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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通 訊
《西藏時報》1997年5月15日報導﹕鄧小平死後不過幾天的一個清晨，西藏安多熱貢（現青海同仁）最繁華街道區的電線桿上，人們發現一面西藏國旗在迎風招展。由於西藏國旗被西藏愛國者冒著生命危險掛在兩根高壓電線之間。所以，中國軍警趕到現場後到中午十二時才將西藏國旗取下。時值隆務大寺舉行法會，四、五千名僧俗群眾都看到了當時的全部過程。同一天，這些愛國者還在熱貢的中共政府機關和熱貢寺前的石碑上貼出了要求西藏獨立的標語，這些標語使用一種黏合力極強的膠水，所以中共當局不能立即撕下，只好先用一張紙蓋在上面。
2月20日（星期六），青海省黃南州民族師範學校的旗桿上又發現一面西藏國旗在晨風中高高飄揚。中共軍警逐門搜查了緊挨著學校的隆務大寺，卻發現許多僧舍的牆上都繪有西藏國旗，並搜出大量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照片。最後中共帶走了被懷疑是散布班禪照片的僧侶扎巴堅贊和懷疑在牆上繪製西藏國旗的畫師僧侶格登東周。
隆務寺現駐有40余名中共官員進行政治教育運動。從1987年開始即處於中共嚴密管製下的愛國主義者、當地著名書法家僧侶曼八多杰也被正式逮捕。
現年37歲的舞蹈演員洛珠嘉措，因在獄中由於高呼西藏獨立的口號被加刑六年。
1995年3月4日，洛珠嘉措在監獄中隊門口高呼“西藏獨立 “中國人離開西藏 等口號時，中國軍警趕來後將他銬上，拳打腳踢並施到刑訊室再次毒打。一獄卒邊打邊狂稱﹕如果達賴喇嘛在這，我也要把他關進監獄。
1995年3月7日，中共獄警李東（音譯，下同）劉寶、晁吉等前來提審時，洛珠嘉措不僅拒絕認罪，而且堅稱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有權獨立建國並高呼西藏獨立的口號，又遭輪番毒打，直至昏迷不醒方才罷休。此後一個多月的審訊中，洛珠嘉措不僅經常遭毒打，而且每天只給一個饅頭和一碗水作為懲罰。但他威武不屈，堅持要求西藏獨立無罪。中共監獄當局召開會議，通過了對洛珠嘉措申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報告。
1995年4月，中級人民檢察院對洛珠嘉措以死刑罪起訴的消息被獄中的政治犯獲悉後，立即將消息傳遞到外界，美國之音及時作了報導。1995年5月18日，聯合國就此向中國政府交涉並進行了譴責。中國政府在各種壓力下，才改判洛珠嘉措為六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洛珠嘉措原是那曲索縣擦榮村人，家中還有老母親健在。1993年1月17日，洛珠嘉措由於失手打死向他挑釁之人，被判刑十五年。
89年6月4日，中國政府在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是中國在面臨歷史轉折開頭時所發生的一件大事，由於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平抗議的人民，因此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極大關注。
通過六四事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人權、民主的願望和中國政府強力壓製人類與生俱有之權力的事實。
今天，在中國的兄弟姐妹們紀念“六四 鎮壓之際，我向為你們偉大國家的自由、民主、人權而犧牲的烈士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並為實現人類之普遍或與生俱有之願望而陷囹圉的同胞們祈禱；為你們民主事業的成功而祈禱！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雖由於當局的血腥鎮壓而暫時遭到挫折。但在這一問題上，不管如何的殘暴，都並不能消除人類熱愛自由的意誌。不管任何個人或製度，對實施壓迫、欺騙或謊言等是任誰也不喜歡的。
我倡導並堅信非暴力、和平、自由，因此對中國民運，從第一天我就表示了支持。
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和其他與人權有關的活動，繼續遭到中國當局的鎮壓；但我仍期望民主運動能遵循和平、非暴力的路線，因為這是解決人類所面臨之問題的最佳途徑。
現在的中國正處於變化中，鄧小平的死亡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等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新的問題。在紀念天安門的民主運動和對此的血腥鎮壓之時，為了解除中國人民、特別是處於中國政府之強壓下的西藏人民之困難，我呼吁中國政府運用智慧、忍耐並考慮通過協商解決問題。
中國國內之局勢的變化與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寧、自由等有著緊密的聯系，這是國際間應予關注的重大問題。因此我呼吁熱愛自由的世界人民，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
六月四日，由西藏青年會和達然薩拉居民委員會共同組織下，在木蘭甘吉（上達然薩拉）學校舉行紀念“六四”的一系列活動。
西藏流亡政府宣傳部和達然薩拉居民委員會通過發表演說、放映影片＜＜天安門＞＞等，向人民解釋“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民主運動在世界的發展形勢等。當天有千余名群眾參加了“六四”紀念活動，在集會中，各方代表紛紛發言，譴責中共鎮壓天安門學生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運動。
集會的主持者表示﹕中共可以在大陸以及一個月後在香港禁止紀念“六四 民主運動，但“六四”的民主精神將會獲得中國、西藏和世界人民的支持與永遠的懷念；因為不管中國或西藏或是西方人，民主永遠是正義的，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在這方面是沒有任何民族、國家之別。
集會還展示了“六四”之前的三月份，在西藏拉薩的和平示威中被打死的藏人犧牲者的遺照和他們的血衣以及中共軍警使用的各類電棒、手銬、腳鐐、催淚彈、匕首等。
前議員、達然薩拉居民委員會負責人達哇才仁先生和西藏青年會主席噶桑朋措等介紹了“六四 和拉薩的血腥鎮壓等歷史，宣讀了達賴喇嘛的“六四”聲明。這是西藏人第一次以盛大集會的方式紀念“六四”運動。
救濟貧困者
西藏政府內政部從去年開始在各藏人定居點對流亡藏人的生活狀況進行全面調查，並對鰥寡老人和貧困家庭提供更進一步的救濟與其他措施，如送養老院。內政部官員表示﹕由於政府不鼓勵子女將父母送往敬老院，所以，很少有子女提出類似要求，表明新一代藏人仍將瞻仰老人視為應盡的義務和美德，而且一個家庭有了老人，通過老人的教育和潛移默化，對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了解和認識西藏並繼承西藏的生活等傳統等是非常重要的。基於這些考慮，西藏政府一直鼓勵老人們繼續留在家中，對生活有困難的，由政府提供生活補助等。
