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天葬西藏的命運

第十六章  無法破解的 “ 局 ”
西藏的怪圈
 達賴喇嘛的苦衷
 達賴的漢人同盟者
 中共再施鐵腕
 注釋

  相關事物之間形成一種固定結構，事物的發展被那結構所左右，而處在結構中的各方原本都不希望的結果，最終則一定出現，我把這樣的結構稱為 “ 局 ” 。
  “ 局 ” 的奇特之處還在於，即使陷在 “ 局 ” 中的各方---至少是各方的領袖人物---早知會導致什麼結果，卻仍然得向那個大家都不希望的結果策馬狂奔，既無法控制局勢，也無法控制自己。
  從事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應該就是避免 “ 局 ” 的形成。沒有 “ 局 ” ，政治是活的，政治家可以發揮自己的意志引導事物，一旦成為 “ 局 ” ，政治就死了，政治家只能被 “ 局 ” 牽著鼻子亦步亦趨。就誰也難以後退了。
  但是在西藏問題上， “ 局 ” 正在形成，甚至已經形成。
1.西藏的怪圈
  鄧小平改變中共對藏政策，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不干涉藏人歲其傳統宗教的信仰。這種解禁使西藏宗教獲得全面復興。這時的中共才發現它落進了一個 “ 怪圈 ” 。
  “ 怪圈 ” 是這樣的 ﹕ 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從宗教領袖 ----＞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達賴喇嘛同時又是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領袖。
  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本是為了爭取藏人對其統治的認同，緩解國際社會對其西藏政府的批評。然而上述 “ 怪圈 ” 的存在，卻使其目標和手段背道而馳。達賴喇嘛是形成這個 “ 怪圈 ” 的關鍵的一環。他以宗教領袖身份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擁有的精神影響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民族跟隨他反對中共統治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順理成章地轉化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則因此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重新禁絕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況也已沒有逆轉的手段和相應的替代意識形態；而放任宗教的發展，就無法防止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的身份對藏人所發揮的政治作用。
  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組織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來源，是全部社會財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為缺少溝通渠道，也無法發揮多大影響。他那時與那些逐漸被人遺忘的下台領袖和過時人物沒有多少區別。隨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復，情況就完全變了樣。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廟為依托，有一個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會階層的網絡。依靠這種網絡，西藏宗教成為不受中共控制的傳播信息和發布指令的獨立系統。目前，這個擁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廟的系統覆蓋面已經達到可以與政權系統（八百九十七個鄉級政府）覆蓋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廟同時具有從民間 “ 斂財 ” 的能力----那可以被視為建立在信徒自願基礎上的納稅制度。大量財富作為供奉流入寺廟。寺廟（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廟）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資源。既有組織網絡，又有財政來源，加上其至高無上的精神影響力和一呼百應的群眾基礎，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了 “ 潛政權 ” 的性質。
  對廣布藏區的寺廟和僧尼，中共雖然一直進行著所謂的 “ 統戰 ” ，不惜花費大量財力和精力，但是以為西藏僧尼們因此就會盡棄前嫌，並且在達賴和中共的對抗中站在中共一邊，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達賴喇嘛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是藏傳佛教的基本原則之一。很清楚，按照這樣的原則，西藏的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服從達賴喇嘛，是符合邏輯的行為，指望他們不服從達賴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廂情願。
  例如班禪喇嘛的傳統駐錫寺廟---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主持恰扎‧強巴赤列活佛，他平時對北京表現得絕對順從，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責為漢人走狗。北京對他也信任有加，給了他全國政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禪去世後，北京讓他全權負責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撥專款六百萬元人民幣。而在這個關係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則的大事面前，他在內心深處最效忠的是誰就考驗出來了。他花著北京的錢，用了五年時間，對北京始終虛與委蛇，暗中卻把尋訪靈童的每一步情況向印度的達賴喇嘛匯報，聽取達賴喇嘛指示，最終使達賴喇嘛得以搶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 ‧卻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
  按照正常尋訪的結果，根敦 ‧卻吉尼瑪本來的確是最佳的靈童人選，就因為達賴喇嘛搶先對他進行了確認，中共大為惱怒，導致了另選靈童的風波，結果既造成了靈童合法性危機，出現了兩個班禪並立的局面，也嚴重打擊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利用班禪制約達賴的戰略。中共將恰扎 ‧ 強巴赤列活佛投入監獄，判了八年徒刑，有報導說還對其實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並不後悔，他這樣解釋他的行為 ﹕ “ 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志，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 ” [1]
  僧侶之所以成為僧侶就是為了崇拜神並為神而獻身。要他們把熱愛世俗國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違背宗教的本質。反而正是為了實現神的旨意犧牲自己，才是他們追求的光榮。達賴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們思想和行動的指南。據有關材料統計，從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薩發生第一次騷亂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發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騷亂鬧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 “ 西藏獨立 ” 的名義下帶頭鬧起來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 “ 反革命罪 ” 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儘管達賴喇嘛本人進不了西藏，數萬服從他意志的僧尼卻廣布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
  如果中共要對付的僅僅是寺院和僧尼，雖然對上千座寺廟和數萬僧侶進行控制困難多並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決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對的，除了僧尼，還有人人信教的整個藏民族。對此前面已經談及，這里再舉一個小事為例。
  我在雲南藏區旅行時，有一次攔了一輛軍隊的越野吉普車。在向司機問路時，我看見車後座有一位中共解放軍大校，是個藏人。這樣高級別的藏族軍官不太多見，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軍銜，而是他懷里捧的大把柏樹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樹枝下面。他要幹什麼？我留下一個懸念。
  不久懸念就解開了。我的車和那軍車前後到達一個山口。那山口正對著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長頭。山口扯滿經幡，幾座焚香塔繚繞青煙。那位大校把他帶來的柏樹枝全部添進焚香塔，隨之空氣中散發出柏樹燃燒的香氣。大校沒有磕頭，但表情虔誠。解放軍的高級軍官應該是藏人中對中共最忠誠者，也是受中共無神論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樣要拜他們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個多小時，過往汽車沒有一輛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政府官員----全都下車對神山頂禮膜拜。
  當前，宗教已經成為西藏民間社會的主導力量。藉著宗教回歸，達賴喇嘛對整個藏族地區的影響已無所不在。儘管在具體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數老百姓與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馳，但對他們而言，宗教與世俗是兩個世界，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擾。力求二者統一是理性思維的邏輯，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需求。宗教賦予達賴喇嘛神的地位，他的與宗教本無關係的政治主張就混同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數藏人就會無條件地服從，或至少是不敢表達異議。
  宗教是達賴喇嘛紮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絕的時期，他只是一條無水之魚，而西藏宗教一旦復活，他就是根深葉茂的大樹。西藏宗教的一切實體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資源都可以為調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與宗教關聯在一起，達賴喇嘛的靈魂因此就能附著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雖然西藏的政權由中共控制，達賴喇嘛卻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權和人心，哪一個更有決定作用？中共奪取中國的政權，當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嗎？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達賴喇嘛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當時的拉薩還在中共軍隊戒嚴之下，拉薩卻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群眾自發慶祝狂歡。人們歡呼著向空中揚撒糌耙，向地上倒灑青稞酒，吉祥符和傳單滿天飛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廣場交通完全堵塞，因為買糌耙（揚撒用）的人多，糌耙價格從每斤三角暴漲到每斤兩元。畫有龍、虎、羊等圖案的吉祥符紙片鋪滿了地面，大昭寺門前積存了一厘米厚 [2]。這種場面給中共心里留下什麼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對這個怪圈，長時間地找不到應對辦法，使局勢向著矛盾激化方向發展，直到危機暴發，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發表 “ 五點計劃 ” 的演說六天之後，作為回應，拉薩發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後第一次要求西藏獨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獨立國旗幟，高喊 “ 中國人滾出西藏 ” 的口號，環繞人群擁擠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為沒有接到上級的明確指示而無所行動，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區政府所在地進發，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遲鈍和息事寧人鼓舞了僧人進一步表達他們的意志。三天後的中國國慶節，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舉行游行。這回已有準備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但卻非常沒有策略地把他們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進行審問，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還對不馴服的僧人進行毆打。八廓街是拉薩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區，僧人被打的情況和慘叫之聲可以被周圍的藏人聽到。這極大地刺激了在傳統中把僧人視為 “ 寶 ” 的藏人群眾，勾起他們對西藏宗教在毛澤東時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憶。群眾開始自發地對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議口號並扔石頭。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圍攻局面。而當局對那種情況既無預料也無措施，可想而知，事態如果不是在一開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會擴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不久就發展到縱火，燒汽車，毆打街上的漢人，還有人趁亂搗毀和搶劫街面的商店。 “ 西藏獨立 ” 和 “ 把漢人趕出西藏 ” 的口號也立刻傳遍拉薩。
