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頁 - 《西藏通訊》

《西藏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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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 16期 , 1998年 1、 2月號）

西藏雪災

一西藏政治犯在獄中圓寂

索縣贊登寺三僧侶被捕

一九九七年西藏人權報告

魏京生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

徐文立敦促中共當局放棄鴕鳥政策

給西藏實質性自治

方覺、徐文立接受電台的采訪

中蒙藏座談會

愛國主義教育與寺院的關閉

西藏的人權和司法統治

西藏雪災
西藏那區和噶瓦、果洛等地發生極罕見的雪災，由於中共破壞西藏的生態自然環境，西藏近幾年連續發生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大雪災。中共電視台在采訪時，許多老人對電台記者說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大的雪災，也未聽前一輩說過這樣的雪災。
雪災是從去年九月開始的，持續四、五個月的降雪，使西藏的牧民陷於困境。中共政府到年底才組織救災，雖然救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開始進行，而且救災中所提供的燃料和棉衣並不充足，但中共卻將其作為一次進行政治宣傳活動的大好機會而大肆渲染，中共電視台每天播放高懸匾額向災區運送木材之車輛的消息，以及反複重播幾個藏人老奶奶在記者的循循善誘下，對著電視鏡頭，指著身上穿的棉衣高呼“毛主席萬歲〞的鏡頭。
西藏流亡社區也展開救災募捐活動，但由於去年的募捐和國際上的支援幾乎沒有一分錢到災民手中，因此流亡藏人對怎樣把錢送到受災藏人手中感到困惑。去年噶瓦等地雪災，國際上雖提供了許多救援物資，但到受災藏人手中的卻微乎其微，在一些地區，部分災民每人分得五斤糧食，少數沿公路的藏人得到一件單衣（有的是褲子有的是上衣），但因數量極少，更多的人則分文未得。
一些台灣、香港的慈善組織到現場發放衣物和現金，這是雪災期間所得到的最大筆的救濟，但厚顏無恥的中共官員卻在台灣人離開後，完全采取強製手段將災民手中的錢全部收去，宣稱是給災民買牛的。中共從其他西藏人處無償或低價徵購、攤牌一批牛，然後運到災區以市場價半買半貸（即牛價一半當場付清（那些得到台灣人捐款者，不管其願意否，其款項均被扣除）另一半可緩付），由於牛價高，加上許多家庭已破產，許多牛羊找不到買主。由於中共從中作梗，去年流亡藏人雖捐獻了幾十萬美元，並通過國際途徑送往災區，但後來從西藏國內藏人那兒才知道他們並未得到一分錢，因此流亡藏人對今年的雪災普遍感到束手無策。
據報導，在噶瓦地區這次的雪災已造成 217戶牧民的失蹤和十余萬牲畜的死亡，由於西藏的春天要等到五月底，所以災民們重建家園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流亡政府緊急呼吁國際社會給予救濟。

一西藏政治犯在獄中去世
達孜縣德欽密宗院僧人巴桑，現年21歲，於1997年12月17日在西藏自治區公安醫院中去世。巴桑於1994年12月8日離寺後，因獨自一人在拉薩街上高呼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被中共逮捕，遭到極殘酷的毒打並判處五年徒刑，到監獄後又遭到獄警的毒打並因打傷而不得不送醫院搶救，當時雖被救回，但卻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癥，從此不斷重複著送醫院，稍微好轉又趕回監獄，再送醫院等，如此，由於中共當局根本沒有及時地給予根治，終於造成這一年輕生命的夭折。
目前其所在的德欽密宗院遭到中共的嚴密控製，從1994年10月開始，一些寺僧由於在德欽縣街張貼西藏獨立的標語而被投入監獄中，中共因此對該寺橫加刁難，使剩余的寺僧處境困難，一些因政治原因入獄的寺僧，出獄後中共不許寺院收留。

索縣贊登寺三僧侶被捕
那區地區索縣贊登寺25歲的南嘉索巴、23歲的秋英江巴、80歲的色瓦索秋等三名僧人因為保存達賴喇嘛的講話錄音帶而於去年八月被中國政府逮捕，目前還不知他們被關押在何處等情況。

