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中共對藏政策與策略

暴力壓迫下的漫漫長夜

人間地獄（1949----1979 ）
  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證實， 1952 至 1958 年中共軍隊在西藏安多拉卜楞（現劃並中國甘肅省，稱甘南州）地區平叛作戰996 起，殲滅判匪萬餘人。（1 ）
  在西藏安多果洛地區，1956 年有140000 多名藏人，到 1964 年只剩下 70000 人。（2 ）第十世班禪喇嘛說：『如果將在青海地區的暴行拍成電影，觀眾會被驚呆。在果洛地區，殺了很多藏人後，尸體從山頂滾到山下挖好的阬中埋葬，而且軍人強迫他們的親人在死者的屍體上跳舞以慶祝殲滅叛匪，然後用機關槍將他們全部集體屠殺』。他還說：『在康區、安多，對人民的暴虐難以言表，十個或二十人一批地被集體屠殺』。（3 ）
  在拉薩，從1959 年 3 月 10 日開始，中國軍隊在鎮壓藏人抵抗運動的三天內屠殺了一萬到一萬五千人。中共軍方內部資料顯示， 1959 年 3 月至 1960 年 10 月為止，僅在拉薩附近就屠殺藏人八萬七千餘人。（4 ）
  在後來的二十年中，有無數的西藏人死于中國的監牢和勞改營。1959 年至 1960 年，有七萬餘名藏人被送到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藏人死在監獄中。（5 ）六十年代初，有76 名西藏人被送到甘肅省九泉地區的章角（音譯）勞改營，最後只有 21 人活著離開那裡。（6 ）
  安多地區是中共設立勞動營最多的地區，在該地區有幾十萬西藏人和中國人被強制服苦役，他們被軀趕著進行修建鐵路、公路、開發礦藏、核試驗基地、開墾軍隊農場、牧場等勞役。其中共有二十萬人由於饑餓等原因死在勞改營中。（7 ）
  一位西藏安多阿壩僧人告訴《中國的秘密饑荒》的作者的說：『在他的家鄉三分之二的男人被中共逮捕，他們大部分被送到成都附近的灌縣勞改營，而且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死在勞改營。』
  從西寧市往西乘車走十小時左右的地方有一個叫「委沃」的勞改營，送往那裡的三萬名犯人中，有一萬四千名人死在勞改營，其中百分之十是藏人。（9 ）在「沈姆」勞改營，一萬兩千名犯人中有六千多人非正常死亡。（10 ）
  以上勞改營的犯人大多數是 1958 年至 1962 年中國發生大饑荒時死亡的。期間在西藏的安多地區約有九十萬藏、漢人由於當局的暴行而非正常死亡。
  阿瑪阿德在其《奇怪的解放》一書中講述西藏犯人在達澤多（康定）勞改營中的情況時寫道：在監獄，中國工作人員平均每天要用九至十輛車運送和埋葬屍體。和她一起關押的三百餘名女性犯人中，活下來的只有一百名左右，這些暫時倖存者後來被押送到一個叫果唐嘉波的地方開採鋁礦，鋁礦的犯人大多是藏人和中國國民黨的人 … … 開采鋁的地方非常大，千千萬萬的犯人像螞蟻一樣多，在我左右都可以看到很多藏人，他們的狀況和達澤多的犯人一樣身體非常虛弱，同樣受到饑餓的折磨，很多犯人只能靠拐杖行走。和我一起送到該勞改營的一百名女性犯人中最後出了包括我在內的四個人而外其餘全部非正常死亡。1962 年該勞改營的中國負責人進行調換時，阿瑪阿德的一個朋友親耳聽到原勞改營負責人向接任者介紹說在三年內已經有 12019 名犯人死亡。
  曾被關押在查瓦邦達（現『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境內）勞改營中的阿普噶嘎回憶說：『1959 年該勞改營關有 8100 名西藏犯人，到 1961 年只剩 370 名，其餘全部死亡。』（11 ）
  在衛藏扎什監獄（拉薩），1960 至 1965 年之間先後有一萬多西藏籍犯人死亡。（12 ）其他如羌（西藏北部那曲地區）硼沙礦、納金電站、工布各伐木隊等監獄和勞改營中都有成千上萬的西藏犯人悲慘地死去。一位在羌硼沙礦場服刑的西藏犯人證實，據那曲一位中國官員向犯人們發表演講時稱：1959 年至 1961 年中，由於饑餓和繁重的勞役，羌硼沙勞改營至少有四萬伍千名西藏犯人非正常死亡。（13 ）在工布伐木隊勞改的多吉證實，在監獄中的工作人員將死亡的犯人之尸體湊夠一定數量後一起用火焚燒。（14 ）也曾被關押在這個勞改營的阿尼巴欽在講述個人經歷時說：犯人們的尸體開始時被拋棄在寺院背後的山坳里，沒過多久山坳里堆滿了尸體。所以，以後的尸體都投到雜曲（瀾滄江）和怒江中。在那個山坳中堆積的尸體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狗和鷹吃完，因此後來由於尸體腐爛發臭味而讓人無法到該地附近。（15 ）
