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檔案--天葬西藏的命運

第十五章  中共在西藏的
“ 撥亂反正 ”
開放的禮物
 藏人的最好狀態
 “ 內王外圣 ” 的尷尬
 注釋

1.開放的禮品
  隨著毛澤東撒手人間，接近崩潰邊緣的中國終於有了轉折的契機。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充當了中國 “ 改革開放 ” 的總設計師，終得機會實施他在韜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國之藍圖。
  在鄧小平以發展經濟為坐標原點的藍圖上，為了實現經濟迅速起飛， “ 改革 ” 是必須與 “ 開放 ” 並舉的。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 “ 對外開放 ” 的最好對象是西方。雖然為了對抗蘇聯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政府當時已與中國政府眉來眼去若干年，關係不錯，但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如果在 “ 民意 ” 起決定作用的西方社會獲得認同，對能否成功地 “ 開放 ” 將有很大的影響。西藏問題一直是西方社會尤其是民間與論關注的重點之一。爭取西方的 “ 民意 ” ，這個問題無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決定性勝利，把中國的舵輪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後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聯社新聞記者訪華團的采訪時，向西方傳達了願與達賴和解的信息，表示達賴喇嘛可以回來。
  達賴方面立刻積極回應，派人到北京接觸。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代表，進一步表明和解態度，並且以實際行動配合這種表態 -----幾天之後，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釋放所有仍在服刑的 “ 西藏叛亂 ” 參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對已經刑滿釋放但仍然 “ 戴帽 ” 進行 “ 監督改造 ” 的六千餘人，一律 “ 摘帽 ” ------ 即不再當作敵人對待。
  中共與達賴喇嘛和解，有一個絕對的前提 -----西藏必須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用鄧小平的話說 -----“ 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 ” ，然而在對西方 “ 開放 ” 的背景下堅持這個前提，不能再用閉關自守時代那種強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說服力。尋找歷史根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應該是讓愛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國統治下比在達賴統治下發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絕非像達賴一方宣傳得那樣暗無天日。
  事實卻非如此。僅從老百姓的生活看，當時的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郭錫蘭在內部會議上通報的情況是 ﹕
  全國大約五十萬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組時好，其中有近二十萬人生活相當困難，沒有嚐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有的地方討飯的也多了。還有幾十萬牧民和城鎮居民，因為供應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麥和麵粉多了，在生活上也產生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徵購任務的偏重和任務分配的不合理，也給一部分群眾生活帶來了困難。 [1]
  郭錫蘭所說的 “ 互助組時 ” ，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講話的八十年代，十幾年過去，沒有進步，反而退步。當時西藏的人口總數是一百八十三萬，五十萬人生活困難，佔的比例是相當大的。所說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為 “ 文化大革命 ” 時期強迫農民改種小麥。強迫西藏人放棄傳統的類似事情還有很多。加上寺廟、文物被破壞，宗教遭禁絕，西藏上層社會受到廣泛迫害，漢族幹部執掌西藏主要權力等，達賴喇嘛在國際場合對中共統治的控訴從事實上難以反駁。
  所以，迅速改變西藏狀況，就成了鄧小平 “ 改革開放 ” 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去走這的第一步棋的，是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 “ 西藏工作座談會 ” 。那個會後來被稱為 “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並將座談會的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兩個月之後，胡耀邦親自到西藏視察，隨行者有當時的副總理萬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 ‧阿旺晉美、民族委員會主任楊靜仁等。胡耀邦在拉薩逗留了九天，與各方面開會、談話，臨走前一天，召開了四千五百多人 ------ 囊括西藏黨、政、軍所有縣團級以上幹部----- 參加的 “ 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 ” 。在會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 “ 放大炮 ” 之風格，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提出未來的核心目標是 “ 盡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快地提高起來 ” 。為了做到這一點，要解決六件大事。分別用一句話概括大意，所謂 “ 六件大事 ” 如下 ﹕
  一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徵購；
  三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四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五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六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2]
  在那個講話里，胡耀邦最後說 ﹕ “ 所有的六條，目的是為什麼東西呢？我們希望是什麼呢？希望兩年到三年，扭轉西藏人民貧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轉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過三十年來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較大幅度地富裕起來 ” [3] 。這是收尾總結，一般都把話說得留些餘地，其實從他整個講話中感覺，他期待西藏變化的進程還要更快。實施向西方 “ 開放 ” 的戰略，需要盡可能快地改變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被視為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其意義可以與一九一二年西藏驅逐駐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一九五九年鎮壓叛亂後進行的 “ 民主改革 ” 相比，決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來的走向。
