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西藏生與死

第一章   新民族主義的興趣

  毛澤東去世之後，停靈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供萬民瞻仰。然而，當存放在玻璃棺中的遺蛻，依舊釋放出陣陣防腐劑幽香的時候，中國已經在思想領導路線上，做了一個急轉彎了。隨著獨裁者的消逝，以及「四人幫」的鋃鐺下獄，中共新的領導階層，是應該在毛澤東思想的破產中，吸取一些教訓的。在這批人的統領下，中國是個被國際孤立的地廣民窮的國家。身為第三世界老大哥的中國，曾經異想天開地，要用狂妄的主義、理論來闖揚人道。然而在歷史嚴肅的考驗下，她卻為施行奄奄待斃的制度所造成的慘狀，做了無奈的見證。中國不但不能聲威遠播，連昔日的藩屬也一個個地不齒於她往來。算算總帳，追求共產主義的結果，卻造成了共慘的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三十三年後的日子裏，中國至少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盲，八億的農民生活在極端的貧困之中。在全國最落後的安徽省和甘肅省境內，連年的災荒造成了累累的餓莩。盡管毛澤東不斷地嘲弄美國祇不過是一隻「紙老虎」罷了；他自己夢寐以求的強大赤色中國，充其量，也祇是一條假龍而已。
  此外，在西方世界，對中國「古拉格」的指證愈來愈多，終於掀開了中國集中營制度的殘酷內幕。蘇俄的「古拉格」沒有什麼值得嫉妒的。外國「貴族」以及被騙而促進「人民友誼」的華人團體，也不再這麼容易就被中國宣傳的簡陋陷阱所蒙騙。同時，西方的觀察人員們，即使是一向即為北京喉舌的那些人，也群起而攻之，指責毛澤東時代的屠殺行為。至於法國境內的毛澤東主義分子，以及對「偉大的舵手」歌功頌德的人們，則面紅耳赤地快快收拾文房四寶，草草結束不再有內容的革命論戰。
  面臨如此嚴重的脫軌，黨的指導路線一定要有大幅度的修正才成。北京當然不會放棄馬克思主義。在依舊七九年的時候，老經濟學家陳雲，就已經感覺到太過于自由化的危險了 ﹕ 「群眾想要掀開鍋蓋。一旦鍋蓋被打開，文盲的權力就面臨了危機。」對權力圈而言，他們祇是要改革共產黨，以便可以在競爭激烈和比賽「進步」的現代世界中苟延殘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召開的「三中全會」中，以剛剛獲得平反的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獲得勝利。

一、中國改弦易轍
  在一個清爽的早晨，整個中國逐漸地從睡夢中清醒，睜開惺忪的睡眼，驀然發覺東方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所欽定的血紅了。《人民日報》解釋說，階級斗爭與揪反革命分子已經不再是第一優先了，從現在開始，要把所有的精神和力量投入實現農業、工業、科技及國防四大現代化。「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變成了中共百萬忠貞幹部新的政治信條。
  以前被統戰捧上天的毛澤東主義的模範勞工，變得一文不值，大家轉而嚮往「萬元戶」。這些「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新英雄們萬歲！在鄉村，他們賺錢又快又多，方法卻非常簡單；在人民公社公共造產的時候，一個個懶得像條蟲；土地一旦發還私有，一個個勤奮得像條龍！政府再度鼓勵家庭生產，很快地，人民公社變成了痛苦的回憶。所有的報紙，所有的地方電台，談的都是要打破毛澤東時代，不管勞動量，不管能力高低，大家等酬的「鐵飯碗」。毛澤東式的平均主義，曾經風騷一時，星移斗轉，現在則是鄧小平式的不平等萬歲！這種實際政策，很快地就看出結果；五穀的生產量，有著戲劇化的增加；從七十年代的三億噸，跳增為一九八四年的四億七百萬噸。這個紀錄到現在是高高在上。中國人終於在肚子餓的時候，又有東西可以吃了。
  至於城市，情形也是一樣。從一九八四年十月開始，中國實施了野心勃勃的「都市改革計劃」。這個計劃的策劃人，當時的中共「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慘案後，流亡法國。工廠裏的「大鍋飯」制度被優秀勞工獎金制所取代。被毛澤東王朝臭罵了三十餘年的人類剝削的代表作 �� 私人事業，現在卻變得合法化了。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走的那一年，手工藝生產者與商人等「個體戶」，祇有三十萬；到了一九八八年時，確有二千多萬戶。在某些地區，一些私有工廠甚至擁有上千的職工。整個中國再度發高燒 ﹕ 向錢進。新中國的工業城，再度引用童工，不，應該說得正確一點，剝削童工。在文革時期會被判處死刑的賄賂，現在卻是沒有了它什麼事也甭想做。由高幹子弟形成的新階級，逐漸取得了中國的主宰權。這群得天獨厚的紈褲青年，時常在路人羨慕的眼光下，騎著極為豪華的摩托車到處兜風。
  從前毫不猶豫傾倒在毛澤東腳下的西方，又開始熱情洋溢地到處贊揚「小鄧」。被某些西方的雜誌評選為「當年名人」的鄧小平，志得意滿地不斷重復他那句具有魔力的諺語 ﹕ 「不管貓是黑是白，會捉老鼠就成。」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夸張地認為，這是中國新的經濟革命。甚至有些不動腦筋的人，認為中國成為了民主國家。另外有些人則預言，中國會走回資本主義的路線。然而國家大事，敗壞到這種地步，中國除了改弦易轍之外，難道還會有其他別的辦法了嗎？在這種情勢之下，一個主政者，不再頑固地死命抱著已經是千瘡百孔的惡劣政策，這有什麼光耀，有什麼勇氣值得如此大肆地吹噓呢？
  然而，即使是當權政府，不得不發動幾次「反精神污染鬥爭」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界而言，「開放政策」多多少少還是有狂風大雨的暴風眼的作用。有幾次，政府幾乎控制不了。說真的，二十年來，中國官方媒體和大學，從來沒有這麼大膽，這麼自由地討論思想問題。當然權力圈也毫不遲疑地，把能夠對他們造成威脅的反對人士一一下獄。他們之間，最為出名的一位，就是魏京生。他是最先在「北京的春天」時，為了批評鄧小平而付出慘重代價的幾個人之一。祇是為了要求「第五個現代化」 �� 民主，他從一九七九年起，就被秘密地關進足以令他發瘋的黑牢。在那個時候，他有位名叫梅亞美的藏族女朋友。從那個時候，這位高幹的女兒就移民德國，住在慕尼黑。還有很多其他的不滿分子，被經過草率的政治審判後，即被押監。
  在宗教方面，中國政府宣稱，一定會遵守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傳教行動，還是行動，還是受到嚴密的監視 ﹕ 不過在城市裏，不少的佛廟、清真寺及教堂重新開放。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其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北京強調 ﹕ 「中國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不過他們並不反對別的人有宗教信仰。他們並不贊成用強迫的方式來廢除宗教。」（1）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這又是一種戰術上的改變，但是基本目標還是不變，因此相信中共會不再繼續朝清除所有的宗教而努力，是太過于天真的。中共一向認為，宗教是妨礙解放，妨礙把個人融入物質的社會主義的有害的迷信。了解到單單是靠壓力，是沒有辦法達成目的，中國新的領導者認為，隨著經驗及社會的進步，宗教會自我淘汰，根本不需要操心。工業先進國家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大體上說來，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這一段時期，算是一個受了創傷的民族，休養生息的時期。在這十年間，新的改革路線，新的開放政策，讓十億的男男女女，有時候包紮傷口，重享人生的樂趣，衡量到底他們自己的國家窮到那一種地步，也讓他們有機會看看，他們之間絕大部分人，連想都沒想過的外界。在這同時，中國也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 她終於摸清楚，她經濟的落後程度。從此，企望不再是個妄想。

二、胡耀邦愧極淚下
  這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對西藏意味著什麼呢？西藏的經濟改革，是從中國對在「雪域」所犯下悲劇性的錯誤，所做的自我批評開始的。這個自我批評還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零年到西藏視察時的手筆，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幹部，是這麼坦誠地對待西藏的悲劇。胡耀邦是個充滿著活力而且聰明的人，也許也是個誠實的人，至少他是個真正有勇氣敢大聲談論在北京被列為禁忌的問題。曾經參與北京權力圈內部運作的阿沛晉美對胡耀邦和萬里副總理，看到西藏處於何等困境時的反應記憶猶新。他說 ﹕ 「當胡耀邦和萬里蒞臨西藏的時候，最讓他們震驚的是西藏的貧窮。我們可以從他們表情中看得出來。三十年來，中國在西藏做了不少的努力，也投資了幾十億元的人民幣；然而西藏人民和西藏還是停留在極端的貧困當中。那個時候，拉薩連一棟現代化的建築也沒有。胡耀邦淚流滿面地問 ﹕“ 中央政府花了幾十億在西藏，你們是怎麼花這些錢的？全部都丟進雅魯藏布江了嗎？ ” 他發現西藏的經濟，已經不再像當年，可以自給自足了；現在的西藏，必須完全仰賴中國大陸。」根據「中國少數民族中央研究院」西藏系主任，曾經是胡耀邦的顧問王堯教授的說法，在視察的時候，胡耀邦還說過這些話，「我們認為，我們的黨撒手不管這些人。我覺得非常悲痛。我們工作了將近三十年，西藏人民的生活，卻沒有任何明顯的改善。難道我們不應該受責罵嗎？」（2）這些真實性不容懷疑的聲明，相當於中共領導人自己，對中國政府於一九五0年以後，在西藏的政策做了正式而且全面的譴責。
  阿沛晉美還說 ﹕ 「所有的消費品，包括食品，都是進口貨；西藏則輸出一些礦產、草藥及木材。如果中國大陸停止送貨，西藏的經濟將整個癱瘓崩潰。胡耀邦說了一些在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敢說的話 ﹕ “ 這些，是典型的殖民主義。 ” 他意識到西藏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損害 ﹕ 所有的西藏人，不分僧俗，都受到嚴重的創傷，漢人和藏人的緊張關係，已經到達劍拔弩張的地步了。胡耀邦每到一個地方，就痛罵漢籍幹部，贊揚西藏人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高度的文明；贊揚他們的活力，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的勇氣。」（3）
  胡耀邦視察西藏的第一個直接的影響，就是把共產黨的區黨委會書記任榮免職，另外起用於一九五零年開始，就一直在西藏的部隊首長陰法唐。他也採取了一連串嚴厲的措施，期以挽救回天乏術的西藏 ﹕ 西藏的農、牧民免稅三年，百分之八十五的漢籍幹部，均得離開當地；加強西藏的自治。胡耀邦說 ﹕ 「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西藏的實際需要不能配合，西藏有權利拒絕、送回或修改。」在西藏的漢籍幹部馬上批評這些決定，並且寫信向北京報告，申訴黨領導人的錯誤。阿沛晉美認為「胡耀邦是個有度量、坦率而且誠懇的人。他承認錯誤。他的新政策軟化了緊張的局勢，也許也避免了另一次大規模的種族衝突。如果我們從中國長期利益的角度來衡量，胡耀邦的政治決定是明智的。」

