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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訊》
- 求自由 藏人前赴後繼
- 三藏人以間諜罪被處重刑
- 對解決西藏問題充滿信心
- 百余尼姑被趕出寺院
- 擦瓦塞烏寺被關閉
- 恰扎仁波切獄中絕食
- 中共製定僧尼守則
- 美議員談訪問西藏
- 古魯木納裡成立地方議會
- 影片《在藏七年》的反應
- 失落的故鄉
- 中共宣布釋放百余藏人
- 紀念9.27獨立運動十周年
- 法青年在中國使館前絕食抗議
- 流亡西藏社會
- 簡訊
- 中共繼續保持殺人世界之最記錄
- 尋求共同點--藏漢對話
- 藏文雜誌《達色爾》編輯失蹤
- 虎口脫逃記
- 美任命克雷格為西藏事務協調員
- 西藏政府拒絕先決條件
- 陳奎元談防內部的敵人
- 計劃生育在西藏
- 外匯儲備與窮人
- 對西藏的殖民與藏人的生存危機
〔總合報導〕昌都專區八宿縣林喀鄉＃窗^塞巴寺的七名僧侶，為了表現對中共侵佔西藏的不滿和追求自由、獨立的願望，於今年6月30日凌晨從塞巴寺出發，步行一日到林喀鄉後，以要求自由、獨立的大副標語取代當地中共鄉政府的門牌，並繼續步行。於7月1日凌晨趕到八宿縣，沿街高呼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被趕來的中共公安逮捕，在獄中遭到暴虐，一個多月後被押往昌都鎮，現尚無更進一步的消息。
七名被捕僧侶中，扎西朋措和西熱次成25歲，仁增秋沛和達瓦多杰24歲，羅桑當秋和阿旺秋沛均為16歲的少年，羅松多杰稍大，現年17歲。 另據消息﹕八宿縣扎巴村村民、畫師仁增丹沛先生，因懷疑與上述被捕七名僧侶有聯系而於八月份被中共逮捕，現已轉押到昌都監獄。仁增丹沛先生當時正在為塞菩寺作畫，塞菩寺現已被中共關閉，寺僧全部被趕出了寺院。
在八宿縣範圍，這已是諸多各種反抗中共侵略的事件中，已知的第三次以砸毀中共政府門牌的方式表示抗議﹕1994年3月，塞巴寺寺僧齊美多杰、羅桑次嘉、白瑪次仁、羅桑巴登、項巴扎西等五人亦因搗毀中共區政府的門牌，高呼“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被捕。事後，齊美所杰、羅桑次嘉和白瑪次仁各判處十五年徒刑，羅桑巴登和項巴扎西各判處十二年徒刑，現押扎什監獄。
另一起發生於1995年8月6日（見本報第八期第五頁的報導），八宿縣仲薩寺僧羅桑西熱和羅桑次成、羅桑次仁三人砸毀八宿縣吉達鄉政府門牌，公開張貼要求西藏獨立的標語而被捕，事後，羅桑西熱判刑十五年，其他兩人各判十四年徒刑。在獄中，他們由於遭到毒打而讓人認不出來，其中羅桑次仁的右臂已被打得不能動彈。
據在倫敦的西藏信息網的綜合消息﹕西藏安多阿力克（即興海）縣的樂喀先先生（28歲），曾於1991年來印度，一年半後，由於健康原因而返回西藏，1993年3月他再次前往印度時，在邊界定日地區被中共邊防軍抓獲。根據中共當局對他的判決內容，中共軍警從其身上搜出了一些機密文件和給達賴喇嘛的兩封信，中共隨即將其轉交給所謂青海省海南州的公安部門。
中共海南州中級人民法院以海中法刑判字第19號（1994）判決書判處樂喀先十七年有期徒刑﹕其中間諜罪判刑八年，建立西藏獨立運動的秘密組織判刑十年。兩封給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信中，一封是所謂青海省剛察縣公安局負責人，現年33歲的才貢塔（又稱才貢嘉）。另一封信是恰卜恰共和縣民族語文辦公室的干部，28歲的南洛央所寫，由於信件落入中共手中，他倆於1993年5月同時被捕。中共指控他倆參加樂喀先的秘密組織，收集秘密情報及向達賴喇嘛寫信等罪行，判處才貢塔十六年徒刑，南洛央十二年徒刑。
他們是在1994年6月份被判決的，但只到最近才為外界所知曉。另有一叫夏吾敦珠的青年也參加了這一秘密組織，但他沒有和上述人員一道宣判，原因是由於其不滿十八周歲的緣故。
上述四人是“安多青年獻身會〞成員。在審判過程中，三人均否認進行分裂活動，申明所謂的情報材料都是可以通過公開途徑購的，是公開發行的材料，但沒有為法庭所接受。
1993年6月江澤民到海南州時，亦將當地有名的相聲演員曼拉杰關押了6個月，另一叫德噶本的青年亦因政治原因判刑六年，判決指控他與一個秘密組織聯合試圖轉移活動資金。
對解決西藏問題充滿信心
達賴喇嘛於今年8月訪問印度克什米爾拉達克地區時，對當地藏人和佛教徒的講話中，在談到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時指出﹕若問藏中間的問題能否通過和平途徑得到解決，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說﹕完全可以。我雖無未卜先知的本領，但對照許多現象，通過分析可知變化不僅會發生，而且實際上正在發生。例如1959年在拉薩，中國軍隊鎮壓了西藏人民的反抗後，中國領導者認為反動派已被消滅了，西藏已經被徵服。但三十八年後，西藏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成為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議題，這是中國領導人當初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現在，西藏問題經過了三十八年而仍引起世人的關注，特別是在中國人之間，關注西藏問題和對西藏人民的呼聲表示同情與支持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這些都是變化。以往在世界上有十幾個共產國家，現在只剩下中國、越南、北朝鮮等，因此世界上的專製政權逐步向民主、尊重人權的方向變化、發展是大勢所趨，可以肯定了的。
今年6月，中共闖入澎波林周縣的納噶尼姑庵，進行所謂的愛國、愛教教育運動，時有七十五名尼姑由於拒絕發表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不滿的言論以及以年幼為名被工作隊趕出寺院。該寺尼姑庵目前僅剩八名尼姑，已難進行起碼的法事活動。
因同樣原因，缽敦尼姑庵的 35名尼姑也在大約與上述同期被趕出寺院。
今年6月中旬，中共工作組進入昌都八宿縣的擦瓦塞烏寺，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期間，中共追問僧眾是否信仰達賴喇嘛？當眾僧答信仰達賴喇嘛之時，中共工作組的人聲稱依法禁止寺僧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中共取締達賴喇嘛的照片的行動遭到眾僧的反抗，腦羞成怒的中共當即宣布關閉寺院，不久並將寺僧全部趕出了寺院。
中共稱該寺為分裂主義分子的寺院，事後將寺內老僧逐個召到縣城，試圖個別突破，但由於無一僧發表對達賴喇嘛不敬的言辭，寺院仍處於關閉中。該寺共有三十余僧，已先後有十六名僧侶以進行分裂活動的罪名被捕。
中國人權第三十一號新聞稿消息﹕因負責為中共尋訪靈童又與達賴喇嘛合作選出靈童，因而遭判刑的恰扎強巴赤烈，在絕密狀況下，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底，五月初的一個夜晚被轉押到中國四川大足縣（從重慶六個小時的車程）川東第三監獄嚴管隊後面的一個小院落內。第三監獄的一半獄警也不知其姓名，只知關著一個犯“分裂祖國〞罪行的戴眼鏡的西藏人。
