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雪域境外流亡記

第九章  奴役的西藏
1959年—1965年
在此，特公布以下命令 ﹕
  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數噶倫以及上層反動集團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狼狽為奸，聚集匪徒，進行叛亂，掠奪百姓，脅迫達賴喇嘛，撕毀 “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 ” 。 3月 19日晚，他們指揮地方藏軍和叛亂分子，對拉薩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發起了全面進攻。這是背叛祖國的行為，它破壞了國家的統一，為國法所不允。為了捍衛祖國的統一和全民的團結，特決定從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1959年 3月 28日
  拉薩起義⑴爆發之後，北京立即采取了行動。在轟炸羅布林卡之前，於 3月 20日命令實行軍管。 3月 23日，也就是叛亂被鎮壓的第二天，成立了拉薩軍事管制委員會，除班禪喇嘛管轄的日喀則之外，其他地區也相繼成立了軍管會，但這些地區卻一直十分平靜。五天之後的 3月 28日，西藏政府遭到解散，西藏被武力所征服，再也不是一個被佔領的，但卻仍然享有自治權的國家了。
  拉薩城中尸體遍布街頭，三天的戰斗幾乎使一萬人喪生。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報導，四千名「叛軍」被俘，還繳獲了輕武器八千件（史密斯、韋森 38槍、科爾特 45自動手槍、斯坦步槍和恩菲爾德 ‧莫塞槍），輕重機槍八十一挺、迫墼炮二十七門、大炮六門以及彈藥一千萬發。此外，人民解放軍為了確保其對局勢的控制，下午七點就實行戒嚴，沒收所有武器，小至四英寸長的菜刀。對城里的男性公民幾乎無一例外地予以逮捕，致使好幾十棟房子和廟堂里塞滿了這些人。位於城中的郎子廈和布宮腳下的蠍子洞這座監獄里原來的囚犯，讓位於被抓獲的拉薩市民。小昭寺被炸後起火，現在仍煙火未消，但它卻被用作數百名喇嘛的集合點；接著大昭寺也遭此命運。在這里匯集的喇嘛人數近一千名，他們分別來自拉薩附近的二十八所寺院。拉薩城郊的羅布林卡里拘留了八千人，拉薩的三大寺院色拉、哲蚌和甘丹被中國軍隊重重包圍。三大寺喇嘛總數為二萬人，剩餘的喇嘛全被趕到了各自的措欽大殿，並有重兵看守。
  屍體的處理可是件難事。傷員無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時人們將數千具屍體集攏成堆，在夏宮的楊柳樹下燒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屍，改成挖坑，實行群葬。但屍體腐爛，惡臭迫使中國人不得不又將屍體刨出來燒掉。與此同時，在滿目傷痕的羅布林卡園內，還有一堆堆被繳獲來的武器的情況下，就有一些部隊帶著特別指示，著手清理羅布林卡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準備運往中國。
  由於達賴喇嘛逃跑了，因此中國人轉向班禪喇嘛，以便吹噓同西藏方面的配合與協作，給自己臉上涂脂抹粉。無論班禪本人對當時的局勢有何看法，但這位二十二歲的活佛，的確於 3月 29日簽署了一份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電報，支持他們解散西藏政府的決定。 4月 5日下午，班禪喇嘛在重兵護衛下抵達拉薩，出任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一職。為了給人一種拉薩一切正常的印象，中國人暫時准許拉薩市民走上街頭，燒松樹枝、叩長頭。歡迎班禪喇嘛。班禪喇嘛夾在左右兩側的中國將軍中間，手中握著一束鮮花，走進了自己的新住宅，它位於布達拉宮下方的休池林卡。翌日晚上，軍隊也獻給了他一束鮮花。第七天晚上，班禪喇嘛進城，先後去大昭寺和小昭寺祈禱。 4月 8日，西藏軍區的二萬名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列隊南進，前往山南圍剿游擊隊。他們呈四路縱隊，步槍上了刺刀，沿著達賴喇嘛三個星期前逃出拉薩的線路，在拉薩河畔闊步前進，殺氣騰騰。第二天，在中國和西藏幹部的一片雷鳴般的掌聲中，班禪喇嘛走上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席台，在「新」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會上，十八名成員被指控為「叛亂分子」而予以撤銷，並增添了六個部門 — — 首先是公安廳。譚冠三將軍以及其他八人受命進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常務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改組之後，西藏的大多數高級官員，從拉薩北面的當雄機場乘飛機前往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前拉薩人民曾擔心達賴喇嘛會參加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而遭到綁架。
  這些會議代表走了以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並沒有虛度光陰。改組後的籌委會受控於下述兩個機構 ﹕ 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和西藏軍區。統治西藏的三位將軍出任這兩個機構的首長 ﹕ 張經武為西藏工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將軍為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副主任，譚冠三將軍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他們管轄的區域只限於內藏 ⑵ — — 西至阿里，東到昌都，北起那曲，南抵喜馬拉雅山脈。占西藏領土三分之二的康區和安多地區的大部分，也就這樣從西藏這個國家割去了。康區和安多的這些地區分別併入四川、雲南、甘肅 (共成立了十一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 )以及青海省的全境 (即舊時的安多 )，這些地區再也不是西藏的疆域了。此後，中國公布統計數字時，西藏的人口就在一百三十萬至一百八十萬之間，這樣西藏這一國家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新西藏進行了行政區劃工作，全區共分為七個地區，共七十二縣一市，即拉薩市。通過「加強」後的政府機構對人口進行控制，這是中國最為關注之事。為達此目的，首先公布了「三清」 (清反、清武器、清隱藏在人民當中的敵人 )政策，後來這些政策似乎沒完沒了，就是這些政策統治西藏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三清」政策由「平叛委員會」或辦公室 (這些平叛機構直至 1962年才解散 )執行。在「三清」運動當中，每個地區的城堡或大寺院成了臨時監獄，里面塞滿了十五歲至五十歲的男子。在西藏第四大城江孜，首先起用郵政局關人，接著是江孜寺⑶ ，共關押了四百名僧俗民眾，全是五花大綁，腳鐐手銬，其中包括該寺曲均。中國人讓曲均身著降神作法用的服裝，一邊折磨他，一邊還逼著他降神作法，不然就不放過他。在西藏的第二大城日喀則，城內的那座糧倉變成了臨時監獄，關押在內的犯人被迫在周圍築起了高高的圍牆，這座糧倉也就派上了新的用場。未經許可，嚴禁成立任何組織活動，全區各級都成立了工委，指揮百姓。拉薩分為三個區域 — — 南部、東部和北部，對于出身不好的人來往各區之間要嚴加控制；因此有些人的家庭成員，雖然相距不過一英里之遙，卻長達二十年斷了音信，不知對方是死是活。接著，拉薩市城關區分成了三個辦事處，約二百四十個居民小組，大約每十人就配有一個協調工作人員。形成了這樣的網絡之後，控制網也就伸向了每一個角落，無人遺漏。 4月 15日，組織機構設置方面的基本工作已告完成，因而在布達拉宮腳下的廣場上召開了二萬人 (全部的監外人士 )的大會，婦女、兒童、喇嘛全參加了。這些拉薩人有的扛著大紅旗，有的手拿三角旗，上面有漢語寫的馬克思主義的標語口號。正如中國新聞界所報導的那樣，這些拉薩人「要求鎮壓叛亂」，而且還「滿懷激情地歡呼」他們未來的「新計劃」的公布。不過，當時這些計劃正在北京制定。雖然毛澤東於 1957年擔保要推速「民主改革」的實施，但北京現在卻認為這場叛亂致使它將全部保證拋在腦後，其中也包括「十七條協議」。不過，中國的目標依然如故 ﹕ 將西藏作為中國的五個自治區當中的最後一個，納入自己的版圖。在實行統一之前，必須對西藏社會來一次大的變革。 1956年，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劃分的觀點，西藏被認為只處於第三階段 — — 是「封建」社會，高於「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民主改革」（將私有制經濟變為公有制經濟，並消滅操縱私有制的剝削階段 )就是為了使這個國家超越資本主義這一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接著，還得進行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 主要內容是進行公社化，這樣也就能實現徹底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最終目標。
  這也是中國本土的模式。不過，究竟如何實施這一計劃，倒是黨內爭論不休的問題。多少年來，兩條「路線」或曰兩個陣營互相競爭，竭立想使自己的理論占居上風。這兩條路線即 ﹕ 右翼或溫和派，以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為首，他們主張進化的觀點；另一派是左翼或激進派，以毛澤東為首，他們主張大步前進。在制定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方面」，溫和派企圖將少數民族與他們的「漢族老大哥」揉為一體；而激進派堅持民族主義最終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產物，因此必須對其採取強制手段予以消滅。結果中國對其五十四個少數民族的政策就時而溫和，時而嚴酷，問題是看哪一派在台上掌權。 1959年，也就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所帶來的經濟災難之後，溫和派再次抬頭，如同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十年的大部分時候那樣，他們一直居主導地位。因此，以黨的觀點來衡量，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對於西藏民主改革的進程所提出的建議相當溫和。
  6月下旬回到拉薩之後，班禪喇嘛與中國的那幾位將軍一道用了二十天時間，將民主革命分為兩個階段 ﹕ 第一階段叫「三反兩減」，第二個階段即土地改革。兩個階段均計劃於 1961年年底以前完成。「三反」 (第一項內容也就是最初於三月份進行的「三清」)即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奴役；「兩減」即減租、減息。農民要向領主付出勞役以使用土地的「烏拉」(稅收 )遭到廢止。而且，家庭雇佣僕人的作法也予以消除，中國人稱之為奴隸。
  「兩減」直接危及了領主的切身利益。根據「兩減」中的「誰種誰收」政策，那些被認為參加叛亂的三大領主 (政府、寺院、貴族 )的財產，以及農作物全部分給了耕種土地的農民。對於沒有參加叛亂的領主，實行「二八」減租，即百分之八十的農作物分給農民，百分之二十留給自己；這樣做也有效地剝削了高於社會最低層人們的各階層權益。其次是減息，主要是指借款而言；雇農於 1958年以前向地主借款項一筆勾銷，而 1959年借的款項的利率一律減至每月百分之一。在各界人民參加的大會上，點起了一堆堆大火，借款卷 — — 通常還有大莊園、商人和寺院的所有其他文據 — — 全都付之一炬。人民解放軍小分隊站立一旁，藏人圍著火堆，熱烈鼓掌，高呼口號，譴責「舊社會的黑暗制度」 — — 慶祝傳統的藏歷新年，這倒是一種新方式。通常人們用樹枝點上一堆堆火，香煙繚繞飄向空中，同時人們口中念念有詞，祈禱人人走運，個個平安。
