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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第十章:拉薩危機
1959年3月1日,我在拉薩主寺大昭寺慶祝祈禱節。正是在這節日期間,我參加了最終的格西考試。我的宗教教育,歷經種種政治災難,還是一直繼續著。那依然是我最大的興趣。假如可能,我的一切意願只是在和平裡進行宗教學習。我已經寫到,在眾多的僧認與喇嘛們面前進行辯論測試,對我,事實上,對於整個西藏都是極其重大的事件,我那時完全為宗教問題所佔據。
在我的最後測試的所有儀式與籌備之間,我得知有兩名中國官員要見我。他們被領了進來,是兩位宣稱由譚冠三將軍派來的次級官員。他們告訴我將軍要我去參觀他決定在中國軍營上演的護戲劇日期。我已聽說過這項計劃,並答應去,但我其時確乎無法集中到別的事上。因此,我告訴那官員們,一當十天儀式結束,我即安排日期。他們對此並不滿意,催迫我馬上定下日期。我重複說只能在儀式結束後才能定日期;最後,他們才同意把這一回答帶給將軍。
這次來訪很稀奇。通常,除非將軍親自來見我,他的信息都是通過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員送來的。社會儀式的邀請通常經過我的首席侍從官冬約澤木撥拉,或者總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廈裡我的代表的。
所以,這反常的派送兩名低級官員親自來見我,並來佛寺的行為,在得知此事的拉薩人民中間引起了嫌疑。除了這引起我的官員們在理解的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將軍企圖在達賴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國政權控製下有此痛苦的經歷:我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去拒絕一項社會邀請,即使那不適合於我,除非是冒險忤逆中國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應。在這些事件中,他們的怒火總是可以在別的方面找到發泄。因此,我們認為為了國家利益著想,我寧可默忍這些無關緊張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險去激化中國之把我的政府貶到從屬地位的總政策。
我在離開佛寺前往羅布林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沒有聽到更多有關這一奇怪的邀請。我的走進羅布林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國人也加入游行隊列,但今年,誰都注意到沒有中國人參加。
兩天後,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將軍的另一通通信。他讓李翻譯給我的總堪布打電話,要我決定參觀中國軍營表演的日期。總堪布來跟我商議;我讓他給李打電話說三月十日比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點,兩名中國官員來見我的警衛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對他說,他們派來把他帶到中國總部和擁有軍事參謀銜頭的傳旅長見面。格松代本還沒有吃早餐,對他們說十點鐘才去。他們走了;但一小時後又回來說,他必須馬上去,因為旅長已等得不耐煩。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羅布林卡,十分苦悶。他跟我的總堪布和首席侍從官說,他們把他帶來見我,他一五一十地敘述了發生的事。
他告訴我,當他到達辦公室,旅長看上去很生氣。他氣沖沖的道:「達賴喇嘛明天來這裡觀看戲劇表演。有些事得定下來。這是我們叫你來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問他:「日期定好了？」
旅長怒喊道:「難道你不知道嗎？」達賴喇嘛接受了將軍的邀請,他十號來。現在,我得向你表明:將沒有任何你們通常舉行的儀式。你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籌備委員會一樣跟他一起來。西藏士兵不得走過石橋。如果你一定要的話,你可以帶兩三個貼身西藏警衛,但已明確規定,他們不得武裝。」
這些反常的命令,對我的司令員是極不愉快的震驚。那座石橋是中國司令部大本營的界線。這在羅布林卡兩英裡之內的軍營一直是愛國的西藏誌士們的眼中釘。只要中國人用以自持,拉薩人尚可容忍。但達賴喇嘛以任何目的進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們會不喜歡這個。如果我不帶任何警衛前往,那更令人意外。習俗上,不管達賴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裝警衛跟隨,武裝部隊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這一習俗,得向群眾作點解釋。因此,他問旅長為何這樣做。那是無惡意的詢問,但更激怒了旅長。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開槍弦,你負責任嗎？」「我們不想發生麻煩。當達賴喇嘛到達時,我們會令自己的部隊解除武裝。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馬排在路上,不過不得越過石橋,不管什麼情況,誰也不能走過石橋。一切得嚴守機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來告訴我們這些命令時,我的官員對此進行了許多討論。