該小院由川東監獄政委和一個副政委直接管理，由於監獄不允許恰扎仁波切與外界通信，更不允許親屬前來探望以及進行其他的活動，因此，恰扎仁波切自七月開始絕食以抗議中國政府的非法迫害。目前生死不明。
中國人權新聞稿還指出﹕對恰扎的這種關押，也牽扯一個嚴重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強權政治統治下的西藏，是中國諸多不斷反抗和獲得世界同情聲援的民族地區之一，而且是反抗最激烈、並最受關注的。中國政府對於西藏歷來是大棒加胡蘿卜政策，毫不松懈地運用國家的強大專政力量，嚴密控製這一地區，唯恐不滿的藏人將不滿暴發為抗議行動。
恰扎強巴赤烈活佛在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對他如此嚴密控製和剝奪，就是出於對藏人和西藏地區壓製的需要。企圖依靠這種壓製，最終消滅不滿和反抗。這當然是中國政府一廂情願，歷史上數百年、甚至數千年被壓製的民族，不斷地重新站立起來，就說明了壓製不能消滅不滿和抗議，只會製造，最多只能延緩民族間的痛苦和災難。真正解決問題唯有民族間的平等的對話和尋求和解方式。
新聞稿最後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干涉宗教內部事務，允許紅十字會探望恰扎仁波切，重新審理案件以及給予恰扎應得的權利等。
今年7月20日，所謂拉薩城關區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頒布了《拉薩城關區各寺院（包括廟宇與靜修院）僧尼守則》，守則要求佛教僧尼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尊重社會主義製度，努力學習政策、法律，不許傳播和收聽破壞國家統一與社會安定的反動宣傳，不許保留、傳播反動書報、錄音錄像帶以及其他物品，不許進行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動等。
江澤民訪美後，美共和黨眾議院沃爾夫致函中國駐美大使，要求根據江在美國的寬容表態，前往西藏探視政治犯和良心犯。
沃爾夫曾於8月9日至13日掩飾其身份作為游客前往西藏，成為首位在沒有中國官員陪同下訪問西藏的美國議員。返回美國後，他指出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宗教迫害和毀滅文化的事實，並提案要求就中國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等進行製裁。
8月21日，剛從西藏返回的他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招待會，向世人介紹了中共以殘暴、高壓的方式統治西藏人民，以及被暴虐的西藏人民對國際社會抱著厚望等情況。
他在解釋以游客身份前往西藏的原因時指出﹕由於了解和保護藏人的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目前極為緊迫的事情，而中國政府始終不願給有議員身份的人核發簽證，而且即使成行，也只能尊從官方早已安排好的行程，從而無法了解實情，因此他才產生了以游客身份前往西藏的念頭。
沃爾夫是在一位懂藏語的西方人陪同和翻譯下，在西藏住了四天，其中三天在拉薩，另一天則前往鄉村地區進行調查。
在拉薩期間，他先後去了格扎、扎什等監獄和許多佛教寺院，在調查中，他得知中共將保存和供奉達賴喇嘛照片的佛教徒均視為罪惡而進行限製，許多藏人還因此被捕入獄。目前還有七百余名西藏政治犯仍在關押中。他還了解到西藏目前所處危機和中國政府在西藏繼續實施殘暴的政策，對持不同政見的藏人進行殘酷無情的鎮壓等情況。
他指出﹕西藏的人權狀況毫無進展，在西藏的藏人所遭受的不幸與痛苦很難傳播到外界，藏人盼望國際社會的支援。他說﹕我獲得許多與西藏僧尼和青年交談的機會，雖然充滿危險，那些藏人仍義無反顧地介紹了許多中國政府的暴行和西藏目前的真實現狀。他談到他們前往桑耶監獄時，在監獄門口遇到一位藏人，這位藏人向他們介紹了中國政府殘酷虐待西藏政治犯的情況，這位藏人解釋說﹕中國政府宣稱藏人有信仰自由完全是謊言，不僅如此，一切權利都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藏人毫無自由或權利可言。我們從一些藏語電台中了解到西藏問題引起世人的廣泛關注，但西方各國政府卻繼續與中國官方進行貿易活動，使我們有一種這些民主國家無視被欺壓的弱小以及拋棄西藏的感覺。
沃爾夫還說﹕在西藏他們所見到的藏人，不分老青幼，都虔誠信仰達賴喇嘛。不管中共如何施展強權，藏人的信仰都難於改變，他們都毫不猶豫地認為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的真正領袖，他還談到在拉薩，不僅中國人比藏人多，而且中國政府剝奪藏人青年學習、使用藏語或認識傳統文化、宗教等的機會。
他還向國際社會發出呼吁﹕關注和拯救西藏的時刻業已來臨，如果我們對西藏的現狀無所作為，那麼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以及其他的民族特性等日趨衰落，並最終將從我們的世界消失。他因此主張美國和自由國家應加緊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並為了使西藏的實情為世人所了解而作出努力。
他認為雖然許多有毅力的記者前往西藏了解情況，但西藏的實際情況並未能真正傳播到世界，許多實事仍不為外界所知。
他還呼吁美國政府在江澤民訪美前和訪美後，要與中國政府持續就西藏問題進行對話，並盡快派遣一支議會代表團前往西藏了解實情。
8月22日，美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政府將會鄭重考慮沃爾夫先生就美政府對西藏現狀應采取的政策或措施等的建議。發言人並且指出﹕美國政府將呼吁雙方恢複會談，為保護西藏特殊的文化、宗教問題進行商談。美國政府將中國政府與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進行會談，視為解決西藏問題的一條重要的途徑。
【《自由西藏》10月20日報導】在古魯木納裡的西藏十二屆議會議員益西才丹和地方負責人次仁丹達以及選舉小組成員等的共同努力下，根據西藏憲法草案的有關規定，根據當地流亡藏人的要求，於 9月 2日西藏民主節，通過選舉正式組建了地方議會，並開始正常運轉。
有關人士認為這標誌著西藏的民主製度的穩健發展和藏人民主意識的逐步提高。
此間評論認為這是藏人從過去依賴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的引導，開始步向自覺、主動地追求和運用民主機製保護自己利益的表現。
來自倫敦的消息﹕影片《在藏七年》十月開始在倫敦放映，加上還準備拍攝五部有關西藏的電影，受到刺激的中國駐倫敦代表表示﹕作為反擊，他們也將放映本來針對即將公演的影片《根登》而製作的電影《達賴喇嘛》。