  將胡耀邦談的六條與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條章程》、中共五十年代與西藏簽定的《十七條協議》相比，可以發現一個明顯變化 ﹕ “ 二十九條 ” 和 “ 十七條 ” 的主體內容都是對西藏施加限制，增強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對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場看，西藏都是受壓迫和吃虧的一方。尤其是 “ 二十九條 ” 幾乎都是居高臨下的命令。 “ 十七條 ” 雖然在形式上有對西藏的承諾，表現出北京方面的妥協，但既然是西藏打了敗仗後才被迫簽署的，只能是西藏喪失原有的權利。而胡耀邦的 “ 六條 ” ，卻條條都是北京方面自覺向西藏交還權利，或是主動充諾給西藏更多的好處。
  不管中央的動機到底是什麼，胡耀邦的 “ 六條 ” 肯定給西藏帶來了好處。對農牧民的免稅、免徵購自不必說，那是最直接的好處，從那時到現在一免就是十幾年。實行鼓勵私有化的經濟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數勞動者的歡迎。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在胡耀邦西藏講話之後，從一九七九年的五億多元長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億元 ﹕ 北京對西藏的基建投資，也從一九七九年的一億多元長到一九九三年的九億多元 [4]。西藏從這幾方面（ “ 六條 ” 中的二、三、四條）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是對西藏有特殊意義、可以被稱為轉折的，卻是 “ 六條 ” 中的另外三條（一、五、六條）。
  對於第一條，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 “ 西藏工作座談會 ” 所發的 [1980] 31號文件上，已經正式宣布 ﹕ “ 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制定的方針、政策、制度，發往全國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西藏黨政群領導機關可以不執行或變通執行 ”[5]。對以高度集權為基本特徵的中共，在發給全黨的文件上做出這種許諾，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後，對此又進一步強調，甚至在大會上以煽動的口氣號召 ﹕
  今天在座的縣委書記以上的都在這里吧？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們都要搞啊，以後你們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東西，我們就要批評你們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懶漢思想。 [6]
  多少年來，中央奉行舉國一致，不要說行動，連聲音都只能有一個。尤其對邊疆的少數民族，有史以來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絕對服從。主動促使他們不要那麼服從甚至敢於抗拒，這似乎是第一次，讓人不能不感到驚訝。
  在談到西藏文化地位時，胡耀邦講得更具體，如在西藏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全部由國家包起來，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學生；還有漢族幹部必須學習藏文等，包括斷言西藏的音樂舞蹈比漢族高明得多。從他談的那些具體事中，可以體會出他在極力推動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於自主，促使他們去自覺爭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這種內在的推動遠比那些具體的措施對西藏人的影響更大。雖然他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號文件轉發的 “ 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 ” 里已經有了 “ 全面落實宗教政策 ” 之談，要求 “ 尊重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 ” 。而胡耀邦強調加強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強，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隨之復興。
  恢復宗教自由，可以說是北京在西藏 “ 撥亂反正 ” 的主要標誌之一，也是它為了平息西方的譴責而向世界做出的開明姿態。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宗教都已經達到相當自由與繁榮的程度，大大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狀況。除了 “ 政教合一 ” 和領主式寺廟經濟沒有恢復，與 “ 民主改革 ” 以前的狀況也已相差不大。雖然中共時有宣稱對宗教要實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頭，實際還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期，到處彌漫宗教氣氛。喇嘛僧人不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當局也把他們作為 “ 統戰 ” 對象，優撫有加。每個地方都在興修寺廟，其中很多資金來自中共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修繕布達拉宮，北京撥款五千三百多萬元；為十世班禪建陵塔，北京撥款六四 0 六萬元，黃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這方面情況前面已經講了不少，不再重復。直到 “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之後，尤其是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中共把西藏不穩定的根源歸於宗教，才對西藏宗教採取了鎮壓措施。這是後話。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 “ 撥亂反正 ” ，也體現在使用語言文字的變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間，官方語言完全變成漢語。開會、發文件、寫材料，都使用漢語，不用藏文。不僅漢族幹部不學藏文，連藏族幹部也不學藏文了。甚至當時提拔幹部，漢語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條。那到不見得是出於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藏語文的陰謀，而是圖省事。當時幹部多為漢人，開會、行文堅持使用兩種語言會增添很多麻煩，耽誤時間，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兩種語言的機制被放棄，不會漢語的藏人幹部在工作中就難以溝通，負責提拔幹部的漢人自然就不願意要他們。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後，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連續數次發文，要求在工作場合使用藏語，行文用兩種文字，開會用兩種語言。並且要求把 “ 藏文水平的高低作為升學、招工、轉幹和使用、晉級、提拔幹部的一項主要條件 ” [8]。對比歷史上的統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統治的民族放棄自己語言，國民黨官員甚至設想西藏活佛的轉世靈童必須通過漢文考試才可承襲活佛之位 [9]，中共這種做法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這種推動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農村已經很少看到漢字，連基層機關門前掛的牌子----包括黨委---也全都是藏文，讓不識藏文的漢人弄不清該進哪個門。基層開會的語言仍然只用一種 ----不過已經不再是漢語，而換成了藏語。崗巴縣一位漢族副縣長跟我說，縣政府開會從頭到尾全講藏語，只在最後時講一句漢語 ------問聽不懂藏話而乾坐一旁的漢族幹部對討論結果是否同意。
  不過相比之下，對西藏最具轉折性的，還是 “ 六條 ” 中的最後一條---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之所以崗巴縣開會的語言換成了藏語，主要並不是因為上面有要求。如果崗巴縣黨政領導的主要成員都像過去一樣是漢人，上面的命令再堅持也是沒用的。同樣道理，胡耀邦號召西藏不要全聽中央的，要保護 “ 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 ” ，如果不把西藏的黨政幹部從以漢人為主體變成以藏人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漢人幹部去保護？在講話中，胡耀邦對這一點說得最多，比其他幾點都長一倍以上，足見他把這一點當作重頭，而且要求得非常具體。他的原話有這樣一段 ﹕
