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雪山下的火焰》

第五章逃亡

以前我只從遠距離看過羅布昆澤，關於它的歷史唯一知道的是，此處是一個被遺棄的破廟。中國人在寺廟的頂層建了兩座木製的猓望台。我們在步槍瞄準之下，被推進大門，很多年紀只有十幾歲的士兵們好奇地盯著我們。裡面有更多的士兵在等候，我們被交付給一個年長的軍官，兩個守衛開始搜查我們隨身帶來的物品。

我帶來了臥具和家裡給的一些衣服，另外還有一個珍貴的禮物 — 一只金的勞萊斯手表，這是1956 年我進入哲蚌寺時，哥哥送給我的。 “ 拉薩離這裡很遠”，他對我說， “ 你如果踫到任何的困難，可以把這只手表賣掉。” 僧侶們是不可以戴手表或珠寶的，我從來沒有戴過這只勞萊斯手表，可是記得哥哥的忠告，所以始終把表帶在身上。現在羅布昆澤的中國人把表收走，交給我一張紙條，說是表的收據。看守人把我們隨身的東西都沒收了，也拿走皮帶及藏人用來系藏袍的長腰帶，他們給了些長的細繩子，用來系褲子。

我被帶到一間很大的長方形屋子裡，布滿塵土的地上，放著七張墊子。看得出這間屋子以前是很華麗的，牆壁上還有已經褪色但是隱約可見的壁畫。守衛們把我的棉被往地上一丟，揚起一陣灰塵。其他的犯人立刻圍過來，好像是在自己家裡歡迎客人那樣，他們伸出手來幫我把背上的袋子取下來。一個老人挪出一塊空間，把我的棉被放了上去。

這裡的犯人都穿著平民衣服，但是從他們的光頭可以看出其中三個人曾是僧侶。他們急切地要知道，我從哪兒來以及為什麼被逮捕。他們大都因為卷入了西藏的抗暴而下獄，雖然大家在那次行動中都只扮演邊緣角色。中國人堅持說我們犯了反抗共產黨和祖國的罪，這是一項嚴重的罪狀。在嘎東時，他們就說過，共產黨會無情打擊一切它的敵人。

羅布昆澤有二百名犯人，大部分是鄰近的村民。我在這裡待了幾個月的時間，手和腳從來都沒有離過手鐐和腳銬。由於雙手被銬在身後，沒有別人的幫助無法吃東西。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腳步聲吵醒了，一名守衛打開了沉重的木門，提進來一壺茶。我們就靠著茶和各人家裡送來的食物為生。我大哥也關在羅布昆澤，雖然不能交談，但是在院子相遇的時候，我們總是交換眼神。我很擔心家裡怎麼能負擔我們兩兄弟的食物和煮食的燃料。家人提供給我們簪粑和牛油，外加一些油炸的小餅。接見家人是不允許的，他們只是每天把食物送到守衛那裡。

這套系統著實聰明，監獄的費用攤到普通西藏人民的肩上。囚犯家屬被告知，他們是否跟當局合作會直接影響到犯人待遇的好壞。普通家庭都以為他們如果能夠按時供應食物，牢裡的家人就會受到比較好的待遇。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文化大革命時，上面認為犯人家庭越跟政治犯保持聯系，就越表示他們的思想反動。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我又被叫去審問。一個中國軍人上身穿著普通士兵的土色製服，褲子卻是官階比較高的干部所穿的藍色長褲。他的頭發剪得很短，長圓的臉。一個叫鄧珠的翻譯作了自我介紹，象很多其他替中國人做事的藏人一樣，鄧珠看起來緊張而缺乏自信，他也穿一身中國干部的藍色中山裝。
審問開始很溫和，同樣的開場白﹕ 你知道黨的政策嗎？接下來又是那句口頭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翻譯用詩歌所特有的輕柔和韻律，把這兩句話說了出來。
“ 你懂不懂什麼叫做寬大？” 中國軍官問我。

我沒有回答。

“ 寬大”，他緊接著說， “ 不表示黨對一切反革命行為閉上眼睛，如果一個人應該被判死刑而政府卻判了他無期徒刑，這也算是寬大。”

