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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第七章:壓抑與氣憤慨
我在回歸的路途上,得以重訪我出生的村莊它喀則。那是兆爾著不祥的旅程中一個幸福的時刻。我驕傲而感激地回憶著,我只是出生於一個卑微而地道的西藏人家庭,我欣慰於對我四歲時離開的地方複蘇的微弱的記憶。但每當我與人民交談時,我就被立刻帶回現實。我問他們是否幸福,他們回答「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指導下,非常幸福和繁榮」。但盡管他們這樣說,我還是看出了他們眼裡的淚水,我震驚而明白,除了以這種中共的格式外,他們對我也憚於回答。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裡,與喇嘛們作過長談,當然,他們有信心直言不諱。我看出他們十分焦急。中國開始強迫集體務農,而農民們對此十分憤慨。喇嘛們預見,中國會采取越來越多的強硬措施,迫使農民們接受他們的計劃。我也與俗家領導者談過話,他們告訴我別的共產主義改革,並說緊張狀態在加劇,中國人也愈來愈多疑。我也接見過中國官員,並告訴他們,改革盡管必要,但不應同中國的改革一樣,也不應該是強製,而只能是在顧及到本地條件和人民的願望風俗之下,逐漸地引進。我不快地發現,這裡的中國人,遠離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沒有同情心。他們有意忽視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國將軍甚至告訴我,不管人民怎麼想,他們只給這地方帶來額外的部隊,以加強推行改革。在這塊被中國佔領的土地,我們西藏人民的前途顯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這些西藏人民卻保持有自己完全的個性。當我路過,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兩天,有時在中國官方賓館,有時在寺院,不少於十萬人從整個地區前來看我,奉獻他們的敬意。
當我尚在北京時,一支代表團來要求我在回程時,拜訪西藏東部的許多地方。而我因為受地震破壞道路所眈擱,並沒有時間去我想去的每一個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車可以去到的寺院,對別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級喇嘛代表我,卻堅仁波切(我的副經師),春仁波切和噶瑪巴,即創建我們村莊後山的寺院的噶瑪巴四世的現代轉世者。
我在路過這些邊境地區,發現了同樣惡劣的氣氛。我在西藏人之間,看出滋長的對中國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國人間,看出滋長的由於害怕和缺乏理解的無情和武斷。我對中國人盡可能一再強調,使其緩和;對西藏人,我經常在接見談話中告訴他們,團結起來,以所有和平手段來改善處境。並接受任何中國的好的方法。我感到,這只是一個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現在,我明白,在我穿過的那條路之後的一年裡漢藏人之間是如何敵對,我得承認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終於跨過了標誌著藏中邊界的鬼河,進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區。我在昌都鎮的中國指揮部住了幾天,又在寺院住了幾天。這是中國所設立,期望我將來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員會的地區。它擁有一些西藏成員,但我不久看出中國人握有全權,而那地區實際上是在指揮部隊的中國將軍的控製之下。這裡也沸騰著憤怒。人民告訴我有關壓迫、不公正、農民被剝奪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諾,但後來又常為漢人背棄的情況。這裡更有著突如其來地爆動的危險。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寫到,康巴族最寶貴的財產是來福槍。現在康巴人聽說中國要求他們交出武器,不用說也知道,康巴人從不會交出他的來福槍---他會首先使用它。
這裡也有上萬人來向我表達他們的尊敬,我歡迎他們,並對他們說,我很高興地看到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我說過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這至少是他們經受侵略的痛苦的一個原因。我說,現在所有西藏人的責任是維持團結,然後,一當籌備委員會發揮作用,昌都會再次成為我們國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歷邊境地區提醒我在中國的兩點觀察,第一點十分黯然,另一點則顯露出一絲殘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國的寺院,我在任何一個中國遙遠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廟,即使有其極大的歷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幾乎是空無一物。寺廟裡少許殘存的僧人們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幾乎沒有人敢於前來參拜和獻貢。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學的喇嘛,而我看不出這些漢僧還有許多學問。我在北京的時候,幾百個人從蒙古來要我們加持。但年輕人被禁止出家為僧,而宗教組織也是如此有效地為共產主義滲透,以至於他們也來傳播政府宣傳。中國政府說什麼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沒有任何計劃來奠定宗教基礎。它們逐漸枯竭和走向滅亡。
我從此可以看到我們的僧侶和寺院交到中國人手裡的命運。但另一個觀察倒給我一些希望。我看見許多例子,西藏人,不論老少,皆信仰堅定,決不會輕易成為政治教條的犧牲品。西藏以及蒙古、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鮮的兒童們被送到北京的所謂少數民族學校。在那裡,中國人全力清除他們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而灌輸以國家專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兒童的思想並沒有受到毒害。他們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們的民族精神是堅不可摧的。最後,中國人放棄改造他們的努力,把他們送了回來。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國統治的拉薩暴動中喪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歲,在印度成了難民。那次失敗後,中國在邊境開設了幾所別的學校,但依然沒有成功。西藏孩子們不會生吞唯物主義信條,在最深層的思想中,他們永遠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來自蒙古和東土耳其斯坦的兒童們也一樣固執地堅守他們的信仰。無疑,這是幾年後,中國政府把出世十幾個星期的西藏兒童送到中國,希望他們成長為西藏共產主義者的原因。而與此同時,我深為這些年輕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國如何對待我們,他們永遠也不能徹底摧毀我們。