  對當時犯人的情況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寫道：『監管人員、工作人員對犯人進行恐嚇和隨意毆打。故意多次調動地域、氣候差距大的地方使犯人遇到水土和飲食、衣服、帳篷漏水、食物短缺等，而且加上早起晚睡的勞動。同時讓這些人進行最重最苦的勞動。所以，他們的身體虛弱、多疾病、休息時間不充足、醫療不完善等使大量的犯人非正常死亡。』（16 ）
  西藏女尼阿尼巴欽在回憶錄中描述她在西藏昌都色特康監獄中的情況時寫道：『裝滿犯人的汽車開入監獄時，我看到鐵絲網後面站著人，當我們走近時才發現那些犯人都是皮包骨頭。臉上皮膚乾枯而雙眼深深地陷進去，活像是一個還可以晃動的骼髏。給我的影響特別深的是那些犯人的手臂如枯柴又細又長，沒有一絲力量地在身體的兩側擺動著。一個人抬頭看著我，我感到極為震驚，我在他的臉上看到有生命氣息的就只有那一對眼眶。其他犯人的眼睛大而濕潤，似乎眼睛是整個身體唯一有生命的部分。』（17 ）
  從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當時的西藏犯人和藏人所經歷的苦難，那段時期是西藏歷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時期。集體屠殺人民以及摧毀寺院成為那個年代的標誌。西藏人認為那個年代是顛倒黑白、在人間經歷地獄之苦難的西藏歷史上最為悲慘、最為苦難的年代，並對此進行紀念。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間有一百二十萬西藏人因中共的入侵和統治而非正常死亡。
短暫的「休養生息」（1979---1986 ）
  毛澤東死後，中國政府掌權者一方面擺出寬容的姿態，表示達賴喇嘛可以返回西藏等。一方面開始改變原來在西藏實施的極左政策。1978 年 3 月，被關押十四年之久的第十世班禪喇嘛獲釋，從1979 年開始，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施行改革開放的寬鬆政策，在西藏也開始公佈這些政策，在極左政策得到修正的時期，許多被關押了二十年的西藏囚犯開始獲得釋放，同時開始允許流亡藏人與境內藏人相互探親，而且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團也參觀了西藏。
  1980 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視察拉薩時，他呼吁應該給予『西藏自治區』事實上的自治權。這是中共統治西藏以來西藏人第一次獲得喘息的機會。通過胡耀邦的視察，西藏人對中國政府徹底修正在西藏的暴政以及大力推行改革等方面有著殷切的期望，利用這個時機，西藏人也開始為西藏的自由和權利而舉行示威游行，這是藏人天賦之權利與自由發展的必然趨勢。
  遺憾的是，在西藏的極左統治集團不僅繼續存在並頑固地抗拒上述的改革，而且，他們公然堅持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 1982 年 5 月，當局以走私或其他刑事罪名逮捕了 115 名從事西藏獨立運動等政治活動的藏人，之後又繼續逮捕一些藏人並以公判大會進行恐嚇，期間一些藏人被判處死刑。到1983 年 11 月為止，僅在西藏首都拉薩的「嚴打」中就逮捕了 750 名藏人。
  1986 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垮台。胡耀邦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大的罪行是對西藏施行開明政策以及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期間，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等也發生變化，開始公然用文化大革命式的語言攻擊和侮蔑達賴喇嘛。
  總之，境內外藏人對八十年代初中共新領導人所寄予的微弱希望，到八十年代中期就被極左統治者撲滅。中國政府的上述一系列前後不一、言行不一的政策和手法，不僅使藏人對中國政府的改革完全喪失信心，而且積累的怨恨也開始噴發。
抗議、逮捕與暴虐（1987-1994 ）