三 .中國的秘密武器 ﹕ 人口
  雖然在北京還有一些中國領導者，對西藏頗有好感，也比較了解實際的情形，然而中國可能絕對沒有想要放棄她在西藏的主權這個念頭。此外，胡耀邦的命令，在執行上受到被稱為「大漢沙文主義分子」的中國幹部們的頑強抵制而困難重重。在胡耀邦所決定的眾多措施中，至少有一件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正面效果，反而帶來了相反的負面的影響。撤走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幹部這個決定，受到極大的抨擊。很快地，在北京沒有人再提這一件事。事實上，由於對願意移民到西藏的人，在其薪資中加發津貼，使得在西藏的中國移民人數不斷地增加。一位在西藏的中國幹部所拿到的薪餉，往往是比在中國內地的同僚要高出三倍。這些津貼是有必要的，因為，引誘了更多的中國人到這一片荒涼的地方。西藏城市裏，有很多的行業全部換了人；由於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競爭，很多西藏人開的商店和手工藝品攤，都撐不下去而關門大吉了。
  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新聞處最近發表統計數字認為，有七百五十萬的中國人定居在西藏的前、後藏，以及被劃入青海、甘肅、四川以及雲南的藏人居住區。很可能有二百萬的中國人在前、後藏，至少有二百五十萬在安多，三百萬在康；然而祇有一百九十萬的藏人在前、後藏，八十萬在安多，三百三十萬在康。「流亡政府」新聞處下結論說 ﹕ 「中國移民在西藏的數量，已經達到令人恐慌的地步了。我們有十足的理由擔心，一旦中國目前在西藏的政策成功了-----所有的跡象均顯示她是成功的----- 藏族人民將在他自己的領土上，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數民族。發生在滿洲人（三十五個漢人對一個滿人）、突厥人（三個漢人對一個突厥人）和蒙古人（五個漢人對一個蒙古人）身上的歷史，即將在西藏人身上重現。這個政策的目的，在於使用大量的，而且是不可逆轉的移民，靠者實力來 “ 解決 ” 中國要把西藏收歸版圖的企圖。」（ 4）
  中國政府認為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實際上的情形，是一群群受過技術學習與訓練的漢人到西藏去協助發展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然而由於高原的氣候，以及當地人民的態度，他們都是按期輪調。原則上，在西藏工作幾年後，就調回內省。」（5）北京引用一九九零年六、七月間所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說，在「西藏自治區」有二百十九萬六千居民，其中祇有八萬一千二百十七名漢人，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三．七（6）。根據這個普查統計，在十一億三千三百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零一個中國人中，漢人佔了百分之九十一．九六，其他的「少數民族」，主要是回族及藏族，則佔百分之八．零四。這些數字顯示了西藏的人口，以及在西藏的漢人的人數都有增加。因為中國政府於一九八六年年底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中，在「西藏自治區」有二百零二萬四千人，其中漢人七萬三千人。當時在「西藏自治區」有一百七十八萬三千人。當時在「西藏自治區」有一百七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名藏人，在四川省有九十二萬二千零二十四名藏人，在青海省有七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四人，在甘肅省有三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人，在雲南省有九萬五千九百十五人。根據北京的數字，生活在全國各地的藏人數目不斷地增加；他們的總數，從一九六四年的二百五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人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人，一九八六年的三百八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七人，到一九九零年人口普查結果的四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人。
  對漢人在西藏的人數問題，觀察入微的人都會說，這些祇是在「西藏自治區」的漢人的統計數字而已，可沒有包括在康及安多地區的漢人；何況在這兩個地區的漢人佔有絕對壓制性的多數。除此之外，中國的統計數字，和往昔的一樣，並不包括在西藏的駐軍。根據最近的估計，中國在西藏至少駐紮有三十萬的大軍。我的同行雅士倍．貝克（Jasper Becker）引用中國政府一九九零年七月的一份「機密報告」說，包括武裝警察在內的中國部隊人數祇有四萬，印度則在邊界駐有二十四萬部隊。印度駐軍裝配齊全，擁有三個軍、九個師、二十四個旅、十一個空降連、四百架飛機和九十輛坦克；面臨著印度如此強大軍力威脅的中國部隊，祇有兩個山區步兵旅、十三個工程團以及六十五個單位的武裝警察。在拉薩祇有一個機械化步兵團（ 7）。我卻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份所謂的「內部資料」的文件，大大地低估了中國武裝部隊的真正兵力。首先，他祇提到「西藏自治區」，而不包括鄰近各省的廣闊藏人區。再者，我認為這份為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人民解放軍參謀總長遲浩田視察西藏而準備的「機密」文件，並沒有披露祇有極少數中國領導幹部才知道的真正數字。中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也沒有包括商人、工匠、廚師及其他到西藏的做私人生意的個體戶。我們還認為，被政府派往西藏的中國幹部人數被大幅度地低報。這些壓低的數字還不包括他們的眷屬。在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清查報告中，有六百萬的藏人，在中國的人口普查報告中祇有四百五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人；這其中的一百四十萬六千六百七十名的藏人跑道哪里去了呢？我們可以確定，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都在玩數字遊戲，而虛報和事實有著極大出入。
  至於胡耀邦所提，強大西藏自治區的問題，據阿沛晉美說，也是變成一紙空文。不少的藏籍幹部都升了級，不過他們還是一樣祇負責一般性的日常業務；漢籍幹部仍舊是老大。這種情形不會有什麼改變的，以後也不會有所改變，因為自治本身就沒有實體。在「自治區」和國內的省之間，沒有任何的區別。此外，關於對中央政府的決定的否決權問題，「我時常在想，胡耀邦是不是在一時衝動的情況下，說了這些話。誰敢否決？」免稅也許是唯一成功的措施。它不但被確實執行，而且三年到期後，還再延長兩年。然而陷入萬丈深淵的西藏，並不是這種細微的財務刺激，就可以起死回生的。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西藏和中國大陸之間，生活水準的差距愈來愈大。
  無論如何，我們是要擔心，總有一天，所有的少數民族居住區，都會一個接一個地成為中國人口膨脹的犧牲品。這種情形已經在新疆發生了。英文版《中國日報》（China D aily ）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報導說，北京當局已經選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喀什地區，做為因為「三峽水壩」工程淹沒家鄉而被迫遷徒的約有五十萬湘北人的新居。該報明確指出，如果水壩計劃正式通過，馬上就有十萬的中國人要遷徒到喀什縣。規劃完成後，該縣可以容納四十八萬的中國人。從一九五零年以來，就已有大量漢人涌進該地區，這一類的移民，一定會給當地帶來很嚴重的不平衡。

四、與達賴喇嘛的早期會談
  對西藏的開放政策，也可以從中國權力圈嘗試和達賴喇嘛的親信進行對話上看出來。一九七八年，一個鄧小平的特使，在香港和達賴喇嘛的胞兄嘉樂頓珠會面。特使解釋說，鄧小平希望結束二十年來的懷疑，也希望重新建立從一九五九年暴動後開始中斷的合作。嘉樂頓珠被邀請到北京和鄧小平見面。鄧小平趁這個機會承認中國在西藏犯了「錯誤」。他提議要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為西藏及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步而努力。言下之意 ﹕ 他必須要放棄所有西藏獨立的念頭。
  對和中國會談的時機問題，經過多方面的考察之後達賴喇嘛同意了，並且向中國政府建議，派遣西藏預備使團到中國。由他的另外一位胞兄羅桑毿丹所率領的第一個西藏代表團於一九七九年元月抵達西藏。預計總共會有四個代表團。他們的任務是對西藏的情勢，做一個總結報告。第一代表團所到之處，藏民夾道歡呼。一大群的藏人迫不及待地在路上，在村子裏，在都市和他們見面 ﹕ 歇斯底里式的場面層出不窮，使得中國的陪伴人員惶惶不可終日。一些淚水汪汪的藏民問達賴喇嘛何時返藏，其他的人則相反，要他不要回來自投羅網。
  第二個代表團於一九八零年五月訪問西藏。他們在拉薩的期間，造成了無比的喧囂，一九五九年痛苦的回憶，再度像幽靈般地纏繞著激動的人心，以至於中國政府心寒膽慄，而決定中止他們的訪問。同時在西藏的第三代表團，也同樣地提早收拾行裏離開西藏。第四代表團於一九八二年抵達北京。這個由達賴喇嘛內閣中的三名重要成員所組成代表團的任務，是和中國特派代表共同做個初步的研究，以便為正式的談判鋪路。這個任務完全失敗。一九八四年到北京的第五個代表團也是一樣，趁興而去，敗興而歸。
  中國人是不是真正地有誠意呢？還是祇是在玩拖延戰術？他們真的決定要讓步了嗎？還是祇是想要把達賴喇嘛騙回中國，然後把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伎倆，依法炮制，使達賴喇嘛失去作用？八十年代後期，在達賴喇嘛內閣中擔任多年外交部長的洛迪嘉日是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團的團員。一九八八年十月，在他達蘭薩拉的家中，他向我解釋這幾次訪問情形 ﹕
  經過兩次訪問後，我的感受是 ﹕ 他們真正有明確的意念，可以提出來討論，或是由於內政的因素，使他們面臨困難的處境而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政策。或者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這種打算？他們也祇不過是在玩弄遊戲，來拖延我們，以便得以繼續他們在西藏的人口侵略政策。我們相信，很不幸的，這就是中國人對西藏問題最後的解決方法。
   在這兩次的訪問，中國代表團都是由中共黨政委習仲勛、楊靜仁和伍精華負責。伍精華在不久後，即被任命為西藏共產黨的頭子。中國很巧妙地運用大眾宣傳工具，在西藏和中國人民間，製造這幾次訪問目的的假象，而使西藏代表團有被騙及被利用的感覺。譬如說在第二次訪問的時候，事先並沒有說好，在會談期間會有記者參加；有一天，西藏代表團突然被擠進一間坐滿中國記者的會議室。掉進陷阱的西藏代表團，趕鴨子上架似地和中國代表團合影。中國代表團向記者們解釋說，北京政府寬容地允許達賴喇嘛回國 ﹕ 事實上，如果從現在起，達賴喇嘛的品行良好的話，政府將允許他繼任人大副委員長。
  洛迪嘉日還記得，這些「很自然地，讓所有注意我們的人，有一種感覺，認為我們的備忘錄上，除了達賴喇嘛要返回中國的問題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事情。再者，中國人把我們當小孩子一般地教訓 ﹕ “ 你們要知道，如果你們夠乖，如果你們不再犯以前的傻事，我們就讓你們回來。 ” 」

五、西藏開放觀光
  在北京試探和達賴喇嘛達成低盪的可能性的同時，中國政府採取了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一項中國政府做夢也不會想到，會造成如此重大影響的措施 ﹕ 開放西方觀光客到西藏旅遊。從一九五零年開始，除了情形之外，祇有一小部分的蘇俄顧問以及「中國之友」有機會到西藏觀光。一九八一年，西藏被定為旅遊開放區。祇要有「旅行證」就可以買去拉薩的的飛機票。數百名走運的人，急急忙忙地花了一大筆錢參加旅行團到西藏走一圈。
  到西藏旅遊的人數直線攀升，而到達了一九八七年的四十三萬人次。單單是一九八七年這一年，中國就賺取了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約三千五百萬美元）。在拉薩的中國旅遊事業發展的辦事處----旅行社，對外國旅遊客可能會為中國國庫帶來的財富充滿著美麗的憧憬。一九八五年的時候，西藏旅遊部門的的漢籍負責人對我說，根據官方的預測，在一九九零年的時候，西方旅遊客的人數，將會高達每年五十萬人次！在拉薩、日喀則及其他城市裏，人們開始狂熱地在極短的時間內，蓋了一批批西藏人聞所未聞的豪華賓館。他們從中國內地微調勞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前方，蓋了一棟標準化的「拉薩賓館」。是否有必要指出，這棟大樓的建築設計和西藏格格不入？我們相信，中國建築設計師們把這棟樓的所有房間，都設計成不朝向布達拉宮這件事，絕對不是偶然的。相反地，他們設計了一間貼有史特龍海報的「藍波酒吧」。
  為了更能滿足這些「外國友人」享受異國情調樂趣的要求，他們也加緊進行修整某些寺廟的計劃。他們在草草整修的寺廟的門面、廊柱上塗了嶄新的油漆。空蕩蕩的佛堂，擺上了嶄新的石膏佛像。這些新的旅遊勝地，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中國政府宣稱，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在重建和整修不止一千四百座的寺廟和佛堂上，花了四千三百萬元人民幣。根據他們的說法，中國也已經決定撥款四千萬元人民幣，分期整修布達拉宮（8）。眼看這些事實，非常高興能夠重建他們的民族財富，西藏人也多慷慨解囊，共襄盛舉。西藏的藝術家們，還毛遂自薦要重繪壁畫，要把廟頂重新上金。
  大部分的中國人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為什麼，怎麼西方人士會這麼嚮往西藏，為什麼西藏能夠這麼容易勾動他們的情感。不過在北京，他們認為，既然是這樣，那好吧。就把西藏改造成這個世界上有錢觀光客的新銷金窟吧！讓那些飲食過量、大腹便便的美國人到西藏去花他們的美金吧！
  我們也可以懷疑，在中國的策略中是否有其他的打算；很多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對西藏的觀光侵略，遲早可以把西藏的傳統衡磨消失。大量的觀光客，可以完成在文革打打殺殺之下，沒有辦法完成的任務。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能夠在被成千上萬的觀光客踐踏之後，依舊完整無缺？尤其是這一群群的鳥合之眾，經常毫不尊重當地的傳統與習俗。中國的主宰者相信金錢的力量，以及西方物質的誘惑，到頭來終究會腐蝕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倔強的社會。中國大量印制廣告，向西方觀光客吹噓「永恆西藏的精華」、「世界屋脊的寶藏」，並且索價極昂。行程中包括到西藏幾天的中國旅行團的費用，很少是低於兩萬法郎的（大約折合九萬台幣）。
  在美國、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到處吹起了西藏風。有時候，這些觀光客為了到香巴拉旅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上了年紀的人而言，從巴黎或紐約溫暖舒適的套房，事先沒有經過任何的熱身運動和緩衡適應期，直接坐飛機長途跋涉，飛到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空氣稀薄、氣候寒酷的西藏高原，並且在那裏停留幾天，是非常劇烈的體能活動，並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住的。每個夏天，中國的飛機都要從拉薩將一副副的靈柩運回北京。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西藏也開放個人旅遊。逐漸地，西藏的其他城市也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開放城市的名單。西藏成為背著背包環游世界尋找新刺激的年輕人的最愛之一。不論有沒有許可證，這些不屈不撓的青年男女，從加德滿都過來，沒有翻譯，不帶導遊，走遍了西藏的每一個角落，有的甚至在西藏來來去去旅行了好幾個月，拜見了座座的神山聖湖，也領教了僻野窮鄉。從來沒有見過白皮膚、藍眼珠、金頭髮的西藏人，在驚愕之餘，熱情款待。很自然地，也很快地在這些外國人和當地居民間，建立起友誼關係。看了那麼多在西藏的破壞行為，一個身心正在的西方人，怎麼可能不同情藏民族呢？
  經過官方安排到西藏觀光的旅行，祇能留下短暫的回憶 ﹕ 個人旅行卻可以和自然建立起真正的關係。兩個互不相識的種族，一邊是西方的白種人，一邊是藏族人，破天荒地面對面、眼對眼，深深吸口氣互相打量著。在寺廟破爛的大殿裏，躲開了可能有耳朵的隔牆，喇嘛們極為樂意地向這些訪客詳細解說西藏的情形。他們的說法，當然是和中國旅遊部門所印行的簡介上面所說的大異其趣。為了維持這一段珍貴的緣，數以百計的小喇嘛開始勤奮地學習英文。
  在民房裏也是一樣，圍坐著酥油茶，細聽他們訴說中國人是如何讓他們忍無可忍。祇要不是聾子，那一個西方遊客沒有聽到過這句話「中國人不好！」呢？比較好奇的遊客，則蒐集一些有關三十年來動蕩不安的一手資料證據。面對著一九五零年以來，第一次對他們心存好感又肯細心聽他們說話的人，在沒有中國人的場合下，他們都情不自禁而且毫不保留地向你訴說他們的痛苦與期望。盡管西方記者受到他們中國陪同的嚴密監視，西藏人還是很成功地頻頻向他們傳遞有關違犯人權事件的訊息。當您和一位西藏人握手的時候，他會當著中國官員的面，神不知鬼不覺地塞一個紙團給您。
  經過數十年與外界的隔離，藏族人民終於找到了證人。這些遊客相信他們。這也是第一次西藏悲劇在西方報紙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回響。至於中國，它也察覺到她被西藏的開放政策狠狠地倒打一耙，不過卻也為時晚矣！