在日本東京，從十一月一日開始進行為期十天的國際電影展，中國政府本來計劃兩部影片參展，其中一部叫《尼瑪的鳥》。但十月三十日，中國政府突然宣布中國政府將退出影展。
影展組織者相信影展的最後一天將放映《在藏七年》，從而導致了中國政府退出影展。
中共還指責《在藏七年》為納碎分子所寫等，對此，西藏政府發布新聞公告指出﹕影片《在藏七年》從10月8日開始在美華盛頓、紐約公演後，世界人民將會從中看到當年中共入侵西藏時的情形，中國政府稱《在藏七年》的作者系納碎分子，在拉薩曾與年幼的達賴喇嘛相處時間甚長，故受其影響等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作者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和兩個朋友一道為了攀登喜馬拉雅山而來到印度。世界大戰期間被英印政府逮捕，他越獄逃到西藏尋求避難，作為中立國的西藏，鑒於他們在途中遭受極大的苦難，基於人道主義原則收留了他們，其中並無任何政治動機。
當時達賴喇嘛正在學習佛教經典，從作者處除了學習英語和了解西藏以外世界的情況而外，並未長期在一塊兒。作者雖參加過納碎組織，但那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而且作者自己多次申明加入納碎組織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並表示對此表示悔恨。而且他在西藏期間，也從未表現出對納碎主義的迷戀或向往的跡象。他在後來發布的一份聲明中亦稱﹕我本人的政治觀點在西藏期間獲得長足進步，那是源自佛教的極端重視人的生命和人的價值觀念，在過去的四十余年裡，不管是在西藏或世界其他地方，我的認識均是以此為基礎的。他還多次譴責了納碎分子所製造的暴行。
中國政府本想以影片《達賴喇嘛》抵銷影片《根登》將會造成的影響，但由於對抗的意味太明顯，反而引起世人對影片《根登》和西藏問題的極大興趣，這恐怕是中共始所未料的。
藏人回藏探親時的所見所聞
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對西藏的經濟並沒有帶來起色，在大昭寺、布達拉宮以及飯店等門前擠滿了要飯的乞丐，其中大部分是應該去上學的小孩。
在拉薩有200余家酒吧，在這些酒吧中，大部分同時兼營賣淫業。我們在拉薩期間，許多藏式房子正在被推倒，其中有一些是頗具歷史的老房子，是拉薩歷史的縮影，但全被推倒並以灰色的水泥大樓來代替。如果沒有大小昭寺附近的藏式房子，你可能會誤以為這是在中國一個城市裡。
在西藏，不懂中文被認為是落後的標誌。如果一戶藏人在門上裝飾了吉祥八圖或其它的民族圖飾，則會被認為是落後或守舊的 至少一些藏人官員擔心他們的中國上司會這樣認為而避免民族圖飾在自己的房中過多地出現。在拉薩城，除了八廓街而外藏語不能通行，你必須要懂中文，因為其它地區多是中國人，他們根本不懂藏語。
在拉薩，中國官員為了防止藏人官員和人民打成一片而有意進行分化，如專門指使藏人警察毆打藏人，而中國官員一般都會袖手旁觀，甚至會甜言蜜語。所以有相當一部分藏人認為那些藏人官員還不如中國人官員。但當我在拉薩待久了，知道一些內幕後，才知道對追求自由的同胞是否心狠手毒，是衡量一個藏人干部立場是否鮮明，對中國是否忠誠的標準。依據良知行事，就會被認為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獨立。在這些干部中，我認為死心塌地的人少至而又少。（作者為一在流亡中出身的藏人，因還需去西藏，故隱其名）。
法國記者九月十六日從北京發來消息稱﹕中國政府近期在西藏釋放了111名西藏犯人。九月初，中共拉薩的法院宣布對132名犯人予釋放或減刑。
據西藏民主與人權促進會的不完全統計﹕在西藏，至少有1018名政治犯仍在關押中，但在中共公布的減刑或被釋放者名單中，只有兩名是政治犯。對中共釋放百余藏人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宣傳部秘書長丹巴次仁先生表示欣慰，並希望這是公正的開始，他並重申希望中國政府釋放一切被關押的西藏政治犯。
9月27日，在流亡藏人區，各團體和學校等紛紛舉行9.27獨立運動十周年紀念活動，紀念活動主要是以為死難同胞祈禱，為仍在關押中的千余西藏政治犯的自由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良心或政治犯的早日獲釋而祈禱為主題的。
在達然薩拉，由九、十、三運動所組織的包括幾十名曾為西藏的自由而被關押過的前西藏政治犯參加的紀念儀式上，組織者還進行展覽，向人們展示十年來一系列示威游行以及中共軍警血腥鎮壓的照片和沾滿鮮血的血衣，被殺烈士的遺物、中共的各種刑具、催淚彈等。
1987年9月27日，一些哲蚌寺寺僧首先在拉薩八廓街公開舉行示威游行，要求西藏獨立，由此拉開了西藏人民為民族生存和自由而展開的新一輪反抗運動的序幕，在這十年間，有幾百名西藏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自由而獻出了生命，幾千名西藏人被中共投入監牢，至今至少有一千余名西藏政治犯被關押在西藏的各監牢中。
法國支援西藏團體9月19日消息﹕現年26歲的青年普威瓦納，在中國駐法使館前為了爭取在獄中遭受非人虐待的西藏女尼阿旺松卓的獲釋而從 9月 15日開始進行絕食。
普威瓦納是獨自從住處步行約七十公裡趕到中國駐法使館前進行絕食活動的，他在絕食地點插了一面西藏國旗，並有一塊寫有“立即釋放阿旺松卓〞以及注明絕食時間的牌子。中國使館人員除了對他進行錄像，還要求法國政府采取措施，將他從使館門前趕走，由於他的行為未觸犯法律，警察未采取任何行動。
阿旺松卓是西藏格日寺尼姑，現年20歲。13歲時，她由於參加爭取西藏獨立的示威活動而被中共關押九個月，期間遭毒打。1992年6月17日，她再次被捕後被判刑三年。1993年，由於她和另十三名女政治犯一起唱頌西藏獨立的歌曲而被加刑六年。1995年，阿旺松卓在獄卒巡視時未起立表示恭敬而遭毒打。並又一次加刑九年。
聲明還說﹕以往印度對中國采取友好態度，結果有了1962年對印度的侵入，這是一個教訓。中國正在擴充軍力，絕無意減少在西藏的駐軍，如果印度繼續對中國保有幻想，1962年也許將會重演。
8月25日，國際大赦組織公開的統計顯示，中國在去年的嚴打運動中，至少處決了四千三百六十七名罪犯，比世界其他各國處決罪犯的總數還多。
----藏漢對話
由歐洲藏人組織和中國民聯陣英國分部共同組織的流亡藏人與中國民運組織和知識分子“尋求共同點〞的對話於 10月 11至 12日在英國倫敦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民聯陣總部的徐邦泰、伍凡、汪泯、高沛其、王策和著名學者司馬璐、於浩成、嚴家祺、曹長青以及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徐明旭等人。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流亡政府外宣部外交負責人達波 索南、西藏研究中心主管才嘉、青年會主席以及定居歐洲的西藏學者等。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共有一百四十余關心西藏問題的中藏學者和民運人士等出席了對話會。會議之後還通過了自民黨民聯陣與歐洲西藏人組織間的聯合聲明和由雙方共同組成聯絡協調組織等方面建成了一致。