  1987 年 9 月 21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會議上公布了五點和平計劃。中共政府不僅沒有對此做出任何積極的回應，反而通過官方的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大肆進行污蔑和攻擊。此外，中國政府以卑劣的手段除了企圖策動拉薩人民反對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劃，此外為了殺雞儆猴以恐嚇西藏人民，當局還在拉薩體育場召集一萬五千餘名藏人對十一名抗議中國政府的藏人舉行宣判大會，其中兩名藏人被處死。
  這一切更加激起了西藏人的憤怒，1987 年 9 月 27 日，在21 名西藏哲蚌寺僧人的帶頭下，西藏首都拉薩爆發了抗議中國統治的大規模示威游行，示威者從八廓街行至『西藏自治區』政府前時，中國警察逮捕僧侶和五名參加示威者。（18 ）
  但抗議的聲浪並沒有因此停止，10 月 1 日中共國慶節，色拉寺的 23 名僧人帶領人民高舉西藏國旗，高呼『西藏獨立』等口號舉行示威游行。中國政府在鎮壓示威的過程中逮捕了所有僧人和其他參加示威的三十餘名藏人。被捕者在八廓派出所內遭到慘無人道的暴虐和毒打。（19 ）中國軍警還向手無寸鐵的游行者開槍，至少造成七人死亡。（20 ）其後中國軍警還在西藏搜捕其他參加示威游行的藏人。
  1987 年 10 月 6 日，西藏首都拉薩再次發生抗議中共的示威游行，在大約50 名哲蚌寺僧人的領導下，示威者要求釋放上次游行中被逮捕的藏人。
  由此至今，在西藏抗議中國統治的示威游行等活動從未間斷過。
  1988 年7 月，中國政法委書記喬石在拉薩對中國軍警下令要殘酷鎮壓藏人的反抗運動。（21 ）
  同年 12 月 10 日，藏人在拉薩大昭寺前舉行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游行時，中國軍警向人群開槍，至少打死 15 名抗議者，另有150 多人受傷，另有眾多藏人被逮捕。當時，一位外國記者在現場親眼目睹並聽到一名中國警方指揮官下令殺死示威者的情景。
  1989 年3 月5 日至7 日，西藏首都拉薩暴發更大規模的抗議游行。示威者高呼西藏獨立等口號。中共政府再次用暴力鎮壓了這次的示威游行，期間中共軍警甚至進入藏人民居中肆意掃射。在這次鎮壓活動中，有關藏人的傷亡情況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有80-400 名藏人被中國軍警殺害。中共政府則只承認槍殺了11 名藏人。根據當時在現場的中國記者唐達獻披露，中國軍隊對藏人抗議示威的鎮壓造成四百名藏人被殺，數千人受傷，另有三千餘名藏人被捕。（22 ）
  3 月7 日，中國國務院宣佈在西藏實施軍事管制，對西藏的鎮壓更加殘酷，西藏的情勢也變的更加嚴峻。
  1990 年 5 月 1 日中共宣布解除戒嚴。然而，1991 年 7 月到拉薩訪問的澳大利亞政府人權代表指出， 1990 年的所謂解除軍事管制不過是名以上的，實際上在西藏的戒嚴和鎮壓仍在繼續進行。國際大赦組織 1991 年的年度報告也指出在西藏的中國軍警無法無天，隨意濫權逮捕和拘押藏人。
  為了舉行所謂的『西藏和平解放』四十週年紀念活動， 1991 年 4 月 10 日中國政府以各種罪名逮捕了 146 名西藏人，之後又陸續逮捕了一些藏人，並對他們舉行公判大會。在所謂的『紀念』日，對整個拉薩發布了特殊戒嚴令。
  從1992 年 2 月開始，中國軍警以十人為一組，強行闖入拉薩藏人家中進行搜查，凡查出達賴喇嘛照片、有關達賴喇嘛的錄音錄像磁帶、書籍者都以顛覆國家的罪名逮捕，當時有 200 多名藏人因此被捕入獄。
  面對中國政府的殘酷鎮壓，藏人的抗議並沒有因此停止， 1993 年 5 月 24 日，拉薩再次暴發有約上萬人參加的抗議示威活動，這次的示威活動在持續兩天後，中國軍警趁藏人晚上回家的機會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這此期間，抗議活動還波及西藏的農村地區，僅1993 年就有240 多名藏人在西藏各地的農村由於進行抗議中國統治的活動而被逮捕。其中僅西藏的安多地區在1993 年 7----9 月間就有80 名西藏獨立運動人士被逮捕。
  國際大赦組織 1990 年的報告中稱：『任意逮捕藏人、禁止外人接觸的關押、失蹤和立即處決等的證據非常齊全。』該報告還指出：『自 1989 年 3 月在拉薩施行戒嚴以來，中國政府共逮捕了 1000 名西藏持不同政見者。部分人據報道被立即處決。到1989 年，隨意逮捕、未經審判而長期關押以及實施酷刑等侵犯人權的行為從未中斷而繼續存在。』當時，禁止與外界接觸的關押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許多失蹤者的家人需要通過多方探尋才能知道自己的兒女或親人的下落。（23 ）
