賴喇嘛的問題；柯林頓總統也很關心達賴喇嘛，應該說我們的西藏從達賴喇嘛五九年走了以後，整個的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政教合一的製度從此一去不複返了，雖然很遺憾地它比歐洲的RENAISSANCE之前的政教合一，它…它…就是分開的時間，要比它那個晚的多。另外一個，在達賴政權下的一百多萬的農奴解放了，我曾經在九零年到這些解放了的農奴家作過客。
那麼西藏現在在實行民族自治，有自己的人民的這個自治的政府。從我到中央工作以後，我動員了我們二十九個省市支持西藏。包括一些生產比較落後的，比如青海省也要拿出錢來，大概將近八十億人民幣，六十個項目現在已經完成。
我們對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憲法有保障，對於許多的庵觀寺廟，包括拉薩有名的布達拉宮，我們花了將近一億人民幣和一頓重的金品把它翻了一新。我想對於這個西藏來講，達賴喇嘛，嗯，剛才柯林頓總統所提到的如果說他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也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那麼我看我們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而且我們有若干的溝通的渠道，這一點呢，我希望達賴他能夠有積極的變化。
最後我要講一句，中國的憲法，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包括別的，中國其他各地的其他的宗教自由是保護的。但是我本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來講，我是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絲毫不影響對於西藏的宗教自由的尊重。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去年訪美的時候，也包括到歐洲的一些國家，我發現許多人，現代的文明，教育水平很高，科學技術水平很高，但是他們好象還很信…這個喇嘛教的教義，這一點呢，我也正在當做一個問題在研究，Why？為什麼？
我感覺柯林頓總統他是非常堅持美國利益的，我呢？也堅持中國利益，但是，我和他兩人還是可以非常友好地交談協商，這是什麼？這是 DEMOCRACY（民主）。
我想說明，我們有很多值得相互學習的地方。
（向柯林頓用英語說）如果您同意的話，我們就此結束記者會。
柯林頓總統接著說﹕“我同意，但是你的讓我說一下關於達賴喇嘛的話。首先，我同意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是西藏的一個自治區，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要把認知這一點作為同達賴喇嘛談話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同樣的，我相信很多西藏人他們還是很崇敬達賴喇嘛的，因為他是他們的一個精神領袖。
江主席剛才指出，在美國、歐洲也有人信仰西藏的佛教，但是大部分的這些人，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但是還是支持他（達賴喇嘛），有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他們相信神和上帝的同一性，同時認為他（達賴喇嘛）是一個神聖的人物。對我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宗教問題，它是政治問題，我相信，其他人他們也有權充分行使他們的宗教信仰，而且我認為如果他是本來誠意，按照這些條款，來表示願意對話，那麼中國和他對話完全是正當的。
另外請允許我說一句可能大家都不會覺得很受歡迎的話，我也花了一些時間和達賴喇嘛在一起，我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我認為將來他如果能和江主席在一起交談的話，大家會彼此很喜歡對方〞。
達賴喇嘛推遲對台灣訪問
柯江會談召開後的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發布新聞稿，對中美兩國首腦討論西藏問題，以及江澤民根據西藏問題的重要性而公開表明通過實際的操作而予解決的意願等表示歡迎。新聞稿指出，如柯林頓總統指出的那樣，西藏問題不僅僅是宗教問題，還是具政治屬性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相信也應該在政治途徑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因此，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多此向北京方面提出就西藏問題無條件的進行和談的建議。
江澤民主席指出承認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如此，談判之門敞開的說法，我們認為，歷史作為過去，是誰也無法改變的，達賴喇嘛一直強調不要讓歷史成為障礙，我們應該面對未來，因此，他明確宣布不尋求西藏獨立，從這一點已經非常明確的表明了這一點。
我們希望中國政府領導人理解達賴喇嘛的真誠願望，並作出積極的回應。新聞稿還指出，1997年3月，達賴喇嘛指出台灣問題需要海峽兩岸的人民和談解決，如果試圖以武力解決，對雙方都不利。
在江柯會談之前到十四日為止一直在印度拉達克宏法的達賴喇嘛，在拉達克接受台灣記者的訪問時，表示在未與政府和議會議長商量之前，無法對江柯會談作出反應，他還解釋了推遲原定今年十二月訪台計劃的原因，是為了表明其對和談的誠意。他還指出推遲對台灣訪問的決定是在柯江會談以前就已經作出，否認決定是因江柯會談作出的。
達賴喇嘛還對由於政治原因而不能前往台灣進行宗教活動表示極度的惋惜和傷感，要求台灣佛教徒理解他所處的窘境。
去年6月28日，我的媽媽去印度朝聖歸來，第二天早上十一時，有三個人打聽我媽媽，我把他們請進房內招待，他們卻要我媽媽隨他們去一趟，說是一會兒就回來，他們一出門，進來十余人，翻箱倒櫃的搜查，查出一本書、五盤錄像帶、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和一面西藏國旗。
我不知道錄相帶和書籍的內容，媽媽被帶走後一直沒有回來，我和姐姐四處打聽，我本來在西藏機場工作，由於打聽媽媽的下落，十天未能去上班，十天後，我去上班時，得知我已經被開除。隨後我又全力投入打聽媽媽的下落，一直到四個月以後，才得知媽媽是被公安廳四處所拘押，但沒有告訴我們拘押的原因，也不讓我們見面。到12月，才收到一張說明，稱我母親由於犯有分裂祖國的罪行而被拘押。隨後第一次讓我去看望已經被拘押一年的媽媽。
由於我媽媽在沒有法院判決的情況下長期關押，我雇請律師想告狀，律師最後打勸我放棄打官司的念頭，於是，除了已付給律師一千元而外毫無結果。
至今我媽媽在沒有任何判決的情況下，已經被關押了兩年，我從來不記得媽媽進行過任何的政治活動，她僅僅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現在，我在萬般無奈之余，唯有呼吁聯合國和國際各人權組織以及西藏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促使中國政府還我媽媽，還媽媽自由。
不斷抗爭中的西藏
《西藏時報》7月20日消息﹕今年五月，那曲索縣絨波然丁寺又有四名寺僧由於出現鼓吹西藏獨立的標語而被捕，另有一名七十余歲的老漢失蹤。
今年三月，十五名寺僧由於舉行示威，要求西藏獨立而被捕，隨後中國工作隊繼續留駐該寺，進行“政治教育〞，由此，寺院內再一次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標語傳單，當地中共軍警在調查中逮捕了四名寺僧。隨後，中共派出軍警將四周的僧俗人民全部召集到然丁寺內，召開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大會，會議上中共干部強製人民選出一個代表發表對達賴喇嘛的看法。人民推舉一個叫瓦多桑丁的年逾七十的老漢為代表，瓦多桑丁在發言中說﹕“我不知道有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對自己上師喇嘛沒有信仰，則哪有宗教信仰？反正是允許披一件紅衣服（指袈裟），別的我不知道〞。他還說﹕“與會僧人如想批判達賴喇嘛，那麼，先脫掉僧袍袈裟再進行批判是最恰當的〞。
當晚，中國軍警前來帶走了瓦多桑丁，其後，隨多方打聽，至今仍不知其下落。
三藏人揭露真相遭加刑
《自由西藏》7月27日報道﹕1997年10月聯合國人權觀察委員會的部分代表獲允前往西藏檢查西藏的監獄，10月11日，他們在檢查扎什監獄（即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又稱自治區監獄）時，有部分藏人高呼西藏獨立以及達賴喇嘛萬歲等口號，其中的帶頭者是那曲縣人吉卡，他還向人權觀察組織的代表訴說被暴虐的情況，原籍墨竹貢嘎縣的索南才旺和原籍日喀則地區薩迦縣的旺德等人也勇敢的證明吉卡所述的事實，因此，事後他們三人被單獨禁閉關押五個多月，據最近來自西藏的確切消息﹕他們因此被中共當局加刑，其中吉卡和索南才旺各被加刑五年，旺德加刑四年。
