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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第六章:在共產主義中國
拉薩人民極不願我去中國。他們怕我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但我並不憚於被挾大持為囚犯,而且我已決定去是我的責任。在羅布林卡的宗教儀式上,我向許多參加者許諾一年之內回來。
那時,北京正在籌備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以製訂憲法,並在大會上給了西藏十個席位。中國代表據說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西藏成員則讓我指定。中國政府還建議由我本人率領代表團。我們許多人認為把達賴喇嘛列為該大會成員,有損他的尊嚴,但在我看來,回絕似乎也一無所得。相反,如果拒絕,我們也許會喪失可能的自治權的機會,而同意則可能有助於勸告中國人維護他們的諾言。
我在1954年離開拉薩。儀式在河岸上舉行,拉薩人聚集在一起,為我送行。顯然,他們對我的離別十分哀傷和憂鬱。而我本人還並不怎麼期望這第一次離開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驕車開始我漫長的旅程。中國設法給拉薩帶來了許多車輛,多是軍用,戰略性的公路也在東部和西北興建。築路是壓迫和不滿的泉源。西藏人被徵集去作工,因為誰也不肯自願,他們的工資也相當少。土地被徵用,而大多是沒有補償費。徵用耕地時,我們政府得給土地被徵用的農民提供另一塊土地,而通常這樣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來的。我們國家得發展,公路無疑是必要的,但中國築路的手段是不義的,損害了國民。
我們駛出拉薩九十英裡。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裡,我們得轉而騎馬,開始西藏人慣常的旅行。天下著傾盆大雨,幾處塌方橫過路基。有些地方,我們甚至連馬也不能騎,只有從稀泥中趟過去。當公路廷伸到山彎,上面的巨石紛紛塌下,橫過路面,滾到下面幾百英尺的河中。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險,在我們的旅程中,三人死難----還有許多騾子和馬。
其後的十天中,盡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們尚可以坐進吉普車旅行。最後的十六天中,我們穿過顯著的西藏人聚居區,盡管它象我的家鄉一樣,很久以前就為中國奪取,並在他的統治下。這些人們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後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見人們。他們都要求我在從中國回來的路上,在他們之中逗留幾天。
在一個叫它成洛的地方,我們穿過了一座山,那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標記著古代原來的中國和西藏邊界的地方。在山的那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已處身於真正的外國地方。那裡的人民是中國人的外表----他們的房屋、衣著、行為舉止都是截然不同。我們開始穿過路邊的茶館----我們正在中國的一個肯定的標誌。我們一路駛向中國的成都市。然後,飛往西安,再坐特別列車到達北京。
僅是幾年前,機械的東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飛機或火車旅行會是一個榮耀的夢。然而現在,我第一次經歷這兩者,我的頭腦裝滿了我們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責任,而無法享受這些新的經歷。
班禪喇嘛在西安與我們會合。盡管有人說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輕。我那時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艱苦的環境裡長大的。
班禪喇嘛,如同達賴喇嘛都是高級的轉世化身。兩者的首次轉世是在西元十四世紀。從此,班禪喇嘛在宗教權威上僅次於達賴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們從來沒有掌握過世俗權力。在我們整個歷史中,作為合適的高級宗教領袖,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極其堅密的。大多世代裡,年輕的總是成為年長的學生。
但是,約在1910年,我們兩位的前任之間始而有了裂痕。中國其時侵入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禪喇嘛的隨從人員趁達賴喇嘛出亡之機,抱怨於政府強迫的稅收以及別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國端倪這兩者間的不和,竭力擴大矛盾,無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為他們更容易進攻的犧牲品。我已寫到,他們並沒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但這兩位喇嘛之間的裂痕卻繼續存在。
幾年後,班禪喇嘛前往中國控製的疆土的邊境。他在那裡渡過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很長時間以後才開始尋找他的轉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兩位候選人,但中國在他們所控製的領土上又推出了另一個。1957年,在關於談判所謂協議的末期,我從首席代表阿沛那裡收到一份電報,說如果中國的候選人得不到接受,談判將會被拖廷。政府和僧官們自然要進行傳統的測試,但彼時卻不可能,而漸漸地,現在的班禪喇嘛被接受為真正的轉世化身。他那時已有十一、二歲。
