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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第八章:印度朝聖
我的朋友錫金大君、姑媽特來拉薩帶給一份請柬,他的來訪乃一線來自外界的同情,而令人清爽。我受到「印度瑪哈菩提學會」的邀請。這是十七年前創立,用以宏揚佛法和照看印度朝聖者與佛寺的機構。他們希望我去參加釋迦牟尼佛誕生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
我出於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釋迦牟尼佛誕本身對於所有佛教徒都是極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個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聖。她對我們一直是個聖地。她是佛教文化創始人的誕生之地,也是幾百年前,由印度聖者和先知們帶往我們山脈之中的智慧的源泉。雖然和印度的宗教與社會是沿著不同的路線發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兒女。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拜訪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從與中國的繁忙的接觸和一無所獲的爭執中撤退的機會,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如此,----我還希望這提供我一次機會,請教於尼赫魯先生和別的民領袖以及聖者甘地的信徒們。我不能夸張我們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國際政治上缺乏經驗,但我國任何別人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別國也像我們一樣面臨了這樣的處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經驗存在於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點都無裨益於我們,我們得由未經訓練的本能來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於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別的原因。我們曾與英國的印度有著長期友好的解觸。事實上,那是我們與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觸。但由於印度的權力轉移到印度政府,我們與印度的政治接觸因而淡化。我堅信,我們應當重建這接觸而鞏固之,把它作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線。
前往印度還不僅是我個人的願望。西藏人在得知這一邀請,並通過我的官員催促我接受。因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關於我,而尚無關於他們的之外,即我必須從當務之急的政治困難中撤退。
但僅僅想去是不夠的。如果中國人不想我去,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徵求他們的同意。
我與'範明將軍商榷,他是最初駐於拉薩,並作為中國高級代表的。他開始說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議,但他所說的無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議。他這麼說,我的心沈了下來。他說,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適的。他還以為由於籌備委員會尚有許多事要做,我作為主席,理應留在拉薩。然後,象是寬慰,他補充說那邀請畢竟只來自宗教組織,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輕而易舉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棄這一希望。我推遲指派代表,也沒有告知瑪哈菩提學會我的不能前往。四個月後,約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將軍再次建議我指派代表，因為名單必須事前送往印度;然後,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經師為首的代表團來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來見我,並承認,中國政府於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電報,邀請我和班禪喇嘛為這一慶祝活動的客人。他補充說,中國政府對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慮,而且認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們愉快,拉薩人民也一樣。但在範明將軍告訴我這一邀請之前,印度駐拉薩總領導已告訴了別的幾個人,而且傳開了。當然,我個人推斷,中國要想把這邀請保密,直到對我為時過晚而不可接受;現在僅僅是由於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準備啟程。在我離開拉薩之前,張經武將軍剛從中國來,作為常駐代表,我被當作小學生,領受了他的長篇大論。我發現很有趣,盡管也許那並非他故意如此。他說,匈亞利和波蘭有點亂子,那是為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的一小撮人發動的。但蘇聯立即相應匈牙利和波蘭人民的求助,不費吹灰之力地撲滅了反動分子。反動分子總是虎視眈眈。趁機在社會主義國家製造亂子,但社會主義勢力的共同責任是如此之大,他們會永遠去援助任何這些國家。他對此大談特談,我致於意思到這也是一個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別國不得干預西藏。