  昨天我們商量的結果，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萬里插話 ﹕ 我那天提了個二八開。）他比我還要激進一點，我也贊成。他說藏族幹部佔百分之八十，漢族幹部佔百分之二十，（萬里 ﹕ 我指的是縣級幹部二八開，區級幹部百分之百 … … ） [10]
  對這一點，當時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對此的說法是 ﹕“ 聽說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決定後打通。” [11]不過，有阻力也僅是在掌握西藏高層權力的漢人，對一般漢族幹部和職工，以往是想回內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給他們開這個口子。胡耀邦的講話如一股強風，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經營的漢人隊伍吹得人心紛亂。回內地成了當時所有在藏漢人的話題。而藏族幹部當然願意漢族幹部給他們讓位，所以兩廂情願，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專門把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漢人大批內調很快就進入實際操作。
  胡耀邦講話之後半個月，內調方案已經出台。方案是這樣設計的 ﹕ 當時西藏共有幹部五萬五千人，其中漢族幹部三萬一千餘人，準備內調二萬一千人；有工人八萬多人，其中漢族工人四萬多，準備內調二萬五千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計劃共九萬二千名漢人在兩三年內離開西藏回內地 [12]。
  當時西藏的全部漢族人口為十二 ‧二四萬人 [13]，由此計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漢族人口應該在胡耀邦講話後從西藏調回內地。但在實際上，上述方案沒有完全做到。那是因為大批漢族幹部職工的內調，使得西藏很多部門單位的工作幾乎陷于癱瘓，不得不中途改變原來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漢人在那次大內調中離開西藏？人口統計數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漢族人口從一九八 0年的十二 ‧ 二四萬人減少為七萬零九百人 [14]，也就是說，有五萬一千五百名漢人離開了西藏，五年內西藏的漢族人口減少了四十二％，即使沒有達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謂不大。
  達賴喇嘛所說 “ 胡耀邦提出中共駐西藏官員減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納 ” [15] 是沒有根據的。胡耀邦講話僅一年，阿沛 ‧阿旺晉美在西藏直屬機關縣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就談到 “ 在短短的時間里，至少內返了漢族幹部職工和家屬三萬多人 ” 表示 “ 第一批比原計劃走得多了些 ” ，同時表示 “ 內調工作的政策沒有變 ” ，還要搞下去 [16]。據我對西藏阿里地區的實地調查，那次內調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漢人幹部，內調後只剩二百多人，減少了將近九十％。相比西藏其他地區，阿里的漢人是走得最徹底的。一是因為阿里地區最艱苦，漢人對內調特別積極；二是因為多少阿里地區的藏族專員（地區最高行政主管）特別放手，提供一切條件讓漢人離開。那位專員因為 “ 對中央精神貫徹得力 ” 在當時受到上級表揚，現在已經提拔為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後來阿里地區雖然又重新接納了一些漢人（多數是學校分配的畢業生），到九六年全地區也只有四百多名漢族幹部，遠遠不能跟當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漢人的人數減少，權力也在同時交給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區一級幹部五十六人，已經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佔六十八％；四百八十七名地區級幹部，藏族為三百一十三人，佔六十四％；縣級幹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佔六十％ [18]；區鄉一級的幹部則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級除了黨的第一書記大部分由漢人擔任，政府、人大、政協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財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門的職位也都屬於藏人。
  後來西藏出現反對漢人的運動，胡耀邦也因為 “ 制止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 ” 被鄧小平罷免，他在西藏的講話（包括後來去新疆也講了類似的話）也遭到攻擊，並被認為是他個人的任意發揮。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胡的講話沒有離開此前已經下發的中共中央 [1980] 31號文件。按當時的中共體制，胡擔任的總書記只是具體辦事的角色，他頭上還有中央主席（華國鋒）和數位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中央文件的內容和發布絕對不會沒有他們的參與和批准。當時的中共高層人物對西藏採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場。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開 “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到會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窮、習仲勛等，與胡耀邦的口徑都完全一致，甚至還更激進 [19]。
  對於中共為什麼決定向藏族幹部讓權，胡耀邦講話中有兩個解釋 ﹕ 一是 “ 毛主席、周總理生前教導 ” ，藏族幹部 “ 成長起來了 … … 要把擔子多給他們，他們挑這個擔子比我們挑得好 ” ， “ 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 ” ！ [20] 這種共產黨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個解釋是經濟的，胡的原話是這麼說 ﹕
  “ 你們沒有算這個帳，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帳？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面，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氣呀！這麼一來（指把漢族幹部調走），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 [21]
  這個理由具有鄧小平的實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減少西藏 “ 穩定集團 ” 的漢人成員，讓藏人成為 “ 穩定集團 ” 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僅五萬漢人回內地休假的路費和薪金，每年也得幾千萬，換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這筆錢。鄧小平的哲學一向是有利即幹（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方法則是 “ 摸石頭過河 ”，走一步瞧一步。那時的藏人已被毛澤東時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碼當時看不出會有 “ 反骨 ” 。中共高層又在改革初期受到舉國擁戴，產生了強烈的自信 �� 只要給人民好處，從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廢待興，萬事纏身的情況下，他們實際上難以對治藏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他們當時沒有想到，正是 “ 六條 ” 的最後一條，最終導致了西藏政權的異質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轉變，目前不是真要給西藏人民以自治權利，他們也確實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戲。但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無論如何是有了改善，並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這個時期獲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狀態