在會議期間，於浩成、司馬璐等著名學者高度贊揚了達賴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以及以中道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指出了西藏民族無可置疑地擁有包括自決權在內的天賦人權等，著名學者嚴家祺還就西藏傳統文化與宗教談到西藏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人一般想當然地認為的政治問題，它還涉及到保障一個文明與傳統的問題。與會的中國民運人士和學者大部分都推崇達賴喇嘛有關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但也有人認為西藏在歷史上即為中國的一部分，理由是這一點已記錄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卻不言二十四史同時也將英國、梵底罔、越南、朝鮮、日本、俄國等許多歐亞國家都記載為中國的屬國或藩屬國。當然這也說明了不僅中國人民，甚至許多中國的民運人士，在考慮國家疆域、主權等問題時，仍將帝國與國家等量齊觀，仍難於走出大一統和傳統的帝國心態。這恐怕也是雙方認識到前路遙遠而在會後成立聯絡協調小組的原因。
《西藏三區報》11月1日報導﹕西藏安多地區的《達色爾》藏文雜誌編輯夏朵次仁先生由於政治原因，大約在6月份左右被中共警察帶走，從此失蹤。中共警方即未通知單位，也未告知家人。《達色爾》是在中國甘肅（拉卜愣被並入甘肅）注冊登記的正式刊物，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影響。夏朵次仁是拉卜愣人，先後畢業於甘南藏文中等專業學校，甘肅民族師範學校。在學校，曾以進行藏獨活動而被監視。
我從美國之音得知達賴喇嘛於3月22日訪問台灣，買了四尺白布後請朋友日卓畫了兩個雪山獅子，當時我只告訴他畫獅子，沒有說干什麼。回來後動手製成兩面國旗，上書“博札（梵語“西藏〞之意）不畏雪獅旗〞，於3月22日夜晚兩時左右，與朋友洛珠一道將一面掛在街旁電線桿上，然後則進入州民族師範學校，取下旗桿上的中國國旗，換上另一面西藏國旗。
次日開始，中共展開大規模的調查，三個多月間逮捕了四十余僧侶。其後中共又組成嚴打隊進駐寺院進行調查，大肆搜查僧舍。
6月25日晚兩點，中共軍警突然包圍我的僧舍後將我逮捕，並從僧舍中搜出《達賴喇嘛自傳》和六盤美國之音錄下的有關達賴喇嘛的講話及其他新聞。次日，將我押到蒙旗縣監獄，偶然從門縫看到我的朋友洛珠，才知道掛旗一事已被發覺。
6月30日，他們以兩輛吉普車押我們前往熱貢，途中押有其他兩人的車拋錨，我們的車單獨行進到一牧區時，我要求解手，得允並解開了手銬，我在解手時，乘他們不注意撒腿就跑，有藏人警察開槍追擊，幸未擊中。我想﹕進監獄還不如讓他們打死，所以死命奔跑，追趕的警察摔了一跤，趴在地上起不來，我也摔了一跤，腿骨骨折而疼痛難忍，但我不敢停下來，強忍著疼痛繼續連滾帶爬地跑到一草叢中躲起來。
中共軍警沒有發現我，向前面的森林中追去。我隨機返回到能看見吉普車的地方躲起來，時已走不動了。幾個小時後，追我的軍警返回，又從附近帶了幾個藏人牧民，試圖再去搜查。時有暴雨，後一輛車亦趕到，中國軍警不得不收兵。我想折一樹支做拐棍，使出全身的力氣仍折不斷，饑渴中爬向一個水溝，剛到就昏了過去………。
如此我在這一帶躲了九十余天，治好了傷口。期間中共在這一帶散發通輯令，言有一個盜竊二十余匹馬的僧裝青年逃跑，如有人發現並報告則有重賞等。之前，中國軍警將我未能到達的那片森林派兵圍了許多日，當時對當地人卻言要圍捕一個盜竊寺院佛像的僧人。
養好傷，我通過拉薩而終於逃到了印度。
在江澤民訪美期間，美外交部與10月31日宣布任命克雷格為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美外交部發言人稱﹕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的主要工作是與中國政府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觸，設法使雙方盡快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以及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
西藏流亡政府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在江澤民未離開美國前宣布這一任命具有重要意義，這項任命再一次提醒北京政府，靠高壓和拖延是沒有出路的，只有通過和談，西藏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並聲明了美政府對堅持以和平非暴力路線爭取自由之西藏人民的堅定支持。
克雷格先生是一個具有豐富從政經驗學識淵博的老牌公務員。對西藏問題甚為關注，有關人士認為，他的事務被畫入政策計劃委員會亦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11月6日，他在議院外交事務小組的發言中指出，外交秘書長指示他以特別協調負責人的身份，盡最大的努力在中國政府和西藏達賴喇嘛之間進行溝通，設法盡快通過和談解決問題。同時美國政府方面已答允在人力或物力上提供一切方便。
他還表示﹕保護西藏的文化和民族本質是美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我亦抱著一定要將其妥善完成的決心接受這項工作。目前雖有一些困難，但通過努力，希望如眾議院議長所指出的那樣，能為事務的良性發展而盡力，使神聖的達賴喇嘛和江澤民主席有一天能夠舉行會談。外交事務小組負責人哥爾曼先生表示希望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為中藏間的和談發揮積極的作用。美國議會和美國人民將會盡力予幫助。
克雷格先生計劃和外交委員會秘書長一同前往印度與達賴喇嘛會面，然後向中國政府聯系，並將要求前往西藏。
西藏政府發表書面聲明，拒絕接受江澤民訪美期間就西藏問題提出的預設條件。聲明指出﹕達賴喇嘛已表明願在任何時候或任何地點與中國領導階層討論西藏未來的地位問題，但絕不接受任何預設條件。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西藏在歷史上是否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因面對歷史，從歷史事實尋求答案，而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更關心的是西藏人的基本權力和西藏文化與宗教等問題。而且西藏政府多次申明，如果中國政府真的願意對話，及真的有所行動，則西藏政府是願意積極回應的。
十一月初，陳奎元到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稱﹕我們的許多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很深，這點對思想教育造成極大的阻礙。他還說西藏的階級斗爭並沒有停止，不僅要高度重視達賴集團進行破壞和製造紛亂，而且還要注意隱藏在我們隊伍內部的冒充正人君子的那些人。