一九九七年西藏人權報告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
概述
本報告將揭示中國政府高壓統治下的西藏民族和藏人的人權橫遭蔑視、踐踏的事實。
至1997年底為止，至少有1216名西藏政治犯還在中國政府的監禁中。其中有295名是女政治犯，39人是未滿十八周歲的少年政治犯。已知至少有六名西藏政治犯在監牢中喪生。
中國政府為了根除爭取西藏之自由、獨立的愛國者而展開所謂的嚴厲打擊活動，並在各寺院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在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凡表示不滿或反抗者均被趕出寺院或被逮捕;由於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至少有2827名西藏人被趕出了寺院，165人被逮捕，有六名僧侶在暴虐下喪生。中國政府在西藏各宗教和文化中心大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這一運動還將繼續在學校、單位及其他藏人集中區展開。
由中文代替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西藏語文。借口發展西藏而對西藏進行大規模的移民，這種移民對西藏人沒有帶來任何的好處。對西藏婦女強製進行墮胎和絕育手術以控製西藏民族人口的發展等，中國政府通過諸上措施，正在實施消滅西藏的宗教、文化、民族、傳統並試圖在各領域推行將西藏完全中國化的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
  在過去一年裡，中國政府加強了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壓製，從1996年4月開始的所謂嚴厲打擊犯罪活動中，在西藏專門針對佛教僧侶，以各種暴虐手段強製他們丑化、攻擊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承認中共所立假班禪是真的，承認西藏在歷史上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以及強製藏人放棄愛國思想等。
到1997年為止，至少有2827名西藏佛教僧侶因此被趕出寺院，165人被逮捕，35人被迫自動離開寺院，九名僧尼由於不堪中共暴虐而喪失生命。目前，中共政府加緊控製新入寺人員，不僅嚴控各寺院的僧侶指標人數，而且不許十六歲以下的孩子進入寺院。
  中國政府將其推行愛國主義教育視為一次重大的勝利，稱在1787座寺院的四萬六千名僧尼中，對三萬人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並宣布這一愛國主義教育不僅在各寺院，還要在西藏社會推廣。
言論和思想自由
自中共侵入西藏以來，中國政府完全禁止西藏人民的言論自由。在1997年，已知至少有16名西藏人由於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被中國人逮捕。
  1997年中國政府修改《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其改變的主要原因是藏人反抗中共壓迫的抗議示威和散發張貼標語、傳單、西藏國旗等行為都是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逮捕的。
政治犯
  藏人由於行使信仰、言論、集會、思想等最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而仍有1216人在中國政府的監獄中遭受非人道的暴虐，其中有295人是女政治犯，39人是未滿十八周歲的少年政治犯。有約85人的刑期超過十年以上徒刑，這意味著他們將在毫無自由的監禁中度過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十一世班禪和其父母仍處於中共的關押中，由中國政府任命的班禪轉世尋訪小組組長恰扎仁寶齊，由於忠實於自己的信仰而被判處六年徒刑。
  達納久美松保（71歲），他已在中共的監牢中度過了四十一年，如不被加刑，他將在公元2011年獲釋。
  政治犯羅桑丹增（28歲），阿旺秋沛（31歲）被判刑十八年。才仁頓珠（66歲），索南頓珠（24歲）被處十二年徒刑。朋措尼仲（29歲）、吉美央金（28歲）、丹增圖旦（27歲），阿旺松卓（21歲），監贊卓嘎（27歲）等人由於在扎什監獄頌唱西藏獨立歌曲而被加刑十二至十八年徒刑。
隨意逮捕和拘押
  大部分西藏政治犯都被中國政府隨意逮捕和關押，1997年有九十六名西藏人被中國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判處八年等有期徒刑。
由於中國政府的嚴密控製，西藏的許多內幕並不為外界所知或很久以後才為人所知，如1996年底說明有204名西藏人被中國政府逮捕，但另有53名1996年被捕的西藏人到1997年才為外人所知，因此1996年目前已知的被捕政治犯人數是257人。
1997年中國政府解釋說已修改了《刑法》，但對藏人，根據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而無視公正的法律途徑，隨意逮捕、判刑的行為並無任何的改變。對西藏政治犯隨意逮捕，而在沒有明確罪名指控的情況下長期關押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判刑時，許多西藏政治犯被剝奪在許多時候僅具象徵性的辯護或尋找辯護律師的權力。
在關押、審訊期間嚴刑拷打逼供，在修改過的法律中加上了危害國家或泄露機密的罪行，1997年有七名藏人被指控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間諜而被捕，其中除一兩人有曾去過印度的記錄為“證據〞而外，其他人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證據。
暴虐
在1997年，已知有七名藏人由於遭到中國軍警的毒打而喪失生命，其中江央成列（25歲）被中國軍警以電刑處死;噶桑達瓦（29歲）在關押兩年半期間，由於經常性地遭到中國軍警的電擊等暴虐而被迫自殺;措央吉女（20歲）在中國軍警抽取其脊髓水後立即昏迷不醒並導致死亡。
監獄守衛對藏人使用各種刑具進行拷打折磨，以槍托砸擊、拳打腳踢、使用高壓電擊、關在黑牢中、置於冰屋中、從犯人身上抽血等這些令人發指的暴虐在西藏監獄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如有一個西藏政治犯被獄警銬在發燙的煙囪上長達二十四小時，直至雙手完全潰爛為止。
失蹤
中國政府繼續實施秘密逮捕不經過正常的法律程序而秘密關押造成失蹤。如由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確認的十一世班禪及其父母，從1995年5月開始被中共秘密拘押至今失去蹤影。1997年已知有九名藏人失蹤，其中有些是16歲的少年，中國政府一直不向外公布拘押的地點和刑期等，他們的父母由於不知自己孩子的生死情況而心急如焚。
另外今年才得知還有四名藏人在1996年失蹤。
種族歧視
中國政府在人民代表、教育、工作、住房、衛生等權益方面極明顯地進行民族歧視政策。
在西藏，掌權的官員基本上是由中國人組成，即使各寺院的所謂民主管理委員會也由中國當局任命的中共工作隊的人員充任 ;
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藏人正在失去就業的權力，而卻被徵調去進行無償的勞動。
1997年有七十余名西藏籍導游以曾去過印度為由解雇，代替他們的是來自中國的導游。
藏人在中共統治下正在喪失了一切就學的權力，凡入學的必須交納高額學費，還要自備課本、桌凳等，包括西藏大學在內的各學校招生時以中文進行考試，對藏人學生不進行西藏宗教、文化、歷史的教育。
另據多份證詞表明:藏人到醫院就醫去需要交納醫療費，但許多中國人就醫卻是免費的。
藏人就醫不管病情如何嚴重，首先必須交納八百至一千元的定金，有一些藏人因無力交納定金而因此喪生，在住院期間，每天一張病床要交 20元，普通的一次吊針要收200元左右。
婦女權益
從1986年中國政府加緊壓製西藏佛教開始，西藏婦女在已遭受非人暴虐的情況下，又有237名尼姑給趕出寺院。
1997年被監押的婦女政治犯已知的達295人，其中已知十一人被處十年以上的徒刑。
有一名婦女懷孕三個多月，被捕後由於強製站立二十四個小時而造成流產。
1997年，已知至少有883名婦女被強製絕育，其中一名因此喪生;三名婦女則產下死嬰。對懷孕的父母處於重罰。
對婦女進行絕育等手術時使用各種不配套、不規則甚至銹跡斑斑的器械。1996年底在拉薩市所屬各縣進行為期二十二天的計劃生育工作，期間有308名婦女被推上絕育手術台，其中一名在強製實施絕育手術時造成死亡。
在西藏自治區的建頓鎮（音譯--譯注）凡十六歲以上的婦女全部被迫采取絕育或避孕措施。中國政府規定西藏人只能生育兩個孩子，超過次數將被罰1500元至3000元人民幣，而且超生的孩童長大後將得不到教育和工作的機會。
避孕或絕育活動風行整個西藏，同時卻大量移民，使西藏民族的生存面臨危機。
兒童權益
1997年中國政府隨意關押、逮捕少年兒童，這些少年的信仰、教育、文化之權益橫遭踐踏，對這些被捕的少年和其他犯人一樣不讓有代理人或與家人見面，由於行使言論自由，有39名西藏少年被中國政府逮捕關押，其中包括最年幼的十一世班禪喇嘛。
在中國統治下，三分之一的西藏學齡兒童完全沒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在西藏各城鎮的學校是針對移民之後代而建立的，西藏孩童入學不僅要交納高額的學費，而且由於入學考試等完全采用中文也使許多西藏孩童喪失了入學的機會。
對西藏佛教寺院的教育方面進行壓迫剝削，中國政府不僅嚴控僧侶人數，而且希望入寺為僧的西藏人必須給中國官員送更多的錢才能如願。
從1996年開始的嚴厲打擊犯罪活動中，已知有613名西藏少年被趕出寺院。
1997年四月，所謂西藏自治區的中國官員將小學教學中以藏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並未具體實施的書面規定修改為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西藏兒童不僅不能享受西藏傳統的服裝和西藏食物，而且在西藏傳統節日中也不予放假，但與他們毫無關系的中國民間節日卻給予假期，不許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對西藏孩童予嚴苛的處罰等，例如讓西藏學童漂洗學校或教師私人的衣物，以及無償地讓學生在各工廠勞動，甚至以橡皮筋、馬鞭、電線、棍棒等作為體罰6至12歲小學生的工具。
移民
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大量的人口遷移，西藏人一直將其視為威脅其民族生存的最主要的危險。
從1994年開始，有六十余萬中國人以六十二項工程以及發展西藏為借口移民西藏，以發展經濟為理由的大量移民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鄉成為少數民族，在西藏，藏人雖僅有六百萬人口，而中國移民已有七百五十萬人口。
對移民西藏的中國人，中國政府在提供住房、工作、教育以及各種社會利益方面給予特殊權力等。
生存權
中國政府雖聲稱在發展西藏的經濟，實際上由於中國政府的上述政策，西藏人的生活陷於極大的困境中，特別對西藏農牧區帶來極大的困難，中國政府官員不考慮西藏的實際情況而在藏人中徵收名目繁多的超額的賦稅，西藏農牧民每年要交納土地、牲畜、皮、毛、肉類、黃油、糧食、奶子、奶酪、飼料、藥材、牛糞以及根據地方特產而加派等各種名目的稅項或攤牌、費用。對藏人徵派如此繁多的稅項，卻沒有為西藏人帶來任何的利益 .藏人雖未能得到文化教育的機會或安全保護，但仍徵收退休稅和教育費等。