我點點頭，但是這並非表示我同意。

次日，我被帶進另外一間很暗的房間。從一張狹窄的窗戶射進來的一束光，使我可以看清楚靠牆的桌上擺著刑具，一根大棒子和一些粗麻繩。屋子的角落有一堆手銬、鐵鏈和腳鐐之類的東西。

中國軍官提了一大串我八歲以來的生活的問題，我的回答被記錄下來，並且跟我以前說的話做了對照。審問者靜靜地聽，偶爾打斷我，讓我解釋一些更細節的事。刑具在桌上，牆角是那堆手鐐腳銬。

第四天談到1959 年的事情。這名軍官現在提高警覺，對我說的每個細節都仔細分析，他特別想知道，拉薩起義是不是有組織的行動，如果是的話，是誰在幕後組織？他一再重複地問﹕ 誰指使你的？你有哪些朋友？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我提到的任何名字都會被當作嫌疑犯。

我堅持說沒有任何人指引我在3 月10 日那天，到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去參加示威活動。軍官突然用手猛拍桌子，舉起一雙手銬在我的面前搖晃。我警惕地觀察他手的動作。

這名軍人開始問仁曾丹巴大師的事情，他指控大師是一個印度間諜。非常奇怪，一提起大師的名字，我的精神如獲甘露。軍官說已掌握了證據，證明仁曾大師是間諜，我知道他在設圈套。我說，他應該直接去問大師，並拒絕再說話。軍官拍著一個本子說﹕ “ 所有的證據都在這裡面。” 我依然拒絕合作。

軍官拿起一支筆，把它放在桌子的邊上，指著筆對我說，我的命運已經到了邊緣，他發出最後警告﹕ 坦白是唯一的出路。兩名士兵把步槍底座頂住我的背後，我從椅子上跌下來，跪在地上，全身顫抖。

這個軍官怒吼道﹕ 坦白！坦白！鄧珠也跟中國人一起打我，同時還把軍官的命令翻譯成藏語給我聽。

中國人要我檢舉我的精神導師，我怎麼能夠做任何會傷害仁曾丹巴的事呢？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不知道他是被關起來還是已經被遣返印度了。我自己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跟政治有太大關系的事情，沒有什麼可以坦白的。不管他們對我怎樣拳打腳踢，也不能引誘我對無辜的仁曾丹巴大師套上這種荒謬的罪狀。

很久以後，我才真正明白，中國共產黨多重視坦白交待，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他們都強調坦白是一種美德，而抗拒人民解放軍是多麼的不自量力，有一個中國軍人拿西藏人跟解放軍的對抗比作雞蛋踫石頭。每個犯人都必須坦白自己的罪狀，只要還有一個犯人沒有坦白交待，當局就認為工作尚未完成。

一個西藏人被逮捕之後，中國人總能夠羅織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監獄，然後用盡一切詭計從他口裡套出所謂的坦白交待來。他們找此人的家屬、朋友、和任何跟他哪怕只有分毫關系的人談話，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用的話，他們會對他周遭的人用盡威迫利誘的手段，最後找出一個人來檢舉他是反革命分子。

在羅布昆澤有一個從帕南來的藏人名叫松西旺加。他非常固執，拒絕承認犯過任何罪行。中國軍官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為何逮捕他，所以松西不知道到底應該坦白什麼。 “ 我沒做錯什麼事”，他一再重複。最後，他們告訴他，他的妻子已經坦白交待，檢舉他是個反革命匪徒。

中國人發現松石跟帕南的一個婦女有過暖昧關系，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妻子，這個女人在盛怒之下檢舉丈夫 “ 曾經窩藏康巴的游擊隊員”。松西可能連康巴人是難民還是戰士都搞不清楚，不過他妻子的 “ 坦白” 剛好是中國人要的。
開始我弄不明白，為什麼當局堅持要人們承認自己犯了罪。不久才發覺這是共產黨政策裡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一個人承認自己有罪，就表示 “ 黨是正確的，而個人是錯誤的。” 對黨來說，坦白是真是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黨可以證明一名暗藏在人民裡面的敵人被消滅掉了。

我承認西藏起義時自己在場，這一點我以為並不重要，如果中國人要把所有抗暴時在場的人抓起來的話，那就得把拉薩全部的居民都算逮捕。然而不管怎樣的毒打，他們都沒有辦法逼我對仁曾丹巴作偽證，最後只能以我參加三月間拉薩抗暴的罪名起訴我。