除了照辦,似乎也別無他擇,我的前往計劃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這整個中國邀請都有嫌疑,他們要使這次來訪保持秘密,只會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羅布林卡之行要嚴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強迫戒嚴。我準備出去的一刻,消息便會四傳;整個拉薩就會列隊來看我。而那時,一定還有許多別的人來拉薩。多數前來參加祈禱節的僧侶們都離去了,但尚有幾千個留了下來,也有幾千個難民。粗略統計,那時拉薩約有十萬人,那在拉薩也許是史無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為維護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員們決定照樣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橋為止,他們也訂出計劃確保人們不會越過石橋。三月九日下午,他們讓藏人一路站崗,告訴人們第三天將有特別的交通限製,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橋。
他們真誠地聽取這一警戒。因為過橋通常並非禁止。他們認為,如果人們天真地想來看我,而中國士兵試圖強迫他們退回,那可能會有悲劇的結尾。但其結果卻與他們的願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傳,說中國人計劃綁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興奮與議論在不斷增長。凌晨之前,拉薩大多數人自動決定以任何代價阻止我去中國軍營。另一個事實使人們更加確信中國設下圈套以誘騙我。下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國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緒,努力避免接受這一邀請,並沒有給中國政府肯定的回覆。盡管如此,一個多星期前,他們在北京宣布我將前往。這一未經我同意的宣告,頗使拉薩人民憤怒,他們很自然地作出結論,這一奇怪的邀請,只是違背我的意願,把我帶往中國的陰謀。
那時,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個更陰森的猜疑。已在西藏聞名的是,在東部地區的四個地方,高級喇嘛為中國軍隊司令邀請赴會,而再沒有回來。結果三個被殺,一個被監禁。看來,把人們從可能保護他的人之中誘走的方法是中國人慣用的手段。
另一個中國當局的反常行為,也使拉薩一般人民的疑慮傳散在我的政府官員們之間。通常,當中國人邀請我去任何社會場合,他們都同時邀請最高級的官員們一起參加。但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幾個私人助手外,別的官員都沒有受到邀請。那天深夜,兩名中國官員帶著請帖,來到羅布林卡,但也只邀請了我的噶廈的六名成員。而且他們口頭提出一個反常的要求,說噶廈成員不得帶有一個以上的僕人。習俗上,不管我在哪裡,我的首席侍從官都一直伴隨著我,中國人也很清楚這一點,但他和別的官員都不在邀請之列。
盡管有嫌疑,我的官員們並沒有勸我不要去;但噶廈決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開,這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感到如果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他們至少可以不把我單獨留下來。
第二天注定是拉薩自古以來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沒有隨同的情況下進入中國軍營。但當我早晨醒來,我一點也不知道那一天會帶來什麼。我因為擔憂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寧。我五點起床,跟往常一樣,到我的經堂去。一切井井有條、平靜而熟悉。酥油燈在佛龕前點著,小小的金碗銀碗換上了如同金液一樣香噴噴的蕃紅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頌經和靜坐,然後下到花園裡,我一直喜歡清晨在那裡散步。
開始,我充滿了擔憂,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麗裡把這些遺忘了。天空朗朗無雲。陽光剛剛觸摸到遠處哲蚌寺後的山峰,並開始照耀著我的寶石花園內矗立著的宮殿和經堂。一切在春光裡都是那是麼新鮮及快樂:新生的綠草的嫩芽,白樺樹和楊樹上柔軟的新枝,湖中的荷葉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綠色。我出生於木豬年,樹木是綠的,佔星家說綠色是我幸運的色彩。事實上,我的祈禱旗也是綠色,這些旗幟從我的屋頂上飄起,開始在清晨的和風裡飄動。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後一刻短暫的思想上的安寧。這安寧為花園牆外突如其來的嘈雜的呼叫聲所打破。我聽著,卻辨不出什麼。我跑進屋裡,找到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出去看是怎麼回事。他們不久回來告訴我,拉薩人民紛紛涌出城,包圍了羅布林卡,他們呼喊前來保護我,阻止中國人把我帶到軍營。
不久,整個宮殿為急切的人群所搔動。傳信的人不斷進來,帶給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計數,有人說有30,000人。他們處於狂熱的興奮狀態,喊出對中國人的憤怒。騷動在一個接一個小時地增長。我自己來到一間小經堂禱告,這是由第七世達賴喇嘛所建,並用以奉觀音菩薩的忿怒相化身馬哈迦拉。八個僧人已在那裡持續祈禱了多天。