當然,他的整個教育和訓練是受到中國的影響的,先是受到蔣介石的政府,然後是共產主義者。中國當然清楚,他太年輕,不會反抗,而出於他們的政治目的來利用他。比如當共產主義政府徵服中國,一份賀電便以他的名義拍出並印發,盡管他當時只有十歲,而且還沒有被正式接受為轉世化身。無疑許多人會被誤導,以為這份電報來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見過他一面。在1953年,他十四歲時來謁見我。他是為自己的僧官隨從和中國陪同帶來的。他是在傳統的儀式中,作為我的下屬-----不僅年紀較輕,而且地位稍次,引見給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會見中,中國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員對我們古老的風俗亦不十分滿意。他們只會樂意看到班禪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會面總有些勉強,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們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見,共進午餐,應當說,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種為佛教風俗所要求的對於長輩僧人的尊敬。他舉止適度而令人愉快----是個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種不違心的良好祝願的堅定印象。我確信,這印象會留給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援西藏而反抗中國的進攻。
在他訪問拉薩的終結,他的中國隨從阻止了風俗上的正式告別儀式,但他私自來到羅布林卡,與我告別。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種超然的舉止來表現,他本人的態度卻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學習對他和我都是多麼重要,我還提議,由於我們都很年輕,我們應該忘記前任之間的不睦,並作出新的開始,他同意了。
我真誠地遺憾於這些過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會完全遺忘這些,因為他的連續不斷的中國教育。假使他與他的跟從者這樣做,西藏的災難就不會如此之完全。中國在這一代企圖作出他們在上一代所失敗了的同樣的事情。而這一次,他們得以擁有一位西藏宗教領袖,以其名義來發號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禪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責。沒有在如此集中、恆久和回異的影響下成長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誌。盡管這一影響,我還是不相信,他會因為共產主義而廢除我們的宗教。
我們在西安會合後,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別的北京政府官員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車站歡迎我們。多數人看上去象學生,或青年團員,他們熱烈鼓掌,朝我們大聲歡呼。但我有些諷刺,假如他們奉命去表示敵意的話,他們亦會同樣情願地去做。這倒提醒我一則對話,說是在另一個訪問西藏的鄉村的中國官員時所聽聞的。他到達的時候,村民都列隊慰問,並熱烈鼓掌。他很感激,問其中的一個人,他們是否在新政府的領導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說:「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們不喜這項新稅務」
「新稅務？」
「是呀。就是這鼓掌的稅務。每當中國人來到這裡,我們都得出來和鼓掌。」
記得西藏稅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悅的勞動支付,這則故事聽上去倒也有些真實。
在我們到達的當晚,朱德為我和班禪喇嘛舉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擺在那裡,一切都是確乎使我吃驚的豪華和慷慨。桌上擺設極其雅致,中國名酒也奉上來,盡管除了幾個俗官外,我們代表團幾乎沒有人去嘗試。朱德作歡迎演說,說西藏人民回到了他們的祖國,中國政府將盡力去幫助他們。這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對待所有的中國官員們。但值得欣慰的是----每個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禮,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養和受過良好教育。
兩天後,我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那是次可紀念的會見。會見安排在國賓館,通常中國共產黨主席在這裡會見特殊的來訪者。毛澤東有幾個隨從,包括現為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我帶了四、五位官員陪伴。
毛澤東打開話題,說他十分高興於西藏的回歸祖國以及我的同意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他說發展西藏資源促其進步是中國的使命,並說在拉薩的將軍們張經武和範明是作為中國代表來協助我和西藏人民。他們並非去對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權力的。他還請我直言,這些中國代表有否作過有違於我的意願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個十分為難的處境。我堅信！除非我能夠維持友好氣氛,我們國家就會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對他說,西藏人民在他的領袖下對未來懷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當我們與中國代表意見不合時,我們總是開誠布公地表達出來。
我與他的另一次會面約持續了三小時,除了翻譯外,別無他人參加。當然,再一次,我們主要談到西藏及其未來。我對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個人評述,努力消除他對我們的處境可能懷有的疑慮。我想給他一種可信的感覺,因為我依然確信,我們無法以不可受協的反對來免除中國的統治。我們只竭力使之緩和,並耐心地使之達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年的那支訪問中國的西藏商務代表團曾告訴說,中共領導對我疑慮重重,主要因為我存在印度的財寶和他們想像到的一些家庭成員跟外國勢力有著密切的聯系。那極不真實。既然有人這麼說,我得趁此機會把這些告知毛澤東。至於財寶,中國人曾向我問及,我總是對他們說正考慮把它們帶回拉薩。我也確乎這樣考慮過慶幸的是我從來沒有這麼做。