據聯合國人權觀察組織代表的解釋，他們不僅向中共當局強烈聲明不許以任何方式處罰與他們接觸的犯人，並獲中共有關人員的應允等。但是，這些人被加刑的事實在扎什監獄已經發生。
扎什監獄擴建及其簡況
扎什監獄位於拉薩北郊區，監獄旁有一座小廟，由於建廟的是四個僧人，所以稱為扎什（四僧之意）廟，1959年前，小廟旁是西藏政府軍第二團（代本）的兵營，因此，第二兵營又稱扎什兵營。1959年拉薩發生事變，中共軍隊在血腥鎮壓藏人反抗後，將扎什兵營作為收容戰俘處， 1960年正式改建為監獄，原稱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1985年改成自治區監獄，但一般都仍稱第一監獄。
監獄中關押著三年徒刑以上的刑事犯和部分政治犯，據統計，目前關押在扎什監獄中的政治犯有五百二十名，其中二百五十名左右是女性。獄中共分七個中隊，每個中隊兩個小組，刑事犯和政治犯一般分別關押，其中三中隊和五中隊全部是政治犯，其他中隊大部分是刑事犯，監獄中的勞役主要是種植蔬菜，在歷史上，扎什監獄一直是殘酷鎮壓西藏民族精英力量的主要場所之一，雖然中共軍警殘酷壓製，但在監獄中仍不斷發生反抗運動，因此，許多政治犯被反複加刑，乃至有被加刑至四十一年的政治犯。許多不甘屈服的政治犯被監獄當局活活折磨而死，由於受到政治犯的影響和帶動，許多刑事犯也在獄中展開反抗運動並有多人因此喪生，五月份在監獄中發生的示威行動中，有些帶頭者和死難者原來本身是刑事犯。
由於隨著中共的鎮壓和西藏人民的反抗越來越激烈，被捕的人數越來越多，造成監獄人滿為患，因此，從去年四月開始，中共已經在監獄南部開出一個小門，開始向外擴建監獄。
【編者按】 1998年5月3日，《中國世代》雜誌組織代表各種觀點的學者討論大陸作者王力雄所著《天葬》一書，本刊根據《中國世代》轉載部分與會者的發言內容，因篇幅有限，只摘錄有關西藏問題的部分內容。
對西藏重視不夠
劉賓雁（著名作家）﹕
市場經濟帶來的各種誘惑太多，很難找到一個小說家能像王力雄這樣，把那麼大的精力、心血投到這麼冷門的問題上——有多少人關心西藏？
我開始有過疑惑，為什麼王力雄對西藏發生興趣？後來我對自己的疑惑發出疑惑﹕為什麼會有這種疑問？
反躬自問，我自己從來就沒有把西藏、新疆、內蒙當做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我在國內有相當的行動自由，但我一次沒有去過邊疆。我當時對自己的解釋是，中國的問題主要還是在中原地區得到解決，要在最黑暗的地方如陝西、河南、安徽和四川等等。這雖然也不能說不對，但從感情深處來說，還是對少數民族另眼看待。而王力雄的這本書的價值，是展顯了一個新天地，一個獨特世界、獨特的文化、一個令人尊敬的民族。不過在這裡，我覺得作者寫得還不是很充分。我最近在瑞典見到剛去過印度達然薩拉的茉莉，她談起，西藏民族精神方面的有些東西，恐怕正是我們漢族所缺少的，不是像我們那樣重功利，而是追求那些崇高的遙遠的東西。就是在享受人生快樂上都跟我們很不一樣。
為何同樣一件事會有相反看法
阿沛•晉美
（原華盛頓國際援助中心主任研究員，現任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主任）﹕
我關注海外民運、學術界的研究進展，還沒有看到像王力雄這樣提到﹕西藏與中國的關系用西方的「主權」概念去進行評價。因為東方古代有其特殊的關系，如果將其硬行套入十五、十六世紀西方的「主權」概念去評估，很難找到答案，造成混亂。
我是學歷史的，我也一直在思考，覺得很多事情，例如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系，中國政府的觀點與達賴喇嘛的觀點非常對立，水火不相容，對同一事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為什麼？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像王力雄所說的，用今天的西方主權觀念去解釋二百、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前的東方民族之間的關系，怎麼也解釋不清。例如，西藏人認為過去與中國的關系是宗教的、宗主的關系。今天有人不理解，說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怎麼可能光是宗教之間的關系，而沒有政治、主權為主的關系。如果我們把這一問題放在當時的情況，放在當時西藏人的思想境界、世界觀、宇宙觀來看待，大概也不是不可理解的。王力雄所說「模糊」的關系，是有道理的。這與西方的主權觀念很不一樣，西方的主權要求用法律條文，清清楚楚地明確下來，邊界在哪裡都列出來。再如西藏與蒙古的關系，就是一筆糊涂帳，今天主權觀念來解釋，怎麼解釋也解釋不清。
比方說，第五世達賴喇嘛當政，能夠掌握西藏全部權力，是因為當時位於青海的一個蒙古汗王——固實汗為達賴喇嘛打下天下，坐完天下把政權交給達賴喇嘛了。固實汗死後，他的兒子又在西藏當王。蒙古人在西藏當王，蒙古人覺得理所當然，西藏人也沒有一個人提出質問﹕你蒙古人憑什麼到西藏當王？
再舉一個例子，西藏喇嘛哲不尊丹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時，到外蒙古當最高政教領袖，蒙古人好像心安理得，從來沒有人提出質問﹕你西藏人憑什麼當蒙古王？可見東方式的模糊關系確實有特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模糊」很有意義，歷代都提到「無為而治」，「難得糊涂」。糊涂是一種美德，一種藝術，西藏人不是「難得糊涂」，他壓根兒就是「糊涂，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主權觀念。對過去，我們可以用這種東方的觀念來解釋，今後應該如何解決？再回到過去東方觀念大概不行了——大家已經明白，不再糊涂了。如何在未來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再靠模糊，而是要靠我們的智慧——但有時候是不是也要點糊涂呢？
盡力幫助西藏避免「天葬」
洪哲勝（台灣民進黨顧問）﹕
王力雄說中共給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之後落入了一個怪圈﹕達賴是西藏人的宗教領袖，同時也必然成為西藏的政治領袖。達賴是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因此中共的善意必然導致西藏對中共的反抗。
從西藏這方面來看，藏人追求擺脫漢人控製的心意是很清楚的。要中共放棄對西藏的強壓看來是希望不大的。但是從當代歷史進展可以看出來，中國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快慢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民主運動怎麼做，才能使西藏的命運擺脫天葬？第一，西藏與中國不見得一定要分開，成為獨立的國家。民主人士應該怎麼做，使西藏人認為與中國合在一起不是一件壞事？這是對民主運動的挑戰。
第二，西藏要擺脫「天葬」的命運，除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外，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作為中國的友好鄰邦。那麼民主運動應該怎麼做，使西藏即使不想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也能成為中國友好鄰邦？我想這兩個問題值得海外的中國民運作出努力。這一兩年來，曹長青、薛偉等好幾位先生作出了很大貢獻。如果大家把這兩個問題放在心中，我們也許能使西藏的命運避免「天葬」。
西藏問題有解，引導民意為本
薛偉(《北京之春》經理兼編委，著名民運人士）﹕
謝謝作者在《天葬》一書中大量引用了《北京之春》雜誌裡的材料，其中也提到了我在達然薩拉訪問達賴喇嘛時的想法和觀
點。特別是我一直在鼓吹的解決西藏問題三原則﹕
第一，民主的原則﹕相信西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人民的福祉是決定統獨和其他政治意識形態的標準；
第二，和平的原則﹕任何情況下，反對訴諸武力來解決民族之間、或者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
第三，過渡的原則﹕要耐心，要等待，在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要留下一個充足的時間，讓雙方交流，和平相處，建立一定的互信、互利，建立一定的感情。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一種善意的話，關系就容易解決，合起來是一家人，分開來是好鄰居。
什麼叫民意？目前在中國高壓統治下，是沒有民意的。當初外蒙獨立的時候，我沒有聽見任何一個中國人說起來反對，游行示威。很平靜，獨立就獨立了。因為沒有所謂的民意，民意不在人民自己手裡。在高壓之下，民意是隨大流的。
海外的民運人士有權利把真心話講出來，可以反映一部分真正的民意。我相信，在海外民運中，支持與反對西藏人民有權利民族自決，這兩種意見表決，其中任何一方不會有絕對多數。從我認識的民運人士中，我沒有看見哪一方有絕對多數。在這種情況下，民意是要靠先進的知識分子來引導，把先進的思想灌輸給大家，讓大家能夠接受，要讓人民能夠佔有正反多方面的材料，在免於恐懼的情況之下作出選擇。