走在新建的中國軍軍公路上進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驚險的旅程。天一直下著大雨,河水泛濫,又遭遇許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記得,一個滂沱大雨的黑夜,我們的護衛隊被阻在一處毀壞的公路橋前橫在路中的大石後邊。中國人盲目衡撞,大喊大叫,我們西藏人則坐在帆布篷的中國吉普車裡念頌禱詞。同一天,早些時,我們僅僅從更大的災難中脫逃。當時我們來到了一頭倒塌的公路橋邊。中國人修補起來,以為可以通過 ,但建議我們先走過去等候護送隊,以減輕橋梁負荷。我們走了過去,並站在一旁觀看我們的吉普車和卡車開始通過。有幾輛車平安地過來了 ;之後,當一輛吉普車輪觸及橋面,橋上發出巨大的爆裂聲,和木板的破裂聲,橋倒塌了,墜入下面的急流之中。慶幸的是,那司機一聽到這聲音即迅速倒車,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護衛隊及我們的乾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邊。我們擠進開過來的車子,在一間中國招待所裡度了寒冷和極不舒適的一夜。
我終於回到了拉薩。再回羅布林卡,我有說不出的感激。牆外附近的中國軍營依然威脅著我們,但裡面的一切都是那麼安寧與美麗,我們在幾乎沒有受到打擾之中繼續我們的宗教生活。
我發現噶廈依然與中國人維持著可以容忍的友好關系,而拉薩人民的敵意也幾乎消亡,並且有了心滿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寧。人們尚不知道在東部邊境所強製的改變。我在那裡所看到的人民的憤怒,並沒有全力擴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籌備委員會似乎尚可爭取時間做點有益的事,而製止最壞的惡果。
中國政府把陳毅元帥這位以講話七個小時聞名的副總理派來主持委員會的成立典禮。中國讓我在他到達拉薩時去接待他們。嘎廈不贊成這一提議,而我感到這不是維護尊嚴的時候。如果這會使那元帥滿意並有助於給委員會一個良好的開端,我以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禮在1956年4月舉行。我在典禮上懷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國家和平發展的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這五十一位成員之中。組織計劃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沒有任何絕對不可接受的共產主義主張。而委員會中西藏成員的絕對比例,似乎可以改進為一個更有實效的政府形式,而又並非殊異於我們自己的政府。我認為,這也許使西藏官員有機會學習中國官員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產主義,無可否認比我們的要好。
但不久,這些希望都破滅了。一切我在中國政治會議上看見的最壞的東西都在這裡重演。對於一項根本事實,我仍未有足夠的警覺。籌委會中的二十名成員,盡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著昌都解放委員會和班禪喇嘛的在西部地區設立的堪布會議廳。這兩者都是純粹的中國創造物。這些代表們主要是得到中國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國提案以回報,盡管昌都代表們表現得比班禪喇嘛的代表們更具理性。有著這一堅實的被操縱的表決權,再加上那五位中國成員,籌委會成為虛有其名----只是一個由中國人幕後操縱西藏代表的純粹的假像。事實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個沒有西藏人成員的名為「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機構所決定。我們只許討論一些次要觀點,但從沒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變。盡管我是一個指名主席,我並沒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時看到議程早受控製和規定,因此早經其他的委員會完成的計劃又來不著邊際地空洞地討論一番,然後通過,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這些會議中感到難堪。我明白,中國把我立為主席,無非不過是為了他們的謀略添一些西藏機構的表象。
一當籌委員會著手設立政府部門,人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反映也並不令人吃驚。他們舊有對中國的敵意複蘇了。在拉薩招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抗議此一新組織,並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國官員。提案說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製度,新的組織並無必要,必須廢除。當然盡管這是一項群眾要求,中國政府並不對此答覆。他們召來噶廈說,因為噶廈沒有成功地禁止舉行群眾大會,現在他們讓我出面這麼作。噶廈不情願起草了一份新聲明;我明白禁止群眾大會,並不能壓製公眾輿論,我極不情願起草了一份新聲明;我明白禁止群眾大會,並不能壓製公眾輿論,我極不情願地在聲明上簽了名。公眾的憤怒以另一種方式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出來。