我的噶廈的兩名成員柳夏和沙索,依慣常乘中國司機駕駛的軍用吉普車在九點鐘駛往宮殿。當人們看到中國司機時,群情更加激昂。但噶倫們並沒有費多大的勁,穿過人群,到達了宮殿。
但過了一會,另一位噶倫珊達波強坐他自己的轎車,由一位中國官員陪同前來。過了一會,人群失去控製。珊達波強是最近才指派進入噶廈的,拉薩只有幾個認得出他,他穿著一件黃色絲綢的藏式長袍,假如他是獨自一人,他也許能毫不費勁地進入大門。但人們想這驕車是中國的,而得出這樣的結論,說中國官員要把我帶走。有人向他投擲石塊,驚恐的反應散擴開去,那輛驕車受到石塊的攻擊。一塊石頭擊中了珊達波強的太陽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當他喪失神智時,人們還是認不出他;還認為他們只是錯傷了我的一位官員,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領事館醫院裡去。
又過了一會,另一位噶廈成員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車前來宮殿,但他的吉普車開不到門口,因為人群那時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後一段距離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時執勤的西藏官員的協助之下,走過人群,進入了大門。
這三位穿過人群的噶倫們都意識到,必須立即作出動,以避免一次危機。他們認為人群會進攻中國司令部,他們等了也是噶廈成員的阿沛一會,但他沒有來。後來,我們得知,他去了中國軍營,明顯地相信我將在那裡,然後以為再回來並不安全,事實也確乎如此。因為中國人會給他派一名隨從,而他們也會像珊達波強的陪同們一樣遭到石頭的襲擊。
最後,他們決定不能再等下去。他們三人連同也等職與噶倫的總堪布召開會議。他們會後來見我。他們告訴我人們已決定我不應去中國軍營,害怕我會被誘騙而帶到中國。人們已選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領導組成一個委員會,並宣誓,如中國人堅持要我去,他們將設防宮殿,使我不可能被帶出去。噶廈告訴我,人們是如此警惕和堅定,我去準會不安全。
噶廈成員前來見之前,我可以聽出人民的呼喊:「中國人滾開,把西藏留給西藏人」。他們所有的口號都是要求中國人停止佔領和干涉達賴喇嘛的統治。我從這些呼喊裡感到人們精神上的緊張。我是從他們中來的,理解他們的感情,也明白他們已處於不可控製的思想狀態。這一推測得到確定。午後,我懷著極大的悲痛,聽說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人由於他與中國佔領軍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薩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時候,他還參加了稱之「春切」儀式的日常僧官集會。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約十一點鐘穿著半中國式服裝,戴著墨鏡和騎摩托車時用的灰罩,腰間毫無隱蔽地別著一支手槍,騎著自行車朝羅布林卡而來。一些人誤以為他是偽裝的中國人,有人則以為他是給中國司令部帶信的。他們反中國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驟然上升,至於狂暴,而殺害便成了悲劇的結局。
這一暴力的爆發,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參觀表演。而且當前,任何人從他的司令部來到羅布林卡都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會更加激怒人們。我的首席侍從官打電話給將軍的翻譯,把這一口信告訴他,並表達我的抱歉與遺憾。那翻譯說我的決定是正確的,並說他將把這一口信帶給將軍。
與此同時,我讓噶廈告訴包圍宮殿的人們,如果他們不願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廈索康與人們選出的領導人接觸,並告之我已取消參觀。約正午,廣播向人群作了類似的宣告。門外傳來一片歡呼聲。
那天下午,思想的緊張是我在短暫的作為西藏人民統治者之前所不曾體驗過的。我感到猶如站在兩座火山之間,每座都會隨時爆發。一邊是我的人民一致對中國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強烈的抗議;另一邊是強大的來勢洶洶的佔領軍的武裝力量。如果兩者之間發生衡突,後果即可端倪。拉薩人民就會成千地被屠殺,拉薩和西藏各地立刻就會完全實行迫害與獨裁的軍管。這一爆發的直接原因是有關我是否去中國軍營的問題。但同時,我是唯一的和平維持者。我明白,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應當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憤怒,並撫慰更為憤怒的中國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國軍營的宣言會結束這一示威,人們會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並不夠。他們的領導人說,他們直到我確保不單取消那一天的參觀,也拒絕以後任何去中國軍營的要求,才肯離開去。為避免一次災難,似乎並沒有高得付不出的代價。我給予了他們所要求的保證。跟著多數領導人都離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宮外,不肯走。