一個社會的確存在著先進的知識界，能夠對社會多數人的民意起到一定作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將進步的思想告訴大家，今後中國大陸民主化了，告訴給更多的人，讓他們能夠作選擇。西藏問題不是沒有解，而是有解的，這個解就是，不論是當兄弟還是當鄰居，只要大家善意，想到今後世界都是大同，會消除國界，今天的歐洲，國與國之分也不再明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西藏問題不是不能解決。
重評五九年事件落實西藏自治權
嚴家祺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著名政治學者）﹕
我們講西藏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歷史，一個是現實。兩個有聯系，但是我們今天講的主要是現實問題，一個特定的含義就是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造成的西藏問題
。
現實的西藏問題有兩個內容﹕一個是如何看待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武裝暴亂？還是一個自發的藏人抗議運動、反抗運動
，總的來講是和平的反抗運動？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逃出去時一起走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後來，中國開始搞平叛，搞了三年，三年搞下來，六萬藏人逃到印度。文革中逃的也有幾萬人，在國外的藏人已經有了十多萬人。
什麼叫西藏問題，這是首先要解決的西藏問題。達賴喇嘛逃到國外已經三十九年，這麼多人，這麼長時間，不讓人家回家。我們才不過出來九年，而他有三十九年！國民黨以前逃到台灣，到一九七八年，胡耀邦發文件，說不要管以前的事，他們很多人就回去了。現在這麼多藏人，三十九年不讓人回去！毛澤東死了，鄧小平也死了，第三代領導人還是不讓他們回去。
所以我很生氣！前幾天有藏人在印度新德裡引火自焚，五萬人為他送葬示威。達賴喇嘛還講了另外一個問題，如何保持西藏自治權，使藏人對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行使自決權？如何保護西藏的文化？藏人有很多習慣，與我們漢人不同，他們自己決定可以改革。現在西藏人自己決定的權力是有限的，當然八十年代以來有所擴大，胡耀邦視察西藏之後，西藏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經濟發展，人權改善，這是事實；但是西藏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說了幾句「西藏獨立」的話的，抓起來打擊迫害照樣很嚴重。這就像中國大陸一樣，言論的幅度大大放寬，但是對於要組織民運組織、要實現多黨製的，絕不客氣。
我想到北愛爾蘭問題。現在全世界關注的幾個問題﹕巴勒斯坦問題，西藏問題，北愛爾蘭問題。北愛爾蘭發生沖突也有四十年了，到一九七二年發生嚴重沖突，英國部隊到北愛爾蘭，槍殺了十幾個還是幾十個人，這造成北愛爾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這一次英國首相布萊爾作出決定，說，我們要重新調查。他們僅僅是十幾個人、幾十個人，而五九年西藏死了多少人？我看到這本書裡，和《西藏平叛紀實》那本書裡，「三十個小時裡面殲滅藏方五千三百六十人」；「擊斃、擊傷、俘虜、投降的叛亂武裝有九萬三千多人」。這比英國的北愛爾蘭事件、比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那次事件大概有上千人死亡，官方公布的有幾百人，丁子霖統計了將近兩百人。比一比，可見西藏的問題很嚴重！
我的意見是要重新調查五九年事件中共搞「社會主義改造」，引起一些藏人不滿，於是造成武裝沖突。但是就三月十號事件而言，是一個什麼性質的事件？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反抗運動。表達西藏人民對達賴喇嘛的安慰、憂慮。
希望北京與藏人一笑泯恩仇
林保華 （著名香港專欄作家）﹕
對西藏問題，以前我沒關注過，觀念長期停留在1959年水平。那時按照北京的說法，西藏發生武裝叛亂，當時我在北京人民大學讀書，印象很深刻的是，北京舉辦一個「平叛展覽」，主要內容是揭露黑暗的西藏農奴製度。長期思想形成這樣的印象﹕西藏是恐怖的農奴製度，比歐洲中世紀更為黑暗，印象中就是人皮、刑具。一直到我對中共的觀念發生變化時，對西藏的觀念也沒有變化。即使胡耀邦檢討對西藏的政策，我也停留在「文革期間中共執行了左傾路線」，而文革以前中共做法還是正確的這麼一種認識。
到香港以後，因為香港對台獨、藏獨這些問題都比較回避——不然就會受到新華社大力圍剿——這種特殊環境下，對西藏問題也不能暢所欲言。看了些東西，對西藏問題有了些轉變；到了美國之後，接觸了一些藏人和對西藏問題有研究的朋友，就更關注一些。
達賴喇嘛自己講他從一九七三年就沒有提西藏獨立，而是提西藏自治。三•一○講話很明確，他要求「高度自治」，跟香港一樣的自治。北京對西藏人的所有要求都不願意回應。如果雙方不談判，怎麼消除敵意？跟台灣，北京可以消泯恩仇，為什麼跟西藏人不能呢？反映北京本質是欺軟怕硬，台灣有一定實力，他就要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西藏人信佛教，慈悲為懷，也不搞暴力反抗，他就能欺壓就欺壓。我希望北京能與西藏人好好談判，一笑泯恩仇，讓達賴回到西藏去。
今天洪哲勝在這裡，我也向貴黨提出建議，如果北京不與達賴談判，那麼台灣也不要與北京搞什麼政治談判！
趁達賴喇嘛健在漢藏應盡早協商
王軍濤 （著名異見份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大多數從大陸來的人，西藏問題在我們眼中就是一個很殘酷的農奴製度，即使後來對中國共產黨在治理中國時犯的一些錯誤有所了解，不少人還是在心中想，那場社會主義改造在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上的選擇上錯了，但是不是消滅西藏的野蠻的文化方面有它的進步意義？來到海外，與西藏同胞、與各種意見接觸之後才有了新的看法。
我覺得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方進入亞洲之前，「西藏問題」——我們今天談的「西藏問題」——什麼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否如此等等，是個假問題。
在漢族角度看來，整個天下是個「藩貢體系」，我中國是個文明的中心，你們是蠻夷，我對你們進行精神與文化教化、管理，至於說政治上的控製，有時有，有時也可以沒有；你給我進貢一點東西，我可以十倍百倍地回饋。評價它的道義基礎，是看中央政府能對邊緣蠻荒地區能有教化作用；而在西藏人看來，是一種「供施關系」﹕我是在宗教的中心，你們是邊緣的可憐人。我對你們進行宗教的傳播。這樣對解釋當時清朝的皇帝與達賴的見面，雙方就有不同理解。漢族認為這是羈糜政策，而藏族則認為這是他們在進行精神領導。在十九世紀中葉有一個實力原則。此前漢藏關系，有漢族打過了和親，有很慘的時候。但那時談誰是誰的一部分，是個假問題。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進入亞洲，開始把條約體系強加給亞洲的時候，漢藏關系發生了變化。中國對外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而西藏人更多的還是關心宗教、內心，關心精神上誰領導誰，沒有注意、沒有關心外部政治關系。這樣在當時的國際條約中，西方列強就把中國中央政權看成了西藏對外的代表。
一個基本事實是﹕一九五九年以前——即使我們考慮到十七條的進藏協定——中國對西藏實際上沒有行使過真正的主權管理
。包括十七條對他們的內部政治領導、政治製度、社會文化等等一系列根本大政方針的選擇上，中央政權只有形式上的意義，實際是由西藏人作主。中央政府完全管西藏的事，還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從條約來講，有兩點﹕
一，從國際法的意義上來說，到底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還是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關系？
二，是否按照一個基本人權標準來評價一個政府的領導是好還是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階段，西藏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誰違
背了十七條，導致了後來漢藏關系的破裂？我還是比較同情西藏的說法——雖然不贊成極端的說法。王力雄書中提到一九五九年叛亂導致了中央政府大規模進軍。但他書中提到﹕一九五六年隨著內地社會主義革命形勢的發展，駐藏的干部產生要求在西藏進行改造的情緒，並進行了一些宣傳。他也提到，一九五一年簽訂協定後，中共開始有系統地培養藏族干部，在一些地區按照他們的想法進行改造。這些如果按照條約規定來看，就是違背了協定。協定上說，即使要改造，也是由西藏人自己來改造。