  1990 年，中國在西藏的一位高級法院負責人說：『黨對法院的領導是法院從事審判工作的基本保障』（24 ）這說明不管是否違反法律，所有違背了黨的政策和立場的言行都要進行鎮壓。統治者在實施鎮壓時，不需要想人民解釋為什麼要進行逮捕，也沒有人被告知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執行逮捕時持有法院批准逮捕令的更是寥寥無幾。
  西藏人動輒得咎，他們被逮捕或關押期間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罪名可以隨意指控，比如，藏人和外國游客接觸交談、唱愛國歌曲、張貼標語、觀看有關達賴喇嘛傳記或弘法內容的書籍或磁帶、搜集政治犯和被迫害致死藏人的名單等都會被認為是犯罪而遭到逮捕和關押。
  1992 年國際大赦組織報告指出：『在西藏，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提出不公正的指控並判處徒刑，對他們施行各種暴虐，在沒有法院判決的情況下隨意處死藏人 … … 在西藏施行的中國憲法和法律不僅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且還限制這些權利。更沒有像國際法一樣保護人權。』（25 ）
  中國政府對舉行示威和持不同政見者以及表達令中國政府不滿的情緒者，不論其是否堅持和平的方式，一律被控分裂之罪名，並對領導者和參予者進行暴力鎮壓等是極為普遍而最常用的手段。（26 ）
  國際大赦組織1993 年的報告指出：『在西藏，中國政府繼續逮捕從事政治活動者，目前至少有200 餘名參加政治活動者和至少100 餘名持不同政見者被關押在中共監獄中。他們中有參加示威游行的僧尼和收藏愛國文件的俗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因不公正的指控而被判刑，另一些人則在未提出任何指控和未經法院判決的情況下被送到勞改營。』
新的鎮壓（1995--2001 ）
  1987 年至 1994 年，中國政府在西藏的鎮壓，主要是針對西藏人民在西藏展開自由運動，表達自由意願或行為採取的措施。而從 1994 年年底以後，中共在西藏實施的更大力度的鎮壓運動，是尋求在藏人尚未進行抗議活動之前就消滅在萌芽階段的新的鎮壓行動。這一新鎮壓運動是 1994 年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上做出的通過暴力手段反對達賴喇嘛和反對分裂的原則所產生的。會議指出：『我們和達賴間的斗爭性質不是信教與不信教，自治與不自治的問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反對分裂的問題。 … … … 任何人都不能忽視。這一問題是生死攸關的斗爭，所以要以重大問題來對待。『西藏自治區』政協常委、各級法院深入研究我們在反分裂行為時遇到的困難，而且要在法律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如果，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時，司法部門及時提出意見和規定新的規章制度來防止分裂行為，建立地方法和規章的適用性。進行嚴打是為了全面保護人民安全的重大措施。所以，各級法院專門管理對各地方公安部門認真調查在這些地區和問題關係到那里。並解決那些地區的重要問題。還有在執行公安事務時，我們要作到信任有關公安部門和廣大人民群眾。』
  在這些政策和手段下，對整個西藏的鎮壓更加嚴酷，所謂的安全工作手段更是五花八門，除了重新恢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已經存在的居民監督機制，在各單位、學校、寺院、居民區和民居中設立監控網絡。為方便相互交流而安裝電話等。
  1995 年，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以恐嚇政治異議人士，其中包括對嫌疑人頻繁進行逮捕，每周關押兩天左右，期間除了嚴厲的審訊，還普遍實施各種不會留下傷痕的體罰，比如強迫在炎熱天裸體站立，在冬天的嚴寒中強迫長時間站立在涼水中以及強制長時間保持令人痛苦的姿勢如彎腰、單腿獨立等。