對貧困戶，內政部已規定救濟標準，第一批救濟款已發出。內政部官員表示﹕救濟將持續三年，期間除觀察效果外，還要為這些家庭創造或安排適當工作等是重要的。
我叫朋措倫多，現年二十五歲，是堆倫德欽人，在哲蚌寺出家為僧。我家有四個兄妹，其中兩個在家務農，一個妹妹叫朋錯巴雍，在拉薩嘎日寺出家為尼。1994年5月25日，她和五名尼姑一道在拉薩八郭街舉行示威游行，被捕後判刑六年，現押在扎什監獄。
現在西藏，中方對探監的、特別是政治犯的親屬極為苛刻，比如全家四口人去探監的，中共卻只給一張探監證，所以真正能探監的只有一個，每月一次的探監，雖稱可見十五分鐘，但往往十分鐘左右就強製結束探監。
獄中除了勞動就是軍訓，因不懂中文口令，藏人常挨打，特別是政治犯動輒遭毒打。
我在哲蚌寺期間，中國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所謂教育就是學習一些書籍，如西藏的歷史部分則稱﹕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等。法律書則稱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另有一本是反分裂，主要講達賴集團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進行分裂祖國活動，妄圖恢複農奴製度等。
我在政治學習到“反分裂 部分時退出了寺院，中共馬上逼問我退出的動機、目的，我只好謊稱我跟不上學習進度，從舉行愛國主義教育以來神誌不清等。中共又在寺僧中調查我是否真的神誌不清，對我也多次盤問，我搬到拉薩後，他們還在查，我怕招惹牢獄之災便逃到了印度。
去年九月，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有寺僧阿旺松保、阿旺塔僧、嘉措益西等三人向工作隊就西藏歷史進行辯論，結果中共工作隊馬上說這是進行分裂活動，將三人逮捕後各判三年徒刑。寺僧阿旺圖旺、阿旺嘉措在愛國主義教育的書籍封面上寫了“西藏獨立 幾個字，發現後亦各判刑三年。寺僧阿旺隆珠在工作組讓他回答六個考試題時，他會稱這樣的試題我寫不出來，當即被捕並判了三年。上述被捕者至今仍關押在堆倫德欽縣監獄中。
另有寺僧足津等五人，由於偷聽美國之音電台，發現後強迫他們作撿討；工作隊威脅說如不公開作檢討，只有一個去處 那就是監獄。五名僧侶後來被迫作了檢討。期間，凡十八歲以下的僧侶全部被趕出寺院，前後以此為借口趕走了一百四十余寺僧。
另有寺僧宗珠、克珠堅贊、益西秋扎等二十五人則押回原籍，由各自的父母擔保不需離家到外地。
在愛國主義教育期間，哲蚌寺有五十余僧由於不願發表符合中共的言論而自動請假退出。另有一些則沒有這樣消極，有一次僧侶們發現每一個人的法衣或座位上放有一本為班禪喇嘛祈禱的頌詞，中共工作隊氣急敗壞多次審問值勤的寺僧，但最後還是未查出散發者。在此之前，每次誦經都要念達賴喇嘛所著“非暴力的智慧 和為班禪喇嘛祈禱的頌詞等，中共將此視為最大的罪惡，每次念經都要專門派兩個人在旁監聽。
1996年底，郭芒扎倉的堪布從印度返回，隨即遭多次短暫拘留、審訊。有一次正在給我們講經時突然來人將他押走，但幾天後又獲釋。 我叫XX，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桑曲（夏河）縣宗教局的一名中國人和政協副主席阿拉登科喇嘛、安全局局長等人來到拉卜愣寺，將寺管會主任次成為首的三百余名僧侶招集到一塊後，宣布﹕
（1）十八歲以下的僧侶必須離開寺院
。
（2）其他各寺來學經的僧侶必須是二十五歲以下的、並經過考試者方才允入寺學經。
（3）不許有違反國法的言行。
（4）現在寺內求學之外地寺僧，限期離開，返回各自的寺院。今年三月，甘肅省宗教局的一名中共干部率三、四名隨員又來到寺院，招集僧眾開會並宣布要承認和尊敬中國政府認定的所謂的班禪喇嘛，並要嘉木樣協巴在經堂中懸掛這名漢人班禪的照片，開始，嘉木樣協巴未允，這些官員隨即將嘉木樣找到寺院赤巴格登嘉措的僧舍中，軟硬兼施迫使嘉木樣協巴將漢人班禪的照片掛在經堂內中國人所指定的位置上。
97年6月3日得到的消息﹕96年6月，所謂的“西藏自治區 書記旦增和拉巴朋措、統戰部部長羅桑丹增等共六十余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色拉寺，工作隊向僧眾散發四本宣傳書籍，要僧侶認真學習，從此寺僧被小組，每個星期最少有四天要學習或開會，會議的內容是要愛國愛教，反對達賴喇嘛，不準承認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工作隊在色拉寺住了五個多月後，大部分退出寺院，留下四名干部仍駐寺監督學習，當時規定最好每一個星期開會一次學習，如不行，則最少每月要開會學習兩次。而且還規定凡來參加會議的發放十元布施作為獎勵。未來的則罰款十元以示懲罰。這種學習方式現仍在色拉寺進行。中共還規定每星期必須抽出一天打掃環境衛生，由於這可能會殺傷許多蟲子，僧侶們很不願意但也沒辦法，還得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活動，一些宣判大會也必須參加等。
達澤德欽密教院的僧侶堅措秋君則說﹕1996年9月26日，達澤縣縣長、法院院長、公安局以及德欽鄉的代表等共十二人來到我們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其他寺院一樣強製寺僧批判達賴喇嘛，否認十一世班禪等。當時有寺僧阿旺、朋措桑丹等五名僧侶以年齡不到十八歲為由趕出寺院。1994年，我們寺院有許多僧侶在拉薩舉行抗議示威時被捕，至今在拉薩監獄關押著七人，拉薩格扎監獄關著三人，堆倫德欽縣監獄關著一人。
學習結束後，讓寺僧在一個有十個問題的試卷上回答問題，目前的四十名僧侶中，仍有七人未得到中共的紅皮證書。中共“松阿寺愛國主義教育及清理整頓工作小組於去年9月27日所出的試題中包括﹕我國的任何宗教或團體應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班禪喇嘛在世時他發表的講話之真正內容是什麼？李瑞環主席講話中確定的有關達賴喇嘛的四個本質是什麼？什麼樣的事情是罪過？市政府有關通告中對游行示威作了那些規定？什麼樣的情況下游行示威可以不被批準？寺院民管會成員的標準是什麼？舉行宗教活動時，要通過那些登記手續？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進行宗教活動？怎樣做一個愛國愛教的好僧侶等等。
國際議會議員支持西藏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於4月23日在美議會外交委員會的會議廳內召開，達賴喇嘛出席了這個為期兩天之會議的開幕式。