約一點鐘,我讓三位噶論去見譚冠三將軍,解釋整個情況。門外依然有大批人群,決意不讓任何人離開,噶倫們在門口的出現使人們猜疑,我也許跟著他們。噶倫們不無艱難地解釋說,我指示他們去中國司令部,告知將軍我之不能視看他的戲劇表演。在這保證之下,人群堅持要搜噶倫們的氣車,確保我不會藏身其中。當他們滿意於此,才讓噶倫們離開。在門口討論期間,人們的發言人說他們決定選出一支護衛隊,環宮布防,以防止中國人進人把我帶走。噶倫們試圖勸阻他們,但他們拒絕這忠告。
噶倫們下午回來,告知我司令部裡的事。他們去的時候,譚冠三將軍不在那裡,但別的十位軍官在等他們,顯然在進行重大的會談。跟他們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倫阿沛,穿著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當他去中國司令部時所被要求穿的中國將軍服。阿沛與軍官們坐在一起,但他並沒有參與討論。當噶倫們進入時,亦沒有離席加入他們。
有一陣子,雙方卻沒有提及當前發生的事。中國官員們似乎漠不關心,他們只裡禮貌地問及噶倫們的建康。但當譚冠三將軍進來主持會議時,氣氛驟然改變。
噶倫們告訴我,譚進來時,似乎很生氣。他的面容很威嚴,噶倫們緊張地起立,以示對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幾分鐘之內,憤怒得講不出話來。他並沒有招呼噶倫們。索康打開話題,說我派他們來解釋阻止我前來觀看戲劇表演的事。他說,我意欲前來,但人民堅決反對,以致我不得不放棄。另兩位噶倫也作了同樣的解釋。翻譯譯完時,將軍臉色發紅。他離席,並在房子裡踱步,顯然憤怒到了極點。經過一番顯著的努力之後,他好不容易控製了自己,再坐下來。然後,以斟酌和緩慢的語氣,他開始對噶倫們和西藏反動份子們,進行漫罵。盡管他試圖控製自己的脾氣,他的嗓子卻時常拉得刺耳,他沸騰的怒火也以粗魯和詛罵的語言爆發出來。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養的中國社會都不曾應用的中國詞語。漫罵的大致要點是說西藏政府秘密組織人民攪亂中國政府,並協助康巴人叛亂。西藏官員蔑視中國法令,拒絕解除拉薩的康巴人武裝-----現在得采取強硬措施,鎮壓反對中國統治的勢力。
另外兩位將軍也作了類似的長篇大論。其中一人宣告「摧毀所有這些反動份子的時候已經到了------」他說:「我們政府容忍至今。但這是叛亂。這是爆發點。我們應該現在就行動,一切準備就緒！」
不知所措的噶倫們視這些漫罵為軍事行動的前奏,如果人群騷亂不即刻停止的話。他們相信下一步將是危險的,會涉及到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他們感到,如果我有甚麼意外,西藏也就一無所有。他們試圖奉勸他們容忍。索沙對中國將軍說,中國人理應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寬容。他們不應以報複來惡化這嚴重的情況。他向他們保證,噶廈將竭力勸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動,或者勸阻別的愚勇到竭力煽動與中國佔領軍發生武裝衡突的西藏人。但中國將軍們並不接受這一保證,也不聽取他的勸告。
噶廈們在下午五時,忑忐不安地回到羅布林卡。到那時,盡管尚有大批人包圍著正門,部份人已經散去。我們後來得知,那些離去的人進城去召開大會,組織反中國的群眾示威游行。他們在大會上譴責中國人破壞十七條協議,再次要求他們撤退。當晚六時,約七十位政府官員(多是下級官員)以及為群眾選出的領導人和格松隊(達賴喇嘛的衛隊)成員去羅布林卡之內開會,贊成城中大會作出的聲明。他們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認中國當局的權加不久之後,格松衛隊亦宣告不再聽取中國官員的命令,並廢除中國軍裝,而穿回藏服。
當我聽說這些決定後,我指示領導人說,他們的任務是緩解已有的緊張,而不是加劇。應以忍耐,鎮定和克製來對待一切事變。但那時,人們的憤怒是如此之強烈,他們對中國人的嫌惡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對他們也是耳邊風。
當天深夜,我收到一封來自譚冠三將軍的書信。那是他在幾天內寫給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對此一一作覆。
這些書信在所有拉薩事變結束後,被中國人出版,以達到他們自己宣傳的目的。他們企圖以此證實,我曾想去中國司令部尋求庇護,但為他們稱呼的「反動集團」軟禁在羅布林卡,最終違背我的願望,把我誘騙出去並到達印度。這則故事也在一些傾向於中共的外國報界重複,我在一年多後也聽說,這也為英國上議院的一位貴族所摘引,十分震驚。由於這恰恰是真實的反面,我想描述這些書信寫時的條件和我寫這些信的理由。我只說這一次,我之離開拉薩,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願。這決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絕望與苦悶的情況下作出的。我並非為周圍的人所誘拐,我並非在任何壓力下出走。除了是當時拉薩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國正準備炮轟我的官室,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如果我還呆在那裡。
將軍的書信措詞友好,假使我的噶倫們沒有說過他的怒火沖天,這些會看上去更真誠。他說,他關心我的安全,邀請我到他的軍營去避難。