  進行民主改革的基礎是劃定成份。然而，共產黨統治下階級劃分遠比舊社會的階級劃分要嚴要細。如果人們扣除了每年的支出之後，仍有百分之五十的剩餘，這些人也就是農奴主；剩餘百分之四十五的為農奴主代理人；剩餘百分之三十五的為富農或富牧。剩餘百分之二十五的為中農或中牧；沒有剩餘的為貧農或貧牧。最後一種成分是反革命，它可以是上述任何一個階層的人；現在，它尤指參加叛亂的人們。根據中國人的統計，屬於反革命的只占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國人公開宣布這些人是「人民的敵人」，必須受到公開打擊，他們無權享受新社會的任何好處。實際上，從此以後那些定為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富農或富牧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親屬就一直受到流放，只有中農、中牧和貧農、貧牧才過得去。西藏與中國不同，雖然西藏的大多數也被土地所束縛，因為稅收不得不死守莊園，但他們的生活水平卻在貧困線上；實際上貧窮「大眾」(這是共產黨下的定義 )只占少數。無論這些描述藏人生活的新詞彙開始時顯得多麼深奧難懂，但藏人對上述的矛盾之處十分清楚。成份劃分的目標，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階段得到了進一步的落實，中國人試圖再次將上層階級的財產分給下層階級。
  拉薩也如同其他地區一樣，財產的再分配由「平叛委員會」負責執行。人民解放軍小分隊定期前往在押「叛亂分子」的家庭察看，無一遺漏。叛匪家屬要麼被趕出家門，要麼就被趕到一樓，同家里的牲畜住在一起，因為他們無親友可投靠。接著對他們的全部財產進行清理造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存放在空房間里。最後，房屋正門貼上了長長的封條，上面寫著黑體漢字，告誡人們行動起來鎮壓叛亂。貼了封條幾天之後，這些當兵的開著大卡車又會折回這些地方，沒收主人的財產。全部東西都帶走 ﹕ 家具、卡墊、廚房用具，甚至儲藏的糧食也不能辛免。財產被分成若干類 ﹕ 最為貴重的物品，如珠寶、金銀器、供碗、珍貴佛像全部作了送往中國的標記，並已包裝好且上了封臘；上等家具和卡墊則準備給在藏工作的主要漢族軍政要員使用，手表以及貴重衣服之類的東西則計劃交給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商業廳，由它將這些東西賣給中國的機關幹部。此後，高音喇叭發出通知，叫貧苦人家去居委會辦公室，領取那些曾經剝削過他們的那些人的財物。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破舊桌椅、空木箱、舊衣服，偶爾還有一只茶壺。
  在農村，財產的分配也是相似的原則進行的，只是這些財產貼上了「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標籤而已。生產資料包括全部家畜 — — 犛牛、扁牛 (pian) 〔即犛牛和黃牛雜交生的牛］、騾子、羊、馬 — — 藏幣 (儘管已經禁止藏幣流通 )和農具。但是，大部分家畜 — — 以及其他值錢的東西 — — 全部讓中國人拿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舊衣服、舊家具、陶制品和鋁制品，與城市貧民領到的東西一樣。同時，真正的掠奪也在開始進行，車隊啟程開往中國，里面裝得是從寺院以及布達拉宮的達賴喇嘛私人倉庫里搶走的財寶。這些寺院和達賴喇嘛的私人倉庫是西藏真正的寶庫。這些財寶數量之大，以至於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這一過程才算結束。一方面西藏無價手工藝品充斥香港和東京的古董市場；另一方面在中國境內，金銀佛像 (這是一千年以來積累起來的藝術珍品 )卻被塞進了爐膛，轉眼成了金錠銀錠。
  民主改革第二階段的中心內容是土地改革。下層階級的人均分配土地為三點五畝（約半公頃1 )，甚至對「那些原來的土地所有奴隸主」也是這樣。到 1959年秋季時，拉薩附近地區已經開始土改。一旦將那些與叛亂有關的人員的土地充公之後，對三大領主宣布了一項「贖買」政策，那些沒有支持叛亂分子的領主也「過關」了。這也就正如前噶倫 — — 現在中國的主要合作人阿沛 ‧ 阿旺晉美 — — 在一次講話中所總結的那樣 ﹕ 「反對帝國主義，熱愛國家，接受民主改革的奴隸主及其代理人將受到保護 … … 政治上對他們已經作出了妥善安排，生活上也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給予照顧」。「實際情況」指的是，那些以前的年利潤超過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農奴主，在第一階段的民主改革中，他們已經喪失了其財產的百分之八十，而現在剩餘部分也無法保住。對他們的土地和商品按照市場實際價格的百分之十估價，然後收歸公有，只給了他們擔保 — — 最後還得給付錢的收據。人民解放軍再次對這部分人的財產進行了大量的登記工作。凡是那些解放軍沒有去的地方，就要求人們自己去當地工委逐項申報自己的財產，爾後予以沒收。
  1960年 11月，土改全面完成，印制了二萬張土地所有證，大部分上面寫的是漢字，上面還印了一幅兩側都有紅旗的毛主席肖像。在大規模的儀式上向農民階級以及地位不及他們的那些人 (常常是些年老傷殘的乞丐，這些人對農業一竅不通，且無意從事農業 )發了土地所有證。幾個月以前，阿沛 ‧阿旺晉美在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結民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時，說 ﹕ 「廣大農牧民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他們說 ﹕ 『噶廈 (政府 )的陽光獨獨照耀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但共產黨和毛主席卻將陽光照耀在我們窮苦人民身上。』他們滿懷熱情高唱讚歌 ﹕ 『毛主席是祖國各族人民的父親，他比父母還要親。』他們說 ﹕ 『上層反動分子儘管與我們同說一種語言，但他們的心與我們全然不同；漢族幹部的語言儘管與我們的不同，但他們的心卻與我們的一樣。』」
  階級斗爭是建設未來新社會的基石。階級斗爭的烈火破舊立新，其燃料就是斗爭會。通過開斗爭會，「廣大群眾」也就是自己在幹革命，也就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實際上，這也就是要工人與雇主對著幹，農民與地主對著幹，喇嘛與堪布對著幹，學生與老師對著幹，孩子與父母對著幹。對於那些社會上的當權人物，人們也就自然接受了，他們的任命並不是根據功過大小，而是通過其同類人物的支持，謀取了自己的職位，唯獨的目的就是要壓迫百姓。儘管北京的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一再告誡人們要尊重少數民族，增進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團結，但西藏民族工作方面的情況仍十分嚴酷，中國佔領軍死死抱住「藏人蠻子」這一千年不變的觀點不放。作為共產黨人，他們還引用理論觀點以證實這樣的種族歧視是正確的，他們將西藏政府說成是「黑暗、封建、殘酷」的政府，喇嘛是「披著紅袍的強盜」或吮吸人民血汗的「寄生蟲」。但是，中國人對這些「人民」本身也感到不屑交往 ﹕ 他們又髒又黑，一股臭酥油味，行為舉止放肆，無異於野蠻，不是塑造堅定的、有高度自覺性的廣大無產階級的材料。所有這些助長了開斗爭會的決心，同時，由於漢人擺出一幅屈尊降格的姿態，更使藏人對斗爭會產生反感。每次斗爭會，甚至每次流血事件之前，漢人總是要一本正經地聲稱，這樣做完全是最大限度地為了被鬥人的利益。
  到 1959年年 7月底時，斗爭會已經在拉薩大力鋪開。在每天舉行的「政治教育」會議上，定期召開斗爭會，這些政治學習會議都是由居民小組召開的，每個居民小組管轄一兩百人。這些會議那麼轟轟烈烈，在被棄置了的寺院里和大戶人家的院子里召開，它們僅僅是在講台上作宣傳，旨在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一開場通常是這樣的提問 ﹕ 「什麼是壓迫和欺騙？」正確的答復是 ﹕ 「舊社會」。
  1959年再教育的大部分內容集中於達賴喇嘛。中國人在西藏對藏人宣布，達賴喇嘛被反革命分子綁架，中國人對外界宣布的調子也一模一樣。由於對外界消息一無所知，因此各種謠傳層出不窮。有人說達賴喇嘛在森林中躲藏了十天，然後被人民解放軍抓獲，將他從劫持者手中救了出來。在日喀則有消息公布說，儘管達賴喇嘛的確遭到綁架，被帶到了「尼赫魯的祖國」，但印度卻無力供養達賴喇嘛及其一行，因為印度有成百萬人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據說，尼赫魯為這位西藏領袖在一艘輪船上安排了工作，但他掙的錢連自己糊口都不夠。結果，中國駐加爾各達的總領事館供養了他二十一天，接著讓他坐飛機到了北京，現在達賴喇嘛與毛澤東和班禪喇嘛住在一起，「他們同吃一鍋飯，享受同等地位。」
   目前正在作出安排，讓達賴喇嘛繼續留在北京，而毛澤東將親自到西藏來，取代達賴喇嘛。最後，中國人告誡人們，任何企圖逃往印度的想法只會落個徒勞無意的下場，就如同那些已經跑到印度的人一樣，他們不僅在忍饑挨餓，而且不久以後尼赫魯也會將他們送回西藏。
  雖然斗爭會怪不可言，但卻組織得十分嚴密，就象一齣集體耶穌受難劇。開斗爭會時，人們坐在地上，正對著坐在前面的中國官員，他們前面擺了桌子。身份較高的中國官員主持會議作開場白。他在開場白中要告訴人們，斗爭會並不是一兩次就完事，而是一直要開到被鬥人 `坦白悔過 — — 直到被鬥人「在革命兄弟的幫助下」，徹底清楚了他中的反動思想為止。此外，鬥爭會還為了教育農奴站起來，不要害怕奴隸主，要揭發他們的虐待行為。像演習一樣，到時就會有人憤怒地揮手高喊 ﹕ 「將那些壞家伙帶進來！」接著犯人被帶到人群前，被迫來一個大鞠躬，手掌到了膝部，眼睛正對地面。有人宣讀批判書，上面列舉了條條罪狀，正式的結束語是 ﹕ 「這些就是這個家伙犯下的罪行。現在是人民幫助他承認罪過，並決定他該受何處罰的時候了。」這個信號一經發出，第一個發言控訴的人就會一躍而起，衝上前去，通常這都是中國人雇佣的「積極分子」。他開始譴責「剝削者」，高聲叫罵「宰了這條臭狗！活剝他的皮！你媽媽的 P！你爹的心肝！坦白交待你的罪行！」他控訴了自己所受的苦難之後，與會人就會動手打被鬥人，而如果是起義者在挨鬥，士兵們就會用搶托揍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經常是與會者就對被鬥人處于極刑，而不是征求意見，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活埋，用毯子裹人然後付之一炬，將人吊在樹上，下面再點把火，活活將人燒死，絞刑，砍頭，開膛，淋開水，嚴刑拷打，活活肢解，讓人群用亂石將人打死，強迫小孩槍殺父母 — — 所有這些辦法（合作人所提建議 )都拿出來了，接著就付諸實行。這些情況就如同國際法官委員會所接到的一個又一個報告一樣，僅僅在起義遭到鎮壓之後的一年時間內，死於鬥爭會的藏人就高達數千。更多的人四肢受到傷殘，牙齒掉了若干顆，聽力或視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
  全藏斗爭會的基本模式就是如此，每每開斗爭會總是三種形式取其中之一 ﹕ 小規模的、中規模的和大規模的。小型斗爭會常常是自發性的，如果人們在照例舉行再教育會議時，有人答錯了一個問題，就可以開斗爭會 — — 這樣，當事人還得承認自己有舊思想，或者說自己的思想「不成熟」。中等規模斗爭會對象是一個人，在大的居委會或幾個村莊的大會上要接連斗爭他幾個星期。大型斗爭會是正式公審的前奏。在拉薩，第一次召開大型斗爭會是在 1959年 7月 26日，也就是宣布實行民主改革九天之後。在入侵前夕將康區防務的指揮權交給阿沛之前，拉魯 ‧次旺多吉是負責康區防務的噶倫，他在叛亂中被俘，被指控為叛亂的主要策劃人之一 — — 當然他也的確是的。他被關押在西藏軍區院內的秘密監獄，遭到審問拷打，中國人將他作為舊時腐敗的主要例證，將他拉到拉薩街頭游行示眾，在大片大片的人群前遭受皮肉之苦。最後又將他押回監獄，留他一條生命是為了將來為宣傳運動服務。不過，地位不及拉魯 ‧ 次旺多吉的人境遇就更慘。比如有一位名叫嘎尼西 ‧阿尼拉的尼姑，年已六十， 10月 21日她被拉到八廓街游行，人民解放軍命令旁觀者揍她。結果無人動手，這時受雇的地方「積極分子」衝上去當場給她痛打一頓。根據目擊者說，十天之後她因為受傷多處而一命嗚呼。在大昭寺的正門前，密宗喇嘛在槍口的威逼下，被迫違背終生禁欲的誓言，不得不當眾與尼姑發生關係。 (原文如此 — — 編者 )
  到 1959年 10月時，全體藏民無不擔驚受怕；斗爭會不但是藏人見了中國人就膽寒，而且還在藏人當中形成了一股互不信任的氣氛，這也是斗爭會預期的目的。老朋友再也不能互吐衷腸，父親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不敢說老實話。在寺院，這種互不信任的氣氛更是令人難熬。