六、死灰復燃的宗教
  在一九七九年所採取對宗教給予較大容忍的政策，也在西藏實施。如果我們就因而像中國政府在蒙騙國際視聽一樣，說在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那是言過其實了，要不然就是完全錯了。中共領導幹部完全沒有放棄要掃除人民的鴉片 -----宗教的想法。閱讀中共官方資料，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 ﹕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宗教是一種唯心主義論的意識形態。她是和科學以及辯證唯物主義完全相對的。」「她不能一次就被廢除。要削弱她的影響力，需要長期的、細心的和反復不斷的教育。在還沒有發展到某一程度的共產社會之前，宗教是沒有辦法完全廢除的」（ 9）。中國要廢除所有宗教的想法，在此一覽無遺。
  隨著重建和整修主要寺廟計劃的進展，「雪域」好像又尋回昔日的宗教生活。中國新聞媒體說得天花亂墜，唯恐天下人不相信在西藏一切如昔 ﹕ 「到處可以看到燒香的青煙，成螺旋形地在寺廟中裊裊升空，隨風而散。菩薩像前的油燈日夜不斷。絡驛不絕的善男信女，繞著寺廟唸六字真言，俯爬在路上祈禱。大部分的藏民家裏，均設有供佛的壁龕，佛經也公然地擺在桌上。」「中國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西藏的喇嘛教徒可以自由地從事宗教活動。他們可以在家裏安設祭壇，或擺置誦經台，他們也可以每天祈禱。他們還可以到各地的寺廟去祈禱、去奉獻。各項的宗教慶典也是允許的。」根據北京的報導，在西藏的寺廟中，大約有三萬四千的和尚，年紀最輕的祇有十六歲。（ 10）
  不可否認地，中國政府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大大地放松了思想上和治安上的枷鎖。中國幹部以為放松韁繩，就可以控制這個有限度的自由化過程。這是沒有把藏族人民對宗教的迷戀，以及他們精神上的飢渴算在裏面的如意算盤。宗教仍然是文化的酵素。中國佔領西藏二十多年了，卻沒有能夠動搖他們的信念。政策一開始轉變，成千上萬的藏族人民老的、小的；勞心的、勞力的；城市的、鄉下的；游牧的、定居的，又開始我們認為不可思議的行為。
  在拉薩大昭寺的前面，我看到一群群的朝聖者，以無比的毅力和虔誠，連續祈禱了好幾個小時。看著這些人不尋常的行為，我是疑問重重。一個虔誠的信徒，必須雙手合十放在頭頂上、面前、口，然後跪下向前撲倒，腹部著地，兩臂向前伸直，額頭著地。站著的人則不斷地手搖轉經輪、口中不停地唸著「唵、嘛、呢、叭、咪、吽」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咒。有些朝聖者，更沿著「小八角」繞著大昭寺跪拜一整天，有的甚至選擇「大八角」路線，繞著拉薩市跪拜。他們下跪，爬在土灰上，然後再站起來；膝蓋、手肘磨得鮮血淋灕，手裏緊緊握著念珠；如此不停地重復著好幾公里。從遠道徒步而來的鄉下人，胸前都掛著各式各類的護身符。盲從？狂熱？封建遺毒？各位看官自己評斷。不論如何，至少這些證明了，社會主義的魔爪並沒有成功地擄攫西藏。
  和一九五零年以前一樣，不少的藏人又開始賣血換錢來買油奉獻；甚至有些家庭因為買油而破產。這些油點亮了西藏各個寺廟、佛堂的油燈。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的暴動之前，有些寺廟又成為一九五零年以前的宗教大學，當然在規模上是不能夠同日而語的。中國政府不準他們接受新生。喇嘛和經師的數量，不到一九五零年以前的十分之一。雖然受到中國政府的管制，這些和尚又開始研讀佛教經典。喇嘛們為了測驗自己對經文的了解程度而設立的你問我答、我問你回的辯經情景，又一一重現。
  一九八二年，班禪喇嘛從一九六四年以來，第一次獲準返回西藏。他的公開露面，造成了一幕幕不可思議的場面。一九八五年八月，當他第二次到拉薩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不少的西藏人，一看到聳肩縮頸穿著金黃色錦鍛配飾的褐色袈裟的宗教領袖時，就不由自主地抖動了起來，並且進入一種類似鬼神附體的狀態。他一到拉薩，消息就傳開了。當地居民知道他將於次日在大昭寺為信徒降福後，趕著在夜里就排起隊來，到破曉時分，已經是一條有好幾公里的長龍了；配備有電棒的中國警察，則在一旁心神不寧、緊張兮兮地監視著。縱使班禪喇嘛選擇接受和中國合作，他在西藏的宗教影響力，並沒有因此而削弱。
  在西藏的每一個地方，大家都想要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祇要有個外國人在村子裏出現，馬上就有一大群小孩子圍過去，用熟練的英文嚷著 ﹕ 「達賴喇嘛照片，達賴喇嘛照片。」送一張給一位喇嘛，馬上他就把照片放在頭頂上，然後放在嘴唇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上煥發出幸福的神態。每一座寺廟、佛堂的祭壇上，都供奉有丹增嘉措的照片；班禪喇嘛與其他活佛的照片，很自然地被擺在第二位。有戒心的中國領導幹部，應該注意到這件事顯而易見的事實 ﹕ 二十年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損害達賴喇嘛的威望；相反地，更加受到讚佩。共產黨及其領導者對他的抨擊，並沒有對他的人格造成任何的中傷。他以前是，現在還是所有西藏人的神 �� 王。不少他的臣民，指責他近年來對中國的開放做法；可是每一個藏人對他都存有無限的尊敬。這也是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洗腦的一大失敗。
  宗教在西藏的重生，是另外一種現象的具體表現，祇是北京了解得太遲了 ﹕ 她表露出一種徹底更新的西藏民族主義。看起來，中共指揮部好像從來就沒有了解過，顛動西藏人心弦的民族主義的實質力量。中國幹部的鄙視與傲慢，他們根本缺乏了解這個民族的精神的能力，給他們帶來了另一件新的煩惱。
  在一九七八年後，取得政權的共產黨改革派當中，有不少具有眼光的領導幹部，希望能夠重修漢藏兩族人民間的互信；其中有些甚至還期望能夠達成歷史性的協議。可是派駐在西藏的中國幹部執拗地反對這一類的想法，使得這種事情變得不可能。北京政府不止一次地批評西藏的「左派勢力遺毒」，在共產黨的術語裏，指的是在文革期間調升的幹部，而且在遠離北京的地方，頑固地抓緊他們在西藏地方黨部及政府職位不放的人。一九七九年以後，在中國曾經發動幾次掃除太過於眈戀毛澤東時代的幹部的清黨運動，可是都沒有波及西藏。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拉薩，正在醞釀一場大風暴，可惜中國對此卻一無所知。