  我訪問過一個當年在場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為當官的怕丟烏紗帽，誰也不敢做決定，不下令採取措施，事態就制止不住。他們當時被調到現場，但只能被動地挨打，什麼準備也沒有，沒有盾牌、警棍，更沒有國外警察那些防暴設備，連鋼盔在開始都沒有，後來才從野戰軍調來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說的 “ 決定 ” 和 “ 採取措施 ” ，說白了就是下令開槍。平時沒有準備，遇到這種突發事件，要麼束手無策，要麼就只有開槍一個選擇。有槍不開，拿在手里還不如燒火棍好使 1，遠敵不過藏人手里的石頭。何況群眾人多，軍警人少。這和北京 “ 六‧四 ” 時的情況是一樣的。
  當八廓街派出所被圍攻的群眾點火焚燒時，困在里面的警察通過對講機向西藏的中共首腦請示，首腦們只回答 “ 要冷靜，千萬不能開槍 ” ，但是對警察們繼續追問怎麼辦，對講機里只有雜音而聽不到回答，氣憤的警察向沒有聲音的對講機大喊 “ 你們他媽的是人不是人，還管不管我們死活 ”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對西藏的中共首腦來講，沒有北京的明確指示，他們絕對不敢擅自下令開槍。開槍不開槍是分水嶺，性質截然不同。他們既沒有別的手段和辦法，又不能下令開槍，就只有乾等北京的指示。其實誰都明白，所謂的北京指示，別的照舊沒用，等的就是一個開槍的許可。
  然而允許開槍對北京又何嘗是輕易之事？八廓街發生騷亂三個多小時之後，西藏黨政首腦終於等到 “ 中央指示 ” ，那不過是公安部辦公廳一位副主任通過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傳達的，內容有五條 ﹕
一 .可以出動消防車救火；
二 .一定要保護好群眾；
三 .對搶槍、燒車、砸車採取堅定果斷措施；
四 .現場指揮要沉著冷靜；
五 .不要開槍。 [4]
  一眼就能看出來，對於制止事態，這實在是等于什麼都沒說的五條。希望能通過北京指示減掉自己壓力的西藏黨政首腦，壓力更為沉重。沒有獲得開槍許可，他們就沒有任何 “ 堅決果斷 ” 的措施。事實上在那幾天，拉薩中心的八廓街一帶基本失控，被有人說成是已經實現了 “ 獨立 ” [5]。
  當然，警察還是開了槍，並且打死了人。現在無從證實是有了允許開槍的命令，還是警察自發開的槍。不過不難想象，警察手里有槍，總讓他們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即使沒命令，他們最終也一定會開槍。也許那正是西藏黨政首腦所希望的。上面不下開槍許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開火，再多發射一些子彈也就沒有本質區別，騷亂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懾可以形成，事態就能平息。如果事後上面有追查責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負。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後一系列抗議活動和騷亂的開端。中共後來也習慣了開槍，並且動輒以開槍解決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多報導，這里就不再贅述。對於為什麼偏在西藏社會進入最好狀態時發生如此廣泛的動亂，下面是中共《人民日報》記者采訪的一些拉薩人的言論片段 ﹕
  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
  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去。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目，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輕人打石頭，跟著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 “ 西藏獨立 ” 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這一邊。上邊看來不了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越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在社會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採訪這些言論的記者還透露了他以 “ 特殊方式 ” 對參加騷亂的一個喇嘛進行的採訪（那 “ 特殊方式 ” 大概是裝成臺灣或香港的遊客） ﹕
  問 ﹕ 你贊成西藏獨立嗎？為什麼？
  答 ﹕ 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 ﹕ 你願意當喇嘛嗎？
  答 ﹕ 當然，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 ﹕ 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不錯嗎？
  答 ﹕ 他們漢人把我們的寺廟都毀了，當然應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2.達賴喇嘛的苦衷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一日拉薩的示威及街頭暴亂，直接起因是藏人對達賴喇嘛美國國會演講的回應。雖然那次演講內容被冠以 “ 五點和平計劃 ” 之稱，但演講內容主要還是對中共西藏政策的譴責。五點建議的大意分別為 ﹕
  一 .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
  二 .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
  四 .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
  五 .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藏族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 [7]
  演講雖然表達了達賴喇嘛希望與北京談判的願望，也沒有公開宣布要求西藏獨立，但別的不說，僅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第一條），已經和獨立相去不多。演講沒有對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進做出評價，矛盾仍集中於北京的譴責。這無疑使西藏境內的自然反對派與北京的對抗心理得到加強，從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個月內，拉薩發生了十八次示威騷亂，最終導致北京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開始，對拉薩實行了長達四百一十九天的軍事戒嚴。
  從心里，達賴喇嘛肯定願意西藏獨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與中國的力量之懸殊，獨立是沒有希望的。在拉薩出現大規模藏人抗議運動、國際社會紛紛對北京施加壓力之時，手里有了更多籌碼的達賴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於一九八八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對中共的妥協----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並同意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放棄西藏獨立的正式表態，比起以前的立場，應該說做出了重大讓步。
  在以後的歲月里，達賴喇嘛進一步表示他 “ 從未提倡西藏獨立 ” [8] 儘管他仍然堅持在歷史上西藏和中國是兩個國家，但那並不意味著他現在贊成西藏獨立。他還批評中共一直破壞他的名譽， “ 老是認為我要獨立 ” [9] 雖然有人認為達賴喇嘛的這種言論與他以前說的話並不完全一致 2 ，但至少可以表明達賴喇嘛的轉變，是一種願意妥協的表示。
  然而北京對達賴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慮。達賴喇嘛的讓步是建立在 “ 五點和平計劃 ” 基礎上的，有這樣幾條限制性的條件 ﹕
  一 .與中國結盟的西藏必須是將中國所有藏區統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將實行與中共統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體，由西藏人自己進行高度自治；
  三 .北京雖然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辦事處，在 “ 非政治領域 ” 發展獨立的對外關係並參加國際組織；
  四 .國防方面，僅同意 “ 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數的軍事設施 ” ，並限制那些軍事設施只能是 “ 防禦性 ” 的 [10]
  對北京來說，只為換取達賴喇嘛口頭上承認西藏留在中國，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國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達賴喇嘛走以前還不如的狀況嗎？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達賴喇嘛有什麼資格提出那些要求，憑幾百個藏人在拉薩街頭扔石頭，或是西方國家的幾個議員表示抗議，就能讓擁有幾百萬軍隊、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範，讓出它統治了幾十年、投進了無數人力財力的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交給被它打出國的西藏流亡者去統治嗎？別說幾百個藏人扔石頭，當年上萬荷槍實彈的叛亂者盤踞拉薩，不也就是幾十個小時就被打垮了嗎？在北京眼里，達賴喇嘛提出的交易純粹是 “ 空手套白狼 ” ，異想天開。
  對比一下中共開給達賴的條件，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差距，形容為天壤之別毫不過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點 ﹕
  一 .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了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
  二 .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布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四 .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大建議他還當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生活上也維持原來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西藏現在的年輕人已上來，他們工作做得很好嘛！當然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不要擔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因為我們國家發展了。