胡耀邦後來在八十年代向西藏人民作的道歉，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可能還有潛台詞。因為五十年代後期對西藏的改造實際上是與中國大陸內部急劇的左傾社會主義改造是有聯系的；另一方面，胡耀邦對西藏的道歉，與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幾十年中所犯的一系列錯誤，包括對漢族所犯的錯誤進行道歉，也是聯系在一起的。
我個人贊同孟玄先生的看法﹕完全站在民族主義角度看問題，西藏問題沒有解——不過他講到有些民族問題是「想象」出來的，西藏這個民族卻不是想象出來的。要解決這一問題，我覺得漢藏雙方都要有一個現實主義的態度。談到民族自決權，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個最有道理的原則，但另一方面，也確實，它不是一個在什麼時候都能夠適用的原則。例如關於美國南北戰爭，我問過幾個哈佛大學的美國教授，既然各州結合成聯邦是「結婚」的關系，為什麼南方就不能獨立？他們說，獨立與否，既然已經加入了一個共同體，那麼就應該由共同體的大範圍來表決，而不能只是由想獨立的一群人來表決。
到底應該由何種範圍來表決，是一個爭不清的問題。但我想，有些爭端是可以放在兩個民族的長遠發展來采取現實主義態度。例如，達賴提出的原則，我覺得還是現實主義的。到現在我也沒有搞清楚，為什麼中國政府不肯與達賴談判。我前天與達賴談過一次話，對他的想法，我歸納成三條﹕西藏自治不獨立；西藏人和平實現自己的願望；西藏完整保留自己的文化。
這三條我看不出與中國政府官方聲明有何區別？除了中國要求達賴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一條，別的在現實方面，沒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不能談判？趁著達賴最近表這樣一系列態的時候，我覺得是漢藏兩族謀求一個長治久安的解決辦法的時機了。如果拖到達賴喇嘛過世，對漢藏兩族未來的後果都是很大的包袱。對於西藏人來說，獨立要在實力的基礎上，從現實看不大可能。達賴前天對我也談到西藏現代化發展速度也很快，如果不是在本民族自己基礎上發展，而是外來政權控製下發展，對西藏文化會帶來急劇的破壞，使得將來連自治都變得很渺茫。
從漢族來說，有位挺靠近核心的人對我講﹕達賴走了，藏族就分裂了，就沒有一個精神領袖，什麼運動都沒有威脅力。但我認為，達賴不在了的情況下，漢族想謀求一種合乎道義的長治久安的漢藏問題解決方案，就更渺茫了，就得面對一些極端的派別，他們會給中國帶來很多麻煩，不僅僅只是對共產黨政權。我個人接觸，在藏民族中間，盡管是由於中共政府方式上不得當，卻使他們對整個漢民族產生很深敵意和怨恨。在達賴還在的時候，漢藏兩族締結一個長治久安的政治解決方案，是最好的時機。否則，雙方都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民族自決權的實施條件
嚴家祺﹕
西藏問題的核心，是五九年事件如何評價？我認為，59年3月10日事件，是一次大規模的和平的抵抗運動。要翻這個案，這對解決西藏問題至關重要。達賴喇嘛和十幾萬藏人現在流亡在國外，就是因為這一事件。
我剛才講到北愛爾蘭事件就翻了案。對於西藏問題，我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要重新調查一九五九年事件；盡管有人拿了些武器，那是局部現象，總的來說是和平抵抗。
第二，達賴喇嘛多次提出希望與北京對話，北京不能置之不理。我們主張對話，是為了漢藏兩個民族的共同利益。
第三，達賴喇嘛要能夠自由地回到家園。他出來流亡三十九年了，應該無條件地允許他回到西藏。
第四，要召開西藏民族團結會議，共同商討怎樣保障西藏充分自治的方案。前幾天我與曹長青、鄭義在一個關於藏人自焚事件的聲明中表達過看法。
關於自決權問題，聯合國在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裡都有。江澤民中共已經正式加入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而且表示要加入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公約。那麼自決權就要承認。
自決權要承認，但自決權要實施，有一個前提條件﹕要行使自決權的地區，與之相聯系的周邊地區要認可。沒有這一前提，自決權的行使就會有問題。自決權的行使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殖民地自決權，不需要前提條件，因為它行使自決權不會造成新的國家，不會造成國家邊境的變動。六十年代亞非拉很多殖民地行使自決權；到後來發現自決權概念擴大，一個民族一個地區要求自決權，如果會發生國境變動的話，要遵守這一原則，滿足這一前提條件。一九七五年歐安會就講到這麼一個概念，講到三個條件﹕第一要遵守國際法，第二要根據和平的原則，第三要雙方、有關各方協商同意。
關於民族自決權，如果連接的兩方面都同意的話，可以和平分離。赫爾辛基原則，就是這樣的原則。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離，就是雙方同意的和平分離。德國的統一，也要雙方同意把中間的邊界消除。沒有這一前提就要出問題。波士尼亞的獨立，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方沒有同意，德國首先承認它，所以德國在南斯拉夫的沖突中是有責任的。
在中國的情況下，漢族的大一統思想是事實。所以達賴喇嘛一直提出中道觀念，就是中庸之道，他看到西藏獨立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提出要求，主張在把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央政府的前提下，發展西藏的高度自治。
自決權不可能是絕對的
胡平 （中國民運著名的理論家，《北京之春》主編）﹕
我希望分成一個問題來討論。剛才有些朋友有些很明顯的分歧，我看是把人權和自決權這兩個問題混在一起了，例如，當年美國以統一的名義反對南方的「獨立」，這不存在「侵犯人權」的問題；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基於人權的立場，邏輯地推出承認某一個地區某一個民族就有權獨立。我們說人權，最根本的只涉及個人，對他人沒有直接影響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權才有絕對的存在理由。你發表言論，你信仰什麼宗教，都沒有問題。現在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這個。只有在這一基礎之上，別的問題才能提上日程，才能得到合理解決。
「自決」這個問題，剛才家祺已經提到幾個原則，細致分析起來也很麻煩﹕例如與周邊地區的關系，是不是我這個地區要獨立，非得另外一個國家也同意不可？是「自決」還是「他決」？台灣要「獨立」要「自決」，是兩千萬人投票算數，還是十二億人投票算數？兩千萬就算數，會有很多問題；但是非得海峽對面投票才算數，根本就不必投票了！那還叫什麼自決權？麻煩就麻煩在這裡，單從理論上講，似乎是意味著﹕我要「自決」我「自決」就行了，你們管不著。但是照這個理解，會引出很多很多麻煩。所以「自決權」問題，沒法很嚴格地辦理，真正作起來，一定有很多別的東西的考慮。而我們討論的人，經常是各執一端，實際上多多少少意識到，自決權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任何一個主張自決的人，總是要講出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理由，以此證明我們這裡是可以這麼做的，他並不認為所有地方所有人都可以做。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並不認為四川可以獨立，主張「藏人自決」的人並不等於認為彝人可以自決、土家人可以自決，他們也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起作用。反過來，主張統一、反對某地區「獨立」的人，也要找別的歷史、彼此關系方面的理由。一系列附加條件，其實人們都是知道的。
簡單點說，作為最基本的人權，在座的人沒有太大爭議。「自決權」問題，從原則來講，不可能是那麼絕對的、無條件的。我希望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太大的爭議。然後我們再來針對某一個地方例如西藏、台灣，討論他們「自決」是合適或不合適。我們雖然也講「漢藏關系」，但我不贊成認為是漢人和藏中兩個民族之間的關系，我也不同意我作為一個漢人，就應該對藏人這麼多年來所受的苦難承擔一部分責任。這就純粹是「血統論」了。我爹我媽是地主，我就該為貧下中農受苦承認錯誤？一個人只能為他作過的事情負責任。凡不是他做的，就是他爹他媽都跟他沒有關系，與其他民族就更是如此，那些民族的人還欺負我呢！我還該向他道歉？這沒有理由嘛。一個人只因為屬於某一族人，就先天地注定了他要為某一族人的苦難道歉，說不過去。至於說用這種方式表現仁慈的胸懷，那是另一件事。我的一個朋友打了人，我對這人說道歉，說這話時其實心裡明白跟我沒有關系，只是表示友好而已。
可以考慮讓西藏人自決
孟玄（著名時事評論家）﹕