七、一九八七年的反中國暴動
第一幕 ﹕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達賴喇嘛在舉世注目之下，抵達美國做十天的訪問。第一次被邀請到美國參、眾兩院組合的國會，達賴喇嘛就在那裏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說，他建議和中國對話。這就是著名的《五點和平計劃》 ﹕
  1.把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讓佛教的西藏恢復和平的傳統，重新扮演隔離地區性列強的緩衡國的角色。
  2.中國放棄移民西藏的政策。
  3.尊重西藏的人權與基本自由。中國政府應該就此釋放數以千計的政治、宗教犯。藏族人民有在思想開闊、企圖和解的環境下，決定他們自己前途的自由。
  4.補救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部署核子武器和儲存核子廢料的計劃。
  5.開始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中國與西藏兩個民族間的關係進行坦誠的會談。
  八名美國國會議員對達賴喇嘛的這項建議，正式地發表他們對它的個人支持，並且聯合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向他施加壓力。達賴喇嘛在美國的巡迴訪問獲得廣泛的支持，使得中國政府極為惱火。他們強烈指責美國國會公然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表了一篇冗長的聲明，表示對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在美國本土上從事政治活動的行為未加以制止的惋惜及深度的不滿。
第二幕 ﹕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國政府在拉薩籌劃了一場令人發指的公審。一萬五千名的西藏人被召集到拉薩市的「西藏體育館」，參加審判大會。當天，有八名被判囚監，二名被判死刑。其中一位，格桑扎西被當場當眾就地處決，一槍斃命；另外一位，索南堅贊也在兩天後被槍決。北京宣稱，這兩名被處死刑的犯人是殺人凶手。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則說，他們是為活動西藏的獨立而犧牲性命。在體育館裏公開審判，是中共認為最具有民眾教育成效而不斷運用的一貫手法。許多的西藏人認為，這個審判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訪問美國的回應。有很多的人認為，這件事是即將展開的暴亂的發動信號。
第三幕 ﹕
  一九八七年九月底，在拉薩的政府辦公樓及民宅的牆上，貼出了一張張的標語、海報。根據一些值得採信的資料顯示，這些都是外國人所貼的。這些標語、海報抄錄了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並且控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是一九五零年以來造成西藏百萬冤魂的元凶罪首。
結局 ﹕
  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發表演說後的第六天，拉薩公審後的第三天，拉薩發生了令中國政府大感意外的嚴重事件。在這個陽光煦煦的美麗星期天早晨，大約在十點鍾左右，十幾位西方的觀光客正優哉游哉地在拉薩市區觀光，其中大部分正在出神地注視著大昭寺的珍藏。數百名從西藏各地坐巴士，坐卡車，騎馬或是徒步而來的朝聖藏人，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拉薩舊市區的中心廣場。突然間二十六名手持著代表自由西藏的藍、紅、白、黃旗幟的喇嘛，穿著茶色的長長袈裟，繞著大昭寺跑了起來。「雪山獅子旗」上畫著兩雙在三座大雪覆蓋的峰頂（代表衛藏、康及安多）前面咆哮的獅子，以及藏傳佛教的法輪。然後在一群呆若木雞的人潮前面，他們開始高聲喊叫 ﹕ 「西藏要獨立！」「中國人，滾出西藏！」這一小撮的人，沿著環繞大昭寺的八角街游行了五圈，然後走向「西藏自治區」的「人民政府」辦公大樓。這次示威游行，前後加起來還不到一個小時。
  剛開始的時候，中國警察手足無措，經過一陣猶豫不決之後，他們開始干涉，並且進行逮捕示威游行的人，平時並不報導中國國內種族糾紛問題的新華社，在兩天後發布了這一示威游行的報導 ﹕ 在西藏人的記憶中，這一類的事件，從文革結束以後，就沒有發生過。第二天，阿沛．阿旺晉美以中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發表談話，認為「這些擾亂治安的騷動分子，祇是一小撮人，孤立的，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虎頷捻鬚，並且高聲疾呼對自由的渴望，的確是需要有相當膽量的。這些示威游行的人，事先一定也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行為一定會受到中國以叛變罪犯的名義，而施予嚴刑峻責的。然而這個第一次的警報，也只不過是另一次大規模暴亂的前奏而已。
  在這件騷動結束後不到一星期，還沒有完全消化的北京領導，再度受到一次更為沉重的打擊。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中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八周年。這一天是國慶，因此是不上工的國定假日，北京顯得一片寂靜。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習慣上這一天是政府幹部好好利用國庫公幣大擺筵席，互相慶祝大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日子。然而一九八七年的十月一日，對北京卻是個可怕的夢魘。相形之下，在拉薩，這一年的這一天，卻是令人無比振奮的大好日子。聯結中國最高指揮部和地方的紅色電話，從一大早就響個不停。
  早上九點時分，好幾百名的西藏人和平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的廣場。也像平常日子一樣，朝聖者沿著大昭寺繞行，口中喃喃地唸著「唵、嘛、呢、叭、咪、吽」。其中有幾位穿著紫紅色袈裟的喇嘛，也有一些全身積滿散發出陣陣惡臭的污垢、皮膚上長滿痘瘢的乞丐。當然也有一大群的西方觀光客，他們對事情發生始末的說法一致。突然間，在喇叭聲中，四十餘名的喇嘛每人手持一面小型的「雪山獅子旗」，從大昭寺走出來，口裏大叫反對中國在西藏的口號。他們繞著大昭寺高喊 ﹕ 「西藏是個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一次，中國警察不再遲疑，立刻行動。幾分鍾後，大部分示威游行的人都被拖入就在附近的警察局。這是一棟三層樓房，居高臨下地監視著這個廣場。
  人群中馬上掀起一股極大的喧嘩。很快地好幾百名西藏人，聚集在警察局門口。一陣陣狂風暴雨般的石塊砸向警察局。一百餘名中國警察火急般趕來支援，其中有五十餘名配帶著 AK— 47式沖鋒槍。這是中國製造，行銷全球的仿俄式沖鋒槍。在西藏，維護治安並不是普通警察的任務，而是全責交付武裝警察。所謂武裝警察，就是專門保衛政府機關、外國大使館及外僑住宅區的特種警察。雙方僵持了好幾個小時。局勢越來越緊張，不過治安單位堅持不放人。
  在警察局前面，武裝警察和群眾對峙；敵對兩邊僅僅相隔著幾公尺的緩衝區。面對著中國的武裝警察，數千名心懷新愁舊恨的西藏老少男女，高聲辱罵中國人。恨從心頭起，惡就向膽邊生。小孩子猛朝頭頂著鋼盔的武裝警察丟石頭。一個小孩撿到一把中國警察落荒而逃時遺留下來的槍，突然，這個小孩子手握著槍管用力朝地上打，一直打，打到木制的槍托破裂成片。面對著這幅不可置信的情景，中國武裝警察一動也不動地僵在那裏。臉上流露出畏懼的神情，中國警察感覺到一場嚴重的暴亂就要來臨了。他們在警察局的四周，安置了十餘部車子來加強防護。
  西藏人將車子放把火燒了起來。幾分鍾後，一股濃厚的黑煙直衝萬里無雲的藍天。不久之後，警察局本身也起火了，很快地，長長的火舌從窗口翻捲了出來。治安人員握緊了沖鋒槍，接著，整個廣場充滿了自動武器所發出來的噠噠噪音。一開始也祇是朝頭頂上的幾次警告性射擊而已。是那位守在警察局屋頂上，配有手槍的警察，首先直接朝群眾射擊，他可是全神貫注地在打活靶。接著，沖鋒槍也開始向人群直接掃射。前面幾排的人倒了下去，鮮血開始染紅了地面。
  有些被關在著火的警察局裏的西藏人、喇嘛，趁亂翻窗而逃。其中有幾個人像兔子一樣被射殺。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來的觀光客威廉．科爾（W iliam K err ）說 ﹕ 「我看到三個人死在大昭寺前面 ﹕ 一個青少年背部中彈，一個男士心臟中彈，第三個則是頭部中彈而亡。」來自克里斯特內哈（Kristnehamn ）的瑞典籍觀光客拉斯．彼得遜（Lars P ertersson ）說 ﹕ 「我看到一個男人頭顱破裂倒在地上，鮮血不斷地從他的頭部湧出來。」倫敦來的萊恩．查得柏（Leon Schadeberg ）指出另外有一位年約十五、十六歲的男孩頭部中彈，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 ﹕ 「我看著他死去。大量的血不斷地從他的口中流出來。」此外，一位不願表明身份的旅客說 ﹕ 「一位婦女走向我，並且把我帶到鄰近的一條小巷子裏。她用中文對我說，有一個人被打傷，馬上就要死了，她希望我能拍幾張照片。他躺在一部運貨的馬車上。這是位二十五歲的男人，胸膛上有個彈孔。他的鼻子、嘴巴不停地嘔出大量的鮮血。人群自動地閃開讓我照相。我正在照的時候，他死去了。我照了幾張。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太多了。」
  屠殺一開始，大昭寺附近馬上亂了一團糟。中國武器所發出的清脆響聲，在西藏人群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作用；人數頓時少了一大半。不過還是有一群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留在那裏。憤怒到極點的西藏人，把守在大昭寺廟頂上，正在用錄音機拍攝暴亂情形的中國便衣警察狠狠地揍了一頓，並且把他的錄音器砸得稀爛。人群把一具西藏人的屍體擺在木板上。高抬過頭，走向紛紛退避的警察。很多西藏人要求外國旅客做證，請他們照相並且向全世界發表這件事實。一個西藏人對西德籍的觀光客說 ﹕ 「我們和中國人戰鬥到底。」另外一位觀光客說 ﹕ 「很多的西藏人對我們說，他們很高興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在附近的商店裏，西藏人看到中國人就臭罵一頓。暴亂很快就侵襲了整個拉薩市的藏人居住區。石塊仍舊不停地打向警察局，而且持續好幾個小時，救火車沒有辦法靠近。警察局的火勢不斷地蔓延，到午後一時許，在一陣轟隆的撞擊聲中，屋頂倒塌了下來，博得人群的陣陣掌聲。警察局繼續燒了一整個晚上。死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青少年有個名叫羅桑丹增的弟弟，他現在也逃到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我在他的學校裏見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的是個在外國人面前怯生生、眼光不敢抬起來的小孩。他身上穿的依舊是那一套磨得破舊不堪的中國式衣服。這次的訪問談話氣氛相當沉悶，因為，據他的主任說，他還沒有在打擊中平復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羅桑丹增。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十一歲。
----你是什麼時候到這里來的？
----一九八七年，幾月我就記不得了。
----你能不能對我說說，你哥哥被殺死那一天，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我看到所有色拉寺的和尚都來了。他們人數很多，也許有兩百個吧。羅桑丹增停了下來。我們可以聽到他的同學們，利用課間的時間在玩耍的叫喊聲。
----你知道你哥哥是被子彈打中而死的嗎？
----是的，我知道。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事情發生在示威的時候。我哥哥也參加了示威。我哥哥的一位朋友和中國人打架。他們拳打腳踢地打來打去。我哥哥嘗試著把他的朋友拉開，不要和中國人打架。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頭被子彈打到。他幾乎是當場死亡。
----他幾歲？
----我哥哥卡薩大約有十八歲。
----你也丟了石頭嗎？
----我和我自己的那一群在一起。我們也示威。我看見一輛摩托車，我們把它放火燒了。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帶著有火柴。幾個人從油箱中倒取汽油，隨後我們就把這輛車放火燒了。我們大約有六、七個人。那時候中國人還忙得很，因為他們正在盡力地想要驅散示威的人潮。摩托車就被丟在那裏。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年紀較大的朋友說，所有屬於中國人的東西都要燒掉。所以我們就把摩托車給燒了。
----你認為你們這樣做對嗎？
羅桑丹增無言以對。
----當你哥哥被子彈打到的時候，他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 他幾乎當場死亡。他的頭被打到。我們把他放在擔架上，抬回來準備火葬。中國人並沒有反對我們這麼做。
---- 當你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的感覺如何？
----我很傷心。
----你的父母呢？
----在西藏。
----中國人有沒有為這件事道歉呢？
----沒有。
----你在這里愉快嗎？
羅桑丹增沒有回答，他點了點頭。
----你長大以後，想要做什麼呢？
----我要當和尚。
----你爸爸在拉薩做什麼？你有收到他的信嗎？
----他是個農人。我沒有收到過他的信。
----你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嗎？
----有。我有一個哥哥在比爾（在達蘭薩拉附近）。他有二十幾歲了。他在那裏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偶爾會來這里看我。我很喜歡他。
----你在這里上些什麼課？
----我學藏文、英文、數學、科學。
----是誰帶你來這里的？
----我爸爸把我帶到樟木口（和尼泊爾接壤的邊界城市）。我們遇到了尼泊爾人，他們把我裝扮成尼泊爾人，並且把我帶到尼泊爾。我有一位叔叔在尼泊爾。是他把我帶到這里來的。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你恨中國人嗎？
----是的。我憎恨他們。
----你想要報仇嗎？
----要！