毛似乎對的談話十分高興,並說有一個階段,中國政府曾決定建立一個直接在中國政府之下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以統治西藏。但現在,他認為那不必要。我想,這也許是我的政策的一個勝利。他補充說,現在決定建立一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他徵詢我的意見,但那個題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斷。我對他說,在沒有與別的西藏人,包括班禪喇嘛協商過之前,我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那使他提起介於班禪喇嘛和他的所堅持稱為「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誤解。他建議,既然我們倆都在北京,就應當借此機會和解。我告訴他,這些不和只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我個人與班禪喇嘛之間決無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誤解,我會樂意消除。
幾天後,我從毛澤東那裡收到口信,說他一小時之內來見我。他來時只說是拜訪。再後,不知什麼使他說佛教本是一門相當好的宗教,而釋迦牟尼佛盡管是個王子,卻為改善人民條件作出了許多思考。他還說度母是個善心婦人。他幾分鐘後就走了。我迷惑於這些短評,也不明白這些判斷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機會,看到這位偉大的中共領導者的作為。有一次,他邀請我去他的住所參加一次由二十官員參與的會議,我坐在他對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響。會議議題是關於中國農民的生活標準。他說得很平淡,但我認為他的態度極之誠懇。他說他對此方面所做的工作並不滿意。他引用自己家鄉的來信說共產黨官員並沒有盡力而為以幫助人民。過了一會,他轉向我說,西藏人意誌很堅定,或者固執,但二十年後西藏就會強大起來。現在中國幫助西藏,但二十年後,西藏會反過來幫助中國。他提到一位偉大的中國軍事領袖薛仁貴,率領他的軍隊百勝,最終卻踫到他的敵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對他說的話感到驚奇,但這一次至少他的議論比較容易接受些。
我與這位著名人物的最後會見是在我訪問中國的末尾。當我在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時,我收到邀請我去他家會面的訊息。我那時已游歷了幾個省份,因此能夠真誠地告訴他我對這所有發展項目的興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後,他跟我長篇大論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導我如何成為人民的領袖,如何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他在椅子上挪動以接近我,並耳語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當然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危害人類和障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驚。他暗示什麼？我極力鎮定自己,卻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當然是宗教的死敵。但他似乎對我真誠地友好和愛護。他在這一非常評論後,跟我一起朝轎車走去。分手時,他只讓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我對毛澤東的杰出人格有著深刻的印象。我除了與他的單獨會見,還在許多場合見到他。他的外表並不會給人任何智慧的標誌。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氣和重吸呼。他的衣著跟別的任何人一樣,盡管通常是顏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著,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襯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從不擦亮過,他行動遲緩,發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詞,講短句,每句都富了涵義而且通常清晰準確。他談話的時候,會不停地抽煙。但他發言的姿式確乎捕捉了聽眾的思維和想像,而且給人和謁與誠懇的印象。我敢於肯定他說話算數,而且自信能達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標。我確信,他決不會使用武力把西藏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當然,我這種想法被後來西藏的中國官方機關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難以相信這些迫害會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
另外一個中國官場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來總理,我對他的印象則大相逕庭。我首次見到他是那次他來火車站接我們。我在中國期間,曾與他有過幾次簡短的談話。其中有一次,他給予我許多有關西藏的未來的意見。他說盡快建設和發展這個國家是極其重要的。我告訴他,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十分落後,而現在提高物質條件和把政府機構現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寫到這點,我自己也開始做到了這些。但我補充說,要發展我們的自然資源,首先,我們需要經濟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來十分友善,但並不比毛澤東那麼坦率和開放。他特別禮貌、謙恭、溫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約製。因此,當我聽說他最近在尼泊爾的一次會議上勃然大怒而擂桌子的事是十分吃驚的。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聰明敏銳。我同時有這樣的印象,他會無情地執行任何手頭上的計劃。我後來得知他贊同對西藏的壓製政策,但一點也不如我之對毛澤東的吃驚。
