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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尋求和談的途徑

雙方接觸以及代表團赴西藏
繼續尋求接觸
五點和平建議及以後的接觸

雙方接觸以及代表團赴西藏
公歷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間，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沒有發生任何聯係，即便如此，在此期間達賴喇嘛始終堅持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剛到印度後的公歷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達賴喇嘛在木索里發布的新聞公報中聲明 ﹕ “ 從根本而言，雖然在西藏的中國領導人最近在西藏的行為令人遺憾並讓人感到憤怒，但是，我們西藏的僧俗人民對中國人並未抱著仇恨或敵視的態度。 ” 、 “ 為了進行和談而鄭重呼吁，應盡快創造和談所必需的前提條件。 ”
當中國政局發生很大變化時，達賴喇嘛于公歷一九七八年在西藏三．十抗暴紀念儀式上指出 ﹕ “ 讓原意到國外的西藏人出來，或與自己的父母兄妹等見面，或看看在國外西藏人的現狀，而後再回去。同樣對願回西藏探親參觀的在國外西藏人亦給予這樣的機會。如此，才能夠清楚或令人信服的認識到西藏的實際情況。 ”
公歷一九七八年底，香港的新華社社長李菊生通過他的一個朋友與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先生進行聯係，兩人并于一九七九年一月會晤，當時，李菊生轉達了鄧小平就解決西藏問題一事希望嘉樂頓珠先生到北京的邀請。
公歷一九七九年二月底，經達賴喇嘛的批準，嘉樂頓珠先生以私人名義前往北京。
在中國、嘉樂頓珠先生會晤了中國的各個高級官員，他們聲稱 ﹕ 由于 “ 四人幫 ” 的掌權，破壞了中國政局的穩定，損害了工農業的發展，從而使西藏也遭受到巨大的困難。 “ 公歷一九五九年西藏的抗暴也是由于各種因素而造成的，與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沒有任何關係 ” 等等。
嘉樂頓朱先生在與鄧小平會晤時，鄧表示 ﹕ 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不管年老或年青的，為了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而前來西藏，他還說 ﹕ “ 除了西藏的安全獨立而外，其它有關西藏的任何問題都原意協商。 ” 由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為了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于公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先後派出了三批參觀代表團。
其後雖又組織了以西藏宗教人士和各個地方人士組成的第四批十六人代表團，但公歷一九八零年八月六日，中方卻以 “ 現西藏正處于寒冷的季節，加上忙于西藏的發展與建設，未能妥善地做好接待代表團的準備工作 ” 為由不予接受。在我們反復向中國政府提醒這是鄧小平對西藏人的邀請以後，才于公歷一九八五年七月由禦任噶倫貢德嶺．俄塞堅參率領的第四批參觀代表團前往西藏。從此以後，中國政府再也沒有接受任何代表團的參觀。代表們在實地調查了解後，就西藏的真實情況向中國政府做出了要求慎思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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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尋求接觸與和解 　
達賴喇嘛與西藏政府為了加強同中國政府的聯係，增強雙方的了解而竭盡所能地尋求各種途徑。當時，為了增加雙方的信任，西藏流亡政府曾提出部分建議 ﹕ 公歷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就國內外西藏人的往來要求中國政府放寬現有政策而卻被拒絕。因此，西藏人到國外去探親者，不僅要被調查其歷史、背景等，而且還要留下一名家人為人質方才准許。同樣，流亡藏人回西藏探親者必須領取說明是所謂 “ 華僑 ” 的證明文件。西藏政府為了加強藏漢之間的交往而提議在北京設立西藏的一個機構，被中國政府所拒絕。
公歷一九八零年九月，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讓幫助西藏的五十名志願教師前去西藏工作，而中國政府回答說 ﹕ “ 由于這些青年生長和學習于印度優越的環境中，所以，很難適應西藏惡劣的生活條件，如此還不如讓這些青年教師到中國的各個民族學院去。 ” 對此，我們聲明這些西藏青年教師是非常明確地知道西藏的生活條件艱苦而志願前往的。最後，中國政府再也沒有找到其它的拒絕這些志願教師赴藏的理由，便聲稱這些青年必須首先成為中國的公民，由于這是他們絕對無法接受的條件，所以，那些志願教師未能前往西藏。