  在暴亂當天，中國政府幾乎把所有聯繫北京～拉薩的電話線、傳真線都切斷。駐在北京的各通訊社特派員，沒有辦法知道在拉薩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中國政府的目的達到了。不過從第二天開始，就有些記者又和拉薩搭上線了。雖然從拉薩傳來的消息證據鑿鑿，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否認警察向民眾開槍。暴亂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新華社宣稱，西藏示威者奪取警察的槍枝，並且向警察開槍。隨後，一位西藏地方政府的漢籍發言人承認「一些不會使用自己的武器的警察，不小心讓槍枝走火」射向示威的人群。不過他也說，當初下達的是對天射擊的命令。星期五的半夜，拉薩市的牆壁貼滿了反對中國人的標語 ﹕ 「才死二十個，還差得遠呢！」或是「把握我們的機會。中國人，滾回中國！」不久之後，新華社改變了說法，「在混亂中，響起了幾聲槍聲」。她解釋說，暴亂是由達賴喇嘛的擁護者所「策劃、煽動的」。「暴亂被認為是達賴喇嘛，從事分離祖國活動的直接結果。」《新華社》繼續說，在暴亂開始的時候「有些暴亂分子沿著大街小巷挨家挨戶敲門大喊 ﹕ “ 達賴喇嘛宣布西藏獨立，我們都應該跟隨他。誰拒絕參加示威活動，他的房子就會被摧毀 ” 」。這一天的英雄人物，應該首推江巴丹增喇嘛。這位四十九歲的和尚表現出來的勇敢行為，使得他一舉成名 ﹕ 他不顧熊熊烈火，毫不猶豫地衝進警察局，把被關在裏面的西藏同胞救了出來。全身有幾處嚴重燒傷的他，被人群抬起來在拉薩市區做凱旋式的游行。在他那張風靡全球的照片中，我們可以在他握拳高舉象徵勝利的手臂上，看到灼傷的疤痕。這個和尚隨即被捕下獄，幾個月後，由於班禪喇嘛的說情而被釋放。他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夜里離奇死亡。根據地方警察的說法，他死在大昭寺禪房裏的床上；綁在一隻床腳上的一條細繩纏繞著他的脖子。警察下斷論說是自殺。根據其他的消息來源，自殺的說法是不足取的。江巴丹增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理念，祇要有機會，他也不斷地和外國觀光客接觸，告訴他們西藏的真正情形。他被地方警察謀殺，是不容置疑的。（ 11）
  中國政府發表了一份祇有六人死亡的傷亡報告；全部是警察。西方觀光客所提供的消息則說有十三人死亡，六名中國警察，七名西藏人，另外還有十餘名受傷。大部分受傷的西藏人都不願意醫院治療，因為他們怕被抓去坐牢。星期五、星期六連夜趕到拉薩的外國記者，祇看到十幾個西藏人在砸警察局，並且翻箱倒櫃地大肆搜刮。雖然地方政府在星期日半夜裏頒布宵禁令，雖然受到警察的嚴密監視，然而在星期一的時候，拉薩的主要寺廟如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還是很順利地把他們向聯合國求援的信息傳給了西方的記者 ﹕ 「中國人在我們的國土上，建立了暴力的統治，我們要他們離開西藏。我們籲請聯合國及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支持我們的正當要求。我們在受苦。我們西藏人永遠都承認達賴喇嘛是我們的領袖。我們希望那些高喊要維護人權的人士，能夠親自到西藏來看看。」有些標語則呼籲民眾「繼續鬥爭」。星期一，在北京發行的英文版《中國日報》繼續攻擊達賴喇嘛，並且說拉薩的流血事件，激起了「西藏人民的強烈反感及受到中國地方政府的譴責」。這份報紙還說 ﹕ 「達賴喇嘛置中國政府對他的寬恕與善意而明確的忠告於不顧，仍然堅持以西藏獨立的辯護人自居。他的陰謀注定要失敗的。」同一天，中共發言人吳興堂，指責外國人支持西藏的獨立分子。
  中國政府確確實實是毫無警戒，措手不及。暴亂的第二天，我在成都訪問該市民族事務局的主任格桑囊杰。他向我透露說，事情發生的當天，不但是西藏共產黨書記人不在拉薩，連西藏人民政府主席也不在。西藏真正的強人黨委書記伍精華，從九月就到北京參加黨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至於自治區的主席，中國政府在喜馬拉雅高原的代表多杰才讓，早在兩個月前就住進北京一家軍醫院做療養了。大部分在拉薩的重要幹部，也都趁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八年紀念的機會，回到「內地」。權力層峰的癱瘓，在突發的危機下，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他自己也是藏人，格桑囊杰直截了當地說，那些暴亂分子都是「反革命分子」，中國政府有義務對他們施行「階級斗爭」。毛澤東死後的十一年，許多人以為不再存在的政治術語，再度出現。「在某些情況下，階級斗爭在中國還是存在的。像拉薩暴動這一種情形，我們是應該對少數想要分裂國家的西藏分離分子，施行階級斗爭。他們是 “ 反革命分子 ” ！」
  暴亂後的第五天，我看到中國外交部新聞處的二位重要幹部坐在經過成都，聯接北京到拉薩的飛機裏。其中一個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負責人劉汝才。他們對我說，他們是要到拉薩去「了解情形」。中國人民航空公司從星期一就接到命令，到拉薩的機票不準賣給外國人。該航空公司的一位職員說 ﹕ 「這些是為了不讓你們發表有關西藏的消息。」停留在拉薩的西方人士，連續幾個晚上都聽到在拉薩藏人區的街道上不時響起的警察哨聲。至於在拉薩中國人區，店鋪早早就打烊了。被嚇壞了的中國人，太陽一下山就閉門不出，躲在家裏。在藏人區的大逮捕，從半夜一直搞到凌晨二點。一輛輛沒有掛車牌的小卡車，聽在西藏人家的門口，載著一群西藏人離開，去向不明。據說警察有所有參加或被懷疑參加示威的西藏人的名單與照片。
  星期日，二架飛機抵達拉薩機場，每架載有上百名的警察和軍官。另外還有一架在星期一降落。這一天，加拿大電視台的攝影隊看到一列十二部載著武裝警察的卡車車隊，從機場駛向拉薩市區。暴亂的第二天，三十餘名便衣警察，又上了大昭寺的廟頂佔好了位置；武裝警察則在大昭寺附近安頓下來。載著頭盔的武裝警察毫不掩藏地在廣場附近樓房的屋頂上監視，祇要有狀況，隨時可以行動。好幾十名警察在哲蚌寺、色拉寺及甘丹寺的前面，架起了路障，並且禁止人群進入。同時，由便衣警察和中國幹部所組成的「工作組」，則駐進寺廟裏。從此，開始了和尚們長期的「再教育」。清除鬧事領導人的追逐戰還在進行。從第二個星期開始，幾部架著擴音機的小卡車，整天在拉薩市區裏跑來跑去，呼籲「加強祖國統一」及「告發分離主義分子」。在貢噶機場，武裝警察嚴密地監視每一個離開西藏的人。除了往機場的道路外，武裝警察在所有被封閉的幹道上，設立了哨所。
  盡管有這麼龐大嚴密的鎮壓部署，新的示威還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發生了。六十餘名哲蚌寺的和尚，改穿民服騙過警察的耳目，在午後離開寺院，向市中心移動。他們滿懷希望能夠到地方政府辦公大樓，請求釋放被關的喇嘛。其中三十餘名和尚，在拉薩市的入口，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面被捕。西方人士是他們受到中國警察暴力虐待的證人。警察用槍托及木棍毆打他們，然後丟進卡車載走。其他的和尚則順利地到達門口停有十餘部軍用卡車及背著沖鋒槍的武裝警察的地方政府辦公大樓。他們也是全部被毆打後被捕。十月八日，十二名留在拉薩的外國新聞社通訊員，接到命令限期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西藏。「西藏自治區」外事局主任余武真，指責這些記者違犯外國通訊員在中國工作條例的第十六條規定。這一條文規定如果外國記者要到北京城外的所有地區做採訪活動，最遲在十天前要通知中國的當地執事單位。我自己可以做證，幾年來，中國政府從來也沒有引用過這一條文。很明顯地，他們是要擺脫這些礙手礙腳的證人。這不就是中國傳統上所謂的「關門打狗」的做法嗎？
  警察限期參加示威活動的西藏人在十月十五日之前自首，即可既往不咎，法令嚴刑祇用來對付其他的人。十月八日，尼泊爾發布中國封閉邊界的消息。同一天，泰國政府拒絕給達賴喇嘛簽發參加佛教的一個專題座談會的入境簽證，可是他們又宣稱，絕不向中國的壓力讓步。
  十月十二日，中國新聞社發表了他們對這些事情的「正式」說法。底下是其中的一段 ﹕
  在十月一日的暴亂期間，有十一台照像機、三台錄象機被摔破及破壞；十一部汽車、四輛摩托車被燒毀，二十七部汽車被破壞。估計約有二百多萬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在暴亂中有三百五十名警員被石塊打傷，九名受重傷，六名死亡。自治區的的一位負責人解釋說 ﹕ 「一小撮的人煽動不知情的民眾，與在遠處指揮的達賴喇嘛配合，分化祖國。他們的陰謀，永遠不會成功的。」
  這是一份很特殊的善後清理報告，它先報物質的損失，然後才提人員的傷亡！也許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中共統治下的制度，對人命價值的看法。這份報告對西藏的犧牲者隻字不提。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鄧小平第一次公開談論西藏事件 ﹕ 「達賴喇嘛和幾個美國國會議員，給我們製造了一些小麻煩；不過這些並沒有危機我們正確的整體局勢。相反地，這些祇表現出他們的無知和他們的狂妄，這些也表明了他們真正的本性。」幾天後，達賴喇嘛則宣稱對這件事表示哀傷。不過他也說 ﹕ 「我很高興中國政府找到我，把我當成是西藏人民示威的代罪羔羊，就像他們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瘋癲及混亂怪罪 “ 四人幫 ” 一樣。我呼籲所有的人權組織，希望他們能說服中國政府，停止執行死刑，釋放無辜被關的人。」
  三個星期之後，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生存史上最重要的幾個階段之一。十三大對於由總書記趙紫陽掛帥的改革派而言，更是個生死關頭。中共從建黨以來，就一直被黨內部無情的權力鬥爭所折磨。改革派想要利用這一次的全代會，一勞永逸地打跨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從一九八七年元月黨魁胡耀邦，曾經大力支持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國大專院校大規模的不滿情緒，而被保守派施壓力擺黜之後，一般看法比較傾向於保守派。西藏的暴亂正好可以加強革命時期殘留下來的這幾個活化石的立場。的確，他們可以說，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是構成西藏大亂的唯一原因。西藏事件的發生，除了在國際視聽上，對中國的形象產生了不良的反響之外，不也是個讓中國其他少數民族有兔死狐悲的感受而心寒的例子嗎？
  從北京權力圈幕後流出來的少量消息顯示，西藏危機確實在中共中委會及政治局中，造成了激烈的爭論。表面上看起來，改革派好像是在全代會中佔了優勢。到了十月底，就看到不在少數仍舊沉迷在毛澤東思想的老幹部一一地退休了。中國的開放政策，再度得到肯定；經濟改革也是一樣。然而，在西藏已經犯下了難以補償的行為。用沖鋒槍向民眾掃射的事實，將會以兩種民族不相了解的痛苦象徵而留存史籍。