陳奎元是歷任中共黨委書記中最公開揚言西藏籍干部不可信和對藏人最露骨地以徵服者的姿態進行統治者。由於他在西藏遭到西藏籍干部的仇視，許多藏人干部說兔死狗烹，但現在就烹是否太早了。
6月12日的《青海藏文報》稱﹕西藏安多恰卜恰縣的十三個村莊有84名婦女進行了絕育措施，有113個婦女進行了避孕措施，其中有許多被評為計劃生育先進單位與個人。薩主西村有31名婦女被絕育，18名采取避孕措施。江西村也有14人被迫采取絕育手術。
西藏面積二百五十萬平方公裡，人口不過六百萬，資源豐富，地廣人稀。完全沒有必要進行所謂的計劃生育。毛澤東當年多次宣稱中國要幫助西藏發展人口、經濟等。但實際上，為了防止西藏民族的發展與強大，同時為了給本國移民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間〞，中共不顧西藏民族人口稀少的事實，采取嚴厲的人口控製。對一些超生者予重罰，如安多昂拉縣中學的教師多杰措莫懷第二胎，臨產被發現，被逼墮胎，最後經多方求情才以交納一萬元人民幣了事。而絕大部分西藏人民年收入不過幾百元，當然無力支付這筆錢以便從中共手中購買生育權。
中國副總理朱熔基在世界銀行一項研討會上說﹕中國現有的外匯儲備已從1993年的180億美元增加到1316億美元。在此之前，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雖然亞洲貧窮人口削弱的速度較其他地區快的多，但仍有近十億亞洲人處於貧窮狀態，中國大陸的貧困人口統計數字已有原來的一億人增加到三億多。
西藏問題是五十年代開始產生的，在這之前沒有什麼西藏問題，因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一定要說有西藏問題，則是西藏與當時中國政府國民黨就邊境問題、或者說西藏人為收複失土而先後與中國軍隊發生的軍事沖突。但自從西藏陷於中共統治後，西藏民族不僅遭受異族最殘酷的統治，而且在中國統治者有意地通過暴力和移民等手段推行的民族滅絕和同化消滅政策下，已處於存亡絕續的開頭。
首先一點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從民族、地理、歷史、文化或是生活在這一土地上之人民心理認同，所謂的“西藏〞，指的無疑是西藏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的、由西藏文明所含蓋的那塊土地，即所謂的大西藏。而所謂的小西藏，即中共政府根據“分而治之〞的原則劃分的所謂西藏自治區，完全是抱著極不正當或不光彩的動機而作出的人為劃分，是肆意割裂歷史、民族、文化之聯系的行為，充其量只是一個行政單位的概念，與我們所講的包含民族、文化、地理等含義的“西藏〞或藏語 BOD、英語 Tibet的內涵與外延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藏，除了西藏民族以外，現今還有其他民族居住，但除了藏人，其他民族都是從外遷移進入西藏的，即除了西藏以外，其他都不是西藏的土著民族。歷史上，中國人將位於其西方的各民族或國家一律稱之為“羌〞，“羌〞僅僅是一個泛稱，其中也包括西藏民族，如西藏最原始的六大姓氏中的“黨〞氏，被中國人稱為黨項族。雖然在歷史上有外族短暫侵入的歷史，但至到十三世紀為止，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一直保持了民族的單一性（注1），到公元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橫掃世界時，才開始真正有外族的人口在西藏土地上定居。
到本世紀為止，蒙藏而外的外族移入西藏領土，主要是所謂青海省的海東地區，那也是自十八世紀開始，一直由滿清直接統治的地區。就以那一地區而言，首先是蒙古人的移入，現被稱為土族者，有許多學者認為是蒙古與藏人聯姻的產物。另有幾百名撒瑪爾罕的男性也遷入這一地區，他們在接受了藏人提出的一些條件後，迎娶西藏的婦女並在這一帶定居下來，形成了現在的撒拉族。另有一支稱為回紇者遷入，但人數似乎並不多。
總之，雖有這些外族的遷入，但在這一地區，藏人和蒙古人平分秋色，一直佔有人口的絕對多數。如公元1723年羅布藏丹津與滿清的戰爭結束後，戰勝的滿清將佔據的青海湖以東地區並入甘肅省，設立西寧府，下轄三廳（另有循化廳畫入蘭州府），據《西寧府新誌.田賦》載1746年這一地區共有245735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蒙、藏族，如﹕滿清打敗羅布藏丹津後，將剩余的兩萬余戶，約十萬蒙古人並入其統治下，而西藏人的人口數在當時雖無明確記載，但對照羅布藏丹津在戰場上動員二十余萬人的情況，不難看出當時在這一地區的蒙藏人口至少在八萬以上。戰爭中人口雖遭受巨大的損失（滿清出師十五日內，斬首八萬余……馮浩華編《青海人口》57頁），但不至於毫無留存。又根據1810年《西寧事宜節略》記載﹕當時編戶人口中藏人有1908戶，亦即十萬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當時在青海湖以東地區漢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並不多，主要應是以兵丁為主，並沒有形成聚居的情況。到本世紀初，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口數仍然是不多的（注2）。自從 1929年中國政府非法在西藏領土上建立所謂的青海省以後，中國移民的人口才稍有增加。其中變化最大的是蒙古人口的銳減和回族的膨脹（注3）。而從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移民政策，使這一地區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漢族人口便佔有了絕對的優勢。《中國人口﹕青海分冊》就指出﹕到1959年，在青海省的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是從外省遷來的。然而這一數字正如該書說明的那樣，僅僅是一個由後往前推算的估計數，因為中共到1982年為止，並未在青海進行過人口普查。事實上，這一估計仍然大大小小地小估了移民的人口數。如1959年，中國政府稱當時所謂青海省的總人口數為2425097人，其中藏人已從原來的八、九十萬左右減少到當時的四十余萬（注4），加上回、撒、蒙、土族共約三十余萬，以及50年前就在青海的二十萬左右的漢族，其總數不過九十萬左右。也就是說，實際上最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 50年後遷移進來的。何況還有數以萬計的人口以軍事機密或國家機密為由不予計算，如勞改場的人口和軍事企業的人口等（注5）。
