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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第十一章:逃亡
我們走到河邊,遭遇了人群,我的侍從官停下來跟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其中一些人得到警告,說我今晚離開,當然人群總的來說並不知道。他們談話的時候,我站著等候,努力裝出一個士兵的模樣。夜並不漆黑,但我沒有眼鏡卻看不分明,我也分辨不出,人們是否會怪模怪樣地看著我。在談話結束時,我很高興。
我們來到河岸邊的過渡地點,得在雜生著黑色灌木叢的白沙岸上走下去。總堪布是條大漢,他帶了一把巨大的劍,我確信他會隨時用來摧毀點什麼。至少,他在每一叢灌木裡,表現出十分威脅性的態度。但沒有任何灌木叢窩藏有敵人。
我們乘皮筏橫渡。在河的封岸與我的家人會合。我的噶倫們和經師們躲在一輛卡車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羅布林卡,也在那裡趕上了我們。等待我們的還有約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領導人,包括貢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個十分勇武,叫旺促澤仁的二十歲男孩。一個叫羅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兒。他是被帶往北京學習的學生當中的一個,他在北京學習五年,始終抵製中國的思想教化。他死於兩天後的戰門之中。
我們和這些領導人交換了哈達。他們如同在任何別的情況下一樣,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那位寺院管家為我們所有人徵集了馬,但他無法拿到好馬鞍。一陣匆匆的抵聲問候,我們便毫不宕廷地騎馬走了。前頭的幾英裡可能是最危險的。
那裡沒有公路,只有一條窄窄的從河上的山邊穿繞的石道。石邊可以看見中國軍營的燈火。我們很容易被發現,誰也看不清,在我們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帶,他們布置了怎樣的巡邏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們穿過了一座島嶼,這裡中國人一直甚至在夜間開卡車來採石場收集石頭。如果其中一輛到來,我們就會讓車燈照住。我們一路走下去,幾乎看不見路。馬蹄踩在一石頭上發出叮叮之聲似乎非常嚮亮。我們懼怕巡邏兵可能會聽到,但我們得趕路。我曾迷過一次路而不得不調轉馬頭往回走。然後,我們看見後面忽閃忽滅的手電筒光,好像中國人快要追上我們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導那些走錯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他人。
我們成功地穿過了那一危險地帶,並在河岸下游三英裡處會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淺,卡車可以徑直開過來。如果中國人也處在警惕之中,他們可能開車到河的對岸,把我們截斷。因此,一位軍官和幾位士兵留在那裡等候。別的人則馬不停蹄,遠離了城市,進入了安寧與空漠的曠野裡。
我們在很長的一段路上,壓根兒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跡象。大約凌晨三點,一只狗吠叫著,我們看見了前面的一間房屋。我派侍從官去打聽我們在哪和屋主是誰。他摸清這地方叫南丫崗。主人是一個十分單純與善良的人,我們兩位陪同早已通知他們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當時已精疲力盡,在那裡小憩了一會。這是許多寒傖的、供我 身的西藏房屋主們都置危險於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誰。
那位可欽可佩的二十歲康巴族領導人旺促澤仁離開了我們,帶領他的400名手下保衛我們,抵抗來自河邊的攻擊。他已調動兩、三百別的康巴人防御我們的道路。
當我離開羅布林卡,以及在第一個階段狂熱的旅行中,我並沒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個地方。在任何情況下,走任何一條由拉薩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問題,因為那裡肯定為中國人嚴加戒備。我們改而從拉薩朝南和東南方直下。朝這方向,是一片沒有路的廣大的山地,中國軍隊會難於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這幾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區也是康巴人和別的加入他們當中成為游擊隊員的總根據地。這條山路,從這些山脈的中心,穿過喜馬拉雅山主脈,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並由此到達印度。這些山路幾世紀以來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我們總還有一條後路。
但在我們到達這一山脈,進入庇護之地之前,我們得橫渡遼闊的普拉馬普達河,這條河在西藏稱為贊普河。在我們到達河邊之前,我們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關溢:澤拉。目前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即如果中國人發現我已出走,他們會沿贊普河一帶布置巡邏隊;因此我們得推進,盡可能快地渡河。