我回覆了他的所有來信,以贏得時間,包括使雙方怒火冷卻的時間,和我催促拉薩人民調和的時間。為了這一結果,我認為,與將軍爭執,或者指出,我極其願意接受中國人的保護以與人民分開,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決定以一種我希望能使他鎮定的方式作答。而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歡迎他的建議來做到。我在第一封信裡告訴他,我是多麼難堪於我的人民製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為。我在第二封信裡告訴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圍羅布林卡的人們。我同意他的觀點說,這些人以保護我為籍口,而暗中破壞中國和我們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在第三封信裡補充說,在我來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須把支持新意見和反對它的人分開。
我在那時即使想到這些書信將會被摘引來反對我,我依然書寫了這些信,因為我在此刻最緊迫的道德責任是製止一場介於我們手無寸鐵的人民和中國軍隊之間完全的災難性的沖突。
也許我應再一次重複,我不贊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贊許拉薩人民所表現出的暴力態度。我能夠,而正確地珍惜對我作的西藏標誌的愛護,這是他們在那致命的一天裡表現出的對中國人的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責他們在我的安全上的焦慮,因為達賴喇嘛代表著他們所生活與工作的目的。但我敢於肯定,他們的所為只能導致災難,如果他們繼續下去,而作為一國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製他們的意氣,製止他們在中國軍隊的暴力之下,帶來自我毀滅。因此,我對他們的建議是至為真誠的,盡管我寫信給中國將軍以掩飾我的真正意願,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這些是正當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顯拉薩人民已變得越來難以控製。他們當天在羅布林卡內噶廈辦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衛兵,並警告噶倫們不得離開。他們推測出懷疑噶廈會與中國人妥協,因而破壞群眾要中國人離開西藏的要求。噶廈召開緊急會議。但與會的只有六位噶倫中的四位,因為珊達波強傷勢過重,不能前來,而阿沛拒絕走出中國軍營。四位噶倫決定再作一次努力,勸告人們解散示威游行,他召來群眾領導人。
在這次會議上,那些領導人似乎很馴服。他們對噶廈說將會解散人群。他們也說負疚於珊達波強的受傷,並讓噶廈把他們的一些裡物送給他以示道歉。
在此種更為和好的情緒中,人們也許不久會解散,我和噶廈所作出的和平結束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許會成功。但其後,中國將軍寫來了兩封信,一封給我,一封給噶廈。那封給噶廈的信徹底挫敗了我們的努力。信上說,「叛亂者」在拉薩北部通往中國的路上設置了障礙物,他要噶廈下令把他們移開。他還警告噶廈,如果辦不到而到導致嚴重的後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攝切木將要擔負全責。
噶廈再次召來人民領導人,建議他們把障礙物搬走,使中國無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這一建議恰好產生了反面效果。領導人絕對拒絕拆毀障礙物。他們說,他們設置障礙物是以此把中國援兵堵在城外,保護羅布林卡;如果中國人要搬走這些,結論很明顯是他們想要進攻官殿來捉捕我。他們說,中國人自己在寺前設置障礙物,並采取類似的警備,以保護他們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們責問,如果中國人使用障礙物來保護阿沛,為什麼他們反對拉薩人民保護官殿。這是不幸的邏輯,但領導人卻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國命令看在眼裡,不幸的結果是,他們更加顧慮於我的安全而拒絕解散群眾。人們變得愈發不能調和,並在他們中間指定六名指揮以加強官殿的防衛。並宣告,不管發生什麼,他們都不會讓官殿沒有防備。
這一事態的發展使我十分苦悶。我感到這是走向災難的又一步。我決定親自跟人民領導人講話。我召集他們,七十人都來了,我在噶廈和別的高級官員面前,竭力勸阻他們的行動。我對他們說,中國將軍並沒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請,在請帖製發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徵詢和同意。我說,我不害怕於任何來自中國人的人生危險,而他們不應當製造事端,給人民帶來嚴重的後果。我明白,這會傷害他們的感情,但我得告訴他們我真摯的希望,即拉薩的和平會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恢複。
領導人對我的忠告並沒有責問,也沒有反駁。他們很快就離開了,並在官門外附近自己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同意,違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保護撤出,我將會發生什麼,他們卻有過很長的爭執。最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實行我的意願,決定不再在羅布林卡舉行會議。他們把集會改在布達拉宮腳下的索村舉行,並在每次會議後,把決定報告給噶廈和我。這些報告不過是他們以前宣言的重複,包括他們將繼續保護我,中國人必須離開拉薩和西藏、允許西藏人自理事務。