公歷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們向中國官員呼吁，為了密切境內外西藏人的聯係，希望能夠讓十一名西藏學者前來參加有關西藏學的研討會，對此，中國政府根本予以拒絕。
公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達賴喇嘛在一封給鄧小平的信中指出 ﹕ “ 為了讓西藏人擁有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幸福，雙方在忍耐寬容的同時，運用極深的智慧，進行努力的緊迫時刻确已來臨。就我個人而言，自始至終是抱著不分國界疆域，只求為了給整個人類，尤其是貧困的人們謀求安樂而竭盡全力進行努力的願望。對上述問題，希望能夠確知你們的觀點。 ” 對此，中方不僅沒有給予任何的答復，相反的，胡耀邦于公歷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給了嘉樂頓珠一份所謂 “ 對待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 ” 的文件，在該文中，企圖將西藏問題轉化成為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事實上，正因事關未來西藏的安樂之本，達賴喇嘛于公歷一九八二年四月派遣最高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國官員一起進行試探性的會談，該代表團還提出許多可供中國官員參考的有益的建議。公歷一九八三年二月，達賴喇嘛表示了約在一九八五年左右回西藏去看看的願望。當時，在西藏新展開了所謂 “ 清除精神污染 ” 的政治打擊運動，有許多人被逮捕和判刑。
為設法停止在西藏的政治鎮壓運動，以及為達賴喇嘛的回西藏參觀一事和尋求藏中繼續會談的途徑，公歷一九八四年十月派遣了由三人組成的最高代表團到北京，然而，對提出的協議方案，中方不僅不予接受，而且，中國政府還將雙方已約定不向外公布的我方之提議，在他們的報紙上進行歪曲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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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和平建議及以後的接觸
由于上述原因，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在竭力尋求了與中國政府直接和談的途徑而未能如願後，迫于無奈，達賴喇嘛只好將他的觀點或願望向國際社會公布，以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援。
公歷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國議會的人權委員會，達賴喇嘛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即 ﹕
（ 1）將整個西藏改變成為和平區。
（ 2）放棄將大量中國人遷移到西藏的政策。
（3）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的人權及民主自由。
（ 4）設法恢復和保護西藏原有的純淨的自然環境，停止在西藏生產中國的核武器和棄置核廢料的行為與計劃。
（ 5）開始有關西藏未來之地位以及藏中間關係之真誠磋商。
公歷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國政府的首腦們對上述建議不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指責達賴喇嘛，這使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疏遠。不管中國政府做出如何粗暴的回答，公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達賴喇嘛仍將明確表明西藏人立場之共十四條解釋內容的信函交給中國政府。
公歷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上公布了另一個協議方案，對上述和平計劃中的第五條有關事項開始進行磋商問題做了詳細說明。
上述協議方案在公布以前，即將文件副本送達中國政府駐德里使館。其後駐德里的西藏政府代表辦事機構于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分別就以此有關的事項與德里的中國政府代表進行了會晤，並就中國政府發布的各新聞公報中的疑慮問題進行了說明。在所做的諸多說明中，包括申明斯特拉斯堡建議是符合鄧小平于公歷一九七九年對嘉樂頓珠所說，除了西藏完全獨立而外，其他問題一概可以討論之精神的。指出 ﹕ 斯特拉斯堡建議中，達賴喇嘛除了指出與中國和睦共處而外，並未提出要分裂等等。公歷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德里的中國大使向達賴喇嘛的某高級官員提出 ﹕ “ 中國政府願與達賴喇嘛的代表進行會談，而且，會談的地點與時間也由達賴喇嘛決定。