我們在大約早晨八點到達澤拉山腳,停在那裡喝茶。太陽剛剛升出山峰,給我們後面的高原鍍上了光彩。但是當我們開始爬上這長長的令人疲憊的山道,到達關隘時,我們尚在山的陰影裡。山道粗糙、陡峭,引著我們高高地翻到雪線以上。一些馬和騾子落在後面。但一位叫塔什羅布的老人振奮了我們的精神;他在我們爬山時加入我們,並送給我一匹純白的駿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們所有人都很高興,因為西藏人把這一禮物視為非常吉祥的徵兆。
「澤拉」意思是沙隘。山頂之後可見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們下馬而沿這一多風的河坡跑下來。但我們花掉了三、四個小時穿過這關隘。當我們下到贊普河谷的地平線時,風暴突作,卷著濃濃的灰霧,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這倒是個安慰,如果中國人在那裡巡邏,他們也會一無所見。
我們在關隘腳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們知道十英裡以東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們得在中國人到達之前,把握這一機會。但一切順利進行。橫渡過遙遠的河的對岸,便是一個叫吉唐的小村莊。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擺渡過搖到對岸,我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裡,接待我們。我們上前去,可以從他們中間辨出康巴戰士。以及戴著白色和黃色的袖章的農民們----加入康巴的誌願軍戰士。我們一上岸,他們便聽到拉薩事件,並為之深深苦惱。當我們騎馬而去時,我看見許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們路上穿過的第一座村莊;也許是事實,也許是它的名字,使我騎馬而去時倍感淒涼。我想到,正是我們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裡,幾世紀以來生活在完美的和平與和諧之中;而現在,可怕的恐懼矗立在他們的面前,威脅著他們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們道德崇高,不屈不撓。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於他們,他們都會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我。
有我們後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們那一刻才苟安於追擊。我們來到一個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裡宿夜。我們那天下午四點鐘到達那裡。我們已一直奔馳了將近十八個小時,只有極其短暫的少憩,我們自己連同馬都己不能走得再遠。我們休息時,越來越焦急於後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點鐘之前,他們最後的一個也來了。
我的噶倫們當晚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阿沛,一封給珊達波強,即那兩位留在拉薩的噶倫們,策勵他們為西藏竭力而為,並說,我們決不懷疑,所有人都分享著同樣的對我們國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時,我們人數已增到100人,還有大約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擊隊員伴隨。一支約100人的分隊從日未派往西南保護我們,以防中國從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來。其余人則連續策馬五天,取道狹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進入山派中心。我們白天分成幾組,晚上投宿於村莊或寺院。有時,我們沒有游擊隊領導伴隨。他們來來去去,以與生活在山脈之中的孤立的游擊支隊保持聯系。我們明白,我們在不曾看見過的、忠誠而意誌堅定的人們的保衛之下。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在保衛誰。宿夜日未後的第一個晚上,我們逗留在一個多波曲可的大村子裡,這裡游擊隊繼續著與中國侵略者決死的戰門。全村子裡的游擊隊員都出來歡迎我們。但多數人都認不出穿著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來;附近寺院的多數僧人們也認不出我來。
在這五天的行進期間,我們的計劃越來越明確。我們決定在一個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爭取時間來討論未來。並向拉薩的官員們、康巴人和別的游擊隊傳達指示。我們計劃朝西走到一個叫魯澤宗的地方。此地離邊境不遠。它擁有那地區最大的保壘之一,而且與別的南部西藏地區有著良好的聯絡。我們認為應該留在那裡,努力與中國開展和平談判。我們希望,當我逗留在西藏時,中國人也許可以看出在達成協議中所有的好處,也許會製止他們轟擊拉薩。