兩天過去了。情況似乎凝止,問題幾乎不可解決,但情況顯然不可照此進行。必須迅速作出點什麼,為了好轉,或是惡化。譚冠三將軍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於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這裡。我在同一天作了回覆。之後,中國出版了這兩封信。但他們沒有說明,還有另一封阿沛寫給我的信,跟將軍的信放在同一個信封裡。他自從危險機開始,就沒有參加任何噶廈會議。現在,他寫信來警告我,他不認為有多少和平的機會。他建議我努力摧毀反動份子敵對的陰謀,並斷絕我與人民領導者的一切聯系。他說,他推測人民有著「罪惡的陰謀」,要把我從羅布林卡轉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對我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中國采取了最為嚴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說,即使我得以脫逃,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我永遠也不能再回到拉薩。然後,他說:如果您佛爺幾個可信任的衛隊官員,留在內牆裡面,固守一點,並告知譚冠三將軍你將佔據的準確的房屋,他們肯定會留意,使這棟房屋不被摧毀。
所以,阿沛已經知道,僅僅是為我們所推測的:中國人企圖摧毀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們依然想這樣做,同時不強殺我。
他也給噶廈寫信,多多少少地重複他寫給我的東西,並催促他們把人們從官殿打發走,或者至少同意讓他們呆在牆外。他說,他理解此舉會有困難,如果他們無法使人們走開,他們應該為我的安全著想,設法把我帶出官殿,進入中國營地。同時,他們應送出一份標示我們佔據的房屋的官殿略圖。
我以答覆以前的來信相類似的方式回覆了這一封信。在我看來,唯一的機會勸阻他不要進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懷。我沒有告訴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國人不能準確地知道我在哪,他們就有可能不動用大炮;假使我告訴了他們,羅布林卡其他地方將會成為廢墟。我再次告訴他,我將盡可能快地趕到他的營地。雖然我無意前往,但希望這一諾言將使他推遲發出進攻令,從而使我得以把人們及時轉移。那是我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時正十分緊張。內牆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動與憤怒的人群。多數人以棍棒、鐵鍬、刀子或任何別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有些戰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槍、機槍,甚至有十四、五門迫擊炮。如果用拳頭和劍來短兵相接,一個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國人----近期東部省份的經歷,證實了這一古老的信念。但,顯然以他們的力量去反抗擁有足以殲滅他們的重型裝備的中國人是無謂的。實際上,他們除了有保護我的決心外,別無可以作戰的裝備。
但在內牆裡,官殿貼近處,一切都是那麼安靜與平和。沒有任何不幸的事發生的跡象。花園如往常一樣安寧。孔雀高高地疾走,無視人跡的動蕩,鳥兒歌唱著,在樹間飛來飛去,把它們的樂音與附近石園裡的噴泉之聲相交鄉,那馴鹿,魚、鴨和白鶴一如既往地平靜不驚。我的一支衛隊,不著軍裝,給草地和花園澆水。氣氛依舊是典型的西藏風格,人們在那裡,幾世紀以來尋找精神的安寧,而且通過他們的宗教,把自己獻身於尋求由悲哀和痛苦到達解脫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國準備摧毀這和平之地的消息傳了進來。人們報告給噶廈,進而報告給我。據說這地區的所有大炮都搬進了城市的範圍,特別是校正羅布林卡射程之內。一位在拉薩東八英裡的水電廠工作的人報告,平常放在那裡的四門過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機槍,在十四號晚上,為坐乘八陳舊的中國軍車的士兵們秘密取走。拉薩東十八英裡處的班它地區一位官員告訴我們,二十門重炮被送到城裡。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發現兩輛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軍車靠近官殿的北門,帶有機械儀器,顯然在測量。當他們發現人們在觀察他們,便匆匆忙忙地開走了。看見他們的人民守衛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正為安排重型炮轟擊宮殿作測量。夜間看見一百輛嶄新的中國卡車慢慢地朝布達拉官駛來,並從那裡進入中國營地。第十天上午,看見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國人攀在電線桿上,顯然在維修電線,但人們結論說,他們在為射擊目標標數。我們人民對大炮所知不多,他們也許錯了,但那是他們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這些觀察之外,還有流言說有從中國空運來的新部隊。到十六號晚上人們肯定,中國人將炮轟官殿,危機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會隨時到來。群情到了驚慌的地步,但他們不會離開官殿,棄置它和我。官員們試圖安撫他們,但他們對中國人憤怒已不可控製。