  喇嘛是西藏社會結成一體、最有威脅性的社會集團，而中國人卻偏偏拿著他們大肆開刀。人民解放軍洗劫寺院，在牆上畫漫畫，醜化寺院僧侶。其中最出名的一副漫畫叫「兩面三刀的喇嘛」，畫面上有一個兩副面孔、六隻手臂的喇嘛，以此來譏諷佛教中那些多手多臂的神靈。這個喇嘛一副面孔和三隻手臂溫柔慈善，作祈禱狀，給眾人摸頂祝福；而另一副面孔 — — 這才是那副真正的面孔 — — 卻怒容滿面，三隻手臂在忙著凌辱那些虔誠的懇求者。哲蚌寺原有喇嘛一萬人，而今只剩下約二千八百人。在這里匆匆忙忙建立了一個昔日的暴行展覽館，共有四個房間。第一間陳列了繳獲的武器，武器中間是正在降神作法的乃窮曲均模擬像，旁邊的解釋詞說，乃窮曲均在煽動人們叛亂，將人們領向失敗的深淵。接著是「經濟剝削展覽室」，它將哲蚌寺描述成一部全面掠奪俗人百姓的龐大機器。展覽告訴人們，哲蚌寺是怎樣巧立名目，在它管轄的眾多莊園里獲得稅收 — — 狗稅、貓稅、雞稅、驢稅、花盆稅、紙煙稅和鼻煙稅。據稱，哲蚌寺的四分之一收入來自高利貸。展覽室里展出了一塊翹曲的木板，它是用來收取糧稅的，說明喇嘛是在怎樣欺騙百姓。據說，當債務人無法償還借債時，哲蚌寺有權將他收為自己的奴僕，使其為該寺服務二十五年。人們說哲蚌寺還常常經營鴉片業。該寺喇嘛在本寺莊園巡回收稅時，無論他們走到哪里，都要侮辱婦女，大發獸性。據說，那些不願屈服於他們淫威的婦女就要遭鞭打，被流放，或折磨至死。販賣男孩的交易相當活躍。簡言之，正像一個喇嘛對一位叛亂之後獲準來拉薩的西方作者說的那樣 ﹕ 「哲蚌寺是人們無法逃避的人間地獄。」
  對這些宣傳，中國自己相信的程度，從色拉寺的斗爭會即可一目了然。由於中國人對佛教的各個方面缺乏了解，致使很多人受到懲罰的可能性無限增加，如密宗喇嘛就是如此。大多數密宗喇嘛都掌握了唱經技巧，同時能發出三種音調。斗爭會上指責他們掌握的是「資產階級的音調」中國人將一些喇嘛和學者挑出來作為斗爭會的對象，而且他們還採用恐嚇手段，但只能使為數不多的喇嘛屈服，讓他們也組織開斗爭會。「鬥爭」對象一段時間並不只是一個，而且每天要將十個喇嘛拽到措慶大殿 — — 其他時間則將他們關押在黑洞洞的房子里，然後將他們五花大綁，塞上卡車拉走。同時，剩餘的幾千名喇嘛則被迫在寫有色拉寺的當權人物對本寺喇嘛犯下暴行的文字材料上簽字證明。十月下旬時，也就是叛亂遭到鎮壓之後的七個月，中國人決定了對該寺大多數喇嘛采取什麼對策。「最危險的」一百五十名喇嘛被送往以前是兵營的扎吉監獄，其他喇嘛，加上在羅布林卡以及拉薩河谷附近地區抓獲的俘虜，被送到了西藏境內的第一個勞改營 — — 鈉金⑸ ，它位於拉薩河畔在拉薩城外東面幾英里處。
  鈉金是一座大型水電站所在地，當時已經開始建立一段時間了 — — 雇用了七個隊的藏族男女。中國人說鈉金電站是藏人引以為豪的「拉薩河上的一顆明珠」。叛亂之後，再無必要花錢雇用勞動力了。到 1959年 5月底時，一般犯人陸續抵達鈉金，人數高達三千七百人，而看守部隊則有五百人。截止 12月底時，這里的犯人數已達八千。犯人的工地及住處周圍，三面都有帶刺的鐵絲網，後面是拉薩河。他們住帳篷，每百人分成一組，運土石方建壩，挖附屬渠道，修涵洞，蓋配套建築。晚上將公布每組的進展情況，那些沒有完成定額的小組，將在斗爭會上挨批，並要處以額外的勞役。 1960年 4月水電站第一台機組正式發電，第二台機組於 1962年 10月發電。難民們說，在水電站建設過程中，死于饑餓和勞累過度的人多達數百，當時中國各地都在鬧饑荒。一位 1960年設法逃到印度的哲蚌寺喇嘛說，在扎吉監獄，撇開體力勞動不說，在 1960年 11月至 1961年 6月間，該監獄的一千七百名犯人就有一千四百人餓死。
  繼鈉金之後，三個主要的勞改營分別是 ﹕ 北面遙遠的祡達木盆地的格爾木勞改營；羌塘即北部高原的查拉卡布 ⑹勞改營；東南部森林地帶的工布勞改營。工布勞改營主要從事伐木，它是最好的勞改營 — — 氣候溫和，活不繁重。但是，格爾木和查拉卡布則一開始就是死人的墳墓。
  西藏公安廳於 1964年接管格爾木勞改營，在此之前就是關押安多地區的中國犯人和藏族犯人的地方。它體現了中國靠人海戰術搞起來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 — — 一條將西藏和大西北與中國本土連結起來的鐵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地吞併了新疆，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條將新疆與蘭州連成一線的鐵路。西藏境內的鐵路卻被認為是對付印度，防衛中國西南邊境線的關鍵；也是穩定西藏，最終開發西藏自然資源的關鍵。不過，這里地處亞洲腹心地帶，海拔一萬英尺，氣候寒冷，土地貧瘠，每年的大風季節常高達七十天，乾燥缺水，長冬持續六個月之久。這個地區的東端是一望無邊的青海湖，多少世紀以來，它一直是蒙古族部落宿營的理想場所，藏人則認為它是安多地區的北部邊界。
  在羅布林卡抓獲的數千人，分批乘坐大卡車，朝東北行駛六百英里，先後於 1959年 9月和 10月抵達格爾木。兩年之內，格爾木又來了成千上萬名犯人。雖然保住這些人的性命對共產黨人也有好處，但他們顯然卻無能為力。他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仍然食不果腹，沒有任何醫療條件，身上的衣服也不足以抵御格爾木的嚴寒，因此光是在頭幾年，就有大批犯人死亡。
  與此同時，位於拉薩西北面的查拉卡布勞改營的犯人則在挖硼砂，這里地處羌塘中部，是一座枯水湖。查拉卡布也像格爾木一樣，水每天要靠卡車運進來；這里一片荒涼，甚至連用來壘燒飯的爐灶的石頭都找不到 — — 只好用小小的鐵三腳架將壺支在上面。這里的氣候簡直令人無法忍受。犯人用鐵鍬將湖床里的硼砂鏟起來，這些硼砂土白、赤、藍、黃幾色相間。有時硼砂埋在地下約一米深，則需挖上同房子高度相仿的深洞。最初的五百名中國看守告訴犯人，一卡車硼砂比一卡車銀元還值錢。因此中國人逼迫犯人從黎明幹到日落，而給他們吃得是最糟糕的混雜著木屑的糌耙麵粉，致使數百名犯人死去。每逢星期天，就將犯人一組一組地打發出去，為時六個小時，讓他們去有草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枝條。黃昏返回勞改營時，每組犯人都得帶回七磅半的柴草。這些時候是犯人外逃的唯一機會。有些人帶上為數不多的糧食，從游民那里借來了一些衣物，取得了游牧民的幫助，就可以抵達西藏西南部，從這里再逃往尼泊爾。犯人爭先恐後地逃跑一些之後，中國人倒暫時有所放寬，停止了斗爭會，停止了夾雜鬥爭會的思想教育會議，這些會議晚上都要持續到午夜。不過當這一辦法並不奏效時，那些會議又告恢復，犯人每次外出撿柴火時，監視更為嚴密。然而對查拉卡布勞改營還存在另一種威脅，它來自「四水六崗」管轄下有組織的游擊隊 — — 1959年 3月之後已經整整一年過去了，「四水六崗」仍在腹心地帶與中國人作戰。
  拉薩叛亂遭到鎮壓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西藏仍有數百支游擊隊在積極活動。由於游擊隊與他們賴以生存的村莊隔絕開來了，因此大的戰鬥日益減少。雖然如此，但對解放軍車隊的伏擊仍時而有之。除山南之外，主要戰場是拉薩的北面，即安多南部與康區西北部和羌塘交界的地區。叛亂三年之後，大股游擊隊被切斷了西藏中部的逃路。他們在這里整整打了三年的游擊戰爭。安多的一個由果洛人組成的游牧部落十分好鬥，他們的人數在十萬以上，特別頑固；他們的名稱意即「叛匪」— — 他們真一直是這樣，主要是反對拉薩的中央政府。早在 1952年，他們就開始了激烈的游擊戰爭，使得大批大批的中國人斃命。西藏中部爆發叛亂時，他們尚未被剿滅。雖然這些果洛人和另一些「野蠻人」，即康巴人，都面臨著給養有限的困難局面，但要在無路可尋的坎坷不平的野外抓獲他們絕非易事。一旦中國人發現了一支游擊隊，他們就會帶著機槍、迫擊炮和大炮，在半夜或拂曉時發起進攻，接著的大屠殺可想而知，情景如同西藏境內所進行的所有戰鬥一樣，就像羅布林卡當時的場面。但儘管藏人大量傷亡，戰鬥卻仍然堅持下來了。 1964年 12月，也就是叛亂被鎮壓幾乎五年之後，張國華將軍公開說 ﹕ 「封建領主仍未消滅，他們不甘心失敗，企圖竭力捲土重來。」約一年之後，他在談到內部騷動時說 ﹕ 「人民只有通過堅決的鬥爭，尤其是武裝鬥爭，才可能徹底粉碎封建領主的反動統治。」
  隱蔽的抵抗方式同樣在妨礙中國同化西藏。北京聲稱，民主改革和民主改革復查 (第二次大批逮人的婉詞 )基本於 1961年年底完成，但事業並非如此。 1961年 4月 2日，拉薩的廣播電台叫藏人放心，「民主改革」還得再進行五年時間，然後才真正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完成民主改革 — — 以及實行文官統治所依靠的其他政策 — — 的任務也就交給了一個非軍事的官僚機構，它由藏、漢族幹部組成。由於各種機構正在組建，因此民主改革常常是在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在槍口的威逼下強制進行的。但是，解放軍起初的主要任務是消滅剩餘的自由戰士隊伍，後來於 1962年它的主要任務卻是參與對印的邊界戰爭。此外，民主改革就是要使全社會都平等，這還只是西藏自治區成立之前所必須採取的兩個步驟中的第一步。西藏全民的階級差別消除之後，還必須組織合作社。社會主義化的第一階段 — — 開始於 1959年中期，在拉薩附近組織互助組— — 對於穩定全區局勢至關重要。沒有互助組，高級階段的集體化 — — 包括集中權力和為國家增產 — — 就無法實現。這是一項耗費時間的工作，僅有組建徒有虛名的自治政府可以與其同日而語。組建徒有虛名的自治政府是中國政策的基本成分，旨在表明西藏已經獲得了政治解放。但是，雖然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於 1961年 8月就已正式討論了普選問題，但實際上選舉委員會於一年之後才成立，而選舉規定則又過了幾個月後才予以公布。當實行這些規定時，貫徹落實又用了二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選舉階段最長的地區。
  同時，一方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吹噓「世界屋脊上的社會主義天堂」，另一方面拉薩則陷在一大堆新名詞里面，用它們去創造一個實際生活中無法實現的虛幻世界。拉薩市的街道起名為躍進路、解放路、勝利路、幸福路。實際上，沿八廓街環繞大昭寺的三百多家商店全部關門閉戶，市場上空無一人，甚至那些照料得最好的房子也顯露了衰敗的跡象 — — 牆灰脫落、屋頂總是漏雨、朽木比比皆是 — — 這樣下去，只需要幾年時間，拉薩城里的藏民居住區就會成為一片貧民窟。城外的藥王山醫院在 1959年 3月的戰鬥中被炮火夷為平地，現在這里騰空架起了無線電天線，修築了炮兵陣地。這里已經成了重要的軍事設施，成了彈藥庫，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橋。在班禪喇嘛的堅決要求下，在 1959年炮火中受到損壞的大昭寺、小昭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的那些門面得到了修復。同時根據中國人的需要，這些寺廟宮殿里面不少地方派上了新的用場，用作糧倉、會議大廳和軍營，並派有人民解放軍的小分隊守衛。由於大多數喇嘛不是被囚禁就在勞改營，或者已經還俗回鄉，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院只留下為數不多的上了年紀的喇嘛看守寺院。大昭寺一直開放到 1966年。每逢星期三 — — 被認為是吉利日，拉薩人天不亮就起了床，在大昭寺和河對岸的布門帕里山燒香祈禱。人們仍在製作、懸掛經幡，除了這些小的方面能喚起人們對昔日的生活的回憶外，首都市民每天的生活內容總是沒完沒了的勞累。當時的號令是建設「新城」，這是新的政府機構的中心。為此，全城老幼被分成了若干個勞動團體。婦女和身強體健的男子 — — 其中很多人還是在叛亂之後幾個月釋放的 — — 抬石頭、運泥土，他們每天的報酬在一元二角至一元七角之間，約等於美金六十至八十分。成份「不好」的人每天工錢最多不過四角錢。但更為常見的是，他們這些人及其兒女就根本無工作可幹。正如班禪喇嘛在他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 ﹕「總之，今天西藏的形勢大好。勞動與生產繁榮的景象遍及廣大農村和城鄉的每一個角落。這是我們的工作主流。」
  「繁榮景象」在農村的確存在，不過收益者倒很難說是藏民。叛亂後的最初幾年，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 — — 這是集體化的初級形式互助組和長年互助組，後者要逐步取代前者。季節性互助組通常由七戶至十戶人家組成，在某一季節，他們輪流耕種各戶土地，播種、耕作、收割，然後再各自為戰。長期互助組將勞動力和土地集中使用，財產、農具以及農畜也集中調配。在許多方面，互助組倒很像西藏常年都存在的村莊務農方式，因此互助組對西藏的傳統社會倒不構成任何威脅。但是，「階級敵人」也同樣絕不允許入組的。這些人分到的土地通常是當地最次的土地，偶爾他們也能分到一頭牲畜用來耕地，並叫他們自己管自己。