1997年初，在拉薩的非本地人亦被徵稅，其中包括朝聖者也被迫交納人頭稅。
結束語
中國政府一直宣稱集體權力優先於個人權力，但對西藏民族恢複、延續、發展民族文化的集體權利卻橫遭剝奪踐踏。1997年5月，中國政府宣稱佛教要適應社會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適應佛教;1997年七月，所謂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又說佛教僅僅是西藏文化的一個部分，西藏文化要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聯合國召開第五十三次人權會議時，為了避免世界各國與中國就人權問題發生正面沖突而努力在各國之間推動和談，因此許多國家在與中國政府的官方接觸中均將人權問題作為主要的議題之一。中國政府釋放一倆個西藏政治犯以及在國際人權文件上簽字等，完全是為了防止世界的譴責，以及為了維護與世界各國的商貿利益而作出的，這一切對西藏的人權狀況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改善。處於中國侵佔下的西藏之人權特別遭到嚴重的侵害，中國政府不僅有計劃地踐踏西藏個人和集體的權力，而且還對西藏的民族和文化區別對待，1997年西藏的文化、宗教、政治權益等諸方面遭到嚴重的侵害、壓製，西藏的各宗教、文化中心、學校、單位等社會各個領域的嚴密統治使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正在有計劃地被毀滅。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魏京生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
【編者按】本文是魏京生接受CHINA NEWS DAILY記者采訪的部分內容，摘自電腦網絡，因未得到中文原稿，本文是由英譯藏，再由藏文譯成中文的，故與原文在用詞排句上可能會有所出入，限於篇幅，一些問答格式等也作了省略。
  問﹕有些人說解放軍進入西藏解放了在奴隸製下的西藏人民，您怎麼看？
  答﹕西藏不存在奴隸製，只有封建農奴製，是一種特殊的農奴製，而不是外國所談的農奴製。在奴隸製下完全沒有個人、經濟自由，他們只能聽從主人的指使，主人可隨意處罰、甚至處死奴隸，奴隸僅僅是奴隸主的一種私有財產。
  問﹕我還以為西藏就是這樣的。我是通過在民族文化宮的展覽和電影 <<農奴 >>了解西藏的。
  答﹕我們所說的農奴製，是西方的概念，馬克思在談到農奴製時，是基於西方的學術觀點，而西方的學術觀點又是以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製為基礎的，但在西藏，農奴有著許多的自由，主人並不能隨意處死農奴，實際上，農奴被認為是屬於政府的，領主不過是管理者而非真正的主人。農奴可以自由地去各地旅行---只要他們的兩只腳或者乘騎能夠到達，但他們不能完全離開自己的土地，事實上，這種限製和現今中共的戶口管理製是極為相似的，當我看到這兩種製度是如此的相似，真是感到驚奇。八十年代，我曾向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了許多的信，其中明確談到中共在大陸的政策比西藏和內蒙古原有的所謂農奴製還要糟糕，為什麼呢？因為在西藏，保證農奴有飯吃、有衣穿是領主的責任，不是願給就給，不願給就不給，讓農奴有吃有穿地生存下來是領主的責任。
  問﹕看不出您講得是真實的，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有人皮和顱骨以及殺害農奴等又如何解釋呢？
  答﹕為展覽可收集各種材料，我們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許多年，難道不知中共一貫偽造歷史的事實嗎？我所說的是根據西藏史書、法律文件以及與藏人交談中得到證明後才說的，以往的農奴憑著自己的真實感受，也和我說同樣的話。我化了很多的時間進行了研究後才如是說。1978年，事實上我就是抱著研究西藏歷史的願望報考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但以後的結果就不用說了。
  問﹕在展覽中有顱骨又該如何解釋？
  答﹕事實上我也為此和許多藏人談過，藏人們說﹕有少數貴族因其先輩極有名，為了懷念而以其顱骨做為供器點燈，使其學問和能力能指引後代的人，就是這個原因，您所說的顱骨應是因此而留存了下來。可見這並不是殘害人的結果，想一想，如果農奴主殘害了農奴，又為什麼卻將其顱骨視為寶物而留在身邊呢？假如你是農奴主，你殘害了一個農奴，這個農奴一定對你充滿仇恨，這時你卻取他的頭顱放在眼前，讓那頭顱天天盯著你，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年輕時也去看過展覽，當時我不知內情，你剛問過我的問題我曾向許多藏人問起過，一般藏人對此並不能作出解釋，而一些貴族的後代則可以作出解釋。我向一些學者專家詢問，也證明了我剛才所說的。
  問﹕您認為解放軍入藏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是好的還是錯誤的？
  答﹕如果解放軍1950年與達賴喇嘛在二十一條的基礎上進行，則不會錯，甚至可以說是好的。但產生現在這樣困難，是因鄧小平急以求成而強製推行一個藏人無法接受的社會製度或改革。我說的是民主改革，包括以極其殘暴的手段消滅農奴製度和分配領主的全部土地財產等，不談別的，僅第一條農奴本身就不答應，因為這樣他們生活就沒有保障了，同時你以激烈手段推行，人民不能接受。應該指出，四十年代開始，西藏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使那些農奴逐步成為自由的人民以及促進社會的發展，而且進展也不慢，但 1950年中共進入後卻製造障礙，使以往的改革被迫倒退。許多西藏人都講﹕我們原來不是什麼農奴，但現在卻都象是農奴了。在西藏，農奴的比例雖相當的高，但並不佔多數，對此，各種資料的內容不盡一致，所以難與作出確切的說明，但許多年老的學者告訴我，西藏有封建農奴製，但那些西藏的農奴在藏人中不佔多數，例如我們中國在西藏建立人民公社的時候，每一個西藏人都不是變成農奴了嗎？因此西藏人是會比較的。一般而言，農奴是以血統而論的，但那些乞丐、窮人等並不能成為農奴，領主並不願使他們成為農奴，假如他們成為農奴，就會有吃穿，就沒有許多困難了。農奴的勞動方式和我們以前的“大鍋飯〞是一樣的，他們一點也不著急，愉快地、幔節奏地勞動…。在歷史上，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農奴製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問﹕我讀過一本叫 <<走過西藏 >>的書，其中談到許多原來有人區後來卻無人，請對此談談看法？
  答﹕……如果不是羌塘草原，應是邊疆的阿裡地區，中共剛進入時，藏人曾強力抵抗，因此有許多人被殺，藏人人口本來就不多，加上分散集居在小地方，很容易被包圍殲滅。我在青海時曾遇到一個在阿裡地區鎮壓過藏人反抗的一些軍人，他們現在已移居青海，據他們講，他們的騎兵曾進攻過那些地方，將一些村落的人全部殺光，他們一一地消滅那裡的藏人居民點，因而有些沒人住的地方是因為鎮壓那些所謂的反動派所造成，當時一些當兵的見到殺人的場面而產生了壓抑、不滿，那些軍人一方面並不願殺人，但又不得違抗命令；同時，對方也極勇敢地進行著抵抗，不分男女都投入戰斗，最後的結果是全數被屠殺。
  問﹕這與白人屠殺印地安人沒什麼區別呀？
  答﹕比那還要嚴重，在美洲，白人只是將印地安人從一些地方趕走，不服從時殺一些，印地安人的土地縮減，慢慢的人口也就減少了。而在西藏，情況卻比這要嚴重許多，一些村落被中共軍殺的看不到一個生命。
  問﹕現在西藏與中共的關系，有些人說是達賴喇嘛要獨立、自由，中共拒絕，是這樣嗎？
  答﹕實際上我曾見到達賴喇嘛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都反複強調獨立與否並不是主要的，達賴喇嘛主要考慮的是西藏民族的權利和利益，其中包括與漢族人民團結以保護藏人民的權益。我還看了三篇文件，其中都未談到獨立。達賴喇嘛的代表對我說﹕從八零年開始，他們與鄧小平和現政府會談，從未謀求獨立，他們談的是藏人利益和保護藏人人權、經濟權利、自由等，但中國政府僅僅是從宣傳的角度發表一些言論，一直不願和談，而且以五十年代製定的政策為基礎，我給鄧小平的信中曾談到這一點，我說中共五十年代製定的西藏政策已經到了該改變的時候。
其實，西藏問題並不是很難解決的，西藏與中央之間在滿清和民國時關系良好，西藏人對英國的侵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並為了與中央留在一起而作了努力，那麼，西藏問題又是如何變成如今這樣尖銳呢？是因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鄧小平集體屠殺藏人以及多年來實施暴虐和歧視藏人的政策所造成，藏人為什麼要接受呢？做為人當然不會，外國人欺侮中國人時，中國人不答應；同樣我們欺侮藏人，藏人也不會接受。
  問﹕今天的談話，許多都是我第一次聽說，之前我對此並未作過考慮。
  答﹕我相信首先是我們漢族要尊重西藏人民，把他們當同胞，如此西藏問題才能夠逐漸獲得解決。你想藏人在被中共鎮壓時有許多人被殺，在西藏幾乎沒有一戶人家沒有死人或曾遭到沖擊的，許多人家已被完全消滅，在這樣的情況下，藏人對中國人的怨恨會留存很長一段時間而不會很快消失，消除這種怨恨是中央政府要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這樣的處境下，達賴喇嘛提出的建議是非常了不起、非同一般的，我對此深表敬意。
我認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途徑是﹕第一，要開始逐漸消除雙方的怨恨和不滿，第二，西藏人和漢人要坐下來談，要和平、理性地討論各種問題。我希望我們最後能夠在一起，因為我們在一起已經有許多年了，未來也應可以在一起。
至於中共說歷史上西藏就是中國一部分是沒有道理的，我給鄧小平的信中也談的很詳細。1993年我與許多歷史專家討論我的觀點，他們都認為我的觀點是成立的，都表示同意。主權問題可以放一邊，在現代社會，主權是屬於人民所有的，即使原來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不可能分裂；同樣許多國家卻正在趨向聯合。如果中國開始民主的嶄新製度，並能夠保護各民族的權益，那干嘛要分裂呢？我講的這些達賴喇嘛的代表也完全贊同。
  問﹕說來說去最後還是回到民主問題上了。
  答﹕是的，最後的問題仍是民主以及保障人權的問題，中共在西藏的暴力政策未實施前，漢藏之間沒有產生任何不能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現在卻有這麼大的困難呢？這個責任要有鄧小平來負。
我想說的是我們漢民族、特別是不了解西藏問題的漢民族的人，再不能完全偏聽偏信中共一方的宣傳，了解西藏問題的真實和正義之所在是非常重要的。以我們為例，我們長期受中共的欺騙宣傳，現在我們已看清楚了，所以我們不相信中共所說的，但為什麼對西藏問題上卻都要相信中共的說法呢？這不是矛盾的嗎？如果你相信我的研究結果，則中國在西藏問題的說法和事實之間是有著極大的距離。而且藏人在和漢人一道承受中共暴政的同時，另外還要受一層民族壓迫，沒有去過西藏的中國人一般是很難了解其真相的，不了解真相，則很容易受中共的欺騙宣傳。