  從 2000 年開始中國安全部門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把政治嫌疑犯秘密綁架到旅店或其他地方，通過各種恐嚇或刑訊體罰進行審訊，在關押一至六個月以後，如果沒有得到證據或口供，則威脅受審者不許向外泄漏後再予釋放。中國政府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西藏的信息被外界知道。很多藏人被釋放後，由於無法證明其被關押的地點和綁架者的身分，加上擔心再次遭受厄運而大都選擇三緘其口，甚至有一些人屈服于暴力淫威而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為中國安全人員效力。
  1996 年，中國政府開始在西藏推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精神文明教育和嚴打等政治運動，加強對西藏的鎮壓和暴虐。這三項活動是根據中共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的安排執行的。在西藏境內推行的這些暴力推行的運動與中國本土的活動完全是兩回事情。如在中國本土的嚴打，主要針對的是領導層的貪污、腐敗以及社會上的殺人、搶劫、販毒等犯罪活動，而在西藏，上述行為的目的都是針對打擊分裂主義和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
  1996 年 5 月 6 日，在西藏拉薩召開的嚴打動員大會上，『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熱地宣稱這一運動是針對分裂主義者進行的措施。他還說：西藏是反分裂斗爭中的首要地區。維護社會穩定和祖國統一是我們肩負的重要政治任務。我們要高度重視這個斗爭，要以嚴厲的打擊防範違法行為。（27 ）
  1996 年 6 月 17 日，《西藏日報》刊登的所謂『西藏自治區』法院院長拜扎的署名文章稱：要加大嚴打力度，對犯罪分子要進行嚴厲懲罰。即使需要判處死刑也要嚴格執行。
  拜扎在宣讀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1996 年法院審理了 2126 起案件，其中977 件案件、1726 名犯人已完成一審判決。在被關押的犯人中60 ‧3 ％（ 1047 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 37 ‧34 ％（ 645 人）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 ‧ 36 ％（ 24 人）進行寬大處理。 0 ‧ 43 ％（ 8 人）無罪釋放。（28 ）
  拜扎在 1998 年 5 月的法院報告中說：在過去的五年中各級法院對 6291 名犯人進行了法庭審理時，對 0 ‧73 ％進行了無罪釋放。對超過一半的罪犯判處五年以上直至死刑的判決。
  對有政治嫌疑的西藏人在被起訴之前為獲得口供而刑訊逼供則是極為平常的現象。在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提出的報告中指出：西藏人在監獄中遭受的暴虐包括吊打、戴手銬腳鐐、電擊、寒冷天脫光衣服、放警犬嘶咬、強奸、用電棍插擊女性犯人的陰道或男性犯人的口中、長期單獨囚禁在暗室或小間禁閉室內、強制觀看充滿恐怖情節的影片、長時間罰站、長時間不讓吃喝或睡覺等。
  1998 年國際特赦組織焦慮地指出：西藏監獄或勞改營對藏人實施暴虐和侮辱的問題非常嚴重，甚至常有藏人因此被暴虐致死的情況發生。（29 ）
  國際醫師人權協會的報告中也指出，中國政府經常對西藏政治犯實施精神折磨、毆打、強奸、電擊、長期不讓吃喝等暴虐。（3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47 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傷殘、死亡，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但是，當面對政治性案件時，這些法律條款完全被丟到九霄雲外，所作所為公然違背法律。國際保護受虐待委員會 1999 年的報告中指出：『 1994 年《中國監規紀律》第 14 條規定監管人員不許虐待犯人。但是，為了使犯人承認罪行進行暴虐、欺辱、毆打等的情況繼續存在。』（32 ）