  1959年夏季，據報告在四個地區共成立了四千七百四十一個互助組。到第二年夏季時，已成立了一萬五千多個互助組；到 1964年，農民成立的互助組有二萬二千個，牧民互助組有四千個。除了「耕地不閑」之外，這些互助組還開始大興水利，建水壩，修水庫，積農家肥，以前的一季作物改為兩季甚至三季。接著是大豐收。 1959年的產量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1960年的生產指標是增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截止 1961年，可耕地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據稱， 1964年糧食比民主改革前增長百分之四十五，同期的牲畜增長百分之三十六。對於這些產量上的奇跡般的增長，人們將西藏人的反應描述成欣喜若狂，現在「站起來的百萬農奴用歌曲和舞蹈慶賀」，他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但實際上，除了西部的阿里 — — 仍是中國影響不及的地區，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藏人仍在數千計地死於飢餓。
  饑荒的根源不在西藏，而在中國。農業連年歉收，大躍進致使與蘇聯產生裂痕，蘇聯因此而中斷了對中國的糧食出口。結果， 1959年是「三年歉收」的第一年，全中國因饑餓死亡的人數達百萬。為了填飽中國人的肚皮，西藏的農作物剛剛收割，就立即從藏人手中拿走了，要麼供解放軍食用，要麼運往祖國。這是西藏社會主義化的最緊迫的目的 ﹕ 為忍饑挨餓的人民共和國創建一個糧倉。
  鑒於中國當時的形勢，在西藏強制成立互助組無異於成立強制性的勞動隊。給大家無一例外地都發了定量供應卡 — — 上面記載著公安局十分需要的統計數字，如家庭人口、年齡、性別、社會關係，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是二十二磅。這也就是說，藏人平均的糧食消耗下降了三分之二。由於禁止人們外出旅行，鄉下人也只好囤積野菜；市民 — — 現在已無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 — — 境遇更遭，他們每月的糧食定量僅十八磅。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數不勝數。人們吃貓肉、狗肉和昆蟲。父母看到兒女瀕臨死亡，只好將自己的鮮血加上開水和糌耙攪拌在一起餵給小孩吃。而另一些兒童卻被迫離家，沿街行乞，老年人乾脆到山里安安靜靜一死了之。數千藏人就靠吃漢人大院的中國人扔給自己餵豬吃的東西，而在人民解放軍兵營周圍的老百姓卻每天翻軍馬的糞便，尋找幾粒還沒有被消化掉的糧食。甚至對於那些比一般藏族老百姓的待遇勝過一籌的藏族幹部來說，他們還斷了肉類和酥油，也只好用鹽和紅茶來取代青稞。
  饑荒一直持續到 1963年年底。到那時，西藏死于饑餓的人已達數萬。當饑荒的日子結束時，能夠得到的生存條件也不過是最起碼的而已。直到下一次大饑荒 — — 始於 1968年，延續至 1973年年底結束 — — 前，大家全都是實行糧食定量供應。拉薩是西藏中部受難最大的地區之一，每戶每月只發一根蠟燭，二百五十克茶和十點八克白糖。帕里是西藏最繁華的城鎮之一 — — 它是與印度、錫金和不丹進行貿易的中心，由於它近靠邊界，是個敏感地區，因此它倒算最好的了。這里一個強男「勞力」每月的糧食定量為三十磅，弱勞力二十六磅，老弱病殘二十磅，十一至十七歲的少年兒童十五磅，六歲以下小孩五磅。至於酥油、食油、糖、茶、汽油，只有最為富裕的藏人才可以配給到這些東西，每個月還有五包煙、六盒火柴、十米半棉布。甚至在帕里，貨物亦奇缺，致使定量配給的數低於平均數的百分之二，結果餓死的人很多。每天背著糌耙口袋的人家總有幾十戶，來往於各家各戶之間，不是借糧，就是還糧；不久，這些兩手空空的人們就得了個可悲的外號「空流」。這些帕里人完全是勞而無功，他們將自己的苦難編入民謠，其中一首講到為中國修建一個水力磨房 ﹕

告訴我是為什麼，
短短時間建磨房，
糌耙麵袋總要撣，
告訴我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得解放，
勒緊褲帶度饑荒。
小磨房，我們的血和汗，
達賴來了是寶座，
毛澤東到此作墳場。
  然而，無論農村的情形多麼不好，而西藏監獄里的條件則更為糟糕。在這里居住著與外界完全隔絕的一大幫人 — — 有時候，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坐監獄。
  1959年冬天，達賴喇嘛的四名私人醫生之一的丹增曲扎醫生住在西藏第一家「亞西公館」里。由於他已給達賴喇嘛當了三年的私人醫生，所以他已經成了這位年輕領袖一家的親密朋友，當時達賴喇嘛的一家人幾乎有一半仍在西藏。此時亞西公館的氣氛十分沉悶，因為大家都在為日益增長的叛亂活動擔憂。在此期間，丹增曲扎醫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該起何作用 — — 他說不准，中國是否會幫助西藏，然後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離開西藏。目前他們的佔領還能被人接受，但是否這只是裝模作樣，只是為掩蓋某種沒有明說，但最終只會更為嚴酷的統治形式。最後，當康巴人蜂擁而入來到衛藏地區時，他們揭露了中國人犯下的種種暴行以及強制實行集體化的行為，這時丹增曲扎才下決心支持叛亂。在三月十日那天的游行示威集會上，他在羅布林卡遇見了門孜康的同事以及各大寺院的代表。在羅布林卡里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名 (這份有簽名的東西對於中國人抓人倒是用途不小 )，這份文件宣告西藏獨立，簽名人發誓要為自由而戰鬥。
  1959年 3月 19日深夜，丹增曲扎被炮聲驚醒，人民解放軍開始炮轟拉薩城。亞西公館距布達拉宮還不足四分之一英里，正好與拉薩河對岸、遠離河邊的吉布村並排，炮彈就是來自那個村莊。他穿上了俗人藏袍和褲子，從自己房間里退出來，到了通向亞西公館正房的大門口，結果這里也無人知道達賴喇嘛已經出逃。
  3月 22日拉薩投降，這天下午中國軍隊來到這里，他們沒有發出任何先兆，就對大門開了一炮，並叫喊著要里面的人投降。這棟房子里有十六人，其中四人決定出去招呼解放軍。但他們一出大門就被機槍擊死 — — 因為他們忘記舉起雙手。帶著機關槍的戰士衝進了亞西公館。一些戰士看守剩餘的藏人，另一些人對整個亞西公館進行了搜查，他們見到箱子、櫃子、床等等，首先就是一梭子槍彈，而且還向衛生間里扔手榴彈，最終出來後，還對著外面的房子拼命射擊。那些在亞西公館院子里租房用的人家共有三十人，他們被趕到正房，鎖在一間房子里，里面漆黑一片。翌日上午，他們被放出讓他們大小便，然後又給關了進去。那天晚上，一位中國軍官通過翻譯對他們講，他們已被作為「研究對象」挑選出來；這些人知道，所謂「研究對象」不過是處以極刑的婉語而已。兩名士兵在前，還有兩名押後，他們被攆著出了這扇毀壞了的正門，沿著空無他人的大街來到了城邊上。他們又被趕進了察絨家的一間小房子里。這是西藏深得民心的領袖人物之一旺秋 ‧甲布察絨的私宅，它已被人民解放軍用作犯人的集散點。丹增曲扎醫生與其他犯人一道在曾是海因里希 ‧ 哈雷居住的房間里關了兩天。在此期間，既無人給他們送吃的，又無水喝。他不止一次地聽到機槍聲，撩倒了那些企圖逃跑的人。第二天晚上，他們這一幫人又帶到了人民解放軍的司令部院內。這是一座絕密監獄，本來中國人蓋這座監獄是是用來關押中國人的 ﹕ 兩道圍牆，上面安有帶刺的鐵絲網，牆角頂上有塔樓，里面總有哨兵值班。每處監獄關押三百五十名犯人，共十二個牢房，每間關押三十人；牢房正對中間的院子，東北面另有一些單獨的隔離牢房。
  藏人的手表以及珠寶全給取了，戴上手銬 — — 有一些人只戴了手銬，而像丹增曲扎的另外一些人還戴了一英尺半的腳鐐。戴上腳鐐十分不便，丹增曲扎繫自己的棉布靴帶時，只得拴在腳鐐上，每每抬步就得將鐐銬也帶起來。
  由於人民解放軍對叛亂之後大批大批的犯人接踵而至並無準備，他們花了六天時間將丹增曲扎醫生這批犯人分了類別（對於後來的犯人，分類也就可以立即完成了 )。上層階級的成員 — — 喇嘛、醫生、政府職員以及商人 — — 關在絕密監獄里，其他人則送往羅布林卡。那些留下來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屬於頭號犯人，是所謂的「反動集團」的核心。當他們一得知「地方政府」被解散的消息時，中國人就告訴他們，作為政府的主要「走狗」，他們將受到刑事審判。當時中國人宣布，每個犯人的首要職責是「認」罪，以便能夠服罪。問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 ﹕ 「是誰養活了你？」正確的答復是 ﹕ 「人民 — — 即我剝削的那些人。」為了暴露自己的罪行，每個犯人被迫交待自己從八歲以來的個人經歷 — — 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個月。接著是七個月的學習、自我批判以及鬥爭 — — 這些安排是想讓犯人坦白認罪，這是在履行共產黨人的思想觀點。
  實質上，這些步驟反映了強加於全體藏族的措施。只是在監獄里，實施這些步驟的方式更為激烈罷了。一天早上，丹增曲扎在監獄衛生間里洗臉時，遇到了們門孜康的一位同行。儘管四周有一些看守，但他還是抓住了這一時機，透露了他剛剛聽到的一條消息。當時是五月份，一些犯人看到了報導達賴喇嘛抵達穆索里的消息的報紙。丹增曲扎悄悄地對那位同行說 ﹕ 「現在沒有必要擔憂了，因為聖神的達賴喇嘛已安全抵達印度。用不了多久人們就會得知這一消息。」在斗爭會的壓力下，丹增曲扎的那位同行將這番話報告了中國人。當斗爭會還在自己的監牢里召開期間，丹增曲扎又繼續犯下了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他以前曾與五位朋友交換過反中國的看法，結果其中三人也來到了這個監獄。他認識到就是一件小時也能變成罪狀，因此他寫了張紙條給這三人，叫他們不要提起以前他們的交談。儘管他遞這些紙條無人發現，但後來他們全被發現了，這三個人在壓力的威迫下，供出了條子是丹增曲扎寫的。接著，立即對他們進行了審訊，他被指控是賈樂頓珠的同謀。中國人認為嘉樂頓珠根據台灣的指示，策劃了這場叛亂。
  審訊於六月上旬開始。一位軍官在兩名掛手槍的副官的陪同下，來到了丹增曲扎的牢房，並讓一名武裝看守在門外站崗。這位軍官揚了揚手，叫他的副官坐在一側，然後命令丹增曲扎坐在牢房中間，四周也是囚犯。
  丹增曲扎已經目睹過幾次鬥爭會，它的確令人可怕。共產黨使用的審訊方式十分獨特，比國民黨佔領康區時採用的辦法還要狠毒。國民黨只是將犯人雙手綁在身後，然後在脖子上也綁了根繩子。共產黨的新辦法要複雜得多。繩索得先在胸前交叉，然後螺旋似地捆住雙臂，雙手綁在一起，並被拽到身後，還拼命地向時拽，幾乎超過頭頂；然後，繩頭再分別經過雙臂腋下，穿過胸前事先結好的小環，再往下拽，頓時雙肩勒得十分難受，面孔驟然變形，一副可怕的模樣，但又不至於使犯人窒息。這樣折磨使人痛苦不堪，甚至會使犯人大小便失禁。
  審訊丹增曲扎醫生開始時是提問，內容涉及他在恰得寺的生活經歷。他在上醫學院之前，就是住在這座寺院。他如實作了回答，說他是在學習佛教。那位軍官問到 ﹕ 「你當時的思想是什麼？當時你一定有資產階級傾向？」由於丹增曲扎不能確切理解「資產階級傾向」為何物，因此不知該怎樣回答這一提問。然而當提問一步步深入時，也由沉默變成有意對抗。他意識到，中國人看中他已有目的 ﹕ 就是為了搞臭達賴喇嘛。軍官告訴他，如果丹增曲扎要免遭挨鬥，他就必須詳細提供「達賴陰謀」的每一細節 — — 亞西公館的種種活動，嘉樂頓珠與那些外國人有聯係，他們談話的確切內容。此外，他接著又說，儘管達賴喇嘛是一位宗教人物，但至少丹增曲扎應該清楚，實際上達賴喇嘛是盜賊，是殺人犯，而且他還亂搞女人 — — 尤其是他還與自己的大姐姐次仁卓瑪發生關係。軍官期待著丹增曲扎能證實他的這些指控，但他卻回答說，他作為西藏領袖的醫生，只有每天拂曉給達賴喇嘛摸脈時，才能見到他，而且時間很短，這位醫生解釋道 ﹕ 「用這些謊言譴責聖神的達賴喇嘛是不可思議的。對於我們藏人來說，他就如同我們的生身父母，他是我們的心。誰又能說那些話呢？」