徐文立敦促中共當局放棄鴕鳥政策
  中共自1949年接管政權以來，以高壓和懷柔兩手解決民族矛盾，在似乎平靜的民族問題之下始終潛伏著爆炸性的危機。文革前期的“沙甸事件〞就是明證，然而，中共領導人卻常常不無得意地對內對外宣稱，中國不象蘇聯那樣存在著嚴重的民族矛盾。這種鴕鳥政策，極大地妨礙了中共接受當代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原則。
近幾年，中國大陸境內民族矛盾的多次激化，特別是西藏問題的凸現，有理由令人擔心，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不可避免的也要實現的政治轉型中，民族矛盾的岩漿會隨著政治結構的不可避免的松動而並發出來，給中國社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古諺曰:未雨先稠繆。
我希望中共當局在西藏問題上，在也不要無視達賴先生作為西藏民族和宗教領袖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也不要一次又一次地放棄回應達賴先生呼吁舉行和平談判的良好願望。
今晨從外電廣播中，我再次聽到了達賴先生鄭重宣告，不謀求西藏獨立，並願意在中央政府擁有西藏國防、外交兩大權力的條件下，實行高度自治。既然，在香港能實行“一國兩製〞，中共有什麼理由拒絕“一國之內西藏民族高度自治〞的合理要求呢 ?
為此，我建議中共當局 :
一:首先，公開確認達賴先生作為西藏民族和宗教領袖的崇高地位，停止對達賴先生的一切人身攻擊，追補祝賀達賴先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並將此獎項的獲得作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榮譽予於肯定。事實上，正是因為達賴先生堅持“和平理性〞的政治路線，才避免了西藏境內出現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出現的恐怖暴力事件。
二、中共既然一再對外表示，只要達賴不謀求西藏獨立，其他一切問題都好談。那麼，現在就應該兌現自己的諾言，積極回應達賴先生有關和平談判的呼吁。
三、中共當局應承諾在西藏地區實行“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原則;承諾尊重西藏的民族傳統和宗教信仰自由;承諾西藏為無核地區（包括核廢料）;並協助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凡國家需在西藏境內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必須首先徵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並照顧西藏自治當局應有的權益。
同時我們也希望，達賴先生充分發揮自身的巨大影響力，規勸少數謀求西藏獨立的人士放棄這一要求，與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一起為建設一個民主、富裕、自由的中國而共同奮斗。
同時我們還希望，達賴先生能說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層人物和一切流亡在外的西藏同胞，尊重西藏這幾十年來的變化，捐棄前嫌，不算舊帳，並與中央政府協商，允許不願意在高度自治後的西藏生活的各族民眾自由遷徙到他們願意去的地方居住，並妥善安置。
同時我們更希望，達賴先生信守一再宣布的，不在西藏恢複政教合一的政權的承諾，在實現“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條件下，率先實行民主，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西藏。
1998.2.4