  現在，中國政府較以往更注意國際社會的批評，因此中國政府也隨之改變了對西藏的鎮壓手段。其中的一個變化是：現在對西藏政治犯判處死刑的人數減少了。每當西藏的政治情勢嚴峻時，中國政府就以處死刑事犯的方式來達到阻嚇試圖從事政治活動的西藏人，同時也可以避免或減緩國際社會的指責。對政治犯而言，雖然很少被判處死刑，但當局通過對政治犯進行拷打等長期的身心摧殘和強迫從事超量的體力勞動等方式造成西藏政治犯被迫害致死。據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頒布的資料顯示， 1987 年至今，至少有69 名西藏政治犯因此死在監獄、醫院或在臨死前匆忙宣佈釋放而死在監獄外邊等。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在西藏嚴厲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對宗教事務進行嚴格控制，查禁達賴喇嘛的照片，規定即使在家庭等私人領域藏人都不得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禁止學生到宗教場所或進行祈禱，對違規者以開除學籍作為懲罰；強硬命令藏人幹部和黨員領回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學校和寺院中就學的子女；對藏人歡慶藏歷新年、達賴喇嘛生日以及『薩噶達瓦』等傳統節日進行嚴格的控制。如 1999 年有三名西藏人于達賴喇嘛生日那天在尼藏邊境章木舉行煨桑（火祭祈禱）儀式而被逮捕。
  中國政府還相信從印度學成返回西藏的藏人是分裂主義的根源，認為他們在誘惑藏人和外國遊客。2000 年 6 月 1 日，中國政府頒布了針對無護照非法往來邊界者的新法規，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打擊從印度學成後返回西藏的藏人。（33 ）
  據在英國倫敦的西藏信息网發布的消息，中共對回國的藏人進行審訊、並對他們的親人住房進行搜查、審問等。一西藏安多的藏人在印度學習兩年後返回西藏時在邊界城市章木遭到中共逮捕，在審訊和關押了 20 天後，被命令在回到家鄉後還要繼續接受審訊。（34 ）有許多從印度返回西藏的藏人被判處兩至三年不等的徒刑。
  2000 年中國政府強行解雇了所有從印度返回西藏從事導遊工作的藏人，為了阻止從印度學成返回西藏的藏人從事導遊工作，中國政府規定從事導遊工作者必須要有中國國內的中學畢業證。 2000 年夏，『西藏自治區』旅遊局法規管理部門對西藏首都拉薩市的 18 家旅遊服務機構進行調查，查看是否有從印度回國的導遊。2000 年7 月，日喀則當局在對旅遊服務部門進行調查後解雇了 29 名從印度返回的藏人。（35 ）
  中國政府還刻意打壓和孤立獲釋的西藏政治犯，試圖讓這些政治犯在社會長期處于貧窮和孤立狀態。西藏政治犯被釋放後被強制驅趕到鄉下原籍，不許從事以前的工作或進入以前的寺院，不允許任何單位、寺院和學校給予前政治犯工作的機會，甚至對他們從事個體小本經營的申請也會受盡刁難，政治犯的家人和朋友經常遭到搜查或傳詢等騷擾，以迫使他們和前政治犯斷絕往來。如果家人或朋友拒絕屈服，則他們就有被指控同情或與分裂分子進行勾結而遭懲罰的危險。
  中國政府平時經常騷擾政治犯家人的家庭生活和社會活動，經常以各種藉口懲罰他們，包括降職、開除他們的公職或子女的學籍等等。總之，如果一個西藏人由於政治問題而被逮捕後，他和其家人及朋友都會遭到全方位的各種排擠和孤立。被釋放的西藏政治犯指證，許多政治犯被釋放後的生活比在監獄還要艱難。所以，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瑪拉雅山脈流亡印度，尋找新的人生前途。
  由於中共對西藏的恐怖統治和殘酷的鎮壓，西藏雖然已經很難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但人民對中國政府的敵視和離心情緒卻在日益增長。例如，在監獄中的政治犯的抗議和牴觸，被捕的僧人非常清楚自己即使被釋放也沒有機會進入寺院，所有的政治犯都知道由於自己從事了政治活動，因此在中國統治下將不會有任何前途，一生將處于中國特務的監視和控制下，尤其是眼看著西藏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日趨消亡，由於上述的絕望狀態，因此很多西藏人即使在監獄中也敢于義無反顧地抗拒中共的統治.