那夜對人群,對我的噶倫們和我都是一個非常困擾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來了,謠言依然在興起並擴散,毀滅似乎已迫在眉睫。處境對我和噶廈而言是完全絕望的。我們召開會議,只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毀和團繞官殿的幾千人的被屠殺,我們決定只能再次向中國將軍申訴,不要使用武力來驅散群眾,而應等噶廈再一次努力勸他們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廈匆匆給阿沛寫了一封信解釋這點。他們說,人們在緊張的情緒下愚昧地行動,但依然有一線希望勸他們離開。他們還建議阿沛協助他們把我帶到中國營地。他們指出,這將會十分困難,因為圍繞官殿的整個地區都被人民所控製,但他們說會盡力而為。他們隨信送去特別代號,並讓阿沛以代號答覆,因為到官殿的群眾衛隊開始檢查傳到他們手裡的信件。當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撫慰一下中國將軍。事實上,我去中國軍營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確實願言將自己投放於中國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樣會製止我們的人民遭到屠殺的話,但人民永遠也不會讓我這樣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群眾衛隊處於警惕之中,不會允許任何官員離開官殿。但索沙噶論的一個隨從卻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裝進城買東西,他終於把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裡,並帶了他的回信歸來。這是以封簡短而禮貌的答謝信。他說,他高興於噶廈的提議,即把我轉移到中國軍營,並承諾之後送來詳細的答覆,但那答覆直到一切結束後才送來。
當天下午四點,當我與噶論們討論阿沛的回覆時,我們聽到從附近的中國軍營發射出來的兩杖迫擊炮彈的巨大的聲音。我們也聽到炮彈落在北門外沼澤發出的巨大聲響。
這兩次各別的射擊,使人民的驚慌和憤怒到達了極點。沒有任何解釋為何射擊。但聽到射擊聲的人們都想到,進攻開始了,而宮殿就是目標。宮殿之內,任何人都感到最後關頭已到來,得毫不猶疑地作出強硬的行動,但誰也決定不了究竟應該如何行動。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決定。但我對世俗事缺乏經驗,那樣做並不容易。我不憚於死。我不憚於成為中國進攻的犧牲品。我真誠地相信,我的嚴格的宗教訓練給予了我足夠勇氣面對離開我現身今世的任何不測,並且毫無牽掛。我那時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過是一個必死的生命和作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個必死的框架的結束並非多麼重要的後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員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對於他們,達賴喇嘛的人生是極為寶貴的。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對他們而言比任何別的東西更為親切。他們信服,如果我的身體消滅在中國人的手裡,西藏的生命也會告終。
一當中國槍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後,宮殿裡的每一位官員和圍繞宮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謙卑的成員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必須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須離開宮殿,離開城市。這項決定決非小事,固然危險性很大,而且整個西藏的未來依賴著它。能否逃脫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們確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薩,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護？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國人會摧毀我們的聖城,屠殺我們的人民嗎？或者,當人們聽說我逃出宮殿,會撤離,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嗎？我們讓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壓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國人瘋狂的毀滅和屠殺開始之前想把我轉移出去的焦慮。這是我在作出決定時唯一明確的方向。如果我決定留下來,我會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親近的朋友們的苦惱。我決定出走。我幾乎不用祈求指導便接受了。
我們不知道走向何處,旅程又如何結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場的四位噶廈成員、我的經師們、我的私人隨員、警衛,當然還有我的家庭裡最親近的成員。我母親在動亂伊始,便來到羅布林卡,攜帶著我的小弟弟----那位兩歲時死去但後來再轉生的弟弟。與我的警衛司令格松代本結婚的姐姐也在這裡。我的兩個哥哥在美國,另一個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裡,在大吉嶺上學。