  但是，丹增曲扎伙伴中的三名犯人 — — 在接受了鬥爭之後 — — 卻決意要支持中國人。他們成了「積極分子」出賣別人，他們得到的報償是 ﹕ 獲釋出牢房。如果在後來斗爭會上，他們有任何心軟表現的話，中國人就會有所指地向他們發問 ﹕ 「難道你們也同這個人一鼻孔出氣？難道你們同他共褲連襠。」這些發問逼著他們站到了鬥爭的前列。因此，丹增曲扎醫生清楚自己挨鬥的時候到了。經過幾天的盤問之後，一天早上人民解放軍的一位指揮官特意表揚了那些積極分子 ﹕ 「你們表現不錯，值得表揚。但是，我們必須徹底搗碎這個反革命老窩。你們應該緊逼丹增曲扎，問清他幾個問題，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那天的盤問剛剛開始，那位軍官就瞪了一眼積極分子，其中一位立即站了起來，說 ﹕ 「如果你還這樣扯謊下去，出路只有一條，鑽黑暗的死胡同。因此為了你自己，你也應該向我們坦白交待你所知道的一切。」當他還在說話時，其他積極分子衝上前，一把抓住丹增曲扎，將他的手臂綁在一塊長長的木板上，綁的方法與以前的不同。繩子的兩頭向下吊，他們緊緊抓著丹增曲扎的雙臂，審問人在高聲尖叫，要求他譴責達賴喇嘛與其姐姐發生關係，犯下亂倫之罪。丹增曲扎拒絕之後，審問人將一只鞋脫了下來，用鞋子猛抽他的耳光。這是給同牢房的其他人發出的信號，叫他們也動手 — — 在看守的密切注視下，他們真的動了手，扯醫生的頭髮，拽他的耳朵，照著他臉上吐口水，揮舞拳頭，直往他腦袋上捶打。丹增曲扎醫生的雙臂很痛，失聲大叫，但直到他雙腿站立不住倒在地上時，軍官才叫大家住手。稍事休息之後，大家又開始打他，周而復始，整個上午都是這樣。最後，他完全失去知覺，臉上身上鮮血直流，青一塊，紫一塊，四處發腫；他聽到軍官下令住手，這次鬥爭共持續了四個小時。他剛剛鬆綁，又戴上了手銬腳鐐，中國軍官直接對丹增曲扎說 ﹕ 「如果你講真話，承認達賴喇嘛的犯罪行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再發生，你將獲釋。記住你的朋友們的提問，好好想一想。」講完這番話之後，丹增曲扎被帶離這個牢房，他被領到了東北面的那些牢房前，與別人也就中斷了聯係。
  丹增曲扎蘇醒過來時，他發現自己給關進了一個漆黑的房間，四英尺寬，八英尺長，牆上離地面高高的地方有一個鐵窗，還有一個六平方英寸的小洞用來送飯。泥土地上有一個草墊子，一件人家丟掉不用的軍大衣，還有一個尿桶。他已經在監獄里關了兩個半月了，接著，他得獨身一人在這里待四個月 — — 也就是 1959年夏季的剩餘月份。這段時間從頭至尾，他都像下面所講的那樣生活。早上，廚房的工作人員打開門上那個小窗口，他戴著手銬腳鐐也盡量站起來，將碗伸了出去，接到的是一個小饅頭、一點米飯和蔬菜。飯後，他得坐在草墊上，整天反省自己的罪行。他不能躺下或休息，因為送飯進來的那個小窗口經常會被突然推開，中國看守的雙眼會朝里瞧，看看他是否在反省。只有每天晚上去上廁所時，他才能短暫地輕松一會兒，看看夜空，吸吸新鮮空氣。實際上，丹增曲扎的腦袋里亂得像一鍋粥，情緒低落。挨了那頓打，疼痛逐漸消失之後，他就總是恍恍惚惚，有時竟然眼睜睜地頂著石牆，肯定自己不久就會被處決。他想像自己兩側是一排排的人，全部被鎖在漆黑的房子里，等候死神降臨。夜晚，他的夢成了一個回憶往事的大雜燴 ﹕ 兒童時代，學醫、行醫中夾雜著被捕的情景，監獄生活和那次挨揍。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唯獨的希望就是去死。不過，雖然他已找到了自殺的辦法，但他卻將自殺排除了。當犯人被領著去拉薩河洗澡時，朗嘉扎倉的一位喇嘛就投河自盡了。但這只是例外，丹增曲扎像大多數藏人一樣，他害怕自殺所帶來的後果甚於眼下所忍受的苦難，無論這樣的苦難有多麼大。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 「世界上眾生萬物多得數不清楚，而人卻並不多，眾生萬物要想再生轉世成為人類的一員，是難上加難的事情。我們確信，自殺是犯罪行為。自殺無異於在佔有一袋真金之後，卻不去用它，而將這袋真金扔入大河。根據佛教的觀點，如果有誰自殺，那麼他至少在將來的五百次再生轉世時，毫無希望進入人類的圈子。」
  每星期的最後一天，總有兩名看守要到曲扎醫生的牢房中來，大聲命令他站起來，然後槍口對著他，將他趕到監獄的院中央支起的一頂鈴形帳篷前。帳篷里坐著公安廳的一位幹警，他前面是一張上面什麼東西也沒有擺的桌子，旁邊有一位藏族翻譯。曲扎醫生被推到地上的一個坐墊上，又遭到審問。問題總是這樣開頭 ﹕ 「你決定坦白了嗎？」當丹增曲扎回答說，他一直講的都是真話，這時，警官就會大發雷霆，高叫 ﹕ 「你這六天都想了些什麼？」並且他將手槍從槍套里掏了出來，啪的一聲扔在桌上。這樣交往了幾次之後，他威脅曲扎醫生，再頑固下去，後果自負。一個月後，後果也就真來了。
  7月中旬時，曲扎醫生成了第二次鬥爭會的對象。他被從隔離牢房里帶了出來，路過了南邊的牢房，被安排在他那些舊牢友的中間，就象以前一樣。這時，負責軍官問他 ﹕ 「你認清現實沒有？你現在坦不坦白？」儘管曲扎醫生有些恐懼，但他仍拒不回答。他又被綁在木板上，再次挨打。人們用笨重的靴子反復抽打他的面部，他的雙眼很快就模糊了，倒並不是鮮血擋住了自己的視線，而是因為眼睛受了傷。幾個小時之後他被拖到了自己的牢房，他意識到自己左眼視網膜已脫位，右眼珠已經到了眼窩的左側，因此視線也就不能集中於前方了。後來幾天，他發現他上面那排牙齒已經全部鬆動。起初，他還可將牙齒推回原位，但不到一個月，上排的牙齒就一個個地全掉了，只留下了一些有傷口的小洞，牙齦仍然紅腫有血。儘管當時疼痛逐漸消失，但曲扎醫生那損壞的牙齒和眼睛卻永生永世使他不能忘記第二次鬥爭會。然而，下個月又挨了第三頓揍，這次更凶。
  8月，由於曲扎醫生在每星期一次的審問會上拒不交待，又讓他回到了原來的牢房。接著又是那些令人無法相信的問題，然後是綁在木板上，在怒火衝冠的軍官命令下挨一頓臭打。他的雙臂被捆綁得幾乎斷了一樣，頭部和臉部也由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襲擊而紅腫。曲扎醫生逐漸喪失了疼痛的任何感覺。他仿佛昏昏欲睡，四處飄游；他唯獨的感覺就是特別口渴。他感覺越來越渴，接著他雙眼發黑昏了過去。他恢復知覺時，挨打的情景仍在腦海中一幕一幕出現。實際上，他是躺在隔離牢房的地上；剛才有人對著他的臉部澆了一桶涼水。看守見他蘇醒過來之後，猛然將他拉起來，銬上手銬，然後讓他倒在草墊上。
  曲扎醫生接下來的印象是一幫人進了他的牢房。其中一人肯定是中國人，他是醫生，對他進行了檢查。幾個月後，他又回到了原來的牢友中間，人們告訴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昏倒之後，請來了一位解放軍軍醫，實際上還是不想讓丹增曲扎醫生死去。醫生檢查完之後，說曲扎醫生已瀕臨死亡，揚言對這一病例拒不負責。這一消息傳到了該監獄的最高官員耳里，他派了一位大員來到了他們這里。當時那位負責審訊的官員也在場，這位副官警告說，如果丹增曲扎醫生有個三長兩短的話，他們這些犯人就得負責，並將受到懲罰。他問道 ﹕ 「你們為什麼要動手打人呢？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不許毆打犯人。你們唯獨的任務就是學習，不是互相傷殘。現在你們必須討論討論，找找原因，為什麼要打人，誰的責任。」不久之後，鬥爭會的形式結束了 — — 然而，這並不是因為採取了寬大為懷的新政策，而僅僅因為弄清誰是最危險的反動派這一初始階段已經完成。
  1959年 10月 15日，全監獄的七百名犯人在監獄的南部排成長列，周圍是中國的軍隊。監獄最高長官在一張桌子前坐定後，說 ﹕ 「你們當中有那麼一部分人，堅持扯謊，拒不承認事實，我們已經決定將他們送往中國內地進一步學習。那里的條件遠遠比這里要好，糧食更充足，他們的需要一定會得到充分的照顧。」接著公布了七月份的審問結果 ﹕ 四名犯人獲釋，二十一名送納金水電站工地勞動，送往中國內地的七十六人於兩星期內啟程。但是，直到臨出發的前三天，犯人們才知道去中國內地的是哪些人。 10月 29日上午，曲扎醫生接到通知，他也去中國內地的犯人之列。因為他既沒有受到指控，又沒有判刑，所以很難相信他還要去中國。因此，他認為這些犯人是去哪個附近的地方，然後找個藉口將他們全斃了，將他們隔離開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翌日，丹增曲扎的手銬腳鐐全給下了，他與其他七十五人一道乘車來到了羅布林卡。他們在這里待了一天二夜，丹增曲扎醫生逐漸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 — 以前這些人都是西藏社會和政府里的大官貴人。大家的看法一致 ﹕ 即使中國實際上是他們的終點站，那麼他們被挑出來，這一點就足可以消除一切懷疑，說明他們的剩餘時日已經不多了。出發的那天早上，他們獲准向親人告別，使得他們的恐懼心理有增無減。破曉時，犯人們被帶到一道牆跟前，每次叫他們過來二三個，來到一扇窗戶前，給他們嚴格規定了幾分鐘，讓他們與親人待在一起。儘管中國人揚言，如果有一個藏人動感情，他們就得取消會見，但誰都流下了眼淚。看守叫那些剩餘的犯人安慰他們的親屬，他們十分幸運，他們將去祖國 — — 接受教育。在這道牆的另一端，犯人的親屬 — — 他們都帶來了吃的、穿的和毛毯 — — 得到了承諾，他們的親人在中國的生活條件一定會盡可能地好一些。然而，中國人卻允許犯人收下那些禮物。
  當叫到曲扎醫生的名字時，他來到窗前，見到的是他哥哥多布吉。多布吉淚流滿面，說不出話來，一把將丹增曲扎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來曲扎醫生說 ﹕ 「你最好將我永遠忘掉。你回家去，好好照料自己吧。」多布吉給他帶來了糌耙、一條墊在床上的羊毛卡墊、兩條毛毯、一些衣服、一只碗和一個臉盆。他彎腰將自己那雙高筒藏靴帶解開，但丹增曲扎堅決不接受這雙靴子，他說 ﹕ 「你還必須穿這雙靴子，但我卻無此必要了。」
  告別見面結束，犯人被領著走進了兩輛沒有蓬布的軍用卡車，四個角下各有一名士兵。前面一輛卡車開道，上面架了一挺機槍，槍口對著這些藏人；後面一輛卡車押後，上面有十名士兵，也架了一挺機槍。車上沒有地方坐，因為每輛卡車上都有三十八名犯人，大家只好肩靠肩站著，默默無言地望著前方。這時汽車發動，朝前駛去。此時犯人的妻子們說了幾句掩人耳目的話，高聲大叫西藏歷來驅逐苦難的那幾句話 ﹕ 「讓你們帶走西藏的全部苦難吧！苦難全滾蛋吧！」
  曲扎醫生和他的伙伴們真的是去中國。 11月 1日早已定為將犯人大批從拉薩轉移出去的日子；他們前面有很多車隊，當他們駛經哲蚌寺後，他們前面的路上又跟了六部卡車，上面是哲蚌寺的三百名喇嘛，他們全都只有十三、四歲。他們的車隊增加到了十輛，共四百多人，朝北行駛，直奔當雄。他們停留的第一個大站是那曲。在旅途全程，犯人們不得不站在車上，當他們翻越那些高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山口時，晚秋的寒風刮在臉上就象鞭子抽打一樣。晚上也很難休息好，他們每逢到一個村莊過夜，總是住在最大的地方 — — 為方便起見，常常是一個房間，因為空間太小，有一半人要坐在別人的大腿上。每天夜晚，時而有人高聲尖叫，不是壓住了手就是踩了腳；那些晚上要起來方便的人，也只好用自己的碗將就了事，每當這時，還必須自己將碗端平，以免尿會溢出來。每人的糧食定量大幅度減少，現在每天只有一杯開水、四個饅頭，因此大家都感到十分煩躁。
  出發後的第十一天，車隊在青海湖的北岸停下來。在這里犯人改乘火車，朝東面的甘肅省會蘭州駛去。儘管他們當中沒有幾個人見到過火車，但眼下因為太累，誰也沒有心思去欣賞它。他們團團坐在一起，取暖御寒，看著燈光在車廂內跳來晃去。一天之後他們抵達蘭州，兩隊人馬分開行動；那些年輕喇嘛繼續坐火車前往中國內地，而曲扎醫生這幫人卻又坐上卡車，再次朝北駛去。多少世紀以來，蘭州一直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但它周圍的村莊卻是一片荒涼，中國人總是不去管它，在這里居住的只有回族，他們也是少數民族。在蘭州城的北端，黃河淤泥堵塞，自西向東，奔騰不息，再過去就是蒙古，那里完全是一派異國他鄉的風光，這一點長城的殘垣斷壁可以作證，還有戈壁沙漠的邊緣地帶。
  犯人們乘車前往騰格里沙漠，它是戈壁灘的邊緣地帶。騰格里沙漠寬大無邊，碎石遍地，它是風暴和冬季狂風的起點，大風在它與長城之間的沙漠上大發淫威。人們一直形容這塊荒涼的大地有「三多」 — — 風多、沙多、石頭多，「三少」— — 雨少、草少、土壤少。這里不過一直是人們過往的地方 — — 蒙古人去西藏朝佛時，自北向南而來，然後又自南向北而歸。在絲綢之路上還有東來西往的商人。然而，對這塊地方，共產黨卻派上了新用場— — 廣闊的犯人區，似乎還很理想。
  甘肅和安多（中國人已將其更名為青海 )北部的荒涼大地上，監獄究竟有多少，這只有北京的那些人才知道。不過，人們估計，這兩個省的監獄不計其數，犯人總數高達一千萬人。正如 1979年的一期《時代周刊》所形容的那樣 ﹕ 「它是一個黑洞，這里的消息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中國的其他地區也對其了解甚少。」
  由於青海擁有三十萬平方英里的幾乎無法進入的地帶，因此 1949年過後不久，它就被選中作為中國將來關押大多數犯人的地區。五十年代初期，開始還只有一些規模很小的勞改營，每個勞改營的犯人人數不過幾百，和一些帳篷，四周圍了帶刺的鐵絲網 — — 有時安的是電網。犯人的第一任務是用磚頭、泥土建造自己的監獄。到五十年代中期時，這些勞改營被大型監獄所取代 — — 這些監獄如同城堡一般，沿著簡易公路連綿數英里。每個監獄關押一千至一萬名犯人，這些地區的監獄是整個監獄體系的主幹。曲扎醫生的這隊人馬去的蘭州北部的這個地區條件最糟糕。接下來條件很苦的地區有四個 ﹕ 兩個在青海省西寧北面，一個在西寧南面，一個在正西方，相距西寧四百英里，位於去新疆的途中。監獄和勞改營與游民部落相互交織，使這大片農村地帶染上了鮮明的色彩。