  作者簡介:徐文立，現年五十四歲，曾在中國海軍航空兵部隊服役五年，1979年民主牆時任著名民刊《四五論壇》主編，1981年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93年5月提前釋放，為北京著名異見人士。

給西藏實質性自治
——《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摘錄　
方覺

  歷史上的西藏對中國保持了高度自主的政治地位。１９５０年以前中國僅對西藏行使過有限的宗主權。前西藏政府已經公開申明不謀求西藏獨立。
  因此建立一種“充分自治〞的製度可能是一條在西藏實現長期穩定、兼顧各方利益並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現實途徑。
  鑒於達賴喇嘛曾經是西藏社會的最高領袖，而且至今在藏民族中享有廣泛威望，中央政府與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前西藏政府在“充分自治〞的基本範疇內進行政治對話，進而展開政治談判，有利於西藏問題的實際解決。
西藏製度安排的任何方案都應通過民主程序全面聽取西藏人民的意見。在特別的情勢下，現代國際社會公認的民族自決原則並非完全不適用。
  “充分自治〞可以考慮這樣一些條件 :
  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事務由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立法、行政、司法、宗教、文化等方面享有廣泛的真實的自治權；西藏的合法的主要領導人有普遍直接的民主選舉產生。

方覺、徐文立接受電台的采訪
  一月下旬，自由亞洲電台電話分別采訪了方覺，徐文立。方覺在采訪中表示﹕我們沒有稱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是因為 1950年之前達賴喇嘛不僅僅是宗教領袖，還是政治領袖。現雖流亡國外，但在西藏社會和西藏民族中，在政治思想等諸方面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存在。
  他還說﹕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干涉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不能在西藏建立或照搬中國內地的教育製度；不能強製推廣藏人不歡迎的文化、意識形態。
  徐文立在采訪時指出:當前面臨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以及民族和宗教問題。他說﹕政府官員不重視少數民族問題，他們不知道未來中國可能將要面臨何種困難，特別是對西藏問題未能作出妥善考慮，中國政府不能再對達賴喇嘛為合理解決西藏問題而呼吁中藏雙方進行和談的呼吁充耳不聞。。（注﹕本篇由藏文翻譯整理）