  五 .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短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來，給我們一個通知，如果經香港從陸路到廣州，我們就派一位部長級幹部到邊界去迎接他，也發表一個消息。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歡迎他，並發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諾只是派一個 “ 部長級 ” 的幹部迎接達賴，給達賴一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虛職，連西藏都不讓他回，怎麼可能跟他去談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當然，達賴喇嘛是不會接受中共那點可憐條件的。對於一個為西藏解放奮斗了幾十年的民族領袖，那簡直是個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達賴喇嘛的政治眼光，又豈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談判基礎呢？
  -----他實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說他的個人信念是否允許他退，他的社會基礎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義上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可是他真正能夠接觸的藏人僅僅是跟隨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數量約為十萬左右。比起西藏境內的四百多萬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說是六百萬），那十萬藏人數量雖小，卻是達賴喇嘛立足其上的整個藏人社會。流亡政府從他們中間產生，稅款由他們交納，選舉由他們投票，西藏解放的事業由他們進行，國際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們代表。多少年來，他們一直為西藏自由而鬥爭，那幾乎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他們的子女從小就在仇恨中國的教育下長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經成為流亡團體的骨幹。對他們，即使是中共絕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視為喪失了基本原則，因而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有多少藏人堅持西藏獨立而反對放棄了獨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 西藏青年大會 ” 的秘書長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認為 �� 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公開地表示反對達賴喇嘛。
  事實上，我們認為那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明智之舉。把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國，就等於是放棄西藏的主權。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任何的妥協。我們認為我們應該鬥爭到底，一直到實現西藏的獨立為止。這是 “ 西藏青年大會 ” 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國人會談不會有任何的結果的。我們所應該要做的，就是靠鬥爭搶回所有屬於我們的權力。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不能憑嘴皮子！
  中國人絕對不會輕易放棄西藏的。不過我們也不會轉易地放棄我們的動機。面對著中國人允許我們是少了一點，可是我們有堅決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們的目的只是在我們有生之年，重新獲得西藏的獨立，不過鬥爭的精神必須代代薪傳不絕才有這個可能。我們對達賴喇嘛的建議不敢苟同，我們認為我們有強烈表達不同意的義務。 [12] 。
  扎西南杰的 “ 西藏青年大會 ” 是流亡藏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少壯派組織，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地方分會，上萬名成員，其骨幹分子大多數是受過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會，有民主思想，活動能量遠遠超過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達賴喇嘛駐英國及北歐國家的代表，現任倫敦 “ 西藏基金會 ” 主任。作為流亡藏人的高級官員，他也公開反對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說都是個嚴重錯誤。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贊成這個演說的提議。尤其是和中國聯盟並且把國防責任交付給中國這一點。讓中國人有權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們並不要完全獨立。
  … … 我要說如果我們不為爭取完全獨立而戰鬥，人民會逐漸喪失這個希望。這也就是說，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卻沒有因而給西藏人帶來一點利益。我不認為支持獨立鬥爭會給西藏局勢帶來任何不良的影響。我不相信接受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國人在我們的家鄉落藉。 [13]
  流亡藏人內部對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對使達賴喇嘛受到極大壓力，他最終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為沒有得到中共的回應，他在流亡藏人內部遭受的強烈反對大概也不無關係。
  達賴喇嘛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必須以理性和妥協的姿態才能使處弱勢的西藏在北京談判中取得進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顧及流亡者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個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發生難以調和的衝突。尤其後者不僅是信仰和道義的問題，還有很多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
  例如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對北京所做的 “ 退步 ” ，是把西藏獨立變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範圍是 “ 所有藏人居住區 ”-----即大西藏。對北京來講，那哪里是 “ 退步 ” ，即使在五十年代達賴沒有走出以前，《十七條協議》給他的治理範圍也不過是西藏自治區（很長時間還不包括昌都地區）。甚至在清朝和民國，達賴的行政管轄範圍也沒有超過衛藏。現在他一無所有地回來，要的領土竟然比原來還多一倍！北京對這種 “ 妥協 ” 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從現實出發，比較明智的策略是，達賴喇嘛應該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狀況作為談判基礎，或像有人建議的那樣重新回到《十七條協議》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 [14] ，第一步是爭取回到西藏，實現衛藏 ----即西藏自治區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實體後，再根據中國社會的變化，掌握時機，利用國際輿論和國際力量，繼而圖謀大西藏範圍的自治，最後實現西藏獨立的目標，甚至也不是沒有可能。關鍵是要先回西藏，為此就不應該把起點定得太高，否則是不可能取得現實進展的。
  這本是常識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達賴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採取這種現實謀略和靈活手段的，最簡單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來自衛藏，還有相當比例來自安多和康區。五十年代對中共的武裝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區，大批反抗戰士和百姓為了躲避中共軍隊的圍剿而逃到衛藏。在達賴喇嘛出走之後，他們也隨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構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議會一共四十六個議席，其中三十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和衛藏三大區分配的，每個地區十個議席， [15] 那麼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議會難以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無論從公正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各方面的利益出發，皆說不過去。僅此一點，就決定了達賴喇嘛與北京的談判，幾乎永遠無法找到共同點。
  達賴喇嘛也有一個自己設的 “ 局 ” 。為了增強流亡陣營的戰鬥意志和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他必須把中共描繪成徹頭徹尾的魔鬼。那形象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也許合適，但到鄧小平時代，中共已經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達蘭薩拉的宣傳口徑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反而由於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推行人權政策，為了獲得西方國家對西藏的更多支持，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變本加厲地攻擊中共，包括有意進行錯誤導向和胡編亂造的指控，這種宣傳政策無疑受到了達賴喇嘛的寬容，因為在他自己發表的各種言論中，也同樣看不到對中共改善西藏狀況的正面肯定。在雙方宣傳機器互相攻擊的漫罵性氣氛中，是不可能導致建設性談判的，反而使北京產生 “ 好心不得好報 ” 的惱怒，失去與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麼都不得好，乾脆我行我素。
  西藏問題國際化的趨勢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同時也形成了一種使他陷身其中的 “ 局 ”-----既然全世界都在為西藏說話，他作為西藏的精神領袖與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領袖，只能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國際社會的 “ 好意 ” 和期望去表演。那雖然會博得喝彩，樹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對解決實質問題卻不一定有益，反而會使他越來越無法改變形象和採取現實策略，與中共的距離只能越來越遠。
  幾十年來，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獨立作為旗幟，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從小就把獨立的目標視為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他們所接受的關於西藏歷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國描述為殘暴的侵略者，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奮勇接過西藏解放之旗，而沒有因為時間流逝和遠離西藏本土失去對故鄉的關懷。但是在需要與北京進行更為靈活的談判時，妥協和退讓的余地卻會因此變得很小。受過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輕一代又不像傳統藏人那樣迷信達賴喇嘛的權威，他們毫不猶豫地對達賴喇嘛提出批評，甚至對他的神聖地位進行質疑。倫敦 “ 西藏基金會 ” 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開對西方記者抱怨藏人對達賴喇嘛過分崇拜，認為應該是覺醒的時候了。
  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什麼都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是神，所以他不會犯錯。我可不信這一套。我是佛教徒，沒錯。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我常常對我的同胞說，達賴喇嘛變老了。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 ﹕ 他到底是不是菩薩的化身？ … … 同樣的，當他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問這些問題。當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提醒他。[16]
