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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活佛轉世的前因後果
茉莉
  最近，西藏問題變得愈發詭譎。中藏談判瀕臨破裂的邊緣，中共在國際上進一步封殺達賴喇嘛的活動空間。與此同時，北京出臺了一個管制活佛轉世的新法規，它標誌著中共對西藏和佛教的嚴厲管治，進入了新的階段。

◎ 新法規為何在此時出臺？
  由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發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已經在今年9月1日生效。在這個規定裏，活佛轉世靈童需經過政府多重審批，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重要人物更需中南海作最後定案。一直主張“政教分離”的中共，這次赤裸裸地以政治權力，干涉宗教內部事務。
  這個荒謬可笑的新法規，既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精神，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這是對全體藏傳佛教徒的人權侵犯。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共統治西藏已經57年，為什麼偏偏在此時出臺一個明明是開歷史倒車的法規？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各種角度去認識。
  回顧1950年元旦前後，原計劃先進攻臺灣、把西藏問題留到最後解決的毛澤東，在史達林的勸告下改變主意，從蘇聯發回了《關於由西南局籌畫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電報》。由於當時需面對朝鮮戰爭以及臺灣“蔣匪幫”等諸多麻煩，中共在佔領西藏後力所不及，只能匆匆地和拉薩政府簽訂了一個“十七條協定”。這個協議規定：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固有地位的職權不變，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不強迫西藏改革；保證宗教自由。
  當時尚未適應高原異域環境的漢族政權，還來不及干涉活佛轉世等宗教具體事務。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逼逃亡之後，主張無神論的中共就乾脆取消了活佛轉世制度，許多藏族僧侶被強迫還俗，活佛轉世被嚴格禁止，一度斷絕了西藏活佛的重生。
  然而，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中的一個重要制度，它具有信仰的神聖性。藏族佛教徒深信：活佛肉身死後會投胎重返人間，繼續普度眾生。那些年，一代一代的活佛圓寂後，在境內被禁止轉世的他們，便轉世到自由的境外去了。於是我們看到，藏傳佛教這支蓮花在海外越來越豔麗，大大小小的西藏活佛自印度奔走世界各地。
  到了八十年代胡耀邦執政時，開始撥亂反正，提出了尊重宗教自由，對西藏的政策變得較為寬鬆。於是藏傳佛教在境內開始復興。在海外轉世的活佛，紛紛被境內的藏民所信奉。中共這才發現事情不妙，他們把這樣重要的宗教領導權，拱手讓給海外流亡藏人了。
  於是他們開始亡羊補牢。在八十年代後期，特別是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介入活佛轉世制度，到新法規出臺之前。就有上千名藏族靈童在中共控制下被認證為新活佛，其中眾所皆知的，有原在境內的十七世噶瑪巴和假班禪。

◎ 針對法輪功復興本土宗教
  前不久，筆者在臺灣參加蒙藏委員會舉辦的《西藏人權問題國際研討會》時，曾聽一位學養深厚的教授談到，中共出臺的這個干涉藏傳佛教的新法規，和法輪功的興起也有點關係。
  據說，想要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在全世界的盛行感到恐懼，他們因此有點後悔，由於長期壓制中國的傳統宗教——佛教與道教，導致需要安慰的人心轉向法輪功，令法輪功應運而生。於是，當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召開諸如“世界佛教大會”之類的宗教會議，希望復興本土宗教，自己扮演起世界宗教領導人的角色。
  想要復興本土宗教，卻不肯給宗教以自由，身為無神論者的中共，其角色無疑是尷尬和矛盾的。無論怎樣被國際社會嘲笑和指責，在以權力為本的中共領導人看來，不抓宗教領導權是不行的。因為，復興了的中國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是一支很大的安撫人心的民間力量，他們絕不能讓這種力量置於其管轄之外。於是新法規就必須出臺，活佛轉世的程式和結局必須置於當局的控制之下。
  平心而論，中共的這個新法規除了明顯針對達賴喇嘛、企圖控制達賴喇嘛未來的轉世之外，多少也有一點整頓佛教界次序的考慮。近年來，藏傳佛教流傳到漢人地區，一些商人甚至政府官員都信仰了藏傳佛教。由於中國境內普遍的金錢至上和道德淪喪，導致一些不倫不類的假活佛到處坑瞞拐騙，令社會各界尤其是佛教界非常擔憂。中共因此也想通過控制活佛轉世，來規範並制止活佛亂象的問題。
  其實，活佛亂象這類問題，應該由宗教內部的人自己去管，而不應由共產黨政府去管。藏傳佛教人士最怕假活佛敗壞他們的名聲，自然會認真對待這類問題。而且，由自己的宗教領袖來清理內部糟粕，會令廣大藏人信服，比共產黨政府出面管治的效果要好得多。

◎ 中共徒勞培養自己的反抗者
  這個新法規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發表共同聲明，表示絕不接受中國政府的這個法令。流亡藏人普遍認為，新規定對挑選下任達賴喇嘛沒有影響。
  唯色和王力雄則認為：本來沒有資格認定活佛的世俗政權，憑著發放一紙所謂的“活佛證”而成了活佛的主宰，迫使多數活佛不得不聽命，也造就了一批“披著袈裟的狼”。
  在筆者看來，活佛認可手續掌握在政府手裏，中共自然要利用這個制度來培養他們自己的人，藏傳佛教因此有可能被污染、被奴化。例如，唯色曾提及一個中國名字叫龍安志的美國人，此人為英文報刊撰寫類似《人民日報》觀點的文章，獲准在西藏開酒店賺錢，他的美國兒子居然也成了藏傳佛教的轉世活佛。
  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藏傳佛教作為一個偉大的宗教，它有自己的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系，與世俗的共產黨觀念是格格不入的。由中共認可或者一手培養的活佛，只要他們深入鑽研佛教經典，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精神上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此外還有民族因素，大多數藏族活佛最終會認同自己的民族，他們未來所選擇的道路，就不是中國當局可以控制的了。
  例如第十七世噶瑪巴‧伍金赤列多吉活佛，他于1992年經國務院宗教局批准坐床，曾受到包括江澤民在內的中央高層領導的接見。按照中共的說法，這位小活佛是在党和政府的關懷下“健康成長”起來的。然而，這位“健康成長”的少年法王剛滿十六歲，就立即逃離中共的控制投奔印度，以行動證明中共教育的失敗。
  又如已故的十世班禪喇嘛，半個世紀前中共佔領西藏時，他還是一個12歲的小孩子。中共極其重視他，費盡心機抬高他的地位，讓他和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並給他人大副委員長的高位。然而，那位可敬的班禪仍然和共產黨離心離德，他在《七萬言書》憤怒控訴中共毀滅宗教和毀滅藏民族的罪惡政策。最後他甚至圓寂在西藏，不再回中共安排他居住的北京。
  由此看來，企圖用管制活佛轉世的方法，培養親共的活佛，以此來馴服藏民族，中共註定是徒勞一場，其結果往往是在為他們自己製造反抗者。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7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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