一天早上，大家在院子裡排著隊，幾個新的中國軍官到達了。一個年紀大的軍人站在台階上宣布，調查結束了，我們被軍事法庭判定有罪。拉薩暴動之後，整個藏區都實施軍事管製，並設有軍事法庭。

點到我的名字，我往前跨出一步，接下發給我的一張紙。信箋是紅色的，正文是黑粗體的中文， “ 江孜軍事裁判庭” 是唯一的藏語，我不明白這文件是什麼。大會結束後，大家都拿著手中的紙，圍著那個年輕的藏語翻譯。這年輕人拿著一張張紙看，並且讀出上面所寫的判刑年數。他看我那張紙，說﹕ “ 七年”。

在宣布判刑之前，我並不感覺害怕，因為這段時期我一直有種奇怪的感覺，認為這些磨難終究會過去，我會被釋放。並不是我一個人這麼天真，所有被關進監獄的人都相信，只要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大家都會獲得自由。我作夢都沒有想到，以後的三十年我將會在監獄中渡過。

中國軍事法庭發給我們正式的判決書，沒有法院聽審，僅僅這樣一張空泛的文件就是全部的法律程序。他們關起門來作了所有的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申訴的權利。我被判決七年，並劃為反動階級，刑滿之後三年，還得繼續戴這頂帽子，並剝奪一切政治權利。

黨獲得勝利，正式的調查結束了，暫時不再遭受毒打。但是審問還是持續不斷，他們每天都要問我們在想什麼，是否還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說，在共產主義製度下，進監獄不只是一種懲罰，也是一個通過勞動，改造自己的機會。第一項任務是改造思想，把舊西藏的一切都從記憶裡磨滅掉，學著擁抱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是為建設新的社會貢獻力量。

我們被強迫勞動。每天早上犯人排隊點名，然後列隊走到田裡，這裡本來是藏人放馬的地方。村民們很早就發覺這塊不毛之地很難耕作和開墾，所以聰明地決定，把這裡當作放牧地區。現在中國人認定這塊地應該耕種開發。1961 年嚴寒的春天，我們六個人背著一個巨大的犁到田裡去墾荒，必須想法來拖這把犁，試著把繩子套在車軸上，一邊三個人往前拖犁。一個年輕的解放軍士兵站在犁上以增加重量，這樣犁的刀刃可以伸入土地裡去。

這名士兵很得意，站在犁上好像駕著一輛戰車，如果他感覺到我們沒有用足力氣拖犁的話，就用一根粗線編成的鞭子抽我們的背。午飯時是唯一的休息時間，可是這段時間裡還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個長官給大家� 《人民日報》，介紹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領袖的事。我們應該學習的兄弟友邦有﹕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蘇聯也在名單上，那時蘇聯還是中國的朋友。我們也應該記住一些社會主義敵國的名稱，打頭的當然是美國帝國主義和英國。

我們還學了社會主義偉大領袖們的名字﹕ 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些人的巨幅肖像掛在監獄裡最顯著的地位。斯大林的地位特別崇高，後來在文革期間，毛的肖像佔了牆上最重要的位置。我們花了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耕作那一塊地，每天拖著犁在充滿石塊的地裡勞動。我痛恨聽到犁的鐵片刮在石頭上的刺耳聲音。唯一的安慰是當家人來送食物的時候。

1961 年7 月，我們被轉移到拉薩去。一天早上，我突然被從田裡叫回監獄。其他的犯人都已經在院裡等著了，士兵們叫我趕快打鋪蓋卷。

我背著一捆毯子走出來，四五十個士兵圍著院子裡站立的囚犯們，五輛軍用卡車停在寺廟前面，行李背包集中放在一個大卡車上。士兵把我們的雙手用粗繩綁在身後，看到犯人雙手綁在身後，試圖爬上卡車的滑稽無助樣子，我簡直哭笑不得。大家推搡著，有的人甚至笑了出來。士兵們非常不耐煩，他們兩人抓住一個犯人的肩膀，把他直直往卡車上一甩，我被同樣的方法甩進卡車。一共三十個人塞上了這輛卡車，囚犯挪動身體，調整到比較舒適的位置。