然後,他談及我的訪問印度。他說盡管佛誕純屬宗教性,但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中國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團,但國民黨也有可能從台灣派去一支代表團。如果他們這樣做,中國代表即退會,他們也這樣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灣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將拒絕參加。一當我到達印度,中國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後來,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領導人向我問及藏中邊界,我只應說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說,我也許會被問西藏的情況。如果新聞記者或者低級官員問及,我只說曾有點麻煩,但現在一切已歸於正常。如果是尼赫魯先生,或者別的高級官員問及,我可以說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發生了起義。
談話的最後一部分是他的一項建議,即如果我可能在慶祝期間發言,我得事先生拉薩準備好。事實上,我被安排在釋迦牟尼佛誕大會上發言。在我離開拉薩之前,籌備委員會秘書長阿沛,與中國人磋商後,為我起草了發言稿。我來到印度後,完全重寫。
那時,公路已建到亞東,從那裡到邊境只需步行兩天。這是中國人瘋狂地建築,用以在我們全國各地安排駐軍的戰略公路網的一部分;但這也把由拉薩到印度的旅程由幾周縮短為幾天。我們在兩天之內駛人亞東。在日喀則的路上,中國一只汽車渡輪把我們渡過了普拉馬普達河,班禪喇嘛在那裡加人了我們。第四天,我們騎馬,這依然是跨越喜馬拉雅關隘的唯一辦法。
一位叫盛明義任軍分區司令員的中國將軍陪我們到達西藏的最後一個居民點春必坦止;他離開時,又給我們一次短暫的講話。他很遺憾地說印度有許多反動份子,如果我與他們談話,必須特別謹慎。他提醒我,作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我代表中國和西藏。因此,我應當告訴每一個人關於中國在發展自然資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上所作出的偉大進步。我應當讓我見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國與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也有任何別種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他們,只要他們喜歡,什麼時候都歡迎來訪中國。
那是在我穿過邊境前所領受的最後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戲劇性的。穿越五十英裡的荒涼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瑪峰的皚皚雪峰指引著我們向前。在發裡,從一個接近山麓的關隘可以盡攬其與世隔絕的壯觀。然後,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達了杜杜林和杜鵑遍布的春必谷地,這裡盛長飛燕草、附子草和罌粟;人們有種極少西藏人看過的天外世界的感覺。以下的世界是極下和極遠地伸展的廣袤而酷熱的印度平原、繁華的城市和海洋。這裡卻依然有可攀越的關口那叔那關。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線,到達極頂的邊界,它在最終下降到錫金谷地之前,把人們重新帶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風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這也是1903年英國遠徵隊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協約後通商者所取之道----從此至江漢是任何外籍人土在西藏唯一有權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當1950年中國人侵時,我所遷徒的亞東鎮。但它從那時起已有所改觀。之後,我騎馬下到谷地,再在中國公路下坐轎車南下。這當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樣,我倒寧願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條公路頂端,靠近發裡的地方,中國人表現得古裡古怪。我想他們了解一些有關高山空氣稀薄的事,因為在上幾世紀都是騎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國人戴著氧氣罩,舒舒服服地駕駛著。
亞東以上的風景對我是新鮮的。下了轎車,我在那叔拉騎馬上邊界,從我的中國監視人員那裡解放出來,有了我從孩提時代起便不曾有過的愉快的撞憬和興奮的感情。我開始爬上山坡時,天氣晴朗;但我們不久即走進雲霧裡;最後的幾千英尺路,十分潮濕而寒冷。而這只是為我們在山頭上受到的歡迎增添了快樂。我第一個看見的是一位警衛;然後是前來問候的姑媽大君和印度駐錫金的政治官員;印度官員帶給我印度總統、副總統、首相和印度政府的問侯。他贈給我一條哈達,這是西藏的問候方式;一圈花環,這是印度傳統。我們相伴騎馬下到錫金的中閣,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們前往錫金的首都甘扎。當我們穿過錫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現代地轉換運輸工具,那自發前來的快樂的歡迎者也同時增加,我感到不在異鄉,而是賓至如歸。我們在第十英裡處,下馬坐進了吉普車,中國大使在那裡加入了我們。然後,出城不遠,錫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們加入了我們,而我從吉普車轉到他的轎車裡去。在這輛轎車上發生了一件極其滑稽的事。它一邊飄著錫金旗,另一邊飄著西藏旗。我們在進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陣。一大群人拋來哈達和花以示問候。這時,我吃驚地看著一位作大使的翻譯的孤零零的中國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國國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我高興地看出他們也知道這滑稽劇的一面。