八、一九八八年，拉薩的火與血
  中共的官僚特別喜歡「開會」。會議接二連三地開，真正需要開的會卻是少之又少。開會是一般中國幹部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把開會刪除，他們就無所事事。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在北京，為了拉薩事件，召開了多少的會議。經過一段漫長的遲疑、考慮後，北京政府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年初，同意在拉薩舉行「莫朗青波」（傳召大法會）。拉薩的傳召大法會是西藏最大的宗教節日，過去每年藏歷新年過後，從正月初三到二十五在大昭寺隆重舉行。屆時，虔誠的佛教徒們整日盤坐在釋迦牟尼佛像前面，讀經祈頌，頂禮膜拜；拉薩附近各寺院的數萬喇嘛紛紛應召下山。大昭寺裏，達賴喇嘛講經，宗教答辯，推舉「格西」（黃教的最高學位，等於是博士），二、三萬喇嘛同聲誦經祈禱，祭神驅鬼，場面壯嚴，氣勢磅礡。最後幾天則是餘興。傳召法會是黃教祖師宗喀巴於一四零九年所創立的，一九六零年代被禁止，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又被准許舉行。一九八八年的時候，北京希望利用普天同慶，僧俗俱歡的節日，使西藏人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同時也想籍此機會向全世界說明，西藏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又是歌舞昇平。北京想要重整家業。
  所有防備可能再度掀起民族主義熱潮的措施都準備好了。二月十五日，北京政府控制的「中國佛教協會」向西藏百姓提出警告 ﹕ 「在這期間，所有的辱罵、毆鬥必須停止，大家應該互相尊重，好讓佛光照耀世界屋脊。」從二月中旬開始，成千的朝聖者陸陸續續地抵達了拉薩，到了二月十五日已經有二萬人了。然而市區內的平靜，也祇是狂風暴雨來臨前的先兆。很多的信徒被擋在拉薩城外，尤其是一向就名列黑名單榜首的康巴。
  所有的汽車必須要有通行證，才能在拉薩市區內行駛。特別的鎮暴部隊抵達拉薩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了，其中有些安頓在大昭寺附近的房子裏。根據某些消息，至少有六千名的警察處於戰備狀態。到處都是便衣警察和線民。配有錄音機和精密的轉播器具的警報系統，在大昭寺廣場前的一棟建築物上，夜以繼日地監視著。在寺院裏，「工作組」加緊召集和尚，向他們解說西藏的歷史，愛國主義以及分離主義的危險。此外，從一九八七年十月開始，西方的觀光客就很不容易拿到允許進入西藏的簽證。至於派駐在北京的外國記者，所有要求到西藏的申請全部被拒絕。
  二月底的時候，中國政府很大方地邀請了五位外國記者，參加已經開始好幾天的傳召大法會。由於，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來，中國政府是如何志得意滿地認為，傳召大法會無疑地會是十分圓滿地結束。十萬火急趕到成都的我，也曾經異想天開地想要獲得這份從天外來的「恩寵」，而到拉薩去採訪。和地方政府經過幾個小時的折衝後，我才知道，在不受歡迎到西藏的名單中，赫然有我的大名大姓！在五名雀屏中選的記者當中，有一名是法國新聞社、二名路透社、一名洛杉磯時報的通訊員。
  一直到傳召大法會結束的前一天晚上，一切活動都很順利地按照計劃進行。政府官員已經開始互相道賀了。所有的活動是如此有條不紊地進行，以至於五位被邀請參加的外國記者中有四位興趣索然，認為沒有什麼看頭，而提早收拾行李打道會府。他們的報導當然也就是錯誤的。三月五日，祇剩下法新社的通訊員巴狄克．雷思克（Patrick L escot )一個人。《洛杉磯時報》的記者也於當天清晨搭機離開拉薩。幾個小時之後，拉薩槍聲大做，血花四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星期六，大約是早上九點五十分的時候，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數百名喇嘛，把整座廣場映染成一片紫紅帶金的潮海。二萬五千名虔誠的信徒，也在寺前凝神佇立。傳召法會的最後一天。祇有一個「迎強巴」的節目。大昭寺裏的強巴佛像，被請出來，裝上木輪車，由幾名喇嘛擁護著繞大昭寺游行一周。按照節目表，今天應該是以賽馬和跳舞圓滿收場的，可是喇嘛們有他們的想法。在轟轟的祈禱聲中，忽然在年輕喇嘛的行列中，數十隻握緊的拳頭朝天高舉。他們蜂擁而上，搶了慶典主持人的麥克風。整個廣場迴盪著從數百跳動的胸膛中擠壓出來的高叫聲 ﹕ 「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獨立。西藏要獨立。西藏要獨立。打倒中國的壓迫。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
  這些喇嘛心裏有數，他們被中國治安單位照了像。他們也知道，他們是逃不過警察的控制的。他們還知道，他們打的是一場不可能贏的仗。他們當然知道，有六個軍營包圍著拉薩。他們更知道，不管他們有多麼英勇，有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可以像秋風掃落葉般地敉平所有的叛亂活動。
  緊接著，一陣暴風般的石頭砸向大昭寺附近的警察。幾分鍾後，好幾百名的喇嘛開始繞著大昭寺移動。馬上就有數千的藏胞加入他們的行列，並且高歌民族主義的歌曲。爬上大昭寺頂的喇嘛，朝著武裝警察的車子及在現場轉播傳召大法會的拉薩電視台的採訪轉播車丟了大量的石塊。二十分鍾後，十九部警車匆匆地趕到現場。二千名戴鋼盔、拿盾牌、帶警棍的武裝警察，花了十幾分鍾擺好了陣式後，發射催淚瓦斯彈驅散了廣場上的人潮。百餘名的喇嘛被抓進卡車。午後，治安人員終於找到了法新社的通訊員，並且警告他馬上回旅店。他一回到旅店就被監視，禁止外出。所有的電話線，傳真線都被切斷，拉薩和外界完全隔離。
  過了一陣，四處響起了自動武器特有的連發槍聲。一開始，中國政府是想要避免使用武器的，因為在早上，警察都沒有攜帶槍械。六千名藏人和警察對峙相持了一個下午，很多中國人開的商店被搶、被燒。示威人群對「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的辦公室及警察局特別眼紅。不少的警察被打，私下處死。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報紙是如何描述這些事情 ﹕
  中國新聞社說 ﹕「這些歇斯底里的騷亂分子大叫 ﹕ “ 摧毀所有屬於共產黨的東西！ ” 喇嘛被煽動的民眾，衝向大昭寺附近的重要地形，企圖使用石頭攻擊沒有攜帶武器的警察。」
  《人民日報》則說 ﹕ 「三月五日夜晚，一群流氓衝進位在北京東路上的 “ 極樂園 ” 飯館，把所有的桌椅搬到馬路上燒毀。這些流氓破壞了飯館裏的所有設備。很多其他中國人開的飯館、商店都遭受到相同的命運。當這些騷亂分子開始把汽車掀翻過來，並且放火燒的時候，他們高喊 ﹕ “ 打壞所有屬於中國共產黨和漢人的東西。 ” 」
  平常祇歌頌中國「少數民族」間兄弟般永恆友誼的中共官方報紙，在想辦法盡量醜化騷亂的鬧事者。然而中共有沒有想過，他們這種做法，祇是給漢族人民一次機會，讓他們去衡量到底絕大部分的藏族人民有多麼地憎恨他們？
  晚上，拉薩市再度響起 AK-47式衝鋒槍所發出來的清脆響聲。整個拉薩市的藏人區，都起來反對中國人。在這里，人群中有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喇嘛，拿起一塊石頭朝著抱頭鼠竄的民警背後，用盡力氣丟過去。在那邊，另外一個更年輕的和尚，朝公安警察丟石頭，然後眉心中彈倒了下去。有三個人看到一位民警用手槍瞄準，射殺一位青少年。不管老的、少的都加入了這場暴亂，婦女們則在旁邊搬運石頭。北京宣稱，這些喇嘛祇是一撮孤立、不得人心的肇事者，事實上，數以千計的藏人積極地支持喇嘛。早上，當警察開始衝進大昭寺逮捕喇嘛的時候，民眾在寺廟後面架起了梯子讓喇嘛們逃跑。
  星期日凌晨二時許，離開拉薩市中心兩公里外的地方，依稀可以聽到警笛的鳴叫聲。幾個小時後，法新社的通訊員，在治安人員的「陪同」下到貢噶機場，被趕回北京。拉薩發生了前後十六個小時的流血衝突。
  西藏人說，他們損失了八個人。中國政府的善後報告說，有一名警察死亡，三零九名受傷，其中有二十九名重傷，沒有任何一個字提到西藏方面的傷亡。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班禪喇嘛的態度比較坦誠。他說有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三三零位警察受傷。他說騷亂一開始，是由一百餘名的喇嘛所引起的，隨後有數千藏民附和。如果把在一旁圍觀的人也算進去，大約有一萬人左右。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星期日，「拉薩無線電電台」說，一些分離主義分子製造了可憎的場面。這些小部分的分離主義分子對人民及整個地區犯了新的罪行。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所製造的事端，再度顯示了他們企圖但是失敗地想要分裂祖國，及破壞國家統一的非法陰謀與犯罪目的。事實再度證明了惡勢力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星期一，《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描述一位警察如何從樓上被丟出窗外而摔死的情形。這個可憐人的一位同事，在醫院口述這殘忍的一幕。這幾行讓數百萬中國讀者毛骨聳然的口述，把藏族人民對反抗中國人的怨恨所暴發出來的暴力行為表露無遺 ﹕ 「一開始，他們還祇是對我們丟石頭而已。我的臉被打到幾次。」武警戰士楊玉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說。他當時躲在一間廁所裏，「他們打破房門，向我們砸石頭，並且用棍子毆打我們。他們把我們的鋼盔扯掉。一個年輕小伙子在我的臉上及背上捅了好幾刀。其他的人不停地用石頭砸我們，用棍子毆打我們。他們想把我從二樓的窗口丟出去，不過我用手死命地抓住窗沿不放。我的班長袁石生雙手已經受了傷，抓不牢，被四、五人從窗口丟了出去」。《人民日報》還指出，「武警戰士袁石生被送到醫院時，已經停止呼吸，經多方搶救無效死亡」。
  新華社也在同一天發出一篇要求對騷亂分子採取嚴刑重懲的文章。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共產黨權力圈子裏煩躁、激動的情形 ﹕ 領導幹部們「認為人民政府對這些人太過克制、太過忍耐、太過寬容」。
  三月十日，班禪喇嘛在拉薩電台發表談話 ﹕ 「如果西藏獨立了，藏族人民一定會因為西藏內部的分裂和紛爭而遭受禍害。正因為這個緣故，要求 “ 西藏獨立 ” 是對祖國的叛亂行為，將會破壞兄弟民族間的統一，並且危害到西藏人民的真正利益。」他還說他絕對不會放棄他的「四個愛」 ﹕ 對中共的愛，對祖國的愛，對藏民族的愛以及對他的宗教的愛。
  從騷亂的第二天開始，中國警察又下達了夜間搜索令，把拉薩市鬧得人神不安。近千名的藏民被帶到拉薩監獄「問話」。很多的西藏人都說他們在那裏受到了刑求。按照西方的估計，在幾天之間，有三百到一千餘名的西藏人被關入監牢。班禪喇嘛在四月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有二百人被捕。在同一個招待會中，阿沛．阿旺晉美指出，殺害警察的凶手「將按法律規定判處死刑」。五月一日，西藏「流亡政府」宣稱，有二千五百人被捕下獄。然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盡管全城已經是風聲鶴唳，十五名西藏尼姑於四月十七日，再度到大昭寺前面示威，並且高喊「達賴喇嘛萬歲！」「友愛」。心裏明白將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後果，她們是背著小包袱，有備而來的。她們立刻就被逮捕。
  一般說來，中國對於犯人的判決和處刑是很迅速的。然而在拉薩，幾個月都過去了，對謀殺警察凶手的審判，卻遲遲不敢開庭。情勢太過于緊張，大家都怕火上加油，再度引發衝突。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九日，拉薩法院終於批下了判決書。這是個非常寬容的判決。把武警戰士袁石生推出窗外致死的犯人羅桑丹仁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觀察兩年，索南旺堆被認為是他的共犯而被處無期徒刑。羅桑丹仁是西藏大學的畢業生，他可能被關在察不齊監獄一段時間，也被秘密地在手腳上了銬鏈，關在潮濕的小牢房裏長達十八個月。由於受到無端的折磨，他的身體狀況變得非常不好。從小牢房中放出來之後，他也可能是趁著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 ）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四月一日訪問監獄的時候，企圖交給他一封抗議酷刑拷打信函的二位政治犯人之一。這封信很快就從大使的手中拿走。從此羅桑丹仁好像就被轉到林芝波密監獄。至於索南旺堆，根據一九九二年二月的消息，他在察不齊監獄中遭受到長期的酷刑拷打，已經在死亡邊緣做最後的掙扎了（ 12）。二十五名其他的藏民被判處三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三名被認為犯了「輕罪」的藏人，則被判無罪開釋。中國政府企圖和藏族人民及達賴喇嘛取得協議。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派再度取得優勢。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企圖妥協的低姿勢動作 ﹕ 在秋末冬初的時候，北京領導班底中最開放對話的幹部之一，胡錦濤替換了伍精華被任命為西藏黨委書記。祇是在拉薩的局勢已經不允許任何的妥協了，在那裏，有的是不可動搖的決心。

九、中國丟人顯眼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初，北京積極地籌備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紀念大會。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慶祝過十二月十日的宣言紀念。然而今年，她卻決定要大肆鋪張好好表現一番。一個星期以來，中國報紙上所講的，無非都是中國對於尊重人權的承諾。這當然又是北京想要在國際間，重新塑造優良形象的一種手法。就算我們相信她的誠意吧 ﹕ 對某些最溫和的中國領導而言，這可能是他們真正想要在這從來沒有作為的地方，尋求一些改善。可是西藏獨立主義分子卻決定要拆他們的台，並且順手給中國政府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
  幾個星期以來，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西藏獨立的旗幟和傳單高高貼在拉薩市的牆上，而且是愈貼愈高，使得在被撕掉之前，有更長的時間，讓更多的人看。拉薩市西藏大學的牆上，從十二月初開始，連續幾天都被人用粉筆畫了批評中國幹部到西藏祇是為了自肥的諷刺畫。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肥胖的中國幹部和他那重得要用起重機才吊得動的財產。這幅畫還有題字解說 ﹕ 「乾癟癟地來，胖嘟嘟地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早上快要十一點的時候 ﹕ 幾十個喇嘛在一群聚集在一起的虔誠信徒前面，突然地從他們寬大的袈裟裏，拿出了西藏民族主義的旗幟。這些人知道他們做的是自殺性的行為。示威運動一開始不到幾分鍾，數百名隸屬鎮暴單位的警察就趕到現場，並且在示威者前面約二十公尺的地方，擺好方形的鎮暴隊形。最前面一排約有十二名左右頭戴鋼盔，手握 AK — 47 式衝衝鋒槍的警察，突然跑向示威群眾，停在離開他們約祇有幾公尺的地方，沒有警告、沒有鳴槍示警就朝站在他們前面的活靶開槍掃射。槍聲連續響了好幾分鍾。就在他們的眼前，西藏人倒了下去。二十六歲荷蘭籍的「瑞士紅十字會」的翻譯員柯里斯達（Christa M eindersma）小姐，當時正好在三十公尺處外，肩部受槍傷。從槍聲一響，人群即十分慌亂地到處亂鑽，然而鎮暴警察還是節節後退；因為盡管受到驚嚇，盡管人群亂奔，整個廣場又被石頭轟炸。二個小時之後，警察還不斷地在廣場附近的街道上投射催淚瓦斯彈以便驅散人潮。
  這一天，警察使用槍械的結果，造成了十二人死亡，數十名受傷。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由於鬧事者不聽勸阻，反而向值勤民警及公安警察扔石頭和酒瓶，警察警告無效，被迫鳴槍示警。混亂中有一喇嘛死亡，十三人受傷」。所有的目擊者，外國人或是西藏人，都說這是虛偽的報導。實際情形是中國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人群開槍射擊。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一間大學社會學教授羅．史瓦玆（RonSchwartz ）在柯里斯達小姐及一位英國籍記者的陪同下，在香港「新聞俱樂部」敘述他在拉薩所看到的事實經過 ﹕ 「十二月十日，我們三人和其他所有的在拉薩的外國人，看到一群沒有武裝、和平的示威者，舉著一面旗子在拉薩市區游行，然後轉入鬧區八角街繼續游行。我們看著他們在沒有任何挑釁行為的情形下被射殺，而且是，根據我們的看法，無緣無故地被殺。跟隨在這面旗子後面游行的這些年輕人眼裏流出了一股極端畏懼，卻又堅定不可動搖的決心的特殊神情。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他們也知道他們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他們知道某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在我們這一群，當時在拉薩現場的外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有想到會發生我們所看到的事情。」
  在發生慘案的那一天，柯里斯達小姐在西藏前後已經住了十四個月了。她的見證是很重要的 ﹕ 「這些年輕的和尚大部分祇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到目前為止所經歷的事情而鬥爭。他們不知道一九五九年以前是那一種制度。他們並沒有任何企圖要復辟些什麼。他們嘗試地為著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他們為基本自由而戰鬥。他們生活在無邊的疑懼當中，他們害怕他們所說的一切，也害怕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隨時會被囚禁，他們隨時會被酷刑拷打。我認為事情已經到了不僅僅是和尚，連藏族人民也了解到局勢根本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中國政府在紙面上所承諾的事情全部都是謊言。正因為如此，西藏人民團結的程度，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事情也變得非常緊急。我想西藏人民已經感覺到，他們快要被中國人完全消滅了，他們也感覺到他們應該做些事情，讓全世界的人曉得，他們為自衛，不惜犧牲寶貴的性命。」
  雖然受到嚴重的打擊，藏族人民還是連續幾天都到血跡斑斑的慘案現場去上燭火、幡旗，獻哈達（西藏人的禮物，用來敬佛或饋贈。類似披巾，以薄絹為之，有紅、黃、藍各色；色別與長短要看受禮人的階級來定）。許多含著眼淚祈禱的西藏人，請求「西藏的保護神」（達賴喇嘛）把「從東方來的野蠻人」驅逐出「雪域」。所有的外國人，都被限制在他們旅館的房間裏，等待著被驅逐出境。
  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七十位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在北京天安門附近示威高喊 ﹕ 「他們殺了我們的同志。」在拉薩，恐怖的行為並沒有使人們喪失勇氣 ﹕ 十二月三十日，五百餘名的西藏大學生，不知道示威游行已經被命令禁止，游行到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大樓，要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他們指責十二月十日的「冷血屠殺」。這一天，警察沒有任何的干涉行動。另外一個顯示出西藏反對分子沒有被輾碎的證據 ﹕ 一九八九年二月七日，一面藏民族的「雪山獅子旗」在大昭寺頂上飄揚了好幾個小時。這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警察也沒有反應。到落日的時候，旗桿下蓋滿了白色的哈達。二月二十日，「雪山獅子旗」及傳單在大昭寺附近的十六個地方出現。今年不再舉行拉薩傳召大法會。然而，騷亂依舊 … …