  達賴喇嘛把中共統治下的西藏稱為 “ 西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段時期 ”[22] 。這話既對又不對，或者說一半對，一半不對。從他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國統治下已有近四十年時間。這四十年分為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個時代從時間上大概各佔一半。客觀地評價，把毛澤東時代稱為 “ 西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代 ” 是有理由的，但是對鄧小平時代卻不能一概而論，那雖然也是中共統治，卻應該被視為藏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所說這 “ 最好的時期 ” ，既是相對毛澤東時代而言，也是相對達賴時代而言。相對毛澤東時代而言，一般不會有人反對這樣的結論，相對達賴而言，也許就會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儘管達賴時代與現在存在社會制度上的差別，但是並非就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時是 “ 野蠻黑暗的農奴制 ” 。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區別（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上的文化），而文化無 “ 好 ” “ 壞 ” ，也就不能用 “ 進步 ”、 “ 落後 ”、 “ 野蠻 ” 等概念進行衡量和比較。
  在後現代性的語境里，社會的 “ 好 ” “ 壞 ” 的確不容易進行比較。即使以鄧小平時代藏人不再賦稅當差去比較達賴時代繁重的烏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對主義觀點爭辯達賴時代的藏人並不以烏拉差為苦（雖然在事實上值得懷疑）；或者以過去對領主有人身依附關係的農奴比較其今天獲得了人身自由，從文化角度也可以說他們寧願做本民族上層社會的家奴，也不願意做中國人統治下的 “ 自由人 ” （雖然也難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個社會的狀況，並非全部取決于相對的感覺，還有一些指標是絕對的，對哪個社會都是適用的-----如人口增長幅度，平均壽命，兒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說鄧小平時代藏人狀況好過達賴時代，我們不談文化，僅從這類絕對指標進行衡量。
  以現在的人口增長幅度為例 [23]，中共進藏以後，現在人口增長幅度遠超過達賴時代，可見下表 [24]﹕

年代
13世紀80-18世紀30（450年）
18世紀80-中共進藏（210年）
中共進藏至達賴出走（52—59）
1959年—1980年
1980年—1994年

人口增長數
38
11
7.8
62.48
46.70

平均年遞增

10.6
6.8
50.9
25.2
均年遞增

0.05
0.73
2.00
1.64

註 ﹕1、上表中的人口增長數為萬人。 2、增長幅度和平均遞增率均為百分比。
  把中共從一九五九年接管現在政權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計算，西藏自治區的人口總數增長了一百零九 ‧ 一八萬，增幅為八十八 ‧九％，平均年遞增率為一 ﹒八三％。這個人口遞增率是中共進藏以前人口遞增率的三十六 ﹒六倍。如果說中共進藏以前西藏缺乏統計體系，數字不足為憑，那麼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共掌權時期與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達賴喇嘛掌權期間相比，人口遞增率也是後者的二 ﹒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數年以前就已經開始討論西藏的 “ 人口爆炸 ” 問題 [25]。
  雖然政府已經在藏人幹部職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進行 “ 計劃生育 ” ，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漢人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農牧區，僅僅是進行 “ 宣傳 ” 和 “ 鼓勵 ” ，並沒有像西方輿論傳言的那樣採取 “ 強迫藏族婦女流產和絕育 ” 以及 “ 在西藏實行種族滅絕 ” 的措施。事實上政府控制人口願望也幾乎沒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見的藏族農牧民，每家都是四五個、五六個乃至七八個孩子。
  從人口研究的統計數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區藏族育齡婦女 “ 出生孩子率 ” 為 ﹕ 一孩二十三 ﹒七三％；二孩二十0‧ 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四孩十一 ‧ 八一％；五孩以上二十九 ‧ 二六％ [26]。可見生育五個孩子以上的藏人婦女佔最大比例。
  美國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區長達十六個月的實地觀察也支持這種看法，他發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號美國《亞洲概覽》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區的生育控制政策 ﹕ 是謊言還是事實》上這樣寫 ﹕
  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限制游牧和農墾地區的婦女所生孩子的數目的證據，儘管對於計劃生育和小家庭的宣傳、贊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門所在的周圍地區。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聽說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絕對沒有強迫履行計劃生育和限制家庭規模的任何壓力。事實上，一個有許多孩子的婦女來問我們能否幫她獲得避孕藥。當我們調查這些的時候，我們發現在離此地騎馬三天路程遠的地方有能進行避孕注射的醫療所，在更遠的縣總醫院，能進行人流和絕育手術。當一九八六 �� 一九八八年我們在那里進行調查的時候，還沒有發現稱讚小家庭的宣傳。一九九零年，兩種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藥丸）被小規模地分發給鄉級官員，他們被教導要問一問處於再生（孩子）年齡的婦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沒有壓力或強制施之於她們了。令人吃驚的不僅是牧民，連她們的官員，都有一個大家庭。帕拉的四名當地共產黨員（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牧民）的多產經歷即反映了這一點。對於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 ﹕ 黨委書記的妻子已有了七個孩子（六個活著）；第二個官員的兩個妻子（一個是繼妻）共有八個活著的孩子；第三個的妻子已有了七個孩子（六個活著）。這些高生育的總的觀察可以對該游牧社會的所有女性的統計信息為證明。
  … … 我們認為，不斷存在的有關西藏生育控制領域的普遍的對人權的侵犯的訴說，並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統的和強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觀表現，而是圍繞著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漢鬥爭的高度情緒化的氣氛的表現。那些報導體現出了政治感情是多麼容易誤傳客觀事實。