以上是西藏東北部青海湖以東地區的情況，再說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從1950年有軍事部門進駐以來，大量的軍人就地專業，到 1959年完全掌握西藏後，更有大量的中國人移民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據《中國人口﹕西藏分冊》第76頁載﹕“從1965年至1985年，十九年間遷入16.53萬人（即共有18.85萬人遷入，2.32萬人遷出）。有關的遷移情況該書還介紹到﹕〞1965至1973年間，由於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尤其在工業方面，為了“填補空白〞，陸續建立了不少工礦企業，因此從內地每年要進來不少科技人員、行政干部、工人及其家屬子女和親戚，此外還有一些知識青年來西藏參加西藏的建設。1974至1979年間，形成一個遷入高峰，因1976年後內地大學畢業生大批進藏，1979年中央從全國六個省市抽調了三千多名干部進藏。1980至1985年間，遷出多於遷入，因為從1980年開始漢族干部、職工和家屬大批內調“。
至於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更是進一步搞瞞天過海的勾當，稱在西藏自治區的中國人總數不過八萬而已。這八萬余人中，在校生近萬人，在業人口59285人，其他人口為萬余人。根據中共的定義，在業人口是包括個體戶的（注7）。但人們在西藏區看到的中國個體戶人數完全超過上述統計數。《西藏文藝》上曾發表了由唐晉中、丁窮夫、周紹西三人合寫的報告文學《商品大潮席卷下的西方淨土》，其中寫道“正當國家干部人心思走……時，五萬多戶操著不同方言的個體戶卻在這清晨的曙光裡，從五湖四海雲集於這片“高壓之嶺〞〞。這五萬多戶是個什麼樣的數字？僅以一戶有兩名在業人口計算，其在業人口的總數也在十萬以上。而根據《1991年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僅在全名所有製單位職工中，即有五萬三千余名中國人，還有所謂集體所有製單位的職工，又會有多少呢？因此中共的所謂第四次人口普查依然是不可信的，其數字依然是中國政府根據其政治需要而作了改造的。
對所謂個體戶的移民，中國政府一直諱莫如深。在西藏自治區，中國政府雖僅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但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八、九項項目，而在90年的人口普查，二十一個普查項目中，中國政府又專門取消了三項與這點有關的調查項目。即﹕
（1）1985年7月1日常駐地狀況；
（2）前來本地原因；
（3）本戶戶籍離開本縣市一年以上的人口數，可見其中有名堂。
中國政府有一論調，說這些個體戶是流動人口，不會長期定居西藏。海外有人說﹕西藏高寒，沒有人願意留在西藏。流動人口和個體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個體戶一般而言必定是固定的，當流動人口找到他認為適合的地方，並開始謀生時，他就變成了固定的居民、或者說是個體戶。因此，在西藏有許多是流動人口（即流浪者）變為個體戶的。而那些個體戶賺了錢就會回去的說法當然是自欺欺人的，人的欲望是無盡的，而且他們首先是由於在家鄉難於立足才出來討生活的，特別是到西藏的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國貧窮農村的剩余人口，這些一般僅僅掌握著底層次的生存機能或毫無專長，卻由於在西藏自治區由中共政府的優惠和在政府任職的親友老鄉或關系套關系的護持下才大有作為的個體戶，他們離開西藏一般就意味著重新加入本來就人滿為患的盲流大軍中，可以這樣說，他們只有在西藏才能夠過得象個人樣。所以，他們雖然會不停地抱怨西藏的氣後和高寒，以及交通不便等，但利害相較，對他們而言，留在西藏當然是最明智的選擇，是利遠遠大於弊的。這和中共干部八十年代初內調有點相似，開始大家興高彩烈……要回家了嗎！可不過幾年，他們就發現與西藏的高寒和交通不便一道，他們還失去了許多的利益，包括高待遇、實權、統治者的優越感等等。於是利害相較，又有許多人堅持要“扎根邊疆〞“建設邊疆〞“支援邊疆〞。這些人回去好歹有個工作，個體戶離開西藏就意味著從頭再來，談何容易。所以，以高寒為借口，否定那些非中共官員的移民已移居西藏的事實是難於成立的。
至於所謂這些人在西藏自治區沒有戶口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在北京、天津、深圳，這種說法是成立的。因為中國政府不想讓這些地區的人口過分膨脹。但在西藏則恰恰相反，中國政府竭盡全力鼓勵自己的人民移民西藏。在拉薩，每過一兩年總要拉開陣勢，動員軍警、干部等，驅趕那些朝聖後滯留不歸的西藏人，卻從來不會聽說過中共軍警在驅趕來自中國的盲流。相反，還有這些盲流到縣、州政府靜坐示威要求解決戶口問題的怪事出現，如甘南合作鎮，原是一個有幾百名藏人手工業者的小城鎮，中共進入後大量移民，現在在合作鎮，藏人幾乎是寥若晨星。在合作鎮周圍形成了許多移民的村莊，人稱黑戶莊，全是沒有戶口的。當地藏人雖強烈反對這些非法留居在他們土地上的移民，但中國政府除了“防止分裂主義分子乘機興風作浪〞而外，並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這些移民知道中共政府在為他們撐腰，竟囂張地與附近藏人斗毆，到縣、州政府靜坐示威，要求解決戶口和土地問題。
所謂殖民，指的是因政治、經濟等原因，由佔統治地位的政府鼓勵或促成的本國人民遷往被統治地區的行為。
殖民行為一直是聯合國明文禁止的，如1949年日內瓦第四次會議的49號決議中，明確規定禁止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向被統治地區移民或將土著遷離本土。同年的聯合國第5號補充決議中又進一步闡明﹕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向被佔領地區移居非軍事人員，也是違背日內瓦49號決議精神的。
在歷史上，通過大規模的人口移民來消滅土著民族是有無數前列可尋的，大的如原美洲大陸的主人印第安人，在歐洲殖民者的龐大人口殖民下，只好龜縮在保留地，一蹶不振，坐以待斃。眼前的例子如現中共統治下的滿族，曾是那麼強大，但在當今中國，除了統計數，你到那裡去尋找名副其實的滿族人呢？實際上，滿族已經是歷史名詞，現已經被同化而滅亡。再說現在的內蒙古，在中國政府的殖民政策下，一千七百萬人口中，蒙古人不過二百萬，據“甘南州〞的藏文雜誌《達色爾》於八十年代末報導﹕在內蒙，已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不會說蒙語，百分之二十的人雖會簡單的蒙語，卻以漢語為第一母語。往下還有新疆、西藏等，都在強大的人口壓力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滅亡。
