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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政府駁批中國
政府的無理指控
自今年3月10日西藏發生和平抗議遊行起,中國政府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攻擊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流亡藏人為“達賴集團”。並進行了眾多的無理指控,而且,仍在繼續進行著欺騙世人的輿論攻擊。其無中生有地指控最近西藏發生的抗議活動是由達賴喇嘛策劃的,他為恢復封建農奴社會而掙扎等等.對此,西藏流亡政府以事實攻破了中共的彌天大謊,以事實證明了中共在西藏犯下的彌天大罪.
第一章 故技重施----中共的栽贓遊戲
今年3月10 日開始西藏三區(衛藏,康,安多)爆發大規模和平抗議運動，中國政府一開始就無中生有地指控：“由達賴集團策劃” ，抗議活動是：“暴力”並且由“恐怖份子”組識的，其目的是：“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等等。 特別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向國際媒體說，“有足夠事實證明拉薩打砸搶燒事件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 。”
中國政府稱：“此次抗議事件證明了達賴標榜的“和平”、“非暴力”完全是欺世謊言”“達蘭薩拉成謠言中心。”而且稱：“拉薩發生暴亂起西藏流亡政府發了很多歪曲事實的言論。”
中國政府還稱：達賴喇嘛對華人的呼籲是“在西藏製造更多的不穩定。”另外，4月9日中國官員稱：“達賴發表這些“呼籲”和“聲明”的目是企圖挑撥民族關係，挑動民族對立。推動所謂“西藏問題”國際化，煽動西方國家向中國施壓。 ”等進行憑空捏造，大肆狂言批評。
總之，中國政府進一步地深入宣傳戰表現在其出版所謂的《謊言與真相》一書，從出版該書及宣傳中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這一事實。 在該書中所有的“謊言”都在藏人方面，而所有的“真理”都在漢人方面。
該書在4月4日由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三聯書店出版發行，三聯書店負責人張偉民誇耀稱，該書從3月27日約稿到出版，總共8天時間，創造了三聯書店歷史上出書最快的記錄。張偉民向中央電視台介紹說：“我們要表明自己的態度，用我們的工作幫助不明真相的人們認清事情的本來面目，駁斥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的不實報導。”
這本書是由已發表的若幹文章、資料和圖片匯編而成的。“用確鑿的事實揭露“達賴集團”策劃製造拉薩暴力事件”等重複中國政府的說法。該書“主要針對某些西方媒體歪曲事實、張冠李戴、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炮製不實報導予以澄清和駁斥，戳穿他們的謊言。”該書中還有中共統治下“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等內容。
總之，《謊言與真相》是針對中國人民而出版的書。因為西方媒體全面真實地報導西藏抗議事件和中國存在西藏問題的大量報導使中國人民對政府以及處理西藏問題方面的信心產生很大的擺動，因此，中國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向人民解釋自己的行為和政策。那麼，該書是中國政府再次矇騙中國人民的重頭戲。
誰在制造西藏的不穩定?
中國政府指責達賴喇嘛策劃了近期在西藏境內發生的不穩定事件，其實這並非是什麼新的說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中國的當權者們有將錯誤政策造成的嚴重責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的傳統。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錯誤的政策可以通過投票來避免或改善。但中國是共產黨獨攬大權,所以,在無法進行投票決定國家決策的情況下。中國的當權者們為了使每個問題在表面上具有合法性，常常要找替罪的羔羊。否則，就要承認自己錯誤的政策。
阿克頓勳爵說過：“歷史有權力將對造成錯誤者進行判決”。因此，對曾鈺成貝克爾“中國共產黨認為，在其控制過去是其控制未來的關鍵，是否有能力掩蓋錯誤取決於它的生存。” 的說法毫不奇怪。
如1958年至1961年間中國發生大飢荒時死亡人數多達三千萬。但是，當時沒有提起這一人為的災害。事實上這是毛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的。企圖在短期內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為把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而導致的後果。當時中國其他官員對毛的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批評。但是，毛將所有的問題推說是氣候。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氣候是非常正常的。所有的問題都是毛的政策所導致的。但是,這一事實世人最近才廣為知曉。
1962年第十世班禪喇嘛向毛為首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呈交了《七萬言書》。《七萬言書》中班禪喇嘛寫到了當時西藏的事實狀況,並且指出如果對當時的政策不進行改革，西藏的佛教，文化和民族特質將會消失。中國領導人對班禪喇嘛建議不但沒有給予尊重和聽取，反而冠罪為“班禪叛國集團”， 《七萬言書》為“毒箭”進行了批判。最後，對班禪喇嘛進行了長達14年的軟禁。
1966年，毛為挽回之前的大躍進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中受到的衝擊，在全中國掀起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運動期間消滅了中國大量的高,中級官員，而且使整個國家處於更大的混亂中。那麼，這一災難的責任又推卸到誰身上了呢？推到“四人幫”頭上了。所謂的“四人幫”裡面有毛的妻子江青。後來江青進行審判時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但是，毛沒有承擔任何的責任而獲得“清白”。1976年毛去世後鄧小平登上了政治舞臺，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且，他的兒子是在文革武鬥而致殘的。但是，鄧小平卻稱：毛澤東百分之七十是對的，百分之三十是錯的等相反的評價。