四個看起來很緊張的年輕士兵端著槍坐在後面，更多的軍人坐在卡車的頂棚上，另外一些人坐在我們坐位之間的木板上。汽車兩邊插著兩面巨大的紅旗，車頂上也是一片紅旗飄飄。一上路之後，汽車就加速，士兵們開始敲鑼打鼓，命令我們唱歌，只準唱一首 “ 贊歌”，歌名叫著 “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人民真正好！
鏟除反動派！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跑！
中國人民大團結，卷起社會主義大浪濤！

我們必須情緒激昂地大聲唱，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指責我們暗藏了反社會主義的情緒。犯人只好聲嘶力竭高聲唱 “ 社會主義好”。後來這支歌由於其它的原因，變得非常有名。有一名犯人無法通知家人，自己已遭到逮捕，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他看到同村一個叫達加的人也在田裡，就編了另一個版本的 “ 社會主義好”﹕

達加兄弟！
達加兄弟！
捎個信給羅布扎克。
告訴家人我有東西吃，
也有衣服穿，
他們要心安。
只把孩子照顧好，
就說我上拉薩了。
中國守衛只知道這支歌的韻律，因而不知道它的內容已經被偷梁換柱了。

卡車往前開著，紅旗飄揚，汽車引擎聲淹沒在喧天的鑼鼓聲中。在田裡耕作的農民向我們揮手，大概以為這是一個歌舞團，萬萬想不到幾輛卡車裡裝的都是犯人。

兩天之後，我們到達了拉薩外圍的堆龍扎村，這裡已經改成一個軍營了。每人發了一套製服，是卡嘰布的舊軍服，拉掉了口袋，全部染成深藍色。

從這兒再繼續開往扎奇，此處以前是拉薩城外的一個西藏營地。那天晚上我們擠在一個大房間裡，打地鋪過夜。整天沒有吃任何東西，卡車上一天的顛簸，弄得人筋疲力盡。

第二天早上，一個高大的人打開門，把兩個人犯人叫出去，為大家準備茶水。我隨身帶有家裡給我準備的簪粑，就著茶吃了。屋子裡的氣氛稍為松馳下來，大家開始交頭接耳。大門是開著的，開始我們還有一點猶豫，但是逐漸地大家一個個走到門外去，好奇地打量著這所新監獄。

在狹小的空間裡，犯人們肩擦肩擠成一堆。這裡關的是藏軍部隊的殘余，和一些光頭上長出短發來的數百個僧侶，他們現在都成為中國人的階下囚。我猜想扎奇西藏第一監獄大約有六千左右的犯人。

有幾天時間沒有審問，也沒有大會和勞動任務，大家稍為放松了一口氣。我發現一些以前哲蚌寺的僧侶，就坐在陽光下交換彼此的經歷和最新消息。一天晚上，回到臨時監宿，同伴說我錯過了今天的一個集會，有個中國軍官把大家的名字和有關細節都登記下來了。第二早晨，這些人又被點了名，將被轉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的名字不在名單上。

犯人們被分派到西藏和中國各地不同的監獄裡去。我在羅布昆澤的同伴們被分配到偏闢的藏南茂密森林地區的山南監獄。

山南後來變成了死囚監獄，很多同伴在那兒餓死和病死。我能逃脫山南的命運，是因為那一天沒有參加點名。我被分在一個勞動組裡，沿著拉薩的河谷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替中國軍隊修建房屋。

我們在露天搭帳篷過夜，隨身只帶了很少的個人日用品和臥具。早期，中國人不發棉被給犯人，所以必須隨身帶著自己的被子。帳篷四周圍著非常密的鐵絲網，連一只手都伸不出去。一大團活動的鐵絲網用來充當大門，兩個士兵日夜守在那兒，另外有幾個守衛背著步槍，在營地的周圍走來走去。每天早上我們從營地步行到工地去，中國人加緊在西藏地區築路、建造房屋。

我不太清楚，缺乏食物和生活必須品也屬於懲罰的項目，還是僅僅因為中國人沒有準備好，不知道怎麼應付巨大數量的犯人。總之我們必須自己設法張羅用具，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受到突然的逮捕，根本沒有時間打點行李，帶上搪瓷杯子和碗等日用品。而沒有碗就領不到食物，有一些犯人帶了自己的木製碗，可是這些碗很快就裂開不能用了。平時藏人的奶茶給木碗上了一層油，所以很耐用，但是牢裡分配到的熱湯把這層保護油層沖刷干淨，木製碗很快就裂開了。