美總統克林頓向與會者致電表示﹕我向與會的、特別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不畏艱險以和平非暴力之崇高精神，堅持和談的、為全世界所敬仰的達賴喇嘛表示歡迎。美國人民熱愛憲法所賦予的各項自由，由於這些自由是人類與生俱有不分國界的普遍性，對破壞或不接受人權的行為，我們要不斷展開討論。向為使民主、人的尊嚴、信仰自由等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而努力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祝願會議圓滿成功！
會議通過了華盛頓宣言，其中指出﹕許多政府和議會代表多次敦促北京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展開會談，但中國政府不僅不舉行會談，反而加緊了在西藏的高壓控製等政策。根據聯合國特別觀察員、國際人權組織以及一些各國議員對過去兩年來的觀察，從中國政府在西藏加緊對藏人的宗教自由和保護傳統文化權力的鎮壓，對西藏民族之現實或政見發表議論者隨意指責、拷打、甚至剝奪生命，關閉部分藏文中學，包括西藏大學在內的各大學中減少藏文課程，卻增加中文課程等歧視西藏文化，對三大寺為主的各佛寺再次進行所謂的政治教育，逮捕拷打了許多寺僧，甚至有被拷打至死者，繼續對婦女實施絕育運動以實現中國政府自然減少西藏人口的既定政策和計劃，隨意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務，秘密關押十一世班禪丹增格登益西成列朋措巴桑波等行為，足以證明中國政府正在加緊開展消滅西藏民族之特徵的運動。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這種行為。
國際議會議員支持西藏的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分別於1994年和1995年在印度首都德裡和東歐立陶宛召開。
這次會議重申了以往會議中通過的決議內容，即根據明確的西藏歷史，西藏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與西藏人民要求自治權力的訴求是緊密相連的，國際議會成員代表大會重申達賴喇嘛和由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的代表，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途徑是中國政府在無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與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會談，會議完全支持達賴喇嘛通過和平非暴力路線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政府對與達賴喇嘛進行和談的建議不僅要經常重申，而且呼吁聯合國任命特別代表，為中藏和談創造條件；會議還呼吁與西藏和中國有商業往來的官方和非官方團體、機構，支持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和談；呼吁官方或非官方的結構在與西藏發生商業交往時，促進西藏的建設和發展，慎重考慮自己的工作是否真正對西藏人民有益。
宣言還稱參加這次會議的五十余個國家之議會代表和他們所代表的幾千名議會議員將繼續支持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正義斗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在美國訪問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高爾進行了四十五分鐘的會晤。這是克林頓任總統以來第四次以同樣方式與達賴喇嘛會晤。
在這次的會晤中，達賴喇嘛與美總統副總統討論了有關西藏與中國間的問題，克林頓在會談中向達賴喇嘛表示，他將呼吁中共與達賴喇嘛及其代表直接會談。盡管北京當局一如既往地宣稱美官員與達賴喇嘛會晤以及達賴喇嘛的白宮之行可能會使美中關系重現緊張氣氛，但克林頓仍第四度加入了達賴喇嘛與高爾的會談。美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說﹕大家心明肚知此一新招數的目的在於減輕中共抗議的程度。
白宮新聞發言人在會晤結束後發表聲明說﹕達賴喇嘛受到克林頓與高爾的歡迎，克林頓並向達賴喇嘛表示他對西藏的宗教與文化的維護繼續保持關切。
聲明又說﹕美國將繼續呼吁北京當局和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舉行高層會談。達賴喇嘛在會談後表示﹕他曾告訴克林頓他將尋求中共間的互信以獲得西藏的自治，達賴喇嘛在記者會上表示﹕他與中共間最大的障礙在於北京領導人對他的懷疑，達賴喇嘛並再次聲明他願就西藏自治問題與中共談判，達賴喇嘛指出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問題就能解決，因此，在某些時候我們需要更大的耐心。
白宮新聞秘書馬克理表示﹕克林頓打算今秋在華盛頓與江澤民會晤時提出達賴喇嘛與中共直接談判的建議。
達賴喇嘛於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對西班牙、法國、美國等進行為期近二十天的訪問。期間，達賴喇嘛還與上述三國的重要人物會面，在美國還向一向支持西藏問題的前各美國議員頒發了“正義之燭 獎，這次的頒獎是由西藏運動中心組織的。5月15日，達賴喇嘛在美國給前來拜見的藏人講話時，再次重申他將竭盡全力爭取有生之年返回西藏。他說﹕有些人擔心象現在中共搞兩個班禪一樣，將來也會搞兩個達賴喇嘛。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我在國外圓寂，西藏人民如決定尋找十五世達賴喇嘛，那麼這個十五世達賴喇嘛只會轉世在國外，而不會轉世在中國人的控製範圍內。
達賴喇嘛雖然不斷尋求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但中共對此積極行動一直采取不予理睬或歪曲的態度。四月份，達賴喇嘛在西班牙時，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以及希望北京當局同意以“一國兩製 作為西藏自治的帳本，並願就相關問題與北京當局談判時，中共卻以新華社的名義發表了〈〈是要求談判，還是假談判之名搞分裂〉〉的評論員文章，針對達賴喇嘛的言論進行抨擊，認為這只不過是達賴喇嘛假談判之名行分裂之實的障眼法，並歪曲達賴喇嘛的一國兩製是企圖恢複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製度。
4月20日，達賴喇嘛訪美前，中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是宗教領袖-還是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指責達賴喇嘛的宗教活動是以宗教作為分裂活動的政治工具，並否定達賴喇嘛作為宗教領袖的崇高地位。