  年輕一代寧可與中國人戰鬥到底，直到徹底解放西藏，實現西藏獨立。他們反對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義。 “ 西藏青年大會 ” 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義的時候，否定的口氣十分強烈。
  達賴喇嘛的建議非常不好。他說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達賴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為全體人類謀幸福。他談沒有國界，沒有護照，沒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這種事情。我們可不，我們不能用相同的眼光來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要很真誠。我們不能說 ﹕ “ 既然達賴喇嘛不怨恨中國人，我們也不怨恨中國人。 ” 不。相反地，我們非常痛恨中國人。我們痛恨所有的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禍害的根源。他們侵略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睡覺。 [17]
  甚至連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贊成使用暴力把中國人趕出西藏。非常難以想象中國人會灑脫地自己離去。除非是我們使用這個 (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機的手勢）。您知道達賴喇嘛提出了他的計劃。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紅臉。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是同情達理的。他在這上面付出了無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們必須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給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所認識的唯一壓力就是暴力 … … 我們必須要製造流血事件。
  … … 我們應該做些不讓達賴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夠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過，您知道，我們生存在一個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了解。我想中國人只聽得懂暴力的語言。 [18]
  之所以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認可恐怖主義，是因此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別的途徑去想象幾百萬藏人如何可以戰勝十多億漢人和他們的三百萬軍隊。恐怖活動可以用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一方面， “ 這樣可以使中國人心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 ”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動容易獲得廣泛影響，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當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聽從達賴喇嘛的主張，放棄使用暴力，會比較容易得到西方各國政府對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
  當阿拉法特殺人、製造恐怖的時候，各國政府爭相與他會晤。他由此而得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 … … 阿富汗的游擊隊也是一樣。當他們到倫敦的時候，圖謀被邀請上唐寧街十號晚宴。當一直提倡和平、愛與慈悲的達賴喇嘛到倫敦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安排接見他。為什麼？並不是因為他不是個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對他敬仰有加。問題就出在達賴喇嘛沒有攻擊性。他不會製造問題。因此，根本不需要為他的事情操心。
  我們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誤解為力量薄弱的表現 … … 如果這些暴力行為瞌得到成果，為什麼我們不用這一招？這個世界就吃這一套。 [20]
  近幾年西藏發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義者在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目前那些恐怖活動還遠沒有達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發展勢頭不可小視，水平也會逐漸提高。
  在內部分歧和激烈爭執中，達賴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選擇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此，達賴喇嘛於一九九五年提出了 “ 人民公決 ” 的設想-----即由全體藏人對目前存在的四種主要方案進行投票表決，為西藏確定一條未來道路。四種方案分別為 ﹕
  一 .西藏獨立；
  二 .“ 中間道路 ” ；
  三 .“ 自治道路 ” ；
  四 .“ 正義事業運動 ” 。
  其中的 “ 中間道路 ” 即為達賴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持西藏獨立的人認為，如果同北京對話能夠取得成效的話，走 “ 中間道路 ” 也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爭取同中國談判是沒有希望的，因此 “ 中間道路 ” 沒有實際意義，既然達不到解決問題的目的，那還不如將獨立的要求堅持到底。
  “ 自治道路 ” 比 “ 中間道路 ” 還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權，暫時可以不談其他要求。能爭取到西藏獨立當然很好，但那並沒有實際可能性，連 “ 中間道路 ” 也是不會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須基於現實的基礎，實現充分自治比起現在由中共統治，就是獲得了很大的進步。
  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現在選擇西藏未來道路還太早，不過是口頭選擇一下而已，並不能真正實現，目前的情況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臨危險，因此他們主張首先應該像當年聖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義事業那樣在西藏開展正義運動，發動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認漢人統治的運動，要不惜犧牲生命為正義事業努力奮鬥。正義運動開展得越深入，西藏問題在國際上的影響就越大，也就可以促進使中國轉變思想。只有當正義運動在西藏形成一定規模時，才能真正決定選擇什麼道路的問題。 [21]
  在公決方法上，達賴喇嘛提出，鑒于西藏境內被中共統治，進行全面投票公決有困難，因此，可以採取在各地區徵求代表性意見的辦法進行，而對境外藏人，則要有組織地全面徵求意見以最終確定結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機構不斷查出境外帶進西藏的 “ 公決表 ” ，說明公決活動一直在推動之中。
  公決是使達賴喇嘛擺脫兩難境地的一條出路，但也同樣可能把西藏問題進一步推進難以破解的 “ 局 ” 中。即使是達賴喇嘛自己提出的 “ 中間道路 ” 最終能獲得公決的多數同意，他在與北京的談判中，從此也就再沒有了退讓的余地。因為按照現代世界的民主規則，公決結果意味著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違背和修正。對於篤信宗教的民族，達賴喇嘛在進行公決的過程中也許可以充當主宰民意的神，而公決一旦完成，他就將淪為公決結果的人質。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則，採取民主的公決形式，又把公決結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為自己的行為依據，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執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種時候，如果他的 “ 中間道路 ” 不被中國接受呢？那幾乎是肯定的。除了囿於公決結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個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尋找別的打破僵局的辦法了。
  大的歷史轉折和突破性進展往往是在強權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實現（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實現），達賴喇嘛本來有這個條件，但出於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國際舞台對他的角色確定，他主動放棄對自身權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來交給並不清楚民主為何物的大多數藏人，前途如何應該是帶著很多問號的。
  另外，達賴喇嘛的年齡也是形成 “ 局 ” 的一個因素，生命有限，終點越來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一生壯志未酬，誰也不會心甘情願。六十三歲的達賴喇嘛已經沒有多少靜觀待變的時間，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從他與一位流亡中國人的談話可以得到反映。當那位中國民運人士表示中國實現民主後，西藏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時，達賴喇嘛說 ﹕
  我給你講一個寓言，佛祖釋迦牟尼誕生後，有一個婆羅門會看相，他看出釋迦牟尼未來會成為挽救人類的導師，但他自己卻哭了，他說 “ 佛祖會完成他的偉大事業，但那時候我已經死了。 ” 那麼你看，西藏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在未來民主中國出現時候之前一刻，西藏卻死掉了？ [22]
  在為西藏自由而鬥爭的事業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達賴喇嘛身後接替他的旗幟。這是西藏宗教轉世制度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每位達賴喇嘛去世之後，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轉世-----也即後一位達賴喇嘛才能長大成人，擔當起西藏政教的領導大業。而那二十年時間，往往是脆弱和容易發生問題的階段。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決西藏問題，他的死亡將使西藏自由事業群龍無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內亂和低潮。即使下一任達賴喇嘛成年後有能力重整旗鼓，時間的浪濤可能已將藏人的戰鬥意志和世人對西藏的同情沖刷掉了大半。這悲哀的情景可能經常在達賴喇嘛腦海中浮現。他目前身體不錯，加上善于養生，也許還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但是在歷史長河中，一二十年不過是彈指一揮間。對他這有佛之大胸懷的人，對此再清楚不過。他之所以要搶在中共前面指認班禪靈童，這樣一個動機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 按時間計算，他在去世時，現在的班禪靈童將已長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禪能夠在那時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業的旗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靈童必須由他指認，才有利於形成這種薪火相傳的關係，而不會像以往歷史那樣，讓漢人把班禪當作對抗達賴的工具。
  且不說達賴喇嘛走的這步棋是否會在將來產生他預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動關係中，他這一次 “ 出擊 ” 的結果是使中共對他徹底敵視，從此再不留有餘地，雙方之間的 “ 局 ” 因此成了無法迴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擁有一切---- 西藏的領土、人民與政權全在它手中，對達賴採取了徹底不理睬的態度，就是準備用來時間來耗乾他。中共同樣看到這一點，只要達賴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獨立勢力就會瓦解，再也難成氣候。