中蒙藏座談會
  去年九月初，有《北京之春》編輯部組織，在美國紐約舉行了漢蒙藏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著名民運評論家胡平、《北京之春》經理薛偉、香港專欄作家凌鋒以及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楊月清、項小吉、劉國凱、陳奎德、內人黨秘書長布赫以及本報編輯達瓦才仁等。在座談會上，項小吉先生根據人權和民族自決的理論，認為中國人無權決定西藏民族的前途，薛偉重申了他的民主、和平、過渡三原則，其他人也各自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見《北京之春》總第五十四期有長篇報導）。與會者普遍認同獨立或統一並不是最高的價值，認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最高價值。
  隨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林哲夫等三人、新疆獨立運動的代表、內蒙古人民黨主席、秘書長以及西藏流亡者之間舉行了座談會，並就相互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愛國主義教育與寺院的關閉
綜合報導:1997年9月2日，中共工作隊進駐墨竹貢嘎縣扎西村的當薩寺，該寺僧侶拒絕攻擊達賴喇嘛的指令後，工作隊關閉在扎西村內的屬於寺院的商店，毆打僧侶，甚至將僧舍門窗堵死，至今尚有十二名僧人被堵在裡面。最後又叫僧侶的父母“教育〞子女，一少年僧侶說:誣蔑達賴喇嘛是違背我的信仰，任何時候都絕難從命。其父為了免使自己的兒子遭受皮肉之苦而辯稱:我兒子是受了他人的教唆等，但那名少僧仍拒絕對達賴喇嘛進行攻擊，因此被殘酷毒打。工作隊隨後關閉了寺院。
  在山南吉德秀的薩迦派寺院納然扎倉，中共將二十余拒絕攻擊達賴喇嘛的僧人趕出了寺院。
  八月十日，三十余名軍警包圍拉薩以東嘎麻更松附近的寧瑪派寺院烏色圖秋大杰林寺院,並有工作隊進入寺院逐個審問寺僧，雖未得到把柄，仍以該寺從印度回來的教師藏有達賴喇嘛的照片以及該寺寺僧常常向印度打長途電話為由，將寺僧全部趕出，寺院於1997年十月正式關閉。