  達賴時期，西藏的嬰兒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剛進藏時，嬰兒死亡率高達 430％ [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為 97‧ 40％（其中城鎮嬰兒死亡率為 38‧ 70％）[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從 28％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 9‧ 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從達賴時期的三十六歲提高到六一 ‧ 四歲（一九九零） [30]。
  在生產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為了排除北京供養的因素，我們不看以比較撥款為基礎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也不看以 “ 穩定集團 ” 成員及家屬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農業生產和農牧民的生活 ﹕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區）的糧食總產量增加了四倍多，從三 ‧ 一億斤[31] 增加到十三 ‧ 三億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區）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六十九 ‧ 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長四 ‧ 六倍 [33]；
   -----按農業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產肉類三十三 ‧ 二三公斤，油料五‧ 一五公斤，奶類六十一 ‧ 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個數字分別上升到五十一 ‧ 九六公斤，十四 ‧六八公斤，八十 ‧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別為五十六 ‧四％，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為九百零三 ‧二九元 [36]。
  再看西藏的教育。達賴時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幾乎完全由寺院承擔，只有從小被送進寺院，才有可能通過念經學習識字。本世紀以來西藏開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進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辦學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個，在校學生三千二百人左右，佔當時西藏人口的 0‧ 二六％ [37]。還有一些貴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學。普通百姓則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國民黨政府曾在拉薩辦了一所正規學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學生高小畢業 [38]。中共進藏後，從一九五二年創辦第一所小學，一九五六年創辦第一所中學，一九六五年創辦第一所高等學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區已經有小學三四七七所，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九十三所，高等學校四所，共有二十七萬名學生在校，佔西藏（自治區）人口總數的十一 ‧七二％，其中小學兒童入學率達到六十六 ‧五九％。 [39]文盲從達賴時期的九十％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 ‧ 四三％ [40]
  為了鼓勵兒童入學，中共政權在西藏採取了特殊的鼓勵政策 ﹕ 對所有入學學生實行 “ 三包 ”----即包吃包住包學費，全部免費。由於西藏地廣人稀的環境、流動的生活方式和對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傳統生產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內驅力相對較弱且難度很大。西藏教育發展到今天這種水平，是靠政府長期不懈地推動、扶持和注入資金才能實現的。
  當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說成是對藏人進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學校教育中也的確有大量 “ 愛黨愛國 ” 的意識形態教育，但是從加強統治的角度出發，最有利的不是推廣教育，反而是實行愚民政策。教育開啟人的心智，使人眼界開闊，思想活耀，產生獨立意識，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 “ 洗腦 ” ，也是做不到的。當前凡具有較強西藏分離主義觀點與情緒的人，大多數都是從中共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不無嘲諷地證實了這一點。
  僅僅靠以上數字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人活著不僅是為了增長人口、延長壽命或是簡單地獲得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毛澤東時代西藏的人口增長甚至比鄧小平時代還高（一九六九年 ----- 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區人口遞增率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二 ‧一二％，鄧小平時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為一 ﹒六二％ [42] ，但是不能因此說毛澤東時代藏人的狀況是最好的。的確，鄧小平時代藏人狀況的改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壓迫。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當年那種政治迫害已經不存在。運動沒有了，階級不提了，隨著土地和牲畜 “ 承包 ” ，家庭經濟獨立，財產變為私有，連行政管制也都隨中共基層組織的癱瘓而松弛到極點，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區，幾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對這一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談到的一個例子是 ﹕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個下午，幾個牧民拿著新買的收音機到我們的帳篷里收聽印度臺的藏語節目，這一事實比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帶來的影響。他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大，而我們的帳篷離一個中共幹部的帳篷只有幾米遠，我們就問他們是否在乎那個幹部聽見沒有，牧民大笑道 ﹕ “ 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聽。 ” [43]
  儘管現在還會有中共官員欺壓百姓的事情，但達賴時代有農奴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嚴的等級制度，政治上也一樣會嚴厲懲罰任何敢於反對（哪怕是在言論上）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擺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鄧小平時代基本恢復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評價是 ﹕
  新政策帶來的變化在宗教方面表現尤甚。我們在帕拉考察期間，牧民們能自由地從事他們傳統的宗教儀式。許多牧民家里設有香爐或是插有經幡。牧民們不再擔心宗教性擺設會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達賴的徽章或公開擺有達賴的照片。搖轉經筒，數佛珠、瞌長頭等都是很常見的。甚至在官方舉辦的一些活動，像夏季賽馬會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動，僧人們可在一個當權寺院的帳篷里祈禱 … …