我們安全到達切尼。兩天前,我讓弟弟加入我們這組,使我母親和姐姐能因不帶他而走得快些。他們確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們前一大段,為另一支康巴小隊護送著,我們直到很晚以後的一站才再見到他們。我得知他們相對此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氣。我們攜帶了一部裝電池的收音機,收聽有可能收聽到的新聞報告,以期聽到有關拉薩的消息。我想,我們是在切尼第一次聽到拉薩被提及。那是美國之音,但它只報道城市裡的不安寧,並補充說我的下落不明。
我們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個人都建議我們再走一程----到另一個叫沖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為那是一個較大的地方,我們可以比較容易與聽游擊隊領導們接頭。因此,我們再次上馬,走了八個小時。但在我們結束旅程之前,我們的計劃再次被迫改變,因為有關拉薩事件的消息開始趕上了我們。
我們離開切尼不久,看見一隊騎馬的人朝我們而來。當他們到來時,我們從他們之中認出了則本南塞林。這名官員,七個月前由噶夏派去勸康巴族放棄武裝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沒有回到拉薩。我們停了下來;我和他長談。他向我詳細講述了中國軍隊的戰略和康巴族與他們發生過的戰門。但他帶來了不幸的消息,拉薩遭到轟炸。
他只是間接聽到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來自我的私人秘書肯沖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裡。我最後一次在拉薩見到他,但信是從拉姆寺寫來的。他直到炮擊開始後才離開拉薩。他本人受了傷,他在羅布林卡為一塊彈片擊中。我們從他和以後幾天的別的見證人那裡,得以重組我所如此艱難地門爭以期避免的災禍的整個事件。
炮擊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兩點開始,也就是在我離開後的四十八小時,在他們發現我的出走之前。他們整天轟炸羅布林卡,然後把大炮轉向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薩人喪生,但在羅布林卡內外便可見到幾千具尸體。羅布林卡內的一些主建築物事際上被摧毀,所有的其他建築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只有馬哈達拉經堂才奇跡般地幸免於難。城裡的房屋遭到毀滅,或者縱火,主寺的金頂都穿了洞,旁邊的許多經堂夷為廢墟。布達拉宮西側受到嚴重的毀壞,我曾使用過的部分房間被毀壞,被摧毀的還有政府學校、正門、軍隊指揮部以及別的索爾村的房屋。一塊炮彈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黃金陵靈塔的房子裡。西藏醫學院卓波裡幾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發生了同樣的徹底的毀敗。
在第一天的末尾,當羅布林卡死尸遍地,成為一塊被廢棄的、濃煙滾滾的廢墟時,中國人進入其中。一些在中國軍營裡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於我的命運。當晚,發現中國人在尸體之間走來走去,檢驗死者的面容,特別是僧人的。夜間報告帶回軍營,說我已失蹤。
中國人為什麼這樣做？他們相信我還在裡面,夷平羅布林卡,顯然他們並不在乎是否殺死我。當他們發現我不在那裡,不知死活,則繼續轟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們蓄意槍殺我們幾千名人民,而他們僅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來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們自己,也不會給中國軍隊多大創傷。我們聽到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們的人民,但並非是特別富庶的,或者統治階級,而是我們的普通人民,終於在八年前開始的人侵以來,使中國人信服,他們永遠不會樂意接受其迥異的統治。因此,中國人試圖以毫不仁慈的屠殺來嚇他們,使之違心地接受其迥異的統治。因此,中國人試圖以毫不仁慈地屠殺來恐嚇他們,使之違心地接受這一統治。
我從平靜的回顧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應無可避免地離開我的國家。假使我留下來,我並不能為我的人民作點什麼,中國人最終會捕獲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護,並在那一個地方,獻身我自己,為我的人民保存著不滅的希望。然而,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歡迎,我依然無法使自己接受它。我們朝魯澤宗挺進,依然懷著僅僅是逐漸消逝的希望,即我們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個政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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