在堆龍扎食物很快變成嚴重的問題。我家因為不知道我在哪裡，所以沒有辦法供給我食物。我的腦子整天都在想著吃食，所有的人都想方設法尋找食物。伙食一成不變每天早晨有一杯紅茶，晚上有一碗面上漂著幾片菜葉的稀湯。每晚獄方分配給每個人4 盎司簪粑，這是第二天的食物。可是很多犯人太餓了，他們等不到第二天，當天晚上就把它狼吞虎咽地吃下去，這表示他們第二天中午沒有任何東西可吃。

每天晚上返回營地的時候，可以得到一碗湯。如果誰幸運地有一只大碗，那他就可以得到一整碗湯。如果只有一只小碗，那就只能得小碗湯。一切只憑碗的大小來決定，沒有其它的辦法。

在整個監獄體製裡，食具成最珍貴的東西。有些犯人弄到中國士兵定糧的錫罐子，我們常常在垃圾堆裡面尋找這些非常珍貴的空罐子。這些罐子易銹，用了一個月左右就銹穿底了，沒法再用。有時候犯人把生銹的罐子再重新打造成稍為小一點的形狀。最搶手的罐子是裡面鍍了一層黃色涂料的，這種表示它們不會生銹。

我們學乖了不常洗刷這些罐子，否則黃色的涂料就會駁落，罐子也會很快穿底。有涂料的罐子原來是裝了豬肉的，有時候在找到的罐子裡面還殘留著一點碎肉。

這種罐子被視為稀有珍品。

我在軍營附近找到這樣一只罐子，我把它珍藏著，甚至還專門為它做了一個木頭的盒子來存放，這樣便於隨身攜帶。在監獄裡你甚至會用珊瑚綠寶石或金戒指去換一個有涂料的罐子，因為在牢裡生存下來是頭等要事，珠寶都已經失去了價值。

食物的匱乏越來越嚴重，分配的少量簪粑根本不夠延續我們的生命。我已經沒力量承受自己的體重了。饑荒開始了，有天早上我醒過來，發覺兩個囚犯已經在夜裡死去。我們晚上睡覺，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活著醒來。

以前的僧侶生涯使我訓練有素，我把簪粑配糧分成很多小團，每隔一段時間，就放一小團在嘴裡。大家把皮靴放在一起煮成一鍋很稠的湯，人們吃一切能夠找到的東西。有的人吃草，這使得他們脹氣，病就更加重了。

我們忍受了一年多的饑餓。後來中國人解釋說，社會主義友邦蘇聯取消了對中國的援助，並且逼迫中國償還以前的借貸。有個中國軍官說蘇聯要求中國用五谷來償還貸款，這就是當時中國全國面臨嚴重饑荒的原因。中國人從來沒有承認，糧食的短缺是錯誤的農業政策造成的。

1962 年年底，我們又被調回扎奇監獄。大家都必須參加大會，總結經驗。整個藏區的囚犯都來到拉薩，我們發現，過去兩年之間，很多1960 年被逮捕的人都餓死了。上面還是根據舊的名單點名。當一個名字被點到，沒有人回答時，其他的犯人就大聲喊﹕ “ 他已經餓死了。”

年紀大的中國軍官明白這些問題，可是又不能承認。他們警告大家不要提餓死的事情，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怎麼可能有人餓死？後來點名又開始了，對中國人來說十分尷尬，一個死人的名字被念出來，沒有人回應，大家都保持沉默。點名的軍官等了幾秒鐘，在群眾裡望望，沒人反應。最後有些人用藏文說﹕ “ 他斷氣了。” 中國干部對於這樣的回答相當滿意，因為這就不至於讓社會主義新社會背黑鍋了。從此以後，每次點名，點到死人，我們就回答﹕ “ 他斷氣了。”

後來我們被編成較小的組。有一天，中國干部在藏人翻譯的陪同下，過來跟犯人談話。他似乎被我們的故事感動了，表示可以把我們送回原住地附近的監獄去。對我而言，就可以被送回羅布昆澤監獄。中國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我們很快發覺，把藏族囚犯分成很小的組，是怕發生暴動。當時印度和中國正頻臨戰爭爆發的邊緣，數十萬藏族囚犯對中國內部安全構成相當嚴重的威脅。表面上的仁慈，只是一種策略，為了穩定人心而已。