五月十五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發表文章，逐條駁斥了中共的荒謬言論，文章除強調西藏在歷史上的獨立地位，並指出中共認為蒙古人佔領過的地方都是中國領土之說法的荒謬，以及解釋了蒙古帝國時期西藏與蒙古國的關系，文章並揭露了歷次中藏接觸中，中共口是心非、內外不一的許多伎倆，表明了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的立場。全文長達幾萬字。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新華社宣布原班禪轉世尋訪小組組長、扎什倫布寺前堪布恰扎仁波切泄露國家機密，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而被日喀則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六年徒刑。和他一塊被判刑的還有原扎什倫布寺德吉夏宮的負責人香巴瓊拉和商業主管桑祝等，兩人分別被判處四年和兩年徒刑。
消息公布後，美國外交委員會對此表示遺憾，並稱中共一直宣稱尊重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這一件事已揭穿了這一騙局。國際人權組織和國際大赦組織以及國際支持西藏協會等則紛紛發表談話，譴責中共的暴行。
5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秘書長丹巴次仁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共判處恰扎仁波切的唯一原因是恰扎仁波切作為虔誠的宗教徒，堅定地尊從了宗教事務的最終決定權在達賴喇嘛的原則，因而引起中共當局的不滿。
在此之前，恰扎仁波切已反複表明靈童人選的最後決定必須由達賴喇嘛作出，他還多次警告中國政府，西藏人民和佛教徒是不會承認未經達賴喇嘛確定的所謂轉世靈童。但中共政府不僅不尊重西藏的傳統和宗教儀規，反而私立假轉世。還有所謂恰扎仁波切泄露國家機密之說，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因為恰扎仁波切與達賴喇嘛的聯系，都是通過中國佛教協會進行的，達賴喇嘛給恰扎仁波切的回信，也是通過中國駐德裡使館轉交的。中共當局這次捕判恰扎仁波切，再一次證明了中共所謂的信仰自由的虛偽。表明在西藏根本談不上所謂的信仰自由。秘書長最後呼吁中國政府釋放恰扎仁波切和十一世班禪喇嘛。據了解，恰扎仁波切與達賴喇嘛的聯系，完全是通過中共當局進行的。中共出版的〈〈中國西藏〉〉九三年冬季號所刊登的《一心功德佛為根本》的恰扎仁波切的訪問記中談到﹕1993年7月20日到23日，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第二次會議召開，扎什倫布寺民管會主任恰扎活佛主持了會議，他說﹕大師圓寂四年多來，扎寺按照宗教儀規、歷史慣例和班禪大師的經師嘉雅活佛生前的指教，順利地進行了誦經祈禱、朝看神湖、向寺院發放布施、請求各地著名活佛高僧頌經祈禱、指明預言等佛事活動，對於這種情況，扎寺已通過適當的方式向達賴喇嘛進行了報告……恰扎活佛說﹕西藏自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喇嘛之後，形成一整套尋訪靈童的儀規和慣例，現在國家將尋訪第十世班禪靈童的事情交給扎寺，交給我，我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弟子，將嚴格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規和慣例，尊重藏族僧眾的意願，功德圓滿地完成班禪靈童的尋訪認定工作。從以上中共官方之文件的引文中不難看出﹕恰扎仁波切只是由於拒絕玷污宗教的純潔性和違背自己的信仰而換取中共給予的榮華富貴，才引來中共的這次判決。
西藏駐俄蒙代表的消息﹕1997年4月5日，西藏和在中亞之五十萬東突厥斯坦的領袖進行會談，並達成未來加強聯系，共同為實現自由而展開一系列活動的共識。四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開始對俄羅斯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當時在莫斯科的西藏人和東突厥斯坦人以及支持西藏和東突厥斯坦的卡爾梅、韃靼等組織和人士於當天和次日先後在中國大使館前舉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議的第一天，抗議者通過中共大使館交給江澤民一封抗議信，抗議中共對西藏、東突厥斯坦侵犯人權、剝奪自由。俄國各大電台和中國青年月刊等都作了廣泛報導。二十五日，由西藏和東突厥斯坦代表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向媒體詳細介紹了西藏和東突厥斯坦的現狀及歷史等。
2月28日，意大利上下議員的百余名議員宣布成立支持西藏的組織。5月議會議長以官方身份正式邀請達賴喇嘛訪問意議會。
97年5月7日，三千余蒙古大學生和群眾在首都烏蘭巴托的中共大使館前舉行示威游行，示威者展示了大量中共殘害內蒙同胞的照片和史料等，在發言中，許多人譴責蒙古共黨無視內蒙成為中國的監牢和殖民地。
達蘭薩拉舉行“國母杯”足球賽
母親杯足球賽為了紀念達賴喇嘛的母親而定期舉行的母親杯足球賽，於1997年6月1日在達然薩拉舉行，來自印度各地的二十余支藏人青少年足球隊參加了比賽。
西藏時裝表演由西藏兒童村組織的西藏服飾展覽表演，於1997年5月30日在兒童村舉行。展覽會上展出了西藏28個地區的各類服裝等。展覽的組織者表示﹕舉行展覽是為了讓在印度出生的西藏兒童了解本民族的傳統習慣以及西藏各地豐富多采的風土人情和不同的服裝風格。
建立體育館鑒於達然薩拉缺少體育活動場所，達然薩拉居民委員會和幾個青年團體聯合修建一座娛樂文化宮。藏人東珠旺嘉已為此捐款一塊 1500平方米的土地，工程已於確認班禪轉世之紀念日正式動工。
紀念班禪喇嘛八周歲生日
1997年4月25日是班禪丹增格登巴松寶八周歲的誕生日，由藏北同鄉會主持的幾百名藏人在達然薩拉舉行生日歡慶儀式，許多外國游客等也參加了儀式。
傍晚，幾千人舉行燭光游行，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班禪並祈禱班禪仁波切長壽。
最後的解決中共實施改變民族實質的政策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6月17日」﹕自中共當局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接二連三地在西藏進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滅絕政策，其中包括加快向西藏的移民，以逐步消滅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傳統等，其中甚至將具悠久歷史的西藏語文也視為分裂的一個根源，已開始在各學校中以中文代替本來就很少的藏文課程。