  達賴喇嘛怎麼破這個 “ 局 ” 呢？怎麼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為而不是白白被耗乾呢？面對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採取更多的主動出擊，中共不談，那就不停地製造事件，打破沉悶，逼著中共做出反應，並且使西藏始終位於世界矚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會容忍西藏社會從此變得安定的------儘管西藏境內的藏人正處於歷史上的最好狀態，儘管安定會使境內西藏人少受犧牲，也會使中共的壓迫緩解，但是中共統治下的西藏發生社會動亂，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從事西藏解放事業的最大資源。為了獲得這種資源，他們有很多理由去推動和操縱西藏境內對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達賴喇嘛一方有所 “ 作為 ” ，北京也一定要還以顏色，拿出更多的 “ 作為 ” 。就像兩個斗毆的人，如果都不想認輸，又沒有外界力量進行制止，開始的你一拳我一腳，最後一定會發展到你死我活才見分曉 -----這就成了一個死局。
3.達賴的漢人同盟者
  僅憑幾百萬藏人與十數億漢人進行戰鬥，西藏永遠沒有取勝的希望。這個冷酷的現實長久地困惑那些為西藏獨立而奮斗的人們。尤其今天的中國又在不斷變得更加強大，把西藏從中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前途似乎更為渺茫。可能正因為如此，達賴喇嘛近年改變了他的路線-----西藏不能把中國人當成一個整體的民族來對待，而是需要化分對方，從中尋找自己的同盟。當年毛澤東化分了藏人，結果就把西藏擺布於股掌，鄧小平一不小心讓藏人重新整合為一體，西藏從此就問題多多。以強大民族對付小民族，都有如此區別，以弱小民族對付強大民族，就更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分化對方，從對方爭取同盟者，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之一概加以仇視和打擊。
  一九八九年的 “ 六 ‧四 ” 事件使中國大批反對派人士流亡國外，形成了中國人在海外的 “ 民主陣營 ” ，正是在他們身上，達賴喇嘛看到了爭取漢人同盟者的可能。
  這種轉變對雙方來說都有一個過程。即使是達賴喇嘛，過去也把中國人視為彼此一樣的人。他的講話中經常用 “ 中國人 ” 這樣一個整體性概念。而漢人，即使是中共的反對派，也常常把 “ 領土完整 ” 視為不可討論的原則。拉薩那些在 “ 六 ‧四 ” 期間組織示威游行的漢人，當西藏大學的藏族學生希望與他們聯合行動時，他們提出的條件是絕對不許喊西藏獨立的口號。一位參加了天安門抗議運動的學生後來說， “ 六 ‧四 ” 死難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流的血換來的是達賴得到諾貝爾獎，而他們如果活著，都會堅決反對西藏獨立。對此，藏人丹增羅布指責說 ﹕ “ 當我與天安門的學生領袖們談起“ 六‧ 四 ” 屠殺的時候，我們一起譴責北京政權，但當我提起西藏問題時，他們馬上又附和起中國政府。他們這是爭取的哪一門子民主自由 … … ” [23]
  歲數較大的中國流亡者比青年學生的眼界寬闊一些，他們在 “ 六 ‧四 ” 事件之後僅一個多月，就提出了 “ 中國聯邦 ” 的構想，開始考慮以聯邦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國流亡者的組織 “ 中國民主聯盟 ” 三個主要人物是---- 嚴家其、萬潤南和林希翎在巴黎的 “ 民聯 ” 總部與西藏流亡政府駐歐洲負責人秘密會面，開始了雙方第一次接觸。同年十二月四日，達賴喇嘛在巴黎與嚴家其會晤，雙方將其稱之為 “ 歷史性 ” 的會晤。
  其後，流亡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致力於 “ 中國聯邦 ” 的制度設計，提出了西藏與中國應該結為 “ 邦聯式的聯邦 ” 關係。用他自己的話解釋這個繞口概念的含義 ﹕“ 邦聯式的聯邦實際說了一個意思；歷史上西藏同中國歷代王朝的中央政府的關係最接近的一個模式，今天用科學語言來講就是邦聯式的聯邦。” [24]
  也就是說，他的主張就是中國與西藏回到清朝駐藏大臣式的關係。那雖然還是在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內打轉，卻是由漢人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對藏人來講肯定應該視為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一次中藏關係討論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一九九二年在華盛頓召開了 “ 中藏關係 ﹕ 未來的展望 ” 討論會；一九九二年七月，中國流亡者首次派代表團訪問達蘭薩拉，會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雙方的共識不斷增強。著名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多次表示，西藏獨立的問題應該由藏人自己決定，無論那決定是什麼，中國人都應該給予尊重 [25]。
  一九九四年，嚴家其與西藏流亡者方面的阿沛 ‧ 晉美有一次會談。阿沛 ‧晉美是中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 ‧阿旺晉美的兒子。他父親因為與中共簽署了《十七條協議》並一直擔任中共高官 3，被西藏獨立戰士視為 “ 藏奸 ” 。阿沛 ‧ 晉美從小在北京長大，一九八五年到印度探親，又去美國上學，隨之便投靠達賴喇嘛，參加了西藏流亡運動。由於其具有特殊地位，精通漢語並熟知漢人，他現在已經成為代表西藏流亡團體與中國流亡者進行接觸的主要角色。在那次會談中，阿沛 ‧晉美針對嚴家其的 “ 邦聯式的聯邦 ” 提出進一步設想 ﹕
  給西藏二十年時間在聯邦里，二十年之後，可以實行公民投票，是繼續留在聯邦里，還是脫離聯邦。 [26]
  對此設想，嚴家其給予高度評價，贊譽阿沛 ‧晉美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了不起。嚴家其個人對西藏去留的表態是 ﹕ “ 漢藏只要能和平分離，我是贊成的，現在都贊成。 ” [27]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本被稱為 “ 中國大陸知名異議人士第一次主張西藏人民自決權 ” 的書在臺灣出版。那本書是十一位中國流亡者寫的有關西藏問題的論文集。主編曹長青在前言里這樣寫 ﹕
  作為中國人，我們深深地為中國人在西藏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因此，我們用此書祭奠在中國殖民統治下被殺害的藏人；也將此書獻給六百萬正在爭取自由獨立的西藏人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遲到的覺醒，對西藏人民遲到的支持，和遲到的懺悔和贖罪 … … [28]
  曹長青的文章，題目就叫 “ 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 ”；三十年代即加入中共的流亡作家王若望表示， “ 西藏人民有選擇的權利 ” [29]；曾任 “ 中共民主團結聯盟 ” 主席、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會長的于大海表示 ﹕ “ 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數希望獨立，中國的民主政權應當同意 ” [30];中國民主基金會的理事會主席沈彤主張以自由主義和個人權利的原則重新審視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學者項小吉希望西藏的 “ 或去或留都應以真實的民意為依歸，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 ” [31]… … 儘管有些作者的西藏獨立的問題仍然持謹慎態度，但是所有文章都譴責了中共的對藏政策，並表示應該給西藏更多自由。
  按照民運雜誌《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的總結，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則 ﹕
  第一是民主的原則，即西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要承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別的民族不能包辦代替；
  第二是和平的原則，即反對以武力解決任何統獨的爭端，決不能用軍隊去屠殺、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
  第三是過渡的原則，如果在統獨問題上出現了很大的分岐，一時解決不了，可以通過長期的談判，在五年、十年之後，在平等和睦相處，互信互利的前提下，先實現西藏的高度自治 … … 如果在這樣長期過渡後，西藏人民仍然希望獨立，認為做好鄰居比做親兄弟更好，西藏人民也可以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前途，中國的民主政府必須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 [32]
  一九九七年三月，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開會期間，西藏流亡人士的示威集會第一次出現漢人的隊伍，雖然人數不多（三十七人），但是代表中國民運三個組織，在上萬人的集會群中影響很大。著名的中國政治犯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等在集會上發了言，受到熱烈歡迎。這次活動標誌著中國流亡者與西藏流亡者已經跨過初期接觸和思想磨合的階段，開始了共同行動。
  中國流亡者逐步產生對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的認同，一方面是他們在西方環境的燻陶下逐步接受西方視角和西方價值觀的結果。西方社會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的熱情和崇拜，也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 4；另一方面是西藏問題無法被中國的民主運動所回避，未來民主中國不可能只給漢人民主，而繼續以中共的方式鎮壓少數民族。如民運人士在考慮未來形勢和策略時所認識到的 ﹕
  如果那時民主政府仍沒有作出允許自決的承諾之思想準備，政府與藏人之間就難免發生衝突乃至流血事件。這對百事待舉的新政府來說，會是道義上的摧毀性打擊，弄不好會影響到政權的生存。 [33]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也有作用，當中國海外民運陷入低谷、資源出現短缺的時候，與西藏獨立事業合作可以帶來新的資源和新的 “ 統一戰線 ” ，以及西方人的歡迎態度。
  對達賴喇嘛來講，這無疑令人鼓舞，是在與中共打交道徹底碰壁之後，漆黑前景中展現的一線希望。未來中國如果能夠由這些贊成給西藏以選擇自由的人上臺執政，西藏問題豈不就有了解決的可能？
  這些人怎麼才能在中國上臺？前提當然只能是中國社會實現民主 �� 西藏的未來就這樣和中國的民主前景聯係在一起了。
  對西藏而言，中國民主化的另外一個意義還在於，中國只要實行了民主，就不能不受世界 “ 民主 ” 秩序的約束和影響。那時，同情西藏獨立的國際心理和輿論就可以產生實質作用，迫使 “ 民主 ” 的中國政府不敢於之忤逆。藏人才會有爭取自由的空間和安全保障。
  所以，為了西藏的未來，西藏流亡者就應該幫助中國實現民主，把中國的民主事業當成西藏爭取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還需要從現在就開始與中國民運人士聯絡感情、溝通意見、建立聯合，如果他們未來有可能成為民主中國的領導人，今天的投資就會在那時得到豐厚的回報。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 六 ‧四 ” 六週年紀念日，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發佈聲明，把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稱為 “ 當代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感到鼓舞、感動和產生希望的事件 ” ，堅定地與中國民主派站到了反對北京政權的一邊。這本來是不少流亡藏人出於與北京談判的策略而反對的。這種選擇反映了達賴喇嘛的戰略轉變。在聲明里，達賴喇嘛強烈地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力量給予支持，同時表達了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祝願 ﹕
  我強烈地認為，國際社會有義務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提供道義和政治的支持 … … 說到底，是那些有奉獻精神的，有勇氣的民主運動的成員們才會把中國帶入一個未來的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得到一切幫助、鼓舞和支持。
  … … 今天，當我們的中國兄弟姐妹們紀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大慘案時，我願藉此機會表達我對那些為這一偉大的國家的自由、人權獻出生命的人們的敬意。我還願為你們的那些勇敢的捍衛這些人類共同的和固有的價值而被監禁的同胞們祈禱，並祝民主運動成功。
  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達賴喇嘛在美國波士頓對四百多名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發表演講，聲稱不願與中國為敵。
  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作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和中國保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的一項根本原則。
  在解決選擇問題時，我們不僅要考慮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認真考慮中國的利益。中國的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等都要考慮到。在西藏地區生活和工作的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們的人權等要得到保護。他們未來的走向應該逐步和平、合理、妥善地協商安排。