我在北京也會見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簡短的。在一個晚宴上,我被介紹了給蘇聯大使,並與他作了短暫的交談。他說樂意和我舉行一次更長時間的會談,我很高興地答應了。但這次會見後來並沒有舉行;而我開始理解中國並不想我有機會與外籍人土開誠布公地交談。我對一位羅馬尼亞的部長也是這樣。我確乎與印度大使有一次會見。印度是我們如此的一個近鄰,中國不可能反對我與他會見。但在會見中,他們要求送來中國翻譯,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譯可以流暢地把藏語譯成英語;但中國翻譯得把我的話譯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譯英文。所以氣氛十分拘謹和古板,也就沒有多少可談的了。在場的還有兩位格外嚴肅和狂傲的中國官員。會見期間,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對這一會見的主要記憶是那兩位十分威嚴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雙手和膝蓋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見到來中國參加國慶的赫魯曉夫和保蓋寧。我到機場去迎接他們,並在那裡被介紹給他們,並在當晚的接風宴上再次見到他們。但我們沒有作過任何討論,也沒有交換過任何意見。
也是在北京,我慶幸地會見了尼赫魯先生,盡管那可能是我們會見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時,我得知了為記者誤解的危險。說是我和尼赫魯先生一同贊成中國的政策。但事實並非如此。我聽到也讀到許多有關他的報導,我很急於同他交談,徵求他的意見;但當我們在中國時,我並沒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被周恩來介紹給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麼,一時間什麼也沒有說。我對他說,他之作為世界領導發言人的名聲也傳到了我們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見到他。他微笑著,只說見到我很高興。盡管我也在別的場合見到他,但那卻是我在中國和他說的唯一的話。有些報導說我和他私下談過,但我沒有。他也沒有向我問及,是否印度可作點什麼來幫助西藏。我對不能與他交談深感失望,因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幫助和建議,但這直到我第二年到達印度時才如願以償。
也就在尼赫魯先生來訪時的接待會上,一位印度報界代表帶著一名中國翻譯來訪問我。他問我對尼赫魯先生的訪問中國有何感想。我說,我希望這兩大國能更親密,亦以此向亞洲和世界樹立一個榜樣。然後,他問我是否準備把改革引進西藏。我告訴他,我從掌權以來,便一直致力引進對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夠成功,而他不久即可聽到這些改革的結果。但那時,一位中國官員過來打擾我們,並把我帶走了。我看到中國翻譯急速地記錄談話內容,對此感到可笑。他之後告訴我,他授令記錄我所說的一切,並向領導匯報。
我也在北京舉行過一次慶祝藏歷新年的晚宴,以此回報我們所接受到的禮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傳統和風俗進行。我們在請帖上印有稱之為四個團結的兄弟的圖畫,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頭鳥。島是吉祥的標誌,代表佛陀,圖畫對我們意味著中國人一直強調的「民族大團結」。在這一場合,我愉悅地再見到許多中國官員,包括毛澤東,我再次為他們的新行為風度、禮儀和文化所打動。我們沒有在晚會上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裝飾和一種為西藏這一季節所特製的餅。我們的風俗是取一小塊,拋向天花板,以為對佛陀的供養。毛澤東得知這一風俗後,他向天花板拋一小塊餅,之後,惡作劇地拋另一塊到地板上。
在這些社會場合之間,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冗長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政治會議,而打動我的是許多成員對所發生的事是如此不感興趣。我承認我自己也不太感興趣。我疲頓於來中國的長途旅行,而會議也是以我所聽不懂的中文進行。我會期望中國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們似乎比我更累更無聊。他們的面部表情顯露出他們並不知道在討論什麼。他們一直耵著鬧鐘,等消息去喝茶,而當休息時間比通常短時,他們就會抱怨。
我在中國還參加過許多別的會議,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說常是不知所雲或重唱共產主義成就和榮耀的老調子。當成員們真的表達了他們的觀點,那也毫無區別。一位黨內高級成員站起來,表達官方觀點,主席則一並接受,而不充許再加討論。委員會裡也有些真正的討論,而這些也不能影響到黨的決定。簡言之,這樣的集會和會議只是空洞的形式,因為任何代表都無權作出變動,即使他確實有興趣這麼做。
我第二年訪問印度國會,我發現其氣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經歷過中國的政治會議之後,再聽見普通的印度國會議員能夠坦率和自由地發言,而且以極其強烈的措詞批評政府,倒令人愉悅和驚奇。我是如此之感動,以至把這告訴了周恩來,因為那時他適逢在新德裡。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從我離開北京後,一切都已完全改觀。
我對中國政治會議有另一個難忘的印象,就是領導者長得可怕的發言。似乎所有領導者都酷愛演說,從來不肯錯過表達觀點的機會。我尤其記得周恩來從萬隆會議回來後所作的發言。其時,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於前面發生地震,而被迫滯留在成都。周恩來和黨委副主席陳毅元帥也在從大會返回中國的路上逗留於此。我得知他們到來,到機場去迎接。周恩來來到我的住所,與我交談了幾分鐘,之後,我們來到本地的軍隊禮堂。那裡約有三、四百人,他開始作報告,有關中國代表在大會上的成功。他談到學習外事的重要性,對眾說,他在大會上見到了一些來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國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圖冊。講話便是持續了五個小時,然後是在慣常的對共產主義政府的歌功頌德中結束。但陳毅很可能握有談話記綠。他一開口,通常七個小時會講過不停。我聽著這些冗長的嘮叼,常想知道聽眾的頭腦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但這支是年輕的共產黨員,不是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見到的保持著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們。