1987年，在十世班禪喇嘛的關懷下，曾製定在西藏各地的藏族學校一律以藏語教學的章程。1989年3月，正式頒布了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計劃到九三年，在小學和初中的十三之十五歲的學生中實現藏語教學。到九七年，實現中等學校的大部分課程以藏語教學。1993年，中共政府成立四個藏文實驗學校，中國政府並向大約五百名藏文教師進行培訓，但到九六年，以這些學校無合格教師為由，不僅宣布關閉，而且在學前班開始試驗用藏語和漢語混合教學。97年4月17日，所謂西藏自治區的官員取消在初低級學校以藏語教學為主的政策，從學前班開始教授中文。西藏大學的藏文課程逐漸減少，至現已完全取消。近期來自西藏的消息﹕西藏大學從97年到98年的新生招收已經停止。西藏大學的一名主管亦解釋說未再編製新的課本。
1996年12月，中共當局宣布西藏大學的西藏歷史課由藏語教授改為由中文講授。西藏大學初期成立時，是以保護西藏的文化、宗教為宗旨的，藏語班的師生以往全是西藏人，考試也以藏語為主，但今年的高考，西藏考生失去了進入大學的機會。西藏大學有十七門課程，絕大部分全是用中文講授。
1987年，中國政府所宣布的到2000年整個西藏的高等院校一律實現藏語教學的政策已被踐踏。據不久前來自西藏的消息﹕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教授和使用藏語的干部已從拉薩下放到各縣鄉。私人學校的教學也受上述中共當局之政策的影響，甘孜縣申請開辦藏語學校一直未獲得批準。據流亡到印度的藏語學校的學生證明﹕在西藏，凡藏語學校都是在動輒得咎以及隨時面臨關閉的情況下傳授知識的。1988年，中國政府宣布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 各機關使用藏語。但現在藏人如不懂中文，就很難獲得工作。法國一研究西藏教育狀況的學者指出﹕拉薩中等學校的師生，平時使用中文的頻率多於使用藏語，他還說﹕由於西藏大中小學校教學設備極差，許多學生希望到外地去學習。
1997年3月5日，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對五十名流亡的西藏學生進行調查，其結果他們一致肯定地表示﹕在西藏各官辦或半官辦的學校中沒有藏語課程。只有一些民辦學校的教學使用藏語。被調查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從小學開始接受中文教育，除去安多地區的四十余個學校，其余各中學都是以中文教授。在中學，只有少數學生獲得以藏語學習的機會；他們考試時都要使用中文。中國政府雖宣布從小學到高等院校都使用藏語，至於是否學習中文則視家長的願望而定。但目前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教育政策，是逐漸削弱西藏的語言文字。以前，從六至十三歲可以獲得較少課程的藏語教育，從九歲開始中文只是作為第二個重點科目，但目前從學前班開始即以中文講授，到大學則只有中文課程，以此手段，中共當局正在試圖實現其削弱並最終消滅西藏語言文字的企圖。
中國政府正在越來越嚴厲地以高壓手段限製西藏的語言和文字的生存與發展。從國際法的角度而言，語文作為文明的基礎，做為一個民族的主要特徵而廣泛受到尊重。中國政府亦在《國際兒童權益法》中簽了字，在該文件中，強調給予兒童教育和傳輸知識的主要目的，是讓兒童尊重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但中國政府不僅剝奪西藏語文的傳播權力，而且嚴重踐踏了西藏兒童接受本民族語言文字之教育的權力。
西藏日報5月25日報導﹕經濟發展為全國第十的四川省，極為重視並采取措施遏止社會上正在恢複的修建寺院等封建迷信活動。近一年來，該省已先後拆毀了幾百座寺院。
報導指從去年開始，在各個地區先後拆毀寺院526座，另有111座規模較大的寺院被改為敬老院、農村文化室、護林人員住室。
西藏有大片土地被並入四川，其中除了甘孜、阿壩和木裡而外，還有許多藏人被中共改稱西番族、普米族或以其它民族的名義並入。現尚不知這些被拆毀寺院中有多少是藏人的寺院。
世人所關注的、表現人類之權益的聯合國人權《人權宣言》於1948年12月10日正式公布於眾。但環視全球，人權狀況仍很嚴峻。特別是對一些國家嚴重踐踏人權的行為，國際各人權組織、國際大赦組織、紅十字會以及一些政府和許多正直的非官方組織、個人等不斷向聯合國發出呼吁。但到目前為止，聯合國並未能作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決定，也未能恢複這些國家的人權狀況。
在這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國政府象披著羊皮的豺狼列席聯合國常任理事會，而且雖然也在〈〈人權宣言〉〉上簽了字，但從1949年侵入西藏，到1959年開始對由生命和物質所組成的西藏進行大屠殺、大破壞；迫使今生和來世的怙古達賴喇嘛流亡國外。無數藏人遭到野蠻的屠殺和監禁，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被摧殘幾盡。在消滅西藏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擁有淵博宗教等知識的高僧大德和無數人民被監禁，寺院被毀，婦女被強製絕育等。其後一段時期，雖稱寬松，也不過允許部分僧侶人寺而已，他們並沒有研習深奧之宗教文化的機會。中共口稱信教自由，實際控製僧侶人數。入寺的僧侶修複了被他們摧毀的寺院，人民捐獻的財務卻被中共佔有。在社會上，對認為是持與他們相同之觀念的黨員，反複強調要立場堅定，不許進行宗教活動。為了異化青少年，在學校不教授藏語，並將宗教解釋為迷信、落後等。盜掘西藏的礦產資源，無視社會上令人嚴惡的丑惡現象等等。鑒於這一切，我們呼吁聯合國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根據人權宣言，關注並支持達賴喇嘛為消除西藏人民的苦難而向世人解釋的西藏真相和現狀。
達賴喇嘛在美議會提出五點和平建議，在法國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但中國政府卻不僅無視其在西藏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強橫無理地誣蔑、辱罵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對此我們全體西藏人民是絕難長期容忍。