  牧民們自由地到寺院或聖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薩旅行。許多人積極支持一些佛教活動的回歸，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幫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時僱僧人超度亡靈等 … … 牧民中巫師的出現也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變化。這種宗教活動不但中共，甚至連西藏流亡政府都認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說鄧小平時代的西藏還存在著對宗教的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針對寺廟組織和僧侶，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已經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對寺廟和僧侶的限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只停留在口頭，實際難以執行。對此，中共研究人員的文章有如下結論 ﹕
  一是未經有關部門批准而自行開放寺廟和宗教活動點過多。三中全會以後 … … 經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需維修開放的寺廟有二三五座，經各地行署（市）和縣批准的宗教活動點九十七座處。但是，近幾年來，我區開放寺廟有些地方已超過所批准的數量，現在不少寺廟是群眾自行開放的。有些地方寺廟數目超過了 “ 文革 ” 以前。昌都地區到今年為止，全地區已修復寺廟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個，宗教活動點一百二十一個，日措三十七個，共計三百三十處。其中自治區批准寺廟四十九座，各縣批准寺廟、宗教活動點二百八十一處。與 “ 文革 ” 前的全地區五十六座保留寺廟相比較就有較大的增加。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這種自行開放的寺廟數量還在增加。他們不經有關部門批准，就大興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誤認為現在落實宗教政策就是發展宗教。一些寺廟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華，精雕細刻，富麗堂皇，一個比一個規模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員過多 … … 全那曲地區僧尼已佔全地區總人數的一‧五％，還不包括家庭僧尼。索縣西昌鄉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個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區經自治區批准開放寺廟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員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縣批准的寺廟、宗教活動點二百八十一處，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眾自發修復宗教活動點一百一十六處，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這些僧尼大多數都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比如縣白嘎鄉有七十四個喇嘛，而該鄉的小學也只有七十四個學生 … …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動搞得有些過頭。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個別地方鄉黨支部組織群眾開展正常的學習和生產活動時，有的群眾不聽、不參加，甚至還罵鄉幹部，使這些基層幹部受孤立、受打擊。而活佛、喇嘛說的話，不管是否正確，百分之百地聽，不折不扣的去執行。 … … 另一種是一些黨員公開參加宗教活動。[45]
  不過無論如何，鄧小平時代的西藏宗教肯定無法與達賴時代相比，那時的西藏以宗教為本，政教合一，僧侶地位至高無上，寺廟數量和佔有的財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當今任何一個由世俗政權管理的社會，宗教都已經不可能再恢復到那種地步。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鄧小平時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寬松，中共政權的確依然對某些藏人實行政治迫害，把他們關進監獄，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西藏發生抗議活動之後，中共中央召開的 “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確定了對西藏實行強硬政治路線，堅決鎮壓對它統治西藏構成挑戰的任何勢力。事實上，中共在這方面從未有過寬容，並且一直神經過敏，反應過度。如果說八十年代初期它還對國際社會有所顧忌，現在則強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對它的這種轉變，下一章將進一步談及。
  不過，北京的這種鎮壓目前只針對危及其對西藏統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問題，別的它基本不管，都給予自由。然而對那些爭取民族獨立的藏人而言，別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這形成了一個互動的循環 ﹕ 爭取西藏獨立的活動招致中共的鎮壓迫害，反過來中共的鎮壓迫害又成為西藏應該獨立的理由，更加刺激爭取西藏獨立的鬥爭。
  西方人大都認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樣，也是全民集體投身於民族獨立的鬥爭，因此中共迫害參與西藏獨立活動者就是在迫害全體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會，會知道並非如此。西藏的地廣人稀使藏人難以產生商業衝動，也同樣難以產生政治熱情。也許在理論上，他們作為信徒會贊成達賴喇嘛的任何主張，然而這種贊成僅是停留在表態。他們的生活處於有史以來的最好狀態，西藏獨立與否，主要與民族精英的利益相關，百姓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說道底，在一個教育還不普及，信息化和組織化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大多數人民最關心的只是現實生活，只要生活好，統治者是誰或獨立與否都並不那麼重要。
３﹒“ 內王外圣 ” 的尷尬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有一個根本的性變化，即從一個意識形態至上的政黨變成了一個奉行實用主義的權力集團。它幾乎放棄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則，唯一保留的底線就是它的權力不受觸動。不超越那條底線，什麼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條底線，它就會做出強硬激烈的反應，專制本色顯露無遺。
  在鄧小平的 “ 改革開放 ” 棋盤上，改變西藏政策的意義之一是為了向關注西藏問題的西方社會顯示中共的“ 開明 ” ，以換取西方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支持。那時候，中共並不擔心會它在西藏的權力會受到什麼威脅。西藏當時一片平靜，藏人也非常馴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達賴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參觀團，並做出了參觀團可以進行自由考察的允諾。與毛澤東時期的鐵幕狀態相比，這種開放姿態讓世界刮目相看。然而，這也表現了北京對西藏情況的無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對西藏情況的自我宣傳之中，以為西藏真是取得了 “ 翻天覆地 ” 的變化，相信達賴喇嘛的參觀團在親眼目睹後也會為之折服，從而沒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復對西藏的統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員還認真地召開了會議，要求各級組織對當地群眾進行規勸，不要因為對舊社會的痛恨而向達賴喇嘛的參觀團扔石頭或吐唾沫 [46]。