  在過去的幾年中，不少西藏政治犯不僅在監獄中抗拒獄卒的暴虐，而且參加宗教祈禱儀式、發布效忠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言論、對中國政府的愛國主義教育提出不同的看法等進行各種抗議活動，因而經常遭到中國政府的暴力虐待。
  1998 年 5 月，英國、奧地利、盧森堡駐中國大使館的代表以歐洲聯盟的名義訪問西藏時，拉薩附近扎什監獄的西藏政治犯由於高呼『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萬歲！』『西藏獨立！』等口號而遭到中國政府的暴力鎮壓，在鎮壓過程中至少有十名政治犯被迫害致死，其中帶頭高呼口號的噶瑪達瓦被當場槍殺，其他參加抗議行動的藏人分別被加刑四至五年。（36 ）
  小規模的抗議活動遍布整個西藏，由於中國政府逮捕所有有政治嫌疑的西藏人，因此，西藏政治犯的人數增長了三倍。
  1993 年之前，西藏的自由運動主要發生在『西藏自治區』的 22 個縣和其他西藏地區的 9 個縣。 1993 年之後，發展到『西藏自治區』的 31 個縣和其他藏區的 21 個縣。（37 ）這一事實證明，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下，西藏的自由反抗運動卻在『西藏自治區』增長了百分之四十，自治區以外的西藏地區則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同時這一時期西藏政治犯在拉薩市增加百分之十五，有 500 至 600 人。拉薩之外西藏的其他地區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人數為 100 至 350 人。
  為了鎮壓西藏農牧區的反抗運動，『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熱地于1998 年 1 月 1 日稱：達賴集團在屢次遭到失敗後，最近他們改變手法，開始加緊在農牧區推行分裂活動。所以，黨認為逐漸地農牧區將會成為反分裂斗爭的主要區域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38 ）
  同年，中國政府開始在西藏農牧區安插當局信任的人，並對基層組織進行改革。1998 年 11 月 15 日熱地向人民發表的講話中稱：在農牧區的基層幹部要加大團結群眾的力度，在反分裂斗爭中創造前進的有效環境，這有益于農牧區的穩定。1998 年 7 月 15 日《西藏日報》文章指出，從 1995 開始，對『西藏自治區』650 個城鎮黨組織和3602 個黨支部進行了改革和整頓。
  同時，中國政府還在西藏新建或擴建監獄。1997 年在拉薩東北部新建了一所防範極為嚴密的監獄和審訊處。據西藏信息網消息，這所監獄關押的主要是政治反對人士和犯罪的中共西藏高級官員。同年中國政府還擴建了扎什監獄和桑玉監獄。1993 年以前，西藏政治犯一般集中關押在拉薩的各監獄中，後來由於政治犯人數增多，現在各地或大部分的縣監獄中都關押有西藏政治犯。
  雖然西藏的人權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由於中國政府加強了對信息流通的控制，國際社會了解西藏人權遭踐踏的狀況變的更加困難。國際上的人權觀察家不知道西藏政治犯確切人數，而中國政府聲稱在西藏只有一百名破壞國家安全的罪犯。（39 ）
  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Tom Grunfeld 于 2000 年 4 月發表的論文中指出：『現在在西藏有一千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數是以和平的方式抗議中國統治的西藏人』。他還指出，由於中國政府中的頑固派不僅加強了對西藏的鎮壓，並且鼓勵漢人移民西藏，對西藏寺院進行嚴格控制，強制對西藏僧侶和藏人公務員進行政治教育，因而藏人中敵視中國統治的力量在增加。同時熱愛西藏以及愛國思想也在空前的曼延。（40 ）
  一位西藏幹部向中國作家透露，八十年代末西藏社會很穩定的說法是錯誤的，那時參加抗議活動大部分是僧侶和少數不知情的青年人。現在，幹部、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都變的不喜歡政府。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穩定不過是外相，當有一天鎮壓力量衰弱時，肯定會有比八十年代更多的人參加抗議運動。（41 ）
  可見，中國政府對西藏的鎮壓越殘酷，越不利于中國的穩定。

注釋：

1、《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十一師軍戰史》（1952- 1958 年）。
2、《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171 頁，倫敦 1996 年。
3、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指示。 1987 年 3 月 28 日。
4、西藏軍區政治部文件（1960 年 10 月 1 日）。
5、John Avertor 《IN EXILE FROM THE LANDUOS NOWS》， 263 頁。