  在藏人內部，達賴喇嘛敦促他的同胞轉變對待中國人的態度，要求他們把中國人民與中共統治者分開，不要再提 “ 漢人滾出西藏的口號 ” ，而是要和中國人民一道爭取從中共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實現共同的民主和自由。
  達賴喇嘛中共民主派人士的重視程度，可以從他去美國參加 “ 現代科學與宗教 ” 會議的日程安排上看出，由於在美國的時間只有兩天，時間非常緊張，他因此拒絕了美國 A B C電視 “ 黃金節目 ” 女主播戴安‧索耶所要求的採訪，而同時，卻把僅有的一點時間給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記者。記者後來這樣記述 ﹕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們的手，那瞬間的莊嚴和神情的交流，將整個空間充溢得鴉雀無聲。
  他一直這樣緊緊地攥著我們的手，挽著我們來到隔壁一個小書房。我們的手生平第一次被人這樣長時間地緊緊攥著，而且攥得那樣有力量。在那一瞬間，感到從他那溫暖的手中，傳遞出真誠和信任 … … [34]
  那次達賴喇嘛接見的記者之一就是後來編寫《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一書的曹長青。他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流亡者中最堅定的西藏獨立支持者。
  正如達賴喇嘛自己所說，他 “ 始終以極大的關注、希望和期待注視著中國政治的演變 ” [35],他把西藏未來的希望寄托於中國將發生蘇聯那樣的變化。如果那時中國民主派上臺執政，今天播下的種子就會結出果實。理論上，這種期望符合邏輯。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後的共產主義專制堡壘，肯定擋不住席卷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終要變化。然而中國民主化之日，是否就會發生蘇聯解體的情況，成為西藏自由之時呢？
  中國與蘇聯有兩處很大的不同。第一處不同在於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在蘇聯總人口中只佔五十％多一點，而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在中國總人口中佔到了九十三％；第二處不同在於俄羅斯的領土佔蘇聯領土的七十六％，而漢人主要聚居區只佔中國領土的四十％左右。從這兩處不同可以看出，根據民族劃分的國家解體，對於俄羅斯人和漢人，意義是不同的。五十％的人口獲得七十六％的領土，與九十三％的人口只剩四十％的領土，二者對解體的態度可能完全不一樣。而沒有主體民族的贊同或至少是默許，一個國家的和平解體就不太可能。
  固然，問題不會極端到一個西藏的分離將帶動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全跟著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內蒙古會提出同樣要求。它們和西藏的情況差不多，只給西藏特殊地位是說不過去的。而這三個地區的總面積超過五百萬平方公里，已經是中國領土總面積的一半以上。那麼，面對中國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的狀態，哪一個中國當權者敢於放棄一半的領土呢？即使那時中國已經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九十三％的漢人選票對掌權者的作用肯定更大。
  有人會說，達賴喇嘛已經宣布了他的 “ 中間道路 ” ，並沒有要求西藏徹底獨立，中國民運人士答應西藏方面的，也只是 “ 邦聯式的聯邦 ” ，而非獨立。未來對新疆和內蒙古，頂多也實行 “ 邦聯式的聯邦 ” ，那五十％的領土，還屬於中國聯邦。
  也許以達賴喇嘛的人格，說話是算數的。問題是，人格是不可以寄托國家前途的。法國記者董尼德在採訪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時，專門就達賴喇嘛的 “ 中間道路 ” 有過一段談話。
  一點疑問也沒有，丹增曲杰認為斯特拉斯堡的演說是最能夠說服中國人坐下來一起商談的建議。然後呢？這是不是走向完全獨立的跳板呢？達賴喇嘛的弟弟搔著頭一言不語地看著我。很明顯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說些什麼而不會給西藏的外交帶來困擾。經過一段考慮後，他決定了。他說 ﹕ “ 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為世代著想，為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 [36]
  連達賴喇嘛的弟弟都把 “ 中間道路 ” 當作臨時對付談判的緩兵之計，最終西藏還是要走向完全的獨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會這樣想。即使達賴喇嘛本人是真誠的，他能否左右未來的發展，以及在他身後，西藏人將怎樣做，他已經是無法控制的了。
  以嚴家其與阿沛 ‧晉美達成的共識 ---- 聯邦實行二十年後，由西藏公民投票決定西藏去留 �� 為例，嚴家其對結果這樣預期 ﹕ “ 你（中國）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 ” [37]這只不過是想象中的願望。所謂的民族自決從來都是存在一個被誰主導的問題，主導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經講過，獨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對獨立的熱衷總是高於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縱，那種自決的結果其實不難想見。嚴家其所說的 “ 做好了 ” 是什麼？除非是源源不斷的巨額財政供養，別的好和不好都沒有共同標準。而那時要供養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則新疆和內蒙古也會認為你沒有做好，鬧著要和你分家。
  所謂 “ 屁股決定腦袋 ” （立場決定觀點）是被屢屢驗證的規律。即使中國民主派未來上臺，可能也會改變現在對西藏的態度。就象當年中共也曾許諾給少數民族以聯邦地位一樣。一旦從反對派成為執政者， “ 道德 ” 就退居次後，國家利益則理所當然上升為第一位。何況還有人給他們描繪了這樣的前景 ﹕
  假如中國共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允許西藏獨立，那麼中國將暴發一場新的 “ 五四 ” 運動，數億漢人將上街示威斥民主政府賣國，軍隊則將打著 “ 順應民意 ” 與 “ 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 ” 的旗號發動政變，立足未穩的民主政府就會頃刻垮臺。 [38]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結果將使藏人積怨更深，西藏問題從此更難解決。
4.中共再施鐵腕
  自八十年代後期，拉薩發生街頭反抗運動並導致當局在拉薩實行軍事戒嚴之後，北京的治藏政策開始向強硬方向轉變。到已九九四年 “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強硬路線和具體部署。但是其毫無顧忌地使用鐵腕和高壓，是在一九九五年達賴喇嘛搶先認定班禪轉世靈童之後。
  北京一直把班禪當做對抗達賴的武器。十世班禪的猝死本已是它意想不到的損失。對共產黨的文化而言，指認靈童和任命官員同一道理，既然誰任命的官員就聽誰的，那麼要想讓轉世班禪將來服從自己，就必須保證其出於自己的指認，而不能讓他人 ----尤其不能讓達賴 ------插手。所以從一開始，北京就在轉世問題上隻字不提達賴喇嘛，儘管按照藏傳佛教儀軌，達賴和班禪在彼此的轉世上需要介入。達賴喇嘛表示協助尋訪靈童的意願遭到北京的拒絕；達賴喇嘛也曾通過中國駐印度使館邀請負責尋訪靈童的扎什倫布寺主持到印度與他共商大計，同樣沒有得到北京批准。
  但是北京沒有想到，正是它信任的班禪靈童的主持人恰扎活佛將一切情況都暗中通報達賴，使達賴得以完全符合宗教儀軌地在靈童候選人中挑出最佳人選，搶先公布於世。北京覺得自己成為被愚弄的對象，在世界面前蒙受了羞辱。它的憤怒反應是另起爐灶，重新確定三名候選人進行掣簽， “ 選 ” 出它制定的班禪活佛（被藏人稱為 “ 漢班禪 ” ），而把達賴喇嘛指認的班禪靈童根敦 ‧ 卻吉尼瑪秘密軟禁，將恰扎活佛判刑入獄。
  對此，達賴喇嘛譴責中共 ﹕ “ 一個信仰無神論的共產黨，一個視轉世靈童制度為荒謬、迷信的政府卻在告訴我們如何去尋找，尋找的步驟應如何，誰應該批准 … … 這種做法是根本蔑視西藏人民的傳統和習俗。 ” [39]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九日（藏歷新年），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用他所指認的班禪根敦 ‧卻吉尼瑪的巨型照片，為他舉行了坐床儀式。至此，西藏出現兩個班禪並存的局面。
  從戰術上，達賴喇嘛搶先指認班禪靈童是一個勝利，即使中共又搞出一個班禪，至少有一個班禪已經產生於達賴，相當一部分效忠班禪的藏族僧人和百姓也會隨 “ 達賴的班禪 ” 分化出來，成為中共的敵人。不過這個勝利的代價是中共的徹底敵對。中共在西藏自治區地位最高的藏人官員熱地在內部講話中對達賴指認班禪靈童之事這樣定性 ﹕
  這次達賴公開與我們攤牌，是在班禪轉世工作關鍵階段企圖孤注一擲，拚死與我們爭奪班禪轉世工作的領導權和靈童最終認定權，最終達到與我們爭奪人心，爭奪群眾，爭奪寺廟領導權，以此來搞亂西藏，分裂祖國，這是這場鬥爭的焦點。我們與達賴集團圍繞班禪轉世問題進行的這場鬥爭，決不是什麼宗教問題，而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是長期以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的繼續，是現階段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是隨著反分裂鬥爭的不斷深入，我們與達賴集團短兵相接、針鋒相對的一場白刃戰 … … [40]
  熱地的最後結論是 ﹕
  達賴及其追隨者由於其階級本性所決定，他們企圖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永遠不會改變，我們不能對他抱任何幻想。 [41]
  這個結論意味著，從此以後中共將改變以往對達賴 “ 留有余地 ” 的態度，不再考慮與達賴交往或談判。這應該被視為 “ 靈童 ” 事件導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個轉折性變化。
  對中共來講，雖然強行另立了一個班禪，但在藏人心目中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寧願對著 “ 達賴的班禪 ”------根敦 ‧卻吉尼瑪的照片進行膜拜，也不意願去拜能看見真人的 “ 漢班禪 ” ；當局為 “ 漢班禪 ” 的產生在拉薩七大寺廟舉行佈施 -----即給所有僧人發錢，一多半僧人拒絕領取，同時那些僧人還拒絕為 “ 漢班禪 ” 坐床舉行佛事活動；西藏各寺廟幾乎全部拒絕擺放 “ 漢班禪 ” 的畫像或照片，當局到處發行的 “ 漢班禪 ” 像沒有人買，而根敦 ‧卻吉尼瑪的照片卻通過各種渠道從國外走私進西藏，受到藏人廣泛歡迎。原本屬班禪喇嘛管轄的後藏地區，歷史上一直有 “ 親漢 ” 傾向，這次也與北京對立。後藏首府日喀則因為社會不穩定甚至導致宵禁，扎什倫布寺也因發生了僧人抗議鬧事而被當局關閉了好幾個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
  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動開始在西藏出現。儘管達賴喇嘛一直勸告他的追隨者以非暴力方式進行鬥爭，還是接而連三地發生了爆炸事件。拉薩的進藏公路通車紀念碑最先被炸，炸彈威力不大，只破壞了紀念碑表面，但影響很大。隨後被炸的有自治區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個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活佛的住宅，還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黨委的大門和昌都縣黨委的大門。一時西藏風聲鶴唳，氣氛緊張。據說中共安全機關還阻止了一個更為廣泛的破壞計劃，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年典禮之際，炸掉北京代表團必經之路的隧道和橋梁，並且在拉薩煽動抗議示威。
  在國際上，北京也因為干涉班禪轉世遭到廣泛批評。中國總理李鵬被畫成戴著喇嘛雞冠帽騎著犛牛在西藏高原上尋找靈童的漫畫形象。歐洲會議、澳大利亞議院、法國議會兩院都通過決議支持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把六歲的根敦 ‧ 卻吉尼瑪列為世界年齡最小的 “ 政治犯 ” 。
  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問題似乎已經成為西方遏制中國棋盤上的一個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掛在口頭上的 “ 人權 ” 之說，因為即使在西藏人權狀態更遭的時候，西方也曾與中國有過最好的蜜月期，那時西方並沒有把西藏當回事。可是現在，僅一九九四年一年，西方就有五個國家的議會形成了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十國的議會討論了西藏問題，還有五國議會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組織 5 。美國把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貼從每年二百五十萬美元提高到七百五十萬美元，並且在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美國之際，宣布設置具有官方性質的 “ 西藏調協員 ” ，負責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聯係。在中共心目中，達賴的活動能量完全隨西方與中國的關係而變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國牽制蘇聯的年代，他們對達賴的支持少，達賴就掀不起風浪，當西方以中國為遏制對象以後，達賴就猖狂起來。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員的話說 ﹕ “ 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跟達賴的鬥爭，實際上是跟美國與西方陣營的鬥爭。鬥爭將是長期的，何時結束不取決於我們，甚至也不取決於達賴，而是取決於美國和西方。 ”