既然中國政府能把如此之大的錯誤都可以對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隱瞞真相。那麼，他們在西藏犯下的錯誤以及由於這些錯誤導致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狀況隱瞞能力究竟有多大？這是個不由而生的問號。
1987，1988和1989年分別在西藏首都拉薩發生和平抗議遊行，對這些抗議運動中國政府都採取了武力鎮壓，而且在1989年對拉薩進行了戒嚴。當時，中國當權者們把所有的責任推卸到達賴喇嘛身上進行了嚴厲的評擊。同樣1989年在中國北京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也指控“極少數反動人士”所為。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最初是為悼思中國著名改革家胡耀邦舉行和平集會而轉變為大規模民主運動的。為了支援中國北京的運動，中國大部分城市遊行浪潮激漲。中國人民解放軍當眾開槍掃射，並進行了戒嚴。
在那個非常時刻趙紫陽總理為了勸說學生停止抗議，會見學生領袖。當時，他根本沒有感到學生懷有顛覆共產黨的陰謀。學生們也以反對腐敗、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等為口號。但是在黨的高層出現分歧的情況下，作出武力鎮壓的決定。最後，罷免了趙紫陽的總理職務，並在家中監禁。
殘酷鎮壓的直接受害者是中國人民，因此中國領導人能夠給他們更多的尊重，容忍和人權是應該的。
中國政府從1958年至1961年的飢荒，文化大革命嚴重的後果以及1989年學生運動的鎮壓等沒有公認的解釋。中國人民有權力知道以上殘暴事件真實情況。同樣，最近在西藏發生的嚴重事件,中國政府利用強制手段進行了平息，但對此沒有做出世界公認的說明。栽贓達賴喇嘛，以強硬手段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並非是徹底解決嚴重狀況的最佳方式。自從中國推翻較開放的對藏政策開始，種下了如今西藏浮現的嚴重狀況的種子。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與西藏嚴重狀況的種子
中國政府1995年7月20日至23日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該會議為徹底消滅雪域千年傳統文化的陰謀提供了後盾。
該會議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層召開的，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主持了會議。現在中國當權者們稱西藏工作座談會為決策“最重要的關係西藏前進的戰略性政策”的平臺。而且在該會議上的指令決策是黨對西藏工作新的指導原則。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重要性在於它廢除了分別在1980年和1984年召開的第一次、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為了“建設”實施開放政策的決定。以上兩次會議是胡耀邦書記組織召開的，具有非常開放的針對西藏社會、經濟、政治狀況的發展需求制定了很多創新的策略。在他的領導下西藏獲得了短暫的休養，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明顯提高，而且為創建更為開放的教育和社會環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廢除了以上提到之積極的政策，取而代之四大政策是：加強對西藏的鎮壓，加強對外宣傳，加快經濟建設，鼓勵漢人定居，並鼓勵商人到“世界屋脊”享受西藏經濟利益等…。
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鎮壓政策針對的是西藏佛教，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起整個西藏寺院數量猛增。對此，中國官員認為是一種威脅。因為，他們認為寺院是西藏民族主義思想的源泉。因此，中國高層為了便於控制和管理在寺院成立所謂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為監管僧侶的[教育]事務設所謂的“工作組”。
藏人非常擔憂的是中國政府開展著一場消滅西藏文化的戰爭。當今，中國高層為了證明文革時期摧毀西藏寺廟的政策的正確性而再次提出並推廣文革時期的口號。他們當時提出：天空中不能存在兩個太陽，社會主義和西藏佛教無法並存。其意是要宗教讓路給社會主義。當今再次上馬這一政策，並利用政府所有的權力對西藏佛教進行“修改”。並加大力度破壞達賴喇嘛和西藏境內廣大僧侶間鍵如盤石的信仰關係。
1996年中國政府強加西藏人民所謂的“嚴打”和“愛國教育”運動，其目的是阻礙西藏佛教的發展。因為，中共高層擔憂西藏佛教使西藏人民的信任從中國共產黨移向達賴喇嘛。
“嚴打”運動突出的特點是，這一運動在中國和西藏的解釋和實施是完全不同。這一運動在中國是“嚴厲打擊刑事犯、打擊腐敗”。但是，在西藏中國掌權者用來打擊和消滅所謂的“分裂主義”，在西藏“嚴打”成為政治工具。在西藏不僅沒有防止腐敗，相反，讓社會腐敗的病毒對西藏佛教、西藏傳統優良習俗進行腐化、毀滅。因此，中國高層讓這一病毒任意泛濫。 1999年中國高層在四川成都召開秘密會議時，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保守派黨委書記陳奎元說：“我們要全方位的努力使西藏佛教，文化等從地球上消失。讓它在西藏下一代的記憶中消失或成為博物館中的文物。”
另外，他還說：“西藏、西藏人、西藏佛教、從另一個角度說一定要破壞西藏這個名字。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合併入四川等省內。”而且，他還說：“沒有穩定(西藏)主要原因是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因此，我們要摧毀根基。”
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現在的最高權力者張慶黎的前後講話中也可以清楚得知當今對西藏文化的嚴重打壓情況。張說：“共產黨像西藏人的父母，時刻理解孩子的需求。黨是活菩薩。”但是，在玷污達賴喇嘛時說： “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等惡言。在提到西藏自由運動時張說：“我們正在同達賴集團進行著一場血與火的尖銳鬥爭，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
西藏、中國和西方學者對西藏問題有何建議?