  日落時，藏人路徑一個村莊，這里的房子是用幹打壘的方式蓋成的，邊上有幾棵東倒西歪的大樹。再往前走五英里，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朱鎮監獄。像城堡一樣的鐵絲網圍了四個地方，每個地方之間的距離很大，這也就是整個改造營。他們駛進其中鐵絲網圈圍的一個地方，卡車駛往監獄工作人員的住房和一個建築群。這群建築後面是監獄圍牆，二十英尺高，五英尺厚，長半英里，寬三百米左右。東牆的正門上插著紅旗，兩側各有一座崗樓；西牆中部另有一座崗樓。圍牆里面是牢房，沿中央的院子一字排開，有的牢房關押十四人，有的關押二十七人，這里的犯人共計一千七百人。廚房是沿西牆一線的房子，廁所位於西南角。大門左側掛著一個告事牌。犯人基本上是漢族和回族的上流人物 ﹕ 回族軍閥馬布芳部隊的舊軍官、醫生、教授、法官、舊政府官員以及現在稱作反動派的知識分子。顯而易見，從這里是無法外逃的 ﹕ 這個地區太荒涼，太偏僻，單獨一人活不了幾天。
  進院子後，四名一直陪同他們的藏、漢官員對他們進行了安排。這些官員與朱鎮監獄的官員一道工作。每人發了一頂帽子、一雙手套、一條棉被、一套青色或海軍藍囚衣，褲子是背袋褲，十分擁腫，過了不久人們就叫這種褲子為「肥大褲」。對每個人所帶的包裹逐個進行檢查，幾乎所有東西 — — 包括鋪蓋、炊具以及換洗衣服 — — 全都收走了。接著犯人被帶往自己的牢房 ﹕ 這是三間大牢房，每間能容納二十七人，在監獄南側的廁所旁邊，這里有一道內牆將這些牢房與中央院子隔開了。這些牢房完全一樣 ﹕ 牢房的四周有窗口，玻璃上糊了報紙，但留下了足夠的地方沒有糊，以便看守人監視牢房內的情況。兩個土台子有房子那麼長，中間是一道走廊，走廊頭上有一小塊供休息的空地。土台子離地面二英尺高，上面鋪了稻草，墊著睡覺，這也就是監獄的炕了。炕歷來是中國大西北的床鋪，冬天下面可以燒火，這樣睡在炕上的人就總會感到暖呼呼的。不過犯人沒有燃料，因此也就無法去取暖。第一天晚上，藏人蜷縮一團，他們發現每個土炕上勉勉強強只能容納十三、四個人，這樣人們就爭先恐後搶地盤。直到幾天以後，他們才在每個人頭上的磚牆上劃了分界線，分界線表明，每個人睡覺時只能占寬一英尺半的空間。
  這個勞改營里已經關進了兩名藏人。將這兩名藏人同他們關在一起後，他們兩人才告訴他們，三年前的 1956年，安多地區的第二大寺院拉卜楞寺的三百名喇嘛被關押在此，現在就剩下他們兩個人了，其他人已餓死。兩個月後，在中央院子的廚房前演出了第一場宣傳戲，西藏中部的人士即刻注意到，用作背景的那塊栗色幕布是用喇嘛袍縫制而成的。接著，有一次他們當中的一個被分到庫房里幹活時，看到了一些特點鮮明的喇嘛靴，靴底因為幹重體力活已經磨得所剩不多了，只有上面那些皮子還保存下來，一備將來再用。
  他們抵達的第二天，就熟悉了朱鎮監獄的規定。除了有必要外，不得與外界通信聯絡。看守告訴他們 ﹕ 「這是座絕密監獄，專門關押那些罪行最嚴重的犯人。不允許散布反革命謠言。」根據陪同他們的官員們的建議，在每一至十五人一組的犯人當中指定一名「進步犯人」當班長。儘管班長也同其他犯人同一間牢房，但他卻可以免受鬥爭之苦。作為回報，他必須向中國人報告所有情況，甚至連犯人之間傳遞眼色也不例外。因此，從他們一跨進朱鎮監獄的大門以來，囚禁他們的還有一座肉眼看不見的監獄，幾乎無異於禁止任何行為舉止。人們平時交談完全是為了講給那些告密者聽的，總是諸如此類的套話 ﹕ 「這里的條件好極了，我們非常喜歡。」
  每天破曉，犯人要集合。犯人得在各自的牢房前站成一排，接著有人領著他們大聲歌唱，歌曲的第一段歌詞是 ﹕ 「莫斯科領導鬧革命，帝國主義嚇破膽。」然後他們排著隊下地幹活。中午回監獄吃飯，時間很短；一天勞累之後，吃晚飯前還得再次唱歌。晚飯也像中、早餐一樣，是在廚房工作人員旁邊的房間里吃。晚餐後是「政治學習」，一直要到十點才結束。然後犯人上炕就寢。每過十天，犯人就得經受一次審問，無人例外。此外，中國人可以隨意提審犯人，將他們帶到朱鎮監獄圍牆外的工作人員的一間小房間里，四個人整天輪番發問，企圖拖垮犯人，以求得到他們歷史上所犯下的「罪行」的詳情細節。除此以外，犯人總是集體活動，下地幹活，甚至上廁所都得由看守監護，集體行動。
  當時正值「三年歉收」期間，朱鎮監獄生產的農作物並不是給犯人自己享用，而是供應其他工作人員和該地區的人民解放軍。看守部隊是人民解放軍，士兵只要看到超越自己的看守範圍，就可以開槍射擊。每個犯人只發了一把鐵鍬，每天必須開墾足夠收獲三十磅小麥的荒地，還要包括開挖水渠。墾荒時要挖一英尺深，面積約四千平方英尺。這項工作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是石頭不多的荒地，一個強勞力也很難完成任務。但荒地常常是又堅硬，石頭又多。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犯人將大石頭搬走之後，又得尊命去附近的地方運沙土；兩人一組，一根扁擔挑兩只筐，然後犯人將新土和老土混在一起。速度是關鍵。他們實行的是記分制，完成定額的犯人就得分，完不成定額的要受罰。挑沙返回時，犯人就可以收到一藍紙條或白紙條；每天收工記數時，紙條數也就是某一犯人所挑的筐數。第二天，表現最好的那個隊的地里就會插上一面紅旗，而其他所有沒有達到這個隊的水平的隊就得延長勞動時間，晚上的會議時間也得延長。因為常常有人昏倒在地，所以事先就備好了擔架。如果地里離挑沙的地方近，每天可以挑六十擔，但往返都得跑步才行；如果較遠的話，就只能完成二十五擔。
  再教育是在晚上會議上進行，學習的內容通常是國內外大事。最常見的內容是 ﹕ 討論通過艱苦勞動提高生產力是社會安定的關鍵的觀點；討論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歷史上是怎樣壓迫中國的。中國人要求犯人對眼下討論的問題談個人看法。不過，起初他們不得不學習那些正確的詞彙。中國人稱他們為「石頭腦殼」，翻覆挨鬥，直到不久之後，大多數犯人也就知道說些什麼了。第一個發言的會這樣說 ﹕ 「西藏是反動的農奴主以及帝國主義走狗統治的封建社會。毛澤東同志解放了祖國，我們與地鬥，與天鬥，種植的農作物應有盡有，因為我們的人民過上了和平、幸福、繁榮的新生活。」第二個即席發言的人會說 ﹕ 「帝國主義和反動集團狼狽為奸，剝削人民，但現在它們全被打倒了。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所有共產黨的先鋒，是因為毛澤東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目前，只有他才能為當之無愧的領袖。」
  夏季來臨，炎熱的沙漠高溫取代了又幹又冷的氣候。犯人領到了又肥又大、像紗布似的棉制服。 1960年 5月 1日下午，也就是藏人抵達這里六個月之後，廚房工作人員來到了他們牢房，提了藍平常吃的饅頭和一桶青菜，不過，饅頭只有雞蛋那麼大。犯人們問饅頭為何這麼小，他們得到的答復是 ﹕ 他們每月的糧食定量由每月十六磅半減到了八磅半。從此以後，每天只給三個饅頭，而且再也不是白麵饅頭了。為了節省更多的糧食，朱鎮監獄的領導將消化不了的草根樹皮也和糧食攪拌在一起。三種草根樹皮最易辨認 ﹕ 一種是遠離監獄的一片小山上的樹上剝下來的腐朽樹皮。將它磨成粉末，並與麵粉摻和在一起後，饅頭變成了紅色；吃了這樣的饅頭，胃部沉甸甸的，十分疼痛。如果消化時間過長，樹皮就會在腸胃里劇烈發作，像流血一樣疼痛；這些東西還只吃了幾天，犯人們就發現自己大便帶血。摻在一起的還有榖殼。秋天時還得加一種原料，它使得饅頭面目全非，這就是黃豆加工之後的廢料。黃豆用來為監獄的工作人員做豆腐，而將豆渣蒸一蒸，看上去像粥一樣，再與麵粉攪拌在一起。但這樣的粥太稀，只好將鍋挨個端到每間牢房，給每人分兩匙稀粥。冬季，吃的東西就包括白菜和其他青菜外面的幾片菜葉，而菜心已經讓看守給吃了。當時連一種當地的大綠葉、上面開黃花的植物也用上了，這種植物就用清水煮，然後給每個犯人分發一勺，一頓飯總共不過一口食物。
  飢餓壓倒了犯人的所有心思。秩序也亂了套，強者欺侮弱者，為的是要得到一大勺青菜。這樣中國人也就拿著雙筷子，每勺都撥弄撥弄，以便保證每勺的東西多少一樣。即使如此，犯人們對於分菜不均的可能性，變成了對他們各自飯碗的大小不同的爭執。這里發的碗從來就不是一種規格。因此，每個人都從獲準保存下來的親屬送的禮品中拿出只碗來，如果沒有的話，就想法從看守那里弄一只碗。辦法各種各樣，曲扎醫生帶來了一個茶缸和一個臉盆。當用茶缸吃飯太小時，他偷偷摸摸地從住在朱鎮監獄圍牆外的那些獲釋囚犯處弄了一把剪刀，他們眼下仍在這里勞動；他用這把剪刀將臉盆的四邊剪下去了一些，這樣他的臉部也好靠下去，可以將盆中食物舔得乾乾淨淨。大多數犯人沒有這麼幸運。一些人有杯子，一些人有罐頭盒，其余的一些人則有金屬煙灰缸 — — 是中國人發的。最可憐的是那些只有木碗的人。最後人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在食物分完之後，而又沒有吃之前，不規則地交換盛食物的器皿。這樣倒恢復了一些平靜，不過到下個月時，這個問題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夏季開始時，出現了飢餓的第一個癥狀 ﹕ 極度虛弱。當行走時，犯人們常常感到雙膝打跪，一些人摔倒在之後，要就站不起來了。即使他們坐下來後，不休息幾小時，也無法行走。到七月份時，大家都瘦得剩了一副骨頭架子。脅骨、胯骨以及脛骨直向外凸，胸部朝內凹，瞳孔脹得大大的，牙齒也出現松動。以前曾經黑得發亮的眉毛、頭髮變成黃褐色，然後成了米色，最後開始脫落，頭髮只要輕輕一扯，就會從頭皮上脫落下來。每天早上，那些能起床的犯人用雙手扶著牆壁，一點一點地向上挪，小心翼翼地保持著頭部的平衡，盡量不要讓自己倒下去。站起來之後，他們又頭暈目眩地穿過草墊，沿著炕的後部來到了牢房門前。從這里他們去廁所時，得靠扶著沿途的窗沿和牆壁，才不至於摔倒。從此以後，誰也不能四平八穩地行走，更不要說跑步挑沙了。腿部關節就像僵了一般，拖著雙腳朝前走，因為雙腳腫得無法抬起來。晚上犯人回到監獄牢房里時，小心地彎下身來，一只手扶著牆壁，另一只手扶著腦袋，倒在土炕上；人是朝一頭倒下的，由於自身的體重根本就無法控制。
  第一個死去的人，是那曲來的一位喇嘛。以前，他曾在地里昏倒過多次，每次都得用擔架抬到醫院病房，在那里休息幾天。九月的一天，他躺在炕上再也爬不起來了。監獄看守進了牢房，質問他為什麼不出去勞動。他回答說 ﹕ 「我連雙腿和頭也抬不起來，又怎麼能幹活呢？」接著他說了幾句挖苦的話 ﹕ 「現在我終於弄懂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這很好。我是個不能動彈的人了，也許只能活一兩天了 — — 就這麼多，而現在居然還叫我去幹活。這的確是為民政策。」說完這番話之後，人們就將他送到了醫院。兩天之後就像他所預料的那樣，他在這里閉上了雙眼。
  死人的事，曲扎醫生和其他囚犯已有一年半的思想準備，幾乎每天都擔心會發生第一起這樣的事情，現在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是因為過了這麼久才餓死了第一個犯人。人們的反應漫不經心，犯人來到朱鎮監獄之後，還未曾有過精神崩潰的病例，沒有恐懼沮喪的神情，現在也是如此。除了老是為吃飯爭吵不休外，飢餓壓倒其他所有的感覺。不過藏人現在意識到，他們不會被槍斃或死於嚴刑拷打，而是會因強制勞動而喪命，這樣那些當權人物（至少用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衡量 )也就似乎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幾天以後，接著又死了一個人 — — 他是一名政府官員，名叫朗達加央，他的妹妹後來與一個美國人結了婚，並移居美國。此後，每個星期要死兩三名犯人，間隔最長時候也不過兩個星期。過程總是相同無異。那些純粹死於飢餓的人，總是躺在炕上不能動彈。他們的呼吸越來越短促，聲音越來越微弱，到最後時刻，嘴里往外冒唾液，接著就死去了。而有時候，人死之前，得在人世間苟延殘喘幾個月之久。拉卜愣寺的二名喇嘛，雖然逃脫了該寺二百九十八名喇嘛的同樣命運，但其中那位年紀大一點的喇嘛，就是拖了幾個月之後辭別人世的。他兩個月時間臥床不起，僅靠其他犯人餵他幾口稀飯和白開水維持生命。每次吃了些東西之後，他就恢復了氣力，四周瞧瞧，甚至還能與別人簡短交談，然後又恢復了半昏迷狀態，口中直吐泡沫。而其他人滯留人世的時間卻只有幾天，曾任拉薩貢本拉康堪布的一位喇嘛就是如此，他也是早期的死者之一。對於晚上去世的那些人，醫院的醫務工作人員就將他們抬走，將他們身上有用的東西全取下來，然後將尸體堆放在廁所前。拂曉前，一個三人掩埋小組就會將尸體運出監獄，墳場位於離監獄圍牆不遠的野外。掩埋小組隨手撿來一些手掌大小的石頭，用紅顏料在石頭上寫下死者的名字，然後將石頭置于墓地上面。由於土太硬 — — 冬天凍結成板，夏天卻變得乾燥，鬆軟有彈性，因為只能挖一個淺坑，赤裸裸的屍體就給扔進坑，也沒舉行任何儀式。曲扎醫生見到過中國犯人的家屬在這里游來逛去，企圖找回死者的骨頭。這些家屬有的來自遠方北京和上海，結果一到達這里，得到的卻是親人去世的消息。監獄借給他們一把鐵鍬，並叫他們自己去尋找親屬的屍骨，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將屍骨帶走 — — 真是令人可怕，令人心碎，因為有時候挖出來的屍體還沒有完全腐化。