  北京認為，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下一個目標對準了中國。他們要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搞垮，肯定不會放過中國這最後一個共產大國。就象蘇聯的解體首先是源於民族分裂一樣，在西方顛覆中國的計劃中，作為突破口的首先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目前，西藏流亡者與中國海外民主人士的聯合，西藏流亡集團與海外的新疆及內蒙古獨立勢力的聯合 6 ，還有達賴喇嘛一九九七年訪問臺灣，與 “ 臺獨 ” 勢力的接近 7 ，都被北京視為是西方這一陰謀的組成部分。要想避免美國和西方的陰謀得逞，它就必須加強穩定少數民族地區。
  西藏被北京視為少數民族地區的重中之重，其他民族地區雖然也有不少問題，但都不像西藏那樣複雜和具有國際化的背景。而西藏之所以難辦，關鍵就在於有個達賴喇嘛。熱地在講話中這樣告誡西藏自治區的共產黨幹部 ﹕
  我區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就在達賴集團的破壞。揭批達賴不僅是當前這場鬥爭勝敗的關鍵，也是整個反分裂鬥爭勝敗的關鍵，我們一定要通過揭批達賴，打消他在區內的影響，奪取他的市場，保證我區的長治久安。 [42]
  所謂的 “ 揭批 ” 是文化大革命傳下來的術語，由 “ 揭發 ” 和 “ 批判 ” 二詞合併而成。靈童事件後，西藏各級中共機構派出工作組，下到農村、牧區、企業、寺廟等處，組織並要求藏人對達賴喇嘛進行 “ 揭批 ” 。但他們馬上就發現一個尷尬的現象-----幾乎所有的藏人家里都供奉著達賴喇嘛畫像，更別說大大小小的寺廟。藏人每天在家念經祈禱，或者到寺廟去磕頭朝拜，面對的都是達賴喇嘛的面容，那如何可能讓他們真心地對達賴喇嘛進行 “ 揭批 ” 呢？
  從邏輯上，這種推導沒有錯。但是中共竟因此就要按照這種邏輯去解決。它下達一個命令，要求將西藏境內------不管是寺廟還是家庭-----的達賴喇嘛像全部收繳和銷毀。
  這似乎是一個只有古代社會才可能發布的命令，卻在今日西藏大張旗鼓地開始實施。可想而知，對於視宗教如性命的藏民族，不可能不對這種粗暴褻瀆進行反抗。一九九六年五月六日，當中共官員去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宣布收繳達賴喇嘛像時，八分鐘內受到六次起鬨噓趕，隨後四百多名僧人包圍了當局駐寺廟的警察機構，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用石頭砸毀了警察機構的所有門窗。直到當局出動了武裝警察進行鎮壓才得以平息。拉薩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則以連續多天停止佛事活動，關閉寺屬學校，僧人離崗，甚至反鎖寺廟大門等行動進行抗議。
  當局把甘丹寺僧人的抗議定為 “ 反革命事件 ” ，派出一個在軍警保護下的龐大工作組進駐甘丹寺，開始進行 “ 清理整頓 ” 。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進駐了工作組，同時開始了一個對西藏所有寺廟進行 “ 清理整頓 ” 的運動。
  這是中共開放宗教自由以來對西藏宗教進行的第一次全面鎮壓。以前雖然也提整頓寺廟，大部分只留於口頭，或是走過場，沒有多少實效。那時北京的西藏政策還未徹底強硬，免不了瞻前顧後，對內擔心藏人不滿，對外害怕國際輿論指責，對達賴想留有談判餘地，還有民族政策等意識形態教條的約束，所以總是搖擺不定，欲做又休。靈童事件之後，惱羞成怒的中共決心徹底強硬，藏人是否滿意，國際輿論如何指責，以及是否符合意識形態教條，都不再作為主要考慮。
  這種強硬路線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再試圖去化解矛盾，而是對任何有可能構成威脅之事，一出現苗頭就立刻用強硬手段將其消滅，避免其成為氣候。 “ 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 ”-------是中共通過 “ 六‧ 四事件 ”總結的教訓。他們對此 “ 教訓 ” 是這樣算計的 ﹕ 如果及時鎮壓了第一批抗議學生，就不會有後面波及全國抗議運動，也就不至於把坦克開上長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儘管那鎮壓也會遭到世界輿論譴責，總比後來不得不以軍隊進城屠殺得到的譴責少得多。同樣道理，如果一九八七年的拉薩騷亂剛出現就下令開槍，事態就不會繼續擴大，即使死人也會比後來再開槍少得多。對這一點，中共的 “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已明確授權西藏當局對騷亂鬧事 “ 可以邊請示邊行動 ” 。所謂的邊請示邊行動，實際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 “ 尚方寶劍 ”------可以自行下令開槍。
  這種 “ 穩定壓倒一切 ” 的強硬路線雖然能說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處卻蟄伏著一個極危險的魔鬼------所謂 “ 萌芽 ” 是難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無限的擴展概念。使用這種概念，當局就有權去消滅任意想象中的任何 “ 萌芽 ” ，實際上是滋生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反而會給社會的長遠發展醞釀與製造更大的不穩定。
  例如中共把寺廟和百姓供奉達賴喇嘛畫像視為不穩定的 “ 萌芽 ” ，就要對之鏟除-----收繳達賴像；收繳達賴像遇到反抗，就成了 “ 反革命騷亂鬧事 ” ，更要堅決鎮壓；而從西藏寺廟對收繳達賴像的普遍抵觸中，又可以推導出寺廟是達賴在西藏的基地，是與達賴里應外合的 “ 第五縱隊 ” ，為了保證西藏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對寺廟進行 “ 清理整頓 ” 。強硬就是這樣一步步升級，對抗越來越加劇，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斷加深，即使一時被鎮壓下去，醞釀的卻是將來更猛烈的暴發。
  中共對西藏寺廟的 “ 清理整頓 ” ，目的一是鏟除寺廟中達賴勢力和地下組織；二是重新建立對寺廟的監督控制。達賴方面有這樣的話 ------“ 控制一個寺廟就等于控制中共的一個地區 ” 。寺廟對藏人的影響不比政府的影響小，達賴陣營在無法掌握西藏政權時，能控制西藏的寺廟，也就等於建立了 “ 潛政權 ” 。西藏格魯派的主要活佛轉世，都要經過達賴喇嘛的認定，因此達賴喇嘛就成為那些活佛的 “ 上師 ”，他的意志就是不可違抗的。鄧小平時代允許西藏恢復活佛轉世制度，並容忍了西藏境內宗教界與達賴喇嘛的溝通，到目前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達賴喇嘛認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隨達賴喇嘛的活佛高僧這些年也經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廟講經和主持宗教活動。
  中共對西藏寺廟卻基本喪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廟管理機構------“ 民主管理委員會 ” 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于它的窮苦僧人組成，現在則已經像當年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建立的維持會，只是敷衍和糊弄 8 。當局因此對寺廟的情況幾乎兩眼一抹黑。藏人官員一般不敢跟寺廟為難，漢人官員又不懂藏語 9，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數寺廟成了自行其是的獨立王國。
  這次 “ 清理整頓 ” 採用了 “ 過篩子 ” 的辦法 �� 將僧人彼此隔離，逐一談話，在他們的話中找出口徑相互對不上的漏洞，然後窮追不捨，直到層層剝離出真相。那名為談話，實為審訊。進駐寺廟的工作組有不少安全機關和警察部門的人參與其中，使審訊更有效果。一些寺廟的地下反漢因此敗露，原來參加過騷亂鬧事的漏網者這回也都落網，達賴方面派來的人亦暴露出來。由於這次當局派進寺廟的工作組人數多，級別高 10，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沒遭到反抗。
  經過對僧人的逐一審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鄉，被當局認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開除（如九六年八月三十日一次就宣布開除甘丹寺七十三名僧人）。今後入寺的僧人，需要經過政府批給名額，群眾推薦，還有考察政治表現。對所有在寺的僧人進行造冊登記，建立檔案，今後的表現都要一一記載備查。如此，中共當局把藏人入寺為僧搞得相當於加入共產黨了。
  當局還禁止寺廟之間進行串聯，做出不是本寺的僧人不許居留的規定，即使是臨時留宿，也必須事先報告有關部門批准和備案。從此，每個寺廟的僧人只許老老實實呆在自己的寺廟里唸經。
  西藏 “ 穩定集團 ” 中的漢人普遍為這種強硬政策叫好。自從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實行 “ 撥亂反正 ” ，藏人勢力坐大，多數漢人處於壓抑狀態，被排擠到邊緣。他們把鄧小平治藏路線的主要實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稱為 “ 胡亂邦 ” ，認為胡顛倒了依靠對象，瓦解了漢人幹部隊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緒上升，醞釀了後來的社會動亂。他們對後來的趙紫陽也同樣不滿，趙和胡如出一轍，把八十年代末拉薩發生騷亂鬧事的原因歸結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長期執行 “ 極左 ” 路線的結果。西藏漢人官員普遍認為西藏問題越演越烈，就是因為這個說法。把騷亂的起因歸於 “ 左 ” ，就對於承認責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麼鬧都有理，同時卻束縛了鎮壓騷亂的手腳---既然騷亂被定為由 “ 左 ” 引起，誰還敢再用 “ 左 ” 的手法去平息？於是只能被動應付，眼看著騷亂規模越來越大。
  現在，鄧小平時代已經過去，胡和趙執行的治藏路線被否定，騷亂鬧事的原因被定性為 “ 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操縱 ” 。這樣一個說法的改變，從此就使鎮壓騷亂變得理直氣壯，再不用縮手縮腳。這被稱為中共治藏路線的又一次 “ 撥亂反正 ” 。 “ 明確了西藏問題的實質是與達賴集團進行分裂與反分裂鬥爭，西藏工作的重點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這個撥亂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確了陣線，排除了干擾，令人心情舒暢！ ” （此話是一漢人官員所說原話，用的是典型中共語言，仔細體會，準確且概括。）
  藏人卻感到了極大的壓抑。尤其在拉薩，無論是僧人， “ 穩定集團 ” 的藏人職工和知識分子，包括藏人官員，都有同樣感覺。中共如今在西藏實行的等於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會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大多數藏人在公開場合都沉默不語，但他們處處流露強烈的對抗情緒。一位剛從西藏回來的人說，在拉薩感到的敵對情緒甚至比一九八九年戒嚴期間還強烈。生活在西藏的漢人面對周圍處處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敵意，壓力也很大，安全感並沒有因為當局實施強硬路線而得到增強。
  當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穩定上，社會的其他方面幾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薩目前社會混亂，風氣墮落，欺騙、偷盜、賭博、賣淫、吸毒、黑社會等壞事物紛紛從中國內地或印度、尼泊爾涌進；西藏傳統中的壞毛病也沉渣泛起 �� 懶惰、酗酒、及時行樂、兩性關係混亂 … … 八廓街三天兩頭發生醉酒鬥毆、動刀殺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沒人報案，也不見警察破案。拉薩人都說現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別犯禁，什麼壞事都可以幹，也都沒人管。
  有識的西藏人憂心忡忡，這樣下去，西藏民族會不會毀掉？他們甚至懷疑這就是中共的陰謀，一邊嚴厲鎮壓政治反抗，另一邊縱容藏人沉溺於物欲和享樂，從而墮落下去，忘記為自己民族的獨立而鬥爭。
  在鎮壓下實現的穩定有如通過吸毒獲得的安寧，平時看上去像好人一樣，卻隨時可能發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穩定，如同吸毒的安寧需要越來越大劑量的毒品一樣，鎮壓力度也必須不斷加強。那不僅要付出越來越難承受的成本，對社會肌體的腐蝕也很嚴重。任何時候，鎮壓稍一松弛，社會就會發生動亂，如同毒品一斷人就會發狂一樣。