我們坐飛機結束了這一旅行。當我們到達新德裡時,我看見了為英國所建、作為遺留給了嶄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壯觀。副總統拉達柯日西那博土和首相尼赫魯先生早在機場等候歡迎我們。同我坐在飛機裡的中國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紹給他們,再介紹給外交界。他帶著我,穿過隊列,引見許多國家的官員。我們來到英國代表面前,但我猶疑當我們走到美國代表那裡時,會發生什麼？那可是外交儀式中微妙的考驗。在這關建時刻,那位中國大使像魔術師一樣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來與美國人面面相對。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並介紹了我們。
我和拉達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車進城。他對我說他是多麼高興地見到我,並快樂地談及我們國家之間長久的聯系。在為釋迦牟尼佛誕所設立的旗幟和裝飾之下,人群聚在路邊,以增添對我的歡迎。我們來到拉切巴提巴芬的總統住所,總統拉吉達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藹的笑容和聲音在謁見室的門口接待了我。我對這兩位領袖都有著極其深刻與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們是象徵著印度人民的永恆精神的忠誠而博學的人物。
我到達新德裡的第一個早晨的第一次參觀是去拉迦塔,即聖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當我在斜向迦莫納河的一塊綠色草坪上祈禱時,我被深深地打動了。我感到我來到了一個高貴的靈魂面前,這人的靈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一個為了保存印度和人類的精神而奮門終身的人物,一個釋迦牟尼佛真誠的弟子,一個對全人類之間的和平與和諧的真誠的信仰者。我站在那裡,迷惑了:假若聖雄甘地尚在,他又會忠告我什麼。我敢於肯定,但會把意誌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戰門之中。
我強烈地意願能在今世有幸見到他。我站在那裡,感到與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遠是我應該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過,而且依然有著對他所宣揚和實行的非暴力的教義不可動搖的信仰。現在,我更堅定地決心,不論我面臨何種困難,都遵從他的指導。我比從前更強烈地快定,我永遠也不可與暴力行動相聯系。
那次朝聖之後,我有兩三天忙於參加釋迦牟尼佛誕的慶祝活動。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跟來自世界各地,沒有受到直接的壓迫,為了世界和平而宣揚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土交談。所以,在我座談會的演講裡,我強調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質。我說,我希望這些慶祝將有助於傳播不僅在亞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間的智慧之道;因為佛陀的教導不僅可以指導人們走向一個滿足與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結束民族之間的敵意。對人道的拯救可從佛教的原則上尋到。我現在可以高興地說,我將廷伸這一聲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於所有人類的潛的宗教本性。而對這一本性的強暴壓製便是和平的敵人。
我在這次慶祝大會之後,才真正與尼赫魯先生進行了第一次長談。我的見解到那時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釋過我為什麼想來印度;現在,我極不情願地作出這樣的結論。我相信,我不應當再回去;我相信,我應當留在印度,直到中國政策有了積極改變的跡象。也許是我在感情上的與聖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與許多博學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會見使我作出這一哀傷的決定。我幾乎是第一次見到不是西藏人,卻對西藏富於真摯的同情的人物。我以為,我在家裡再也幫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製他們采取暴力的願望;我的一切為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釋到底西藏發生了什麼,並努力發起他們在道德上對我們的支持,由此,也許可給中國無情的暴力政策帶來些改變。
我向尼赫魯先生先生解釋這些。我們單獨會見,除了他的西藏翻譯。我先告訴他,我是多麼感激能有機會前來印度參加慶祝佛誕大會。之後,我解釋東部西藏的處境是多麼絕望,以及我們所有人都害怕更壞的厄運會傳遍到西藏各地。我說,我得信服,中國確實意於永遠摧毀我們的宗教和風俗,也因此斬斷我們與印度的歷史聯系。我告訴他,現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後,我解釋,為什麼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們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贏回我們的自由。