西藏境內藏人一個多月的連續抗議說明了什麼呢？證明了中國政府至今實施的狹隘保守政策與發表大量侮辱欺壓的宣傳等是完全錯誤的。向中國最高層呈交政策建議者中有在西藏第一個建立共產黨組織，為中共順利統治西藏作出重大貢獻的平措旺傑。他於2004年10月24日給胡錦濤的信中寫道：“就如何解決西藏的遺留問題而言，既然問題的實質並非涉外而純屬內政，那麼，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僅僅是要求名實相符的自治和相應的行政區劃上的某些變動。則對此事的性質及其前提條件，在思想認識上，大家會取得共識的，也理應取得共識。在此基礎上，中央與達賴喇嘛方面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和內政區劃的適當調整及其落實自治權兩者兼顧的問題上有個基本的共識後，應正式發表相互關係重新和好的共同的政治聲明，並在和睦友好的氣氛下，就藏族各自治地方如何統一的具體形式、實施方案、步驟措施，甚至包括各自治地方暫先通過成立某種過渡性的統一的協商機構，或者以這樣那樣的各種變通方式，以求保證和保障統一自治的實質內容和目的的其他具體辦法在內，都應以戰略眼光，高瞻遠矚、寬宏大量，本著兄弟情誼，有關各方應以誠相見，充分研討，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協商一致。” 居住中國的作家王力雄支持了平措旺傑的觀點，他在2008年3月28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指出：“這些人的一生是在反獨立中度過的，無法公開承認自己想法是錯誤。而且他們怕失去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他在文章中還說：西藏獲得和平的最有效方法是經過達賴喇嘛，他回到西藏的那天起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現在在中國出現持不良觀點的來源是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進行玷污開始的。達賴喇嘛是西藏僧侶(宗教範圍內)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反對和違背他的要求是事實上侮辱自己的父母一樣。”
作家王力雄是最近中國三十名學者對西藏問題提出十二點意見的發起人。意見發出後得到作家、學者、人權和環境人士等三百多人的支援簽字。
該意見的第一點：“當前中國官方媒體的單方面宣傳方式，具有煽動民族仇恨和加劇局勢緊張的效果，對維護國家統一的長遠目標非常有害，我們呼籲停止這種宣傳。”
另外，在意見書的第二點：“我們支援達賴喇嘛的和平呼籲，希望遵循善意、和平與非暴力的原則妥善處理民族爭端。我們譴責任何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行為，強烈敦促中國政府停止暴力鎮壓，呼籲藏族民眾也不進行暴力活動。”等內容。該意見呼籲中國政府為解決西藏問題與達賴喇嘛直接會談。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秘書阮銘對西藏嚴重的局勢具有他獨特的觀點。阮銘3月26日在大紀元發表文章稱：“達賴喇嘛一直主張和平解決，得到全世界同情，中共明明知道達賴喇嘛反對暴力，他就故意說是達賴喇嘛有計劃的蓄意挑動、策劃和煽動…”阮銘繼續說：“就好像把當年把天安門屠殺嫁禍于趙紫陽，什麼‘分裂黨、支援動亂’是一樣的嘛。”他還說：“達賴喇嘛就已經講這樣的話，‘如果再暴亂，制止不了，我就退隱’，因為達賴現在在全世界都有影響，達賴真退隱的話，中共可以把西藏漸漸打成像疆獨一樣的‘恐怖組織’，然後更加肆無忌憚的來鎮壓，西藏人的訴求一點也不講，把西藏打成像新疆一樣”等。 2008年3月27日七十位國際知名藏學家和學者們給胡錦濤發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到：“作為學者，我們研究的西藏文明不只是一個學術課題，[她]更是一個人群的文化特質與活生生的經驗實體，也是世界文明中珍貴的一員；我們因此對當下的情勢特別優心… 把最近西藏民情的不安歸結咎給達賴喇嘛，正說明了中國政府仍然在回避本身的政策失敗… 儘管後者才是民心不滿的真正原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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