什麼是民族主義？在別的民族統治下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我還是不願在他統治之下；在自己民族統治之下我生活得更壞，我還是寧可在自己民族統治之下——這就是民族主義
藏人是一個民族，西藏有獨特的地理條件、文化，如果從民族自決的權利來講，他是有權自決的。他是否願意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他的問題？非得用自己人來管自己人？即使管了之後情況會更差？假設現在西藏獨立，有了中國和西藏國。中國對西藏的援助自然就取消了，沒有這一責任了。那麼西藏能不能維持現在的生活、現在的文化？都成了問題。如果你就是願意，你可以去試嘛。西藏由於「天」的特殊環境，是其獨特的保障原因，具有獨立存在的條件。現代化對他來講，是否一定會有效果？我覺得，與其以後變得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樣你死我活的關系，不如現在中國就撤出來——西藏人覺得回到中古世紀的生活方式更好，就讓他活在那個日子裡嘛，干嗎去管他？關於民族自決權，有些地方不能夠實行，但是在西藏的特殊條件下，是可以考慮讓他們自決。
不應以實施自決權的困難否定自決權
洪哲勝；
當西洋文化開始接觸日本的時候，日本也沒有任何科學詞匯。他們運用漢字來為自己構造一些東西，來傳播抽象的、直覺的內容。我們今天通用的這些西方科學概念，幾乎都是日本人從無中創造的。中國統治西藏這麼多年，西藏沒有科學詞匯，這是誰的責任？難道是西藏人不願意作主人翁？還是中國沒有提供這樣的機會，讓他們把西方的概念藏化？我希望徐明旭先生想一想。
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我在這裡要提出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討論中這兩個概念往往混在一起﹕第一個是民族自決權，權利本身；第二個是民族自決權的行使。要不要自決，如何行使，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已加入聯合國，要簽署剛才所說的兩個公約了，那他就必須遵守人民自決權原則，必須尊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至於民主運動人士要不要主張西藏自決，要不要贊成西藏獨立，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無條件地支持民族自決權，我們考慮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的情況，來想到底我們要不要支持西藏人民行使人民自決權——這是兩回事。
很多人把西方國家在解決民族自決、人民自決踫到的一些困難擴大化﹕因為有這些困難，所以民族自決權是不能實行的。我想這是錯誤的。民族自決權的實行，在某些地區是很容易的，在某些地區確實是很複雜、很困難的。很複雜、很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解決？還是要解決。例如達賴喇嘛說，他的西藏是這麼大，中共說西藏是「西藏自治區」。到底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廣大地區，藏人與漢人混合的程度如何？我不很清楚，但混居一定是有的。西藏真要自決，這些邊緣混合地區如何解決？是有複雜性、有困難的，但這種複雜性、這種困難，並不能排除西藏人民有自決權，而是要兩方面人民很好地坐下來解決。
剛才徐先生說，巴斯克人民要獨立，為什麼沒有人指責(西班牙？錯了，很多西方人指責西班牙不應該這樣做。西方世界已經使很多民族、很多人民行使自決權而獨立建國了。當然他們沒有完全支持，這並不證明他們是對的。
不能因為西方國家沒有百分之百地支持民族自決權，我們就來否認西藏人應該有民族自決權。
大西藏圖與西方對西藏的重視
曹長青 （著名的自由撰稿人，前《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
我談兩個問題。一個是達賴喇嘛的「大西藏地圖」的問題。《天葬》最前面印了兩幅地圖，其中一幅是「達賴喇嘛心目中的西藏版圖」，一幅是中國官方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徐明旭先生在文章中也說過達賴喇嘛畫了張圖」。根據我看到的資料，在達賴喇嘛沒有出生之前，大地圖就存在了﹕一九一七年上海遠東地理協會出版的地圖(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可以找到)，上面有中國本部十八個省，不包括西藏，西藏單獨有張地圖，包括衛藏和安多，就是今天所說的青海。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選舉大總統，十七個省，每省一票，孫中山拿到十六票，黃興拿到一票。十七個省也不包括西藏。那時達賴喇嘛還沒有出生。
一九三四年一月份，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了一本書叫《西藏問題》，三個主編都非常出名，一個是蔡元培，北大校長、中華
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一個是吳敬恆，中華民國國安委員、監察委員；第三個是王芸五，著名學者，孫中山總統秘書長，也是經濟部長，後來當了行政院副院長。這本書裡也有個地圖，「大西藏地圖」，而達賴喇嘛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
現在要說是達賴喇嘛畫的大西藏地圖，我要是達賴喇嘛我也覺得冤哪，我還沒有出生，我怎麼能畫呢！
第二個，徐明旭列舉了很多全世界要求獨立的事例，說西方雙重標準，不譴責。什麼叫「西方」？「西方」有很多層次，政府只是西方的一部分，我看到西方的人權組織，不同程度地對徐明旭提到的事例都有譴責，前天的《紐約時報》，就對土耳其軍政府對庫爾德族的鎮壓進行譴責。《紐約時報》有的專欄作家一直對波士尼亞的暴行持批評態度，另外一個專欄作家一直寫文章支持巴勒斯坦人。
輿論與政府是不同層次的。人權組織和媒體是有很多代表良知的聲音的。但徐所說的也有一個是事實﹕他們對其他地方與對西藏所關注的程度確實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西藏問題太嚴重。達賴喇嘛在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過去四十多年裡，有一百二十萬藏人被殺害，包括餓死、被殺死。徐明旭先生也寫過文章說不可能。現在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貝克剛出版了一本書叫《餓鬼﹕中國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他書中寫到，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一九五九年，西藏有人口三百四十萬；一九六四年，西藏人口為二百五十萬。五年期間，西藏人口下降了九十萬！刨去嚴家祺先生所說逃到印度的六萬多，還有八十四萬呢。這還僅是五年，後來呢？所以達賴喇嘛說一百二十萬，不是沒有根據的。
我接觸的西方人士，他們關心的主要是西藏的人權問題，不是什麼獨立不獨立、自決不自決，他們說你們中國人和西藏人商量去。一百多萬人是不是嚴重問題？嚴先生說，十三萬人在外流亡，不是一天兩天，三十九年了。我采訪了好幾人，當時是八九歲來的，大半輩子了回不去。有一位實在沒辦法從尼泊爾與西藏的邊境跨過去，在那裡站了半小時，哭了半小時，說我終於站到自己的土地上了。在印度那麼個貧窮的國家寄人籬下，生活非常悲慘。
如果照徐明旭先生所說，中國大陸給了那麼多幫助、人權改善，等等，怎麼解釋這三個數字﹕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第一，從西藏等地逃到印度達然薩拉的僧侶和尼姑，是一萬兩千人；第二，青少年是八千五百人；第三，平均每年逃過來的藏人，兩到三千人。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很多人都死在半途，包括孩子。如果說用藏語教學，文化保存得很好，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付出那麼大代價出逃？出去後，他們不會印度語，不會英文，生活極為困難。有一半以上被西藏流亡政府勸了回去。正因為嚴重，國際社會才這麼關注西藏。這並不是雙重標準。
「自決權」問題的三種現實考慮
王軍濤﹕
從理想主義角度，很難說民族自決權沒有道理從現實層面來說，確實像徐明旭先生所說，民族自決權在貫徹當中，各國政府對它在各個案例中的態度又很不一樣。我想西方國家至少有三個考慮，使它打了折扣——但我想這三個折扣恐怕都是有道理的。
第一個考慮，就是哈佛大學一位教授問我對西藏問題什麼態度,我就問他，美國人在南北戰爭時是什麼態度。他說，我們不一樣。南北戰爭時，我們是締結了一個條約，南方單獨廢約那不行。西藏則是一個徵服的結果。但我想，締約就算結婚吧，離婚也是可以的呀。我後來與他進一步談到這一問題，有所領悟；如果締約，利益有了一個共同的紐帶，要想廢約，就要雙方來作一個安排。美國北方為什麼不讓南方獨立，一是社會發展，經濟已經一體化，獨立會使北方付代價太大，這是利益考慮；第二，是在什麼範圍表決？已經是一個國家了，那就必須在一個國家的範圍表決。不能是一群人說想獨立就獨立。