  而對於犯人來說，不時死一個人，倒可以提高他們的糧食定量 — — 至少有一天可以是這樣。如果犯人幸運的話，他們可以將死人的事瞞住看守，這樣死人的定量也就給保留下來了。曲扎醫生也曾從中受益。一天早上他醒來時，發現躺在他身邊的那個人紋絲不動，情況異常。他推了推他，仔細聽了一會兒，才意識到他死了。這時睡在他身邊的另一個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他們兩人都同意，用毯子將死者蓋上，但還露出了一些部位，並告訴周圍那些人 — — 中國人來了時，也告訴了他們，說他病得太厲害，不能動彈。這時，他們就多得了一份飯，待到廚房工作人員走後，他們將這一份分吃了。
  隨著死亡率的升高，藏人開始啃吃衣物。曾經用來捆綁從西藏帶出來的包裹的皮帶，他們也用石頭、鐵鍬將其按每天一份弄斷。幹活時他們口中就慢慢嚼上一根，但願可以恢復一些體力。對於小小的皮袋也是如此。曲扎醫生有一件上衣，襯里是皮毛的，第一個冬天這件衣服給他添了不少溫暖，但第二年夏天他卻被迫吃掉它。他光吃毛皮。當冬天再次降臨時，他設法弄了少量的灌木，在炕下面點了一把火。他將這件衣服的剩餘部分一點一點地燒烤了。犯人在往返地里幹活的途中，他們撿了一些植物 — — 蒲公英最受歡迎，能吃多少就撿多少，從當地為數不多的幾棵樹上摘一些樹葉，打狗，捕捉昆蟲，挖洞找蟲子。特別是尋找一種蟲，它可以作食油，因為在他們的飲食中根本就沒有脂肪；這種蟲渾身白色，黃腦袋，犯人們管它叫「瑪帕」，僅次於最好吃的食物，也就是糌耙拌酥油味道最好的吃法。
  更為常見的食物來源是中國看守扔掉的廢品。一大群一大群的犯人，圍著扔在路旁的骨頭和果皮。那些先到的人就算幸運，他們慢慢咀嚼自己找到的這些東西，讓其能維持幾個小時。但是，這樣尋找食物所帶來的後果卻可能十分危險。一天，曲扎醫生被安排到監獄圍牆外的一個垃圾堆幹活，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名叫洛桑土登的舊政府低級官員。這里地方很大，監獄的垃圾全往這里倒，中間還混雜著人糞，然後再將這些東西運到地里肥田。他們兩人一道將大糞鏟到大桶里，讓同伴們再將它挑走。洛桑土登正鏟著時，見到一頭小死豬 — — 是監獄工作人員飼養的 — — 但幾乎全部腐爛了。當看守沒有注意時，洛桑將死豬拿到手，對曲扎醫生說 ﹕ 「我們應該吃了它，也許對我們會有所幫助。」他將死豬身上的大糞擦掉，將小豬撕開，看看里面是不是還有一些可以食用的豬肉。肩部倒有一塊肉仍呈紅色，約手指那麼長。接著他決定它帶回監獄，吃晚飯可以和青菜一起吃，美美飽餐一頓。曲扎醫生勸同伴立即將這塊肉吃掉。丹增曲扎醫生說，一方面他身體很弱，吃了肯定立即見效；另一方面如果在監獄大門口檢查時被發現，那就可能會引起麻煩。洛桑土登根本不聽，他反而將那塊豬肉裝進了自己後背的衣袋。結果正像曲扎醫生預先警告的那樣，當幾個小時後在晚上進行檢查時，肉被發現了。洛桑土登身上的這一小塊豬肉激怒了中國的監獄看守。當天晚上洛桑遭到威脅和漫罵；第二天上工時間推遲，在監獄的院子當中召開了全體囚犯參加的鬥爭大會。洛桑土登被帶了上來，五花大綁。監獄的最高長官憤怒無比，高叫 ﹕ 「吃這樣的髒東西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國家的莫大污辱，找到什麼東西就吃，這是企圖直接與政府作對。這里的條件和糧食定量都很好。我們絕不能容忍這樣的污辱行為，必須通過鬥爭會予以糾正。」「積極」犯人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像通常一樣拳打腳踢，「鬥爭」洛桑土登，重覆著那些對洛桑的指責。但過了不久，洛桑一頭倒在地上。後來，他不能行走，無法照顧自己，只好讓別人給送到了醫院。四天之後他在醫院去世，就是為了一塊一英寸半的豬肉。
  雖然對犯人採取了這麼嚴厲的報復行動，但他們也沒有任何東西會再蒙受損失，因此幾乎仍是我行我素。有一次，一些中國犯人揍了廚房工作人員 — — 這些人一個個吃得圓滾滾的，因為這些工作人員在離開廚房回家時，一藍藍的饅頭給帶走。這些犯人儘量抓了一些饅頭，邊跑邊吃；但當天晚上，一個不剩地都給查了出來，并受了懲罰。即使不去惹看守，也會招來殘酷的虐待，這也是常有的事。一天，曲扎醫生在上廁所，一名中國犯人也進來解手。他身體太弱，剛剛蹲下，就一頭栽在地上，口吐白沫，不能動彈。這時一名看守走了進來。他腳踢犯人，責怪他躺在廁所里，一分鐘後他當場死去了。譏諷是看守所喜歡的罵人方式。曲扎醫生親眼看見過一名中國犯人被拽到田頭，看守們指責他「太懶惰，不想幹活」。他無精打采地動了幾分鐘之後，倒在地上就死了。又有一次，一些中國犯人被別人發覺在啃一只驢頭，這隻驢頭也是在洛桑土登找到小豬的那個垃圾堆里翻出來的。他們被銬上手銬，挨了一頓毒打，被帶到九百名犯人面前挨鬥。監獄工作人員開口就罵他們 ﹕ 「你們這些國民黨軍官，以前拼命壓迫百姓，現在你們居然想通過吃驢頭來污辱共產黨。這就是你們的死因，因為你們不懂得怎樣照顧自己。」曲扎醫生也挨過兩次鬥，都是因為在食物方面犯有「污辱行為」。一次，他在吃一個肥料堆里的菜葉時被發現。另一次卻與他的學醫有關。作為藏醫醫生，他對植物的知識十分淵博，因此他總是悄悄地告訴犯人，地里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當然這樣交談是不允許的，因而要擔負一定風險。被發現之後，他又遭到審訊，中國人指責他的行為是有預謀的，是有意與當局作對。這些當權人物從始至終認為，全體犯人「吃得很飽」。
  然而人們對於曲扎醫生的建議迫切需要。犯人往往是得到什麼就吃什麼。有些東西並不怎麼危險，另一些則不然。一次，一位犯人設法找到了一塊羊羔腳骨，這塊骨頭上面沒有肉，但他將骨頭塞在自己的鋪蓋下，藏了一個月，每天晚上總要將骨頭拿出來美美地啃上幾口。元旦時，為了體現寬宏大量，宰了一頭騾子，供全體犯人享用。曲扎醫生的一位朋友曾是一位貴族家的管家，他注意到監獄工作人員將煮騾子的水倒在離廚房不遠的一個垃圾堆上；雖然這里並不是廁所，但犯人仍常在這里撒尿，整塊地方到處有一灘灘的尿水。曲扎醫生的朋友沒顧這麼多，他帶著茶缸跑步來到了垃圾堆，將表層的一些土弄到缸子里，心想從中可以擠出一些煮過騾子的水來。他將浸濕的泥土拿到曲扎醫生面前，問醫生這些泥土對他是否有益。這位管家也像其他犯人一樣，晚上失眠，視力減退，耳朵總是嗡嗡直響 — — 根據藏醫的觀點，這些癥狀都是因為「肺氣」上升所引起的，而這又得歸咎於飢餓。曲扎醫生認為，如果他能從尿水浸透的泥土中得到一些煮騾子肉的湯水，它就可以用來壓壓「肺氣」。他的朋友照此行事果然就好些了。但其他病例卻沒有如此見效。犯人的病情真是可怕，腸胃功能突然完全失調。有個犯人名叫甲村他巴，丹增曲扎醫生無法給他任何幫助，他的大小腸脹破後，就死了。在此之前的幾個星期，他不管青紅皂白，找到什麼野草就吃，不久就染上了嚴重痢疾，幾天之後大便中就夾有一種黏乎乎的像肉凍似的東西。接著，他拉出來的全是水。這時，無論他吃喝什麼，都要疼得失聲大叫，他感到疼痛不斷，無論液體固體食物，他都不能沾邊。兩天時間他捧著肚子，躺在炕上，尖聲大叫，然後就去世了。曲扎醫生推論，他的腸部內壁被哪些粗草刮去，這也就是他的大便中夾雜著黏乎乎的東西的原因。腸子反復被粗草摩擦之後，就會脹破 — — 這時，他一喝水，水也就會進入腹部，引起劇烈疼痛。最後，當什麼東西都不能吃時，腸子的傷口就損壞了消化道，這就導致了死亡。另一個人叫德欽群培，由於腸胃中有一些無法消化的硬東西，使得括約肌開裂，丟了一條命。
  儘管曲扎醫生知道哪些東西吃不得，但他卻無法長期忍下去。藏人抵達朱鎮監獄一周年那天，他也支撐不住倒在地上，被人送到了醫院 — — 全體犯人都到過這里，只是時間先後不同而已。在三個月的時間里，他時斷時續地在這里住了一段時間，也就了解到了自己牢房伙伴之外的監獄生活。這所醫院 — — 只有一間房子 — — 只是徒有虛名而已。除了一些外傷用的藥膏和助消化的中草藥之外，這里幾乎沒有醫療設施和藥品。偶爾遇到犯人病情危急時，不是打一針葡萄糖，就是餵一茶缸胡蘿蔔湯。醫院醫務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尸體，因為許多犯人都是在醫院里死去的。醫務工作人員大部分也是犯人，讓他們在醫院工作是對他們表現「進步」的獎賞。實際上，這項工作使他們獲益非淺。不僅他們不用下地像牛馬似的幹活，而且它的確給他們到來了一些額外的食物，因為他們總是將死人情況隱瞞不報，這樣就能夠繼續領取死人的那份定量。
  醫院有所謂的醫生三名，全是犯人，但實際上只有一人是醫生，他也無能為力。其他兩人是朱鎮監獄僅有的女犯，她們兩人表現相當突出，屬于半釋放的，在監獄牆外居住的勞改隊。以前她們也在監獄里面服過刑，但根據中國刑法規定，刑期未滿之前，她們也不能獲釋。因此，她們的地位只是提高到了「勞改工」這一級，獲得自由的期限總是向後推延。對這樣的勞改工不供應飯菜，他們必須像中國的老百姓一樣，艱苦勞動掙取「工分」，他們就可以拿這些收入去買定量糧食。在朱鎮監獄，這樣得人有八百至九百，他們大多數幹的是輕活，是在犯人們已經開墾的荒地上種植農作物。
  這兩個女醫生其中一人富於同情心，沒有私心；另一個卻出於不得已，完全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這個心地善良的女醫生是基督教徒，無所畏懼；即使她埃過多次斗爭之後，仍公然在脖子上掛著一個十字架。她盡力充沛，技術嫻熟，看守們常常依賴她，儘管她常常努力使看守們改變強迫犯人下地幹活的決定。她的關心是朱鎮監獄里唯獨的人道主義行為。有一次親眼見到一名中國犯人，他已經臥床幾個月，渾身上下起了褥瘡。這些褥瘡感染之後，上面生滿了蛆。每天上午，她從監獄圍牆外來到牢房，坐在他旁邊，為他一條一條抓蛆。然後她來到廚房，從爐灶里抓了一些灰，細心將灰壓碎，只留下很細的粉末。接著她將這些灰倒在一大塊布上，將這塊布墊在病人的背下，這樣，大量的蛆就掉了下來。這位病人最終還是去世了，但直到最後一刻，她都一直這樣照料他，為他減輕痛苦。
  另一個女的叫王珍，她與那位男醫生一道是方興未艾的黑市中心。晚上，廚房工作人員給醫院送來了胡蘿蔔湯 — — 醫生列了三個病人名單，每個病人可以吃到一個胡蘿卜。廚房工作人員進來時，會大聲叫道 ﹕ 「胡蘿蔔湯來啦。」這時，曲扎醫生注意到，總是那三個藏人吃，而他們根本不是病情最嚴重的病人。當時他只能猜猜原因到底何在。監獄領導也感到懷疑，就將醫生與有關的病人叫過去，不久就查出來了，是病人用從拉薩帶來的鞋、一支德國造的鋼筆之類的物品賄賂了醫生。但在這一情況沒有公開揭露的很久以前，丹增曲扎醫生也捲進去了，他也注意到了這條新的生存渠道。
  王珍的活動，遠遠不限於從她照看的病人那里獲取這些小禮品。她的大部分活動，是為犯人以及勞動隊的勞改人員內部做交易牽線搭橋。不論成交的是什麼東西，她都要從中獲取不少實物作為佣金。犯人們弄到一些衣服來做交易，而勞改隊的人則想方設法額外搞到一些饅頭。為了防止偷種子糧，朱鎮監獄的看守，在將種子糧分給勞改隊的成員時，在上面要撒上毒藥，雖然採取了這一預防措施，但勞動隊的人每次還是得偷上一把，因為他們不會受到搜身檢查，然後就將偷來的種子糧洗一洗。他們自己吃，而將監獄廚房根據各自所得工分分給他們的饅頭保存下來，通過王珍進行交易。曲扎醫生送給王珍一套舊藏裝，羊毛已經磨掉了。作為回報，他得到了三十個饅頭 ﹕ 不運氣的是，這些饅頭由於加了腐爛的樹皮，而變成了紅色。王珍拿了其中五個作為對她的報酬，剩餘的歸他享用了一個月，每次拿兩三個。但無論從事這樣的黑市交易能得到些什麼，它仍然遠遠滿足不了生存的需要。因此，犯人們依然是能夠得到什麼就吃什麼。一天，曲扎醫生看到一個中國犯人在他杯子里裝了一條長長的紅色蟲子。他通過一個能講漢語的藏族犯人問那中國人，他是在哪里找到的這條蟲子。他說是在拉大便時拉出來的。他小心翼翼，唯恐看守發現，他將蟲子揀出來，用水沖了沖，從廁所帶回來，準備吃了它 — — 當天他將那條蟲與其他吃的東西拌在一起吃下肚去了。
   醫院也是審訊的場所。藏族犯人剛進醫院，安全官員就會跟著來到這里，這些安全官員的任務就是審問犯人。他們的目的是雙重的。監獄的領導十分清楚，人們處於這種狀況最容易招供 — — 飢餓能夠使他們獲得採用鬥爭拷打迄今無法獲得的東西，同時詢問也能幫助阻止犯人進醫院，這樣就可以讓他們整天幹活，完成勞動任務。
