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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四十年回顧
漢人對西藏問題的轉變
隨著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聲望日益提高以及海外漢人開始具有瞭解西藏真實的歷史和現狀的機會，對於西藏問題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在遭到中共血腥鎮壓以後，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者、學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國，他們由於自己親身經歷和體會，認識到藏人為了爭取自由，反對中共侵略而進行的鬥爭是合理、正當的事業，在瞭解到西藏真實的歷史和現狀以後，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和其他的宣傳一樣，中共有關西藏的宣傳是不真實的，因而許多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在見到達賴喇嘛時，對漢民族帶給西藏人民的苦難表示愧疚并道歉。
以曹長青的《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為主的一些中國學者基於維護正義的立場根據史料對西藏歷史和事實進行考證，揭露中共當局偽造歷史以及剝奪藏人人權等的文章日趨增多，這種基于正義的文章與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歪曲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共歷史學家牙含章在其《達賴喇嘛傳》的序言中寫道﹕“為了鬥爭的需要，組織上要我寫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書，既用於駁斥反對派散步的讕言，也用於對廣大西藏人民進行反帝愛國主義教育”，歷史學家不尊重歷史而根據鬥爭需要，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學生領袖姚勇戰在《西藏問題的兩個焦點》一文中指出﹕“元朝佔領了西藏，但元是蒙古人佔領漢人的中國，中國自己也被佔領，能從而推斷出中藏在元朝時是一個國家即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嗎？這恐怕很牽強”。
中國大陸記者唐達獻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的報道《刺刀直指拉薩》也記錄了中共于 1989年在拉薩施行軍事戒嚴以及對藏人殘酷殺戮的過程。中國作家嘵明和陳力在《班禪轉世摯簽內幕》揭露了中共不擇手段干涉宗教事務的內幕等等。
對於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道路以及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更是得到大量漢人的支持，中國民運領袖魏京生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要求尊重藏人人權，并表示支持西藏人民自立自主的權利。
由許多中國學者起草的《聯邦中國憲法》也指出應給予西藏以邦聯的地位，中國民運領袖王希哲和劉嘵波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也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並與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進行和談，指出自決權是當今民族權利的基礎，是聯合國人權憲章的第一條等等。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般而言，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同時又處在沒有自由與和寧的社會環境中，因而感到沮喪失望並將注意力投向宗教信仰。歷史上中國就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因此，佛教的復興是水到渠成的，目前許多的老人甚至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以旅遊為名前往西藏朝聖，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從大昭寺或布達拉宮得到達賴喇嘛的照片以便供奉，這是中國領導人始料所未及的現象。
1995年 9月，達賴喇嘛在美國對海外華人發表演講時指出﹕“不僅在國外，在中國國內關心西藏問題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趨勢。倡導與慈悲相聯係的品行是極端重要的，特別是中國，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與慈悲思想相聯係的品行亦將使整個世界得益。這樣作即使有困難也要有克服苦難的決心和信心，要做出極大的努力，全世界的學者和青年知識分子都有責任成為這一事業的帶頭者，責任是重大的”。
達賴喇嘛對未來的遠見卓識和偉大的呼吁，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時輪金剛大法會的願望一樣，一定會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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