對中國政府公布的這一決定，西藏政府在表示歡迎的同時，于公歷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聲明 ﹕ “ 中國接受了我方的和談願望，我們希望這是中國政府原意誠懇地解決西藏問題的標誌。 ” 公歷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在德里的中國大使館通知中方 ﹕ 談判地點選定在瑞士的日內瓦城市，因為那里不僅方便，而且是中立地區，會議時間定于公歷一九八九年�
公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向嘉樂頓珠表示 ﹕ 對斯特拉斯堡建議的有些內容有不同的意見，但這些困難通過協商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到公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國中方卻通過駐德里的使館提出了以下進行會談的前提條件。
（ 1）中國政府不同意公布的會談地點和時間，會談的最佳地點是北京。
（ 2）達賴喇嘛任命的六名會談代表，都是平常進行分裂活動的分子，所以中方難以接受。尤其在內部的會談中讓外國的律師參加更是不能接受的。
（ 3）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直接進行會談，但如派遣達賴喇嘛信賴的如嘉樂頓珠先生等人，則中方原意接受。
（ 4）斯特拉斯堡建議無法成為會談的基礎，會談的先決條件是要維護和承認祖國的統一。
由于中國政府提出的會談前提條件完全違背了以往做出的承諾，所以，西藏政府在表示遺憾的同時，在公歷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對上述問題做出了以下回復 ﹕
（ 1）由于中國政府同意由達賴喇嘛選擇談判地點和時間，所以，達賴喇嘛才誠懇地決定會談地點為瑞士城市日內瓦，時間為一九八九年一月。
（ 2）在中國政府的對外公告以及流亡政府的許多次答復中，都聲明原意與達賴喇嘛指定的代表進行會談，而此次中國政府卻聲言不接受達賴喇嘛任命的代表團成員，叫人莫衷一是。指定誰為代表是按達賴喇嘛的意志決定。範普拉赫並非會談代表，而是代表團的法律顧問。
（ 3）根據中方建議，嘉樂頓珠將被任命為代表團的顧問。
（ 4）未來的西藏問題，只有在雙方都誠懇地，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會談，才會產生具有實際意義的成果。斯特拉斯堡建議是漢藏問題進行會談的最合理的基礎。
公歷一九八九年二月，班禪大師圓寂。達賴喇嘛隨即向中方提出，根據傳統，希望能夠允許由十余人組成的吊唁小組到扎什倫布寺、拉薩、塔爾寺、拉卜愣寺去進行供施活動。對此，中方于公歷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回復道 ﹕ 在西藏以往沒有進行類似大規模地吊唁、供施活動的先例，且在吊唁小組中有兩個領導是噶廈的官員，對此無法接受。我方即明確表示原意從吊唁小組中撤回那兩個人。
公歷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中方又提出讓達賴喇嘛特別任命兩至三名喇嘛，取道北京直去扎什倫布寺，在吊唁、供奉完畢後即刻返回印度，同時還指責 “ 騷亂 ” 的指示者是西藏流亡政府，並對達賴喇嘛呼吁世界各國的領導促使撤銷西藏的軍事戒嚴一事橫加指責。
公歷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西藏政府通過駐德里的中國使館對此明確做出了答復 ﹕
（ 1）對班禪大師的圓寂進行吊唁一事如以往多次所述，是由于歷輩班禪特別地精于對時輪金剛的實踐，所以，在吊唁和進行供施活動中需要的僧侶數已有明確說明。又由于此次派遣的宗教代表團，根據中方要求，同意從吊唁小組中退出兩位政府工作人員，而現在，即使已同意前去吊唁的兩至三名喇嘛，也必須由北京直去扎什倫布寺，對此我們深表遺憾且僅派兩至三人是沒有意義的。
（ 2）對近期在西藏發生的反抗運動，中國政府所謂這是由于我們所造成，以及是我們派遣了破壞分子和運送了武器等嚴重指責，我們希望中方能做出證明。為了認識西藏產生動亂的真正原因，應允許沒有偏見或偏向的國際調查小組前往西藏。
另有一件未寫明的情況，即據近期的報紙報道 ﹕ 閻明復在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聲稱我們為了在西藏製造騷亂而派遣人員並運送武器等，對此我們深感遺憾，因為我們一直認為他是中國政府的新領導人當中，能夠了解實際情況且較為開明者。
（ 3）達賴喇嘛為了解決西藏所面臨的困難而向世界各國的領導發出呼吁，這是任何人在遇到困難時都有的請求援助的權利。當時，與別的各國領導人一道也向鄧小平發出了類似的呼吁。達賴喇嘛與中國直接會談以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是眾所週知的。而中國政府並未對達賴喇嘛所努力與中國政府繼續進行聯係給予足夠的重視。
（ 4）我們再次敦促中國政府要盡快舉行藏中間的會談。以其他問題為借口從中設法拖延是徒勞無益的。達賴喇嘛有關舉行會談的建議于去年六月提出，並表明了希望會談能夠于一月份開始的願望。從公歷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開始，我們從書面口頭與口頭兩方面對中國政府提出的疑慮和不同意見通過使館進行了解釋。由此，所謂以破壞了和談的氣氛，從而使和談延緩等，將一切罪過全推到我們身上絕非公道。