從1959年開始，為了反抗中共入侵和殖民主義統治而不斷進行反抗，期間有成千上萬的西藏人被殺和被監禁。但正義畢竟是正義，1987年，由僧侶帶頭、有幾萬人直接參加的無畏的抗議示威活動，充分表現了西藏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中國政府對此采取的卻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血腥屠殺，無數人槍殺、被監禁、被拷問……例如，向藏人實施電刑，以及以饑、渴、寒冷、誣陷等進行虐待，用狼狗撕咬以逼口供，向婦女的陰道捅電警棍等，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審批程序則不僅談不上符合國際標準，而且不公正的審判在進行後也不向外公布。在法庭上，藏人幾乎沒有辯護的權力，通過這些手段，中共剝奪了藏人辯護和訴說立場的機會。在監獄中，將政治犯單獨關押，嚴禁管教以外的任何人接觸，哪怕是中共的守衛也不例外，嚴格限製犯人與家人的接觸，不僅有人數時間的限製，而且限製所帶食物等。
在獄中，其他犯人有凳子，但政治犯沒有，其他犯人可以食用從外選購的蔬菜，但政治犯只能食用獄方購來的腐爛蔬菜等。他們進行政治教育的方法是﹕立即放棄和停止對達賴喇嘛和宗教的信仰，要熱愛共產黨，無條件地遵守中共的法律和規章製度等，對不順從者，則以嚴寒、饑渴、以及專門的刑具或用鐵棍、木棒、鐵鎖等一切順手可得的器物毒打、以繩索捆綁等，象僧侶桑杰丹沛就是如此被活活打死的。
衛生方面毫不負責，藥品全是過時且已失效的，象拉巴才讓、嘎桑圖多等就是由於使用這類失效藥和未得到及時治療而喪失生命的。他們還以各種名義從西藏政治犯身上抽血，被迫進行軍事隊列訓練。那些官員和獄卒即使談一些毫無意義的話，也必須要鼓掌表示高興並高喊他們願聽的政治口號等。對這一切，由於我們全體政治犯團結一致，堅持抗拒，因此，中共方面派來軍隊逐個進行毒打，以及限製食物、飲水等已成家常便飯，難於盡數。對這些暴行，如果根據中共法律，向他們裝模作樣地專設的機構控訴的話，不僅不予受理，反而進行追查拷打，甚至延長刑期等。從中共凡對政治犯都一律殘酷虐待，好不顧忌將政治犯致傷、致殘以及使政治犯毫無權力可言，甚至難於生存等方面不難看出，上述暴行完全是中共有計劃地采取的行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當局越發殘暴嚴厲，那些中共獄卒對政治犯越殘暴，就越能獲得上司的賞識和超額的獎勵，所謂公安廳、司法廳、自治區政府等則贊賞這種暴行並為暴行創造條件，他們曾為此召開過許多會議，但這一切在〈〈西藏日報〉〉未登一字片言。
現關在我們監獄的政治犯，最年長的七十余歲，最年輕的不過十五歲，總共有二百五十三人，平均刑期七年，其中刑期最長的十九年，最短的一年。現今西藏的局勢處於極為嚴密的控製下，特別是我們的處境已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下。鑒於此，我們全體政治犯將上述告知外界，呼吁熱愛和平、民主、人權及維護正義的各組織和個人給予關懷和支持。
拉薩扎什監獄的全體政治犯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87年3月28日上午在西藏小組討論會上的發言
剛才他（指仁增旺杰）代表發言中提到有關西藏的平叛問題，這是真實的。五九年西藏發生了叛亂，平息了叛亂，這是完全正確的，是無可非議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在平叛過程中，打擊了不該打擊的無辜好人，尤其是評叛的處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更為嚴重，沒有掌握好參叛與未參叛的界線，加之生拉硬扯，輕信口供，把無緣無故的和不得已的人統統牽連進去，作為打擊對象。這種情況西藏不是沒有，而是確實存在，反映相當強烈，意見很大。我們要看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真做好工作，分析研究，正確處理，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有不滿情緒也會消除。我們大家要講的不是這些嗎？(阿沛﹕就是）以前，我受到批判的所謂七萬言書上，也把這些問題講得很詳細，尤其是有關地方政府官員方面的情況。剛才阿沛講的一樣，地方政府有他們的一套組織和紀律，貴族官員不依他的那一套，他們要摘掉你的烏紗帽，讓你穿上白氆 衣服，騎個黃公牛流放它處。怎麼辦！誰能不考慮自己的處境？
再說，當時〈〈十七條協議〉〉規定，沒有實行民主改革以前，地方政府依然行使原來的權力。屬於拉薩管轄的仍由拉讓自己行使原來的權力。但是，不是有一句話叫做以新的眼光來批判舊的，這種作法的確不好。如果是一個歷史唯物論者，應當考慮到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了什麼問題，以此為據處理問題。貴族官員世世代代為地方政府服務，加之把達賴喇嘛作為來世的救世主，聲望很高，人們心目中十分崇拜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為他們做些事，這是很自然的嗎。把這些人都看做叛亂骨干對待，進行打擊是根本不對的。這些情況我在上書上也寫得很清楚，當時受到了批判。但是批判歸批判，實話還是實話。我說的也有錯的地方，說對的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對的，說錯的，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都是錯的，這個問題要分清楚。以山南地區來說，現有自稱康巴“的叛匪騎馬挎刀，後來達賴喇嘛行至山南的時候，人們要求晉見並敬獻糌粑和酥油，當時卻把這些人當做參叛、危險分子，這怎麼行呢？這是人之常情嗎！假如說我來去的時候，藏族群眾對我同樣有獻供的事，這能指控這些群眾的政治上有問題嗎？在這裡既有藏族的習慣，又有宗教的信仰。西藏的這些特殊情況需要認真分析研究，按特殊情況加以處理才對。當然，西藏的平叛和民改基本上是對的。但在進行的過程中，受“左”的影響，不能說那時沒有“左”的影響，這些需要糾正。
比如說，我黨在建國三十多年來的工作中，有對的也有錯的，這些都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正確地總結了三十年的經驗教訓，向全世界都公布了，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講出來，不會因此降低我們黨的威信，反而威信不是更為提高了嗎！我們的部分老同誌、西藏軍區和成都軍區的部分老同誌固執己見，我以為不這樣為好。做的對的就是對的，這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一再講﹕你們為西藏的革命和西藏人民的解放事業流了汗、流了血，做出了貢獻，西藏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這是心裡話。但是，你們的工作中也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這些也留在西藏了，同樣不能忘掉，這完全是為了更好地糾正，這樣會使我們大家都更好。我是一片真心說這個話的。