在現實中，為什麼明明白白是一個民族可以自決，卻不讓他自決？我後來又在哈佛上了一門課，「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課題」。西方是有很多現實考慮的，分成三類，比如台灣問題。有個美國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就支持台灣人，派艘航空母艦去，一艘不行就兩艘。教授修理他說，你開什麼玩笑？中國的核武器能夠打到洛杉磯，你讓洛杉磯一百萬人的生命為美國人連在哪兒都說不清的島嶼做犧牲？我就發現，美國人的外交問題，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致命的問題，遇到這種問題利益受到傷害，美國人毫不猶豫，要采取措施先打擊後找理由；第二類是重要問題，他要權衡代價，看看投入多少得到多少；第三類是邊緣利益問題，只是在不付任何代價時才發聲明。例如，與中國大陸的問題，有三方面，貿易，台灣，人權。
台灣和人權都是屬於第三類，只是在不用付任何代價時才進行考慮。以上所說，都是第一類現實考慮。第二類現實考慮，他對這個國家的考慮。例如南斯拉夫中的某些族裔，真的讓他們獨立了，會不會在當地造成流血事件？會不會比維持原狀好一點？他們權衡作現實主義的估計，可能覺得後果更糟。
還有第三類現實考慮，他要與他更複雜的戰略利益，例如區域安全結構聯系起來考慮。他需要一些國家的合作，要作一些妥協。
剛才孟玄先生說，民族是「想象出來的」，歷史上有共同歷史共同文化，不一定就要求獨立。想獨立的人，總要製造出一些關於民族的童話——例如有一篇文章說，英國就是製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哪有什麼王室？世界上民族有這麼多，如果你想獨立，總可以「想象」一個「民族」來。民族這麼多，而土地這麼少——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說，我這個民族與我這個土地要一致。差距太大，導致民族主義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滿足，各國得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價值判斷作一個權衡。
對藏人苦難漢人在道義上有責任
劉賓雁；
對於西藏人，在法律上我們是沒有責任的。我常常對藏族朋友說，唯一有一點我是可以安慰自己的，是當共產黨在你們那兒搞「平叛」時，我已經當「右派」兩年了。我也是受害的。我們不承當法律上的責任。但是在道義上有沒有責任？不要說獨立，只是給西藏充分的自治，國內也會有很多人反對的。傳統的大漢族中心主義，正如林保華先生所說，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很長時間保留了一些偏見。有些是在很深的層次裡面，對於少數民族的蔑視、歧視，甚至於傷害他們的行動，我們小時候都是參加了的。我們班上有兩個回族孩子，生活方式跟我們完全一樣，但我們知道他們是「回子」——當時就叫他們「回子」，這就是一種蔑視，放學就追他們打他們。後來我大一點我就明白了，我想，當時哈爾濱已經是在日本人佔領之下，如果那兩個孩子是日本人，我們會不會那麼做？肯定不會的。這就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欺軟怕硬嘛！對哪個少數民族，漢族是很尊重的？就從稱呼上來說，「高麗棒子」、「老蒙古」、「回子」……從靈魂上，我們這個民族是在一個比較低的層次上。再反省一下，日本侵略時期，我們漢民族的表現並不是很光彩的。這都是有關系的，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在少數民族面前趾高氣揚。我認為今後很長時期都值得我們思考。我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意見。即使是地主、資產階級子弟，對於受剝削的工人農民，在法律上可以說沒有責任，在道義上譴責自己，認為自己分享了工人農民的勞動果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中共比達賴更重視保存西藏文化
徐明旭（前《西藏文藝》編輯，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有人問，共產黨統治西藏三十九年了，為什麼不去創造科技詞匯？共產黨確實創造了很多科技詞匯。一九七六年，在青海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匯》就有大量的藏文科技詞匯。一九九四年，青海省藏語術語規範委員會——這個機構是當年成立的，就編出了藏文出版史上第一套三本藏漢英三對照自然科學詞典。第一本是物理學，第二本是化學，第三本是數學，上面有三種語言的對照表。相比之下，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已經三十九年，他宣稱流亡藏人保存了西藏文化、繁榮了西藏文化，可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僅從這一點來看，一九八○年以來，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和繁榮西藏文化。
美國一位藏學家、帝國學院的教授，在他的《現代西藏的誕生》裡面，講了這麼兩句話﹕達賴喇嘛一直譴責中共在學校裡面用漢語上課，但是這話讓人聽起來感到虛偽，因為達賴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學校裡用的是英語達賴喇嘛流亡藏人學校用英語教數理化，是不得已；他們沒有科技詞匯，也編不出一本科技詞典；但中共卻編出了三本三對照的科技詞典。
那麼為什麼中共至今還不能用藏文在中學裡講課呢？這名美國藏學專家講﹕有個比較，中國的哈薩克族是用哈薩克語教數理化，蒙古族地區是用蒙語教數理化，維吾爾族地區是用維語教數理化，朝鮮族地區是用朝語教數理化，可見不是中共不讓用少數民族語言教數理化。我不懂藏文，不明白他們為什麼編不出一套藏文的教材。既然在中學都沒有辦法用藏文教數理化，當然在大學就更沒有辦法用藏文教理工醫農這些課程。達賴喇嘛譴責，中共用漢語教數理化，就是消滅西藏民族，歧視民族語言。那麼中共一律不教數理化、不教自然科學，勢必造成藏人不可能上大學和中專。
關於中共「消滅一百二十萬藏人」，一九五○年十二月份，西藏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了一封信，要求聯合國製止中國侵略。
信中說，西藏人口是三百萬，這是全體藏族，不是西藏自治區；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演說時，說當時有六百萬藏人。這也就是說，在三十七年裡，西藏人口翻了一番，而同期全國人口增長了百分之九十三。在共產黨統治下，藏人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漢人。如果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也就是消滅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麼西藏人口從剩下的一百八十萬增加到六百萬，竟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了二點六倍！這從醫學上、生理上說，是驚人的奇跡。對此奇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後，對剩下的藏人極其優厚的醫藥條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會相信這一解釋；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種解釋﹕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是個彌天大謊。
智慧無煩惱慈悲無敵人
嚴家祺﹕
任何一種語言都可以表達科技概念，漢語裡面高分子、生物的詞匯，本來都沒有，現在都可以創造出來。說藏語不能表達科技概念，這是一種歧視其他民族語言的言論。我作為一個漢人、一個中國人，我尊重發表不同觀點，但不能接受歧視性的語言。我覺得這位老兄對藏人不是很友好的態度。
從根本上來講，我主張在聯邦製的基礎上解決西藏問題。當然這是遠景。我們無非是尊重藏人，尊重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是很偉大的和平主義者。我看到很多藏人，表示要獨立的藏人，西藏青年大會的那些人，他們與我們一樣，無非是要表達他們的觀點。台灣有多少人要獨立？不能說這些要求獨立的人就是壞人。他有權利表達自己的看法。至於說能不能獨立，如何和平地解決台灣、西藏問題，需要智慧。達賴喇嘛與聖嚴法師在對談中講了兩句很深刻的話﹕有智慧，就沒有煩惱——我們很多人煩惱西藏問題解決不了，就是因為智慧不夠；有慈悲，無敵人——對藏族同胞，對受苦受難的人要有慈悲心。
藏人不是我們的敵人，大家互相尊重。民運中也不需要有敵人，我看到報上把民運人士罵得那麼凶，很難受。我要宣布，我永遠是一個民運分子。要罵就罵我好了。
中共如不反省寧願支持藏獨
林保華﹕
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我一直是聯系在一起看的。西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是西藏的自治是假自治。