6、John Avertor 《IN EXILE FROM THE LANDUOS NOWS》第 263 頁。DAVID PATT 《奇怪的解放》，美國索奴拉岩，1992 年第 179 頁。
7、《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Jasper Baker 著，LONDON,JOHN MURRAY1996 年第 162 頁。
8、《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 Jasper Baker 著著，LONDON,JOHN MURRAY 1996 年第 170 頁）。
9、John Avertor 《IN EXILE FROM THE LANDUOS NOWS》第 263 頁。
10、《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 Jasper Baker 著，LONDON,JOHN MURRAY，1996 年第 187 頁。
11、PAVL INGRAM：《西藏的真實問題》第 30 頁。
12、PAVL INGRAM：《西藏的真實問題》第 30 頁，印度西藏青年佛教會，1990 年。
13、對索夏仲仁波切和圖丹塔欣老師的採訪。
14、PAVL INGRAM：《西藏的真實問題》第 30 頁。
15、尼姑巴青和Adelaide Donnelley 合著《苦難之山》161 頁，倫敦扎巴阿拉扎（音譯）2000 年。
16、班禪仁波切於1987 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講到《七萬言書》並沒有把藏人所遭受的苦難全部都寫出來。 17、尼姑巴青和Adelaide Donnelley 合著《苦難之山》161 頁，倫敦扎巴阿拉扎（音譯）2000 年。 18、榮雪瓦雜《反抗之輪-- 藏人抗議活動中的通常政治行為》，倫敦海爾沙哲．安扎甘巴乃（音譯）1994 年。
19、榮雪瓦雜《反抗之輪-- 藏人抗議活動中的通常政治行為》。
20、國際法學專家支持西藏組織編印的《美國與西藏，二十世紀關係歷程解釋性文件》1994 年第二次版。
21、美國UPI 新聞社（ 1988 年 7 月 20 日）。
22、中國新聞記者唐達獻《刺刀直指拉薩》，倫敦『西藏信息中心』1990 年 6 月 15 日刊登。
23、《由於拒絕服從龍---- 西藏與中國人權》33 頁，LAO ASIA，西藏信息中心，倫敦， 1991 年 3 月。
24、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嚴厲的控制》17 頁， 1999 年。
25、倫敦國際大赫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赦組織對西藏的擔憂》， 1992 年 1 月。
26、華盛頓市『亞洲觀察小組』的報告《殘酷無情的鎮壓-- 西藏人權狀況》3 頁， 1990 年 5 月。
27、《西藏日報》1996 年 5 月 11 日。
28、這份報告於 1997 年 5 月 20 日在西藏自治區第六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呈述。
29、《倫敦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第 132 頁，倫敦，1998 年。
30、『國際醫生人權』的報告《嚴厲打擊--- 在西藏的暴虐》第 45 頁，1999/6。
31、該條於1979 年 7 月 1 日召開的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通過， 1997 年 3 月14 日在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做了修改。
32、『國際受害者康復協會』的報告《1949- 1999 年間西藏境內的迫害》18 頁， 1999 年。
33、倫敦『西藏信息中心』《新聞評論》20 頁， 2000 年。
34、倫敦『西藏信息中心』《新聞評論》18 頁， 2000 年。
35、西藏人權于民主促進中心報告《人權狀況》2000/8，達蘭薩拉。
36、倫敦『西藏信息中心』《新聞評論》24 頁， 2000 年。
37、STEWE MARSHALL 『敵對勢力--- 1987- 1998 年對西藏政治犯的調查』，第6 頁，倫敦『西藏信息中心』 1999 年。
38、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熱地于1998 年 1 月 1 日的講話，載《新聞評論》，倫敦『西藏信息中心』。
39、新化網載新華社評論《西藏境內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在減少》。 XHIAUNNET。
40、《對藏政策研究》引自『外交論壇』網站，2000 年4 月。
41、王力雄《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 2000 年 5 月至 7 月寫於拉薩、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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