這發生在1956年的祈禱節期間。西藏全新的東西在普通人民對中國的憤慨中創造了出來:人們自然地選出了他們的政治領袖。這些人並非政府官員。他們沒有任何官員身份,而是來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們描述成政治領袖,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任何西方意義中的政治性。他們並不為中國人是共產主義者而與他們對立,他們與劃分世界政治的理論毫不相干。他們只是分享我們不善言辭的人民的痛苦和憤怒,而踫巧有了把這表現於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這些人領導拉薩人民。總體來看,他們所受到的,以及為了人民所表達的怒火是人類的正常反應----他們要反擊。不可避免地,這有時使他們與我的噶廈發生矛盾,他們看出我的反擊中國軍隊的無能為力。噶廈得製止他們的任何愛國,然而也是自殺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廈對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讓步。有時,為了他們所代表的同樣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對他們富於暴力的本性,他們也許對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後,他們都保持著對我熱烈的忠誠。那是達賴喇嘛的概念所維持的忠誠,它自古至今擁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誠。我是他們為之戰門的標誌。
在我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對他們時,還欽佩他們,我欣慰,我們的不幸竟顯示了具有這種領袖品質的人就存在於西藏人民之間。這是我們一直需要的。
祈禱節期間,這些領導人的生動與悠長的慶祝有著奇怪的對比。這節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調,而沒有人能及早覺察到。當游行一開始,僧人們即涌上街頭,城市各處都張貼了傳單。如以往一樣,他們要求中國人離開,把西藏留給西藏人。也如往常,這激怒了中國將軍。還如往常,他們讓噶廈對他們加以指責。但這一次,在他們憤怒的威脅之中,他們還點了三位領導人的名。他們也是參與起草反對籌備委員會提案的人。中國人強硬地堅持他們也應對這些傳單和標語負責,並要求噶廈下令逮捕他們。他們沒有違反我們的法律,但中國人威脅說,如果我們不逮捕他們,他們自己將逮捕他們並審訊。噶廈為把他們從更壞的命運中拯救出來,把他們放進監獄。一人在牢獄裡死去,別的由拉薩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獲釋,其中的一個現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時,我們從依然完全在中國軍事控製之下的東部地區昌都收到這類消息,就是情況越來越來越壞。在祈禱節期間,邊境上的理唐爆發了戰門。籌備委員會成立不久,指揮昌都的中國將軍召開一次約有350位西藏領導人會議。他告訴他們,我曾說西藏進行共產主義改革的時機尚不成熟,而應在大多數西藏人贊同之後,逐漸行進。但他說班禪喇嘛要求立即引進。這次會議討論這兩項選擇,並決定昌都應接受哪一項。
討論進行了幾天。最後,當我和別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時,大約一百人投票贊同改革。約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別的約200人投票永遠也不會改革,盡管這些投票並沒有考慮以作選擇。那將軍一一向他們致謝,宣告改革將在指定時間內進行,並贈給每位成員一冊圖畫書、一支筆、墨水和紙,以及一些廁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樣地選擇的禮物----把他們解散了。
一個月之內,邊省官員再次被召集,這一次在昌都的鐘準宗地區一個城堡裡。他們為中國部隊所包圍,並告之民主改革之即開始。他們抗議說,他們眼見過鄰省改革所帶來的災難,說他們什麼改革也不要。中國人把他們關在要塞裡,連續不斷地面勸了兩周。到那時,官員們口頭上都同意了。他們告知將送回本地區,向人民解釋改革,但他們必須先接受教育。
達成這一協議,包圍要塞的中國土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課的前夜,超過二百多位的官員們突圍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國人以這一愚蠢行為,迫使該地區的大多數領導人過著游擊隊員的生涯。他們清楚,如果回去,就會被捕,因其無法無天。他們形成一支核心,並在不斷增長之中。他們依賴從中國人那裡奪取的武裝和彈藥以自衛。因此,不管是否他們的本意,他們得戰門。那些東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頑強與果斷的人。他們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則是游擊隊理想的戰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傳著他們襲擊中國公路和補給站的故事。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結局的絕望的處境。游擊隊員們可以在這些不可攻取的山滅脈中堅持幾年。中國人永遠不能迫使他們出來。但他們也永遠不能打敗中國軍隊。不管維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婦女和孩子們將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況比兩年前演變得更壞。我以為讓洛康娃辭職就可以打破了專製壓迫和人們的憤怒的惡性循環,但現在此事又纏繞著我們。我所有的致力於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都已付諸東流,而我從這僅是政府笑柄的籌備委員會,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壞的是,我感到已喪失了對我自己的人民的控製。他們在東部地區被迫變得野蠻。在中部西藏,他們采取暴力行動的決心越來越大;我感到,我無法再阻止他們,即使我不能贊許暴力,也不相信暴力會有助於我們。
而我作為具有雙重地位的達賴喇嘛,他們曾幸福地統治了西藏幾世紀,如今卻是孤寡無援。作為政治領袖,我不得不反對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國人企圖削弱我的政治權力,而我之反對人們的暴力的實質,是幫了中國人來推毀人民對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們喪失了對我的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仰,他們不應當喪失重要得多的對我作為宗教領袖的信仰。我可以擔任或者放棄世俗的領袖地位,但達賴喇嘛永遠也不會放棄宗教領袖地位,我從來沒有夢想到這樣作。
因此,我考慮到,如果為西藏的最高利益著想,我從所有活動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樣地維持我的宗教權威。但我在西藏的時候,是無法逃避於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離開這國家,盡管我痛苦而絕望地憎恨這個辦法。
在我深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訪問印度的邀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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