十、拉薩戒嚴
  西藏最後一次的暴亂事件，是文革結束以來，血流得最多的一次，也是後果最嚴重的一次，因為它逼得中國政府在拉薩頒布了戒嚴令。從此西藏一片沉靜。這最後一次的騷亂是從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開始的，它的情形和以前幾次大同小異，無非是一個被殖民主義壓迫得忍無可忍的民族，站起來反抗的傳統形式。數百名喇嘛及拉薩居民膽敢在大昭寺前的石梯上，高喊「西藏獨立」向中國挑戰。上千的藏人攻擊中共及地方政府的辦公大樓、警車以及中國人開的店鋪。這一次由絕望所迸發出來的暴亂，在血腥鎮壓下再度消散。中國政府成功地隔離了幾乎所有的外國記者。然而這些悲慘的暴力行為，並非沒有任何的目擊者。大約有二百名西方觀光客剛好在拉薩，其中有數十名眼睜睜地看著事情從頭到尾的演化。他們的說法完全一致 ﹕ 中國警察又一次地沒有鳴槍示警，毫不遲疑地直接向沒有武裝的群眾射擊。再一次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沒有受到警告就在拉薩市街上被槍殺。這一次，中國政府認為找藉口掩飾是多餘的事情 ﹕ 新華社說，「警察被迫開槍，因為沒有其他任何的辦法可以制止騷亂分子」。這不就是中國政府很明顯的承認，藏族人民決定要和中國鬥爭到底的堅強意念，以及中國政府將會不眨眼地，採用所有的必要手段來粉碎這些叛變行為嗎？
  根據北京公布的傷亡名單，三月五日星期日，有十位藏人、一名警察死亡，一百餘名受傷。旁觀的目擊者則說，傷亡比這還要嚴重的多。一直到當天晚上，街上依舊滿布屍體。星期一，拉薩進入恐怖屠殺的第二天。「拉薩電台」發出了警告 ﹕ 「騷亂分子絕對不會有好的下場。歷史和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看看一九五九年，由西藏反革命分子所帶領的叛變是如何結束的？過去的一些騷亂的下場又如何？難道他們的下場不夠清楚嗎？如果分裂主義分子敢再起來和人民意願作對，造成社會不安、發動騷亂、進行打鬥、破壞、搶劫及縱火，人民民主獨裁的鐵拳將會給他們粉碎的一擊！」數千名的藏人，分成一群群四、五百人的示威隊伍，拿著「雪山獅子旗」在拉薩市到處游行，一到晚上，藏人區就變成夜間戰鬥場。新華社說，有些騷亂分子手上拿著武器，然而沒有一個不受到中國政府管制的消息，曾今證實這個報導。拉薩中國銀行辦事處、四個警察派出所及一些政府辦公室都受到攻擊與破壞。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的記者雅士伯．貝克（Jasper B ecker) 提到了一個手裏祇有石頭的西藏人面對著載滿武裝警察的卡車的例子。包括回人在內的中國人都受到石頭的攻擊，商店、飯店被焚燒，可是沒有一家被搶劫。一位二十九歲的美國人柯立士. 海姆 (ChrisHelm) 說 ﹕ 「那一天，很多外國人都看到不少的中國人受傷流血。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位中國人，他的後腦勺有個極大的傷口。」有一位香港的中國人剛剛抵達拉薩，不知道有騷亂。他這一輩子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北京路上被騷亂分子抓住時的可怕情景。一位三十六歲的美國婦女如米．畢克里 (Zumi Piceldi) 說 ﹕ 「她在北京路上東張西望地尋找 “ 犛牛旅店 ” 她不得不拿出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來證明她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當天晚上，在藏人區發生了多次的格鬥。一過半夜，中國警察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清掃行動。住在藏式小旅店裏的外國觀光客，聽到警察用槍托撞擊藏人房門的聲音，然後就聽到槍聲及慘叫聲。許多西藏人說，警察在好幾個地方，一進門就用衝鋒槍掃射，大人小孩一起殺死。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星期二。拉薩進入幾乎是造反的第三天。很多中國人在收拾行李，準備在一九五九年反抗中國人的暴亂的三十周年紀念日來臨之前，離開這座社會秩序亂到難以形容，而令人膽寒的城市。星期二子夜零時，中國政府決定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即使是在一九五九年及文革期間局勢最緊張的時候，也沒有採行的措施 ﹕ 在拉薩實施戒嚴。為期不定的戒嚴令是國務院總理李鵬所決定，並且簽署的，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發布。自治區人民政府所頒定的戒嚴具體措施大略如下 ﹕
------戒嚴期間，嚴禁集會、游行、罷工、罷課、請願及其他聚眾活動；
------出入戒嚴區的人員、車輛均須按規定辦理出入手續，並接受治安檢查。
------對非法持有的槍枝彈藥一律交繳；
------對製造騷亂的嫌疑分子和可能隱藏罪犯的處所及其他可疑的地方，公安機關和執行戒嚴任務的人員有權進行調查；
------對於抗拒或煽動他人抗拒執行戒嚴措施者，依法從嚴懲處。
  同一天，《人民日報》在北京指出，西藏獨立主義分子「準備在不久再度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一次解決他們和中共的擁護者之間的糾紛」。星期三，拉薩進入戒嚴。星期二晚上，子夜的鐘聲一響，數千名（北京說是二千名）進入備戰狀態的戰士，開進拉薩，並且在戰略性位置附近擺好戰鬥姿勢；譬如說大的十字路口，政府辦公處所等。安裝在軍車車棚頂上的擴音器，開足音量不斷地播放戒嚴令上面規定的措施；在這同時，拉薩市到處迴繞著警笛尖銳的聲音。
  二十七歲的法國人雅各．羅納（Jacques Launey ）從拉薩打電話敘述他在清晨所看到的情景 ﹕ 「到處都是軍人。我至少看到一百名。祇有幾個小孩子在路上玩耍，偶爾有一些腳踏車從被西藏人燒毀，還在冒煙的商店及飯館前面經過。」我們再看看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星期三，新華社的一份「緊急」電文說些什麼 ﹕ 「現在，戰士和武裝警察在全城各地的崗哨值勤。配備有手槍、衝鋒槍、火箭筒以及無線電通信設備的戰士，夜以繼日地保衛著這座全世界最高，早晚氣溫相差非常大的城市。部隊接到命令停留在拉薩直到戒嚴令解除。」
  中國警察到處公然抓人。逮捕行為引起了婦女絕望的慘叫而辱罵戰士。西藏百姓躲在家裏足不出戶。幾十輛的軍用吉普車及卡車，有些還架著重機槍，在拉薩市街上轉來轉去。星期四，一位被拒絕進入拉薩市的法新社通訊員，在離開拉薩七公里的一個崗哨看到下面一幕情景。一位頭髮黑黑捲捲，穿著中國藍布衫的男人，被幾位人民解放軍的年輕戰士，把手扭到背後綁起來。一位軍官用槍托打他。幾位戰士把他推倒在瀝青路面上，把他的雙腳也綁了起來。另外一些戰士則用腳踢他。這個人的表情驚嚇多於畏懼。最後，他被丟進一部吉普車裏。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會被二十幾個配有 AK— 47式衝鋒槍的戰士修理。這些皮膚古銅色，吃得壯壯的戰士們，好像一點也不為西藏的風霜所苦。三天的騷亂在地上留下了五、六十具屍體，外帶數百名的傷殘。在拉薩，成百的藏民被拖入古孜監獄。
  三月八日凌晨三點左右，中國警察闖入了外國人住的旅店，限令他們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拉薩。「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布了第四號政府令，規定外國人在拉薩的居留條件 ﹕經「西藏自治區」有關部門同意在拉薩停留的外國客人、外國專家以及由旅遊部門組織的已到西藏旅遊的外國人旅遊團組，必須憑自治區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或公安部門簽發的通行證出入戒嚴區。現在拉薩市的外國遊客，必須在公安部門規定的期限內離開拉薩。
  從三月九日星期四開始，中國的政治宣傳部門開始譴責達賴喇嘛。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說 ﹕ 「達賴喇嘛永遠也不能分化中國，妨礙國家統一。」根據一份正式公報，騷亂分子攻擊、損壞或損毀「政府二十四張辦公桌、九十九家私有商店及飯店、二十餘輛汽車、幾十輛的單車」。印度在前一天晚上自稱很「關心」，不過她馬上又重申說，她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倫敦說，他感到「很擔心」；美國則對中國警察的暴力及使用武器感到「失望」。
  至於達賴喇嘛，他在印度達蘭薩拉宣稱 ﹕ 「任何一種鎮壓方式，即使是粗野和暴虐的方式，也不能扼殺自由與正義之聲。」面對這些暴力行為，達賴喇嘛還在繼續鼓吹現代化 ﹕ 「對藏族人民而言，採行武力鬥爭的路線，將是自殺的行為。中國人很容易使用粗暴的方式來反擊。即使是在機關槍的火海掃射下，示威游行的人也永遠不應該使用武器，因為這一種情形北京比較沒有辦法控制。我很擔心拉薩會變成一座屠宰場。」不過這個演說對事件的變化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北京已經做了決定 ﹕ 突然再度關閉西藏大門。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認為西藏受到了「應得的懲罰」，不過她同時也承認「某些西藏人永遠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種應得的報應，有些人則表示反對」。在香港，中文報紙譴責西藏騷亂分子。三月八日的《新聞報》以〈西藏人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為標題說 ﹕ 「沒有人會允許蘇格蘭從大英聯合王國中脫離，也沒有人會同意加利佛尼亞州的獨立。這是個原則問題。任何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她的政府有權力採取任何她認為必要的措施，來消除分化國家的行為。因此，倫敦和華盛頓大可不必表示他們的惋惜。他們所表示的惋惜，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惋惜！」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媒體，祇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很清楚，他們是老調重彈。三月十一日，「拉薩電台」說 ﹕ 「從解放開始，在中國及在國外的分裂主義勢力沒有一天停止過他們想要重建舊西藏的犯法行為。然而他們最後不是都被粉碎了嗎？在未來，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堅定不移地領導在西藏的各華夏種族人民，期時西藏的統一、文明和繁榮能夠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繼續前進。中國共產黨將繼續領導在西藏的各華夏種族人民對任何膽敢妨礙藏族人民前進，膽敢從事分裂活動或企圖重建舊西藏的人，給予致命的一擊 … … 。我們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英勇人民解放軍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效忠的人民武裝警察。他們讓分裂分子心驚肉跳。有了人民軍，人民就有一切。」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是一九五九年大暴動三十周年紀念日，新華社說 ﹕ 「在最近幾天，一直有人打電話到黨委會及 “ 西藏自治區 ” 人民政府，向他們表達全人民對服勤部隊的嘉許。充滿著感激的信函，也透過各種管道，送到軍官及服勤單位戰士的手裏。」
  三月底，西藏軍區的政治委員張少松將軍在中國人大會發表報告時說，從一九八七年秋季開始，在拉薩所發生的二十一次「意外事件」中有「六百餘人死亡」。這份報告和官方發布的二十八人死亡，受傷人數不詳的資料，在人數上有極大的差距。十年的容忍時代過去了，拉薩的外國也愈來愈少，西藏再度陷入黑夜的陰影裏。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少有從拉薩傳來的消息。九月中旬的時候，中國政府宣布逮捕了九名高喊「西藏獨立」反動口號的尼姑。他們表示她們目前還活著。
  一九八九年十月的時候，路透社駐北京通訊員吉．丁摩（Guy Dinmore ）到了拉薩。他在西藏首都停留期間，掀開了目前在拉薩鮮為人知的情形其中的一小部分秘密。當然，從一九八七年開始，總共被三次驅逐出西藏的他，是第一個獲得中國外交部允許而到西藏採訪的外國記者。自治區公安部門發言人王乃文向他透露，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騷亂之後，有四百餘人被捕下獄。六十三名藏人及二十名藏尼姑沒有經過審判就被送進勞改營，期限長短不等，最久的是三年。大約有三百二十位藏人被釋放，另外還有四名在等候判決。這位發言人排除所有在短期間內解除戒嚴令的可能，他承認，如果沒有部隊的鎮壓，警察「很可能沒有辦法」控制拉薩的局勢（13）。
  這位記者偷偷地造訪一位西藏民族主義分子，他告訴他說，至少有一千名的西藏人被關在拉薩的三大監獄裏。這位藏民把衣服脫掉，讓吉．丁摩看他身上被拷打殘留下來的疤痕，並且對他說 ﹕ 「他們用電棒刑求，要我說出策劃示威游行的人的名字。」拉薩的居民，並不因為這種威嚇而不再開口。當這位記者由官派導遊陪同去訪問色拉寺的時候，喇嘛們毫無顧忌地對他說有多少的和尚被抓。他們也當著導遊的面，一點也不遲疑地向他表示，他們非常高興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拉薩的戒嚴管制比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屠殺後的北京戒嚴，要嚴格的多了。在中國求學的一位西方的大學生，不就把北京的戒嚴比做是「星期日的野餐」嗎？然而，即使是如此，還是沒有辦法消除西藏人對中國人在西藏的深惡痛絕的特殊表達方式。因為，一九八九年秋季還是發生了幾次示威游行。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西藏日報》再度報導，五名尼姑被判處「勞動再教育」。該報說，她們歇斯底里地，瘋狂地大叫「西藏獨立」以及其他的反動口號這一類的騷動也可能在四川省阿霸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人地區發生過，因為從一九八九年夏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部隊的政委帶領著「工作組」匆匆忙忙地進入了藏人寺廟及喇嘛院，進行「愛國主義思想」的國防教育（14）。