在我返回羅布昆澤之前的幾個月，監獄裡的學習會集中討論新的題目﹕ 指控印度為 “ 擴張主義者”，還罵印度元首尼赫魯為 “ 帝國主義的走狗”。上面攻擊印度越厲害，我們就越抱希望，西藏能夠很快被解放。我們並不知道監獄大牆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中國對於印度的強烈抨擊，使我們相信達賴喇嘛可能在國際上得到了支援。大家都祈禱能夠及早得到自由，監獄裡人們悄聲地傳說 “ 快了，快了”。

11 月的一天，一組人被推上一輛卡車，將被轉運到羅布昆澤去。我覺察到中國干部提高警覺，對於印度感到極度憤怒，說印度想 “ 蠶食” 中國。大家都暗笑，有一些膽子大的囚犯說﹕ “ 你們也是這樣對待西藏的。”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聽了之後居然沒有發作。每當監獄外面的情勢緊張，監獄裡面的控製就會放松。犯人現在也能夠得到一點家裡的消息，我獲知家中受到極大的打擊，所有的土地都被沒收了。

上面甚至開始釋放犯人，每天都有五個到十個人回家。能重獲自由的一線希望給人們注入了無限的力量。大家都聚集到院子裡去，跟那些幸運返家的人道別，他們也會安慰地說，不久就會輪到我們了。1962 年的10 月和12 月之間我們的士氣非常高昂，好像轉機就會來到，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相信自己也會被釋放，我決定返回嘎東寺去。我聽說那裡還剩下一些僧侶。每天我都幻想著是輪到我向其他犯人道別了，我可以走出大門，爬上送我們回家的卡車上去。12 月一個寒冷的早上，我們囚房內的二十名囚犯中的五名被命令卷鋪蓋，我是其中之一。我把東西捆成一卷，笑聲夾著竊竊私語聲，每個人都在微笑。我走出門口，看見其他人都已在外面等著了。原來以為只需要辦一個很簡單的手續就可以回家，可是等了又等，一點動靜也沒有。

兩輛軍用吉普車開進院子來，上面坐了一些穿藍色毛料服裝的高級軍官，監獄干部急忙跑出來迎接。他們彼此笑著握手。我們還在等待，又等了幾個小時，還是沒有動靜。

到了下午，一個藏人翻譯叫我們先返回囚房，說到晚上才會被釋放。在房間裡的等待越來越令人坐立不安，也不知道是否應該把鋪蓋卷打開。後來一個守衛來把大門鎖上了，他告訴我們今天回不了家。第二天發了一份報紙，上面有很大的標題﹕ “ 中國勝利了！” 這個標題說明了一切問題，被釋放的希望幻滅了，我又要重新面臨饑餓、少得可憐的口糧、沉重的勞動和不斷的毆打。我得把憤怒按捺下去，我們沒有任何的反抗力量。

大家被集合到院子裡去開會，我發覺中國人都興高采烈，他們走路時帶著一種新的傲慢態度。一名軍官發表了一場勝利演說，宣稱中國非常強大，人民解放軍寬宏大量，暫時停火，接著他開始辱罵達賴喇嘛。

中國人對藏人的精神和政治領袖的態度有了突然的轉變，以前共產黨總是比較謹慎，不直接對達賴喇嘛進行人身攻擊，但是現在卻直接辱罵他是一個反動分子，說印度遲早會把他遣返西藏。一個軍官說﹕ “ 你們想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的夢想是永遠地粉碎了。”

我知道釋放是無望了，所以開始考慮逃亡。在沒有驚動牢裡其他二十名同犯的情況之下，我悄悄打聽到另外有六名犯人也準備逃亡。其中包括一個六十八歲名叫杰波的老人和他的兒子旺杰。杰波說他寧可死在逃亡之中，也不願意留在監獄裡。還有另外一個嘎東的和尚名叫洛丹格桑。我不太熟悉洛丹，由於他來自於同一個寺院，所以我信任他。另外一個年青名叫達杰，他對山裡和高原地區的地勢很熟悉，這是非常有用的。他家的人已經逃到印度了，達杰想去跟他們會合。