  事實卻讓北京當眾丟臉。由達賴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領的第一個達到西藏的參觀團，在所經途中受到了成千上萬西藏人的歡迎，人們圍著參觀團歡呼，流著熱淚，長跪在地，獻上他們的哈達，每個人都想讓達賴的哥哥撫摸一下，很多人呼喊著達賴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參觀團訴說他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參觀團的成員也禁不住失聲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獨立的口號。參觀團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壞，人民生活貧窮、落後、物質匱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達賴喇嘛統治的時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為自豪的公路、建築等基礎設施也不盡人意，遠未達到北京自我宣傳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層人士為這個弄巧成拙的事實而震驚。尤其是成千上萬西藏人迎接參觀團的悲痛場面展現到世界，對北京是無法挽回的慘敗。一向自詡為代表人民的中共，這回如何解釋民心的背離？
  它必須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開了 “ 西藏工作座談會 ” ，調整了對西藏的政策，隨之胡耀邦去西藏講話，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轉折意義的 “ 六條 ” 。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時間內發生根本變化，改變西方人對中共統治西藏的疑慮。
  “ 西方人會怎麼看？ ” 這在整個八十年代成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發點。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實惠，不過西藏後來出現的許多矛盾，也都是從這個問題發源的。
  達賴方面的第一個參觀團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丟臉面後，北京仍然接受了後面幾個參觀團繼續訪問西藏。它內心已經不情願，只是事先已經允諾，不能讓西方人看到自己說話不算。然而它又決心避免第一次的情況重演，因此便採取了一系列限制參觀團自由活動的措施，對西藏群眾也進行嚴密控制，切斷他們與參觀團的接觸，為此而搞了許多小動作。作為互動的對方，參觀團當然採取要打破封鎖的反措施，公開表達不滿，並通過西方媒體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為。在這種對抗中，雙方矛盾日益加劇，北京最終以參觀團對藏人進行反中國煽動為名，停止了參觀團繼續對西藏進行訪問。
  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什麼鄧小平時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澤東時代改善了許多，卻受到世界輿論的更多譴責。毛澤東時代是徹底的專制暴政，達賴也好，西方人也好，誰也不準進入西藏，什麼都看不到，與北京也形不成互動關係。外面的人盡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與苦難，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沒有具體材料的支持，尤其沒有 “ 正在進行時 ” 的新聞熱點，所以無法引起傳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眾關注。輿論譴責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態。到了鄧小平時代，達賴喇嘛的參觀團和西方記者有了進入西藏的可能，本來是進步，然而可以對中國統治進行譴責的具體材料這時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達賴喇嘛的代表當然不可能贊揚中共的統治，而西方記者無論在哪里（包括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都是首先把問題（中共術語中的 “ 黑暗面 ” ）當作新聞。慣於對新聞進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會條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夠干涉或者進行欺騙，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為新把柄，給西方傳媒進行的抨擊增添新材料。
  這就是在開放條件下中共面臨的難題，它既想對國際社會表現自己開放，事實上又不是真的開放，於是就會與國際社會形成系列的互動，造成矛盾持續不斷地產生，最終越來越遭人譴責。
  借用中國古代 “ 內聖外王 ” 的概念來比喻，專制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王道，即使是搞開明的專制政治，也只能 “ 內聖 ” 而必須 “ 外王 ” 。從專制政治的本質而言， “ 外王 ” 是保持其社會穩定不可不有的統治方式， “ 內聖 ” 則只是表達一種理想，或是臣民對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種例外，大部分專制政治的實際狀態只能是內外都 “ 王 ” 。或是說，究竟是 “ 內聖 ” 還是 “ 內王 ” ，並不從本質上影響專制統治，但是專制統治必須是 “ 外王 ” 的。
  在這方面，鄧小平顯然沒有自覺意識，他改變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給西方人看，那是一種表演。既然是表演，當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 “ 外王 ” 變成（至少是裝成） “ 外聖 ” 。而中共在本質上又是一個專制的權力集團，不容許任何對其權力（包括其對西藏的主權）的觸動和威脅，所以它又必須是 “ 內王 ” 的，結果就成了 “ 內王外聖 ” 。
  對於專制統治，沒有比 “ 內王外聖 ” 更糟糕的狀態了。那最容易製造矛盾和出現失衡，導致 “ 給人吃肉遭人罵娘 ” 的結果。 “ 外聖 ” 給了反動派勢力和社會不滿情緒生長的土壤和擴散空間，不可能不與其專制極權的本質發生衝突。而為了維護 “ 外聖 ” 形象，它可能開始步步被動後退，起到鼓勵反對派的作用，使其得朧望蜀，然而它的 “ 內王 ” 又決定它不可能退得徹底，反而會引發更大的衝突，直到局面對它的權力構成了嚴重挑戰，它最終就一定剝掉 “ 外聖 ” 的外衣，以血腥鎮壓解決問題。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那次座談會的指導思想與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基本一致，進一步促使加快改變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會有了很大發展，然而卻在同時出現了越來越多離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薩發生一九五九年以來首次公開示威。從那以後，拉薩騷亂不斷，中共不得不多次動用軍警，對示威者開槍鎮壓，連續製造震驚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對拉薩實行長達十四個月的軍事戒嚴，標誌鄧小平的西藏政策徹底失敗。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間隔的時間之長（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與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只間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對西藏的變化、走向與應對策略茫然和無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它重新回到了內外都 “ 王 ” 。
注釋
[1] 郭錫蘭 1980年 6月 3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二屆五次會議上的講話，載《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頁 97— 98。