十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
  看到中國部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當著全世界攝影機的前面，血腥輾碎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的野蠻行為，我們就可以想像到，在沒有目擊者證人下的西藏，他們是使用些什麼樣的方法來對付西藏的不滿分子。被中國宣傳魔鏡所愚弄的上億西方人士一直以為他們在開放政策時期，找到了中國制度的本質，天安門屠殺讓他們徹底地覺醒了。這個慘案在國外所產生的幾個正面的影響之一，就是讓國外人士知道，有幾個昏庸的老人，隨時隨地都會不擇手段地維護他們的權力。此外，當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屠殺之後，中國政府為了要蒙騙輕易就相信的外國政府，以及在農村及都市的廣大民眾之間毀謗要求民主的學生與工人，而在全國各地及海外發動大規模的假宣傳，我們完完全全有理由懷疑所有北京發布有關西藏消息的真實性。
  就這樣，正如中國政府所宣稱的，武裝警察從來沒有在西藏直接對著西藏示威游行的人開槍一樣；她說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任何人死亡，而且總計也祇有三百名的中國市民及警察在「混亂」中喪生。然而人證鑿鑿，所有的目擊者都說 ﹕ 在六月三日到四日的夜晚，有好幾百名中國人，也許有一千到三千人在北京死於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槍和衝鋒槍的無情掃射下，有些則死在坦克車的履帶下。除了殺一儆百的公開處決之外，很多中國工人及不滿分子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在北京近郊蘆溝橋旁邊的刑場被秘密地處決。數以千計的中國人被逮捕。很多人失蹤，下落不明。逍遙在外的知識分子，不是被套上了嘴套，就是被迫參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的鎮壓行為敲響了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一直想要付諸實現的開放政策的喪鐘。這對一個鄰近國家一直在進步的國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拉薩和北京都在實施戒嚴。中國的統戰宣傳在對這兩個地方所發生的流血事件所做的描述同出一轍。成千的西藏示威游行者，被中國共產黨御用報紙說成是「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企圖破壞祖國的統一」。數十萬的中國不滿分子也被說成是「少數不法分子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同樣地，在拉薩的西藏抗議者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抗議者全部都被打入「反革命分子」一類。在拉薩和北京的和平示威運動，在中國政府的嘴裏，變成了「騷亂社會秩序」和「危害國家穩定」的破壞行為。在拉薩就和在北京一樣，示威者被中國政府指責是「流氓」，是「土匪」到處「對無辜的公民大肆掠奪、偷竊和衝擊」。如果我們相信中國官報上所說的，「絕大部分的藏族人民堅決反對」西藏不滿分子的行為，我們就得相信，在北京「絕大部分的人民都堅決反對」中國年輕人要求更民主的運動。警察和軍隊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和六月，分別地在拉薩和北京光榮地制止了暴亂。在這兩個情況中，軍隊嚴守紀律，非常克制。在北京，在拉薩也一樣，中國政府警告地說，和這些不法行為的鬥爭還沒有結束。
  以上這些，引出了一個令人憂心重重的問題 ﹕ 在北京，有一群的外國人和記者，我們可以知道在那裏發生些什麼事情。然而在拉薩呢？自從實施戒嚴以來，在西藏的首府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儘管中國的血腥鎮壓，儘管中國的嚴密監視，尤其是在寺廟內，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示威游行還是不斷地發生。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在拉薩總共大約有過四十起的示威游行。僅僅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在拉薩就發生了四次要求西藏獨立的示威游行。不少的示威游行者、和尚以及尼姑馬上被抓（ 15）。一九九二年六月的另外一次示威游行中，有十二位尼姑被捕（ 16）。此外，，西藏的不滿情緒，好像已經遍及整個西藏。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在四川省阿霸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的同仁藏族自治州已經有示威游行的人被判刑了（17）。「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羅布在一九九二年元月發表演說的時候，承認在西藏鄉間存在著不滿的情緒。他譴責獨立主義的積極分子企圖在鄉間及牧區中爭取支持他們的獨立運動。他也同時要求共產黨在鄉間和牧區，對分裂主義分子發動鬥爭（ 18）。已經有好幾十個和尚，在拉薩以外的地區被逮捕。
  很明顯地，西藏的不滿情緒，很難一下子就被消除。我們祇能冀望，在北京一些願意坦誠對話的領導的想法，有一天能夠戰勝那一批與世脫節的老人們腦袋裏麻木不仁的想法，並且付諸實行。因為在西藏，就像在北京，甚至整個中國一樣，政府的暴力、監獄的酷刑以及處決並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地，這些祇會帶來更嚴重的、可怕的政治後果。就西藏的局勢而言，我們可以認為，除非有一個持久、穩固的政治妥協，讓西藏有高度的自治，不然就是另外一種絕然相反的辦法，在極短的時間內把整個藏民族消滅，否則，中國永遠也沒有辦法推行可以讓他們走出經濟、社會、政治未開發的泥淖的開放政策。

十二、新疆亦然
  在中國西北端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偶爾也可以聽到憤怒的吼聲。伊斯蘭人和不信神的漢人，這兩種差異很大的種族要共同生活在一起是相當困難的。新疆的居民是由好幾種不同的種族所構成的。他們也和西藏一樣，在抵制漢化政策。為數約有六百萬的維吾爾族人數最多，約全居民的百分之四十六。大約有一百萬的哈薩克游牧民（土耳其人的遠祖）主要是在新疆北部、天山山麓的伊黎河谷以及阿爾泰山南麓一帶活動。
   另外還有十二萬的吉爾吉斯人在喀什城附近，六十三萬的回族人，二十六萬五千的塔吉克人在帕米爾高原，十二萬的烏玆別克人在塔里木盆地，以及數千名的韃靼人在新疆北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漢人僅佔新疆人口的百分之六而已；八十年代後期，卻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在新疆的幾個大城市裏，譬如首府烏魯木齊，漢人已經占大多數了。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一個孩子的人口管制政策，新疆的非漢人居民卻不受限制。然而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開始，一條新的法令規定，住在城市裏的夫妻最多祇能有兩個孩子，住在農村的夫妻則最多可以有三個孩子。這條法令的目的，在表面上說，是要「控制地區人口的過度成長和提高出生嬰兒的素質」（ 19）。根據多方面消息顯示，這條法令在當地居民中，引起非常強烈的不滿。
  新疆和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蘇俄國協及外蒙古接壤，長久以來一直就是俄皇及蘇聯覬覦的對象。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新疆發生了幾次反對中國人的活動。哈薩克人的不滿於一九六三年中俄剛斷交的時候爆發，六萬名伊黎地區的哈薩克人避走蘇俄。八十年代初期，農民在白沙瓦的縣政府所在地，發動武裝暴動反對中國人。中國軍隊趕來支援鎮壓暴動，造成多人傷亡。一九八一年的時候，喀什因為反對中國人的暴動，而整個癱瘓。這一類的意外事件，幾乎從來沒有在中國的報紙上報導過。如果沒有西方人士的目擊，絕大部分意外事件安設不會被外界知道的。最近幾次的意外事件顯示出不僅當地居民和新來的中國人關係愈來愈惡劣，而且還表明在新疆存在著一股民族主義的情懷。甚至有一部分的居民，為爭取新疆的獨立而戰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二千名到三千名的伊斯蘭學生，在烏魯木齊街上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在新疆試爆核子彈。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輪到六百名維吾爾學生示威游行，抗議規定他們一定要和中國學生住同一宿舍。一九八八年夏季，在伊黎地區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意外事件。有關這次意外的消息少的可憐，而且也不清楚。不過根據北京消息靈通人士的說法，好像是中國警察接到蘇俄情報局提供的消息，而逮捕不少在邊界兩側活動，正在秘密集會的哈薩克不滿分子。一九八八年開始，中國報紙透露了北京的憂慮。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烏魯木齊無線電電台」播放了「新疆協商委員會」主席 ----北京派到新疆的強人-----王恩茂的一篇令人心慌的演說 ﹕ 「有些人說，反對漢人的就是英雄，和漢人聯合的就是叛徒。這種說法不但是荒謬，而且是非常反動的。當然祇有少數，極為少數的人有這種想法 … … 。有沒有反對漢人，要他們回到中國內地去的人呢？有，是有，不過不多。祇有一小部分，極少的一部分。漢人是反對這些人的，維吾爾人和所有其他的少數民族的人民也是反對他們的。這些人破壞國家團結，是和所有民族的人民的基本利益作對 … … 。說少數民族從三十多年來就是奴隸，是真正反動，非常反動的說法。」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烏魯木齊電台」又播放了一篇新疆黨委會副書記賈那布爾到沿著蘇俄邊界長達七百五十公里的伊黎地區視察報告。他特別指出 ﹕ 「除了好的事情之外，我們也應該謹慎地體察到有一部分人在國內，在國外，心懷叵測地蓄意破壞國家團結，企圖分化祖國的統一，毀壞穩定的政治局勢和地區的統一。我們應該對這些非常注意。」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新疆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新疆經濟情形和改革的評論。該文指出新疆的改革受到「全國，包括在新疆的所有民族的人民」的支持。「不過，有極少數的人，在新疆天然資源的開發上面大做文章，一直抱怨說新疆的原油朝東流，新疆的棉花往外送，大量的商品離開新疆，卻祇看到很少量的貨物進門來。他們甚至建議禁止開採新疆的自然資源。他們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這篇文章也指出，從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七年間，中央政府撥給了新疆高達二百七十三億五千九百萬元人民幣的補助金。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王恩茂在上海的一家報紙《報刊文摘》中指出，設立在國外的秘密組織，尋求新疆獨立，並且派出特務到新疆進行破壞行動及「分裂主義」活動，企圖顛覆中國的主權。七個非法組織已經被查明正身，其中包括一個「東土耳其斯坦國家挽救委員會」，一個「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陣線」和一個「世界伊斯蘭聯盟」。
  在中國的回教徒對刺激非常敏感 ﹕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數千名的伊斯蘭青年在北京街上游行，高喊「懲治中國的魯布迪（Rushdie) ,」抗議出版他們認為污辱《可蘭經》的書。五月十六日，大約有三萬名回教徒在西安示威游行。出問題的書------《性習慣》，用很大膽的文字描寫伊斯蘭教的宗教習慣和活動 ﹕ 譬如說這本書把清真寺比喻成勃起的陰莖。這本書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被查禁。所有已經發行「褻瀆宗教」的書都被燒毀。根據西方的遊客的目擊報導，最嚴重的意外事件於一九九零年四月初，發生在喀什城北方古「絲路」上的阿克圖。這一次當地居民和治安警察發生的種族衝突，至少有六十名百姓和十一名警察死亡。中國政府承認發生暴動，因為新疆地方電視台證實在四月五日和六日，在離開喀什城南部七十五公里處的巴仁所發生的「武裝反革命暴動」中，有十五名民眾、六名警察及一名伊斯蘭公務員喪生（20）。阿克圖和巴仁都是隸屬緊鄰昔日的吉爾吉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吉爾吉斯自治州。現年九十高齡的玉蘇．伊薩.阿布特青是「東土耳其斯坦自主共和國」的前任總書記，他從一九五四年就流亡土耳其，定居於伊斯坦堡。雖然還在不停地批評中國在新疆的過分行為，這位土耳其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卻選擇了土耳其國籍。他在中國新疆維吾爾人之間的聲望，是不能和達賴喇嘛在西藏人間所擁有的無上權威相提並論的。
注釋 ﹕
1.100questions about Tibet,Beijing,1989,p.50.
2.i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News Update,1990年 4月 30日，第 18頁。
3.Emancipation monthly,Hong Kong,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4.Bulltin du Bureau d'information du gouvernement tibetain,Zurich.1989.
5.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同前書，第五四～五五頁。
6.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1990年 11月 15日轉報拉薩電視台 11月 8日所播報之資料。該數字係中國國統局所發布之數字。
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
8.Tibet,apercn general,La liberte de croyance religiense an Tibet.Editions Nouvelle Etoile,Pekin.1991.
9.Questions and ansvc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P.165.
10.Tibet,apercu general.Laliberte de croyance religieuse,
11.Tibetan Bulletin,一九九二年三月 -四月，第五頁。 Tibet Press Watch,pp.7.8.
12.Political Prisoners in Tibet,Asia Watch and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join report,一九九二年二月。
13.路透社(Agence Reuter)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14.《解放軍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15.Tibet Information Nework,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16.Tibet Information N etwork,一九九二年七月二日、三日。
17.法新社，一九九零年四月九日。
18.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
19.新華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20.法新社，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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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新 民 族 主 義 的 興 趣

第一章新民族主義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