這裡有一大幫人,而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協助。但我們得使之保密,不僅向中國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懷疑人群裡可能有中國特務。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幾千人會跟來保護我,而中國人一定會看出來,屠殺也就會立即開始。
我和我的噶倫們與群眾領導商議,他們立即明白,這得在不告訴選出他們的人民群眾的情況下進行。他們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放在羅布林卡,並指示到第二天才能發出去。我在信裡再次請求他們不要開火,除非受到進攻,並答應他們,一當我離開迫在眉睫的危險和現在處境的約束,我便會給予更詳細的指令。
沒有時間些攜帶不是十分必要的東西,我們得在黎明之前遠遠地離開拉薩。噶倫們攜帶了我的辦公室的印鑒、噶廈印章以及一些踫巧放在羅布林卡的文件。大多國家文件都放在噶廈辦公室,或是布達拉宮,而這些得放棄。我的私人財物也一並放棄。我所能拿的是兩、三件用以換洗的喇嘛法袍。我們無法去財務部要些錢,或到布達拉宮拿些我所承襲下來的無數的珍珠財寶。
我決定分小組離開。首先必須渡河。羅布林卡和中國營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們只有從南岸才有走脫的機會。
一個寺院的管家隨我們一起,他被派出,先渡過河去,在那邊安排馬匹和伴隨人員。西藏軍隊第二營指揮多杰達度約帶一百名士兵,警衛羅布林卡東北部一個河道狹窄、相對容易橫渡的地點。早期的整個計劃幾乎都在災難中結束。這批人馬剛走出半英裡,就看見了一支中國巡邏隊,顯然為了同樣的地方點而來。他們立即架好輕機槍,連開了五槍。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處境。中國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裝的康巴人,他們在黑暗中也看不出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們撤退到不遠處的營房,保全性命。
當一切準備就緒,我來到馬哈迦拉經堂。每逢我出遠門,我一直是來這經堂道別的。僧人們尚在那裡,不斷禱告,他們也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但我在佛龕前呈上哈達以示再見。我知道他們會疑惑我何以這樣做;但我也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表達驚訝。
我離開經堂時,踫見了我的高級官員、總堪布和格松代本。侍從官和總堪布都穿著普通平民衣飾。他們出外幾天常是這般衣著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見過他們如此裝扮。我們同意十點鍾在內牆門口見面。我們對好表。我之後到別的幾個經堂去加持它們,然後回到我自己的房問。我在那裡獨自等候。
正當等候時間到來的時候,知道我母親、姐姐和小弟弟都將離去。我同意讓他們先走。他們比我們中的其他人離開宮殿要容易得多,因為他們住在黃色的內官牆外。我母親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們給我預備了一套士兵服裝和一頂皮帽。在大約九點鐘,我脫下僧服,穿上這些服飾。我穿著套陌生的衣服,最後一次來到我的經堂。我在寶座上坐下,翻開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導的書,揭到釋迦佛讓弟子們要勇敢的一例。然後,我闔上書,加持這間房屋,關上了電燈。我一走出去,我的頭腦一洗所有的思慮。我意識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銳的腳步聲和在寂靜中鬧鐘的嘀嘀答答聲。
一位土兵在我的屋子的內門口等著我,另外一個在外門口等候。我從其中一人手裡接過步槍,扛在肩上,完成了偽裝。士兵們跟著我,我走過了那座有著我許多生活中幸福的記憶的漆黑的花園。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園門口和內牆門口的士兵們散開。他在第一道門口踫見我,我的另兩位隨從在第二道門與我相見。當我們穿過靠近馬哈迦拉寺的神聖圖書館時,我們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別。我們所有人穿過花園,走向外牆,總堪布、侍從官和警衛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兩位士兵跟在後面。我摘下眼鏡,想沒有眼鏡人們會認不出我來。
大門關閉著。我的侍從官走上前,對警衛說他要出巡查一陣子。他們向他敬禮,並打開了沈重的鎖。在我的一生中,沒有任何正式的游行儀式,便走出羅布林卡的大門,在我的記憶裡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亞東時那一次。當我們到達大門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見仍然在守衛著的我的人民,但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位謙卑的士兵,我昂首闊步走了出去,邁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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