  中共對西藏社會實施的高壓，逐漸已經進入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 �� 越鎮壓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鎮壓… … 一旦完全陷入那種循環，使西藏繼續保留在中國就只能靠鎮壓，而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那將成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的嚴重挑戰。中共治藏的結果，導致除了鎮壓手段再沒有別的方法保留西藏。這反過來成為中共繼續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因為民主勢力將放棄鎮壓手段，西藏就必然與中國分離。於是，相當多的漢人可能就會為了國家概念中他們熱愛的 C ountry （領土）和 N ation （民族）不受到損害，而不得不容忍他們所不喜歡的 State （政府）保留在臺上。
  最終的問題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歷史上那麼多耀武揚威的大帝國，如今都在哪里？以錘與鐮刀的紅星照紅過半個地球的蘇聯共產黨，如今又怎麼樣？同樣，中共也不會 “ 萬壽無疆 ” ，即使它有能力永遠把外部敵人消滅乾淨，毀滅也終將來自它自身內部-----專制必被專制所毀，這已是歷史的鐵律。
  那時的西藏，將會怎樣？
注釋
  [1] 《西藏通訊》，1995年第 6期，頁 26。
  [2] 師博主編，《西藏風雲紀實》，頁 414。
  [3]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見《西藏的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 281。
  [4]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見《西藏的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305。
  [5]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見《西藏的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 283。
  [6] 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見《西藏的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7]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劃》，見《西藏生與死----- 雪域的民族主義》附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 324—329。
  [8]《北京之春》，1996年第七期，頁103。
  [9]《中央日報》1996年 6月17日，第一版。
  [10]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見《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附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 330—335。
  [11]《西藏情況簡介》，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 1985年 7月，頁 32。
  [12]Melryn C. Godlstein 見 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 -----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 268—269。
   [13] MelrynC.Godlstein 見 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2。
  [14]宋黎明，《重評〈十七條協議〉》，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頁 119。
  [15]趙曉薇，《論西藏之自由選擇》，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144—145。
  [16] MelrynC.Gpdlstein 見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4。
  [17]MelrynC. Godlstein見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 269。
  [18]MelrynC. Godlstein見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 -----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0—271。
  [19]MelrynC. G odlstein見 Pierre-Antoine D 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0。
  [20] MelrynC. Godlstein見 Pierre-A ntoine D 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3—275。
  [21] 流亡藏人議會議長桑東1995年10月10日就 “ 未來西藏原則與政策選擇 ” （即 “ 全民公決 ” ）問題回答 “ 流亡政府 ” 達蘭薩拉地方負責人的提問。
  [22]薛偉，《象朋友那樣真誠相待------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電子版第35期。
  [23]曹長青，《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203。
  [24]《中國憲政》總第二期（ 1994年 6月），頁 24。
  [25]MelrynC. Godlstein見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08。
  [26]《中國憲政》總第二期（1994年 6月），頁23。
  [27]《中國憲政》總第二期（ 1994年 6月），頁25。
  [28]《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16。
  [29]王若望，《拉薩行和西藏獨立》，《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82。
  [30] 于大海，《關於西藏和民運的民族政策》，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95。
  [31] 項小吉，《民主、自由、平等與獨立、分離、自治》，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118。
  [32] 薛偉，《象朋友那樣真誠相待 -----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電子版第35期。
  [33] 于大海，《關於西藏和民運的民族政策》，《北京之春》1994年11月號。
  [34]曉暉等，《紐約訪達賴喇嘛》，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頁236—237。
  [35] 達賴喇嘛於 “ 六 ‧ 四 ” 六週年發表的聲明。
  [36] M elrynC.G odlstein 見 P ierre-Antoine D 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71。
  [37]《中國憲政》總第二期（ 1994年 6月），頁26。
  [38]徐明旭，《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與曹長青、于大海先生商榷》，《北京之春》，1995年3月號。
  [39] 1995年 9月 9日達賴喇嘛於美國波士頓對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的講話，見1995年10月號香港《九十年代》雜誌。
  [40]熱地在拉薩地區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見《西藏通訊》1995年，6月號。
  [41]熱地在拉薩地區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見《西藏通訊》 1995年，6月號。
  [42]熱地在拉薩地區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見《西藏通訊》1995年，6月號。
   1、武警士兵說因為不讓開槍，只能用槍托打人，他同宿舍一個士兵就是被別的武警用槍托打人時槍走火打死的。有些槍還被圍攻者搶走。
   2、彭小明在他的文章《西藏問題 ﹕ 自決、倒算和大一統情結》中寫道 ﹕ 查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西藏未來政治道路和憲法精華》第二十九頁，他（達賴喇嘛）說 ﹕ “ 在紀念西藏獨立抗暴十週年的演講上，我提到，有朝一日西藏重獲完全獨立與自由時，西藏政權的運作形態，將完全取決于西藏人民 … … ” 第三十八頁他又說 ﹕ “ 從中國撤離西藏獨立起至成立自由民主政府頒行西藏憲法止，這段時期稱為過渡時期。 ” 又，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言論集》第八十六頁，他呼籲 ﹕ “ 對于一心一意爭取我們國家獨立與自由而拋頭顱洒熱血，犧牲了寶貴生命的西藏所有男女英雄志士，我們應予表示由衷至誠的悼念之意。同時我們也當承繼其遺志 … … 為期共同早日完成復國建國的歷史使命而淬勵奮發戳力以赴。 ” 以上兩則言論分別是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發表的。如此言之鑿鑿，實在不應當說 “ 從未提倡西藏獨立 ” 。
  3、阿沛．阿旺晉美多年一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因為人大規定最多只能任兩屆，他卻作為具有象征性的藏人代表連任了五、六屆，從法律上實在說不過去了，才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4、以曹長青描寫達賴喇嘛的文字為例，可以看出這種影響達到的程度 ﹕ “ 他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西藏的第一個世界級領袖；他主張的『人類責任』、『非暴力』哲學，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與人格尊嚴，使他與甘地、馬丁路德．金恩並列成為世界近代史上主張和平非暴力解決種族沖突的著名領袖 … … 在這個世俗、貪爭的物欲世界，他體現著淨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 … … 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夠在這個庸俗做作、物欲橫流的世界保持單純、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麼能夠那樣充滿可以觸摸的親近、熟悉和熾熱的人間之情。 ” 我們感嘆 ﹕ 這是一顆塵世少有的超脫的靈魂，這是一個人間罕見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軀。面對他那靜謐的微笑，他那兒童般的純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你感到反對他的人像反對大自然一樣不可思議 … … ” （《紐約訪達賴喇嘛》，載《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
   5、第一次 “ 支援西藏問題 ” 國際會議主席覺吉帕里扎斯提供的數字。
  6、 1993年 1月，西藏流亡者代表、新疆艾沙集團的代表和海外的 “ 內蒙古解放陣線 ” 代表在德國召開連席會議，成立 “ 三方同盟會 ” ，代表了 “ 慕尼黑宣言 ” 。 “ 三方同盟會 ” 每年召開會議，以推動 “ 一體化 ” ，力求形成三方與中國進行門爭、從中國統治下解放的合力。
   7、 1997年 3月 12日，達賴喇嘛訪問臺灣，受到臺灣人空前熱情的歡迎。主張 “ 臺獨 ” 的建國黨、民進黨組團到機場迎接，並表示對西藏獨立的支持，被中共認為是 “ 臺獨與藏獨的合流 ” 。臺灣總統李登輝、副總統連戰及臺灣省長、民進黨高層等分別與達賴會晤。在訪臺過程中，達賴喇嘛始終稱臺灣為 “ 貴國 ” ，但臺灣方面沒有表示異議。事後西藏流亡政府在臺灣設立常駐機構，成為臺北與達蘭薩拉之間的溝通管道。（見《北京之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西藏論壇》主編達瓦才仁所寫文章《達賴喇嘛訪臺與中藏關係的突破》）
  8、這次當局收繳達賴像，各寺民管會基本都不配合，態度暖昧，對僧眾的抗議鬧事也不加制止。
  9、一位曾在西藏工作過的女士最近為一個研究課題回西藏調查，民族宗教委員會的一位藏人女處長陪同她去拉薩附近一個尼姑寺廟。兩個尼姑知道她從北京來後彼此用藏語議論，她以在西藏呆過的經驗，知道那都不是好話（僧尼最恨北京的漢人）。在她離開時，還聽到她們用英語在後面喊 “ Kill You” 。藏人處長一直在場，尼姑們並不避諱她。而當北京女士問藏人處長剛剛對尼姑們說了什麼時，處長僅輕描淡寫地說她們在討論如何印經。北京女士向我感慨，現在漢人不學藏語，藏人互相庇護，將來漢人只能被藏人聯合欺騙，永遠弄不清他們的內幕。
  10、僅進駐哲蚌寺兩個寺廟的工作組，就有六個自治區級（省部級）幹部、四十多個廳局級幹部和六十多個初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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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無 法 破 解 的 “ 局 ”

第十六章無法破解的 “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