大家推舉我來布置逃亡的計劃。當然不能夠在白天工作的時間逃走，唯一的可能性是在夜裡。對於羅布昆澤監獄的結構我相當清楚，認為有一個方法可以逃脫。這間牢房以前曾經是廚房，一邊的牆後原來有一個專門運送木材和牛糞的小門。我第一次到羅布昆澤的時候，管理人令我把這個小門封閉，所以我知道，把幾塊土製的磚挖開是很容易的。

有一天早上，守衛來把大家帶去勞動，我假裝病了。很幸運，他沒有繼續追問，就把門反鎖把我一個人關在房間裡。我走到牆角開始用一根小棍子去挖牆上那一塊比較軟的土磚。泥土很松，我很快就感覺到磚頭開始松動了。只是現在不應該把它們推倒，否則聲音會驚動守衛。我把縫挖大，伸入手指，把土磚一塊一塊卸下來。為了不讓別人發現我做的挖掘工作，我們必須當天夜裡就逃走。那天晚上，犯人從地裡返回來之後，我告訴那個老人今夜的行動計劃，並且讓他轉告其他人。

午夜時分我爬到牆角，把泥磚一塊塊卸取下來，已經看到天上的一顆星星了，接著我的肩膀也能夠穿過洞。老人跟在我後面，接著是他兒子和其他幾個犯人。我叫他們貼進牆壁，守衛在我們頭上走來走去，可是這座牆很高，他們在黑暗中看不見我們。當最後一個人也從洞裡爬出來後，我們開始往山下爬行。接近村莊的時候，狗兒吠叫起來，我很怕會驚動守衛，想像著他們拿著火炬從山後追趕上來。月亮晶瑩，整個晚上我們都朝著山裡疾行。天亮時，到達山際的頂端，往下看去，整個村莊都浸在晨曦桔色的微光之中。我們在一個小山洞休息，大家倒頭就睡。

達杰把我推醒，到山洞門口指給我看，山下有一隊中國士兵騎著馬朝山上走來。士兵們把村莊四面包圍起來，進行搜捕。我們決定繼續入山，往不丹邊境逃亡，這有四至五天的行程。

那是隆冬時節，山路被雪覆蓋，我們走過的地方，都留下腳印，給搜捕的中國士兵提供了線索。必須日宿夜行，太陽一下山，溫度就降到零度以下，我們襤褸的衣衫不足以御寒，疾行卻使身體保持溫暖，月光也在夜裡照亮了小路。白天很暖和，太陽照在雪上非常剌眼。我們隨身帶著簪粑，加一點水，這就是干糧。

翻山越山嶺，走了五天四夜，追趕的人似乎越來越逼近了。達杰是向導，他對於山裡的情況了如指掌。第五天我們從一個高山上往一個叫甘巴羌塘的河谷走去。達杰說我們只需要穿過一條小路就可以到達邊界，一切就安全了。正在我們眺望不丹邊境的時候，一隊騎士兵騎著深色的馬從東邊的雪地裡朝我們趕來，同時開槍。大家都開始奔跑，我跳在一塊大岩石的後面，這裡是放牧者搭建起來的牲畜柵。一顆子彈打在我身旁的石頭上，聲音震耳欲聾。我把身體緊緊貼在石壁上，幾乎停止呼吸。我聽到槍聲和士兵們踩在雪地上的腳步聲，他們正向我走來，接著步槍的槍托打擊我的頭部和背部。腦袋深處有一長串的晌聲，我失去了聽覺，還沒有站穩，兩個年輕的士兵已把我的雙手綁在身後，並且把我杠在肩膀上。其他的同伴們也都被逮捕了，我看見三個士兵在打那個老人，其他的士兵在打他的兒子。

我們被帶到一個名叫旺丹巴左的村子裡。村民站在狹窄的泥路兩邊，手在空中揮動，口中喊道﹕ “ 打倒反動分子！” 我們被拉在村民面前游街，有人大聲喊叫﹕ “ 反動分子應該接受處罰！” 村人懼怕中國人，如果不辱罵我們，就會被指控是協助反動分子逃亡。我試著不去想下一步的命運。

那一夜我們被關在牛欄裡。午夜聽到輕微的腳步聲走來，停了一瞬，又消逝了。天亮的時候，我們發覺有人在門口放了食物，大家象畜牲一樣狼吞虎咽地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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