西藏的人權和司法統治
—— 國際法學家協會的報告（1997年 12月）
實施概略
研究西藏之司法統治與人權狀況的本報告，包括自決、其他的基本權利及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類社會中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等。
  本報告的陳述雖包括自1950年中國侵入西藏中部地區以來的情況，但主要以現狀為主。據了解，從中國政府於1994年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以來，加緊了對西藏的高壓。在這一重要會議上，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們認定西藏不穩定的根源為流亡中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並以此製定了新的西藏政策。會議達成了加快西藏自治區的經濟發展;加強對西藏的移民;開展消除達賴喇嘛影響的運動;鎮壓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者等共識。其結果是對西藏宗教活動的控製益加嚴厲;自文革以來未沒出現過的政治運動及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指責和對有政治問題者的逮捕等增多;對可能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者進行調查以及鎮壓與政治無關的反對運動也較以往嚴厲。
  從1996年開始，在西藏境內加緊了鎮壓，加強在寺院中的政治教育運動;讓僧侶在保證愛國的文件上簽字，拒絕者被趕出寺院;加強控製有關西藏消息的外傳;對宗教高層人士判處徒刑;在公共場所和人員集中區禁掛達賴喇嘛照片;由達賴喇嘛認定的西藏第二大喇嘛班禪喇嘛之轉世八歲的靈童現仍處在中共的看押中。不僅對一些傳統的宏揚設置障礙，而且，將其認定為西藏人愛國思想的根源而試圖消滅之。1997年還稱西藏佛教為外國文化。
此類侵犯人權和壓製宗教等，均因西藏人民沒能享有主要的、基本的權利--即自決的權利。
中國政府為了延續為西藏人民所不情願之外來政權的統治，除鎮壓持不同政見之藏人和設法消除西藏文化的力量。還為了用殖民主義的殘暴壓製心懷不滿的人民而加緊對西藏的移民，由此為中國人掌握西藏政治、經濟、安全等權力創造了條件。
自治
中國雖在法律中規定了西藏自治區或自治地區的名義上的自治權利，但其權力很小，而且沒有中央政府的批準亦不準實施。一切權力集中在共產黨手中，不準西藏人有效地參予在自治區或地方政府事務，使藏人掌握自己地區之權力的機會非常的少。即使給予藏人某些職務，那也僅僅是名義上的。實際上他們需要聽命於比自己更高職權的中國人。在地方各級機關中都有共產黨的小組或支部來掌握權力，使自治徒有其名。同樣軍隊和警察的權力也完全由中國人掌握。西藏在歷史上單獨地生存，但現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西藏地區被並入中國的各個省份，使藏人在這些省份成為少數民族，從而無法真正實施自治的權力。
西藏民族的本質和西藏文化的危機
1959年聯合國大會呼吁尊重就西藏的基本人權、特殊的文化、宗教等。1961年和1965年分別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鎮壓西藏特殊的文化、宗教的行為表示遺憾。1991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屬的阻止和保護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歧視行為小組對“踐踏西藏基本的人權、自由，從而使西藏特殊的文化、宗教、國家的本質面臨毀滅的危機〞表示焦慮。
目前中國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一個消滅西藏民族和他們特殊的文化之組成部分的政策。這點從以下所述可以得到證明。
人口遷移
從1950年開始大量中國人移居西藏，這是基於各種原因，包括根據官方的計劃而移居西藏的中國人、特別是漢族官員和專業人員移居西藏;在政府鼓勵下自願進入西藏者;有工作單位領來的工程建築人員以及因市場經濟而進入西藏的一般中國移民等。在西藏已形成許多中國人的城市。西藏人的城市也變的象個中國城市。在西藏東部許多西藏的土地變成田野;在中國人定居的地區，商業、建設等企業項目完全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
根據1994年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作出的決定，從當年開始，加強了對西藏的移民，估計各藏族自治地區人口中，三分之一的是中國人，而1949年該地中國人的比例只佔百分之六到十。現西藏自治區的百分之十二至十四為中國人，而以前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只佔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以下。
西藏的文化遺產
  中國統治西藏初期，摧毀西藏的寺院等使西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遭到極大損害。這種破壞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繼續，摧毀西藏的宗教、寺院、佛像、聖器，打擊西藏個人的文化意識或本質等。文革後，西藏有形的由物質構成的文化已被摧毀殆盡。從1979年開始中國政府稍微放寬了對宗教的控製，允許重建部分寺院;但在文化傳授方面仍予嚴密控製，並要消滅其中自然具有愛國思想的部分。
語言
教育、商業、管理等活動均以中文為主要語言，同時由於世界的現代化，使藏人不得不學習中文，藏語的地位因而自然降低。在西藏自治區的中學和大專院校，包括西藏藝術等課程全部用中文講授。當中國共產黨確定了西藏語言、文字與西藏獨立有聯系之後，政府在西藏自治區采取的一系列對應措施中，包括關閉了以藏語授課的各實驗中學，並在總的教育中更加貶低藏語的地位。
發展
一般而言，衛生、交通、郵政等現代機械在西藏的使用確實帶來了利益，但在西藏的發展方式卻使西藏人更加處於困境，發展的主要目的是讓人民參予發展的各個項目，但藏人卻沒有這個機會，同時當局忽視對鄉村藏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此的開支非常的少。和中國人相比較，藏人比中國人更窮，為中國的建設而開采西藏礦產以及將中國移民遷入西藏的各城市中等，危害了藏人社會的發展。
環境
四十余年來，由於對西藏的大部分森林和野生動物等資源的破壞，使水土流失嚴重，洪水暴發的數量在增加，由於中國人的行為，對環境危害最嚴重的是原來動物和牲畜賴於生存的大片草原遭到破壞而變成沙漠。對草原的破壞程度究竟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現在不及時進行恢複工作，將會危及到西藏的牧業能否繼續存在的問題。
個人權利和法院的職責
西藏自治區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鎮壓藏人反抗中國政府統治西藏的行為。法律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揮下的結果是整個中國的人權均遭踐踏 ;特別是在西藏，由於中國政府正在開展對抗藏人愛國立場的運動，因此司法弊病益發嚴重。特別是在“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中，司法對分裂主義的鎮壓給予配合、支持。法律的基本條件雖是以公正的程序，保護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但許多因政治問題而被拘押者並未給予這一權利。
教育機會和權利
對藏人孩童必須給予低級教育方面中國政府邁出了大步。但是西藏的教育製度給與中國人的孩子更多的利益，從而使西藏孩子的利益受損。進行民族區別對待的明顯證明是各門課均以中文授課，因而藏人孩童入學率低且退學率高，西藏人的學校設施條件差 ;教師質量低 ;藏人很難入校。藏人文盲率比中國的文盲平均比例多三倍。而且其教育程序，在藏人孩童的心目中不僅無法對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實質和語言、文字、價值觀等產生驕傲與尊重，反而使其產生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難與匹敵的感覺從而消沉。
住房的權利
在提供住房方面，也在漢藏民族間實行分別對待，拆毀藏人的村鎮，將藏人趕出自己的房屋，代之於新蓋的房屋，在分配這些房屋時，對中國人給與特殊的優惠。
衛生權利
在西藏自治區，由於基本的衛生條件以及提供預防藥品等，使西藏自治區的衛生在總的方面有很大的發展。一般而言，藏人的平均壽命為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中最短的，但與以往相比，目前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藏人嬰兒的死亡率是全國平均死亡率的三倍。由於基本的衛生條件很差，價格高，鄉村的衛生工作人員有關知識很低，因此西藏的衛生狀況仍未進入滿意狀態。
無故關押拘禁
對藏人，以呼喊西藏獨立或與達賴喇嘛聯系為由逮捕判刑或無故長期關押等現象仍在繼續中。近來西藏的政治犯人數增多，達六百余人。聯合國無辜拘押觀察小組對中國政府繼續無明確定義的“反革命〞罪名進行譴責。並鄭重地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無視和踐踏國際輿論和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而將許多藏人拘押的行為並盡快釋放被捕者，但沒有產生效果。西藏的大部分政治犯都是由於參加和平示威游行;或張貼、撒發標語、傳單;或與在國外的流亡政府有關人員接觸、談話;或保存有關西藏獨立之文件而遭到逮捕。在政治犯中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佛教女尼。1997年中國政府專門針對國家分裂而製定“破壞國家安定的行為〞這一可以任意伸縮的新的詞匯或罪名以代替“反革命〞罪。
拷打暴虐
在拘押期間拷打或實施其它暴虐在西藏是極為普遍的，對因政治原因而被捕者以電警棍擊打則是極平常的事。平時，安全部門的軍警在逮捕人和向拘留所押解途中，以及在監獄中關押期間均會進行拷打或其他的暴虐。據可靠材料和其它證據表明:暴虐的方式包括以鐵鏈擊打;以瓖有許多鐵釘之木棒擊打;以鐵棍擊打;以電警棍擊打口腔和生殖器等身體的要害部位;將手臂擰向背後以繩索懸吊在空中;向身上潑開水或置於冰水中等各種暴虐行為。特別是包括尼姑在內的藏人婦女遭受最殘酷的暴虐，她們由於是女人，對乳房或生殖器以電警棍擊打或其他的暴行以及被強奸等。
非法、任意處決
從1987年和1989年開始，有一定數目的和平示威者及其他人員遭到傷害或喪失了生命。但尚無確鑿證據證明向和平示威者使用了槍枝。近幾年裡，一直有關於在西藏的監獄中由於暴虐和忽視而使包括女尼在內的許多政治犯喪生的消息。1996年，西藏自治區有34人被處死，在西藏被處決者都沒能得到公正之法律調查的權利。
言論自由
西藏人的言論自由遭到極嚴厲的控製，不許發表與政治有關的有愛國傾向的言論，各居民委員會對有反對言論者進行告密的同時也會進行“改正觀點〞的工作。由於發表個人的政治見解而將藏人逮捕、囚禁、強迫勞動教養或改造;對藏人從外界進入的消息或向外傳遞消息給予嚴厲的控製。近期實施“嚴厲打擊〞活動以及查禁達賴喇嘛的照片、向各寺院派遣教育宣傳工作隊等使控製更趨嚴厲。
宗教信仰自由
  佛教是西藏人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信仰自由或宗教事務方面在西藏有著巨大的阻力，各寺院處於地方政府、共產黨的組織或共產黨專門設立的工作隊、警察分局等的嚴密控製下。各寺院的管理都置於所謂“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控製下。
自從1994年認定達賴喇嘛或達賴集團是西藏不安定的根源以來，對藏人的各種宗教儀式或儀軌加強了調查和控製，中國共產黨加緊對為管理寺院而專門成立之所謂“民主管理委員會〞施加壓力，並嚴厲實施未經批準不得建立寺院，規定每個寺院允許出家的僧侶定額數等，對新入寺的僧侶和尼姑加強調查和控製並規定僧尼必須反對達賴喇嘛等。中國政府還以班禪轉世問題使用來作為消除達賴喇嘛的政治宗教影響力的手段，將與班禪轉世問題有關的宗教高層人員逮捕並判處徒刑；開除班禪喇嘛寺院的僧侶，讓藏人干部和宗教領袖反對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轉世，並承認中共自己尋訪的班禪轉世等，並通過這些手段觀察他們的愛國意識。不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行為、後來發展成為查禁他的照片。
1996年對寺院專設的“愛國教育工作隊〞現仍在進行中，向各寺院緊急派出工作隊進行教育活動，包括讓寺僧詆毀達賴喇嘛。將許多僧侶趕出寺院並至少將九十名僧侶因阻礙教育工作而被捕。中國軍隊還炮擊一所寺院，造成一名僧侶喪生。
集會自由
做為有計劃地壓製西藏獨立運動之政策的組成部分之一，將西藏國內以和平手段進行示威游行的行為立即予消滅的同時，逮捕參加示威者以及對他們嚴厲打擊。期間，對由於經濟問題而舉行示威游行者也遭到嚴厲的打擊。
人口控製
藏人人數極少，即使整個藏人地區人數也是很少的，雖如此，中國政府仍不允許藏人生超過當局所訂數目以外的小孩，但限額還沒有象漢族婦女那樣嚴厲。在實施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區不同而差別甚大。對超生者會采取與許多項法律相抵觸的罰款或強製墮胎或絕育等手段。有時因此嚴重傷害婦女的健康。對未經許可而生育的孩子，在就學機會等各項權益方面遭受區別對待。