他和藹而耐心地聽著。但他堅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麼事也不能作。他說誰也沒有正式承認過我們的獨立。他同意我的觀點,即企圖與中國發生戰爭是無渭的。如果我們企圖於此,他們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派來更多的部隊,徹底鎮壓我們。他建議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實行十七條協議。
我說,我曾盡力而為去執行十七條,但不管我多麼努力,中國方面拒絕尊重協議,我看不出他們心中有任何變化。對這一點,他答應與二天將到達印度的周恩來談及,我們的會見就此結束。
我也跟周恩來談過。我到機場去接見他,並在當晚與他進行了長談。我告訴他,我們東部省份處境越來越壞。中國人強迫改革,而對本地的條件和人民願望與利益不加考慮。周恩來似乎很同情,並說中國地方官員一定犯了錯誤。他說,他會將我說的話向毛澤東匯報,但我不能使他對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諾。
幾天後,周恩來邀請我哥哥土登諾布和加洛東珠去中國大使館晚宴。他們與他的談話則更有希望,也更明確。我哥哥在我們政府裡沒有任何正式職位,因此,他們可以談得更坦率,而不害怕於其對西藏直接影響。他們之後告訴我這一談話,他們似乎完全說出了他們的批評。他們告訴周恩來,西藏與中國幾世紀以來作為友好鄰邦而相互尊重。而現在,在西藏的中國人卻把西藏人當成死敵。他們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壞的典型和社會中不合適的東西,來桃起不和;而且他們忍視許多有愛國心的西藏人,他們也許可以改進中國人和西藏人之間的關系。他們在世俗事務上支援班禪喇嘛,以此重結介於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間的舊怨,並因此削弱我們政府的權力。他們還在西藏,尤其是拉薩維持著這麼一支龐大的、無必要的軍隊,以致令我們經濟崩潰,而物價也高漲到我們人民面臨了饑餓的地步。不是西藏統治階級,而是人民群眾對中國的侵佔最為痛恨。也是他們要求中國撤軍,並簽署一個在平等基礎上的新協定。但拉薩的中國人並不聽取群眾意見。
周恩來似乎並不怎麼喜歡這些直言直語,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禮貌和恭謙。他向我哥哥擔保,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想到利用不受歡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禪喇嘛來削弱我的權力,或是製造傾軋。他們不想干預西藏事務,或者成為經濟負擔。他認同,也許中國地方官員由於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難。他承諾改進拉薩的食物供應,一當西藏人可自理事務,中國軍隊即可逐漸撤出。他還說,他將把他們的抱怨匯報給毛澤東,而且將可以看到這些因素都會解除。他說,這些諾言不僅僅是言辭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歡留在印度,他們可以住在那裡,看他的諾言履行了沒有,如果沒有,他們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評。中國政府。
但會談結尾,他對他們說,他又有一項請求。他聽說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們盡力勸我返回西藏。他說,如果我不回去,那只會有害於我和我的人民。
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之後,我開始游覽印度。我被帶去參觀幾項新型工業設計,如納加的大型水電廠。而我第一次親自看出這樣的項目,在共產主義和一個自由民主之下組織方式的巨大差異----在徵集工人和自願勞工之間氣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當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歷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參觀了山奇、阿加塔、比納雨和菩提伽利略耶。我欽佩於這些明證了偉大的天才和虔誠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藝術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間的仇恨在過去是如何地傷害了這批遺產,而現在,由於印度憲法對宗教自由的確保,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鎮定與平和。 在比納爾和菩提伽耶,數以千計的西藏朝聖者在等著見我;我在兩處都作了有關佛陀教義的講話,讓他們深切感到,應當遵從他為我們明確標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禮菩提伽耶,是對我的深厚激勵之根源。每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都永遠會把菩提伽耶與他的宗教和文化遺產中最尊貴、最崇高的事物相關系。我從年輕時代,就夢想過這次拜訪。現在,我在這神聖的地方,佇立於已般大涅盤即最高的涅盤的聖者之前,他已為全人類找到拯救之道。我佇立著,一種宗教的熾熱之情襲上我的心頭,使我沉醉於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之間神聖威力的知識和影響。