這裡說句笑話，達賴大師出走，噶廈政府發生了叛亂，只有我們拉讓管轄區域未叛，當初給我們講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贖買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後來正式民改的時候卻把我們整得屁滾尿流，使人感到吃驚！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這些少部分人作為進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我們整個兒堅定不移在家的卻弄得夠嗆。當時我個人在拉薩還好，在家的從我父親開始一個個都挨斗。拉讓有個官員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來審訊，交她交待問題，她就說﹕班禪這個壞蛋可把我氣壞了！話一出口，大家以為她要揭發出班禪的什麼最大惡極的事，聚精會神地聽她說話，搞記錄的人也在伸著脖子準備把她揭發出來的問題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她開口說﹕我們跟著班禪這個壞蛋，不參加叛亂是個大錯誤。要是他帶頭發動叛亂就好了，先把漢人殺個痛快，而後跑出去，我們離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們做什麼進步、愛國、現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關押挨斗，活受罪。說到這裡他們叫她“滾！滾”這是真情，不是我隨便瞎說的呀！剛才你（指仁增旺杰）說的在家的（指未外逃的）不如外逃的，事實真是這樣，我個人有體會。例如﹕1979年達賴五人代表團來藏的時候，我父親也進藏為處理家裡的財產問題，可是沒人理他。對五人代表團一人一輛小車，配了翻譯、警衛員、陪同等一套人馬。可我父親呢，出入自治區大門都很難，站崗不讓進就在門外風雨中等待。論職位過去西藏只有兩個“公”，一個達賴大師的大父和一個是我的大父。論舊社會的職位，我父親比他們高的多，何況是一個進步人士。這樣的奇怪事在西藏不是沒有，而是有的。我們說西藏有“左”的影響，是實在的情況，不是信口開河。我不是在算舊帳，而是要在西藏人民中認真地調查一下，合情合理地落實政策，這樣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的。如﹕平叛問題在青海等地搞及更是糟糕，要是把這些拍成一部電影，都會感到驚奇的。果洛地區打死了許多人，把尸體從山上拖下來，挖個大炕埋在裡面，把死者的親屬都叫來宣布﹕“我們把叛匪消滅了，今天是喜慶的日子，你們在尸體坑上唱歌跳舞並架起了機關槍，在不管參叛不參叛用機關槍一掃，牧民的帳篷都打下去了。說實在的有少數地方叛亂了，康區叛亂的多一些，但大多數地方沒有叛亂。
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馬利地區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幾千支槍收起來，上交到政府。當時表示歡迎並開了大會表彰他們，並帶上了紅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車就全部抓起來，長期關押。有個老頭子，他也關押了幾年。康區和安多地區的情況很糟糕，十多個二十來個當場槍斃。本來這些話說多了不好，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傷了群眾的心。如果不通過認真細致地做工作，調查研究。落實政策，群眾心裡會怎麼想呢？我認為這在民族地區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要說認真細致地調查研究，分析問題，落實政策，工作要做到家，政策要落實到實處。不要給人家留下一個小尾巴，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有問題需要說明的就要說明，有罪的需要抓得就要抓起來都可以嘛！不聲不響地留下一個小尾巴干什麼？我說這種人是沒有遠見的。有一部分人干這種事很有興趣，象抽鴉片上了癮似的。
關於平叛中的問題伍精華同誌不是表示調查處理嗎？但是，需要出一把力呀！（多杰才丹﹕以我看有這樣三種情況，1、是軍隊在平叛時，沒區分參叛的和一般群眾的界線，都是一樣對待；2、是按地區說，昌都、那曲、洛隆、邊境等這些地方搞得很凶，面又寬，確實問題很嚴重；3、是地方政府官員凡是參加會議的人都當做參叛。）桑頗要不是頭上挨了石頭，還得去。下命令參加會議，當時誰敢不去？這當做參叛怎麼行？沒有道理嗎！（多杰才丹﹕以上三個方面是很嚴重的。當時上面有這樣的精神﹕大蔣介石跑到台灣去了，小蔣介石要清除乾淨。）這個在毛主席講話裡寫了嘛！我不僅要殺掉大蔣介石，而且要把小蔣介石統統殺掉。這是一點不假。我這個大班禪未死還好，很多“小班禪”搞得很慘，甚至整死了不少。（多杰才丹﹕原來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不把基層的頭人清除，人民群眾就抬不起頭等。這與不分參叛與否統統打擊有很大關系。所以“左”的影響由來已久，尤其是五九年批判彭德懷同誌，進而開展“反右”斗爭，以後“左”的東西更加泛濫成災。我們自己來說，不是沒有錯誤，而是有錯誤的。但是，九五年大量干部進藏，那種“左”的思想，使人難以頂住，民改沒有結束，他們主張立即辦人民公社。早已準備好了的。所以這些情況加以分析，錯的一定要糾正，這樣就好。軍隊很可能誤會了！）（阿沛﹕我原來不知道軍隊有錯誤。去年開六屆四次會的時候，陳明義同誌來我家問我﹕代表裡對西藏平叛問題有什麼反映？我說沒什麼反映，只是說平叛擴大化了。陳說﹕班禪委員長不是講了西藏平息叛亂才是正確的嗎？簡報都登了嗎！這個時後我才明白軍隊發生了誤會。其實平息叛亂本身沒有錯，只是說平叛過程中，打擊面大了。）（多杰才丹﹕我們從沒有說平叛是錯誤，我們說的是平叛過程中的偏差問題。）如﹕青海地區一個部落有一千到三、四千戶，人口四千五千不等，每個部落裡抓去的人數達八百到一千不等，在獄中死的三、四百人不等，將近佔一半。據去年複查，除個別部落參叛以外，大多數部落都沒有參叛。我原來上書裡面寫了被抓的人數達百分之五。當時我知道被抓的人數達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我當時沒有膽量寫這個數字，只寫百分之五。當時把我批得差點死去。經複查被抓的人數達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所以說藏族地區的問題很嚴重的。對這些嚴重的問題光說些漂亮話應付下去，不采取根治的辦法，其後果是嚴重的。我的這番話使人聽起來刺耳，但我是對黨對祖國懷著誠意而說的。