西藏的法律地位
在拉薩的西藏政府所管理的西藏地區，從1913年之1950年之間是做為一個完全符合國際法的獨立國家而存在。1950年該地不僅有人民、被統治的地域和行使權力的政府，而且在該地方的一切管理都是在沒有外力干涉或影響等情況下自由、獨立的實施的。1913年至1950年間，西藏的外交工作完全由西藏政府自己直接辦理。因此，西藏至少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
在中國的壓迫下，西藏於1951年簽訂“十七條協議〞後喪失了自己的主權，根據該協議條約:中國政府保證西藏原有的社會製度;達賴喇嘛的權力;宗教自由;各寺院的自由等將得到保持，以及答應推遲民主改革等。這些保證又都被中國政府自己所踐踏，西藏政府方面如1959年所作的那樣，是可以認定協議的有關條款是無效的。
自決
藏人是一個“處於其他民族暴力統治下的民族〞為了自由的決定自己未來的政治地位，根據國際法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利。至今為止，西藏人未能享有通過充分的言論自由，自由地行使這一權利。
本報告提議的要點是為了解西藏人民的意願而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在西藏進行公民投票自決。
凡在藏藏人、1949年前已定居西藏者及其後代和流亡藏人及其後代等均有參與投票的權利。
投票範圍為根據歷史，凡藏人佔多數的地域以及流亡藏人。
投票行使自決權利的結果
(1)產生一個獨立的國家
(2)具實質的自治體
(3)在中國統治下的地位
(4)由藏人自由作出的其他新的地位。
根據報告所明列的中國違反國際人權宣言，本報告省略其全部內容，僅就其主要部分如下 :
提議中國政府 :
(一)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與達賴喇嘛及其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會談。
(二)停止本報告所述侵犯人權的行為，並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
(三)停止因中國政府的原因而使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民族本質面臨毀滅的行為，特別是停止大量中國人移民西藏的行為。
   (四)支持聯合國為維護人權的活動，特別是讓聯合國就虐待、無辜逮捕、在非法的情況下執行死刑、對婦女的強暴以及自由的法律調查等方面的觀察員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有效進入西藏;立即釋放由聯合國調查小組確認為無辜被捕者和類似被關押者;由聯合國宗教信仰自由觀察小組的負責人執行建議各項以及為使其能有效地在西藏進行工作或調查，應允許其無限製地與在西藏的藏人見面。
   (五)無條件地在有關人民基本權利或政治自由等國際法及其補充規定和與此有關的就人民基本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利方面的國際法上簽字。
(六)讓自由人權觀察者無阻攔地進入西藏。
提議聯合國大會﹕
根據１９５９、６１、６５年通過的決議，在聯合國大會就西藏問題恢複進行討論。
提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為了研究西藏內部的人權狀況而設立專門人員。
提議聯合國秘書長﹕
以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為目的，由聯合國任命一特別代表。並在聯合國的監督下，為了解西藏人民的意願而進行投票表決。
提議國際人民﹕
(1)如本報告所述，在未進行為了解西藏人民的意願而舉行投票表決之前，各國或國際組織應暫緩確定對西藏之法律地位的立場。
   (2)各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建設項目要使其利益藏人，為了使其切實可行，在製定計劃和實施時，采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讓藏人參與其中。在尊重藏人對環境和建設項目的選擇的基礎上以阻止中國人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移民西藏。
提議西藏流亡政府﹕
(1)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
(2)為了了解西藏人民的意願，在西藏和流亡藏人中，在聯合國監督下，協作進行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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