但是,當我的朝聖之旅向撤柰斯(即鹿野苑 )行進時,一位中國大使館的信使來到我這裡。他帶來一份來自拉薩的中國代表張經武將軍的電報。電文說,家裡處境十分嚴重,特務們和陰謀者在籌劃一次大暴動;我應盡決回歸。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國陪同帶來資訊說,周恩來將回到德裡,急於會見我。因此,幾天後,我得將自己拉回政治的敵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裡,周恩來再次告訴我,西藏處境更壞了,我應當回去了。他決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眾起義,他會隨時使用武力來鎮壓。我記得 ,他曾說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製造亂子,我應當決定下來該走哪一條路。我告訴他,我尚沒有準備作點什麼,我重複了我們對中國佔領的一切悲哀。我說,我們願意忘卻過去他們對我們的錯誤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壓迫必須停止。他回答說,毛澤東極其明確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願望進行。他這樣說,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歡迎中國人。
他告訴我,他聽說我已受邀訪問加林邦,一個靠近西藏邊界的印度北部邊鎮,那裡有一個西藏團體,其中一些人是剛被中國統治所驅使而流亡的。他說,我不應當去,怕那裡的人會製造麻煩。我只對他說,我將好好考慮。在我們會見結束時,他警告我說,一些印度官員非常好,而另一些則非常特別。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談話,我出來時感到受挫傷,而極不滿意。
第二天,中國政府高級成員,賀龍元帥來重複周恩來的勸告,說我應該立即返回拉薩。我記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國成語;「獅在深山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無意再去爭執。我其時已深思熟慮過尼赫魯先生的忠告和周恩來對我哥哥和我的保證。我告訴那位元帥,我已決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對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諾將會兌現。
我在離開德裡之前,與尼赫魯先生作了最後的會談。我想應該摘引他自己的與周恩來和我的會談記錄。1959年,他把這一記錄交給了印度議會的下議院。
他說,當周恩來總理兩、三年前來這裡時,他很客氣地與我頗長時間地談論過西藏。我們談得坦率和完全。他說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他並不把西藏看作中國的一個省份。那裡的人們與中國本土人有著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國別的自治區裡的人們一樣,即使他們構成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因而,他們把西藏視為一個享有自治權的自治區。他又對我說,任何中國強加共產主義於西藏的想像都是荒謬的。共產主義不可能對一個落後的國家,以這種方式去強加。即使他們期待進步改革的到來,他們並不願望這麼作。甚至這些改革,他們也提議得廷遲一段合適的時間才進行。
在談及與我的會見中,尼赫魯先生說;那時,達賴喇嘛也在這裡,我其時跟他有過長談。我對他說到與周恩來的友好討論和他對西藏自治權的確保。我建議他良好的信任接受這一保證,為維護自治權而合作,並給西藏帶來某些改革。達賴喇嘛同意說,盡管他們國家在精神上十分先進,但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卻十分落後,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記得在最後的會談中,曾告訴他因為兩個原因,我已決定回西藏;因為他建議我這麼做,也因為周恩來給予我和我哥哥的確定的承諾。
尼赫魯先生的個性使我深有印象。盡管聖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絲毫找不出任何熱烈的靈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和務實的發言人,能夠巧妙捕捉國際政治,他向我表現出他對祖國深沉的愛和對他的人民的信任。為了他們的福利和進步,他堅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記得我們在那次會見中,談到我去林邦的願望。尼赫魯先生知道周恩來勸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裡的人們好生事,也許勸我不要回西藏。他說,印度是個自由國家,誰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他補充說,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將作好一切安排來照顧我。
盡管有周恩來的勸阻,我還是決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項政治事件。我負有去拜訪我的國人的精神上的責任,而這點周恩來完全不能建議我。
因此,我去了那裡,不僅見到住在那裡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從拉薩派出護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團。事實上,他們都建議我留在印度,因為西藏的處境已變得如此無望和危險。我已決定,給中國另一次機會以履行他們的政府諾言;再作一次努力,通過和平方式贏得自由。
我厭倦於政治。政治談話佔去了我在新德裡的大部分時間,也縮短了我的朝聖之旅。我開始壓倦這些,如果不是我對我西藏人民負有責任,我倒願意從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興,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時間來靜思默想,以及給聚集在那裡的人們講演佛法。
山中下著大雪。在穿過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開之前,我得將近等上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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