如果真自治，就不該有中共西藏自治區工委。香港說是自治，但是始終就有共產黨地下黨在活動。在一黨專製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自治。不要說「高度自治」，連低度自治都沒有。但我很遺憾，共產黨作為一個崇尚權力的政黨，到現在對自己所作的壞事，一點都沒有反省的心情。他們通過各種輿論、各種利益收買，通過手中有特權利益的人士，宣傳共產黨統治西藏、對台灣的統一、對香港統一是如何合理。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也希望中庸之道，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但是共產黨一點都沒有反省，我也可以很明白地講，如果共產黨不肯承認自己這些政治方面的錯誤，我作為個人，我支持台灣獨立，支持西藏獨立！
首先驅除心中的種族主義
曹長青﹕
如何解決西藏問題？我認為，要相信藏人有他們的政治家，有他們的智慧，不要老覺得我們如何如何，要相信他們。今天我們是很幸運的，有達賴喇嘛在，我在中國民運人士、政治家、哲學家、思想家中間，找不著一個有達賴喇嘛那樣水準的。有他在，他又強調了不要求西藏獨立，只要求西藏自治，這個方案如果中國有新聞自由，如果我們的討論會可以在北京自由地召開，最多一年時間，大多數老百姓就會改變看法。
王力雄有追求真實的心，同時反映出他沒有種族歧視的想法，沒有居高臨下的殖民主義的心態。怎麼解決西藏問題？
起碼有個第一步。尤其在海外的中國人能夠尊重西藏人，把人當作人。像嚴先生剛才所批評的，說西藏人拿不出什麼科技詞匯，編不出什麼詞典——你可以批評達然薩拉的流亡政府作得怎麼不好，政府怎麼無能、怎麼獨裁，但是你說西藏人怎麼怎麼的，就是一種種族歧視，是不能接受的。解決西藏問題的第一步，是驅除你心中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心態、語言和思維方式。像達賴喇嘛，就把人都當成兄弟姐妹，說我心目中沒有西藏人中國人有什麼區別，都是人。有了這個境界，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第一步。有人說「曹長青寫文章贊成西藏獨立」，我不是贊成西藏獨立，它獨立不獨立，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尊重他們有選擇的權利，這個權力不可以剝奪，不可以用武力來壓製，不可以像中共對台灣那樣用炮艦、導彈來解決。具體怎麼解決，要相信兩邊政治家的智慧。不要那麼
功利。
簡訊﹕保存達賴喇嘛自傳處刑七年
據《自由西藏》7月20日消息﹕1997年底，聶木縣普松鄉的才丹，女，現年37歲，由於保存有達賴喇嘛的自轉而被中共判刑七年。才丹藏語程度不錯，平時喜歡寫作，因此常被中共情治單位懷疑，她由於被懷疑張貼鼓吹西藏獨立標語而先後於1988年和1995年被分別關押六個月和八個月。第二次獲釋後，她在色拉寺附近開酒店，1997年8月，中共軍警借口她私藏有達賴喇嘛的自轉而被捕，並被判刑七年，現押扎什監獄。才丹早先已與丈夫離異，剩下兩個無依無靠的孩子在四處流浪。
第八次國際藏學研討會
於1998年7月25日至31日在美國印地安納大學召開第八次國際藏學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包括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國際藏學研討會於1977年在瑞士首次舉行以來，已先後在英國（1979）、美國紐約（1982）、德國（1985）、日本（1989）、挪維（1992）和奧地利（1995）舉行。第九次國際藏學研討會預定將在荷蘭召開。
最後的奉獻
西藏青年會在清理為國自焚的土登額珠先生之遺產時，發現了其留在家中的遺囑，遺囑要求將其在銀行的217607.00盧比獻給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另將萬余款項和家中的一切財產捐給西藏青年會，作為爭取西藏獨立的費用。
藏人歡慶達賴喇嘛生日
七月六日是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華誕日，這一天，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紛紛舉行了歡慶儀式；在拉達克，當地藏人和拉達克人共伍萬余人集會，舉行盛大的歡慶儀式，載歌載舞，歡慶正在那裡宏法的達賴喇嘛 64歲生日。
在西藏，雖然中共三令五申，嚴禁舉行任何的歡慶儀式，但藏人們仍以逛林卡等各種名義和方式，通過舉家野游或親朋相聚、唱歌跳舞等方式以示歡慶，雖然今年在這一天公開郊游的人較以往多許多，但中共沒有象以往那樣采取明顯的破壞活動。
西藏又發生爆炸事件
據在倫敦的西藏信息網消息﹕6月25日晚上十至十一時，拉薩市公安局院內發生爆炸事件，據了解，大約有三、四人受傷，爆炸遭成附近一些商店民房的門窗玻璃被震碎，根據發生爆炸的時間判斷，爆炸的目的不是為了傷害人。
爆炸發生後，中共軍警封鎖那一帶地區，並有六輛裝滿軍警的卡車在街上徹夜巡邏。因爆炸發生在柯林頓訪問前夕，引起中共當局的聯想，因此在各路口設立哨所檢查過往行人。雖然這次還是一如既往地指責西藏流亡政府，但在檢查中，卻不同往常地對中國籍旅客的檢查變得格外嚴厲。同時，一些僧人和被釋放的前政治犯遭到傳訊。法新社曾通過各種途徑查問爆炸情況，中共官方除了承認爆炸事件而外，拒絕做進一步的說明。駐拉薩的尼泊爾代表則稱，除了謠傳發生爆炸而外，不知詳情。
中國人論西藏
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讀了都人在《楓華園》副刊（ＦＨＹ９８０６Ｃ-Ｓ）上發表的“種族滅絕、文化滅族和澳大利亞土著的‵傷心日’〞，對其觀點實在不敢苟同。
開發美澳新大陸殖民地者的後代並沒有否認自己祖先不光彩的歷史。況且種族歧視與壓迫當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間行為，政府並未公開鼓勵。南北戰爭就是指著美國憲法的眾生平等原則號召廢奴的。而中國進軍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為借口“平叛〞大殺藏人，卻是政府行為，只有日本侵華可相類比。日本幾個和尚在上海遭到中國人毆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結果還沒等收到道歉信，日本軍隊就對上海進行了報複性的軍事攻擊。
最近王力雄著《天葬》裡講到藏民游擊隊襲擊駐藏漢人的汽車，殺死工作隊員；這大概和《紅高粱》裡“我爺爺〞用土製炸藥襲擊日軍汽車，《鐵道游擊隊》飛車搞機槍，還有《敵後武工隊》和《小兵張嘎》的行徑一樣。八路軍“百團大戰〞的大破襲，到處扒鐵路，割電線，襲擊日軍據點，結果引來了日軍的“五一大掃蕩〞。藏民游擊隊襲擊入藏漢人，也引來了解放軍“平叛〞。兩者如出一轍。
中共以武力脅迫、半欺詐、半徵服的“革命兩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麼能叫“平叛〞呢？這和日軍進攻南京，逼走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有什麼兩樣？難道日軍的進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只承認在華軍事損失五十萬人。二戰結束時的統計，蘇聯損失人口第一，大約是一千六百萬。中國第二，大約是一千兩百萬。中國軍隊作戰人員損失三百萬。也就是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國要犧牲六名軍人。若以中國人死亡一千兩百萬計算（這數字也不知道是怎麼統計出來的），則雙方人員損失比為１﹕２４。最近中國的二戰人口損失總數已經自己給追加到四千萬了。這等於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賠八十條中國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證明“皇軍神勇〞我們一名皇軍能拼掉你們八十個支那人！〞中國人真是沒用！殺中國人真如屠宰場殺豬羊一般。
當時中國人口是四億五千萬，殺四千萬，相當於殺了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怎麼個殺法？按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的規模，四千萬相當於一百三十多場南京大屠殺。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殺都發生在哪裡？蘇聯陣亡不過百分之八，就已經造成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國損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還到處都是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