根據我們迄今為止的經歷，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依賴強力進行鎮壓的意志並未改變，由此，假如中國政府繼續實行類似的解決方法，那麼，為了在未來的會談中避免類似的無理指責與強橫，在我們之間有一個中間人是很有必要的。 ”
西藏戒嚴後，達賴喇嘛為了與中國政府舉行和談，提出希望現在香港舉行預備性會議並決定派出代表團。為了創造和談的條件，達賴喇嘛呼吁解除在西藏的軍事戒嚴。
公歷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政府在其通過駐德里的使館做出的答復中，除了聲言為了對進行打、砸、搶的少數犯罪分子進行打擊而進行戒嚴是完全必要的，提議解除戒嚴是對犯罪分子的包庇，以及對達賴喇嘛的關於將整個西藏改變為和平聖地的建議表示不能接受而外，對在香港舉行預備性會談的建議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達賴喇嘛為和談而提出了方案，並為了得到中國政府的響應而在忍耐中等待兩年多以後，于公歷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在三．十抗暴記念日發表講話時聲明 ﹕ 如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政府對提出的會談建議不做出積極的反應，那麼，（達賴喇嘛）將會認為他已解除為斯特拉斯堡建議的實施而負有的責任。
公歷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駐德里的大使館，達賴喇嘛表示 ﹕ 為準確無誤的尋覓到已逝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而原意進行協助。為此，達賴喇嘛還表示了派遣由高級活佛和堪布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拉薩附近的 “ 神女湖 ” 進行祈禱和觀湖儀式的願望。三個月後，中國政府在回復中聲稱此事勿須外界干涉，班禪的轉世靈童自有扎什倫布寺的有關人員進行尋訪等等。
雖發生如此的阻礙和令人沮喪的情況。然而達賴喇嘛並不以此為止。公歷一九九一年十月，在美國耶魯大學發表講話時，達賴喇嘛提出 ﹕ 為了親自解決西藏的實際情況而願與中國官員一起前往西藏。
公歷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國總理李鵬到德里時，達賴喇嘛表示願與他會晤，因希望事情有個結果而提出的這個善良的建議，中國政府卻沒有接受。
根據這一系列的遭遇，公歷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西藏人民議會在新通過的一項決議中被迫規定 ﹕ 在中國領導人方面未做出實際意義上的表示以前，西藏政府方面不許有進一步與中國進行協商的行動。同時在該決議中還規定，如果中國政府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進行和談的建議則不在決議限制的範圍之內。
公歷一九九二年四月，在德里的中國大使會見嘉樂頓珠先生，提出以往中國政府的立場雖嫌頑固、僵硬，但如西藏方面對實際問題進行慎重考慮，則中方願做出讓步。
由此，嘉樂頓珠先生根據中方的邀請，于六月份經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批準前往北京。嘉樂頓珠先生回來後向達賴喇嘛和噶廈匯報了與中國領導會晤的情況。隨後又在第三次西藏人民議會的會議上對此進行了討論。
對嘉樂頓珠先生，中國駐德里的大使館雖表示會做出讓步，但到中國後，從中方的立場中不僅看不到任何類似的跡象，而且還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橫加指責。因此，為了對中方提出的各個問題進行解釋並闡明西藏流亡政府的觀點，決定派出一個以嘉樂頓珠為首的代表團到中國。該代表團還將帶去達賴喇嘛給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信函。
由三人組成的代表團在被選定的同時，為了就他們的行程等準備問題進行協商而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七日與在德里的中國大使館的程端生先生進行了會晤。
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堅信，雙方在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開始通過和平協商，是解決西藏所面臨的困難的唯一途徑。
對此，許多政府表示支持，是令人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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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尋 求 和 談 的 途 徑

十一、尋求和談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