[2]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頁 15— 32。
[3] 同上，頁 15— 32。
[4]《西藏統計年鑒 ‧1994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90， 109；《西藏自治區基本情況手冊》，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政研室編，表 4— 15、 4— 16。
[5]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頁 3— 4 。
[6]同上，頁 21。
[7] 劉偉，《西藏的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 194， 253。
[8]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貫徹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文件選編》（第二集）頁 89。 [9] 黃慕松在他的進藏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 “ 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轉世之小童，學習漢文，成年時考試及格，始准其承襲，斯亦統治上之要道歟。 ” （《使藏紀程》頁 50）
[10]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頁 29 — 30 。
[11]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頁 29。
[12]《西藏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大批調出進藏幹部、工人的請示報告》，見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上），頁 51。
[13]《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200。
[14]同上
[15]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 ﹕ 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年，頁 292。
[16]《西藏自治區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頁 236— 237。
[17]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政研室編，《西藏自治區基本情況手冊》表 12— 65。
[18]同上
[19]1984年 2月 27日至 3月 6日胡耀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七次講話眾元老插話，見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情況通報》第 372期。
[20]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室《西藏自治區中央文件選編》頁29。 [21]同上頁31。
[22]達賴喇嘛等，《慈悲》，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6年，頁 67。
[23]以下表格數字取自《西藏統計年鑒‧ 1995年》和《中國人口 ‧西藏分冊》或根據其提供的數字計算所得。
　　　 [24]對以下數字，需要注意的是中共進藏以後的人口數僅指西藏自治區的人口，而非指整個藏區人口。在整個的統計系統中，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人口都隨其所歸屬的省進行統計。另外， 1959年 — 1980年期間人口增長的平均年遞增率較高，與漢人遷入有關； 1980年 — 1994年的遞增率降低，與漢人的遷出有關。目前總人口中有 65749名漢人（ 1994年），佔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的 2‧9 ％；即使在漢人最多的 1980年（漢人為 122400），在當時西藏自治區總人口中佔的比例也只有 6.6 ％，所以漢人的增減對西藏自治區人口的總體分析影響不算太大。
[25]岸波，《西藏 ﹕人口在爆炸》，見《西藏青年論文選》 1991年，頁49—52。
[26]《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25。
[27]《健康報》， 1991年 5月 16日。
[28]《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331。
[29]同上， 1992年，頁 329— 330。
[30]《西藏日報》， 1990年 11月 28日；《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333。
[31]《西藏日報》， 1991年 3月 11日。
[32]《西藏統計年鑒 ‧1995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162。
[33]孫勇等《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簡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頁122。
[34]《西藏統計年鑒 ‧1995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179。
[35]《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342。
[36]《西藏統計年鑒 ‧1995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178。
[37]《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209。
[38]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1年，頁 60。
[39]《西藏統計計鑒 ‧1995年》，中國統計出版社，頁 282— 284。
[40] 《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40。
[41]我在一所牧區小學見到一個九歲的學生，家里送他上學要騎馬走七天，還要在沒碰上惡劣天氣的前提下。路上要翻數座雪山。有時為了不耽誤放牧，還要趕上成群的牛羊，一邊放牧一邊走路，路上的時間就更長了。孩子的父母一個往返要走半個月到一個月，因此孩子最多半年回家一次。要動員這樣的父母送孩子進學校，基層政府要費很大力氣。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入學率指標，有些基層政府不得不額外撥一筆專門資金進行 “ 獎勵 ” 。誰家送孩子上學給誰家發獎，不送孩子上學的則罰款。有些父母寧願交罰款也不讓孩子上學，除了舍不得孩子離家，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已經可以放一群羊，一年的收益還多於罰款。
[42]《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年，頁 195。
[43]戈德斯坦，《中國改革政策對西藏牧區的影響》，載《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輯，頁 356。
[44]同上。
[45]白瑪朗杰，《現階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載《西藏社科論文選》，頁207-208。
[46]M‧C戈德斯坦，《中國改革政策對西藏牧區的影響》，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年，頁 354。
[47]M‧C 戈德斯坦，《中國改革政策對西藏牧區的影響》，載《國外藏學譯文集 ‧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年頁 353— 354。曉暉等，《紐約訪達賴喇嘛》，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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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中 共 在 西 藏 的“ 撥 亂 反 正 ”

第十五章中共在西藏的
“ 撥亂反正 ”