以我前述的西藏東北部的青海湖以東地區（即現今海東地區）為例，這一西藏人時代居住的地方，現雖仍有幾十萬藏人，但絕大多數人在環境的強勢壓力下，是以漢語為第一語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的家鄉塔爾寺，原有兩千余寺僧，是個藏人聚居的地區，現今這一地區已被完全漢化。寺院淪為觀光勝地，除了老年人，當地已鮮少會使用藏語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區，這一情況隨著移民的增加而正在曼延，那些移民在中國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不僅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壟斷了西藏的經濟。對這一現象，中國政府不斷地喋喋不休地稱藏人沒有商業觀念，完全是在胡說，西藏民族一直是一個有著經商傳統的民族，其商業的觸角甚至曾經伸到加裡各答或上海、天津等地，歷史上，往來與中國和印度間的商人絡繹不絕，這一傳統在流亡藏人中表現得很明顯，在印度，有上千萬來自各國的流亡者，但只有流亡藏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完全是以經商為生，而幾乎絕大部分藏人都進行商業活動。西藏寺院經商更是已有著悠久歷史的。但是在西藏自治區，現在的情況卻是藏人主要分布農牧區，除了以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交售〞農牧產品並以高於正常價格購買中國移民出售的產品而外，幾乎無力在這所謂的商品大潮中一展身手，藏人的產品如能輸入到近在咫尺的印度、尼泊爾，雖可得較高的利潤等，但這卻要冒坐牢的危險，正因為西藏人的產品交售或生產資料的購買渠道只有一個，所以除了承受被壟斷、剝奪的命運而外很難有別的出路。
在這絕不是有沒有商品觀念的問題。移民的中國人由於完全把持著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西藏各城鎮，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對藏人的優越甚至壟斷的地位，盡情地盤剝西藏農牧民，然後卻反指藏人沒有經商意識，真是咄咄怪事。如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載﹕在拉薩除去八郭街，全市一萬兩千八百二十七間店鋪中，由藏人經營的僅三百余家，在康區八宿的145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15家，在昌都840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92家，波密扎木232家中，藏人經營的僅3家。這些數字還是幾年前的統計數，目前的情況更趨嚴重，如中共一年前拆毀大量藏人建築（其中包括許多有保存價值的古建築）而平整出的布達拉宮廣場，四周象雨後春筍般開出的近千家各類商店中，藏人經營的僅幾戶而已。1995年2月，新華社宣布有一千名中國干部和職工技術人員將前往西藏工作，這些人去西藏後，替換了全部原縣一級黨委書記的西藏人。在此之前的1994年7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政府第一次承認了向西藏殖民的事實，同時卻強調要給予特殊的待遇，以吸引複員專業的軍警和干部、職工留居西藏。已泄露的1993年5月12日在成都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曾討論到如何製定促使中國人潮水般移民西藏的政策問題。早在1989年3月，阿沛阿旺晉美就曾談到﹕現在大量的漢族商人和定居者涌入西藏，僅在拉薩就有十余萬，給當地人民的安寧帶來極大的危害。在西藏東北部的安多，這一情況當然就更嚴重，如安多拉卜愣是西藏黃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原為純藏人區，只有一些回漢流動商人前來經商（藏人領袖不許他們攜眷定居），但現在原寺院面積一半已為中共機關和由移民開設的各種商店所佔據。在拉卜愣寺外的幾千家商店中，由藏人經營的不過幾家而已。再如柴達木發現千座藏人古墓的新聞，但現在在這一地區的藏人被趕到更高寒的地方，然後中國政府在那裡建起了幾個完全由移民組成的城市。總之，在移民大量集中的城鎮，西藏的文化、語言、傳統正在喪失，而在農牧區，雖然人們暫時還講著藏語，但不僅文盲充斥，遭受到中國政府和移民的雙重盤剝，貧窮落後。
就西藏和西藏人目前的現狀而言，實際上已變成了中國廉價的原材料生產基地或生產者以及不公平的貿易中，傾銷其產品的場所或對象。隨著移民的增加，西藏從人口、文化、經濟等諸方面，正在逐漸走向滅亡。
如果中國或中國政府繼續奴役西藏民族、堅持殖民、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如果中國民運或中國人民繼續無視並使現狀持續發展下去，則西藏很可能就沒有明天。
如果這種事果真發生，這不僅是西藏的不幸，而且也是人類的不幸。西藏的滅亡，同時也是一個古老民族和同樣古老而獨特之文明與宗教的滅亡。我想，未來的中國人一定會悔恨，一定會為中國在人類發展史和文明史上、在人類已進入高度文明之時，犯下的這一無可彌補的罪惡而感到遺憾。
毀滅西藏民族，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同時也是中國的罪惡。中國人民有責任阻止這一悲劇的發生。
注釋
（1）歷史上，中國西漢的王莽曾“拓邊〞，並在現青海境內建西海郡，但郡製不久即廢，這些地區又為當時中國人稱為“羌〞的西藏人所收複。30年後（公元35年），東漢皇帝﹕“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余口，使各還舊邑〞。至於七世紀的吐谷，中文史料推測其王室是三世紀由陰山遷來的鮮卑人，不管是否屬實，其國內的主體民族依然是西藏人。西藏史書中，記載的衛藏與吐谷間的交往，並未談到其王室是屬於其他種族的人。
（2）中文資料記載的人口數僅包括其直接統治的海東地區，即所謂的編戶人口。據《甘肅通誌稿.民族誌》記載﹕1908年西寧府所轄人口為361255人，到1928年人口增長到428605人。當時的其他資料如《甘肅全省新通誌》以及1912年的《內政年鑒》都作了相近的記載，表明至1912年，現海東地區的總人口為三十六萬左右。由於移民的漢、回、撒拉、土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這一地區，所以這一數字等於現青海省境內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數和這一地區的藏蒙人口數，而根據中共的統計，1949年回、撒拉等人口為三十萬，以人口自然增長率遞減，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萬以上，加上十余萬藏人和蒙古族等，可見非上述民族的人口甚少。