中國進軍西藏“平叛〞，藏人說是“全民抗戰〞。藏人把抗戰死亡人數夸張為一百二十萬大概就如中國人把抗戰死亡人數夸張為四千萬一樣。王力雄《天葬》一書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統計的內部保密資料中，正式“殲敵〞就有九萬三。“平叛〞始於1959年三月的炮轟盧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後肅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個藏區的強製“民主改革〞，估計中國在西藏地區總共殺害和迫害致死了十萬藏人不是太離譜。整個西藏人口不過兩百萬，漢軍入藏所殺藏人的人口百分比絕不會比日軍侵華低！
“平叛〞的當時，入藏漢人全部都是武裝的。有的汽車隊並未受到攻擊，也象打黃羊似的見到藏人就停車狙擊；甚至把化裝成藏人的解放軍偵察員也當成游牧的藏人給獵殺了。藏人看到漢軍進駐到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習俗正在受到漢人的限製和強製改造，怒不可遏；偷襲和殺害進藏漢人的事件自然層出不窮，而且也很殘酷。“打擊侵略者〞當然要如雷鋒日記所雲 “對待敵人象嚴冬一般冷酷無情〞了。這和中國人痛恨日軍進駐，憤而襲殺日本侵略者沒有什麼兩樣。
中國人給自己找的進藏理由是讓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給藏人送去新中國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日軍當年侵華何嘗不也是讓中國進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懷抱〞，給中國人送來大日本天皇的“王道樂土〞？！
中國社會主義製度造成大躍進的破天荒，餓死生民無數，總數倒真有四千萬人之譜了；而設若當年日本侵華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國人不會過上現代日本人那樣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愛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車房子裡看彩色電視，夏威夷土著在空調房子裡打游戲機一樣。中國人咽不下當亡國奴的這口氣，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抗戰了八年。那人家藏人可願意因為城鎮裡能點上個電燈，就咽下毀家亡國，破壞文化傳統這口氣？！而如果不毀家亡國於漢族，又安知西藏城鎮到現在還點不上電燈？中國政府現在每年給西藏多少萬的行政撥款是否能買得下藏人毀家亡國之恨先且不說，如今日本每年給中國的貸款比這筆錢數要多得多。中國人還願意邀請日軍入侵，重回大東亞共榮圈裡去嗎？
中國軍隊，不管是國軍、共軍還是清兵，根本打不過日本人；即使游擊隊偶爾偷襲得手，也與大局無補；只好到處請求國際援助。過去這叫“以夷製夷〞。最後日本的海空軍主力是被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消滅的，陸軍主力關東軍是被蘇蒙聯軍出兵東北消滅的。中國人只是撿了個便宜而已。真讓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
同樣的道理，藏人的裝備和軍事組織都很落後，根本打不過解放軍。單憑藏人自己抗戰也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藏人和抗戰時的中國人一樣，自然也希望得到國際援助。現在西方對藏人處境的同情和對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僅限於道義上的援助，遠不能和當年西方給中國抗戰提供的大規模軍事援助相比。更何況當年美國援華的軍用物資正是借用西藏領空開闢的駝峰航線運抵中國；途中僅墜毀的飛機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見援助數量之巨大。中國抗戰勝利，翻手就滅了西藏，這不叫“恩將仇報〞又叫什麼？
即使如都人所言，西方人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種族獵殺都是真的，那也都是過去的事了。連瑞典的優生政策也在76年結束，政府正在對這項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賠償。西方沒有無條件給祖宗護短的陋習。他們自己也不認為祖宗干的事都對，並且正在盡力彌補祖先所行的不義。比如克林頓總統前幾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國顛覆了當地土著部落統治的事件道歉。美國國會還一致通過票決，追奪了當年以獵殺印地安人著稱的卡斯特將軍的“英雄〞稱號。如今美加政府給每個印地安人每月五百美元到七百加幣的終生津貼，以示對佔用他們故土和過去所行不義的補償。美國小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都按規定教導學生 “除了印地安人，誰也不是美國人。大家都是來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達的先後，沒有種族的貴賤，誰也沒有理由歧視他人！〞美國的南北戰爭更是白人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流血犧牲。可是反觀中國政府，可曾為文革冤死的一百七十二萬八千余人道歉、賠償，和追究過凶手的刑事責任嗎？
日本民間有不少個人對當年日本侵華行為表示過歉意。其中有狀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侵華內容者；有著書《惡魔的晚宴》，揭露駐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拿中蘇戰俘做實驗者；有集會宣布“中日不再戰〞以示懺悔者。但中國朝野至今無人對當年入藏“平叛〞的行徑認錯，卻不乏都人者留意見到國際間指責中國在西藏的劣跡，立刻反唇相譏，大罵西方人祖上也行過同樣的不義。就如一個歹徒，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邊一個紳士看不過去，出面指責這歹徒的所行不義。該歹徒聽罷，翻過臉來指著紳士的鼻子大罵 “你們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過弱小嗎？你們不也經歷過野蠻時代嗎？你們不也是從猴子變來的嗎？你又有什麼資格假裝紳士來指責我？！〞
都人文中提到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賽人的惡名國家榜首。有美國記者就此質問時，捷克官員便反唇相譏 “你們把印第安紅種人關進保留地時何曾問過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有這種惡棍遺風。
退一萬步講，即使西方民主國家現在的種族政策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處，甚至歧視仍在暗中繼續，也不能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別人的三分不義，自己就有權行七分不義。
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負責人勃蘭特曾遭受納粹通緝而流亡國外達十三年之久。他在戰後擔任西德總理訪問波蘭期間，出人意料地當眾向納粹入侵的波蘭死難者紀念碑跪了下去。而其實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稱 “我和這些死難者一樣，也是納粹的受害者。我也是抵抗戰士，憑什麼我要為自己在國內的政敵認錯？！〞勃蘭特可沒這麼不知趣，他這主動的一跪，為德國人民重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接納。可是反觀漢族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運分子如劉國凱者流，一說到共產黨的階級壓迫就喊冤叫屈，一說到共產黨對西藏的民族壓迫就叫好。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畸形人格。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國家。雖然日本後來“脫亞入歐〞，主動吸收了西方工業文明，但儒家的傳統影響還在。德國則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教策源地。從德國發動第二次歐戰，日本侵華，中國進藏三方對自己侵略行徑的反省上來看，德國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賠償了。日本政府雖然沒道歉，但民間不乏同情慘遭本民族侵略殘殺的他民族者。中國則是政府和民間一致抵製國際間對中國進軍西藏的指責。
儒家傳統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對待本民族所行不義的態度上，就是如此地大相徑庭。
----（摘自電子刊物《楓華園》199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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