我在環視中,幾乎看不到任何無聊和疲倦的跡象。在我看來,這些人的耐性顯示出,他們的思想已在共產主義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當我游歷中國的不同地方時,我對群眾思想的千篇一律有著同樣強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國各地漫游了三個月,參觀了寺院、工廠、工會、農業合作社、學校和大學。應該說,全中國有一股生氣。我見到許多官員,甚至對其中的一些人懷有愉快的記憶。最優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訓練有素的人們。政府部門都組織良好,而且辦事迅速。我也應當說,那些沒有知識的工人們似乎很面足,而他們大致生活條件在那時還算是夠好的。而只有在有教養的人們中間,才可以覺察出一種隱藏著的不滿。當然誰不可否認,中國在共產主義領導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業進步。
但高效率和進步的利益必須與其代價相平衡,在我看來,中國的代價是可怕的。進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個體性。他們成了只是劃一的人類集體。我在參觀每一個地方都發現他們組織嚴密,並有強烈的紀律性控製力,因而他們不僅所有人衣著一樣----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 ----而且所有人的談吐和表現也一樣,我想信他們也都一樣思維。他們幾乎無法作出別樣,因為他們只有一種宣傳----報紙和電台只報道帶有政府觀點的休息。外國報紙和電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國工作者穿過北京附近的一個村莊時,我吃驚而興奮地聽到歐洲音樂,聽上去像是英國廣播電台播送新聞前的音樂。我的陪同臉露驚慌之色。人們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習慣,他們似乎在要求笑的時候笑,要求唱的時候唱。當然一些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也很聰明和富於教養。但他們從不發表個人獨立意見。而一直是大談中國的偉大以及成就的光輝。甚至在西寧,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邊境上,一位地方黨委向我發表長篇大論,而論點跟我在北京聽到過的一模一樣。但他確乎有自己獨到的評論。他說:「除了蘇聯,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車整日整夜才穿的過去的國家。」
這是我在中國將近一年來的總印象:高效率和物質進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霧,以及透過這灰霧,不時閃爍出來的古老中國的傳統儀禮與風格的令人吃驚而愉悅的光芒。當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產主義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國會成功地把西藏帶入這樣一種奴隸意識狀態。宗教、幽默和個性對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沒有西藏人樂意僅僅因為物質的進步而放棄這些性格,即使這一交換並不包括對一支異民族的隸屬。
當我準備啟程回拉薩時,我依然懷有希望,要把我們的人民從中國控製的最壞惡果裡搶救出來。我認為,我的訪問中國在兩點上有助於西藏。它無疑顯示了正是為我們所反對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勸阻了中國執行它原有的為毛澤東所承認的計劃,即把西藏直接置之於北京的軍政委員會的統治下。而現在,我們對內部事務尚有些權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堅定的諾言。
到那時,我知道了毛澤東所提議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詳情。它擁有五十一名成員,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別的都是西藏人。我當主席,班禪喇嘛和一位中國官員為副主席。阿沛任秘書長。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備建立西藏自治區,建立經濟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相當於我們的「則康」和「譯倉」,以及組建一般的政府機構。
委員會的成員們是以不同的方式選出,那是真實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十五名成員,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們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將從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眾團體和知名人土中選出。而由中國一手締造的兩個機構各佔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員會」,此乃,在首先為他們侵佔,而從來沒有歸還給我們政府的東部地區建立,以及另一個他們在西部西藏創造出來,試圖給予班禪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權力的「班禪堪布會議廳」。此外五名成員屬於駐拉薩的中國官員,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徵求中國政府的同意。
對這些新成立的、分開的機構給矛成員名額,這本身就打破了中國的不改變西藏政治製度,或者達賴喇嘛的地位的協議。成員選擇之本身已播下了失敗的種子。但罹難的人總是要抓住一線微茫的希望。而我盡管有參加中國政治委員會的灰暗的經歷----依然希望,一個擁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員而僅五名中國人的委員會是可以組建起來而發揮作用的。
我因此啟程回歸,急切想了解那裡發生的事。並相信,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最小限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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