  1961年初，丹增曲扎出了醫院，重新回到了幹活的行列。他的恢復不僅僅由於休息，而且也得歸功於他自己的治療辦法。他已經注意到了死去的的犯人所共有的病癥 ﹕ 嚴重痢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輕度水瀉，但持續不斷；這樣在褲襠里只好塞一塊破布。曲扎醫生明白，根據藏醫理論，消化力即胃部的熱力是保持健康的關鍵所在，消化力的水平不僅可以決定新陳代謝的好壞，而且通過決定新陳代謝的好壞，還可以決定三種體液機能是否平衡。但在朱鎮監獄，消化力受到雙重打擊 ﹕ 極度寒冷和進食不含脂肪以及無法消化的粗劣食物。為了增進消化力，曲扎醫生每天晚上悄悄地進行半小時的高級治療辦法 — — 藏語叫吞莫巴扎，意即「升熱降熱」。當獄友入睡之後，曲扎醫生腦海中出現了純化一切能量的形象 — — 是以白色光束的形式出現的，每次吸氣時，一直到肚臍下方還有充實的感覺。他看到了玫瑰花刺大小的三角形火焰，看著它順著他的背脊骨延伸，通過肚臍的能量中心，穿過腹部、心臟、喉嚨、頭頂，它燒掉了精神上的不純雜物，釋放出散發著花蜜芳香的一股光束，然後又順著原來的路線返回。這時，他會認為在監獄里受的種種苦難被沖洗得一乾二淨，被光束中的無窮歡樂取而代之。他回憶道 ﹕ 「起初，對所有這些只是想象而已。但過了五、六個月之後，身體狀況卻無疑有所改善，體內熱度有所升高。當時我身體虛弱，但我再也沒害過痢疾，也沒害過消化方面的疾病。此外，雖然我們經歷了各種苦難，但這一治療方法卻增強了我的勇氣。我再也不害怕了，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曲扎醫生回來幹活時最不湊巧，秋初以來，死亡率直線上升。這是炕上的空間比以前大一些 — — 人們睡覺時可以翻身了，但由於牢房里沒有生火，犯人仍只好擠到一塊取暖。冬天的氣候幾乎使人無法幹活。犯人盡量找些破布，用來纏手包腳，在看守的押送下，犯人們哆哆嗦嗦地來到荒地。在這種滴水成冰的季節，他們的墾荒任務仍和夏天一樣，沒有任何減少。手上的凍瘡似乎從未好過，即使是握一握鐵鍬，也會疼得令人難受。不過，每逢刮起所謂蒙古大風時，氣候倒幫了犯人的忙，大家偶爾可以休息一會兒。大風從騰格里沙漠吹來，飛沙走石，旋風將石頭和塵土扶搖直上吹向空中，遠看就像一根針，然後再直落到大地上。五英里外的朱鎮，首先發出大風襲擊的警報。鎮上的高音喇叭聲穿過田野，叫居民注意隱蔽，犯人們隱隱約約地也可以聽到。這時，看守發出命令，叫犯人撤到溝里去，他們早就在工地周圍挖了隱蔽溝。犯人們可以在溝里休息兩三個小時，除了上面吹下來的一些碎石和沙土外，其他倒沒有什麼干擾，直到復工命令下達後休息才結束。
  截止 1961年春，原來的七十六名藏人已經死去了四十人。但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頭。即使在監獄附近的農村地區，也無望逃脫饑荒所帶來的悲慘情景。朱鎮的人倒將希望寄托在監獄。第一個表明當地人也在忍飢埃餓的跡象是鎮上新來的兩個犯人，他們都是中國人。其中一個是矮個子，背微駝，他餓得受不了時，動手殺了一個八歲小男孩，並將他給吃了。儘管監獄內還沒有出現吃人的事情，但犯人們時而也為此開過玩笑。現在，幸存的那些藏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鷲鷹」— — 西藏天葬時，屍體就是餵給鷲鷹吃的。其余那個犯人是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他殺害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是為了她拒不給他九磅麵粉。
  那年夏天，犯人在地里幹活時，對朱鎮的生活進行了更為直接的觀察。一天，曲扎醫生在幹活，他抬頭看到了一大群小孩，他們手挎竹籃，朝一片地頭走來。他們年齡不等，全都一無所有 — — 赤腳，骨瘦如柴，除了件破舊襯衣之外一絲不掛。過了一陣子之後，曲扎醫生才再次注意這些小孩，因為他聽到附近的一名監獄官員在指揮一隊看守，叫他們包抄這些小孩，將他們帶到監獄去。那天收工經過小孩去過的那片地時，藏人看到那年種的蠶豆全給刨出來了。後來藏人聽說，監獄看守問那些小孩是哪些大人派他們來偷蠶豆的，他們回答沒人派他們來，因為他們餓得實在受不住，就自己來了。監獄領導不願將小孩逮捕，將他們送回家去了。然而，看守對於這一明確無誤的饑荒表現卻十分敏感。他們對此火氣很大，甚至當一名犯人偷聽他們將這幫小孩說成是「人鳥」時，這名犯人也因為將這句話傳出去而挨了鬥。
  不久之後，又發生了第二件事，這一次卻不容置疑。當時，曲扎醫生的那個組要到離監獄有一段距離的地里幹活。到那片地里去，他們必須走大路。如同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一樣，這里的大路兩旁也是綠樹成蔭。一天，他們路經這里下地幹活時，在一棵大樹旁遇見有一位年輕的母親，還不到二十歲。顯然她餓極了，臉上、身上浮腫很厲害。一個六歲的小孩和一個四歲的小孩緊緊地抓著她，孩子們淚流滿面。領頭的叫大家停下來，他問這女人要不要些蔬菜吃。這位婦女答道 ﹕ 「在這樣的政府領導下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還不如死了好。我不需要你給我的蔬菜。」犯人們離開了她，繼續朝前走。翌日，他們又路經這里，看到這一家幾口仍在大路上有氣無力地流浪。第三天早上，犯人們看見他們一個壓一個，躺在樹下，全斷了氣。
  監獄也深深感到鎮子上的饑荒狀況的嚴重程度。曲扎醫生自己有親身體會。一天下午，曲扎醫生和一位名叫恰巴頓珠的同伴去上廁所時，他們遇到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她設法溜進監獄。她瘦得皮包骨頭，但患有水腫病，一頭淡黃色頭髮，毫無光澤。她見到他們之後，乞求他們給點吃的。他們想辦法給她弄到了一點蔬菜和水，看著她吃。但她剛剛開口吃，鼻孔里就直冒鼻涕，並痛苦地失聲大哭 — — 這是極度飢餓的跡象。廚房工作人員聽到動靜之後，將她領到廚房，給了她一個雞蛋大的饅頭，然後將她打發回鎮上去了。第二天，他們的施舍所引起的後果暴露無遺。當犯人穿過監獄去幹活時，他們看到一大幫朱鎮的男男女女在監獄圍牆外，爭先恐後地要進來討取食物。接著是一場混戰，直到看守動用槍托揍人，將他們往後趕，這些鎮子上的人才落荒而逃。
  雖然監獄內的形勢每況愈下，監獄外一片混亂，但那些中國監獄官員卻從不偏離自己政策的軌道。犯人已經死去了好幾百人，但仍在繼續實行槍決 — — 這一直是這個監獄的特點。中國人從來不明確提出死刑者的罪行。那些將被處決的人的名單就寫在一張布告上，貼在監獄牆上，這樣的事常有，邊上只有一些諸如「頑固」或「舊腦筋」之類的說明。當死刑已經執行後 — — 死刑不是公開執行，而在其他監獄卻是這樣，遭到處決的人的名字邊上就得打上一個紅叉，布告要貼一段時間，作為對其他犯人的警告。接著，在晚間的會議上，那些官員又得老調重彈，說 ﹕ 「反革命殺一個少一個，殺兩個少一雙。如果反動派全部消滅了，那麼老百姓就十分滿意。」
  每年的三個節日期間，都要進行宣傳演出，從不間斷。一個節目描述日本侵略中國的失敗，另一個歌頌艱苦奮斗的美德，第三個 — — 對這個節目人們興趣最濃 — — 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藏人旁邊站著一位藏語翻譯，節目在高高的舞台上演出，背景的幕布上用已經去世了的喇嘛的長袍縫製的。舞台上出現一個代表美國的人物。他身一套米色服裝，頭戴一頂黑色大禮帽，炫耀自己高高的紅鼻子，爪子像鷹一樣銳利，還有一條尾巴，尾巴上吊著一條布，上面用漢字說明了他的身份，並聲稱他是「核大國」。他雙手抱在胸前，就像准備猛撲上去的貓一樣，四處剝削非洲人。這些非洲人是犯人演的，他們按照黑人模樣化了裝。非洲人經受了大肆殘酷壓迫之後，在中國人民的幫助下，終於在一次光榮的起義中征服了壓迫者，將美國人也鬥了一場。鬥爭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了。
  藏人來到朱鎮之後的第三年，情況突然發生出乎意料的好轉，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北地區的監獄都是如此。根據一位曾先後在五個勞改營待過的幸存者說，囚禁在蘭州北面地區的藏人約有七萬， 1959年至 1961年期間三萬五千人死於飢餓。六十年代初期，青海和甘肅的死亡率很高，犯人只好經常轉移，目的是讓這些監獄能發揮其勞改營的作用。距西寧西面十小時路程的地方有個叫衛波⑦ 的大監獄，轄有三十個勞改營，共有囚犯三萬人，大的勞改營關押九千人，小一點的則七千、五千、一千不等。其中百分之十是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其余的為漢族。當饑荒結束時，從內地派來了一些中國官員進行了人口統計，他們報告說有一萬四千人死亡。另一個監獄叫班查扎新區 ⑻ ，轄下六個勞改營，三英里長，關押了一萬兩千名犯人，其中多半也餓死了。朱鎮監獄的幸存藏人只有二十一人，剛來的時候需要三間牢房，現在只要一間就足夠了。那年年初，押送藏人來朱鎮監獄的那四名安全官員，又從他們的拉薩機關來到了這里。他們得到了四十五本封好的檔案材料，其他檔案材料也很完整，這也是預料之中的，因此中國人斷定從藏人手里再也得不到更多的東西了。審判停止了，「再教育」課也降了溫，鬥爭會也大大減少。倖存的藏人轉移到了監獄一角三間相連的牢房。從正面的門進去是一個走道，左右各一間牢房，每間可以關押十個人。晚上門也不上鎖，這樣犯人上廁所時也就無人看管了；自從藏人關到這里以來，這樣小的放松也還是第一次，它給藏人首次提供了相互接觸而又不受監視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障礙消除了，相互猜疑也沒有了，犯人們為失去同伴而相互安慰，再次滿懷希望地談論達賴喇嘛以及跟隨他逃往印度的成千上萬藏人。新的寬容政策還體現在糧食定量增加方面。中國的饑荒年代結束後，犯人的每月糧食定量增加到十六磅半 — — 在正常情況下，這也是不能再少的了，但對於犯人來說，卻無異於大吃大喝。 1962年元旦那天吃了一頓豬肉湯，每個犯人的份菜還真有幾小塊豬肉 — — 這是他們兩年半以來第一次嚐到豬肉味道。新牢房出人意料也給藏人帶來了一些好處 ﹕ 他們獲準可以在秋收後保留一些麥麩，還可以保留一點火柴，這樣晚上他們就可以在土炕下生火。有時候，碰上運氣好，他們在房間里還可以打到一隻老鼠，燒了就吃。老鼠在天花板上的屋樑之間和糊著報紙的天花板里到處亂竄。不久之後，藏人公開捕捉老鼠。每天晚上，老鼠在報紙里跑來竄去，他們則手拿長棍，目光隨著它們的腳步聲跟蹤，在下面等候。如果將棍子朝上打得又准又猛，是可以打到老鼠的。儘管打著老鼠，美餐一頓的時候不多，但它們畢竟為藏人提供了一些肉食。
  飢荒高潮過去之後，死亡率迅速下降。兩年內，朱鎮監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 — — 犯人總數的大半。大部分中國犯人遷到青海、新疆的其他地區，在那里他們的勞動對國家用處更大。他們走後，剩下的藏人糧食供應也就多多了。
  監獄里空出來的牢房供廚房工作人員存放白菜、白蘿蔔和胡蘿蔔。剩下的犯人得知這一情況後，就開始晚上去偷。一天晚上，一位名叫土登鄧珠的犯人輕輕踢了踢曲扎醫生的腳，耳語道 ﹕ 「是我們去偷白菜的時候了。」他們帶著一個枕頭套、一條褲子，褲角下方用繩子紮上了，偷偷溜出了牢房。他們摸進了附近的一間儲藏室，然後等一名中國犯人上完廁所又回去之後，將他們帶來的枕頭套和褲子灌滿了白菜，接著又趕忙溜回自己的牢房。他們將偷到的東西藏在自己的鋪蓋下面。翌日他們下工後，一名看守將曲扎醫生叫到一旁，他帶著威脅的口吻說 ﹕ 「告訴我你搞了什麼名堂。」曲扎醫生明白偷竊是要槍斃的，因此他回答說他什麼也沒幹。接著看守命令他進牢房看看，不僅他的鋪蓋給翻過來了，其他人的鋪蓋也全都是底朝天。他和土登鄧頓珠偷來的白菜四周有更多的白菜、胡蘿蔔和白蘿蔔。很清楚，大家全偷了 — — 這樣倒無法給予懲罰。儘管現在糧食充足，但任何東西都可以在黑市上換幾個饅頭，好笑的是這倒招來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偷竊風。白天，經過中國人的許可，一些犯人留下來看管同房間犯人的東西，他們就籍此機會潛入隔壁的幾間牢房去偷。甚至住院病人也從病床上爬起來，希望能偷點什麼東西去作交易。夜幕降臨後，犯人就偷偷留出自己牢房，到別人房間去偷東西。牢房之間發生格鬥，相互打伏擊，甚至發生了打群架的現象。藏人從監獄倉庫直接偷糧時，他們就將一把把的糧食藏在鞋襪里，還在襯衣上縫了口袋，做了一些又長又小的袋子，將袋子吊在褲子里的大腿上，當彎腰撒種時，就可以偷偷地灌滿袋子。
  到 1962年秋季時，朱鎮監獄只剩下了三百名犯人。有謠傳說，從拉薩來了一些人。 9月 28日，官方發表了講話。一位中國官員對排列在面前的二十一名倖存的藏人說 ﹕ 「你們已經教育改造好了，因此我們決定放你們回去。」他手里高舉著一個氧氣袋 (中國人在西藏就用這種氧氣袋 )繼續說 ﹕ 「你們看，我們為你們可盡了力量，花了不少錢，我們買了五個這樣的氧氣袋，每個二十元，這樣當你們在途中經過高山山口時，就不至於把命給丟了。出發之前，讓你們放假休息。」他建議大家 ﹕ 「乾乾淨淨洗一洗，但不要損壞你們用的臥具，不要撕毀，也不要燒掉，臥具還的留在這里。」
  整整一個星期，犯人們即激動又懷疑。預定出發的頭一天晚上，一位官員給他們帶來了新衣服，這些新衣服是用已經死去的犯人的服裝縫製的。衣服里的棉花重新鋪平了 , 然後上面再套上了新的粗棉布。朱鎮監獄的領導似乎對藏人的外表很關心，因為現在要將他們交給其他人去看管了。 1962年 10月 5日上午八點，一輛帶蓬布的軍用卡車駛入監獄院子。藏人手提小包袱，走到卡車前，身體強健一些的犯人幫助體弱犯人爬上了軍車。他們要走時，監獄工作人員向他們揮手告別，高聲叫道 ﹕ 「你們終於要回家了，注意身體，要好好照料自己。」藏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通過翻譯他們回答說 ﹕ 「非常感謝，我們一定照辦。」接著，汽車發動了，他們憋住氣，低聲咒罵，就這樣邊揮手，邊咒罵，藏人乘車穿過大門，踏上了駛離中國的征途。
  曲扎醫生從朱鎮監獄釋放十五

第 九 章 奴 役 的 西 藏

第九章奴役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