我曾經去新疆的時候給他們講過，你們的群眾工作做的好不好，只有在外部敵人向我進攻的時候才能看清楚，平時會議上講的話都是假的不可信。假如蘇聯的坦克入侵到烏魯木齊的時候，新疆人民站起來同漢族人民和人民解放軍一道，同入侵之敵拼死戰斗的話，那就說明你們的民族工作和群眾工作做的相當好了。我給他們講了歷史上的兩個例子，就是說，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世時期民族問題處理的較好，到了斯大林時期民族問題處理的不怎麼好。所以德國侵略者進攻蘇聯的時候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原來處理好的少數民族都能站起來同俄羅斯人民和蘇聯紅軍一道，向德國侵略者拼死搏斗，但是，原來民族工作做的沒有那麼好的少數民族，就是韃靼族，德國侵略者進攻蘇聯時，這個民族一下子投靠德國侵略者攻打蘇聯紅軍。這是歷史上發生的一件事。
另外，我們在對越自衛還擊戰的影片裡可以看到，越南的群眾給解放軍帶路、送水了嗎！這些都是越南的少數民族，因為越南當局對他們的主要民族京族之外，歧視少數民族，所以我們的解放軍一到，他們就出來歡迎解放軍，給解放軍帶路、送水等等。京族不同了，他們拼死不投降。越南人強悍，五、六十歲的老太婆端起沖鋒槍打，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打了我們八輛坦克。這些歷史的教訓我們要吸取，總是有好處嘛。六四年把我弄到北京，個別領導對我批判說﹕你妄想背叛祖國，發動叛亂，企圖分裂祖國，你們所有藏族干部武裝起來只不過是三百萬人，有什麼了不起。聽到這話我不僅感到十分傷心，而且感到萬分驚訝！我從來沒有背叛祖國的想法，就算我叛國，怎麼能把整個藏族人民跟我的事聯系起來呢！我認為這種提法是錯誤的。現在這樣安定的形勢下，誰也不敢跳出來，要是逃出來就會及時被消滅掉的。西藏的叛亂是幾個不懂軍事、不懂政治、不懂形勢的小丑挑起來的。要打仗，就要有個時機，有個各方面的力量，估計自己的力量和對方的力量等都要考慮嘛。隨便帶幾支槍沖過去能打贏嗎？真是幼稚可笑。可是，外部的敵人入侵進攻之時這種情況就不妙啊！這個工作現在就要做，我們的情況好的時候要開始做，要使少數民族心裡有黨的溫暖、祖國的溫暖、同漢族一起建國的優越感。只有積極為少數民族辦事，我們心裡就更感恩，感情就會更融洽。如果老是想壓，總有一天出問題。過去講戰爭是不可避免，現在講戰爭的因素依舊存在，但防止戰爭的力量越來越強。理論上是這樣，萬一發生戰爭應怎麼打？六二年解放軍在中印邊界打了勝仗。如果當時沒有西藏人民的背著糌粑、趕著毛驢、犁牛，保證後勤工作，能使戰爭勝利嗎？現在有人說中印邊界又要打，這倒是傳說，不會打起來的。要是真的打起來了，西藏人民會不會表現的象一九六二年那樣？要打個問號啊！我們有些同誌在落實民族政策上拖拖拉拉，總是那麼狹隘。我看這些人是沒有戰略眼光，沒有政治家的風度。萬一西藏有個風吹草動，中央開個緊急會議，有什麼事需要阿沛和班禪去辦，作為我們當然義不容辭。但是，平時不做好工作，到那時我們可難辦呀！我平時說話刻薄，都是為了長遠的事情。要是為自己，不需要說火辣話，我自己過得很舒服。我認為自己是中國最舒服的人了！所以考慮問題的時候眼光放遠一點。西藏有“左 的影響有什麼好處？有“左“的思想的同誌把這些壓下來的呀！最近胡耀邦同誌辭去總書記職務時，有那麼一些人在那裡放鞭炮，喝酒慶祝，說藏族的後台人垮了，現在伍精華回不來了，班禪也回不來，阿沛還不知怎麼樣。我們為什麼不能回自己的家鄉？他們高興的早了一點！這些人把我們藏族和漢族之間的關系對立起來。我們認為大家都是祖國大家庭裡的成員，應該看成兄弟關系。怎麼能說你們藏族的後台垮了呢？這個問題很嚴重！這些問題大家要很好地深思，要做好西藏的落實政策和改善藏族人民生活等工作。我們的議案涉及到對西藏的補貼不要減少的問題，飛機的問題，西藏好不容易買到了兩架飛機，結果各種刁難，人家又不給我們飛。周總理在世時，還不容易給我們修了輸油管道，現在人家提油價。如果這樣我們的車輛只好停業不搞運輸。有些事我們自己有缺點。中央給了那麼多錢到哪裡去了？為群眾辦了幾件事？還不是干部和職工吃掉了，正因為如此，不能為群眾多辦實事。但不幫助一點，西藏主要靠兩手勞動，窮透了。（阿沛﹕沒有任何基礎，只是有點農牧業，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商業。）我們自己沒有本事干，麻煩事又不少。又如思想認識上對藏文的使用重視不夠，如果說西藏全民信教的民族地區，當然要使用好藏文，但問題很多。一九五八年我在青海聽到黨內文件上說要挑起叛亂，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要回顧過去，全面認真考慮今後如何工作。現在國內形勢是和平的，盡管有些小的問題，但是，總的說是好的，是安定團結的。但不能滿足現狀，將來出現麻煩事怎麼辦？所以做好民族的工作，一時拿不出那麼多錢，但在政策規定上給少數民族以活動的余地。
止貢文麻日經學院被關閉
據最近才得到的消息，九五年藏歷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來人通知止貢文麻日辯經學院的師生到鄉政府所在地丫日噶開會，他們到會場後，有鄉長弓秋（約五十歲，止貢噶瑪人）在會上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由於達賴分裂集團實施分裂陰謀，因此要反對和批判達賴喇嘛。時有學生諾布（二十五歲）普布扎西（二十九歲）諾部（二十九歲）三人由於不滿便在會上打鼾睡覺，中共公安過來推他們說﹕這裡不是睡覺的地方，他們三人隨即帶頭走出會場，其他僧侶於是也紛紛跟進，全部離開會場返回寺院。當晚，丫日噶鄉政府的門口有人貼出西藏獨立的標語，後來得知張貼這些標語的是索南才仁（二十五歲）秋杰（二十七歲）和諾部等人，次日，墨竹貢噶縣四名安全部門工作人員前來寺院，讓全體僧侶在紙張上書寫藏文，後根據筆跡查出是索南才仁並準備將其押往墨竹貢嘎縣時眾僧不放，要求提出證據。當天，中共安全部門未能達到帶人的目的，其後中共方面又來逮捕索南才仁，但由於眾僧反抗而未遂。藏歷十一月七日，從拉薩調來兩卡車的軍隊和十輛小車，小車內全是警察，他們強力將索南才仁逮捕。
九日上午，中國軍警又一次前來包圍寺院，將諾部和仁青久美（二十二歲）秋杰等三人逮捕。
上述被捕人員中，諾部在扎什監獄關押了五個月後獲釋，其他於次年六月判刑，其中索南才仁判刑五年，仁青久美和秋杰各判三年徒刑。他們幾人被捕後，中共工作隊便開始經常前來寺院，警告僧侶們好好學經，不許干涉政治。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墨竹貢噶縣宗教局、公安局、統治部等部門的十余人來到寺院，招集僧侶開會後宣布﹕從今天開始，文麻日佛教學院正式關閉，並不準恢複。在寺僧侶必須在兩個小時以內離開寺院後返回家中，不許入其他寺院。
一個叫澎嘉的美國人給此處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國政府在美國和西歐以極低的價格傾銷用西藏犛牛皮製的皮鞋。從中共侵佔西藏以來，牛皮一直作為統購產品而禁止民間私自買賣。中共從西藏牧民手中徵購犛牛時，所出的價格只有市場價的一半以下，通過這些手段，中共從藏人手中得到大量優質、價廉的犛牛皮，然後以其他新的名稱銷往國外，賺取中國政府所希望得到的外匯。信中還介紹了犛牛的產地和有關情況，並要求聯合國和有關組織對此不公正的行為有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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