（3）192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甘肅省劃出西寧道所屬之西寧、大通、樂都、循化、巴燕、丹噶爾、貴德七縣，建立所謂的青海省。又﹕《化隆回族自治縣概況》載﹕1744年，藏人佔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點六五……原來信仰佛教的一部分藏族，由於歸依伊斯蘭教，在宗教、生活習慣、婚葬習俗方面成為現在的“回族〞。目前，這一地區所謂回族多仍以藏語為第一母語。又在《青海風土調查集》稱﹕“番民言語與蒙古略同，近年為漢族所同化〞湟中縣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誕生之地，該地有西藏六大寺院之一的塔爾寺，但據1932年的統計，整個湟中縣藏人人口僅七千零一人，嚴重不實，因僅寺僧就有幾千人，塔爾寺所屬藏人亦應超過此數，因時間或資料原因，留下存疑。
（4）有關藏族的人口數，1985年出版的《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記錄了二三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對現青海人口、風土等的調查情況，其中記錄時間應在四十年代的、書中注明原件藏南京檔案館的《青海概況》記載﹕青海人口140余萬，其中僅保安十二族（現黃南熱貢為中心的藏人）、環海八族（圍繞青海湖的八個藏族部落）、果洛（現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樹二十五族（現玉樹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為五十五萬余人（該書另載﹕有郭密一族，在黃河北岸，分上下郭蜜，約四千戶。該文和此書中另一份調查亦稱﹕番人分布各地，不易記載），上述部落的人口統計數多有錯誤，如玉樹人口記載為僅有六萬七千余人，但該書約同一時期的另一份調查中則稱﹕玉樹為省南大族，其人口當時不少於二十萬。《中國人口﹕青海分冊》承認玉樹地區的人口，1964年比1953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這些人口的減少並不是每年平均遞減，而是在58年平叛中被消滅而減少的，對此《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也不否認，多次談到1958年的特殊事件，造成人口的大量損耗。即使在人口如此減少的情況下，1958年劫後余生的玉樹人口仍有132030人（見《中國藏族部落》中國藏學出版社），考慮到中國政府一直極力試圖掩蓋藏人屠殺，如《中國人口》中多次談到﹕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對（64年以前的）死亡人數未做如實統計。故當時玉樹人口在二十萬左右是符合實際的。也就是說﹕國民黨的《青海概況》中僅玉樹一地即少算了十余萬人口。
又1949年國民黨的《電複本省編戶保甲編查情況》（摘自《中國人口》，書中稱原件藏南京檔案館）載﹕1948年編戶人口為952671人，也就是說未編戶人口為五十三萬（1949年青海省統計局稱當年青海人口為1483282人），而未編戶人口為藏人，所以加上已編戶人口，藏人人數應在八-九十萬。因為即使不考慮人口增殖，1808年藏人編戶人口為十萬人左右《青海事宜節略》，加上1936年出版的國民黨《內政年鑒》載1931年全省十五個縣的人口為637965人，比1928年多了二十萬，顯然是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緣故。而那些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地區全部是藏人區，故其增加的二十余萬應計入藏人人口數中。這一數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領袖……拉卜愣的阿巴阿羅（又名黃正清，曾任中共甘肅省軍區司令員）在其所著歷史中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區有大小部落六百多個，人口約150余萬的說法相吻合。因為根據人口分布，所謂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約佔安多總數的一半左右，加上為康區的玉樹地區人口數，在青海省境內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萬左右。
在此有一點說明為好，即果洛地區，果洛自稱果洛三本。“本〞是藏語十萬之意，謂果洛三部各有十萬人口，共三十萬人，民俗調查記載有四十萬人口。《中國人口﹕青海分冊》承認從1954年至1964年間，果洛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八點九六，也就是說﹕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兒童了，青壯男女幾乎完全被殺光了。但這個數字依然是不夠的，不僅因為剩余人口中包括著移民的人口數，而且因為中共計算的果洛人口基數僅僅為十萬人，即五六年果洛人口十萬人的基礎上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余，如以果洛實有人口（四十萬左右）言之，則中共對西藏民族的滅絕政策已是非常明顯的了。其比例當然更是驚人，果洛已經到了斬盡殺絕的地步。
由於中共盡力掩蓋這些令人發指的大屠殺，而在其控製的人口統計數字上做了許多手腳。
（5）《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載﹕“從1952年以來，全國部分省市的部分犯人先後在本省一些農場、工廠及其他場所進行勞動改造，他們刑滿釋放後百分之六十的人自願留在青海就業，同時也有部分省外刑滿釋放人員自願留在青海就業的〞。（又﹕在青海至少有十九支隊的番號，說明最少有十九個勞改營）。又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記載（210頁）。全省耕地面積872.99萬畝，其中省屬國營農場約147.18萬畝，其他2.79萬畝，兩項合計約150萬畝，由於國營農場的人口完全是由移民或犯人所組成，僅此點，亦可窺見其人口規模。又各州縣的人口統計中都未計入該地的犯人和農場職工人口數。
（6）據《中國人口﹕西藏分冊》載﹕1979年至1985年，六年中，非農業人口增加二十一萬，其中出生增加僅百分之十五，遷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四點七，農轉非百分之二十五點二。該資料還顯示﹕職工家屬和隨軍家屬農轉非人口為三萬人，1985年仍有近萬名未能解決落戶問題，其中投親靠友者佔百分之四十三點九。
（7）根據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解釋，“常住人口〞一欄第二、三條為“在本縣市常住一年以上，常住戶口在外地的人〞“普查時住在本縣、市，常住戶口待定的人〞。“在業人口〞指從事社會勞動，並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1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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